决战太原(一)
作者: 张珉 来源: 太原道
1949年4月24日,经过六个多月的鏖战之后,国共内战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结束了。每年的四月,都是追忆那场战争的日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
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
决战太原系列之一:徐向前与阎锡山的恩与怨
1948年仲夏,广袤的晋中平原上,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起伏,与往年麦收时节不同的是,空气中弥漫的不只是麦秆的清香,更有浓重的硝烟味,晋中一战,阎军主力已被歼灭殆尽,古城太原,再一次兵临城下。城外,饮马汾河的是华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徐向前;城里,枕戈待旦的是统治山西38年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一水之隔的同乡如今被一道城墙阻隔,国民师范的老师、第二战区的长官近在咫尺却无缘再次聚首,昔日的三重渊源无以为续,剩下的只有“生不与之两立,死不与之觌面”的誓言,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生死对决。
对于眼前的这座城市,徐向前并不陌生,此前他曾经有过两次终生难忘的太原之行。对于城里的人,他更是熟悉,这里有他的老乡与同学,也有故旧和亲朋,还有他现在的对手阎锡山,而徐向前每一次的太原之行都与这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徐向前第一次知道阎锡山的名字是在1911年,当时年28岁的阎锡山响应武昌起义并被推举为山西都督的时候,徐向前还只是在家乡滹沱河边戏水的懵懂少年,河的对岸,就是阎锡山的故乡河边村。
1919年3月,一个从未踏入过城市的年青人从五台县永安村来到了省会太原,他此行的目的是报考即将成立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这个几天前还在一家杂货店学徒的小伙计,当时的名字还叫徐象谦,这一年,他18岁。徐象谦准备报考的国民师范,由山西督军阎锡山创办,这位曾留学日本、接受了近代先进思想的一省之长此时正致力于在全省推行新政,这一年,他36岁。
在速成班学习的两年间,徐象谦经常可以看到阎锡山光顾校园,并兴致勃勃的向学生们训话,讲台上以师长自居的阎锡山此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精心培养、寄予厚望的学生中,就暗藏着自己38年割据统治的终结者,此时此刻,无论是阎锡山身边的国民师范首任校长赵戴文,还是徐象谦身边的同学,他们都不曾意识到,改写山西近代历史的两个伟人,就如此之近的同时矗立在眼前。
山西国民师范主楼
毕业后的徐象谦回到家乡,在河边村川至小学任教,如果不是因为传播进步思想被学校辞退,他或许会在山村教师的位置上度过平凡的一生。1924年,大哥徐受谦的又一封来信再次改变了二弟的命运,这一年,徐象谦考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尽管在考入军校的同时就自然成为国民党党员,但徐象谦最终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激情年代里投身革命洪流,他的名字也改成了徐向前。
关于徐向前改名,有人说,这代表着他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对于信仰的追求,也有人说,这两个谐音字的变换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按照孔庆东的解释,这个新名字预示着今后将越走越平坦。有意思的是,徐向前和阎锡山后来都被文人编入对联成为趣谈,“风入林则徐徐向前”,“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几十年来,这两副绝对鲜有工整的下联出现。
据说,得知老家出了一位黄埔军校生,阎锡山曾派人看望这位同乡的父母并留下了馈赠。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在他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匪首”之后,曾有蒋介石派来的人前往永安村探听情况,但阎锡山却因为同乡的关系,从未找过他家里的麻烦。在晋绥军担任军需官的大哥徐受谦,也没有受到牵连。
徐向前再一次来到太原已是1937年9月,时值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多事多秋,陕北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划归第二战区作战序列,做为八路军129师副师长,中央派遣徐向前跟随周恩来前往山西,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讨八路军开赴山西战场等事宜。18年后再次相见,徐向前已经不是讲台下默默无闻的莘莘学子,而是谈判桌前指点江山的共产党代表。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辉煌战绩,也早已使阎锡山熟知了徐向前的履历和才干,他对这个昔日的学生极为欣赏,遗憾于“晋材楚用”的同时,甚至说过“政治上靠薄一波,军事上靠徐向前”这样的话。重视同乡关系的阎锡山始料未及的是,动摇和摧毁其统治的也正是这两个人,有人甚至为阎锡山编出了“老乡老乡,赶你离乡”的台词。
和徐向前一样,薄一波的革命生涯也是起步于国民师范,此外,曾就读于国民师范的中共省部级高级干部还有程子华、王世英、李雪峰等人。彼时的国师,正涌动着红色的暗潮,1936年2月,两名巡警被学生吊打致死,最终导致国民师范停止办学。国师旧址后来成为牺盟会的活动场所,1937年9月,周恩来在原国师大礼堂发表演说,宣传抗日主张。做为周恩来的陪同,徐向前重返母校,校园依旧,但国师却已不复存在,徒增感慨与唏嘘。
国共内战爆发之后,徐向前先取运城,再克临汾,横扫晋中,最终兵围太原。大战一触即发,阎锡山在国民师范的三位学生并没有放弃兵不血刃的努力,徐向前、薄一波、王世英都曾试图和平解放太原,建国后曾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兼省长的王世英甚至准备亲自入城谈判。然而,他们倔强而又顽固的老师封堵了所有和平的希望,太原,这座当时全国设防最坚固的碉堡城,注定必须经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和浩劫。
站在汾河谷地向北眺望,穿过雾气氤氲的原野和放牧的羊群,可以遥见古城太原巍峨的墉楼堞橹,也可以看到环城铁道两侧林立的碉群。眼前这座熟悉的城市,有他人生起步的母校,有他的故旧和亲朋,然而,命运却安排戎马一生的元帅在这里结束最后的征战。持续六个多月的太原战役,后来成为解放战争史上历时最长、战斗最激烈、伤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
徐向前在太原前线
阎锡山决意死战太原,向记者展示五百颗毒药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督军府的东花园人去楼空,寂寥无声,徐向前来了,阎锡山却已离去,一个月前,他应代总统李宗仁之邀飞赴南京参加和战会谈,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阎锡山在败走台湾之前,通过广播对山西做了最后的告别:“山西全体同胞们,我这一回没有赶上回到太原,同我的文武干部及全体军民共同奋斗共同牺牲,我很惭愧,我心上也很不安,现在我天天想到这里,心上还非常难受,但我在一天,一定一刻不会忘了你们”。阎锡山不会忘记的人很多很多,但却不知道是否包括赶他离乡的那位五台老乡?
无论滹沱河的激流如何汹涌,注定只会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徐向前与阎锡山,这两位隔河相望的历史巨人,虽然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走到了一起,却最终因为思想和信仰的差异而做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在截然相反的方向上渐行渐远,直至夹城对峙、殊死苦战,他们之间的距离与隔阂,最终将不仅仅是一条奔腾的河流,一堵厚重的城墙,而是一道宽阔得需要近半个世纪才能逾越的海峡。
太原解放纪念馆徐向前铜像
台北圆山阎锡山之墓
决战太原系列之二:薄一波与梁化之的合与分
2007年1月,中共元老薄一波去世。吊唁的宾客中,来自美国的梁安仁写下了“是先父生死至交,寿近期颐称人瑞;对晚辈呵护有加,缅怀厚谊铭寸心”的挽联。当得知他是阎锡山时代“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的儿子时,现场的凤凰卫视和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都难以置信:父亲当年率众死战到底自杀成仁,儿子现在为什么还会不远万里为昔日誓不两立的对手吊唁?薄、梁两家的子女为什么会如此熟悉亲近?他们两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纠缠不清的渊源?
当年的那场战争,扭曲撕裂了无数的亲情、爱情、友情、乡情、师生情,因为不同的信仰和立场,曾经的兄弟、同学、老乡、师生兵戎相见以死相搏,薄一波与梁化之,就是其中之一。
薄一波和梁化之,同为定襄人,两人的家乡蒋村与师家湾村沿滹沱河比邻而居彼此相望,他们后又成为高小同窗,互相了解和熟悉。不过,薄梁二人之所以成为至交,并不完全是因为同乡和同学的关系,更主要缘于他们在牺盟会的共事经历。
青年时期的薄一波
梁化之
梁化之,名敦厚,字化之,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学生时代曾一度接受过共产主义。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因为这层特殊的姻亲关系,在大学毕业不久就开始担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逐步成为山西政坛上新兴的活跃人物。
1936年,面对来自蒋介石、共产党和日本人这三个方面咄咄逼人的觊觎与滋扰,受严峻形势所迫,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艰难的“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作出了“联共拒蒋抗日”的选择。这一年的九月十八日,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的产物——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正式成立,牺盟会由阎锡山担任会长,实际工作由梁化之和薄一波负责。
梁化之等人为什么会向阎锡山推荐薄一波?阎锡山为什么会选择薄一波做为与共产党合作的中间人?这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影响力、组织能力,尤其是他的共产党背景。为此,阎锡山曾专门派人前往北平,试图保释当时还在草岚子监狱服刑的薄一波。
薄一波以“抗日救亡活动家”的身份重返山西,既是出于阎锡山的邀请,也是接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要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共产党的工作。事实证明,薄一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共产党很快取得了牺盟会的实际领导权,通过举办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发展人员,利用这个“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广泛渗透,使得山西105个县政权中有70余个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共产党控制。抗战爆发后,薄一波建议阎锡山组建了山西新军也就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通过政委负责制将指挥权掌握在了共产党手中。
1937年6月4日,牺盟总会工作人员在太原晋祠留影,最后一排亭内右一为薄一波
薄一波与梁化之共事三年,虽然立场不同,目标不同,手段不同,但从后来的经历来看,至少在“十二月事变”决裂之前,两人的合作非常融洽并且建立了稳固的私交。1996年,薄一波的回忆录《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出版,对于梁化之,书中既做了“有一定的能力”的肯定,也有“愚忠”、“反动”的批评。关于两人的私交,着墨不多,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国民党中央的来电,还是与阎锡山的私密谈话,梁化之都多次透露给薄一波。薄一波营救被关押在山西陆军监狱的共产党员王若飞时,也动用了与梁化之的私人关系。梁化之并非对薄一波没有戒备,他曾经假借醉酒进行过试探,在得出薄一波说实话的结论之后,放手将牺盟会的工作交了出去。2007年,梁安仁在外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及了薄梁两家的世交,梁安仁说:“薄叔等回山西后,整天就在我们家聚会,先母为他们做饭,照顾父亲这些好友,所以我从小就认识他们。”
同床异梦的蜜月最终在“十二月事变”的枪声中结束,阎锡山与共产党以一场图穷匕见式的大打出手而反目成仇,数万山西新军在政委们的率领下投归八路军序列。牺盟会,对于精于算计的阎锡山而言是其一生最大的蚀本买卖,他本人大呼“上了薄一波的当了”。即使在国民党方面,这也是阎锡山的一大污点,1960年,阎锡山在台湾去世后,报刊上曾就他是否应予以国葬进行讨论,《民族晚报》在评点阎锡山一生功过是非的社论中旧事重提,“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壮大。民国28年12月,新军15万之众投共,成为晋冀察区的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欤?”
“十二月事变”,无论对于地方还是中枢,其后果都是极为严重的,阎锡山与梁化之均负有责任,绝非一句“不是我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滑”就能搪塞过去的。梁化之,这个同僚眼中的“左倾分子”因此备受诟病,一度被边缘化,甚至有人要求将他处决。梁化之就此事前往重庆进见蒋介石汇报之际,蒋介石却没有批评责备,反而多有慰勉,并委派他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继续回山西工作,梁化之从此走出消沉,转化成最为顽固的死硬分子。
几年之后,决战太原之际,薄一波已是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而梁化之,也成为阎锡山的钦定接班人、“山西省政府代主席”。薄一波没有出现在太原前线,他与太原战役有关的工作主要是为前线组织后勤保障。薄一波还向毛泽东去电提出了政治解放太原问题的建议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他向梁化之直接写信希望其劝说阎锡山选择和平,虽然梁化之拒绝了薄一波的建议,但薄一波始终没有放弃努力并且又多次试图劝降。
1949年4月24日,梁化之在隆隆的炮声中与五妹子阎慧卿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昔日的乡情和友谊灰飞烟灭,只剩下“生不与之两立,死不与之觌面”的仇恨和决绝。
梁化之的家人,除梁安仁只身逃往台湾以外,妻子宋兰英与另外几个儿女都留在了北京,顾念旧情、敬重老嫂子的薄一波对他们多有照顾。“文革”期间,无论是“革命”的薄家还是“反动”的梁家均未幸免,薄一波被打倒批斗,子女也受到牵连,而梁家遭受的苦难则更为严重,宋兰英与女儿秀蓉夫妇均不堪屈辱而以死抗争。
“文革”结束之后,幸赖胡耀邦等人之力,薄一波得以平反复出。198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出访美国,在纽约与梁安仁会面,薄梁两家因为“文革”而中断的联系得以再续。1982年,薄一波的二儿子前往美国,初出国门之后第一次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而叹为观止,驾车带他四处游览的梁安仁直到三十年后对这些场景也依然记忆犹新。
梁安仁后来多次返回台湾和大陆,在台北拜祭镌刻着父亲名字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冢”,在太原东山脚下寻找父亲再也找不到的墓地,在北京玉泉山拜会薄一波,在大连看望故交并游览观光……
2007年,薄一波去世,梁安仁最后一次回到大陆,薄梁两家,在历经政治风雨之后,是否还会在后代之中延续他们充满传奇色彩的世交?
梁安仁与弟弟梁志仁多次前往北京玉泉山看望薄一波
决战太原之三:当年鏖战血未干——炮火中幸存的战争遗迹
1949年4月24日,经过六个多月的鏖战,解放战争史上历时最长、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终于散尽硝烟。六十多年过去了,岁月改变了城市的容颜却抹不尽历史的记忆,一些经历和见证过当年烽火的战争遗迹依旧残存,它们或散落于闹市,或寂寥于荒野,每当徘徊于此,感怀于物是人非,血仍未干,不由得独怆然而涕下。
五千顽碉我为王——牛驼寨庙碉
太原曾是全国设防最坚固的城市,在环绕全城的五千多座碉堡中,牛驼寨要塞的庙碉堪称“碉王”,独特的造型彰显着它的与众不同,睥睨群雄的傲然更增加了它的王者之气,新影拍摄《决战太原》,日本拍摄《蚂蚁部队》,都曾来这里取景。
庙碉,因为构建于老爷庙基础之上而得名,坡型碉顶是它的标志。从荒草丛生的豁口进入庙碉,昏暗而阴森,射口钻入的光线映照在内壁上,赫然可见后人留下的一行大字:“国军伤亡两万人,共军伤亡一万五千人”,瞬间将思绪拉回战火纷飞的年代。
当年,历时近一个月的牛驼寨争夺战成为太原战役的“凡尔登绞肉机”,其惨烈程度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都属罕见,解放军以五个旅的车轮大战,用2000斤炸药炸开庙碉,在尸山血海之中降伏了“碉王”。
牛驼寨庙碉
雪耻兵团羞奋斗——罕山要塞
东山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其主峰名曰罕山。罕山要塞负责太原东线安全,驻守此地的雪耻奋斗团主要由被俘后遣返的官兵组成,阎锡山希望他们能够洗雪被俘的耻辱。
罕山现在已是太原实验林场的一部分,307国道从山腰穿过,十余座梅花碉、人字碉的残骸隐藏松林与灌木丛中。当年,解放军从东山中部穿插,切断了孟家井通往太原的公路,雪耻奋斗团主力从山间小道逃回太原,留在罕山的残部放弃抵抗再次做了俘虏。
罕山要塞唯一保存完整的碉堡坐落在张家河村的307国道边,黑洞洞的射口仍然使人不寒而栗。如今,专事杀戮的战争机器变身为烹饪美食的碉堡饭店,这种身份的置换与反差令人感慨。
歧路空余阋墙恨——黑驼大方碉
1948年冬天,在经历了极其残酷的东山争夺战之后,城里城外的人都已精疲力竭,战争转入围困阶段。
五十多年后,解放军老兵李雄飞回忆起东山黑驼大方碉来,往事依旧历历在目。当年,在相距不足百米的前沿阵地上,双方官兵在舌战之余,时常攀老乡、拉家常,甚至还达成了互不开枪的默契。1949年元旦,李雄飞和战友携带香烟、饺子钻出掩体走到双方阵地中间,几名阎军官兵来到他们面前,同根同族的兄弟终于放下武器面对面的坐了下来。当政治家们的智慧和能力不足和平解决纷争时,注定将演化为民族的悲剧,大方碉外的这段插曲,成为残存的一丝温暖。
黑驼村的西侧,大方碉依旧雄踞山巅,睥睨四野。四四方方的形制,夯土构建的堡墙,环绕全城的壕沟,单就外形而言,把它称为大方堡似乎更确切一些。由于战争破坏程度较小,又人迹罕至,大方碉是现存规模最大、保持原貌最好的阎军要塞。
飞虎怎奈千军困——太钢飞机库
在长达九个月的围城时期,空运成为城内进行补给的唯一手段,蒋介石要求每天向太原空运70架次200吨物资,陈纳德民航空运队担负了太原空运一半的任务。
做为抗战时期美国志愿航空队也就是“飞虎队”的指挥官,陈纳德素有飞虎将军之称,1948年6月,他曾亲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合作问题,从此后以,陈纳德的肖像摆上了阎锡山的办公桌。
当年太原的几个简易机场都已不复存在,坐落于太钢厂区的阎军飞机库却保留了下来,除了一号库因为工程需要而被拆除外,其余四座机库成为太钢设备采购部的仓库,只是那座钢筋混凝土碉堡似乎还在提醒过往的人们,不要忘记它所经历的枪林弹雨。
太钢原飞机库
征人已去故宅空——王靖国故居
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黯然下野,从此空运数量锐减,阎军补给日益窘困,愤怒的伤兵们游行抗议,进而冲击打砸了阎军高级将领王靖国的公馆。
王靖国是阎锡山最信任的亲信,时任第10兵团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王公馆位于西华门街6号,王靖国购买后进行了扩建,使之成为一个由若干独立四合院组成的庞大民居建筑群,堪称近代太原最奢华的官宅之一。
站在王公馆举目四顾,虽然历经了百年风雨,昔日的显赫门庭布局依旧,风格依旧,但却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当年,蒋介石、宋美龄曾在这里拜见王靖国的母亲,愤怒的伤兵曾在这里发泻着愤懑,王靖国的女儿曾在这里向父亲提出最后的劝谏,如今,旧日的浮华和喧嚣都已随着硝烟佚散无踪,一切归于沉寂,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王靖国故居
孤城犹拥并山河——太原城墙西北角
太原府城墙,扩建于明代,有如一条苍龙盘垣护卫着古城,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又将它改建成了环城防御工事。
走进龙潭公园一个僻静的院落,几间低矮的平房背后,隐藏着太原城墙西北角羸老的躯体,披坚执锐的往昔已被雨打风吹去,城墙的包砖成片脱落,一些地方甚至已经裸露出夯土,但是,班驳的青砖和密集的机枪射口依然显示着它的冷酷与威严。
1949年4月24日清晨,尖锐的呼啸声响起,在1300门大炮的轰击下,苍龙就缚,遍体鳞伤。从1951年开始,破损的太原城墙被逐段拆除,唯有小北门和西北角有幸逃过劫难。如今,太原府城墙遗址公园的建设构想已经提出,太原城墙西北角有望原貌保护,同时成为一处为数不多的现代战争遗址公园。
太原旧城墙西北城角
妹虽女流亦完人——梅山钟楼
梅山钟楼,是太原的一处地标性景观,它的前生是清末张之洞抚晋时的煤山,后来阎锡山将其改建为进山钟楼。
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飞赴南京商讨和谈事宜,常年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五妹子阎慧卿却留了下来。4月24日,解放军发起总攻,阎慧卿在进山钟楼避弹室服毒自尽,在她的绝命电中,充满了一个平凡女子卷入战争的悲怆与绝望。
阎锡山后来宣称包括阎慧卿在内,太原五百完人自杀殉城,是“戡乱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这个数字显然极为夸大,但只有46人自杀的说法也很不严谨和准确,其实,五百也罢,四十六也罢,在这个故事里都已经褪化为没有太大意义的数字,不论数字的大小与否,都无法改变鲜血背后的惨烈与唏嘘,因为,死难的双方,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
梅山钟楼
60年,弹指一挥间,双塔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些无言的战争遗存,见证了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也经历了翻天地覆的时代变革。60年后,国共两党再次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双方终于能够以宽容的心态去回首往事,愿时间能够抚平创伤,在今后的历史岔路口以最小的代价做出正确的选择,愿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决战太原系列之四:五千顽碉我为王——牛驼寨庙碉与碉堡城太原
1948年11月,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来到重重包围中的孤城太原,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震憾,在随后的报道中,他这样描述道:“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
到1948年底,太原的“百里防御圈”内外耸立起5000余座碉堡,成为当时全国设防最坚固的城市之一。东山牛驼寨要塞的庙碉,以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和稳固的结构而堪称“碉王”,独特的造型彰显着它的与众不同,那种睥睨群雄的傲然更增加了它的王者之气。
牛驼寨要塞,始建于日伪时期,其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地下堡”可以在战时做为小型兵工厂。牛驼寨要塞经过阎军的加强之后,以10座主碉为阵地支撑点,其中4号碉是在老爷庙的基础上修建而成,因此又被称作“庙碉”,它统帅着最为顽固的牛驼寨要塞,是名副其实的“碉王”。
几十年来,庙碉虽然被废弃于荒野,但人们并没有将它遗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决战太原》、日本导演池谷薰拍摄《蚂蚁部队》时都曾专程来这里取景,平日里时常还有军事爱好者、历史研究者和旅行者前来寻访考察,将它记录于笔端、收录于镜头,留下无数沉重的思考和感慨。
单于安盼在专程探访庙碉之后,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庙碉特立独行,感觉特拽,特酷,坦然而站,藐视周围”,他拿着望远镜和指北针研究了几乎一个上午,都无法想出破解这个碉堡群的办法。
庙碉西侧,石砌墙体上留下了若干火炮射击形成的弹坑
庙碉东侧,那个豁口是被炸药炸出的致命伤
徐向前兵团将如何突破蛛网式碉堡阵呢?阎锡山热衷于修建碉堡并迷信“碉堡战法”,却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碉堡是防御轻武器的有效工事,却无法抵御火炮尤其是重炮的攻击。对付这些碉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炮火覆盖或者炸药爆破。
太原战役初期,华北军区的“看家宝贝”——两个炮兵旅和一个坦克大队全部出现在太原前线。总攻前夕,第四野战军的炮兵第1师挟辽沈、平津之余威千里驰援太原,他们带来了两个装备有大口径日式、美式榴弹炮的重炮团、一个野榴炮团和两个高射炮连,其中一个炮兵团全部为朝鲜族将士。至此,太原前线一共集结了3个炮兵师,拥有各类火炮1300余门,尤其是100毫米以上的大口径榴弹炮,数量10倍于阎军,取得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在同一时期的城市攻坚战中,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使用了500余门火炮,锦州战役使用了600余门火炮,天津战役使用了1230门火炮,太原战役,可能是参战火炮数量最多的城市攻坚战。太原解放后,曾有人当面赞颂在决战阶段接替徐向前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彭总不冷不热的说:有1300门大炮,谁指挥都能打得赢。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当年参加太原战役的几门火炮。日本造90式75毫米野炮,隶属于炮4师1团5连,在担任封锁太原飞机场的战斗中击毁敌机9架,全连荣立大功,并获得“英勇命中,连毁敌机”的锦旗一面。日本造4年式150毫米榴弹炮,隶属于炮1师重炮3团5连,在太原战役中准确摧毁了阎军双塔寺要塞指挥所,全连荣立大功,并获得“太原建功”锦旗一面。日本造88式75毫米高射炮,1947年秋从朝鲜接运回来后隶属于高射炮第1团3营,随炮1师来到太原前线,除了执行对空封锁任务外,在双塔寺东北阵地以平射摧毁阎军高塔据点。太原前线的部队还装备了一种威力强大的火箭炮,它不仅火力密集,而且发射的延时引信炮弹能够钻入碉堡一两米之后爆炸,只不过《人民日报》在报道中以“胖娃娃炮”来代称这种极具破坏力和震慑力的先进火炮。
在太原战役初期作战中,解放军共计消耗炮弹20余万发,平均每个阎军官兵头上落下两发。到了太原战役后期,解放军前线部队又准备了40万发炮弹,一场城市攻坚战的弹药用量,竟然直逼淮海战役这样的战略决战。充足的弹药也给了炮兵部队尽情发挥的余地,仅攻击一个淖马炮碉,就发射炮弹173发;攻击一个大垴山2号碉,调集了5门野炮和3个山炮连、5个迫击炮连;攻击山头要塞一个80平米的阵地,发射炮弹300余发,平均每平米落弹4发。“徐进弹幕射击”这种广泛使用于历次世界大战中的火力掩护战术在解放战争中并不多见,因为这一战术一方面对炮兵的射击要求较高,另一方面,必须要有充足的弹药供应。但是,在太原战役这场城市攻坚战中,却有明确的使用记载,在1949年4月24日的攻城作战中,炮兵部队从5时30分开始对城墙进行破坏射击,破坏射击结束之后开始延伸射击,一共四个距离,第一距离为200米,每炮打3发,第二、三、四距离为100米,每距离打2发,这正是所谓的“徐进弹幕射击”。
由于阎军也拥有强大的炮兵群并且能够自产火炮和炮弹,太原战役成为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炮战之一。徐向前兵团的伤员中,炮伤比率高达83%,这一数字超过了同期的三大战役和济南攻坚战,也超过了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在解放军占据火力优势的情况下,阎军的炮伤比率应该也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协防太原的中央军高射炮部队
解放军炮兵的口号之一是“取消敌人炮兵的发言权”,但是,对于解放军炮火的威力,阎军官兵却是最有发言权的。阎锡山后来在《太原沦陷省思》中总结的六点错误中,“对共军火力估计的不够”就是其一。阎锡山政权的几名军政官员在《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中总结失守原因时,认为“敌人的火海及火箭炮为我们的致命伤”。在解放军随军记者的报道中,被俘的日籍军官称:“你们的炮兵打得好,比我们还打得好”;被俘的暂编第45师直属炮兵营军官说:“你们的炮弹又多又准,再多的坚强碉堡也经不住你们大炮和炸药的轰击”;被俘的山西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说:“解放军的炮火,特别是重炮,简直把我们轰击得连头也抬不起来,这点却完全出乎我们预料之外。”《人民日报》的记者甚至用“犹有余悸”来形容赵承绶此刻的心情,这恐怕是经历过解放军炮火攻击的阎军官兵的共同感受。
承担牛驼寨作战任务的是第7纵队,也就是解放军统一番号之后的第一野战军第7军。在太原前线的解放军各部队中,第7纵队无疑是较为特殊的一支,它隶属于西北野战军,却由华北军区第1兵团指挥;别的纵队通常只有3个旅,它的战斗序列里却有5个旅,分别是独10旅、独12旅、独3旅、独7旅和警备2旅,而这5个旅,又分别隶属于四支不同的部队。
当如此艰苦的作战任务分配给一支成立刚刚3个多月的纵队时,不少人曾感到疑惑,但是,事实最终证明了这一决定的正确性,牛驼寨之战的决胜因素,不是天时,也不是地利,而是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牛驼寨,后来成为太原战役的“凡尔登绞肉机”,第7纵队以5个旅的车轮大战,在尸山血海之中赢得了最后胜利。
10月17日夜,第7纵队独7旅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行军20余里,从秘密小道楔入牛驼寨发动突袭,攻占了大部分阵地。庙碉也在此刻显露出了它的桀骜与强悍,解放军对它的第一次进攻就伤亡了700余人。从第二天清晨开始,阎军开始反攻,集中炮火轰击3个多小时,山体为之变形,除了钢筋水泥堡垒外,所有地面工事全部被摧毁,焦土厚达两尺,遍地弹片碎屑,持行爆破任务的战士在匍伏前进的过程中,锋利的弹片划破棉衣在战士们身上留下了道道鲜血淋漓的伤口,一些陷入浮土的战士直到阵亡仍端枪挺立,死不瞑目。当天下午,解放军放弃牛驼寨。
据被俘的阎军第10总队司令部直辖排少校排长兼情报参谋逢见谷正夫供述,就在双方激战正酣之际,直辖排搜集到了7纵独10旅的情报,这个旅补充的静乐、忻县、五台等县民兵缺乏战斗经验,战斗力不强,于是,阎军向独10旅发起突袭,给独10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100余人被俘。
夺回牛驼寨之后,阎锡山在绥靖公署举行庆功酒会,并把从牛驼寨缴获的23挺捷格加廖夫轻机枪做为苏联军援的证据向记者展示,不过,据军史专家解释,抗战时期,苏联向国民政府援助的军火中就是这种机枪,它们可能是后来通过各种途径流入解放军的。
五天之后,经过重新组织,解放军以第7纵队附重炮31门卷土重来,然而,独3旅连续两天的强攻均遭失利,10月31日,7纵以独3旅、独12旅再一次发起猛攻,第二天,又以警备2旅接替独3旅投入战斗,经过殊死血战,终于夺取了除庙碉以外的其它9座主碉。此时,庙碉阵地还有阎军精锐1000余人,其中包括第10总队的一批日籍官兵,信奉日莲宗的团长永富博之指挥他的士兵,敲打着腰鼓,诵读着《南无妙法莲华经》负隅顽抗。难以驯服的庙碉,就象一枚深深嵌入牛驼寨的钢钉,它不仅打退了警备2旅的进攻,甚至连续发起5次反扑,战局陷入了僵持状态。
双方又对峙了9天之后,随着淖马、小窑头、山头等要塞相继陷落,庙碉已是三面受敌,成为一座怒海中的孤岛。11月9日,独12旅再一次吹响了冲锋号,解放军的火炮从不同方向发起轮番轰击,一线步兵甚至向炮兵喊出了“毁灭牛驼寨”的口号,一颗颗炮弹裹挟着尖厉的呼啸飞向了牛驼寨,主要阵地上平均每平方米都要落下数发炮弹,远在绥靖公署也能感受到它痛苦的颤抖,天崩地裂般的震动甚至使陡峭的劈坡崩塌,将7纵隐藏在劈坡下的一个连队掩埋,全连仅 6人生还。先后投入2个团兵力的独12旅在付出巨大牺牲之后,仍然未能攻克庙碉,11月11日,7纵以独7旅接替独12旅向庙碉发动了最后的猛攻。排炮不倒,唯有庙碉,一轮又一轮的轰击之后,碉王依就岿然不动,重炮炮弹在它坚硬的躯体上也只能留下浅浅的弹坑甚至只是一个白色印迹,独7旅改弦更张,决定采用爆破战术强攻庙碉。11月12日,在经过5次攻击、9次爆破,耗用2000余斤炸药之后,终于震塌“地下堡”,将庙碉炸开一道缺口,震昏碉内守军,最终夺取了庙碉。
历时20余天的牛驼寨争夺战是太原战役中最为艰苦惨烈的恶战,其激烈程度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也是少见的,以至焦土三尺,难以成垒,草木皆摧,树无完株,战士们只能用尸体堆积防御工事,一些参战老兵甚至用“尸体填满了每一条山沟”来形容伤亡的惨重。整个四大要塞争夺战期间,阎军损失22000人,解放军也付出了伤亡16557人的代价。单于安盼断言:打太原牺牲的战士有一半牺牲于庙碉,这一推断虽不准确,但以庙碉为核心的牛驼寨足以被称做太原战役的“凡尔登绞肉机”。
除了牛驼寨庙碉,太原保留至今的阎军碉堡还有很多,目前仍然基本完整的有黑驼大方碉、五龙沟人字碉,白龙庙筒碉、享堂新村梅花碉、太钢梅花碉、西山梅花碉、蒙山寨碉堡群、泥屯碉堡群等等,60年来,这些战争遗迹就陪伴在我们身边,留存在童年的记忆中,也定格于照相机的镜头里。
以庙碉为核心的牛驼寨战斗遗址现在已经成为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牛驼寨烈士陵园、太原解放纪念馆先后在这里落成。当年为了攻取碉堡城太原,解放军付出了伤亡45000余人的代价,7319名烈士长眠在了包括牛驼寨在内的7大烈士陵园,这其中,有3384人没有留下姓名。60年前,将生命与热血留在太原的,远非7319人,无数的血肉之躯在烈焰与爆炸冲击波中与脚下的这片热土融为了一体,站在曾被鲜血浸润过的牛驼寨,用心呼唤亲爱的兄弟,呼啸声依旧清晰,虽然他们的名字从来不曾被人提起,他们的故事早已被岁月的尘埃掩埋,但是,钢铁的心必将穿过烈焰在火中升起,为历史写下永恒的诗句,生命有绝,希望无尽,就算无名也一样顶天立地!
决战太原系列之五:将军死战哀太原——王靖国的最后一战
1948年的晋中战役中,阎军主力被歼灭,徐向前兵团随即兵临城下,孤城太原在四面楚歌之中岌岌可危。阎锡山将剩余部队加上补充的新兵整编为两个兵团,王靖国担任第10兵团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孙楚担任第15兵团司令,王靖国,成为孤城太原最高军事指挥官。
1893年,在父亲死后的百天忌日,王靖国出生于五台县新河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由母亲抚养成人。王靖国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回到山西,与傅作义、陈长捷、孙楚等人一起成为晋绥军的“十三太保”。王靖国带兵极重风纪,关怀下属,有过人的组织能力,善于揣测阎锡山的意向,同时也较为恭谦,因而在得到阎锡山器重的同时,与其它晋军将领得以相安无事。
1934年11月8日,蒋介石携宋美龄飞抵太原访问,他们并没有下榻于山西省接待贵宾的傅公祠组碧楼,而是住进了王靖国的家中,对王母行鞠躬礼,并亲笔题词盛赞王母懿德。不久之后,蒋介石通过胡宗南调王靖国至河南负一方重任,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王靖国却不为所动,婉言谢绝。王靖国不愿离开山西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阎锡山的绝对忠诚。王靖国虽然因此失去了进入中枢的机会,却从此成为阎锡山系统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人物。
晋绥军将领王靖国、傅作义、赵承绥在绥远
1934年秋,蒋介石视察绥远。前排左起:王靖国、宋哲远、蒋介石、宋美龄、刘芸生、傅作义
王靖国故居座落在西华门街6号,修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王靖国购买之后又进行过改建,成为近代太原最奢华的官宅之一,宅院里甚至还暗藏着直通督军府的地下通道。历经八十年的风风雨雨,昔日庞大的显赫门庭如今只剩下了正院和东院,现在,这两个幸存的院落经过维修和扩建,被改造成高级餐饮会所。
1948年的太原,被构建为号称“可抵一百五十万军队”的“模范堡垒”,但是,孤悬于表里山河的形势与解放军严密的封锁围困使得阎锡山的官员们从上至下都深感前途渺茫。阎军将领商得功病逝后,前往吊唁的王靖国触目感怀,哀叹道:“我继得功之后,大去之期,亦将不远矣。”这是王靖国对保卫太原缺乏信心的真情流露,然而,对阎锡山的绝对效忠却促使他顽抗到底。
王靖国虽然为保卫太原而殚精竭虑,但几番血战却每况愈下,先失小店武宿,再丢东山要塞,“百里防御圈”被一步步压缩,战线直逼太原城垣。
太原被围困后,军粮主要依靠空投,供应日趋紧张,阎军士兵吃的是陈年的“红大米”,数量不多的白面大米只能供应给“残留日军”、中央军以及伤病员。太原战役后期,市内各医院收容的伤员多达一万五千人,有关官员想从轻伤员口中挤出些白面大米来保障日本人和中央军的供给,结果,愤怒的伤兵们上街游行,他们没有奔赴战场,而是潮水般涌入王靖国的公馆,用拳脚与拐杖发泻着内心的愤懑。很难想象,身心疲惫的王靖国从前线归来之后,看到满院的狼籍时会是怎样一种心情,没有人怀疑他的忠诚与努力,但是,内外交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徒唤奈何?
1948年的北中国,风雨飘摇,红旗席卷,一座座大城市先后易手。这一年的冬天,整个华北只剩下北平、天津、太原三座大城市仍在坚守。昔日的巅峰时代,晋绥军曾用血肉筑就的防线赢得善守之名,如今,守卫平津的傅作义、陈长捷也都是晋绥军的旧将,平津的存在,成为王靖国与太原守军在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然而,这点微弱的烛火很快就湮灭在风中,1949年1月,拒绝放下武器的陈长捷全军覆灭于天津,阎锡山的十几封电报也未能坚定傅作义,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此时的太原,成为绝对意义上的孤城,支撑王靖国信心的又一根支柱轰然倒下。
1949年3月的一天,王靖国在北平读书的四女儿王瑞书突然回到太原。父女重逢,没有喜悦,直面以对,相顾无言。王靖国未必知道傅冬菊在傅作义起义中的关键作用,但却能够意识到女儿归来的原因和用意——她不会无缘无故在这个时侯回家,她更没有能力穿越严密的封锁线。牌总是要摊的,王瑞书拿出了徐向前的亲笔信,劝父亲走傅作义的道路,和平解放太原。王靖国又一次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守卫平津的两位昔日同僚,一个沦为阶下囚,一个奉为座上宾,面对前车之鉴,王靖国将何去何从?相对于谢绝蒋介石的重用,这一次的决择无疑沉重得多。王靖国最终拒绝了女儿的劝谏:“太原已成为一座孤城,外无救援,实难确保,但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果阎有命令叫我投降,我就投降,阎没有命令,我只有战斗到底。傅作义够个俊杰,但我不那样做。你可革你的命,我要尽我的忠。”从王靖国对女儿的答复我们可以看出,与阎锡山痛骂傅作义“毫无人格”、“出卖了北平人民”不同,王靖国深知历史潮流的走向,也承认傅作义是识实务的俊杰。不识实务也罢,顽抗到底也罢,义无反顾无罢,尽职尽责也罢,后人的评价王靖国已经无法听到,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他当初的选择。
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飞往南京商讨和平谈判中有关山西的问题,临行前将军政大权交给五人小组负责。离开太原的阎锡山再也没有能够回来,梁化之和王靖国,成为太原守军最后时刻的最高指挥官。
隆隆的炮声时刻惊扰着城中人,硝烟的味道不时随风飘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和出路而动摇,王靖国素为亲信的一些文职人员婉言劝他应变形势,均遭严厉痛斥。王靖国在城破前两天还亲自前往城外阵地巡视,将作战不力和丢失要地的两个团长就地正法。总攻太原前一天,为了对城内守军作最后争取,赵承绶再次携带徐向前的信件,到达守军前沿的一个团部,打电话给王靖国劝其为全城军民的生命财产和个人前途着想,依傅作义的先例和平起义,仍遭坚决拒绝。
城破之日,解放军攻入绥靖公署,署内侍卫部队仍在负隅顽抗,侍卫队长刘有泰眼见无法支持,派遣下属进入地下指挥部,跪倒在地恳求说:“顶不住了,该做决定的时候了。”王靖国起身说:“走,我出去。”孙楚阻止他说:“完了,你出去顶什么事。”正迟疑间,解放军已攻至地下室门口,阎军高级军政人员全体被俘。
1949年4月24日,王靖国与阎锡山的众多高级军政官员一起被俘,押出太原绥靖公署
解放军在攻城前夕公布了战犯名单,王靖国名列其中。战犯名单公布之时,阎锡山政卫系统特工头子杨贞吉和“太原市市长”白志沂两人还为此相互安慰:战犯名单上没有我们!然而,不曾料到的是,王靖国做为执行命令的战场指挥官能够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杨贞吉、白志沂等人却被押上了刑场。此后,身陷囹圄的王靖国被单独关押,他的同僚们再也无法了解他的所思所想和他在狱中的经历。三年后,这位始终不愿屈服的军人死于战犯管理所,时年59岁。
王靖国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周遇吉,也就是那个与李自成农民军战死在宁武关的山西总兵。同样是大厦将倾,同样是大势所趋、无力回天,但他们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追随着一个远去的王朝化为了尘土。做为一个出身下层、肩负责任的职业军人,支持他们信念的是最朴素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军人忠于职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一点正是败军之将王靖国和周遇吉能够打动人的地方。
想起周遇吉的同时,也同时会想起一首与他有关的诗,清朝初年,著名学者、反清志士屈大均先生从广东游历到太原,国破山河在,城头变换大王旗,远望明代晋王府花园,悲思之情由然而生,一腔愁绪尽付笔端,“襟带河汾玉殿长,一朝弓剑委秋霜。将军死战哀宁武,帝子生泽恨晋阳。马首关山空落日,城中歌吹罢清高。悲风处处吹松柏,谁到并州不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