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艺术与人性:两位纳粹德国士兵的战地通信
作者: 感恩的晚祷
欧根·L.和汉斯·L.拥有共同的艺术、文学和神学世界。1939年二战爆发,他俩都应征入伍,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分隔两地。然而,他们在彼此写给对方的许多信中,继续耕耘着自己的知识和艺术天地,同时也将他们在战争和暴力中的所见所闻付诸文字。
战争初期的1939年10月1日,欧根写信给朋友汉斯:“你是否也有幸戴上了帅气的‘德国陆军’臂章?”他们对自己的兵役有着相同的感受,直到最后,他们的通信中都贯穿着对军人的批评。1940年7月10日,汉斯从法国写信给欧根:“当我的任务完成后,我就算结束了。我就自动换上西服,去洗礼堂——我相信很快就不用再付门票了——那里的壁画让我百看不厌……然后我回到军营,洗漱、吃干面包、洗靴子、上床,然后就是各种没有意义的聊天。日子多么无聊,未来多么渺茫。”
欧根在1941年10月1日写给汉斯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我相信,当兵对我来说并不比对你容易……或者说,问题不在于军装,而在于它过于漫长而难以确定,它的无法逃避!无论如何,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对我内心亲近的那些东西依然保持‘警觉’。”
欧根和汉斯作为士兵的命运与他们在战争中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1940年4月16日,在希特勒进攻法国前不久,欧根写道:“现在我的命运即将来临。我又要上前线了,我已经得到确认,它随时都可能发生。只是具体日期还不确定,所以我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徘徊。”一周后的4月23日,他兴奋地报告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简单地说,我的新驻地是维也纳。这次他们真的糊弄了我们,我们还以为要去前线。”现在,欧根在信中讲述他听到的歌剧和参观的博物馆。
但在5月16日,德国入侵法国六天后,他给驻扎在西线的汉斯写了一封饱含感情的信:“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渴望从你那里得到生命的迹象。‘生命的迹象’这个普通的用语现在带上了非常沉重的意味。我想你也参与了这场战争(对法国的进攻)!这些天来,我一直与你同在。一个人只有在想到自己的朋友时,才能判断已经开始的事情的影响。”
对他俩来说,法国不是要打败的敌人,而是他们热爱和钦佩的文化国度。为了更好地理解法国的文学和哲学,欧根翻译过他特别喜欢的一些重要法文文献;波德莱尔的诗歌、塞尚对艺术的思考以及帕斯卡尔的《沉思录》都穿插在他的许多书信中。他的朋友汉斯也在练习翻译,以便更好地掌握法语。
随着战争的进行,他们书信的基调也变得更加阴暗。早在1940年5月10日,汉斯就写信给欧根:“你究竟在哪里?是在维也纳,还是和敌人遭遇了?当然这无关紧要。当这封信寄到你手里时,我已经和你在一起无数次了。在每一个场景里,无论是我的画作还是在大自然中,你都会立刻生动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知道您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既对美景充满敬畏,又对我们的士兵——尤其是法国士兵——所遭受的可怕苦难深恶痛绝。”
在战争初期,欧根在1940年7月5日的一封信中提到了戈雅的作品,而这些作品随后又成为他们通信中的主题词:“我有一本戈雅创作的精美版《战争末日》。在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场景的最后一页:真相:这个衣衫不整的老人右手拿着锄头,左手抱着妻子,仿佛被她裸露的乳房迷住了……右边是摇篮里的婴儿、一只羊、田里的谷穗和一棵结满果实的树!战争的恐怖就这样结束了,它们在母性的孕育下消散了。这样,在动荡之后,我们都渴望最后到来的和平,渴望在暴风雨和恐惧之后的正午的明朗。”
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潜入他们的信件。欧根在1940年7月10日写道:“你在海上,你的愿望将伴随你走向未来。谁知道呢?我们每个人都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疑问和期待;还有对可怕事情的预感:因为命运无力阻止已经轻而易举地启动的事情:战争的末日骑手。”
从1940年5月德国占领法国到次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欧洲大陆经历了相对平静的时期。甚至有传言说,可能会达成妥协和平。在此期间,两位朋友总结了他们的经历,并试图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混乱找到情感和道德的指南针。当然,他们无法预见苏联战争将带来的残酷恐怖,但早在1940年末,他们就已经有了预感。例如,11月19日,欧根报告了他参观维也纳博物馆的情况:
1941年6月22日,欧根表达了希特勒进攻苏联后第二天许多德国人心中的想法:“我们还能为这场战争划出怎样的时间和空间的边界,这一点已无法预料。”
汉斯很快被调往俄国前线,一开始生活相对平静。1941年7月8日,他写信给欧根:“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非常奇特而平静的战争!犹太人、木制房屋、面容贫苦的波兰人;唯一的高等文化标志是教堂——即使在这个人们说希伯来式德语的小城镇,也有一座很棒的教堂和一座有圣像的俄式教堂。”
几个月后,汉斯感受到的相对和平氛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1年10月28日,他写信给欧根:
除了无处不在的恐怖之外,汉斯还对在远离前线的长时间逗留中接触到的个别俄罗斯人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在1941年11月2日的万灵节,他描述了在桑拿浴室与一位俄罗斯人的邂逅:
到了春天,欧根也踏上了前往俄国前线的旅程。1942年3月18日,他在给汉斯的信中写道:“我们的东征已经进行了一天两夜。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军队与儿子’旅行和运输协会的帮助下,以如此惊人的速度直接穿越德国。是的,速度太快了。但既然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向东走,我也就无所谓了。在我们之后,就是洪水。”
欧根收到的许多来自东方的信件向他大致介绍了那里发生的事情,但他亲眼所见的一切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3月24日,欧根在乌克兰行进时写道:
大约在同一时间(3月21日),汉斯写信给欧根:“我们仍未能缓口气;我们被部署在红军主战场的正对面……我们扔成一堆的尸体现在已经尽可能地排放好了,被枪杀的五万多犹太人已经被石灰覆盖。这里发生的一切,细节不适合写出来。……现在我精神非常绝望。当然它可能会恢复过来。”
汉斯从未从他的所见所闻中恢复过来。他的厌恶决定了两位朋友后来通信的基调。也许是因为前线激烈的战斗使他无暇写信,也许是因为军队邮件从苏联的一个地方寄往另一个地方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的信件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但写于1942年8月15日的一封信却记录了汉斯的心境:
……
最终,在俄国前线的汉斯开始失去希望;1942年3月1日,他写道:
每当他们的时间没有被职责占用,两位朋友就会继续给对方写长信。他们描绘周围的景色,或通过讨论《圣经》中的经文来追寻他们深深的基督教信仰,关于保罗给加拉太人的书信的长篇论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尽管周围充斥着暴力和混乱,但他们仍努力坚持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直到最后。
欧根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作为画家的技巧来保持平衡。1942年3月28日,他给汉斯写道:“还有这些路上的风景!憔悴的马匹,街道两旁的马尸,然后是左右两边的士兵和难民的坟墓,还有一队队铲雪的妇女。一幅扣人心弦的画面让我难以忘怀:一男一女用一根棍子在雪地里拉雪橇;两个孩子的小脸蛋从覆盖着的雪橇里探出来,一个又黑又弯的老奶奶从后面推着雪橇。街道两旁的村庄淹没在融化的雪水中。”
冬天过去后,春天和夏天为艺术家的眼睛提供了新的视野:残酷战争中的田园风光。1942年6月4日,欧根在给汉斯的信中写道:“有一次,我在下面的村子里呆了一个星期,用来尽情地写生!这有好处!这些村庄从寒冬中苏醒过来,色彩斑斓,人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聪明的姑娘们像在大城市里一样调情–毫无罪恶感,天真烂漫;光着脚丫,戴着鲜艳的头巾,妇女们在喷泉边或在田野里;老人在草地上或在自家门前——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视觉印象,都可以成为新的大型画作的研究素材。”
但到了1942年夏天,俄国前线的战事再次紧张,欧根越来越受到战事的影响,他在7月14日的信中这样解释道:“现在您收到了这份冷静、公事公办的报告。可是战争的这些事实和外在现实能说明什么吗?我想说出人们对事件的各种印象,说出一个人的‘灵魂是如何反应的’,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切都在那里。新闻没有让我惊慌失措,疲劳让我变得麻木不仁。”四天后,他继续说道:“无论战争有多么艰苦,无论战争让我们变得多么坚强——我们为一切做好了准备——我的脑海里都会萦绕着那些被铁块击中而最后呼吸的死者,那些被硬物击中而沦为残废的人。苦难的意义——我想起了过去读《约伯记》时的情景。”
终于,欧根的时间快到了。他在8月1日写道:“没有人看到,我独自一人。我继续前行,只带着手枪。突然我被击中了,手枪从我的右手中打飞。我摔倒在地,我感觉到湿润——是血!现在,我只能撤退,独自一人。”欧根在军队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随着俄罗斯冬天的来临,他又回到了前线。
欧根的信件越来越少,他越来越依赖艺术作为生存手段。11月,他仍然沉浸在对弗朗茨·马克绘画的长时间讨论中,想探究这位艺术家为何将动物作为艺术主题。到了年底,欧根只谈论自己的艺术和艺术眼光。1942年12月16日,他写道:“然后,我在科尔乔斯基地半毁的房屋中画了废墟速写。黑色的屋顶椽子直冲云霄,烟囱矗立,窗户空空如也,它们让人联想到致命的惩罚;它们比真实战争事件的图片更能揭示战争…….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命运,一种自然的力量,它冲向前方,摧毁一切,漠视我们的想法和愿望。人们能要求雪崩朝哪个方向滚动吗?”
在欧根现存的最后一封信(1942年12月31日)中,戈雅那幅《战争灾难》——它收在欧根随身携带的画册中,一直陪伴着它,是他的艺术和生存的参照——成了对他自己命运的描述:
我们所掌握的与欧根有关的最后一份文件是关于他在行动中失踪的官方报告:
欧根从此再没有音信。一年后,汉斯死于俄国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