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托尔卡乔夫 一个间谍的生与死

作者:[德国] 列夫 古列维奇（Лев Гуревич）

译: Macrooz

Kathy Krantz Fieramosca：

悬挂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的阿道夫·托尔卡乔夫肖像

一个人可能会因为软弱或者走头无路而成为背叛者。

间谍会自愿选择自己的职业。

—-鲍里斯 阿库宁《事无至圣》

1941年6月底，上帝没有眷顾住在墨山宁街4号一幢普通的莫斯科住宅里的名叫阿道夫的十四岁少年。受过良好教育、总是得五分的阿道夫·托尔卡乔夫的生活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就变得犹如地狱一般，仿佛应该由这位少年为阿道夫·希特勒入侵这个国家所带来的不幸和灾难负责。“阿道夫”—-这个招灾惹祸的名字，依照惯例是这个男孩子的父母给他取的。二十年代中期，来自奥伦堡小市民家庭的女护士伊丽莎白·尼古拉耶夫娜·古拉巴耶娃深爱着阿克纠宾斯克市立医院的年轻大夫格奥尔吉·托尔卡乔夫，这位大夫痴迷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所以，当1927年1月，他们的长子出生的时候，孩子的父亲提议给孩子取名“阿道夫”。

这位个子矮小、身体孱弱却自尊心很强的小伙子不愿逢迎院子里的地痞无赖，小混混们就毫不留情地殴打他，在一次斗殴当中，那些人打断了他的鼻梁。在躺着许多病患的病房里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阿道夫出院的时候坚信，人，都是些恶棍，需要尽快积蓄起力量，学会用拳头保护自己。

在中学，才华横溢、记忆力超群的阿道夫所有的科目都得了“五分”，且得到了金质奖章。毕业考试前，莫斯科市谢尔巴科夫区人民教育局局长妮娜·阿法纳西耶夫娜·费菲洛娃到访学校。这位文化水平不高、勉强从彼尔姆师范学院毕业的局长认真地遵循苏维埃师范教育的基本准则–学校应该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中心。

费菲洛娃仔细审视奖章获得者候选人名单，她注意到了列在第一位的、未来的金质奖章获得者阿道夫·托尔卡乔夫。

“你们怎么回事，彻底疯了吗！？”区教育局局长扯着嗓子叫喊起来。“我们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战胜了希特勒，可这之后，各种‘阿道夫’要在我们这儿拿金奖？这整个就是破坏行为！”

校长萨维奇吓坏了，他在青年时期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加入了被称作“社革党”的社会革命党。履历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污点”，他知道，对布尔什维克人来说，不会容忍从前的敌人，他立刻向费菲洛娃同志保证—-“鉴于她公正的批评，将要做出正确的结论。”

代数，这门托尔卡乔夫最喜爱的科目得到了不公正的“四分”，因此剥夺了他的金质奖章，这在阿道夫的心灵深处永远刻下了憎恨苏维埃学校以及学校里的教师们的沉重的印记。

九年级的时候，阿道夫在科普杂志《青年技术》当中读到了一篇有关雷达的文章，这门科学将现代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和战争当中的战斗经验相结合。这些装置利用精确计算来控制行动快如闪电的武器的能力深深震撼了这位少年。

中学毕业后，托尔卡乔夫报考了莫斯科军事机械中等技术学校光学及雷达部，随后，1948年，他参加了哈尔科夫工业学院无线电技术系的入学考试。哈尔科夫当时是苏联国家大型科学中心之一，只要提及这所学院的毕业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就足以表明其实力。

阿道夫学习成绩优异，四年级的时候获得了斯大林助学金，他在雷达系工作也很积极。在出色地通过了论文设计答辩之后，托尔卡乔夫应邀到莫斯科，在为新型歼击机研发雷达的第339厂设计局工作。

阿道夫在工作上也卓有成效，他获得了两份个人发明证明书，通过了副博士评定基础考试，随后，他的仕途便停滞下来，这首先与托尔卡乔夫对于到阿斯特拉罕州的飞行试验场出差的抵触情绪有关。

领导层认为，试验场是工厂的脸面，并且评定员工的工作成绩，是按照他们对战斗机上的仪器设备进行实验的结果来进行的。试验场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持续几个月、远离家庭的出差任务，夏天四十多的高温，冬天是刺骨的寒风。出差任务中最严重的问题是酗酒。在脱离家庭的情况下，一个人会被从“线轴上扯断”，不但闲暇时间沉溺于杯中之物，工作时间酒酣耳热也不罕见，为此有足够多的理由：圆满完成例行的实验阶段、同事的生日、节日。现成且免费的工业酒精对酗酒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工业酒精在这里成了一种独特的“硬通货”。人们用酒精支付一切，从加班的补贴到顺利解决技术难题的奖励。令人沮丧的统计数字表明，那些经常去试验场的人，很少有活到五十岁的。可能雷达站发射机不受控制的大功率超高频辐射也是有害因素之一。

1957年，阿道夫娶了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 库兹明娜，她的父亲伊万·彼得罗维奇·库兹明曾是《轻工业》报的主编，母亲索菲娅·叶菲莫夫娜·巴德玛斯是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的经济师。 索菲娅生于克列缅丘格的一个富足的犹太家庭。1937年8月，党员索菲娅·巴德玛斯因与托洛茨基恐怖破坏组织有联系而遭到逮捕，同年12月，她被执行了枪决。紧随在妻子之后，伊万·库兹明很快也遭逮捕，并被判处十年刑期，他们两岁的小女儿被送到了保育院。

库兹明1947年被从劳改营释放出来，但仍被剥夺十年政治权利，一直到了1953年斯大林死后，他才得以和女儿取得联系。1955年，政府承认对库兹明的犯罪指控“查无实据”，为他恢复了名誉，1956年他就去世了。

中学毕业后，娜塔莉娅·库兹明娜考入莫斯科动力学院，五年级的时候，她被分配到第339厂。毕业前的实习阶段她和主管工程师托尔卡乔夫相识。这个表情严肃、知识广博又不苟言笑的人帮助她完成了毕业论文，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逐渐发展成友谊。很多东西将他们连结在一起，首先是他们各自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娜塔莉娅和阿道夫开始约会，两年之后结了婚。1965年5月，托尔卡乔夫家有了儿子奥列格，于是，娜塔莉娅那间本就不大卧房就显得更加拥挤了。托尔卡乔夫夫妇向厂工会提出申请，一年之后，给他们提供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

他们得到住房的那个楼非同寻常。这座位于克拉斯诺普雷斯涅区起义广场上的“斯大林”式摩天大楼曾是莫斯科为庆祝领袖七十华诞而修建的“七大奇迹”之一。

结果，不论是克格勃的侦查人员，还是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托尔卡乔夫的监护人，他们都没能弄清楚，为什么这两位普普通通的工程师，能得到距离美国大使馆仅仅二百米之遥的、为苏维埃精英人士而建的这座大楼里的住宅。

七十年代初期，苏联整个国家愈加陷入停滞。政府将亿万卢布投入到军备当中，可国民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极度缺乏。“商品脱销”这位国王殿下统领着这个国家。托尔卡乔夫所从事的新技术研制进行得极为没有效率。只有四分之一的科研人员可以做到避免各类损失，但人们不可以谈论这些事。脆弱而又缺乏灵活性的经济体制之车锈迹斑斑，很多事独木难支，孤单地维持着当初的热忱。尤其是航天领域的突破和我们相对于美国人的优势，在总设计师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死后逐渐丧失。

托尔卡乔夫像千百万苏联人一样，不相信报纸、电台和电视上的鼓噪，他们耳朵贴近短波收音机，收听“敌方的声音”。无怪乎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俄罗斯有俗习，夜晚收听BBC”。工作已经不再能带来满足感，领导层越来越经常“紧急”叫停出现的各类“事故”，以防事态复杂化和出现各种问题。渐渐地，托尔卡乔夫开始频繁思考，该如何对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做出改变，推动他思考这些问题的原动力，是萨哈罗夫院士的行动：一个拥有了一切的人，一个被苏维埃政府所悉心呵护的人，鼓足了勇气站出来反对这个体制。萨哈罗夫决定采取行动，这个行动永远而又彻底地改变了他今后的生活，这就是在境外发表自己的宣言，并接受西方大众媒体的采访。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也对托尔卡乔夫夫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就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听着《古拉格群岛》，娜塔莉娅流下了眼泪，她想起了自己死去的父母。

1976年9月6日，苏联飞行员维克多·别连柯驾驶着最新型的米格25歼击机，即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分类被称为“飞狐”或“雌狐”，越过边境，在日本降落。立刻就有国外的专家来到机场，首先是美国人，开始细致地研究这架“俄罗斯”飞机。托尔卡乔夫早于多数苏联公民得知这一事件，因为为了尽可能减少被劫走飞机所造成的损失，自1971年开始，被称为第339厂的“同相加速器”科学生产联合体接受委托来改造米格25歼击机的机载雷达。

别连柯的行为促使托尔卡乔夫下决心，通过弱化的途径与现存的苏维埃制度斗争，况且他手里还有国家机密这种最有威力的武器。“与美国人建立联系，交给他们他所掌握的机密信息”，这个无法摆脱的念头一次又一次控制着阿道夫。最终，他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实现自己的构想当中。

托尔卡乔夫第一次尝试和美国人联系是在1977年1月3日。在专为外国人设立的加油站，一个男人走到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大使馆的情报站驻外部负责人富尔敦（Fulton）跟前，用英语说道：

“您是美国人吗？我想和您谈谈。”

福尔敦问道：

“您想做什么？”

“我很难说清楚，”于是，那个人换成俄语，补充道：“对不起，”这之后，他向车子倾过身去，在座椅上放下一张纸条。

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那个男人转身沿着胡同走掉了，福尔敦也回到了大使馆，没发现身后有盯梢的。手写纸条上的内容，是建议在“绝对保密的基础上”按照上面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会面。向中央情报局发出的汇报的回复当中指出：“……虽然纸条看上去真实可信，但担心为克格勃的奸细所为，不宜接触。”

1977年2月17日，晚上七点钟，福尔敦走出大使馆，在自己的车子旁边又看到了那个男人。

“您有什么事？”福尔敦稍稍拉开车门问道。那个男人没说什么，往车子里扔了封信就很快消失了。信中，这位陌生人写道，他意识到美国人担心被克格勃挑唆，但这无论如何与他无关。他是个工程师，在一家保密企业工作，并且想会面，因为他有更为详尽的建议。

中情局总部再次对这位陌生男人的建议持怀疑态度，并且命令福尔敦不要回应这个信号。

1977年12月10日，在基申斯基市场，一个陌生人找到美国大使馆的总务管理员，请他将一封信转交给大使馆，交给谁都可以。中情局驻外情报站的负责人古斯·哈撒韦（Gus Hathaway）在信里发现了两页打字机打出来的苏联军用飞机机载雷达站的资料。信中还讲到，写信的人目前正参与米格25型战斗截击机的雷达改造，为的是消除因被飞行员别连柯劫走飞机所带来的损失。这封信中，还有几段让美国军方和文职专家犹如晴天霹雳般的句子：“我能接触到下半球发现和击毁系统的研制工作。”

问题是，美国以未来战争的视角采用翼式“战斧”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可以高精确度打击预定目标。俄罗人手里出现了能够在地面，也就是说在歼击机机翼下面发现目标的雷达，这对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来说会成为严重的威胁。正因为如此，12月10日的纸条中包含的信息让美国人极为震惊。明白了所获得的信息可能存在的重要意义，中情局决定接纳转交来这张纸条的那个人，“发展”他，并以代码SPHERE（苍穹）为其命名。

1978年3月1日进行的会面可以认为是决定前途命运的一次事件，陌生人最终透露了自己的个人情况。很晚的时候，当哈撒韦夫妇坐进停在大捷维亚金斯基胡同的车子里的时候，他已经熟悉的那个人走到车子跟前，递过来一个信封并说道：

“请拿着吧。”

“谢谢，”哈撒韦回应道，车子启动了。

拿到的纸条上写着：“为消除各种疑虑，我告知自己的基本信息。我是托尔卡乔夫·阿道夫· 格里戈里耶维奇，1927年生于阿克纠宾斯克市（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1929年起住在莫斯科。1948年，我毕业于光学机械中等技术学校（雷达部），1954年—-哈尔科夫工业学院（无线电技术系）。从1954年开始，我在‘同相加速器’科学生产联合体工作。我的家庭情况：妻子（库兹明娜·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12岁的儿子（托尔卡乔夫·奥列格）”。

美国人与托尔卡乔夫最初的几次会面十分明显地表明，与他们打交道的是个严谨守纪、一丝不苟，能按照指令准确完成任务的人，他有意成为一名间谍，最主要的是，这个人正在参与机密设备的研制。

与美国人建立联系后，托尔卡乔夫详细讲述了和中情局的长期工作计划，期限为十二年。在该计划当中，他提出要转交给美国人雷达、导弹火炮武器的资料，草图、提要，最新型飞机的真实部件和零配件。

1979年1月1日，托尔卡乔夫在与莫斯科情报站的工作人员约翰·基尔舍（John I. Guilsher）碰面时和他说定了金钱奖励的数额，以及可以让情报收集更轻松的设备—-照相机的事。为了提高获取机密信息的效率，美国人交给托尔卡乔夫间谍技术的最新成果：Molly微型照相机和Pentax ME单反相机。

借助这种技术，托尔卡乔夫拍摄了超过八千页机密资料。这些文件是在托尔卡乔夫的办公室甚至是在厕所中拍下来的，而交给美国人的绝大部分材料是托尔卡乔夫背着儿子和妻子，悄悄地直接在他的房间里拍的。托尔卡乔夫想出的把这些机密文件带出来的办法令人叫绝地简单，他利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编写的《苏联保密企业国家机密保护指南》中暴露的破绽。

自1979年1月至1985年6月这个期间，托尔卡乔夫总计21次亲自和美国人碰面。中情局对托尔卡乔夫交来的信息进行分析，包含54份由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创立并设计的绝对保密的科研材料。借助托尔卡乔夫得到的情报，按照专家的评估大约价值二十亿美元。

众所周知，一个人被唤醒，站出来并走上间谍之路的原因当中，钱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工部门的领导很清楚，间谍获得过度数额的奖励，在诸多情况下，会成为他们暴露的身份根源。中情局在招募托尔卡乔夫期间注意过这个情况，然而托尔卡乔夫给出了清晰的解释：钱对于他来说，只是尊重的标志，是他的劳动被尊重与被重视的证明。在为美国工作期间，总共交给托尔卡乔夫大约80万卢布，他的外国银行的储蓄账户上，攒了2百万美元，可这些钱没给他派上用场。

来自中情局和克格勃的、研究托尔卡乔夫性格类型的心理学家，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得出结论：他是个内倾性格的人，也就是说，外表平静，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公开表现出来。通常，这个学究气的、做事一丝不苟的人在完成任何一项工作的时候都会力求完美，完美到一个字母，一个逗号。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托尔卡乔夫那么多年得以避免暴露自己。

美国人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一直冒着生命危险的间谍的平安。他们坚决建议利用电子工具与托尔卡乔夫联络，但是，直接与托尔卡乔夫联系的那些工作人员明白，握一握手，打量一眼他所信任的监护人的眼睛，对一个长期生活在紧张状态下的人有多么重要。

建立起完整的联系之后，托尔卡乔夫请求给他一粒毒药丸，美国人将这种药丸命名为L片（来自单词lethal，即致命）。中情局总部的人几次试图说服他们的这位间谍持有这种药片的害处。因为会有在非必要的情形下因惊慌失措而致服用这种药片的风险。1980年12月8日，他们把含有致命毒药的笔交给托尔卡乔夫，但在现实危险来临的那一刻他没能用上。

古罗马戏剧家、诗人泰伦斯说过这样的话：“我生而为人，凡人类之事于我皆不陌生。”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阿道夫·托尔卡乔夫。除了间谍用品，他还请求自己的监护人给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弄些药品、眼镜，还有在苏联被禁的书籍。在儿子奥列格开始迷恋西方摇滚组合的时候，托尔卡乔夫请求给他搞到Deep Purple, Led Zeppelin, Uriah Heep以及其他乐队的录音，并解释说，虽然这些在莫斯科的“黑市”上都能弄到，但都是音质很差的转录，儿子喜欢无损音质。中学毕业后，奥列格考入建筑学院，此时，按照托尔卡乔夫的请求，给他寄来了他的大学生儿子需要的各种硬度的制图铅笔、绘图墨水、笔尖、擦除橡皮和其他在莫斯科不可能搞得到的制图用具。

他爱自己的妻子，为儿子神魂颠倒。难以理解，既然他很清楚在暴露身份的情况下，自己的家庭将面临什么结局，可为什么他就成了间谍。

真是命运的捉弄，托尔卡乔夫成了背叛的牺牲品，可如果说托尔卡乔夫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自己选择了道路，那么出卖他的那个人，则是因为个人的软弱、致命的习惯和过度的自命不凡而成了背叛者。

爱德华·李·霍华德

爱德华·李·霍华德（Edward Lee Victor Howard）生于1951年，是一户西班牙家庭的儿子，有突出的语言才能，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毕业之后他在Peace Corps（美国和平队）做志愿兵。结婚后，他在芝加哥郊外买了房子，但这位有了家庭的人感觉生活很无聊，于是他决定加入中情局工作。

1982–1983年，霍华德通过了中情局“苏联”部为在莫斯科工作而进行的培训，他本应成为托尔卡乔夫的新任监护人。可在派往莫斯科之前，进行测谎测试期间查明，霍华德对自己的过去撒了谎，隐瞒了参与盗窃的历史。根据测谎结果，中情局领导撤销了派霍华德前往莫斯科的决定，但中情局未将此事通报联邦调查局，而只是将这位碰了壁的工作人员一免了之，这个偏执的、知悉很多绝密资料的人立刻处于情报部门的监控之外。霍华德疯了，他渴望报复。1984年9月21日，霍华德迈过苏联驻维也纳领事馆的门槛，他表达出准备分享他所知道的、有关中情局莫斯科情报站工作信息的意愿，并要求为他所提供的这项服务支付15万美金。1985年1月，从苏联间谍头子那里拿到钱后，他对妻子说：

“看我怎么收拾这帮中情局的杂种，我让他们做梦都想不到，我是怎么掐死他们的。”

可以形象地说，归爱德华·李·霍华德支配的车子冲向了对向的车道，阿道夫·托尔卡乔夫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致命的撞击。

从得到霍华德提供的信息的那一刻起，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便开始在苏联无线电工业部的企业中积极寻找美国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处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阿德里奇·艾姆斯（Aldrich Hazen Ames）让克格勃的这项任务变得轻松起来。他将在克格勃队伍中、在情报机关和工业部门潜伏的一连串中情局特工的名单交给了俄国人，并为此换来5万美金。

阿德里奇·艾姆斯

确定了美国间谍的名字，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安排了跟踪托尔卡乔夫的人，几次悄悄到他家里，在天花板下的隔板上发现了间谍暗柜。过了段时间，托尔卡乔夫没再和美国人有任何联系，克格勃的高层领导失去了耐心，决定逮捕这位间谍。

1985年6月9日逮捕了托尔卡乔夫和他的妻子。据说借口是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克格勃的侦查员换上了国家汽车监察局工作人员的制服，在莫斯科郊外一处达恰村的路口，将坐着托尔卡乔夫夫妇的车子拦下，并请车子里的人出来出示证件。托尔卡乔夫刚钻出车子、把自己的证件递过去，那些人就瞬间抓住了他，并把一块布塞进他的嘴里，他们担心这位间谍会使用毒药丸。他们请娜塔莉娅·库兹明娜坐进另外一辆汽车当中。托尔卡乔夫最担心的事—-落入克格勃之手，最终还是发生了。

1985年8月1日，苏联负责美国和加拿大事务的反间谍部副部长维塔利·尤尔琴科投奔了设在罗马的美国大使馆，他迅速被转至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尤尔琴科对美国人讲出了在美国为克格勃工作的一系列特工人员的名字。这些人当中，有个叫“罗伯特”的，是前中情局的工作人员，这个人经过培训，但在前往莫斯科出差之前便被情报部门开除了。按照这个描述，筛出霍华德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苏联的特工警告霍华德，他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叛逃到了美国，如果他感觉开始有不愉快的事发生，那就必须立即隐藏起来。1985年9月21日，霍华德经纽约和哥本哈根飞抵赫尔辛基，从那里，有人将他藏在苏联使馆的车子的后备箱里载到苏联。

1986年8月，霍华德被批准在苏联的政治庇护身份。2002年7月12日，霍华德在自己在俄国的达恰里谜一般地死去（诸多版本中，有一个说法是他在楼梯上摔断了自己的脖子）。他的尸体被火化，但骨灰安葬在何处，仍不得而知。

另一名苏联间谍，即在暴露阿道夫·托尔卡乔夫这件事当中也做出了贡献的阿尔德里奇·艾姆斯于1994年2月21日被捕，两个月后，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并没收财产，他直到如今仍在宾西法尼亚州艾伦伍德特别监狱服刑。

托尔卡乔夫被带到位于列夫尔托沃的克格勃的侦查隔离室，他承认了自己的间谍行为，但坚称他的家庭毫不知情。在庭审期间，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军事法庭向托尔卡乔夫提起从事间谍行为的指控。在宣读判决的时候，托尔卡乔夫站在那里，保持笔直的姿态。法官宣读了判决书：“承认犯有以从事间谍行为的方式背叛祖国的罪行，处以最高惩罚—-枪决。”托尔卡乔夫直视前方，面无表情。稍晚些时候，他请求赦免的申请被拒绝。

在宣读完判决书之后，托尔卡乔夫被允许与他的儿子奥列格在监狱人满为患的会见大厅进行了15分钟的告别。这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悲剧性的一刻。托尔卡乔夫请求儿子的宽恕。

“不，不，不，”奥列格回答，他的意思是，不需要这么说。

1986年10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时，请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托尔卡乔夫的司法管辖权移交给美国：“要知道，间谍行为，是一场不死人的战争，是这样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总书记让总统大失所望：“晚了……已经枪决了……”还是在9月24日，判决就已经执行，这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维克多·切布里科夫（Виктор Чебриков）在九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向戈尔巴乔夫汇报的。

娜塔莉娅也被审判并被判处三年刑期，据说罪名是协助丈夫从事间谍活动。刑满后，她回到莫斯科，在锅炉房某到一份调度员的工作。到1991年自己生命终结之前，库兹明娜积极从事“纪念”社会组织的工作。他们的儿子奥列格·托尔卡乔夫从建筑学院毕业，目前任“‘ARK集团’企业”公司经理。

请允许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做一个小插叙。

事情是这样的，以下这些文字的作者，曾因工作性质的关系，暂时调到“同相加速器”科学生产联合体的实验室工作，从1980年到1985年他与总设计师阿道夫·格里戈里耶维奇· 托尔卡乔夫近距离接触过。虽说时间已经过去三十余年，许多事情忘记了，可有关这位命运如此悲剧性的人的一些事，仍然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从外貌上看，他个子不高，宽肩敦实，夹杂着白发的深色头发向后梳过去，深灰色的眼睛闪现着专注的目光。他下颌上有一个小凹坑，被打断的鼻梁让人想到米开朗基罗的自画像。

在交往当中，阿基克–很早就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当面这么称呼他，而在背后，其余的人认为他的个性，正如英国人说的“to be a little too buttoned up”，也就是说‘系紧了所有的扣子。’—-十分拘谨。没有任何过分的亲昵，也不会说在技术和创作型知识分子当中十分普遍的不规范的词汇，他不允许自己说出口。

他在会上和讨论上的发言与别人不同：简明扼要，有着无懈可击的逻辑性，他精通数学和物理学，这在解决技术问题上助益良多。但他不懂外语。

通常，除了汽车的问题，他不会谈论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原因在于，托尔卡乔夫与苏联绝大多数汽车拥有者一样，自行保养和维修自己的“铁马”。当然，也可以求助汽车维修中心，但那里提供的服务质量‘低于踢脚线’，还有，好像操持车子也能带给他快乐。

有一次在会上，大家等着永远不会准时的领导的当口，谈论起莫斯科街道的地名学。我给大家讲，说我生在莫斯科市中心，在乌兰胡同（улан，在俄语中有枪骑兵之意。–译注）。唉，可这里的乌兰和轻骑兵军没有一点关系，一切都很平淡无奇。这条胡同的名称源起于十八世纪中叶，这个地方曾坐落着沙皇俄国国家机关负责官员伊万·乌兰诺夫的庭院。这条胡同里的名胜古迹，是附近的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房舍，这是莫斯科唯一的一座按照伟大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出生于瑞士，20世纪最著名的建筑大师、城市规划家和作家。现代建筑运动的激进分子和主要倡导者，机器美学的重要奠基人，被称为“现代建筑的旗手”，功能主义建筑的泰斗，被称为“功能主义之父”。–译注）的设计建造完成的建筑。会后，托尔卡乔夫请我顺便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想让我详细解释一下怎么才能找到这栋建筑。我的这位聊天的伙伴说，他的儿子在建筑学院学习，每个星期天，他们全家都会在莫斯科散散步，寻找各种风格类型的建筑名胜。整个交谈期间，阿道夫·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声音里面第一次听得出温暖的声调。自然，我立刻满足了他的请求。

托尔卡乔夫被捕后，过了一两天的样子，克格勃的侦查小组在他的办公室搜查的时候，实验室主管工程师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塔拉索夫突然闯进来。塔拉索夫五十上下的年纪，嗜酒成性，爱骂脏话，照他自己说的，是个讲笑话的行家里手，‘曾经的好色之徒’。他以前是个很有才干的工程师，可惜，沉溺于对酒精的挚爱，在此影响下，他的知识和工作能力消失殆尽。他刚出差回来，还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

‘同志，您有什么事？’一个严肃的男人，看上去是小组领头的，冲塔拉索夫问道。

‘我，说实话，是找阿基克。’

‘怎么还有个阿基克？’

‘阿道夫·格里戈里耶维奇·托尔卡乔夫。’

‘找他什么事？’

‘我走前从他那儿借了十卢布，我想还给他。’

‘恐怕，在可见的未来这不可能了，劳驾，现在请离开这儿，’那个男人用反驳的声调不耐烦地厉声说道。

实验室领导切尔尼亚克向塔拉索夫解释了他不在期间发生的事，塔拉索夫沉思片刻，随后说出的一句话，载入了‘同相加速器’科学生产联合体的编年纪要：

‘我了个去，这事闹的。谢尔盖·马科维奇，我要是知道这事儿会变成这样，我真该跟阿基克借二十卢布。’

这算什么？喜悲剧还是悲喜剧？也许，没有一个伟大的戏剧家能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