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情愿的战士：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非俄罗斯族军人1941-1945

来源: 小熊猫的大历史  作者: 赵国星

译者的话：提到东线战场上的少数民族，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武装党卫军中诸多苏联少数民族组成的部队。若干时间以来，许多朋友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似乎苏联的少数民族大都不满于斯大林的严厉镇压，纷纷倒向德军一边。但实际上，卫国战争中苏联红军仍有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为保卫祖国而战，苏军也组建了诸多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民族部队。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苏军先后组建的民族部队包括26个步兵师和山地步兵师、22个骑兵师和骑兵旅，然而这段历史的真相却被掩埋了。

本文原标题为“不情愿的战士：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非俄罗斯族军人”（The Reluctant Warriors: The Non-Russian Nationalities in Service of the Red Army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1941-1945）刊载于《斯拉夫军事研究》（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Vol.6, No.3 (September 1993)。鉴于本文成文时间及原作者撰文过程中参考文献有限，不少内容对苏军民族部队的缺点和民族矛盾有片面的夸大，但作为西方世界为数不多的相关领域作品，仍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段历史。

关于1941年到1945年东线战场上的民族元素，历史学者往往只关注在德国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中服役的约150万苏联非俄罗斯族，但很少有人关注为斯大林而战的各个民族—尽管他们可能是因为威胁、恐吓或者勉强为苏军服役。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斯大林政权的剥削和镇压政策，本有可能让很多苏联人倒向入侵德军，特别是他们大多数都还没有品尝过德军占领下的滋味。

历史学者S·恩德斯·温布什（S. Enders Wimbush）和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Alexander Alexiev）写道，德国针对被占领土的政策来得太迟，未能煽动各路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而这是决定东线战场战局的主要因素。

【1】

但是，对于苏联政权而言，一旦面临德军入侵，苏联领土大量沦陷，斯拉夫民族的人力资源大量丧失，红军别无选择，只能组建以某些本地族群为核心的“民族部队”或“地方部队”，比如爱沙尼亚族、立陶宛族、格鲁吉亚族等。这些地方部队基本上都由某个当地的主体民族组成，但俄罗斯族军官和士官担任骨干。尽管苏联官方对这些部队的组建表达了种种忧虑，但是由于“巴巴罗萨”战役爆发之后的几个月时间内的巨大损失，红军确实别无他法。本文主要研究的是1941年到1945年红军民族部队的组建、组织和使用，原因在于1943年7月的“城堡”战役即库尔斯克战役结束之后，不少民族部队被逐渐解散，并代之以斯拉夫人为主组建的部队，而后者的人力资源来自被解放领土的居民。

背景

在研究红军中的少数民族这一话题之前，有必要简要介绍在俄罗斯军队早期历史中少数民族所扮演的决策。唯其如此，人们才能更好地了解苏联政府是如何将大量非俄罗斯族征入红军的。同时这一政策也奠定了后来在1946年更名的“苏联武装力量”的基础。【2】

在沙俄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多个民族曾经在莫斯科大公或沙皇的旗帜下奋战，从伊凡四世到尼古拉二世。这些非俄罗斯族组成的部队获得了“藩军”（Инородные Войска—字面意思是“外籍军队”）这一正式称号。这些少数民族士兵虽然在俄军中只是少数，但作为侦察兵、散兵和辅助部队服役，都发挥了宝贵的作用。俄军允许这些少数民族士兵保留自己有民族特色的服饰和武器，并且在沙俄野战军团染指毗邻土耳其的外高加索地区时，作为正规军人服役。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1856年）期间，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指挥的37700名士兵就来自诸多不同的民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A·A·波利万诺夫（A. A. Polivanov）将军的要求，国家杜马海军委员会主席I·M·辛加列夫下令组建主要由“外高加索穆斯林、土耳其斯坦民族、西伯利亚民族、吉尔吉斯人”组成的地方部队。根据沙俄法律以及当时通行的歧视性惯例，在战争中，本来是禁止这些民族组建的部队持有武器的。【3】尽管沙俄当时的官方政策禁止武装这些少数民族，但是在战争状态下，政策也只能调整，尽管这种调整是非正式的，对少数民族武装的歧视性政策仍然存续。但由于斯拉夫民族人力资源的损失，这样的政策不得不应对现实做出改变。

而各个族群对本地的“苏维埃化”政策仍抱有敌意。苏联成立之后宣传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但在事实上俄罗斯族要比其他民族“更平等”。从革命最开始，在党组织里特别是军队中，俄罗斯族就占多数。同时苏联官方还维持并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禁止某些少数民族服役的禁令，直到1941年战争爆发后这一禁令才部分解除。

出于对纳粹德国威胁越来越大的担忧，1938年，最高苏维埃做出决策，解散红军框架下作为独立实体的民族部队。红军宣称民族部队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既定目标。基于现代化战争的需要，红军开始组建基于“基干制”的部队。尽管此前有观点认为地方民族部队应该在战争爆发时担任“一线部队”，但随着欧洲大陆战云密布，斯大林开始对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抱有严重的怀疑。【5】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民族部队基本上都是步兵和骑兵部队，几乎没有机械化部队。红军将领考虑到德军1939年在波兰和1940年在法国的成功，认为在“闪电战”时代，地方民族部队的编制已经不合时宜了。【6】在快速机动和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时代，投入大规模步兵或骑兵部队实施进攻已经落伍了。恩德斯·温布什和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指出“总而言之，民族部队根本无法满足20世纪30年代（或者更确切的说，40年代）的军事需求”【7】

组建并维持地方部队或民族部队的最后一个相关问题是所谓“异地驻扎”，即这些部队往往只驻扎在本民族所在行政区域之外，而不是驻扎在“本土”。苏联元帅A·A·格列奇科后来回忆说，苏军往往有意识地不安排这些民族部队在本民族区域驻扎，以确保他们能够做好准备“在不同的气候、地形或战场态势下”投入战斗。【8】相反，民族部队往往驻扎在所谓“安全区域”，不会部署在东西两线假想敌可能的进攻路线上。苏联高层决定将新组建的基干部队部署在这些可能受到威胁的方向，因为这些部队往往被认为比较忠诚，能够经受考验。

尽管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苏联军方已经将民族部队变成了历史，但1941年6月22日德军大举入侵，以及随之而来大量领土的沦陷，让苏军不得不重新考虑组织并利用非斯拉夫民族的人力资源。在对德作战的过程中，尽管人们认为苏联少数民族仍会投入到战斗中去，但最高统帅部很快就会发现，此前对民族部队的忠诚与战斗力的怀疑并非毫无道理。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伟大卫国战争”，但苏联官方仍对战争中表现最糟糕的民族部队讳莫如深，同时战争初期民族部队的战绩也让军方相当困窘。后文将会看到，在战争初期，苏联军方在非俄罗斯族士兵的征召、编制和使用方面，充斥着沙文主义。

征兵

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从纸面上看，苏联红军是一支多民族组成的军队，士兵来自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其中更包括不久前吞并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然而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如前所述，随着众多斯拉夫人口沦入德占区，苏联政府开始从各个共和国招募非斯拉夫民族士兵。尽管征兵工作表面上看相当成功，但官方其实也承认，许多少数民族士兵在战争的前三年叛逃到德军那边。正如苏联历史学家阿尔乔梅夫（Artem’ev）所写，在征兵过程中的筛选以及红军政治总局连篇累牍的宣传与政治教育工作“在战争期间对苏军少数民族群体的整体表现影响非常有限”。【9】历史学者苏珊·柯伦（Susan L.Curran）和德米特里·波纳马雷夫（Dmitry Ponamareff）同样断言，在招募中亚人方面，德国人做的比苏联人成功。【10】

西方和苏联的历史学者经常在谈到二战期间苏军少数民族士兵的糟糕表现时，经常提到的三个名词是叛逃、开小差和麻木。这些因素正是克里姆林宫从最开始就对使用“民族部队”保持谨慎的主要原因。而战争中民族部队的表现，表明这样的谨慎并非是多余的。尽管红军从一开始就限制少数民族部队投入总体战，但德军的迅速推进迫使最高统帅部放弃了战前取消民族部队的计划，而是组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部队，若摈弃“经营沙文主义”的观念，那么从技术上说其可以称之为“民族部队”。

第一种民族部队可称之为“有民族因素的部队”，其来源主要是地方步兵军或骑兵军。这些部队主要是刚刚被苏联吞并的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以及中亚诸加盟共和国组建的。历史学者托伊沃·劳恩（Toivo Raun）指出，在1941年6月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抵达爱沙尼亚之前，苏联动员了大约33000名爱沙尼亚人参加红军。其中许多爱沙尼亚人是“志愿兵”，其忠诚度一度受到苏联官方的怀疑，不过后来还是被编入红军爱沙尼亚第8军，或者是被编入红军其他基干部队。其他一些被指控“通敌”的爱沙尼亚人，则被关押在劳改营，许多人在其中丧生。【11】截止到1942年5月，红军中总共有约2万爱沙尼亚人服役。爱沙尼亚第8军于1942年秋大卢基及其周围地区投入了和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展开的战斗，并且几乎损失殆尽。大卢基战役期间有超过1000名苏军爱沙尼亚士兵丢掉武器向德军投诚，再一次引发了苏联官方对少数民族部队可靠性和战斗力的怀疑。【12】

第二类民族部队是由地方人员组建的预备役部队，其人员来自单个或多个加盟共和国。但是这些部队并非是自治性的武装单位，也没有脱离苏联军方的直接指挥。其骨干，即军官和士官主要是斯拉夫人，主要是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而政治委员则通常是当地民族。【13】

这两种民族部队取得的成功都比较有限，地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都被解散，其人员都转入了红军其他步兵或装甲兵部队。政治学者丹尼尔·尼尔森（Daniel Nelson）写道，组建地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苏军向莫斯科撤退的时刻加强防御能力”，并且这也是苏联当时仅有的尚未动员的人力资源。尽管民族部队的表现往往不佳，但为了缓解红军面临的严重的人力资源短缺，苏联国防委员会宣布组建民族部队。【14】在战争初期，即使少数民族的忠诚受到了质疑，但苏联官方仍然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做出了动员全体人民参加对德作战的决定。正如有一份苏联的材料所指出：

民族部队是以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内部资源为基础组建的，这是为了补充动员手段并巩固国防能力。这是在现有动员计划之外所进行的最充分的动员，并且是在党组织的指导下完成的。【15】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令，要求确保这些“民族部队”能够获得展开军事行动所必需的的后勤保障和物资支撑。然而最高统帅部虽然反复强调要给这些民族部队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但红军指挥官却往往无视这一命令，放任民族部队，或者他们口中的“蛮子”（НАЦМЕН，字面意思是少数民族，往往是对高加索等南部地区民族的称呼）自生自灭。

有趣的是，苏联在根据1939年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刚刚吞并不久的波罗的海国家和西乌克兰地区征兵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这主要是因为苏联在这里统治的时间较短。红军在这里征兵以及“苏维埃化”进程受到阻碍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是苏联官方也承认，当地居民更倾向支持德国，而不是苏联。波罗的海人或西乌克兰人为苏联政权而战是比较困难的。红军在当地唯一的支持者是当地党组织成员，但其中很多人要么是被苏联内务部镇压，要么是被侵入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德国别动队所杀害。1944年德军撤走之后，红军仍难以利用1941年夏季德军侵入之后当地民众立即涌现的反德情绪。

其二，也许是更重要的事实，战争爆发之前的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就已经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战争爆发之后再次浮出水面，这也迫使苏联方面要对这里的“志愿兵”进行改造，然后再投入战场。乌克兰人和波罗的海人对德国入侵之前的苏联统治印象深刻，所以拒绝为红军提供适龄青年。1944年红军收复故土之后，当地冒出大量反苏游击队，红军也被迫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活动。在此期间，斯大林格勒的英雄，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将军，在1944年2月29日遭到乌克兰起义军（UPA）的伏击，最终伤重不治。乌克兰人和波罗的海人都被打上了“亲纳粹”和“亲德”的标签，但仍被红军征召入伍。1944年春季红军收复乌克兰之后，红军在当地征召18岁到50岁的所有男性入伍，这些人不得不在缺乏训练和武器的状态下投入作战。【16】尽管当地存在反苏情绪，估计仍有200万左右的乌克兰人加入红军，并且到1944年，红军中的乌克兰人占比达到23%以上。【17】相比之下，德军方面总共有22万乌克兰人，其中1.3万人隶属党卫军加利西亚师。【18】

进军里加的苏军拉脱维亚第130军

至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1944年8月红军重返波罗的海国家之后，先是动员18岁到35岁的所有男性，然后又把动员标准扩大到37岁。由于对苏联统治的恐惧，以及对“通敌”可能受到惩罚的恐惧，许多爱沙尼亚人拒绝应征。如果有谁被发现曾经为德国人服过役，那么就会被投入劳动营或惩戒营，然后送到前线。即使是没有通敌的爱沙尼亚人也被征召入伍，被投入库尔兰战役，在和德军残部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历史学家罗穆亚尔德·J·米修纳斯（Romuald J. Misiunas）和莱因·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估计，仅在库尔兰战役前线，苏联以此办法在爱沙尼亚强征了1万人。【19】在战争末期红军兵临柏林城下之前，苏联官方在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以这种方式搜罗了大批青年充当“炮灰”。不过在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官方仍忌惮于这两块地区民众的通敌行为，也影响了1945年之后苏联军队的征兵政策。【20】

不过，与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不同，在战争初期苏联在中亚各共和国征召非俄罗斯士兵的过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历史学家温布什和阿列克谢耶夫写道，在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苏联官方集中力量扩充民族部队和常规部队，从而抵御德军对该地区的进攻。【21】曾亲自在高加索地区作战的格列奇科元帅回忆，苏联官方在高加索地区总共组建了大约12支部队（旅及旅以上编制）。尽管红军对非斯拉夫民族士兵的战斗力表示怀疑，但是在战争最初几个月，最高统帅部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征召他们入伍。虽然战火正炽，但红军中对中亚人的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比如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和普遍的不信任，尽管官方一直宣传红军是各民族兄弟组成的共同体以捍卫“社会主义祖国”。【22】

在征召少数民族方面，苏联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高加索山地民族聚居区，车臣族、印古什族、卡拉恰伊族和阿迪盖族。历史学者厄尔·F·齐姆克（Earl F. Ziemke）和麦格纳·鲍尔（Magna E.Bauer）写道，这些高加索人是“有着强烈独立倾向的穆斯林部族，直到19世纪才被并入俄罗斯帝国，在沙皇治下一直桀骜不驯，出于宗教和其他原因，很难得到苏联政权的完全信任”。【23】总体而言，这些高加索山地民族在战争中应征入伍者只占红军总兵力的3%，相比之下，波罗的海人和乌克兰人合计在红军中的比例是24%。【24】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面对德军的大举进攻，高加索山地民族士兵难堪大任。

另一方面尽管德国方面公开了对苏联诸民族的征服与镇压计划，但德国军队征召的高加索人却比苏联多得多。对俄国人的强烈仇恨让大多数高加索民族更青睐德国人。截止到1942年秋天，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高加索和库班民族士兵进入德国防军服役。温布什和阿列克谢耶夫指出，有超过25万中亚人，其中包括3.5万高加索人在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服役，考虑到有些非俄罗斯族在德军中的代表要比红军中的代表更为广泛，这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25】然而德国人对待这些中亚士兵的态度却与俄国人相仿，同样是报以鄙视的目光，从而失去了一个打击红军的有力政治手段，更遑论军事领域。

尽管红军难以征召大量志愿入伍的非俄罗斯族士兵，但仍然能通过威胁、勒索和大规模驱逐出境等手段，强征大批非俄罗斯族。比如在外高加索方面军，最高统帅部通过设立内务部的“拦截队”以及特别处机关，确保这些士兵不敢逃亡，留在前线战斗。【26】通过恐吓手段，红军得以在东线战场防御阶段的关键时刻维持大批非俄罗斯族部队。然而随着红军能够重新利用大批斯拉夫民族人力资源，大部分非俄罗斯族部队被解散，不过仍有例外，就是由乌克兰和波罗的海“通敌分子”组建的惩戒营。红军在对德作战中组建了许多非俄罗斯族民族部队，但苏联历史学家阿尔乔姆耶夫（Artem’ev）写道，斯大林认为这些部队将在解放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时担任“先锋”。【27】由于乌克兰起义军以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冒出来的各种反苏武装，苏军不仅被迫与撤退的德军作战，同时还要与这些被苏联官方视为纳粹德国“残渣余孽”的民族主义分子作战。

编制

地方部队和后备部队组成的“民族”部队从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部队。在组建过程中，最高统帅部制定了一个标准，民族部队中大约70%是特定民族人员，其余人员，即军官和士官则由俄罗斯族补充。只有某些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民族部队才允许有本民族的骨干军官和士官，但即使如此，这些部队的一些关键职位也由斯拉夫人掌握，以保证贯彻红军的政策和指挥。

尽管有最高统帅部代表和内务部部队坐镇，但民族部队基本上难以达到预期的作战水平，这很大程度上是红军指挥官的冷漠态度造成的。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民族部队在红军中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在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许多民族部队被转入后方驻扎，这主要是因为其战斗力令人怀疑，以及得不到信任。比如，波罗的海民族部队在战争期间曾经配合红军展开反游击作战，从而剿灭可能为德国人所指挥并妨碍苏维埃政权重建的游击队，即通敌分子和反苏分子。但爱沙尼亚红军部队不愿意参加这样的反游击作战，导致红军不得不解散了这些部队并调动其他部队进行反游击战。

在间战期，红军为地方部队和民族部队设定的编制是维持平时15000人的师级部队水准。然而根据美国陆军情报部的说法，在战争期间，民族部队的编制纯粹是纸面编制，事实上难以达到额定兵力。【28】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大批斯拉夫人被充实进入前线部队，许多边境地区都由基干部队和地方部队共同驻守。

而后者可能是苏德战争爆发初期，边境部队表现不佳的原因。而红军的第二梯队部队已经在战争爆发时编组完毕，进入指定位置。根据现有的档案可知，尽管苏联领导人已经预料到战争的爆发，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地方部队和后备部队的战备水平，但红军并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抵御德军进攻。而反过来这更加强了红军将领的观点，认为地方部队和民族部队的编制已经落后了。

尽管在战争之初不愿意征集非俄罗斯族，但最高统帅部别无选择。苏德战争爆发之初的惨重损失，让军队高层不得不暂时放下对非俄罗斯族的可靠性和适应性的怀疑，毕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阻止德国人才是当务之急。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最终被挡住，红军计划转入反攻之后，红军将领就下定了决心，要把战斗力和忠诚度都靠不住的部队从一线撤下来，因为它们难以满足苏联的战争要求。

作战表现

最高统帅部面对战局的恶化，不得不大量动员非俄罗斯族进入军队，这应该说是红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在沙俄时期以及红军组建初期都有非俄罗斯族部队存在，但第二次大战才是关系苏军发展的分水岭。非俄罗斯族不仅曾在红军中广泛服役，而且许多民族部队在内战和苏波战争期间表现出色。1928年，红军领导人对民族部队的战斗力颇有赞誉。

根据苏联官方的意见，民族部队在战斗中的表现，足以使其作为一线部队使用，这种意见表明，红军对民族部队的作战训练水准表示满意。【29】

红军高层尽管对民族部队在未来战争中的战斗力充满信心，但并没有为其作战训练提供充分且符合实战环境的条件。实际上，红军与当时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军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比较忽视后备部队的训练。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更重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农业生产，因此对占用人力资源的后备役训练建设没有太大的兴趣。为了满足对稀缺的人力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预备役人员的训练被缩减到了最短时间，而同时正规军士兵的服役时间则增加了。当时的波兰驻苏联武官曾经评价过苏联地方部队的训练质量：

在这样的训练条件下培训出来的士兵是否能够适应现代化作战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西方军队的士兵比这些苏联新兵更机敏。西方国家认为，要想完成优秀士兵的训练非10个月以上的时间不可，并且至今没有尝试过少于10个月的训练。因此，问题在于地方部队的新兵能否在短短的集训期内完成训练成为正规军士兵。到目前为止，苏联人还没有给出相反的答案。【30】

尽管很多红军将领对民族部队的战备水平持乐观态度，但其他报告却对这些部队面临训练有素的对手的攻势时所能表现的战斗力抱悲观态度。有一份报告指出：“民族部队在欧洲战场上几乎没有价值”，而维持这样的部队存在，纯粹是出于政治原因。苏联历史学者S·A·秋什克维奇（S. A. Tyushkevich）写到，在1939年二战爆发的时候，苏联红军只有5个独立步兵旅是民族部队。秋什克维奇的说法证实，当时的红军正在逐渐转向完全的基干制军队，这样的改造被1941年6月的战争爆发打断。【31】

苏联历史学者阿尔乔梅夫（Artem’ev）表示，战争期间苏联组建的非斯拉夫民族师和旅总共有大约200个。苏联学者往往不愿意讨论二战中非斯拉夫民族部队的使用问题，尽管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政策，就是将苏联人口中的某些族群排除在军队之外。利用缴获的德军文件已经战后叛逃到西方的苏联人，西方能够了解，在1941年的大崩溃之后，苏联国防委员会下令选拔“最优秀的成员”组建民族部队。【33】实际上，红军负责征兵的干部得到了一项秘密指令，即有关中亚民族和其他不可靠民族的征召。根据这份《关于苏联武装部队兵员征募原则》的文件指出：

战争刚刚证明，并不是所有民族部队的战斗力都相似。某些部队已经被击溃，因为多数民族部队的战斗力都不是太强……（而且）就战斗力而言，中亚民族已经完全被证明是靠不住的，在军事角度来说，任何方面都难堪重任。【34】

格列奇科元帅指出，“伟大卫国战争是对多民族组成的苏维埃国家及其武装部队的全面考验”，在战争爆发之初，在布列斯特并肩作战的苏军士兵来自30个不同的民族。【35】格列奇科还指出“基本上所有苏联人民都参加了伟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同时还有12个高加索民族组成的部队为苏联而战，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趣的是，格列奇科和阿尔捷梅夫都没有提到为德国人而战的大约150万苏联少数民族，苏联也没有反驳过这个数据。另外，格列奇科同样没有提及，1943年夏到1944年，红军收复失地之后，卡尔梅克族、卡拉恰伊族、车臣族、印古什族、克里米亚鞑靼族和巴什基尔族民众纷纷因为对祖国不忠而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和中亚，虽然“对祖国不忠”的罪名并不完全是事实。而来自同一族群的苏军士兵也纷纷被踢出军队并强制流放。【36】

苏联决定在红军中使用非俄罗斯族，是在红军处于防御，德军快速进攻，无法获得足够的斯拉夫人力阶段。尽管在关键战役中有少数民族部队也参加了战斗，但是战争初期许多少数民族士兵叛逃，让斯大林军事当局认为地方部队和民族部队不可靠、不适应现代军队。到1945年5月，仍然保持建制的非俄罗斯族在红军中只有一小部分。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部队，并且在德军撤离之后马上投入了反游击作战，同时成为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新的基干部队的核心。

尽管在二战期间红军中的民族部队整体战斗力水平不高，但仍然有少数精锐脱颖而出。

根据盟军在战争末期缴获的德军文件，在1942年3月之前，约有6万到7.5万高加索民族在红军服役。

【37】另外，德军第十一集团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半岛进攻战役期间（1941年10月到1942年7月），当面红军总共有45%到80%是高加索人。

但是，这一数字仅占高加索诸共和国可动用的人力资源的一小部分，这表明在1941年战争爆发的时候，苏联对少数民族人力的利用还不充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少数民族组建的地方部队和预备部队的表现可以概括为既没有效率又没有战斗力。尽管苏联历史学者竭尽全力证明东线战场上的“诸民族团结”的表现，但150万非俄罗斯族倒向德军，这一事实证明苏联政府在1918年之后未能完成“教化”中亚和高加索诸民族的任务。至于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苏联政府则未能“征服”这里，即在“巴巴罗萨”之前向民众揭露纳粹主义的弊病和战争爆发后德国占领意味着什么，表现出一种漠视、沙文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姿态，从而导致了1941年6月以后的灾难。

至于红军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逐步解散地方部队和预备部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部队在战场上已经没有用了。在战场上的表现也证明红军的论断是正确的，尽管民族部队可以用于宣传目的，但其战斗力即使往好了说也是令人怀疑。随着战争进入白热化，战火向苏联的西部领土燃烧，民族部队特别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民族部队逐渐成为负资产。战争仍在继续，但这些非俄罗斯族士兵大规模叛逃，让红军将领相信，只有按照现代标准训练和组织的军队才能够承受现代化战争的严峻考验。对于苏联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族部队的最后一次伟大实验，而这一实验的结果几乎是灾难性的。

结论

许多非俄罗斯族选择为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而战，掩盖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红军中少数民族的战功。尽管战前斯大林主义对这些民族进行压榨和镇压，并且强征入伍（比如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但实际上许多非俄罗斯族也确实是出自自由意志，选择为苏联而战。格列奇科元帅对高加索诸国战斗的回忆以及苏联档案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记载都表明，在伏尔加河畔苏军逆转战局之前那段绝望的日子里，外高加索民族和中亚民族在战斗中的表现和其他民族同样出色，甚至更出色。许多非俄罗斯族为德国人而战，却因为纳粹德国官员的压迫，重新回到苏联那边，尤其是帝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和乌克兰总督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这一点可以用受到审讯的苏联战俘的话来证明：

我们严酷的虐待自己的人民，他们真的很惨，对他们的待遇几乎不可能更严苛了，可你们德国人居然做到了这点。从长远来看，人民如果在两个暴君之间选择的话，起码会选和自己同文同种的那个，所以，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38】

德国的占领政策以及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让许多民众倒向了游击队，由此引发了德军在占领区的残酷镇压。德国的政策同样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特别是在战局处于胶着状态之际。战争爆发之初德国人曾被视为解放者，然而却由于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让自己输掉了东线战场，如果德国国防军以非俄罗斯民族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自居，那么他们本来应该赢得这场战争。

表1 1943—1944年苏军200个步兵师的民族成分（100万人）

对于红军来说，对非俄罗斯族士兵的使用也绝不是完全成功的。苏联的意识形态加上斯大林主义的残酷，同样让许多民族倒向德军，并且留下了对非俄罗斯族挥之不去的不信任感。战前乌克兰人面对苏联的压榨，加之波罗的海三国对“俄罗斯化”沙文主义政策的反感，迫使许多人倒向德军。苏联唯有通过强制手段才能维持一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军队。

然而强制手段也违法维持战斗力，比如说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曾在大卢基战场大规模叛逃，以及乌克兰人拒绝为红军而战，这些现象迫使最高统帅部撤编地方部队或民族部队，与常规部队混编。至于高加索民族，德军对当地民族的待遇要比其他非俄罗斯族优越，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高加索人更愿意为德军而不是红军服役。尽管德国人在高加索占领区的统治远不是“田园牧歌”那般美好，但其政策要比在乌克兰或波罗的海国家好得多。【39】如果德军在整个东线占领区都能奉行类似的政策，也许能够大大改变战争的结果。

表2

1942年到1945年东线国防军及党卫军中服役的非俄罗斯族【40】

中亚民族 180000

高加索民族110000

伏尔加鞑靼族40000

乌克兰族 220000

爱沙尼亚族 6500

拉脱维亚族15000

立陶宛族 30000

克里米亚鞑靼族 20000

东线战争同样深刻改变了红军的结果。红军最初脱胎于一群农民、前沙俄军人和冒险家组成的乌合之众，经过十多年的工业化和苏维埃化，从1941年初的灾难中崛起，成为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陆军之一。这样的发展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的建军政策以及苏德战争的磨炼。1945年的工农红军不再是地方民兵或少数民族组成，而是由苏联社会各阶层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一支真正意义的“苏维埃”军队的诞生。尽管民族部队已经被撤销，但是在战后的苏联军队里，打着“同化”幌子的“俄罗斯化”和“种族主义”问题借尸还魂，这些问题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红军向一支高效、有战斗力的军队蜕变的过程中困扰着人们。正如34年后的阿富汗战争，苏军陷入了一场与阿富汗“圣战者”的游击战，这场战争却又血腥残酷，而苏军指挥官又一次对民族士兵抱以疑虑态度，如同1941年的红军将领对中亚和波罗的海士兵报以怀疑一样。

亚克西，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你猜什么亚克西

归根结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困扰苏联的民族问题引发了1991年的解体。就像此前所有存在大量少数民族的大帝国一样，在“同化”“俄罗斯化”和“剥削”的战斗中，最终的胜利者是苏联和德国都无法战胜的力量，即“民族主义”。历史学者奥斯卡·贾齐（Oscar Jazi）写道，奥匈帝国的崩溃是因为执政的君主制已经被推到悬崖的边上，轻轻一推就足以跌入万丈深渊。斯大林治下的俄国本有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只是因为纳粹的残酷统治与掠夺，才让苏联多活了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