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袖善舞世界船王包玉刚

作者: 卢铭安

一、与地下党的交往

包玉刚已成时下的著名历史人物，百度的资料是这样概括介绍的：

早年入上海中兴学堂，后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37年辍学，供职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任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未几，任中国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任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1946年任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1949年初至香港，与人合资开设华人行，经营进口贸易，为大陆装运进口钢材、棉花、药品等紧缺物资。1955年创设环球有限公司，经营印度至日本间煤炭运输。次年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为国有，运费大涨，获资甚丰，遂购置新船，扩展业务。继与日本造船业、金融业、香港汇丰银行等合作，渐著声航运界。1967年中东战争石油危机中扩大船队，1970年改为环球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创设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任董事会主席。

1978年，包玉刚的海上王国达到了顶峰，稳坐世界七大船王第一把交椅，香港十大财团之一。至1981年底，拥有船只210艘，总载重吨位2100万吨，睥睨群雄。美国《财富》和《新闻周刊》两杂志把他称为“海上的统治者”和“海上之王”。 后又于纽约、伦敦、东京卜等地设立10多家子公司、代理公司，还兼营地产、码头仓储、公共交通等业，历任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亚洲航业有限公司、世界航运及投资公司、世界海事及陆丰国际（投资）公司主席等职。1976年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及日本天皇授予勋章、奖章。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病逝香港，享年73岁。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也不断地涌现客观的史料，使滚滚向前的历史大潮中的历史人物也会越来越清晰。本文将以如下人物的回忆、叙述和资料，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包玉刚在中国历史演变中的为人为事：

包陪庆，十多年前，作为世界船王包玉刚长女出版了《我的爸爸包玉刚》的回忆录。

叶小纲，中国著名作曲家叶小纲的回忆一一《母亲的二三事》。

叶小纲的父亲叶纯之

叶小纲的父亲叶纯之是我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叶小纲受到熏陶也成为中国著名的作曲家，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在他涉及其父母亲二次去香港作革命工作时的文章里，提到了与其父亲同样是担任警卫的包玉刚：

““父亲在香港什么都干，没人知道他到底属于左中右哪一方：音乐家、摄影杂志主编、华南酒店总管等，他什么都会，格斗也是行家。有次父亲的上级华克之、卢绪章、石志昂和舒自清四人开会，父亲是警卫，当时一名衣着鲜亮的妇女直奔会议地点，被父亲与另外一名警卫拦住，闹僵起来。结果大水冲了龙王庙，来者是华克之夫人。另一位警卫是谁？打听后大吃一惊：是包玉刚！难怪后来他赚大陆那么多银子，原来早就是自己人。”

一一来自叶小钢的《母亲的容颜》一文。”

文段中的华克之、卢绪章、石志昂和舒自清都是当年潜伏国民党心脏的中共财经专业高级特工，而包玉刚竟然是他们的警卫员，真让人跌破眼镜。当年叶小纲的父亲叶纯之是香港文质彬彬的知名音乐家，竞然深藏格斗技能，而另一位警卫是年轻的包玉刚，平时脚蹬香槟皮鞋，西装革履，笔挺潇洒，会不会是擒拿高手，至少会二手。笔者只能会心一笑，扑进杂乱无章，较单一的资料中寻找答案。

卢绪章，早年参加革命，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共第三条隐秘战线主要执行者。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以“广大华行”为掩护，在艰苦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冒着巨大风险积极为党开展工作，出生入死，不畏艰险，为解决党的地下组织的经费问题起了很大作用，被誉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解放后，历任华东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党组成员，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外贸部常务副部长等职。

1948年7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的广大华行总部紧急撒迁到香港，卢绪章和杨延修等人也转移到香港。到了1949年初，面对着上海要被解放的形势，包玉刚也处于迷茫之中，对他这种有金融专长的高级白领阶层者，可挑选是留下，去台湾香港，或美国等海外，正在拿不定主意时，卢绪章与他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深谈。包陪庆的《我的爸爸包玉刚》一书中是这样描述：

“上海快解放前，我(卢绪章)特意把《共产党宣言》放在你妈妈的梳妆桌上。我观察了一阵子，你爸爸每天走到梳妆桌前，只会对着镜子把头发梳梳齐，把领带拉拉直，西装笔挺，皮鞋铮亮去银行上班。我想，看来他还是继续当资本家，为国家做些事更合适。”

“所以，我极力主张你爸爸早日辞退国民党政府银行的职务，举家迁往香港发展。”

真如儿女所说那样：说实话，我真庆幸有个目光远大的卢家伯伯，否则真不能设想，如果当年爸爸不离开大陆到香港发展，依他的个性，如果还留在大陆从政，不会有他后来的作为和发展的！也就是邓小平所说：

“你当世界船王，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听了卢绪章老大哥的一席话，包玉刚毅然决然拒绝市长吴囯帧的再三好意挽留，在辞去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职务后，于1949年3月坐飞机携家迁移香港。包陪庆在书中写道：我们家搬到香港，比我们早到香港的卢家伯伯却又返回大陆，后来竟成了新中国外贸部副部长。但没有明示是否与卢绪章見过面。然而叶小纲的说法应是无误的，不然的话，他不会那么正确地指出开会时的四位情报精英全名一一华克之、卢绪章、石志昂和舒自清。

华克之，中共情报元老，潘汉年副手，有着传奇人生，1948～49年，奔波沪港两地。

石志皍，1935年入党，情报老手，1948年秋～49年10月在港用香港合众贸易公司经理身份作掩护，担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舒自清，抗战时期曾任广大华行重庆分行经理，1945年，周恩来批准其赴美创办广大华行美国分行，被称谓纵横“华尔街的红色外贸专家”，1948年底，奉命撤回香港，待到1949底才回国内。

以上三人在港时间上与包玉刚到港时间是吻合的，由于包玉刚父亲等人是先期到达香港，如果包玉刚到港时间有误，那么华、卢、石和舒四人就能凑足一台麻将，这是地下党的传统开会方式，至于包玉刚的出现，没人质疑叶小纲的说法，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至于叶小纲父亲叶纯之是否开会之前就认识包玉刚，不得而知，但是叶纯之当年可是香港红的发紫的音乐作曲家，为影片谱配乐的电影比比皆是，包玉刚知道叶的大名是板上钉钉的。

包玉刚和董浩云共有的朋友一一舒自清

包玉刚和舒自清是伙伴，历史就变得丰富多彩了，也澄清了一桩当年的包玉刚与董浩云之间有关的流传，所谓此时对航运一窍不通的包玉刚决定向老乡兼行家董浩云请教。没想到董浩云泼了一瓢冷水，“你也想搞航运？胆子真够大的！”后来还引发出包和董两家明争暗斗几十年的八卦流言，其实不然，好友之间沟通均直来直去，坦承相待。董浩云与包玉刚都和华润公司做生意，中新网曾报道，八十年代初，董浩云宴请回到出生地纽约的舒自清女儿，女婿指包和董都是其岳父的商友，可见不是一般的商友，朋友之间的待客之道就能看出人格，再说，包玉刚是经营油轮船队，而董建华却是集装箱船队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又有同一个好友和生意伙伴，哪会有相互之争。

《我的爸爸包玉刚》书中，长女包陪庆很少涉足父亲年轻时的轶事， 包玉刚进入职场，一直在民国时期的金融保险机构工作，是个中高层专业人士。笔者还是寻得一些其他零星资料。

1938年，在武汉保卫战爆发前，20岁的包玉刚离开由英商安诺德兄弟开办的安利洋行汉口分行的保险部，只身来到“孤岛”上海，进入英商保裕保险公司，在保裕的岁月里，包玉刚与孙文敏、诸懋益、李福增、刘文彪、席乃杰、山文元等几个进步青年同事，志同道合，关系比较亲密，白天工作，晚上补习文化，进步神速。热血青年虽服务于外商，但深怀赤忱爱国心，投身社会进步事业，报名参加“保联”(地下党外围组织)，积极参与劝募、战地慰劳、支援前线将士、救济难胞以及抗日宣传等活动，他和孙文敏的办公桌相连一起的，由于这个经历，使他俩日后结下了不解之缘，何为不解之缘，只能从包孙俩人的历史交集中得知一二就能解其之缘。摘录二段中国银行保险报的文章一一《笃行红色保险，矢志革命报国——记建功于多家红色保险机构的孙文敏》，是这样提到包玉刚：

“在太平保险红色记忆里，孙文敏无疑是一个发挥过重要传承作用的人物。他的非凡经历烙上了神圣的红色印记：中共地下党人创办的两家红色股份制保险公司：大安与民安，他都先后履职服务过，而这两家渊源不同的红色堡垒，万涓归海，最后汇入太平保险大海。孙文敏还是接管中国保险公司的军代表，后受命赴香港出任民安保险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驻港稽核，让中国保险事业在最艰难岁月里火种得以延续。他的毕生奉献为太平保险品牌注入了红色基因，打上了鲜红的文化底色，丰厚了红色央企传统教育的内涵。”

“1949年至1964年间，孙文敏任大陆保险系统驻港联办处负责人。因为孙文敏与世界船王包玉刚从练习生时代开始就有着过命的交情，在统战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60年，孙文敏负责筹建侨光置业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总经理。1964年，孙文敏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企业小组组长，侨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天厨化工公司常务董事，南洋烟草公司董事等职。”

1968年孙文敏回到北京，1978年11月，孙文敏已临届退休年龄，被委以重任，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参与筹备经济部，以副局级顾问身份，从事统战工作，这时孙的主要统战对象不是包玉刚。

应该说，包玉刚最早接受爱国进步思想是来自同桌的孙文敏。上述段落为何只提1949年～1964年之间的孙包俩人的“统战工作”，笔者查获1964年，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在事隔15年，外访途径香港时，包玉刚终于见到了当年地下党开办的广大华行老板，自已的表亲三阿哥，这是包与其夫人对卢绪章的亲热称呼，包玉刚重新恢复了与卢绪章的直接联糸，然而这次重逢必须从1939年说起，才能讲得清楚。

中国保险业史上的“十三太保”，前排右一包玉刚

1939年是包玉刚人生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他最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与有地下党身份的同事为伍，那年他才21岁，被选入中央信托局保险业部，专业从事办理陆地兵险保的十三人精英团队，被称为中国保险业史上的“十三太保”。这一举措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的及时鼎立支持。经上级党组织允准，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程恩树、林震峰也如愿入选。其后“十三太保”中无论地下党员还是非党员，不仅在抗战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时期都为中国保险业作出了巨大功献， “战时陆地兵险”的推出，颇具开创意义，营造出超越“保险”以外的社会稳定效应，保存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极大鼓舞了国人斗志。

让我们记住这13位保险业壮士的名字：程恩树、林震峰、张仲良、包玉刚、唐雄俊、茅子嘉、沈雍康、周志斌、胡肇忠、沈尔元、徐曾渭、赵镇圭、童肇麟。其中包玉刚与广大华行的关系最密切，也和其中伙伴多次合作创业。

在衡阳时，程恩树兼任中国工矿银行衡阳支行襄理兼保险部主任，包玉刚则任工矿银行副经理，他俩与刚来大后方的广大华行地下党张先成合资在贵阳开设了“中美行”公司及义利商行，经营日用百货、服装、化妆品等，从上海、昆 明、衡阳进货，运到贵阳销售，在贸易经营中打磨商战经验

文段在此，必须说明卢绪章、程恩树、舒自清、杨延修、张平、张先成等同志，则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分别筹建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华联同乐会…上述五位财经专业地下党员将时时刻刻，怱隐怱现伴随着包玉刚。尤其是建国后，任外贸部副部长的，被称“三阿哥”的卢绪章始终一直关心和联系在港的船王包玉刚。此话又得从程恩树与卢绪章有过命经历的童子军说起。

1930年10月，程恩树加入了上海市总商会社会童子军团，在军团中认为了战友卢绪章等五人，经过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这些志同道合的过战友结下了忘生的情谊。在1933 年，因对童子军副团长、国民党员徐国治生活腐化、贪生怕死极为不满，程恩树与卢绪章等战友集体退出童子军团以表心志。他们另组“兰社”，但由于缺乏经费，不久就濒临解散。

1935年，卢绪章与杨延修结伴进入(史)量才业余补习学校学习，该校当时的校长是进步爱国人士李公仆，校董会主席是报业巨头史量才，这是一所向学员灌输抗日救亡思想的补习学校。程恩树的革命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到了1937年10月，卢程俩人经地下党杨浩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在程恩树任职工矿银行衡阳支行时的历史进程中展现。

1943年春的一天，卢绪章到衡阳办货，在一家饭馆进餐时，无意中遇到邻桌有一位风度潇洒、西服革履、操着一口宁波方言的人在高谈阔论。他乡遇到同乡人，自然感到十分亲热，卢绪章当即双手递过名片。

“啊！原来是卢经理，真是久仰大名了。你们广大华行自和民生轮船公司合作后，更是名声大振了，商界都称赞你卢总真有本事。今日能在衡阳相逢，是我莫大荣幸。”

卢绪章十分谦虚道：

“哪里哪里！现在做生意很不容易，别听外界传言。请问尊姓大名，在何处发财？”

“敝姓包，叫包玉刚，在衡阳银行做事，还望卢总多加指教。”

卢绪章听到包玉刚的名字，益发喜出望外。面前的包玉刚竟是自己的亲戚表妹的丈夫，可惜以前没有见过面，只知其名。于是两人加酒添菜，共饮畅谈。

上述小说似的描述，时间和地点有出入，因为在多篇红色回忆录中是这样写到：

1940年4月，卢绪章派张平去成都筹建广大华行成都分行，并于次月正式开业。同时派张先成到贵阳，联合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包玉刚等人设立一家经营服装，百货的公司，取名“中美行”。这说明不管是事先或事后，卢绪章肯定向衡阳支行襄理程恩树了解过其同事包玉刚的为人。还可印证年轻有为的包玉刚在1940年前后就是广大华行信得过的人，或自己人。

所谓的一次偶遇的地点不是在衡阳，而是在重庆，这样就有了卢绪章、包玉刚和卢孟野三人大手笔为八路军玩起外汇兑换的秘密游戏，这就是抗战后期，包玉刚升任重庆市工矿银行任副行长，以后又通过这层关系，卢绪章结识了中央银行计划处处长卢孟野，从此三人成为知己，过往甚密，卢绪章在金融界也疏通了可靠的渠道。

周恩来在重庆期间，亲自领导重庆广大华行的党组织，并先后派刘晓、孔原、刘少文、龚饮冰、严朴等人进行具体领导，每隔一段时间，卢绪章就去红岩村办事处汇报工作，聆取指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常常要将大面值法币、黄金和外汇兑换成小面额法币，于是卢绪章以广大华行总经理名义悄悄地将这些款项分别送到中央银行卢孟野和工矿银行包玉刚俩人手里，以要做些黑市生意为由，请他俩出面帮助兑换成法币。再供八路军办事处采购八路军、新四军所需要的生活物品、药品器械。

顺提一点，在重庆时期，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孔原直接(单线)领导过卢绪章，应当知道包玉刚的其人其事，这与1978年孔原会见了包玉刚就对上了号。此话后表。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绪章和程恩树奉上级指示，在香港筹建了南洋商业银行和广业置业有限公司，卢孟野任该行副总经理，当时包玉刚也去了香港，从纸面上看是自谋出路，无资料显示俩人在港有来往。

二、周恩来心目中有他

自从包玉刚与卢绪章在重庆的“外汇倒腾游戏”风生水起后，包与有着红色钱袋子雅号的广大华行形影不离。1944年，广大华行与民生公司卢作孚， 全国商会会长王晓赣等工商人士组建民孚企业公司，该公司21人的董事会，包玉刚以认3000股为董事，其中有6位董事是中共第三条隐秘战线的财经精英，分别是广大华行的创始人卢绪章、张平、吴雪之、杨延修，民孚企业公司的总经理由卢绪章同志担任，副总经理为吴雪之。而上海地下党总头头刘晓，以关勒铭钢笔公司副总经理持有十万股。

还有金融精英龚饮冰以上海建业银行总经理持十万4千股，还与其夫人负责上海三处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讯联络工作，其中之一即为后来献身革命的李白所负责的电台，“民孚”真可谓是当年国统区的红色地下堡垒。

1945年 4月，广大华行由卢绪章、杨延修、郑栋林、张平、舒自清等出面联合包玉刚、英再僧(英饮冰／龚饮冰)在重庆市民族路特一号发起设立永孚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进出口业务、信托、代理及投资工矿事业和代理保险等业务。由此可见，包玉刚对中共开设的广大华行及高层负责人相当熟悉和了解，不然不会合伙办企业，经商赚钱，或者是自己人。

其实，在抗战胜利不久，27岁的包玉刚就在周恩来心目中挂上了号，择录一段卢绪章的回忆：

记得那天傍晚，我到周副主席住处时他还没回来。一个穿着朴素，面容温和的干部陪我聊了一会天(后来才知道是王若飞同志)。直到晚上12点，周副主席才回来，他先是精神专注地听我汇报。我向周副主席着重汇报了三项内容：

1.舒自清同志已在纽约成立了“广大华行”的分行，且与美国施贵宝药厂建立了为其在中国销售西药的总代理关系，今后“广大华行”的总部移到上海就能大做西药生意了；

2.“广大华行”已在美国买了一批药，并已运抵印度的加尔各答，原拟再运到重庆，现形势变化，想干脆直运上海，以尽快占领上海的西药市场；

3.通过包玉刚的关系，已获准“广大华行”人员可乘国民党第一批军用飞机回上海，我们准备趁机及早派员去沪建立总行，以树起美国西药总代理的牌子。

一一卢绪章：你要象八月风行出污泥而不染

很遗憾，卢的回忆没有显示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对包玉刚的反应，看来周副主席对包玉刚并不陌生，卢将地下党员舒自清和包玉刚情况并列向周副主席汇报，印证卢绪章之前肯定汇报过包王刚是广大华行多次合作的可靠伙伴，要么卢绪章不便透露周恩来对包的讲话。

1946年，“保险界十三太保”的过命情谊也派上了用场，程恩树还与包玉刚、张仲良一起投资大信保险公司做董事（陈干青为董事长、茅子嘉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曾渭作监察）。

抗战胜利后，包家住入上海武夷路466弄2号，包玉刚在延安东路9号开设中国工矿银行上海分行，自任经理。因善于策划，精于管理，信誉和业务蒸蒸日上。1946年5月，包玉刚因受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赏识，被推举为上海市银行襄理，不久提升为副经理，在其运作下，银行规模越来越大。更进一步与广大华行扩大合作，

于此同时，包玉刚建议父亲包兆龙在上海华山路春光坊创设海京造纸厂，与嘉兴民丰造纸厂联营，改为国丰造纸厂，董事长为“造纸大王”金润庠，包兆龙任副董事长，包玉刚任该厂董事，生产规模和经营范围日益壮大。

金润庠在抗美援朝期间代表民丰、华丰两家造纸厂向国家捐赠三架战斗机。

据曾任广大华行副总经理，革命老人杨延修说：“抗战结束后，包玉刚在上海市银行任副经理，进一步与广大华行扩大合作，互相投资对方企业，如天宝银楼、民丰造纸厂、民孚实业、民安保险、中心药厂等等，直到 1948 年下半年 …，” 从“等等”两字做判断，包玉刚就是广大华行的自家人。

由此可见，包玉刚不仅与中共开设的广大华行合伙办企业，他还像上海人一样蛮喜欢轧闹猛，1948年4月，广大华行与囯民党中统头目陈果夫合伙创办“中兴制药厂”时，在下列的药厂奠基仪式的签便上，留有包玉刚与陈果夫，卢绪章，杨延修和吴承康(吴雪之)等人的签到墨迹。

1948年下半年，包兆龙卖出国丰造纸厂股份，携带资产，先期离沪赴港，包家按规矩向包括广大华行的股东们打过招呼，包玉刚是否与包氏家族一起离开上海，还是分别赴港已不重要，关键在于他做出这一重大选择与下述文段中，卢绪章劝说包玉刚去香港发展绝对有关。对这一人生艰难选择，包在回答长女提问时，一槌定音：“其实，我一直很犹豫，还是卢家伯伯帮我下了决心！” 这位知根知底的大哥不仅助包下了决心，还为其摆明了人生奋斗的崇高目标，据包陪庆的回忆：

1948年元旦后的一天，卢家伯伯来到我们上海的家，关上书房门，轻声对爸爸说：

“玉刚啊，我准备近期将广大华行迁往香港。”

“哦？！”爸爸有些意外。

“玉刚，你是个有见地的人，我只劝你一句，当机立断，不要犹豫。”

“三阿哥，你了解我的心吗？我想留在银行，是想用自己的才华、能力为国家做事啊，无论谁领导国家，总要办银行嘛！”

“我当然了解你的心了！”卢家伯伯说，“不过，我看你最合适是到香港去做生意，当资本家！赚了钱，也一定有机会为国家做事嘛！”

沉思中的爸爸终于默默地点头。

从历史中回顾，当年中共对香港的战略定位简直天衣无缝，无论是广大华行的南迁，南洋商业银行、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的成立，香港的中国银行、招商局等一系列中资企业的留港，以及派遣党内外人士赴港创业，尤如围棋博弈的先手一着，在新中国初期破除西方势力的封锁和经济建设都获得战略战术的胜利，同时也为30年后改革开放，打造了引进外资和技术的绿色通道。

”1948年，只有30岁的爸爸，拿着卢家伯伯给他的档和自己平时积蓄的两万港币，一个人飞到香港，先找好一家人居住的房子，再回上海接妈妈、我和二妹。”

这是包玉刚第一次赴港，包陪庆句中提到的档，她应不知档的名称或内容，无论什么，这档必须由信得过的包玉刚随身携带，是否推荐之类书信，或其他需要保密的信件，已无法考量，然而，此次包赴港时间上来看，印证了叶小纲所谓的包为香港地下党开会当警卫之事（见前文所述）。

紧接着，包玉刚回沪后，包陪庆的回忆：

“爸爸带着行李，妈妈抱着不到一岁的二妹，佣人阿英抱着两岁多的我，二妹的奶妈没有跟来香港，全家一同登上飞机。当时的我，一点都不能理解爸妈为什么要紧锁双眉，更不懂什么是背井离乡的凄凉。

“过了一年，阿爷和阿娘（宁波人称祖父祖母为阿爷和阿娘）和两位未婚的姑姑也来到香港。一大家人全都住在西摩道（在香港岛的半山区）⋯⋯。”

包家故居，上海市武夷路466弄2号

1948年，包家二代人先后住入香港岛半山区的西摩道。不久，包玉刚就很快与上海赴港朋友创办了一家“新联贸易公司”，做起进出口生意，包玉刚亲自也多次派人前往广州联系业务，帮助国家进口被美国封锁的钢材、棉花、黄豆、药品等紧缺物资。这些小打小闹的生意，加之包玉刚原有的申港穗人脉关系，对他来说这门生意简直是轻车熟路。

1954年，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首次发行建设公债时，包玉刚立即自觉自愿认购港币数十万元，与此同时，他开始盯上船务生意，搜索有关海运资料，经过充分的准备，毅然决然做起航运生意。

1955年1月11日，环球航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成立后不久，还没等过完春节，包玉刚就离开了香港，前往伦敦购买船只。到了伦敦，货比三家，最后用16万英镑买下了已经有27年船龄、载重8700吨的烧煤船，该船直航日本，经过一番整修后，改名为“金安轮”，随即出租给了日本山光汽船公司，租期9个月。

1955年7月30日，“金安号”正式起航。包玉刚就此开始走向“世界船王”的通道。在公司发展初期，香港航运业已经有多家巨头，有英资的怡和，太古和美资的旗昌等轮船公司，还有华资上海邦的董氏，赵氏和蓸氏等家族航运企业，但是他毅然闯入陌生的行业，充分发挥自己独有的银行经历，打破了造船不获得银行贷款的传统，利用日本造船厂开具的信用证LC（Letter of Credit），向汇丰银行借钱，再向日本造船厂下单，再获得LC。如此借鸡生蛋的循环代贷模式，使他的环球航运有连续不断的快速发展的空间。

与此同时，他又采用与众不同的，长期租约的管控船舶运营方式，确保公司有稳定的现金收入，这又与他银行家的讲究风险控制的行事风格有关。期间，汇丰银行也获利甚多，那么，凭着包玉刚与(当年)香港的中国银行，南洋商业银行，民安保险公司的人脉关系和往来，为何不向这些中资企业代贷，最主要因素是包王刚的做法不一定有很大的成功机率，他也不想让外汇存底中资企业承担风险。

不到几年功夫，环球就以6艘货轮在香港航运市玚站有一席之地。

从1962年，包玉刚在日本首订1.8万吨“东樱”号货轮。1969年，包玉刚旗下的油轮新篇章由他第一艘巨型油轮“世丰”下水翻开。此后，他先后订造了20万吨以上的油轮达57艘，总吨位达1000万吨以上。此时，包玉刚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船王。到了1974年，海上王国达到了顶峰，船运载重达1300万吨左右，拥有200余艘船。此时的环球航运集团拥有船只吨位明显超过世界其他十大船东，随后第二名是日本三光公司600万吨，可谓第一和第二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刚从1956年包玉刚创办环球航运集团起，虽然当时在香港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孙文敏，卢孟野，和香港的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后来的该公司代总经理张先成、副总经理俞敦华等同志都是原广大华行老同事。因此这些香港红色人物不仅是包玉刚的老熟人，还是有着多年交往，互相信任的好搭档。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之间不见有公开的财经业务的交集，除了他一直在事业上单打独斗与西方政经世界周旋外，包玉刚仍然保持着与昔日的伙伴的关系，当然，像孙文敏等人仍然在做朋友的统战工作，有时开展统战是要保持隐私的，至于内涵就不得而知，点到为止，腾出无限猜测空间太有意思。

孙文敏与包玉刚的工作交往到1964年基本结束，这是因为包玉刚最敬佩的“三阿哥”突现香港，自从49年后，包时刻关心着卢绪章等，当年在烽火年间一起打拼的好友走向。没想到1964年，卢绪章出国访问欧洲，归国停顿香港，在《我的爸爸包玉刚》有这样一段描述：

爸爸妈妈带我去宾馆看卢家伯伯，拿了一些糕点糖果，请他带给卢家妈妈和孩子们吃。卢家伯伯似乎生分了很多，不再像过去在上海时那样笑容满面，只是刻板地说：“国内东西虽然少，但还有吃的。”又推说自己行李已经太重，“你们的心意领了，东西不用带。”

最后临分别时，他和爸爸握过手后，说：“玉刚老弟，听说你加入了英国籍，我真的好生气，好失望！”“其实只是为了谈生意方便……”爸爸想解释。“加入英国籍，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不用解释，只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你永远是中国人！”

“三阿哥，这点你放心！”爸爸回答得斩钉截铁。回家的路上，爸爸面色沉重，一直在深思。我知道爸爸一向最敬重卢家伯伯，心里猜测，被最敬重的人责备，爸爸心里一定不好受，我一定要安慰爸爸。

包陪庆只是听到而回忆了上述的卢包俩人的对话，应该还有她不应该听到的内容，想想当年连卢太太都不知丈夫是地下党，还怀疑卢绪章忙于工作是有外遇。

好不容易，包玉刚与卢绪章有了正式联系。谁也没料到，1966年发生了文革。香港报纸长篇累牍报导当时情况，天天有人被打倒，报纸上再也找不到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的名字。香港也人心惶惶，尤其是像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等些中资企业的老熟人，在大街上相遇，不是迅速躲避，就是如同陌生人擦肩而过。

期间，包玉刚仍然设法打听卢绪章的消息，然而只是在香港新华社举办的一次活动中，找到一个国内来的熟人，打听“三阿哥”情况，那人含糊其词，表示卢部长身体不好，还未被打倒。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让世界船王进入深深的沉思，包玉刚发自内心尊敬他，尊敬这位在国际交往中不卑不亢，永远维护中国人尊严的伟人。尊敬这位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一想到周恩来总理生前任劳任怨，死后还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这种非凡的胸怀和气节。沉思中是否会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能亲自见到周总理一面，甚至聊上几句，甚至还想到，周副主席在重庆时，为何“三阿哥”不引见自己进入“红岩村”，即使在远处望一眼总理那时的帅气外貌，也能补足自己的悲痛和遗憾。其实，那时，卢绪章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时提到过包玉刚，也知道他是八路军的金融操盘手，而船王本人是否知道这一切，己无人知晓。

那天，周总理追悼会现场转播完毕，电视台播音员宣读参加追悼会的名单，包玉刚从周恩来生前好友报播中，听到一个既熟悉又久违的名字：卢绪章。

1976年是中国社会的转拆点，国家开始步入正轨，在这喜欣的日子里，包玉刚的航运事业也更上一层楼，本人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及日本天皇授予勋章、奖章。

同年10月，一场动乱终于结束，包玉刚萌发了联系卢绪章的愿望，身在香港的船王觉得这时是他报答祖国的切好时机，与25年前相比，自己和环球航运集团己有能力为囯家和故乡尽力了。

那年包玉刚虽然极为想念三阿哥，但是，他总抑制着自己思念之情，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只顾自己的心情，不经意中因“海外关糸”伤害表哥卢绪章。

想联系“三阿哥”的愿望出现了曙光，1977年10月2日，总设计师在京接见香港希慎兴业有限公司老板利铭泽时，曾说了以下这段话：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

与北京不少国家领导人有深厚交往的香港大亨利铭泽访问北京归港，包玉刚立即与他会面，希望获得一手消息，从而了解中国政治状况，在请利铭泽先生吃饭时，利先生非常理解包的心思，见面就兴致勃勃地说：“我看中国有希望了！有希望了！”接着，他详细讲述了邓小平在会见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侨胞、华裔、港澳台同胞时的讲话内容。

而利铭泽给他的 …

利铭泽是共济会的中坚人物，加上「共产党的老朋友」的身份，普通香港人只知利氏是“铜罗湾地王”，比李嘉诚还有名的大富豪，其家族充满神秘色彩，属于可以游走于中英之间的重要「中间人」。据包陪庆回忆，吃完饭之后，包玉刚就罕有地兴奋、不停地向妻子重复地讲：“秀英，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终于又能见到三阿哥了！” 经常看谍战片的人，听得懂影片主角脱口而出“回家”两字的确切涵意。

这次包与利的“饭局”也是俩人的在香港回归前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包玉刚之后「弃舟登陆」的决定，和当天嗅到中港政经形势急变，大有关系；当时另一位船王董浩云，不知道是不是和台湾关系太深，以至于转身速度较慢，引发自身公司在世界航运危机中差点倒闭。

1980年6月某天，包玉刚和李嘉城开怀大笑。

当然，20世纪70年代开始，包玉刚就决定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他和香港另一富商与英资怡和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九龙仓收购战”，包玉刚调集了20个亿而获胜的故事，成为一个传奇。

包玉刚的九龙仓收购战始于1980年6月19日，结束于当年6月25日。九龙仓属英资怡和集团，70年代的香港，华资财力单薄，怡和只持有5%的九龙仓股票就控制了这家公司。随着香港地价上涨，华资房地产实力快速增强。1978年9月，华资包玉刚家族已拥有20%的九龙仓股份，包玉刚作为大股东进入九龙仓董事会。英资不甘心其地位受到威胁，1978年12月，怡和系置地公司持有九龙仓股份也上升至20%，数量与包玉刚接近。这场股权控制战明争暗斗了近2年，终于1980年中落下帷幕，也标志着香港商界进入了新时代。

毋庸置疑，广大华资和中资都窃喜包氏的胜利，当然，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船王的惊人之举，至于是否有另一股力量起作用，暂时不得而知。

三、与总设计师谈笑风生

包玉刚和利泽铭饭局的第二天，包玉刚一到公司，立即让秘书给北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了封信函，言辞恳切，句句真情，表示：

“我和夫人期望早日回国探望表哥卢绪章。”

不久，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亲笔署名的电报，立即发回香港：

“热烈欢迎、真诚期待包玉刚夫妇回国探亲。”

1978年10月28日，包王刚夫妇终于登上了北上的飞机。

坐在飞往北京客机里的包玉刚，不知是否知道一年前，他的大名就在中南海里出现，时光要回顾到1977年12月6日，那天，入冬的北京一夜大雾。73岁的邓小平早早起床，准备接见国防工业部的几位掌舵人，8点30分，三机部负责人吕东，五机部的张珍和六机部的柴树藩准时来到邓小平办公室。他们还未来得及打招呼，邓小平已经站起来迎接，招呼道：大家辛苦了。

第三次复出，鬓角已有几缕银丝的邓小平此时接见国防工业部的主官，目标只有一个：中国国防工业该怎么搞？在深入攀谈和沟通，确立军民结合和以民养军的路子之后，邓小平作出指示，一定要把中国的国防建设搞上去。

临近结束，意犹未尽的邓小平停顿了会，特意提到造船工业。他对此时尚未上任的柴树藩叮嘱道：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

听完邓小平“赶船下海”的指示，面对船舶工业的战略转型模式，柴树藩一时无话应对，他知道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浩劫，正是一穷二白的时候，别说打进国际市场，就连造出一艘船都十分费劲。

不过邓小平已经想好了对策，有备而来，给柴树藩推荐了一个人，名字叫包玉刚。

这就有了一年之后，在时任外交部顾问廖承志的亲自邀请下，包玉刚以私人名义访问内地，开始与大陆频频接触。其实，对包玉刚的有备而来，本文的如下叙述可看出一些端倪。

而上述的访问应是包玉刚第一次非公开的，与北京高层的官方按触。四个月之后，北京官方就发出了正式邀请。

包玉刚与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三阿哥卢绪章在香港亲切交谈。

1980年3月，六机部以部长柴树藩名义邀请包来访，在给国务院的报告的附件中说：“1978年包应廖承志的邀请，曾以私人名义来华访问，会见过廖承志、孔原、卢绪章等同志。”这次包玉刚来京是和六机部谈合作造船的，这是包玉刚第一次正式访问祖国内地，他在北京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中国最高领导接见了他。

柴树潘的回忆，道出了三个“特别”，一是包受到隆重的接待，二是会见包的人不少，三是最重要的，最特别的是他们都战火纷飞年代的中共隐秘战线上的高层领导者。尤其是孔原，周恩来的助手，中央调查部第二任部长，他会见包玉刚确实耐人寻味，回想当年国共联合抗日时，他被卢绪章安排(隐藏)于重庆的广大华行，亲临现场指导广大华行开展工作，孔原与包玉刚以往是否见过面，不得而知，合理推测至少孔原是了解包玉刚，不然他参与接见船王就显得不合适。总而言之，老友见老友，无枸无束，其乐无穷。前几年，香港有些大人物常常标榜自己与北京关系深厚，与包玉刚相比，所受的礼遇就是自己人么！再回头看看，1977年，总设计师的一槌定音，是有了对包为人为事充分的了解，深思熟虑后才选择包为中国造船工业迈向世界的开拓者，这一切与廖承志、孔原和卢绪章一五一十告之邓小平，有关包玉刚与他们当年一起合作大有关系。

六机部部长柴树藩与包玉刚签定造船合作协议

一年之前，1979年3月，上海市依靠沪港两地拥有的特殊关系一一上海帮工商界人脉，由曾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率团访港，该工商界访问团在港掀起一股旋风，访问团中的杨延修是重磅人物，他是本文所提的旧上海著名广大华行的副总经理，他的出现让香港众多的工商界大佬惊讶不已，当然他与包玉刚更是老熟人了。然而，半年前的京秋时刻，包玉刚抢先一步去过北京，此时他心中有底，盛情邀请访问团所有成员坐上他的私人游艇游览维多利亚港，观赏香港美丽的海景。在众人面前，包玉刚一时兴起，竟一改在公众场合的矜持印象，脱掉外衣，仅穿着一条泳裤跳下海里畅游一番。包玉刚从小在海边长大，一身好水性直如浪里白条，惹得张承宗等访问团成员不住地鼓掌。待包玉刚水淋淋登上船后，张承宗亲自为他披上毛巾，赞叹道：“想不到船王的水性一点也不减当年啊！” 一句“不减当年”脱口而出，张承宗与包玉刚难道是发小？总之他人称张老不是先生就是呼官衔，只有包玉刚亲热地称其为“乡长”。

事隔一年，杨延修、唐君远和郭秀珍再度访港，唐郭俩个都由家人接回住宅。仅杨老一人独住富丽华酒店，上次他赴港时，航运巨子董浩云则派其子董建华安排大家到其“海上学府”轮上参观，这次再度委托爱国商人老友刘浩清陪同董建华到酒店与杨老会面叙谈。

据杨老回忆，包玉刚特地在山间别墅设宴招待我们一行。席间他首先起立举杯向我祝酒，高兴地说：“延修兄，过去我长期与你们合作做生意，那时候要是知道你们是共产党员，那我就要吓死了。”这句话引起在座哄堂大笑！我在港与他商谈，希望他来沪拓展造船工业，他满口答应。包玉刚信守承诺，后来为上海江南造船厂介绍了外国专家，帮助江南厂替外商制造远洋巨轮。又为上海沪东造船厂、大连造船厂定造多艘海轮。在这种场合下，船王也说了场面话，如何理介因人而异。

1980年是包玉刚内外“大丰收”年代。这年3月，包玉刚与中国第六机械工业部，中国外贸部在北京签约，合资创立了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首家中外合资公司，该公司的成立，促进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重工业发展，并成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航运业对外的主要平台。

这年末，包玉刚以在香港商界具有的威望和声誉卓著，接受了中国委任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帮助制定和实施《中英联合声明》，协助顺利香港主权移交的工作。

邓小平接见包玉刚

一年后，邓小平和包玉刚俩人的第一次会面终于来临。那是1981年7月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快步迎向包兆龙、包玉刚父子，亲切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 说明此前“该见而未见”；而一个“早”字，道出了他们“相见恨晚”的迫切心情。言外之意，自己人不计较，以后有得是机会见面，确实如此，好事者曾做过统计，直到船王去逝，俩人共见面15次，这已成历史的绝唱。虽是初次见面，但他们立刻像老朋友似地叙谈起来。他们互相问候，还序了年龄。包兆龙86居长，邓小平那年77岁，卢绪章正好70岁，包玉刚63岁。小平拍了拍包玉刚的肩膀，说道：“还非常健壮！”

包玉刚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搞航运的经历，从1955年第一艘船，8700吨，到1981年拥有210条船，总吨位2100万吨，包括在国内订造的6条。邓小平静静地听着，有时也提问题，

1985年10月，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店名的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再次破例出席当月25日饭店举行的剪彩仪式。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写店名与开业剪彩，既表示了对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的有力支持，又显示了一代伟人的政治智慧。

半月前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的包玉刚，率全家参加了饭店的落成典礼。

此刻的包玉刚，已与邓小平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当年的侨联主席庄炎林听人透露，也曾听包玉刚本人说过，邓小平自与包玉刚见面相识至今，已有七八次会见他，向他了解香港情况和外界信息，并阐述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和方针政策。包玉刚拥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因为他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在谈判中起到了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1984年12月19日在中英就香港问题签署联合声明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单独会见包玉刚，包玉刚心情十分激动，知道邓小平在这一特殊时刻接见自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邓小平和包玉刚都显得很高兴，会见中，包玉刚告诉邓小平，他最近访问了家乡宁波，这是他40年之后首次回家乡，并介绍了宁波的情况，顺便提及向家乡捐赠5000万人民币，准备创办一所宁波大学的事，邓小平听后很高兴,说:“你很热心啊。”他还对包玉刚为中国，为家乡所做的许多事情表示赞赏。船王以宁波家乡人的身份邀请邓小平访问宁波，邓小平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说:“很想去宁波看看啊!”会见后，邓小设午宴招待包玉刚和他的家属。会见时总设计师向包玉刚传授了何种信息？

但是隔年，1985年，包玉刚又以5亿新加坡币夺得英资集团会德丰股权，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1986年，包玉刚又一举收购香港另一个发钞银行渣打银行14.5%的股份，成为该行最大的个人股东。权威人士评论船王“弃舟登陆”，创造了又一个奇迹。应该将“弃舟登陆”改为“海陆并举”，此时的包玉刚不仅仅是有着船王的风范，还拼发出自己年轻时有过的商业投资潜能，银行家的大手笔金融操作的雄才伟略，为后来的香港回归起到了稳定经济的有利局面。

1987年4月，邓小平会见安子介包玉刚等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当时，香港同胞中与邓小平交往见面次数最多的，要数船王包玉刚，受到邓小平接见的新闻报导就达9次。

在邓小平与包玉刚第一次会面10年后的1991年9月23日，73岁的包玉刚因病逝世。年事已高的邓小平闻讯后，立即发出唁电表示深切悼念。

总设计师曾当面称赞包玉刚“欢迎你，包先生，你当世界船王，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嘛！”这是对包先生最精辟的评价。

船王生前己对公司的接班人做了安排，大女儿的夫婿苏海文在1982年就回香港总部工作，1986年苏海文担任了公司主席。

2000年苏海文开始入股挪威的贝格森（Bergesen，现名为百国盛），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船公司。到2002年，伊拉克战争再度爆发，航运业再度陷入低潮，苏海文和苏包文刚父子决心收购贝格森。2003年春天，他们成功购入90%贝格森股权。海文任主席，文刚则任副主席。

2003年4月27日网上（消息树）（财经新闻）传出一则惊人消息：“包玉刚后人斥巨资13 亿美元重夺世界船王宝座。”

文章这样写道：就在人们渐渐淡忘昔日船王包玉刚的时候，最近世界航运史上最大的一宗并购案，却使包氏后人重拾旧日辉煌，以近2200万吨位夺回了“世界船王”的宝座。（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业MAERSK，亦只拥有1000万吨位）。包玉刚大女婿加上得力的孙子，加冕为新“世界船王”。

另外还有业内报导：包玉刚航运生意继承人大女婿苏海文在上海宣布，环球航运已成功控股挪威航运业最大的贝格森集团（Bergesen）。环球航运集团船队由此增加108艘，总载重量近2200万吨。环球也就此开始投入新航业天然气的运输。“世上新人赶旧人”，目前“新船王”的运力，已经超越了“老船王”包玉刚巅峰时期2100万吨的规模。Trade Wind（《航运业杂志》）的大标题则为“Pao s Glory Days Return”（“包家重现光辉”）。

渤海重工为BW建造的40万吨矿“百国山”号矿石巨轮。

本次收购可谓是“双剑合璧”之作。此前环球航运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运输商，总载重量九百万吨，贝格森则是全球最大液化气、天然气运输船商，总载重量1230万吨。而新环球航运已将主业定位于石油、液化气、天然气、矿石、煤等能源运输业务。2005年公司改名为百国盛环球集团（Bw集团）。

目前，BW集团是一家从事航运、浮式天然气基础设施和深水油气生产的海运公司。公司拥有350多艘船舶，由7000多名全球员工组成的国际团队管理。其中包括超级油轮和干散货船。

今年，BW准备与法国合作，推出世界上第一个海上浮动氢气厂，动力系统将由BW Ideol标志性的海上浮动风力发电机提供动力，该风力发电机组自2018年以来已成功运，此事标志着BW先人一步，朝着清洁能源的前沿大踏步前进。

BW集团有今天骄人的业绩，离不开包玉刚留下的巨额遗产和经营之道。

包玉刚是董浩云之后的又一个传奇。在波涛特别险恶的航运战场上，他是一位韬略非凡的统帅，也是一位成功的战略家战术家。与董浩云不同的是，包玉刚搞航运是半路出家。他从金融界一个华丽的转身成为船王，然后又是一个漂亮的回旋，强龙上岸从海上回到了陆上，让世人看得瞠目结舌。

说到包玉刚，必然会联系起也是船王董浩云，他俩到底有何关联，前几篇文章已有所交待，有位了解“关联”的朋友曾说：董浩云前辈和包玉刚前辈在上海抗战时期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抗战胜利后也是。作为两位抗日先贤的后人，董建华、吴光正就是香港首届特首选战的“双保险”。本文就顺带一提他俩的第二、三代之间的互动。

在包玉刚的四位女婿中，吴光正与郑维健明显也如岳父般热心政治，二人除担任不少社会公职，还曾积极参与回归后的香港政治。例如吴光正曾参选首届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与同样出身航运家族的董建华争一日之长短，郑维健在董建华出任“特首”期间，曾是“特首”的首席智囊，担任中央政策组（Central Policy Unit）的首席顾问，之后出任多项小公职。以上各项举动，显示就算是政治上的参与，继承一代也不比上一代弱。同时也表明包董两家完全是一个路子。

吴光正的父亲吴绍麟是上海滩有名的建筑学家，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在德国留学。儿子吴光正后来娶了包玉刚的三女儿，也就成了包的一亲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港时包与吴家合作，据说包玉刚也曾是杜月笙的门生，巧得是，吴绍麟则是杜月笙收的最后一个门生。

本文完成之时，让我开始思索起卢绪章对包玉刚所说的：“不过，我看你最合适是到香港去做生意，当资本家！赚了钱，也一定有机会为国家做事嘛！” 此话并非是卢氏个人的建议，尊重历史的逻辑，周副主席应该不会遗漏对年轻有为，才华扬溢的银行家去向的关注，或许这类未雨绸缪理所当然是高人的拿手好戏，本人不想对此做过多的铺述，见仁见智，不过，包玉刚和董浩云第三代继承人同时进军能源航业绝不是巧合，并在天然气海上运输业大展鸿图，在董氏集团一文中，曾提到2020年在美国上市的希腊航运公司GasLog，老牌LNG／液化天然气船运公司发布公告，指出董氏家族增资获得Gaslog部分股份。

令人感慨，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乌俄之战，加之北溪输气管道爆炸，两家集团的先手布局，真的跌破眼镜，不得不让人暇想是否又有高人指点。不然哪能与历史那么巧合，与现实又那么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