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普鲁士大撤退，纳粹德国的“敦刻尔克”

1945年4月1日，一个名叫盖伊·萨杰（Guy Sajer）的十八岁的德国兵登上了“比勒陀利亚”号运输船。这艘外观优雅的老式客轮早在1939年便被德国海军征用，此时船上挤满了难民和伤兵，萨杰被挤在桥楼的一个角落里，那是唯一可供容身的空间。起航后，“比勒陀利亚”号从今波兰境内的海尔半岛向西航行了两天，期间始终面临苏军空袭或潜艇攻击的威胁，最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抛锚停泊。筋疲力尽的萨杰终于艰难地踏上了陆地。他回忆道：“我们看到了已经好长时间没见过的东西，比如糕点店里的糕点。我们用贪婪的目光盯着那些糕点，完全忘记了自己那张被苦难摧残得污秽不堪的脸。”

图1.撤退中的德军士兵正在扎木筏渡河，以摆脱苏军的追击，照片摄于1945年3月，地点是东普鲁士。这样一场撤退结束后，往往只剩极少数士兵还适合战斗

萨杰来自阿尔萨斯，十六岁时便应征入伍，并作为“大德意志”师的一员在东线战斗了多年。这支精锐的装甲/机械化步兵部队如今早已灰飞烟灭。在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里，萨杰都在各种各样临时拼凑的所谓“战斗群”中进行绝望的战斗，这些部队由被打散的散兵游勇组成。在此过程中，萨杰经历了一系列撤退和转进：首先是乘船从立陶宛西部的梅梅尔撤至东普鲁士的皮劳，随后又是穿越结冰的潟湖前往但泽的噩梦般的行军，紧随其后又长途跋涉至哥滕哈芬（今波兰港市格丁尼亚），最后又经历了一次危险的海上航行抵达海尔半岛（当时名为黑拉半岛）。萨杰最终得以保住他的小命，要感谢德国海军，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被炸弹炸毁的船只堵住了码头的入口，残缺不全的尸体漂浮在碎片中。海军正在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没有他们，我们就会被留在原地等死。”

盖伊·萨杰，这位在1965年出版了回忆录《被遗忘的士兵》，并在其中记录了自己经历的人，正是得益于这场代号“汉尼拔”的行动，才得以在战乱中保全了性命，或者说至少避免了在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中度过漫长的难捱岁月。或许，萨杰并不知道“汉尼拔”这个行动代号，但这次行动却是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在希特勒自杀后接任纳粹德国元首和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卡尔·邓尼茨元帅，为将德国士兵和平民从东线的战火中撤走并运往西线安全地带而做出的最后的绝望努力。

图2.希特勒接见卡尔·邓尼茨。战争末期，希特勒认为陆军没有执行“战斗至最后一人”的命令，空军总司令戈林和盟军私下谈和，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也和盟军私下接触，都背叛了他，只有海军能信任，故在其政治遗嘱里任命邓尼茨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

尽管与1940年英法联军开展的规模小得多但却更为世人所熟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类似，但知名度更低的“汉尼拔行动”或许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撤离行动。不过，无论邓尼茨在战后为自己辩解的回忆录中如何粉饰，都不能改变此次行动并非完全出于人道主义动机的本质：与1940年的丘吉尔一样，邓尼茨也希望能把撤出的军队重新部署，以便把战争继续打下去。1945年1月28日，在希特勒例行召开的海军会议上，这位第三帝国的海军元帅向元首报告称“难民只能在不影响作战部队调动的情况下通过海路撤离”。尽管从后世的眼光来看，第三帝国妄图撤出军队重新部署以改变战局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当时不少纳粹高层分子仍坚信他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起码通过顽抗而争取谈判的机会并达成和平是有希望的。

然而，随着苏联红军于1945年1月12日发起东普鲁士战役和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第三帝国的这一愿望顿时灰飞烟灭。东线的战局崩溃了，苏联红军的钢铁洪流席卷了波兰，直捣第三帝国的心脏地带。在此过程中，苏军大多数时候只遇到过零星的抵抗，许多德军选择抵抗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下令要誓死守卫德国的每一寸土地，而苏军的战术是绕过这些顽固抵抗的据点和要塞，继续向纵深推进。

图3.来自东普鲁士的德国难民挤满了科尔贝格港的码头。在他们与准备奔赴的西方目的地之间，横亘着冰封的海水、布满水雷的海面以及苏联海军潜艇的威胁

1945年3月，苏军已推进至奥得河一线和波罗的海沿岸，将数以十万计的德国士兵和平民包围在东普鲁士、库尔兰半岛及但泽周边地区，并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对这些被围的德国士兵和平民来说，所有人都面临着被苏军士兵俘虏或报复的命运，这也是苏联人对过去四年里德国人在苏联境内种种暴行的复仇。“现在我们的士兵可以看到德国的房屋在燃烧”，一名苏军士兵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看到他们的家人拖着毒蛇般的后代四处流浪……面对他们，我们没有任何怜悯可言。”

捉襟见肘的护航兵力

1945年1月23日，随着苏联红军对东普鲁士的攻势日渐猛烈，邓尼茨命令海军运输局局长、前商船船长康拉德·恩格尔哈特（Konrad Engelhardt）少将发起代号为“汉尼拔”的撤退行动，将军队和难民向西撤离。

图4.纳粹德国海军运输局局长、前商船船长康拉德·恩格尔哈特海军少将（右侧站立者）担负起了开展“汉尼拔行动”的重任，照片中的他正注视着一队难民登上一艘运输船

恩格尔哈特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能顺利完成，得益于当时英国皇家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纳粹德国海军从战争一开始就规模不大，到1945年时更是早已被打得损失殆尽，剩下的舰艇锈迹斑斑、缺乏维护、机械故障频发且燃油短缺，驾驶经验丰富的船员也大多被调到陆上作战。商船的状况更糟，此次撤离行动需要动用的许多大型邮轮自战争爆发后便未曾出过海。此时，盟军掌握着完全的制空权，波罗的海也布满了水雷，苏军潜艇的出击也更加主动，频频深入西波罗的海腹地巡航。况且，1944~1945年的冬季是个异常寒冷的冬季，许多航线都受到浮冰的威胁，海上航行的风险极高。

为保障“汉尼拔行动”的顺利实施，恩格尔哈特动用了13艘大型邮轮、25艘中型货轮及数以百计的小型商船，包括沿海贸易船、驳船和渔船。此外，他还将德国海军残存的大部分能开动的舰艇都调了过去，包括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和“希佩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吕佐夫”号，外加少量驱逐舰和大型鱼雷艇、数支扫雷舰分队，以及数量众多的小型辅助舰艇和巡逻艇。

首次海上撤离行动于1945年1月23日发起，这一天，三千名难民被安全地从柯尼斯堡和皮劳撤离。通常的程序是，船只先为仍在孤立的要塞中战斗的军队运去补给和弹药，这可视为对希特勒“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命令的敷衍；随后，随行的护航舰艇对陆上目标进行炮击以支援己方地面部队，并将舰上的弹药悉数打光；最后，舰船尽可能多地接上难民，然后向西撤退。这类撤离行动持续了令人震惊的115天，最后一次撤离于1945年5月9~10日进行，此时战争在名义上已经结束。

图5.准备乘船逃离柯尼斯堡的德国难民

“汉尼拔行动”的危险性在史上最大的海难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展现。1945年1月30日，纳粹德国工会“德意志劳工阵线”下属的名为“力量来自欢乐”的组织的豪华邮轮“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从哥滕哈芬启程前往弗伦斯堡。这艘2.6万吨的船上挤满了难民，关于当时船上究竟载有多少人，各方说法不一，但总人数可能高达10600人，其中包括5000名儿童。要知道，这艘船的设计载客量仅为1463人，因此当时船上的拥挤状况简直难以想象。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缓慢航行期间，其不可靠的主机多次出问题，而且仅有一艘前挪威海军的鱼雷艇“狮鹫”号为其护航。1月30日晚9点08分，苏联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的S-13号潜艇发射三枚鱼雷击中“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侧舷，这艘巨型邮轮随即进水侧倾。尽管整艘船历经一个多小时才彻底沉没，但船上过于拥挤的状况、完全不够用的救生设备以及冰冷刺骨的海水使人员的伤亡情况高得吓人：幸存者不足1000人。时至今日，仍无法准确统计出确切的死亡人数，但估计其中包括4000多名儿童。

图6.从东普鲁士撤离期间，停泊在格丁尼亚港码头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豪华邮轮

十六岁的爱娃·卢克（Eva Luck）当时正与家人一同在船上，她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她后来回忆说：“整个音乐厅都倾斜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发出巨大的尖叫声……人们真的像一堆货物一样滑落在倾斜的地板上，一架大钢琴滚过拥挤的房间，碾压着沿途的妇女和儿童。”当她慌忙跑上甲板时，她惊恐地发现船的烟囱已经与海面平行了。她接着回忆说：“……人们纷纷跳海逃生，我能听到船上的警报声，并感觉到冰冷的海水围绕着我的双腿。”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是“汉尼拔行动”中令人震惊的四起沉船事件之一，其遇难人数远超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后估计的1517人。短短十天后，苏军的S-13号潜艇又斩获了第二个战果：击沉了“冯·施托伊本将军”号医疗运输船，该船沉没时估计有4000名船员和乘客丧生。

图7.“冯·施托伊本将军”号医疗运输船，该船于1923年服役，最初被命名为“慕尼黑”号，1930年起火沉没，后打捞修复并改名为“冯·施托伊本将军”号。船长160.3米，宽19.8米，吃水13.1米，吨位14660吨，最大航速16.3节

碎玻璃、污垢和粪便

截至1945年2月底，德国海军已完成约250次东西向航行，估计已成功撤离三十万难民。当时，在岸上等待撤离的难民处境极为绝望。皮劳的一位教师回忆说，她只能“整天站在港口的垃圾中，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等待……到处都是碎玻璃、污垢和粪便”。在但泽，撤离行动在苏军的炮火下继续进行，一名苏军炮手回忆说：“一门大炮开火，随后炮弹爆炸，海上一艘船被击中翻覆，带着满船的法西斯分子沉入海底。”

此时，这些被过度使用的德国海军舰船已开始频频出现故障。1945年3月9日，即行动发起一个半月之后，约一半的舰船因机械故障或燃油不足而被报告无法继续使用。尽管面临严重的损耗，“汉尼拔行动”依旧继续进行。1945年4月4~5日夜间，德国海军的舰艇成功地从哥滕哈芬附近的奥克斯霍夫（Oxhöft）撤走了第7装甲军的八千名官兵，令人称奇的是，此次撤退行动还带走了相当一部分该军的重武器装备。

图8.“戈雅”号轮船，1940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工，船长145米，宽17.4米，最大航速21节，经济航速18节，注册吨位5230吨

此次行动完成不到两个星期，4月16~17日夜，苏联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的L-3号潜艇便用鱼雷击沉了“戈雅”（Goya）号轮船，多达七千人在此次事件中溺亡。不难想象，这些大型邮轮/货船在海上速度缓慢、易受攻击且抗沉性不佳，但当时形势危急，它们又能运载大量人员，因此恩格尔哈特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让这些易受攻击的大家伙冒险。

或许，最令人震惊的悲剧发生在1945年5月3日。这一天，英国皇家空军的“台风”式战斗轰炸机发射火箭空袭了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吕贝克市以北海域的德国海军征用客轮“阿科纳角”（Cap Arcona，位于德国吕根岛，是基督教传播前斯拉夫人的圣地）号，这艘船在袭击中燃起大火并最终沉没。可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并不知晓，当时船上正载有从东部的集中营疏散至西部的五千名战俘，其中大多数人在沉船时丧生。由于这艘船当时距离陆地很近，故少数人成功游上了岸；也有不少人被看守他们的党卫军士兵打死，而这些党卫军士兵中的大多数人当时已从下沉的船上安全逃离。

图9.1945年5月3日遭英国皇家空军的“台风”式战斗轰炸机空袭后，朝一侧翻沉的“阿科纳角”号客轮。此次事件造成船上的数千名战俘死亡

进入1945年5月，纳粹德国败局已定，其北部港口相继落入蒙哥马利指挥的英联邦军队之手，但德国海军仍不顾一切地试图继续把人从东线撤走。当时，只要是能浮在水面上的船只，都被德国海军派上了用场。当纳粹高层在西线试图与盟军谈判投降时，在东线，正如后来因战争罪被判处绞刑的威廉·凯特尔元帅所言：“战斗仍在继续，旨在尽可能多地拯救德国人免于被布尔什维克化及沦为奴隶。”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欧洲的战事宣告结束。这一天，德国海军的舰艇最后一次驶入黑拉半岛，撤走了多达两万名难民。如果英国方面允许，他们无疑会再次返回并撤走更多的难民。从这一点上来说，德国海军真正战斗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天，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任命邓尼茨为继任者或许也不是那么令人感到意外。

图10.“汉尼拔行动”中的德国船队航线及行动期间苏军战线推进情况示意图

惊人的损失

据估计，在整个“汉尼拔行动”期间，共有两百多万德国人从东部地区撤离，其中约四分之三是平民，其余为军事人员。这一数字不包括集中营里的战俘和囚犯，因为关于他们的统计数字大多缺失，而且这些人显然不会被德军撤离到安全地带。

总的来看，“汉尼拔行动”是二战结束以前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撤离行动，其规模远超1940年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发起的“发电机行动”（参见下面的表1）。“汉尼拔行动”总共动用了将近1000艘船艇，其中245艘被击沉，3.3万名撤离人员和船员丧生，其中大部分来自“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冯·施托伊本将军”号和“戈雅”号。需要指出的是，对这些惊人损失负主要责任的应当是纳粹政权，因为许多难民船未进行正确的标记，而且纳粹政权下令将军事人员与平民同船运输，否则那几场骇人听闻的悲剧很有可能不会发生。尽管令人难以接受，但从法理上说，大多数此类未标记的难民运输船在战场上属于合法的攻击目标。

表1.二战期间两次大规模海上撤退行动的比较

注：敦刻尔克大撤退一栏的撤离人员总数中不包括1940年6月底从其他港口撤走的英国远征军第二军人员数。

另外一个事实是，这些将德国人转移到西方的绝望努力实际上延长了战争，反而让德国人遭受了更多的苦难；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转移的相当一部分所谓的“难民”实际上是纳粹官员和战犯，他们用自己的特权挤上运输船，逃避了来自苏联人的审判。

毫无疑问，纳粹政权将东线部队调往西线继续作战的幻想是在痴人说梦：曾经号称“不可战胜”的德国国防军，如盖伊·萨杰所在的“大德意志”师已沦为缺少武器、伤痕累累、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残兵败将，无力再进行有效的战斗。另外，由于“汉尼拔行动”发生在纳粹政权垂死挣扎、行将灭亡的最后阶段，因此相关记录和照片寥寥无几，原始资料更是大量散失，给今天的研究带来了种种困扰和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