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太原(二)

作者: 张珉    来源: 太原道

决战太原之六：孤城犹拥并山河——太原的围城岁月

1948年11月12日，经过整整31天的艰苦鏖战，7纵独7旅终于攻占了牛驼寨庙碉，在征服这个相对高度 300余米的东山要塞之后，解放军得以居高临下俯瞰太原市区，周长12公里的城墙拥抱着这座方方正正的华北重镇，杏花岭、饮马河、黑龙潭、文瀛湖，并州城内的山山水水就倚靠在它的臂弯里。当夜幕降临之后，一幅更加壮观的画面出现在解放军指战员面前，城墙顶端和护城壕沟两侧灯光通明，环绕全城的数千盏电灯为太原点亮了一个耀眼的光环。此时的太原，在许多第一次见到电灯的战士眼里，成为一座神话世界里的梦幻之城，几十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感受，一位老兵和他的战友当时甚至“都有点舍不得打太原了”。

俯瞰太原城垣

城墙是冷兵器时代保卫城市的盾牌，太原的城墙，始建于宋代，扩建于明初，阎军又将其改建为拱卫市区的环型防御工事，城墙上新建了环绕全城的碉堡，部分地段的城墙掏空辟建出大量的火炮射口和机枪射口，防御最严密的地段，从城根到城墙顶端，由下而上共有7层火力网，城墙之外，还修建有环城壕沟和碉堡群。太原旧城墙西北角，就是保留至今的阎军城防工事实物标本。

1948年11月，在突破部分外围防御阵地和东山四大要塞之后，解放军兵临城下，城墙，成为太原最后的防线，在城墙之外，还有一圈步步紧逼日益收紧的封锁线，双方陷入了长达半年的围城与对峙之中。

虽然太原战役正式发起于1948年10月5日，但是，对于太原的围困却在晋中战役刚刚结束的7月下旬就已经开始。在严密的封锁下，能否保障粮食供应成为阎锡山固守太原的关键之一。蒋介石为了履行救援太原的诺言，规定每天由青岛空运太原70架次200吨的物资。蒋介石给太原下拔的第一笔粮款和运费占到了国民政府1948年7月总支出的五分之一。据“国防部”四厅的报告称：“仅太原空运月需60亿金元”，而另一则资料则显示，全国士兵与干部1948年12月份的副食开支为32亿金元，由此可见救援太原费用之高、代价之大，太原一城造成的负担之重。

为了解决粮食等物资的运输问题，阎锡山与陈纳德合股开办了航空公司。陈纳德的航空公司是当时全国三家航空公司中规模最小的一个，但却担负了太原空运一半左右的任务，以18架运输机，每天平均起运28架次向太原运送物资。

飞机向太原空投物资

空投物资

空运来的各种物资

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黯然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从此，空运锐减为每天10余架次。2月14日，阎锡山不得不飞往南京求援，在联合会议上愤然说出“与其归而饿死，不如自杀于此”的言词，这场被风传为“大闹总统府”的抗争最终促使李宗仁同意继续支援太原，从湖南、四川空运大米。

空运的粮食主要保证军粮供应，每名士兵每天只有10到15两的定额，还是难以下咽的陈年“红大米”，因为长期吃不到蔬菜和副食，有一半左右的士兵患上了夜盲症，一到天黑就几乎处于失明状态，站岗都需要军官到哨位接送。

空运的有限运力使得阎军的补给日益窘困，有关官员想通过克扣轻伤员来优先保障中央军和日本人，结果导致伤兵上街闹事。之所以有人会克扣伤员的供给，实在是因为伤员数量太多、负担过重，当时太原市内几家医院收容的伤员多达15000余人，差不多是守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曾前往医院和军营采访，包括伤员在内的众多士兵拥挤在肮脏地铺上的情景让他感到惊讶，当他端起照相机拍摄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士兵也正注视着他。秀气得几乎象个女孩子的面庞、好奇而又略带一点点兴奋的眼神，使得这个拥着棉被坐在画面边缘的无名士兵成为照片的主角，我曾在一次次地端详之中猜测着这个年轻人的命运——在今后的日子里，他是阵亡在了太原？还是突围远走？抑或是成为俘虏？如果被俘，他又能否被遣散回家与亲人团聚？还是换一身军装继续征战？他的鲜血又将洒向何处？结果不得而知。缈小的个体置身于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就如同一颗汇入大海的砂粒，一切都无法预知甚至难以追寻。在众多深埋于历史背面的砂粒之中，这位士兵极其偶然的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得到后人的关注和牵挂，他无疑是幸运的。

地铺上的伤兵，左下角年青的伤兵正好奇的注视着镜头

到了太原战役后期，粮荒已成为阎军的致命伤，官兵们经常食不裹腹，曾经有一名普通职员得到上司的餐券，在机关食堂暴食一顿而被撑死。军政人员尚且如此，普通市民的境遇就更为悲惨，城内的狗几乎被吃尽，酒厂醋厂库存的糟糠和油房的豆饼也供不应求，一块豆饼最贵时卖到2、30块银元，市面上传说有人抱着金子饿死、首义门当街卖人肉包子。

为了减少城内的粮食消耗，阎军以避免炮弹伤亡为名组织疏散，将原籍在太原城外的居民和老弱病残武装护送出城，但是，他们往往难以通过封锁线也无法再回到城中，一些难民滞留于双方阵地之间被活活饿死。一名解放军的侦察兵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记述，当年他在太原城外执行侦察任务时，就是躺在饿殍堆里躲避阎军巡逻队的。2009年3月23日，《山西晚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太原解放前夜：血染的城防图》的报道，记述了一名情报人员的妻子用自己的身体传送太原城防图的故事，文中的主人公霍桂花因为无法通过封锁线而耽误了一夜，以至终身不育。这篇文章被全国几十家晚报转载，不过，很多报纸都删改了有关封锁线的情节。

刘海清是解放军的一名随军记者，当他从《太原市区图》上看到文瀛湖这个地名后立即充满了美好的暇想和期待，然而，刘海清在太原解放后来到这个被称为太原八景之一的地方时，看到的却是一幅骇然的景象，文瀛湖的碧波上漂荡的不是游船，而是投水者的尸体，湖岸边的大树上，悬挂着一个个自缢的无辜百姓，长时间的风吹和日晒，使得尸体早已风干萎枯，此时此刻，文瀛湖乃至整个太原城，已经成为刘海清眼中的人间地狱。

粮食和后勤的压力不仅仅存在于守军方面，几十万人马，陈兵日久，考验着解放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整个战役期间，解放区参加支前的民兵有5万余人，民工更是多达24万余人，除了民兵和民工，还有规模庞大的后方勤务队，他们近千人的伤亡担负起了军粮的运输任务。

解放区的粮食除了供应前线部队和民工外，还需要赈济灾民。太原市委1949年的《四月份综合报告》中披露：“本区由于长期的繁重的支前工作，秋耕与种麦都没有达到常年数量。种麦面积约占全耕地面积之18%。灾荒情况，颇为严重，忻县已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全区受灾群众约30万人。”在另一份情况通报中，榆次也有村民因断粮而活活饿死，一些村庄的村民集体逃荒。太原战役期间，付出牺牲最多的，是解放军的战士们；最辛劳的，是一线和二线的民工；而承受苦难最重的，无疑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1949年4月24日清晨，一颗颗红色信号弹撕裂了拂晓前的夜空，1300余门大炮齐声怒吼，向太原城墙猛烈轰击，霎那间，数以十万计的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倾泻于城垣，密集的爆炸声有如天崩地裂，厚重的城墙按压不住大地的颤抖，迸放的烈焰仿佛天空在燃烧，漫天的扬尘将整座城市笼罩于令人窒息的混沌之中。曾经巍然屹立600年的太原城墙在痛苦地支撑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开始一段段的崩塌，攻城部队陆续从各个突破口攻入城垣，历时6个余月的太原战役宣告结束。

解放后，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的革命者们开始了建设新世界的热潮，旧事物都被赋予了各种落后的象征，太原城墙，噩运难逃，除了小北门一段百余米的城墙因为要保证一所靶场的安全而予以保留外，其余均在拆除的范围内。为了拆除长达12公里的城墙，相关部门采取了包干制，一个单位承包一段，1960年，当拆除到最后一段也就是城墙西北角时，正逢困难时期，拆除工程暂停，于是，这段城墙在最后时刻幸运地逃过了劫难，被遗弃在龙潭公园的角落里。今天，西北城角既是旧太原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又是亲历解放战争的实物见证，很多专家建议对西北城角进行原貌保护，采取类似于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方案进行规划，美化周边环境，保持其原有风貌和历史信息，如果这一建议最终能够得以执行，那么，太原府城墙遗址公园同时也将成为一处为数不多的现代战争遗址公园，让人们永远铭记那段孤城犹拥并山河的围城岁月。

决战太原之七：将军的决择——黄樵松、戴炳南、仵德厚的歧路彷徨

1949年7月8日下午，因为破坏黄樵松起义，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法庭判处国民革命军第30军军长戴炳南死刑，第30军27师师长仵德厚有期徒刑15年。黄樵松、戴炳南、仵德厚，三位同生共死十余年的袍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一个饮恨南京，一个埋骨太原，一个身陷囹圄，而这所有的变故都缘自于太原，缘自于一年前的调防。

1948年7月，驻扎于渭南的中央军胡宗南部整编第30师接到命令，立即飞赴太原增援阎锡山。此时，太原已是四面楚歌，成为一个标准的绝地，没有多少人愿意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城市和素不相识的人民。厌倦内战一心只想“携儿月下种梅花”的黄樵松并没有逃脱命运的安排，在胡宗南的催促下，无法违抗军令的黄樵松只好乘坐最后一架飞机飞赴太原，与他搭乘同一架飞机的，还有整编第27旅副旅长仵德厚，只是当时谁都不会想到，三个月后，他们两人将走向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就这样，河南尉氏人黄樵松、山东即墨人戴炳南、陕西泾阳人仵德厚，先后来到了他们并不熟悉甚至是完全陌生的山西太原，这座城市，后来成为三位将军一生的转折点。

国民革命军整编第30师师长黄樵松将军

国民革命军第30军军长戴炳南将军

国民革命军第27师师长仵德厚将军

11年前，黄樵松曾与太原擦肩而过。时任旅长的黄樵松率部经太原南撤，在随行的担架上，躺着在娘子关战役中身负重伤的营长戴炳南。五个月后，黄樵松率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正是那场战役，使他荣获了一枚熠熠生辉的青天白日勋章，不过，另一位袍泽的经历绽放出了比这枚勋章更为持久的光芒，这个人就是率领敢死队向突入台儿庄的日军发动逆袭的营长仵德厚。1942年5月，已经擢升为团长的仵德厚奉命前往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九期受训，与他同住一间宿舍的室友，正是戴炳南，因为这个偶然的机缘，两人换帖结拜为兄弟。

1949年10月5日，太原战役正式打响，由整编第30师改称第30军从解放军手中夺回了阎军丢失的风格梁、牛驼寨等要塞，阎锡山为此摆下庆功宴，称他们为狮子团、老虎团。

就在东山争夺战陷入僵持之际，第30军一名被解放军俘虏的排长返回太原，向黄樵松递交了一封密信，写信的人是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高树勋将军。做为黄樵松的老上级，高树勋在信中分析了太原危如覆卵的形势，并恳切地希望黄樵松“以弟等之智勇果敢，必能当机立断，毅然举起义旗，坚决回到革命方面。”

当政治家的智慧和能力不足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的时候，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们便成为自相残杀的马前卒。在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夹缝中求生存的军人们面临着艰难的决择，对于很多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而言，他们并不畏死，但为何而战、死得是否有价值的问题却困惑着他们，在追寻答案的痛苦过程中，有人成为顺应形势、把握历史潮流的俊杰，有人因为一时的迟疑和犹豫而铸成悲剧命运，还有人没有任何犹豫地始终追随着旧政权，虽九死而无悔。就在黄樵松身陷太原绝地的时侯，济南和长春也先后被解放军围困，“党国”的将军们做出不同的选择：9月的济南，吴化文率第96军起义，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兵败被俘；10月的长春，曾泽生率第60军起义，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被迫投降。面对前车之鉴，黄樵松又将何去何从？包括他在内的众多高级将领们都在困惑与迷茫之中无所适从，他们无心政治也不懂政治，但变幻莫测的时局却将他们强行推向了没有退路的绝地，而越是有思想、有原则的军人，往往承受着更多的痛苦和压力。

为了给30军在黑暗之中寻求一条生路，为了使饥饿苦难之中的太原百姓及早获得解脱，黄樵松派遣谍报队长王震宇两次秘密出城接洽起义事宜，并于11月3日向戴炳南宣布了起义计划并布置了任务。

戴炳南自1932年起就开始跟随黄樵松，深得黄的信赖和重用，从营长、团长一手提拔到师长，十几年共事的情谊使得黄樵松对戴炳南深信不疑，将他视为可以共谋大事的生死之交。戴炳南虽然当时没有坚持反对意见，但内心仍然固守着自己的立场。做为职业军人，他不会不清楚太原的军事前景，那么，他为什么不愿意参加起义？戴炳南自述的原因是：他不愿太原30万百姓被共产党统治，不愿对不起老长官孙连仲和鲁崇义，不愿在西安的家眷受到牵连，不愿背负叛变投敌的罪名。仵德厚在40年后的回忆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戴炳南曾对他说：“黄樵松这个人很毒辣”，“阎长官人忠厚”，不知道这是否也对戴炳南产生过影响。

面对风云莫测的困局，黄樵松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择，现在，戴炳南又将何去何从？他无法逃避，他必须面对，然而，拒绝执行顶头上司的命令易，将同生共死十余年的袍泽置于死地难，戴炳南面临着比黄樵松更加艰难的决择，他苦思一天仍然难以定夺。这天傍晚，戴炳南找来仵德厚商议对策。参加起义，投奔解放军，仵德厚不愿意，他更害怕30军一旦守不住城门而被阎军消灭；自杀，逃避艰难的决择，仵德厚说不值得；告发，仵德厚同意这最后一条出路。戴炳南最终下定决心，背叛了将他一手提拔起来、把他视为可以托付大事的生死之交。

11月3日晚上11点，戴炳南赶到绥靖公署，向阎锡山跪陈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并表示自己要坚决效忠党国。当天夜晚，黄樵松被诱捕，次日清晨，随同王震宇再次入城的解放军代表晋夫也被逮捕。不久，“国防部”特别法庭在南京判处黄樵松、王震宇、晋夫死刑。

戴炳南后来被提升为第30军军长，仵德厚被提升为第27师师长，阎锡山不仅称赞戴炳南“大义灭亲，难能可贵”，是“有识有胆，忠孝两全的完人”。

太原解放之后，躲藏在连襟高尊愈家中的戴炳南被逮捕。

戴炳南被逮捕

时隔三个多月之后，黄樵松、仵德厚这两位结拜兄弟兼工作搭档在法庭上再次相见，他们心底都明白，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午餐时，戴炳南对仵德厚、高尊愈等人说：我把你们给害了！众人无言以对，同为败军之将，所有的歉意与感慨已经毫无意义，唯有俯首接受对手的裁决。

判决之后，法官询问戴炳南有什么要求，戴炳南提出佩戴所有勋章，法官以反动本质根深蒂固为由拒绝，再次询问是否还有其它要求，戴炳南的答复是：立即执行！在仵德厚的目送下，戴炳南被绑赴刑场，满洲坟传来了阵阵枪声。

就这样，黄樵松与戴炳南，虽然做出了不同的决择，却最终殊途同归，而他们的袍泽，仍在身不由已的沉浮于波橘云诡的乱世，无助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生于那个年代，对于这些军人而言，很难说是幸与不幸，他们注定要经历更多的困惑和彷徨，承受无数的磨难与痛苦。

1975年，仵德厚在27年之后重获自由。“以死卫国意志坚，收复台庄保武汉。半生戎马半生监，两袖清风归农田”，离家时的风发少年，归时已是垂暮老者，时光流转，物是人非，家乡依旧是昔日模样，妻子却早已去世，只留下十余年未曾谋面的儿女。

晚年仵德厚

就在仵德厚默默老去的时候，得益于一位北京作家的关注，他又以抗日英雄、台儿庄战役敢死队队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国内众多媒体和凤凰卫视对他的抗战功勋和坎坷经历做了大量的报道。与此同时，仵德厚的故事在互联网上被众多网友热烈讨论，甚至出现了极为激烈的争论，黄樵松、戴炳南均被牵涉其中，尖锐的冲突使人又闻到了那场生死对决的硝烟味。2007年6月6日，仵德厚在家中辞世，结束了他97年的人生旅途。但是，仵德厚的故去并没有平息唇枪舌剑，众多身处局外的网友仍在夸夸其谈，不知他们是否想过，如果有幸置身其中，你们又当如何决择？

如今的满洲坟，楼宇林立，车马喧嚣，有意觅旧影，无处话凄凉，谁又知道自己脚下的深处，埋藏着何人的骨骸？明春秋大义，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曾经一次次默念，假如那一天再次来临，你我又将做出什么样的决择？

决战太原之八：蚂蚁部队——山西“残留日军”的覆灭

2006年7月，一部名为《蚁の兵队》的影片在日本公映。这部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人道关怀”特别奖的纪录片，展示了二战结束之后，数千名原侵华日军违反《波茨坦公告》滞留于山西，加入阎锡山的军队并卷入中国内战的史实。80岁的日本老兵奥村和一在影片中回到山西，走访了山西省档案馆、牛驼寨战争遗址，讲述了他们在山西“杀人与被杀”、“象蚂蚁那样被战争的铁蹄践踏”的故事。虽然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段被刻意回避和遗忘的历史，但“蚂蚁部队”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大陆称他们为“残留日军”，香港称他们为“覆面部队”，六十年后的太原，人们依然可以在万字楼、复兴楼、牛驼寨找寻到这支“外籍兵团”留下的历史印痕。

日本纪录片《蚁の兵队》海报

关于部分日军残留山西的原因，大陆著作普遍的解释是：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希望利用日本军队维护他的统治，对抗解放，一批日本军官则希望在阎锡山的庇护下，“寄存武力”于山西，等待时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

在日军残留山西过程中，日军军官澄田睐四郎、元泉馨、今村方策、岩田清一等人和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太原日侨的精神领袖河本大作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后出任阎锡山高级顾问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独立步兵第14旅团旅团长元泉馨，后出任山西野战军副总司令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高级参谋今村方策，后出任陆军暂编独立第10总队总队长

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后出任阎锡山高级顾问

在阎锡山的要求和阎日双方的共同操作下，数千名侵华日军官兵在办理就地复员手续之后，和部分日本侨民一起“志愿”加入了阎锡山的军队。关于“残留日军”的人数，日本方面的记述是2600余人，而大陆方面则还有6600余人和1万余人等不同说法，这是因为后来对日本人进行过多次遣返，残留人数一直在不断变化。

留用的原日军官兵，一部分成为阎军的教官，一部分则被编为作战部队。陆军暂编独立第10总队是一个列入国民政府中央军正式编制的番号，这支部队就是以日本人为骨干组成，尽管“残留日军”主体部队的番号几经变化，但习惯上仍称其为10总队。第10总队编制总人数9726人，其中，日籍军人2447人，中国官兵7279人，总部设在新民北街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办公处称“复兴楼”，司令由今村方策担任。

山西的“残留日军”先后参加了阎军与解放军的多次重要战役，忻县、大同、阳泉、临汾、分水岭的战斗中，都出现过日本人的身影，他们明显高出一筹的战斗素养和顽强作风赢得了阎军官兵的认可和阎锡山的倚重，忻县、大同的战事一度使他们狂妄至极。在日常训练与生活中，“残留日军”也表现出他们特有的风格和个性，他们遥望着东山的硝烟在城内举行棒球比赛，他们赤裸上身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出操，引得太原市民驻足围观。2007年，“残留日军”老兵安井清在日本冈山县的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回忆起60年前的往事，“残留日军”的战斗力仍让其津津乐道，在遣返回国之前，他所在的部队只遭遇过一次顽强的抵抗，而对手也是由日本人指挥的，后来他们与对手达成秘密协议，日本人相遇一律停战。

“残留日军”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元泉馨等人乘坐插有将官旗的高级轿车在太原招摇过市，心安理得地接受阎军士兵的举枪礼，但是，对于大多数残留者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毫无前途与希望的不归之路。八一五之前，他们在异国他乡耀武扬威，将平和的家园变为杀戮战场，是可恨可憎的侵略者；八一五之后，他们没有回归平民的身份与亲人团聚，而是卷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战，一方面做为战争机器践踏着他国的土地，另一方面，做为炮灰又被战争的铁蹄所践踏，成为在“杀人与被杀”之间往复轮回的“蚂蚁部队”。一个他们无法改变却又始终没有认识到的事实是：无论中国内战的胜利者是哪一方，他们永远都是输家，他们所有的付出都不会得到胜利者的正视更不会被对手所宽恕，客死他乡的人更是毫无价值地流尽了鲜血，成为游荡于异域难以东归的孤魂，这就是残留者早已注定的可耻而又可悲的命运。

今村方策检阅部队

“残留日军”军官的合影，前排左二为城野宏，前排左二为永富博之

几千名日本兵的存在改变不了大局，山西战场形势发展之迅速，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阳泉、运城、临汾先后解放，临危受命驰援晋中的第10总队也在太谷土崩瓦解，五名团长三人战死一人被俘，最高指挥官元泉馨和一批军官相继自杀，突出重围的只有今村方策等100余人。

晋中战役结束后，今村方策将残兵败将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10总队与空运来的胡宗南部第30军成为阎锡山为数不多的两支精锐。

1948年9月17日，农历中秋节，方村方策、河本大作等人在陈家峪司令部召开赏月会，在座的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欣赏到中秋明月。

10月17日，解放军发起突袭，占领了牛驼寨要塞的大部分阵地，10总队在今村方策的指挥下参战，发起反攻。信奉日莲宗的团长永富博之敲打着腰鼓，诵读着《南无妙法莲华经》，带领他的部下进入东山阵地最坚固的堡垒庙碉做最后的挣扎。但是，毒气弹的使用和30军的助阵都无法挽救败局，经过近一个月的残酷争夺和一万余发炮弹的洗礼之后，11月13日，解放军耗用一吨多炸药炸开庙碉，夺取了牛驼寨。

牛驼寨的失利使“残留日军”再次遭受重创，为了尽量避免伤亡，今村方策将残部改编为炮兵团。

袍泽的永远离去和遗属的痛苦号哭震憾着幸存者，人心开始涣散，“我们为什么要留下来？！”“我们的驻留有什么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在反复思考之后发出了这样的质问。这一年，滞留于山西的日本人进行了第三次遣返，太原的“残留日军”只剩下了500余人，加上军人家属和日侨，共计1500余人。部分“残留日军”的留驻，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和梦想，一些日侨之所以也选择留下，据城野宏等人的回忆录，是因为多年的居留已经使他们已经习惯太原的生活并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

晋中战役中被俘的部分“残留日军”

“残留日军”军官与战死者遗属合影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撼动天地的炮声摧毁了大部分守军的意志，今村方策下令停止无谓的抵抗，集中于复兴楼的第10总队剩余日籍官兵全体被俘。四天之后，今村方策在战俘营服毒自杀。

根据日方的统计，“残留日军”在几年间共有550人战死，700余人被俘。被俘的“残留日军”中，很多人因为同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分别犯有战争罪行，而被称为“双料战犯”。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原第10总队少将总队附兼政工处处长城野宏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原第10总队的四名团长住冈义一、相乐圭二、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分别被判处13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教官的大野泰治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军需官的笠实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关押于太原日本战犯共有136名，除了被判刑的9人和死于狱中的7人外，其余120人全部免予起诉，陆续被释放回国。

永富博之在海子边大礼堂的军事法庭上

住冈义一在海子边大礼堂的军事法庭上

城野宏虽然能够诚恳的认罪，但其思想深处，仍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某些观念和价值观，他回国之后，写下了回忆录《保卫山西——日籍部队戡乱作战始末》，回顾了他在山西的这段历史。

前些年，一些“残留日军”老兵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享受军人待遇（主要指养老金和年金）以及合祭于靖国神社的荣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奥村和一带着导演池谷熏在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回到山西搜集证据。这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最终以日本高等法院认定“自愿残留”而告终，不过，日本厚生省确定对于战死者的遗族，采取基于特例性公务死亡的援救措施。

对于日本的这场诉讼，在中国也受到了关注，很多人把它做为复活军国主义的例证。不过，就法理而言，日本高等法院的裁定并没有问题，在阎日双方当初达成的协议中，第一条就是要求参加“残留”的日军官兵就地复员，也就是说，他们在加入阎锡山军队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日军的现役军人，而只是退役的普通日本侨民。即使是有人因为受到欺骗或协迫而残留，也无法改变他们已经复员的事实。对于某些人来说，让“残留日军”以军人的身份出现在靖国神社，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决战太原之九：妹虽女流亦完人——五妹子阎慧卿与太原五百完人

1951年，台北圆山，“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在这里落成，蒋介石赠“民族正气”、蒋经国赠“齐烈流芳”匾额，阎锡山题“先我而死”的冢匾并撰写了碑文和祭文。这座招魂冢纪念的是国共内战期间自杀于太原的阎锡山部下，在这份多达五百人名单里，排在第四位的是阎锡山的堂妹，她的名字叫阎慧卿。

在山西的民国历史上，阎慧卿是为数不多的知名女性，她粗通文墨，善于察颜观色，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人们通常称她为“五妹子”或“五姑娘”。做为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先后挂名担任过“战时儿童保育会山西分会”主任、“太原慈惠医院”院长、“国大代表”等职务。对于年长27岁的堂兄，阎慧卿比旁人更了解他的脾气和生活习惯，因而在堂嫂徐竹青负气出走之后，与侍从参谋们一起长年照顾阎锡山的衣食起居。对于阎慧卿和阎锡山的关系，在民间曾经有过很多传言和猜测，但可以确定那只是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与污蔑。

五妹子阎慧卿像

1949年初春，内战的硝烟弥漫在太原的大街小巷，城内的人心里都知道，孤城的陷落不过只是时间的问题，有人借机飞离绝地，有人滞留北平不归，但是，没有守城责任的阎慧卿却始终没有离开太原。

1949年3月29日下午，阎锡山带着少数随从前往南京，与“代总统”李宗仁商定国共停战谈判中有关山西的条件，赴机场送行的只有梁化之和阎慧卿，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与大哥的决别。

阎锡山飞往南京，阎慧卿与梁化之在机场送别

阎慧卿在等待着大哥的归来，但声言很快就要回来的阎锡山一去不归，太原解放后，这位败军之将唯一的收获就是无情的嘲讽和抨击，在由胜利者撰写的著作中，普遍认为他的离开是蓄谋已久的临阵脱逃，他所有死守太原的誓言与决心只不过是愚弄部属为他卖命的手段，阎锡山离去时没有带走阎慧卿，被认为这是他玩弄的又一欺骗手段，以造成他还要回到太原的假象来稳定军心。

关于阎锡山滞留未归，也有不同的解释。在阎锡山原秘书、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李蓼源的《阎锡山离晋去台始末》中，记述了阎锡山试图从南京返回太原的种种努力，但四野炮兵第一师高射炮部队的到来封锁了太原的天空也断绝了阎锡山回家的路。太原守军发去电报说机场全部被毁，飞机已无法降落，阎锡山于是放弃了返回太原的计划。

滞留南京的阎锡山依然遥控着太原局势，4月21日，在与阎锡山的通话中，“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发出了“城陷在即”和决意自尽的哀叹，阎慧卿也在电话中表示：“一定遵命率家人自杀，并焚其家屋，请勿为念。”而阎锡山则鼓励他们说：“成功是国家民族的需要，成仁是自己的收获。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惟我一定要对得起大家。”阎锡山同时向依然坚守的下属回电说：“保卫太原之战，关系华北存亡和国际视听，你们能参加这个战争，真是荣幸。因事被阻，不能与大家共同保卫太原，是此生最大的遗憾。”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梁化之与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进山钟楼地下室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就在阎慧卿自尽前夕，由梁化之代笔写下了《阎慧卿至阎锡山的绝命电》，经“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吴绍之润色后交机要处拍发给阎锡山。绝命电全文如下：“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电文中，充满了一位被卷入战争的平凡女性的悲怆与绝望，也蕴含着万念俱灰之后的镇定与从容。据说，阎锡山在上海读过这份绝命电后，泪流满面，悲痛莫名。

太原新民街东花园阎氏故居，阎慧卿曾在这里居住

信仰也罢，信念也罢，逃避报复也罢，太原城破之时，一批军政官员按照阎锡山“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觌见”的指示相继自杀。特种警宪指挥处的特工人员或服毒、或相互枪击，并引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自焚，其中包括刘建德等一些20岁上下的特警处女职员。与他们一同殉难的，还有部分特工人员的妻子和年仅18岁的晋剧演员王桂燕等无辜妇女。此外，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十余人在东辑虎营自杀，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后坝陵桥18号队部小楼上自杀，山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师则程开枪打死自己的姨太太后在柳巷派出所自杀。除了军警人员，自杀的还有一些地方行政官员，据阎锡山突围干部记述，“山西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尹遵党等人自杀于八旗会馆，“平遥县县长”吴春台自杀于歌剧第三院……

阎锡山后来在祭文中写道：梁化之等人“杀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与之两立，死不与之觌面，战至由巷而院，力尽物竭，集体自杀而焚其体，……此生可谓得其结果而无憾矣！”。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留芳美名存。”阎锡山亲手将他的部下送上了不归之路，此时又为他们唱上一曲挽歌来安慰他们的灵魂。

“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在台湾影响极大，曾被编入台湾的小学课本，称之为“戡乱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台湾一些文人也著文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一些台湾人不了解大陆的省市地名却对太原印象深刻，不止一次看到太原人的记述，早些年在海外偶遇台湾同胞，自报家门之后发现他们居然知道太原这个连很多大陆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城市，而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五百完人的故事。

五百完人冢

五百完人冢墓碑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鲜血写就的历史，兄弟阋于墙的争斗从来没有中断过，每一次的王朝更迭都会出现一些义无反顾的殉难者。做为兵争要地的太原，总有人在战争的烽烟中与这座城市同生共死，完成他们心目中的涅磐，远的不说，三百年前李自成攻取太原时，几十名地方官员除一人投降外，其余全部殉城。在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年代，这种惨烈的行为尚可理解，但进入二十世纪的近代社会，仍然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殉城事件，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这个故事更象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因而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最强烈的质疑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大陆的文史研究者，二是台湾绿营的某些人士。

由于海峡两岸的人为阻隔，大陆方面直到1983年，看到台北山西文献社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周年纪念》一书后，才全面了解此事。山西文史研究人员对台湾方面罗列的“太原五百完人”详细名单进行了调查，并在1988年11月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60辑刊登的《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中认定：五百人的数字是不准确的，这份名单中有些确有其人，但并非城破时自杀而死，有的死于战场，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新政府枪决，有的甚至是被阎锡山军政机关处死，另有一些人则仍然健在或查无其人。

太原解放后，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曾对部分自杀现场进行过清理辩认，在他们出具的《特种警宪指挥处首要特务分子集体自杀报告》认为：首要分子中可以确认自杀的有46人。当然，这46人并非太原自杀的全部人数，而只是能够辨认的梁化之及特警处首要人员的自杀数字。太原解放时，解放军重点缉查的目标是包括梁化之、戴炳南在内的几名战犯和负有血债的特工人员，在此范围之外的自杀者尤其是中低级军警、行政人员如流亡的县长、行政机关的秘书和职员等等，还进入不了解放军和太原市公安局的缉查视线。而且，阎锡山曾有过“不做俘虏，尸体不与之相见”的指示，部分自杀者因此自焚而死或死前安排他人焚尸灭迹，这更增加了清查的难度。

在汉语中，许多整数并非实指一个具体的数目，例如“八百罗汉”、“三千弟子”等等，没有人会去深究它的真实数目。在最初看到“太原五百完人”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曾经这样认为。六十年前的内战几乎席卷全国，在数百万人鏖战的一片混乱之中，个人的命运在时代洪流的大背景下渺小而卑微，几百人的生死存亡微不足道，大军过后，没有人有精力和兴趣去清查他们的死因和踪迹。即使是胜利者，在恢复全国秩序之后的优抚工作中，也经常无法弄清自己的某些官兵是阵亡还是失踪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以至于出现84份未发出的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摆上收藏市场地摊的事情，而这些阵亡者的亲人，五十余年间既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更不知道他们的生死。1949年4月24日的那个清晨，太原城的防线瞬间崩溃，在混乱的巷战中，这几百人是自杀？是阵亡？还是突围隐藏？准确的自杀人数即使是在当时也无法真正查明。所以，出台一份姓名、籍贯、职务一应俱全的五百人详细名单，即使不是刻意造假凑数，至少也是不够严谨，甚至会授人以柄。而事实上，无论是五百人还是五十人，在这个故事里都已经褪化为没有太大意义的数字，不论数字的大小与否，都无法改变鲜血背后的惨烈与唏嘘。

很多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五百完人，而不是其它数字？对此，解释有三，一是五百人的数字是根据突围人员的记述和其它消息整理出来的；二是为了附会“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三是阎锡山曾有“五百基干”。阎锡山曾说过：“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然而，自古艰难唯一死，官做得越大似乎就越缺乏成仁的勇气，阎锡山的大部分基干在城破时刻并没有勇气服下早已准备好的毒药，而是做为解放军的俘虏。这其中，包括阎军的高级军政人员王靖国、孙楚、赵世钤、温怀光、高倬之、韩步洲、白志沂、杨贞吉、薄毓相、续如辑、孟际丰、孙凤翔等人。在由“行政督查专员”缪玉青领衔撰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中，第一句话就是“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这种惭愧未必发自肺腑，但是，阎锡山并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力责怪他的部下，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尽管前面提到的那些军政大员被俘后基本都没有逃脱被枪决的命运。诚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败军之将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相对于屈辱的活着或是卑微的死去，自杀，以这种最强烈的方式来完成心中的涅磐无疑是足够震撼人心，但是，无论生与死，每一个战至最后时刻的军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个人的命运。

近些年来，台湾的一些绿营人士也对“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提出了质疑，进而以此攻讦政治对手。他们的论据主要来源于大陆方面的《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但却将“确认特警处首要特务分子有46人自杀”刻意曲解为“自杀的只有46人”，进而称此事为虚构的“伪史”。以数字的不确切来否定整个事件的真实性，是他们显而易见的逻辑错误。太原集体殉城事件，是真实发生过历史事实，至于人数多少，那是另一回事，就像“平型关大捷”，早先宣传歼敌“三千余人”或“两千余人”，现在又确定为“一千余人”，我们不可能因为人数统计上的主观偏差而否认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对此，一位台湾人在他的相关文章中感叹道：“中国人呐，我们的夜路，到底还有多长，多长！”而我，也只能发出同样的感叹：中国人呐，我们的夜路，到底还有多长，多长！

决战太原之十：胜利之师——华国锋、胡耀邦与百名开国将军在太原

历时六个多月的太原战役，共计集结了30多个师的32万官兵，在这支兵强马壮的队伍里，汇聚了未来党和国家的两位最高领导人、两位元帅和一百余位将军。

为了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徐向前为书记的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成员包括周士第、陈漫远、杨成武、杨得志、罗瑞卿、李天焕、胡耀邦等八人。

太原总前委扩大会议上的兵团级将领们

做为十大元帅中唯一的一位北方人，徐向前高超的军事才干无人小觑，但是，红四方面军与兵败祁连山的经历却如影随行般的影响着他，使其难有尽情施展的平台，当打之年却蜷缩于窑洞之中赋闲养病，直到决战将至方有用武之地。山西虽然不是解放战争的主战场，但却是公认的硬骨头，临汾攻坚与横扫晋中，徐向前打得可谓得心应手，将运动战发挥到了极致。

兵临太原城下之后，徐向前旧病复发，抱病指挥，东山四大要塞争夺战激战正酣之际，徐向前一度坐着担架来到前线指挥作战以激励士气。

徐向前在太原前线

1949年3月28日，参加完七届二中全会的彭德怀在返回西北部队途中来到太原前线，前往峪壁村看望徐向前。经徐向前挽留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彭总正式留下指挥了太原后期作战。为了避免影响军心，当时下命令、写报告仍用徐向前的名义签署，彭总身挑重担却甘当幕后英雄。20年后，身陷囹圄的彭总写下了一系列材料，对强加给他的罪名进行申诉，在这部后来被汇编为《彭德怀自述》的书中，彭总对他在太原前线的经历也仅仅是一笔带过。

攻克太原之后，贺龙从晋绥解放区来到太原参观，三位后来的元帅共聚一堂，这样的场面在解放战争时期可谓绝无仅有。

建国以后，徐向前先后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著有回忆录《历史的回顾》。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在北京逝世，根据他的遗嘱，骨灰撒在了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骨灰盒和遗像最后回到了他的故乡，被安放在五台县烈士陵园。

彭德怀在太原前线

在太原前线总前委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徐向前，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年仅33岁的胡耀邦，当时谁又能想到，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个子也不高的第18兵团政治部主任，在三十多年后会超越当年排在他前面的所有兵团级将领而成为总书记。

胡耀邦15岁时就已经投身革命，成为中央苏区的一名红小鬼。仅仅九年之后，23岁的胡耀邦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陈赓、徐海东、王树声等一些身经百战的大将都曾被肩负人事任免重任的胡耀邦叫去谈话，甚至受到这个年青小伙子的严厉批评。

太原战役期间，胡耀邦主要负责政治与统一战线工作。黄樵松起义期间，由胡耀邦出面与黄樵松的代表王震宇谈判，胡耀邦准备亲自进城与黄樵松面谈起义事宜，临出发时被徐向前制止。今天我们回忆起这段史实时，不能不感谢徐向前的小心谨慎与深谋远虑，否则，新中国将失去一个勤勉开明的总书记。

1989年春天，太原解放40周年来临之际，太原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攻克太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然而，鞠躬尽萃的胡耀邦却在太原解放纪念日前九天与世长辞。

解放战争时期的胡耀邦

除了胡耀邦，还有一位最高领导人当年也曾亲临太原前线，他就是在文革结束后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华国锋。

虽然太原战役正式发起于1948年10月5日，但是，对于太原的围困却在晋中战役刚刚结束的7月下旬就已经开始，为此，太原前线专门建立了以政治瓦解、经济封锁、搜集情报、收容溃兵为主要任务的“对敌斗争委员会”，并按照负责地区划分为西南、西北、东北、西南四个区，西北区对敌斗争委员会的主任，正是时年27岁的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华国锋。

在很多关于山西人的地域性格特征的探讨中，时常会提到华国锋，将他视为山西人或老实人的典型。2008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投拍文献纪录片《决战太原》时，曾被要求删除关于华国锋的内容，一位审查人员曾质问：“太原前线比他职务高功劳大的人多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提他？！”文献记录片的要务是忠实的记录历史还原历史，而不是顾忌敏感与回避，在主创人员的争取之下，华国锋才得以出现在影片中。

时任阳曲县委书记、武装大队政委的华国锋

太原战役参加部队共计10个军的30个步兵师和4个独立旅、3个炮兵师，统帅他们的，是100余位开国将军，其中，较为知名的有罗瑞卿、杨成武、杨得志、耿飙、罗贵波、李井泉等人。

除了征战于第一线的将士们，隐蔽战线上的尖兵也是这支胜利之师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就不断向太原派遣地下工作者，以各种职业作掩护长期潜伏，甚至打进入敌人要害部门，到1948年冬，太原城内的地下党员共有488人，还有内线关系859人。

太原战役期间，太原隐蔽战线最出色的行动莫过于绘制太原城防图。地下党员张全禧以谦益信自行车行做掩护，结交了刚刚受到降职处分的阎锡山长官部侍从参谋张光曙，并成功将其策反。张光曙利用视察城防工事的机会，绘制出50多幅太原城防设施图，并在图上标注了大量参考资料。张全禧将图纸暗藏在自行车内胎和大梁的管子里，在张光曙的护送下穿越封锁线，把这些在太原战役期间起到重要作用的城防图送到了情报站。北岳第二地委城工部太原南站也成功绘制出城防图，一位地下党员的妻子霍桂花将城防图藏入阴道内，利用阎军疏散人员的机会混在难民成功出城，一波三折之后送到了解放区，而她本人却因此终生不育。

太原市城防工事图

1949年3月，另一条秘密战线在向外输送情报和安排撤退的过程中被阎锡山特工系统查获，八名地下工作者集体就义于大东门外，与中央有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赵宗复也在不久第二次被捕。

赵宗复是原“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而立之年就出任阎锡山政权的教育厅长。做为追随阎锡山三十余年的忠臣和功臣，赵戴文在去世前曾向阎锡山亲口嘱托：“宗复年轻，做事不稳当，希望好好教育他。”赵宗复被捕后，阎锡山顾及旧情，没有下达任何处置命令。阎锡山飞赴南京后，梁化之一度准备处决赵宗复，五妹子阎慧卿说：“老汉在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为啥要处理他？老先生就这么个苗苗，还能这么做？老先生怎样对待你来？”结果，杀害赵宗复的事便搁置下来。

解放以后，赵宗复历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等职。1966年6月21日，赵宗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51岁。

向炼钢厂前进

后续部队登城

战火市区

攻入市中心

攻入太原绥靖公署

庆祝游行

岁月沧桑，硝烟散尽，时间冲淡了往昔的峥嵘，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时代背景下，使得我们能够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去回顾历史，以更加豁达的心态直面60年前的战争以及那场战争中的对手。60年，弹指一挥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汾水滚滚来，双塔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愿所有在这场战役中殉难的将士和百姓从此安息，愿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历经沧桑与苦难的龙城太原，愿时间能够抚平历史的伤口，愿中华民族在每一个历史的岔路口都能够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做出正确的选择，愿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