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战役解析(一)

来源: 设计场

一、前因后果

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争。

松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境内，系高黎贡山山脉，山顶海拔2200米，至怒江江面垂直落差1500米，山势险峻，山峰棋布，沟渠交错，地形十分复杂。

松山雄踞怒江西岸，山下就是横跨怒江的惠通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地。

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只有两次是“玉碎战”，也就是日军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发生在中国云南境内的松山和腾冲。

“玉碎”一词，出自中国史书《北齐书・元景安传》“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1943年5月31日，日本报道美阿图岛之战日军守备队全军覆没时首次使用该词，表示“战斗到最后一人”。

1974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访问昆明。他们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要求，要到滇西祭奠日本军人的亡灵，被拒绝。

据说，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

1978年，一个“慰灵访华团”来到中国，与那段历史有密切联系的11个日本人，再一次进入了云南。他们中有从松山战场逃生的炮兵中尉木下昌已、从腾冲战场生存的卫生兵吉野孝公和曾在第56师团司令部任职的中尉石井皎。他们仍未被允许由昆明再往西行。

1979年，在中国方面的帮助下，日本人从滇西战场拿来了泥土。回国后，在原日军第56师团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分给了阵亡人员家属。

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终于来到松山。他们表情肃穆，搂树抓土，哭天喊地，述说着，祷告着……

当地人托翻译过去问他们：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他们回答：我们在祈祷，祈祷永远和平；愿他们的灵魂升天。

人们先是疑惑重重：有这样祈祷和平的吗？

听到后面一句，气愤不已：那样罪孽深重的灵魂，只配下地狱！

将日军五个军官尸体面朝满山的中国军人跪姿、竖埋，让他们永久地向英烈们忏悔、谢罪。

据日方统计，日军在缅甸战场的阵亡人员约13.7万人，留下大量弃尸。

1940年，日本组织昂山等一批缅甸“民族精英”在日军占领区中国台湾和海南培训，并协助他们建立了缅甸独立军，这支军队配合日军击败了英军及中国远征军，占领了缅甸。1944年，昂山见势不妙，反戈一击，协助盟军进攻日军。

1975年开始，日本人在缅甸打通关节，在各个旧战场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慰灵塔和纪念碑，不论原址上有什么建筑，日本人都买下做祭祀场所。

自敢山，缅甸著名佛教胜地，风光最佳处，有一座日本人出资修建的巨型鎏金佛塔。基座上，刻满了几千个日本军人的名字；以该塔为中心，四面有各种慰灵塔、悼魂碑、镇魂碑；甚至为在缅甸和中国滇西战死的800匹军马也建了纪念碑。

20世纪60年代后期，昂山的继任者奈温愈加仇华反共，铲平了缅甸境内的大量中国阵亡军人墓地和纪念碑。

昂山，是现在缅甸无人不知的昂山素季的父亲。

1980年至1990年期间，日本人4次以旅游者身份来到云南，打着“中日友好恳谈会”的旗号，企图从民间收集日军遗骨。

日军战壕

1990年，“全缅战联协”常务理事甲谷秀太郎将一份滇西战场日军遗骨分布图交给在昆明市日资企业—-日本华兴株式会社驻昆办事处任职的陈晓耘，希望能得到帮助收集遗骨。

陈晓耘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罪恶，拒绝了请求，并请他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据甲谷秀太郎提供给陈晓耘的资料，《拉孟（即松山）阵地要图》和《腾越（腾冲旧称）城附近守备要图》上清楚地记录了1944年6月至9月的战斗情况，在滇西战场日军遗骨共7865人。

20世纪80年代，“全缅战联协”成员曾来到云南龙陵，想在城南的伏龙寺举行佛教仪式为战死者“招魂”，遭到当地有关部门拒绝。他们不死心，将一份“战死者名薄”用塑料桶密封，偷偷埋在寺外山脚下的一棵大树下，在2012年被当地百姓在劳动时无意间挖出。

这份“战死者名薄”记载：在松山战场第56师团阵亡1288人，在龙陵战场第56师团阵亡1866人、第2师团阵亡544人，合计2410人。

松山、龙陵的老百姓，都听说过日本人为寻找日军遗骨而“悬赏”的事，据说交换条件是：一具尸骸换一辆轿车，一根腿骨或手骨换一台彩电。这些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特别对云南边境居民，极其昂贵。当地没有人为此动心。

中国远征军墓地

关于松山战役，日本方面的著作比中国多，十几个活下来的亲历者，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了回忆录；作家、研究者的作品更多。为祭奠死者来过这里的日本人，比中国来自其他省份的人多。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出兵东南亚，很快攻入缅甸，兵峰直指中国云南。

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东亚军事会议，结成反法西斯战略同盟。应英国政府请求，中国以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共10万人组成远征军第一路，于1942年3月入缅作战。

英国一再延迟中国远征军入缅时间，错失了最佳战机，加上英军松垮的战斗力、远征军指挥系统混乱（美国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和蒋介石都在指挥）等因素，虽然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和第38师（师长孙立人）给予日军有力打击，最终还是全线崩溃。

日军乘胜追击，尾随溃败的中国军队从缅北攻入中国云南。

1942年5月5日，中国军队在日军便衣队距桥头500米时炸毁了怒江上唯一可通汽车的惠通桥。

5月6日，飞虎队创建者陈纳德致电宋美龄，请求对怒江惠通桥附近公路上的日军实施空袭。这是因为，被日军困在公路上的中国人会因此遭难，这不是陈纳德能独自作出的决定。

同一天得到蒋介石的答复：消灭敌人！

猬集在怒江东岸公路上的日军第56师团被炸得人仰马翻。日军再也没有试图越过怒江。

二、拉孟守备队

怒江阻敌成功后，重庆统帅部对滇西日军敌情判断错误，认为沿滇缅公路追击的日军不过是临时编成的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两三千人。蒋介石下令第11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反攻腾冲、龙陵，企图利用日军立足未稳之际，夺回滇西失地。

1942年5月15日，第11集团军以3个师兵力对日军展开进攻。

29日，蒋介石给宋希濂打来电话，指示：“敌源源增援，我军应避免硬战，减少牺牲……”显然，最高统帅已判断反攻无望。

5月15日至6月1日，围绕惠通桥—松山这一核心区域的战事，战史中被称为“反攻试探战”。

之后，我军撤至怒江以东，日军就长期驻扎在松山，形成隔江对峙局面。

对怒江而言，松山是矗立西岸的一座超级“桥头堡”；对滇缅公路，松山是扼断其咽喉惠通桥路段的巨手；对滇西重镇龙陵，松山则为其东部的前沿屏障。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实为滇西战场必争之战略枢纽。

担任松山防务的是日军第56师团步兵第113联队主力及野炮第56联队第3大队，第113联队本部设在松山。按日军惯例，他们以松山脚下的腊勐街之名，将守军命名为“拉孟守备队”。

113联队是1938年5月在熊本首次编成，随后纳入第106师团序列参加武汉会战，几乎被国军全歼。1940年3月该队撤编，半年后，又在福冈重新编成，1941年10月纳入第56师团。

由此可见，松山战役中第113联队给国军造成重大伤亡，并不是该部及日军战斗力逆天，主要原因是国军指挥上的失误和日军据守坚固的阵地。

台儿庄战役，上高会战，万家岭战役被称为“抗日战争三大胜利”，其中万家岭战役打得最为酣畅淋漓，几乎全歼了日军第106师团。

1938年10月，第106师团孤军深入万家岭地区。

10月5、6日两日，国民革命军第1兵团主力第74军(即后来的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的前身)等部在张古山、狮子岩等处与日军第106师团激战。

10月7日，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认为歼灭第106师团的时机已到，下令展开总攻击。

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

74军第51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以主力向张古山进攻，并占领张古山主阵地。当夜日军反攻，战斗至烈，“305团预备队用尽，营长王之干阵亡，连长以下，伤亡亦众”。

9日，51师挑选400名突击队员，由第51师153旅副旅长张灵甫率领，从晚上8点进攻，再次占领张古山主阵地。

国军四面围攻之下，第106师团损失惨重，基层军官伤亡殆尽，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绝无仅有。

最终第106师团仅有几百人逃脱，几乎被全歼。

万家岭战役之后，第106师团不得不退出战斗，招募新兵，而新兵一听是编入第106师团立即与家人抱头痛哭，第106师团俨然已经成为了日军眼中的死亡师团。

第113联队现任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即为拉孟守备队队长。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后，松井率联队主力增援高黎贡山方向作战，将守备队之职委任于野炮第3大队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后来又让自己的副官真锅邦一大尉返回协助指挥。

日军拉孟守备队队长金光惠次郎

金光惠次郎比较内敛，加之为炮兵指挥官，守备队实权旁落于真锅邦一大尉手里。

据活下来日军士兵回忆，在松山战役期间，真锅邦一一直担任前沿阵地指挥。他对松山战地的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并能够合理指挥，发布命令时喜欢大喊大叫，非常严厉。

真锅邦一曾任第113联队第1中队长，其中队的上等兵高桥公曾供述：

在隔江对峙时期的一次遭遇战中，一位日军士兵被7名中国士兵包围，他跪在地上求饶，中国士兵没有杀他。在押他回去的路上，遇到真锅邦一的中队，7名中国士兵被俘。1名中国士兵逃跑时被枪杀，另一名逃脱。真锅邦一下令，让高桥用刺刀将跪地求饶的5人全部捅死。

高桥公，入伍前做过新闻记者，同时擅长柔道，时常将战俘捆在木桩上练习拳击，打出一身汗水后，再用刺刀捅死。战后，此人改名佐藤公，担任“全缅战联协”九州地区的事务局长，为在缅甸搜集阵亡日军遗骨不遗余力。

后来的战事表明，日军拉孟守备队以留守的一千余人，居然坚守松山3个月，尽管全军覆没，但造成中国远征军惨重伤亡，主要原因在于其阵地的坚固。

1946年，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国瑜进入松山日军工事详细考察，描述道：

“地堡垒主体之构筑，大部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与观测，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斜掘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

堡垒上掩盖圆径至70厘米之木柱，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后逾1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此坚固工事。

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亦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荡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

堡垒间之交通壕，纵横交错，更掘暗壕以通堡垒内之坑道隐蔽部，及阵地边缘交通壕，上间有掩盖，或以壕之侧壁掘掩蔽壕成环形，守备阵地或伸出以消灭死角。”

1943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军看到松山作为支撑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据点的作用，计划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

三、日军松山阵地

《松山战役解析（二）》发表后，有细心读者发问：“文章里讲日军的堡垒用圆木径50厘米和70厘米！是不是搞错了？这圆木直径好大了，应该很重，这工程量巨大，怎么能建？”

我们详细了解一下日军是如何构筑松山阵地的。

松山阵地的修筑分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日军将松山作为进攻保山的前进阵地，主要修筑了本道阵地（滚龙坡）、原口山阵地（竹子坡）等外围阵地共17处。

第二阶段，日军看到进攻无望，转而以松山做支撑点防御，加固和扩展松山腹地阵地。

拉孟守备队首任队长是菊地武宁少佐，任期一年多。他对构筑阵地没有具体目标和要求，每天主要精力是侍弄他宿舍门前的一块菜地。

这是形势使然，当时日军到处攻城略地，他们哪里想到自己也会有被进攻、被歼灭的那一天。

1943年8月，金光惠次郎接任。金光到任后，巡视了野炮阵地，召集所有军官，下令构筑阵地。

金光对日军松山阵地的防守功不可没；对进攻方国军来说，则造成极大的危害。

野炮第56联队军曹太田毅战后著述：

修筑主体工事“十榴”火炮掩体时，四壁用两排装满土石的汽油桶进行加固。顶棚以粗大的松树圆木平铺，下层再插入3.2毫米厚的大块铁板—-这是中国军队遗弃之物，如此横竖交错地要铺两层或三层。

为保证阵地的隐蔽性，附近的树木不得砍用。构筑阵地的木料，都是从远处的山谷中运来的。若以人力搬运，不知道要多少人才够。官兵们利用中国军队遗弃的汽车（设计场：他们给了日军多少好东西！从张学良放弃东北，给日军留下亚洲最大的兵工厂算起），以能用的零件拆装成牵引车。

即便如此，把那些木料从陡峭的山坡下沿着蜿蜒的小路运上来，也是千辛万苦。时常发生牵引车抛锚、翻车等事故，这时士兵们就得肩扛背驮，其艰辛难以言说。

为使“土堡垒”炮台充分发挥火力，在设计上费尽心思。比如为提高设计精度，在火炮瞄准镜下面专门安装了一根刻有标高尺寸的支柱。

为保持工事强度，火炮射孔大小必须限制，只能指向主攻方向。当时也作了一些调整设计，即在万一的情况下，把掩体后面作为出入口的铁门打开，将炮口调转过来射击。

挖掘时只能用十字镐和铁锹，运土可用牵引车和当地的马。野炮兵有相当一部分人曾是矿工，在挖掘和架支柱方面都有一定经验，所以挖掘工作进展顺利。

构筑坑道时，会在一些地方适当地弯曲，大致呈“T”字形，洞穴纵深为十米，左右每边各宽为二十米。在坑道各处还加宽开设了储存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的仓库。为防止发生窒息或被埋等事故，入口之外又另外开掘了一个进口。

金光少佐的野炮大队本部壕，因不需要设置火炮射孔，就向下挖掘近4米，修筑了居住空间。

步兵的战壕虽然没有炮兵战壕这么坚固，也都是利用山腰的坡面和崖壁来构筑的洞穴式掩蔽部，能承受炮弹的轰击，还在侧壁挖了不少隐蔽用的横向洞穴。

步兵战壕都是围着前沿阵地和主阵地挖的，还在山的斜面挖了散兵坑，直径在80厘米左右，士兵可以直立于其中射击。

各主要阵地之间还挖了相互连接的交通壕，步兵使用的小型火炮都能通过。

各阵地前都拉了铁丝网。重要的阵地是6到8米，一般阵地是4米宽的双层或三层铁丝网。整个阵地的铁丝网达到了1万米。

为了确保通信畅通，各阵地之间都拉了电话线。其中用于炮兵指挥的电话线就有6条，其中3条架设在地面上，另外3条埋在地下以备断线时使用。电话交换所在设在水泥浇灌的地下工事里。

至1944年4月，日军已经在松山上建起了城堡式的坚固防御体系，在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以数个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有数个子堡拱卫外围，共有子母堡垒40余座。

各堡垒阵地互为侧防，交互掩护。整个松山将近被挖空，如同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供电、供水都已解决。

日军供电、供水的解决也是拜国军遗弃物所赐。

日军利用国军此前遗弃在滇缅公路上的汽车的进排气装置，改装成了一台动力抽水泵，又从畹町运来了铁水管和水泥，士兵汗流浃背日夜施工，在高地上修了一个蓄水槽和配水池。1944年元旦正式通水成功，不但彻底解决了守备队炊事用水，还保证了官兵每3天可洗一次澡。

日军还用汽车发动机改装成发电机，为松山主要阵地和兵舍拉了电线，使70多处用上了电灯。

日军战后在战史中记述：“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可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阵地内储存了作战物资，可坚持至少3个月战斗。”

金光惠次郎对军事工程颇有研究，深知阵地建设对于作战的重要性，在后勤供给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强令手下进行艰苦的挖掘作业。金光本人也心有不忍，但他知道自己肩负众多士兵生命的责任，还是坚决地贯彻了意图。

野炮第56联队长山崎州周一郎大佐考虑到金光大队长时间施工作业，已经疲劳过度，且出现生病减员的情况，想让第2大队前去替换，被金光惠次郎拒绝了，说：“我们不能把自己建造的阵地交给别人。”

据说金光平素谦和恭敬，此时态度却异常顽固，这也代表绝大多数部下官兵的心愿，他们不想离开自己辛辛苦苦建造的阵地。

拉孟守备队“玉碎”多年之后，侥幸活下来的日军老兵曾感慨：这些人本来曾有机会离开松山，但他们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当时，连将军和参谋们都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下层士兵对防御抱有绝对的信心。”太田毅对此解释说。

四、松山日军暴行

二战以后，日军在战争中开设随军“慰安所”的行径，为全世界所谴责。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在上海开设了最早的日军慰安所，据他辩解，是为减少日军在占领区的强奸暴行。但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不但没有减少日军的强奸犯罪，反而纵容整个日军都成了无耻的野兽。

日军实施慰安所制度，在战争期间一直是秘密推行的。使这一罪恶公之于众的，正是松山战役结束时美军照相兵拍摄的俘获日军慰安妇的照片。当时，在松山共有14名慰安妇幸存。

1942年5月，日军进占松山不久，就悄悄从缅甸带来了三四个女子，骗她们说是当女招待。其中3个女人有丈夫，也被抓来烧洗澡水，发放慰安所门票。日军强迫这几个女子在其丈夫的眼皮底下，满足日军士兵的性欲。

当时拉孟守备队有3千多人，三四名慰安妇远远不能满足要求。1942年阴历八月，日军乘腊勐街赶集，包围了街子，把十几个当地年轻妇女抓住强奸，然后拉进了慰安所成为了慰安妇。

1942年底，10个朝鲜姑娘被送至松山。日军骗她们是为军官俱乐部服务和组织敢死队“保卫她们的国家”，到了运输船上才宣布是来当妓女。

1943年初，送来5名日本妇女和5名朝鲜姑娘。

据西野琉美子叙述：

一名叫尹庆爱的朝鲜慰安妇被带到这里时被威胁道：“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服从命令，不要忘了这是为天皇陛下尽忠，谁不听话，就砍她的头！”

另一名朝鲜慰安妇朴永心被带到腊勐是在中国军队反攻开始之前。到了休息日，戴着表示休假之红臂章的日本兵，是以一个慰安妇要应付二三十名士兵的比例前来的。朴永心被逼做慰安妇已有4年，但她怎么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境遇，羞辱和自暴自弃混杂的感情在她内心深处碰撞。想活下去，除了放弃感情、忍受此种生活，别无选择。

1944年9月3日，远征军在勐梅河谷地捕获4名日军慰安妇，右一为朴永心，当时已怀孕。

最初，日军认为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会刺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耻辱感，激发反抗意识，对实施占领统治不利，因此以征朝鲜、中国台湾这些殖民地及本国慰安妇为主，后来看法改变。

日军情报部给日军陆军总部的一份文件中称：

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能够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心。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

这份文件产生于日本战力走向低落之际，基于这一理念，日本军部曾下达命令：“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召慰安妇。”

被抓来的当地妇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当日军厌倦后，就剃光她们的头发后释放，表示以后不必再来。这些妇女顶着这个耻辱的标记回家后，所有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从此无脸见人。这种深深的耻辱感让这些女性终生保持沉默。

为加强防御，在构筑松山工事外，日军拉孟守备队对松山周围几十个村寨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示范区”。

在盘踞松山期间，日军还多次用捕获的中国远征军战俘进行活体解剖，这种由日军关东军731部队首创的灭绝人性的行为，当时已经推广到了各个战场。

在拉孟守备队，第113联队及所属步兵大队均配有军医，第56师团卫生队还派驻军医，他们认为用活体解剖来提高医术，是只有战争中才能得到的机会。

当时，日军把在战斗中能消灭敌兵、能拿战俘做实验，称作“练胆量”。认为能割下俘虏的头，用刺刀捅入俘虏的身体，是颇有经验的人才能做到的。有些人还把俘虏盘做一团，塞进汽车轮胎里，再浇上汽油，点燃，从松山上推到怒江里。

在进行攻击时，有的士兵还干出了许多恶作剧，如在砍掉头的中国士兵尸体上安上牛头取乐。

藤原拓士写的《外科战场物语—-南方战线秘录》一书中写道：有的日军还把战俘的肝脏挖出来烧焦；两个被俘的中国远征军侦察员，被日军军医中尉落合芳雄在体内输入马血做实验。日军军医把俘虏从高处推下坑底，再从上面砸下大石头，观察研究怎样造成致命伤。

品野实在著述中披露，一次士兵们在窗外听到悲惨的号叫声，透过玻璃窗看到，一个中国士兵被紧紧地捆在手术台上。冰冷的手术刀闪着寒光从胸口切开，那个中国士兵悲惨地喊叫着。刀切开身体某一部位后，日军军医都要久久观察那个部位的反应。胃被切开后，那个士兵还活着。

看到这些情景的日军士兵，个个目瞪口呆，事后谁都不敢吭声。

这些军医，杀人狂，最后几乎全部丧命滇西。只有军医中尉高桥实于1943年底被调往密支那，在密支那守备队覆灭之际逃掉了。当他抄近路逃至八莫北面6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正在做饭时，遭到中国驻印军的袭击。除3名卫生兵逃脱，高桥实和其他十几个卫生兵全部被击毙。

时间是1944年8月14日。

逃出来的3名卫生兵，一个是曹长田中末喜，因大腿被打成重伤，不能行走，用手枪自杀了；还有一个是班长室园隆喜，达到八莫后感染疟疾，不久也死了；唯一活下来回到日本的就是一个叫田中政美的士兵。

攻克松山后，美军卫生兵为慰安妇包扎伤口，背后两名远征军士兵在展示战利品日军太阳旗

五、反攻前夕

日军占领松山、控制湘西之后，滇缅公路被切断，失去外援的中国抗战形势严峻。

1942年7月19日，为打通中印陆路交通，确保中国战场，时任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中将拟订了代号“安纳吉姆”的反攻缅甸作战计划，中国统帅部补充后予以批准。

这个计划包括两个规模宏大的战略构想：在印度组建X军（中国驻印军），以收复缅北为目的；在云南组建Y军（中国远征军），以收复滇西为目的；最终X军和Y军会师，打通中印公路，全面收复缅甸。

计划还规定英军应承担登陆仰光、从南路夹击日军的配合作战任务。

在史迪威的努力下，X军和Y军相继组建并开始整训，着手反攻准备。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史迪威希望中国远征军尽早渡过怒江，向日军发起进攻，但直到1944年初，蒋介石一直按兵不动。

中国驻印军

蒋介石的基本思想是：中国已经抗击日本很多年了，消耗了大量物力、人力，现在应该保存些实力，以便战后对付共产党。

具体到反攻滇缅的战事，还有几个因素：首先，英军一直不履行其应承担的配合作战任务，最后干脆拒绝。缅甸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不得已请中国参战，也是处处堤防。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惨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军延误战机和战场不合作所致。

其次，美国承诺的“租界法案”物资一直没有按计划兑现；再次，蒋介石已经获得情报，知道日军正在酝酿在华中、华南发起大规模进攻。基于以上考虑，蒋介石把反攻时间一拖再拖。

作为妥协，蒋介石给了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的权限。史迪威早在1943年，就指挥中国驻印军新第1军及美军5307支队（3000名美军退伍老兵组成）率先从印度雷多向缅北日军发起反攻。

1944年5月17日，史迪威又指挥“中美混合突击支队”（由中国驻印军第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及美军5307支队混编而成）奇袭缅北重镇密支那。

中国驻印军坦克部队开赴缅甸作战

史迪威同时电告美国陆军部，请求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施加“来自最高一级的压力”，敦促他马上行动。

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暗示：如果再不出动中国远征军，美国将停止运送援华物资。史迪威威胁：美国有可能提供援助给愿意反攻的共产党军队，甚至是龙云的云南地方武装。

4月10日，史迪威的参谋长托马斯・赫恩通知中国军政部：“建议将分配给中国远征军的物资转换给美军第14航空队”，已拟定计划“取消向中国航空公司贷给飞机的合同，并收回迄今已交付的飞机”。

无奈之下，蒋介石指示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于4月14日签署怒江攻势命令，19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向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下达作战指导方案。

卫立煌，1912年考入湖南陆军学兵营入伍，凭着战绩逐步递升为国民党军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长期以来，他形成一套独特的生存法则：中央实力派排挤他，他便靠拢共产党；蒋介石起用他，他又卖力为蒋介石打仗。

印度兰姆伽训练中心指挥官费雷德·麦卡比准将视察中国驻印军第3坦克营的列队和装备

1932年7月，卫立煌被派为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卫立煌率军趁虚而入，8月间占领了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为了嘉奖卫立煌，蒋介石除奖给卫立煌巨额金钱，还由国民政府颁布明令，在金家寨建立一个新的县治，命名为“立煌县”。

1937年10月，卫立煌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与八路军密切配合。期间，周恩来多次与其会面谈话，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9年1月，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仍与共产党、八路军私下来往密切。

1942年1月，因八路军总部参谋处第二科科长兼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军统掌握了卫立煌通共的证据，蒋介石以追究中条山战役失利之责为由免去其本兼各职。

现在，蒋介石决定启用卫立煌，一者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二是监视卫立煌已经两年，没再发现什么问题；三是在滇缅与美军合作 ，不会再接触共产党。

反攻前，卫立煌专心三件大事：一是与龙云保持友谊，用实际行动说明他是来打日寇的，使十几万军队有足够的粮食保障；二是密切与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军顾问的关系，取得充足的美国弹药供应和其他军事配合；三是整训部队，激励士气。

1944年3月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右）检阅远征军，左为龙云。

1944年4月20日，新组建的中国远征军辖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及直属部队共16个师。

在军令部的作战指导方案中，作战方针为“以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为目的”。

卫立煌拟定的反攻作战部署：以右翼第20集团军为攻击集团，自双虹桥以北各渡口渡过怒江，攻击高黎贡一线敌军，以收复腾冲为目标。因腾冲到密支那有捷径可达，攻取腾冲后可在最短时间与驻印军会师。

以左翼的第11集团军为防守集团，牵制芒市、龙陵方面的敌军，不让其向腾冲增援。

1944年5月5日，保山北郊板桥镇马王屯。卫立煌召开战前会议，至此，滇西大反攻正式开始。

自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猖狂进攻，中国军队在各战场一直处于防守态势。这次，将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对日军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

同一天，滇西日军第56师团在驻地芒市也有一个会议进行。

此前，第56师团一直在竭尽全力判断中国远征军的主攻方向。鉴于中国远征军两年来对怒江西岸的渗透作战，主要是向腾冲北方向进行，日军认为远征军主力的反攻也会由此开始，但一直无法确定。

1942年11月，日本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戴白色遮阳帽者）视察日军松山阵地，左二手持望远镜者为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

不幸的是，一个“意外事件”使日军及时掌握了远征军动态，“判明中国远征军将于5月10日开始反攻，反攻方向在惠人桥以北、六库渡以南地区”。

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随即于5月5日召开会议，指示反击方针。根据之前的判断，日军已经将师团主力配置在惠人桥以北，这次只做了小范围的调整，就完成了针对性的防御反击部署。

六、中国远征军第一次缅甸战役

第一次缅甸战役作战时间：1942年3月—8月

作战部队：第5军、第6军、第66军、长官部各直属队

1942年2月16日，中国国民政府根据中美英三国协商决议，命令在滇缅边境待命的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6军依次入缅，紧急向缅南、缅东地区开进。

3月12日，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不久，因卫立煌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往密切，引起国民政府高层警觉，此任命遂被搁置。

1942年4月3日，罗卓英接任司令官一职。两周后，罗卓英命孙立人率新38师驰援仁安羌解救被困英军。新38师仅以113团1000余人便从日军的重围中救出7000余英军。

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

仁安羌大捷后，英军决定放弃缅甸，获救英军迅速向印度溃逃，其他英军主力部队也陆续放弃各自防线向印度撤退，致使中国远征军陷入日军的三面合围之中。

此时，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已随英军退入印度，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率第5军正在前往接应从同古撤退的第200师途中，第5军由此深陷绝境。

5月7日，重庆军委会越过史迪威和罗卓英，直接电令杜聿明传令各部，向密支那、片马转移，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和停顿，寻机夺路返回中国。

5月9日，当杜聿明率部到达卡萨后获得情报，密支那已经于5月8日被日军占领，返回祖国的最后退路已被截断。

5月9日夜，史迪威、罗卓英联名发电给杜聿明，敦促杜聿明率部进入印度的英帕尔。

5月11日，已获悉第5军身处绝境的重庆军委会电令杜聿明，同意该部转赴印度。

无路可退的杜聿明只得下令把所有重武器及车辆全部焚毁，率第5军军部和新编22师徒步穿越野人山前往印度……

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隶明

第5军军长：杜聿明（兼）下辖：新编第22师、新编第96师、第200师

野人山位于中印缅交界地带，是一条长达400多公里，山岭纵横的狭长河谷。当地人把它叫作“胡康河谷”，意为“魔鬼出没的地方”。

廖耀湘率新编第22师在穿越野人山的两个月行军途中，时值雨季，山洪暴发，暴雨连日，部队粮尽药绝。在新背洋附近，部队绝粮8日，官兵饥病交加，饿殍遍野。

新编第22师入缅时满编9000余人，其后的历次战斗伤亡不到2000人，却在穿越野人山时死亡、失踪4000余人。1942年7月25日，新编第22师抵达印度利多，全师仅剩3000余人。

余韶1942年3月率新编第96师入缅作战，6月14日，新编第96师与军部失去联系，余韶不得不率部单独行动，由野人山福贡路线翻越高黎贡山，历经两月穿越原始森林，于8月17日最终回到祖国。

新编第96师入缅作战时编制7000余人，撤回国内时仅余不到3000人，损失超过一半。

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

第200师是整个中国远征军首批入缅的作战部队，1941年12月16日，第200师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进驻同古后逐次接替了英军的防务，掩护英军安全撤退。

1942年3月，同古保卫战前，戴安澜于全师官兵前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其后，戴安澜率部同4倍于己的日军苦战12天，歼灭日军5000余人。

1942年5月，英军决定撤往印度，竟放弃防线，不战而退，置中国军队于不顾，致使一直殿后掩护英军撤退的第200师左右两翼被日军乘隙占据，第200师瞬间陷入日军重兵合围之绝境。

5月18日，戴安澜在郎科指挥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26日于缅北茅邦村伤重不治，壮烈殉国。

第6军军长：甘丽初，下辖：第49师、第93师、暂编第55师

在缅甸期间，甘丽初和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矛盾重重，因为受不了史迪威的颐指气使，甘丽初多次公开表示，第6军只服从重庆军委会的命令。以至于史迪威竟然在写给国务卿史汀生的信中认为“甘丽初应该被枪毙”。

第200师师长戴安澜

甘丽初率部入缅后，第6军的作战区域在萨尔温江两岸。1942年4月下旬被日寇击溃后，余部由缅甸撤入云南思茅一带（今普洱），全军30000余人最后仅剩6000多人，被缩编为1个师，调驻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一带整训。

1941年12月，彭壁生率第49师移驻云南大理、保山一带，随时准备入缅作战。次年2月进入缅甸，作战区域位于孟榜。

4月下旬，曼德勒会战流产后，第49师在缅甸和榜、南曲依等地与日军进行激烈战斗，边打边退，向国内转移。

第49师历经周折，损失过半，于1942年5月经缅甸景栋渡过怒江，撤回国内，之后奉命移往车里（今景洪）驻防整训。

1942年4月24日，因英军不战而退，93师只得放弃雷列姆防线，边打边撤。5月末，吕国铨率93师退回国内，沿大勐龙、打洛、南峤、勐海等中国边界一线地区布防，从6月至12月，多次击退日军的越界攻击。

第6军军长甘丽初

1942年2月，陈勉吾率暂编第55师入缅作战，进驻缅甸乐可地区（也称罗依考，今垒固）布防。4月末，因英军弃守防线，不战而退，暂编第55师陷入三面接敌，一面背水的险地。

陈勉吾当机立断，率部三路突围，分别由西盟、孟连、澜沧撤回国内，随后移师西双版纳，在车里（今景洪）边境一线布防，阻击日军进犯。

从1942年6月至12月，暂编第55师偕同第93师，多次重创前来边境袭扰的日军，最终迫使日军放弃了对西双版纳的进犯。

第66军军长：张轸，下辖：新编第28师、新编第29师、新编第38师

第66军是中国远征军三个军里最后进入缅甸的作战部队。这是一支新建部队，1942年2月11日，重庆军委会下达命令，正式组建第66军，张轸被任命为第66军军长。

1942年4月上旬，刚刚完成组建的第66军奉命入缅作战，作为整个中国远征军的总预备队，配置在缅甸腊戍、瓦城地区及滇缅公路沿线机动。

由于重庆军委会与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矛盾重重，导致作为总预备队的第66军在战略行动上经常被动地接受双重指挥，互相矛盾的命令加上英军的不战而退，使得第66军一面陷于内耗，另一面陷入日军的合围……

第66军军长张轸

最终，除孙立人的新编第38师撤到印度外，第66军其余两个师几乎全军覆没，仅张轸率军部及不到一个营的警卫部队边打边撤，退回国内。

新编第28师由原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康泽）第一支队扩编而成，新兵较多，该师入缅最晚，撤退最早，却伤亡最大。

新编第28师担负滇缅公路的防卫作战任务。接到撤退命令后，第一时间沿滇缅公路向国内撤退。途中，被日军第56师团一部缠上，新编第28师很快就被打散，败兵丢弃装备三五成群各自逃散……

新编第29师由原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康泽）第二支队扩编而成，与新编第28师共同担负滇缅公路的防卫作战任务。

其结局与新编第28师是同样的境况，部队被打散，死里逃生的余部分批撤回国内后，全部被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卫戍司令宋希濂收容，强行整编纳入其麾下的第71军。

新编第38师由原税警总团第2团、第3团、第4团，以及直属队改编而成。1941年12月15日在贵州都匀组建，原本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2年初组建中国远征军时，改隶第66军。

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

1942年4月，孙立人率新编第38师开赴缅甸作战。此时西线英军步兵第1师和装甲第7旅7000余人正被日军包围在仁安羌。4月17日，孙立人亲率113团火速赶往仁安羌救援英军。

4月18日凌晨，新编第38师113团向日军发起进攻，历时12个小时攻入仁安羌，与被围英军会合，除解救被围英军7000多人外，还从集中营救出被日军俘虏的500多名英军官兵、传教士、新闻记者。此役，113团全歼日军一个大队。

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来取得的首次胜利，孙立人仅用一个团的兵力击溃数倍于己的日军，救出7000多名友军，打出国威，令世界震惊。

4月下旬，英军放弃防线，不战而退，曼德勒会战随之破产，中国远征军由此陷入了日军的合围。

孙立人审时度势，果断拒绝了杜聿明要求其率领新编第38师作为第5军的后卫部队，跟随第5军夺路回国的命令，率部向西突围撤往印度，最终安全抵达印度英帕尔。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以10万大军出征，最终仅剩4万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