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写满胜利的宏大叙事中，普通人面对“无子女税”的抗争

作者: 黔驴技不穷

1941年11月，一项名为《关于对未婚、鳏寡及无子女公民征收额外税》的法令在苏联颁布。该法令的主要内容是对无子女的男性及女性征收“无子女税”。其中，男性限定为20至50岁，女性限定为20-45岁。该税以纳税人工资收入为计税依据，采用比例税率，整体税额相当于个人收入的6%左右。

“无子女税”，从表面上看是一项税收措施。但是，它却产生了远远超乎经济层面的社会影响。它是斯大林时代，国家强制力干预个人私生活的先声，让个体命运在大时代里浮沉起落。“避税婚姻”“协议婚姻”“临时配偶”等名目繁多的婚姻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在苏联社会涌现。

1970年代，作家瓦伦丁·拉斯普京因为写作素材积累的原因，大量走访苏联农村。在这里，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的无爱婚姻。有农村老人向作家回忆：“我们村有七个女人，只因丈夫死在了前线，他们都一再改嫁，只为躲避税务局的‘无子女’税收通知”。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有学者就这段历史整理了大量的口述史文章，以此纪念那个让人不断痛苦的年代。

“一个孩子不够，必须再生一个”

一个国家如何用“税单”控制女人的子宫？

人物：柳德米拉·谢尔盖耶夫娜·科罗廖娃

身份：烈士遗孀

地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时间：1943年–1945年

乌拉尔机械厂的车床女工柳德米拉·科罗廖娃，仅仅27岁就成为了寡妇。依靠着工厂的配给，再加上打一些零工，科罗廖娃勉强维系生计，抚养6岁的女儿。这是她自丈夫在列宁格勒战役中阵亡后的日常。然而，当时间来到1943年4月，科罗廖娃收到了一份税务局寄来需缴纳每个月30卢布的税款通知单。这对科罗廖娃本就拮据的生活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不过，依着丈夫是烈士的原因，科罗廖娃认为，自己仍然有机会进行申诉，以获得豁免。随后，她在在申诉书中，特意附上了丈夫的牺牲证明。

当然，科罗廖娃的愿望很美好，但现实却残酷地给她重重一击。税务局的回复礼貌而又不失原则，却也显得是那么僵硬和格式化。他们提醒科罗廖娃：“您虽然是烈士遗孀，但根据最新的决议，‘合格家庭’须至少育有两子，而‘仅有一个子女者仍被会视为无子女家庭’。因此，请您尽快补缴税款，或提交怀孕证明”。

税务局的冰冷而机械的回复，像是狠狠地抽了科罗廖娃一击耳光，让她一下子陷入了绝望。要知道，此前为了养活女儿，她一度申请过“孤儿补助”，却遭到相关部门的拒绝。如今，她却要每月多出的30卢布税单。“不，这绝对不行”。科罗廖娃决定要找一个办法。

恰在此时，一位丧妻的退伍军人瓦西里·波诺马廖夫也在寻找合适的伴侣以躲避税单。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当年8月就登记结婚。1944年6月，两人生下了一个儿子。而得到消息的税务局很快撤销了科罗廖娃的税单，甚至还为她颁发了“英雄母亲”的奖章。不过，由于科罗廖娃与瓦西里并无多少真实感情，两人很快离婚。

显然，在“无子女税”的压力下，科罗廖娃的遭遇不是个案。苏联的一些数据显示，1942年该国的结婚数比两年前上升了50%。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不是因为爱情结合，而因为税收结合。在当年结婚的新人中，有12%在半年内登记了离婚。而同期新生儿总数反超战前，更不是因为他们渴望孩子的降生，更是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张税单。

科罗廖娃的案例收录于口述史作品《母亲的战争：1941–1945》。

 “我被关进劳教所，因为我没孩子”

最荒诞的刑罚：不是偷窃，而是不生育

人物：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扎伊采夫

身份：工厂技术员

地点：新西伯利亚

时间：1944年

1944年，29岁的阿纳托利·扎伊采夫还是新西伯利亚铁路机车厂的技术员。这个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本来准备上战场的。谁知道体检的时候，他被查出了肺结核。从此以后，扎伊采夫被钉上了“丁类健康”专栏。

当然，也没有人会愿意嫁给他这个随时随地可能咳血的男人。因此，扎伊采夫没有碰过女人，更遑论结婚生子。医生甚至明确地告知他：“你的精子在受精那一刻已经死亡”。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44年的一月，扎伊采夫居然收到了税务局的通知书，要他限期缴纳“无子女税”。这“伤害性不大，污辱性极强”的操作，差一点让扎伊采夫破防。但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数份医学证明，递上税务局的办公桌，试图申请豁免。只是，尽管税务人员看到了那几份盖着红章的证明：“双侧精索静脉曲张，先天性不育，不可逆”。但，没有人因此动容。他们驳回了扎伊采夫的申请，理由是“法律未规定，除非中央特别鉴定”。这种流氓式的操作，显然难倒了扎伊采夫。

后来，扎伊采夫连续数月未缴纳税款，被移交给了内务部。内务部的审判记录中，扎伊采夫的罪名是“消极抵抗社会主义建设罪”。扎伊采夫随后被判罚半年的劳动教养，并没收了个人的全部储蓄。

或许是无法理解自己究竟所犯何罪，扎伊采夫常常在狱中以日记的形式消遣自己的不解。其中1944年8月15日，他写道：“今天有人问我为什么坐牢。我说：‘因为我没有孩子。’他们都笑了。我想告诉他们：我连老婆都没有，怎么生？医生说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可他们说，‘你该去死，或者去娶个女人’。我宁愿死。”

1944年12月，扎伊采夫因肺病恶化获释，但工厂不要他了，邻居躲着他，邮局退回所有来信。他住在火车站地下室，靠捡废铜卖钱买药。1947年春天，他冻死在长椅上。他死时，32岁。一生从未碰过女人。也可能一生都没有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为“无法完成的义务”坐牢。

同样和扎伊采夫的一样不理解的还有，新西伯利亚的很多男子。1944年，这片区域至少有12人因“无子”被逮捕，其中7人患有慢性病或伤残。对此，内务部的报告却称：“此类案件不大，但影响极坏，必须严惩以儆效尤”。

扎伊采夫的案例被收录于图书《被遗忘的囚徒：1941–1945年的非战斗人员》。

  “我杀了自己刚生的孩子”

让爱无法继续的法律

人物：奥莉加·费多罗夫娜·布德尼科娃

身份：纺织女工

地点：莫斯科郊区的“工人村”

时间：1944年

1944年，22岁的奥莉加是一名纺织女工。由于父母早逝，她不得不依靠救济金生活。然而，这年春天，奥莉加却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而更要命的是，她的男友偏偏此时在前线失踪。奥莉加陷入了慌乱。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要这个孩子。不过，她最后决定生下孩子，并把孩子送进了孤儿院。并试图以此换取“已育”的身份，免缴税款。当然，此时的奥莉加不知道，一个孩子其实也需要缴纳税款。1944年8月，奥莉加生下女儿，取名“玛莎”。产后第三天，她带着婴儿前往莫斯科第27号妇产医院，谎称“无力抚养”，申请送入孤儿院。但医院社工发现她“无任何经济困难证明”，且“未申报父亲信息”，怀疑她是“为逃税而弃婴”，随即报警。

之后，奥莉加被逮捕。她受指控“故意遗弃新生儿，意图规避国家税收义务”。在审讯中，她承认：“我知道他们会判我，但我实在不想再交税了。我已经交了两年，我交不起了”。

1944年12月10日，莫斯科区法院判处她有期徒刑1年，缓期执行，条件是：必须亲自抚养孩子，不得送养，直至孩子满18岁。奥莉加回到住处，经济压力让她无力支撑奶粉、尿布、取火。1945年4月，玛莎因严重营养不良死亡，年仅8个月。奥莉加再次被捕。这次，法院以“过失致死+反社会行为”判处她3年劳改营。

奥莉加于1947年死于肺结核。她写下了自己的临终遗言：“他们说我冷血。可他们不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抱着玛莎哭。可我不能爱她……因为爱她，我就得活着交税，活到五十岁。我不想活那么久。”最后她写道，“请埋我时，别放花。我不配”。

奥莉加的案例载于《苏联妇女与国家暴力：1930–1953》。

一天12场假婚礼

该不该为了活下去撒谎

人物：安娜·萨福诺娃

身份：护士

地点：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

时间：1943年冬季

1943年冬，列宁格勒仍在围城中，每日配给面包125克。无数寡妇、单身男女为避税，在市政厅外排长队，等待“结婚登记”。据列宁格勒市民政局1943年12月内部报告：“本月共登记结婚2,143对，其中873对（40.7%）在登记后7日内离婚，主要动机为‘税务规避’。部分夫妇通过中介支付100–300卢布进行‘一次性婚姻’。”

24岁的护士安娜·萨福诺娃和31岁的退役炮兵德米特里·库兹涅佐夫，于1943年11月15日在市政厅登记结婚。当天下午，他们签署“协议”：德米特里支付安娜500卢布（相当于她半年工资）；安娜同意在离婚前“假装怀孕”；两人不共同生活，不发生性关系。

1944年2月，安娜伪造孕检单，成功申请免税。1944年4月，两人离婚。德米特里用这笔钱买了黑市面粉，救活了三个侄儿。

但1944年6月，税务局突击核查，发现“虚假婚姻链”：有17名女性在1943–1944年间“结婚5次以上”，每次都领免税资格；有7名男性“娶过8位寡妇”，每段婚姻持续不足30天。

1944年8月，列宁格勒内务部发起“反假婚运动”，逮捕128人，其中47人被判刑。安娜被判1年监禁，德米特里被开除军籍，终生不得担任公职。

多年后，安娜在1998年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是骗子。我们是幸存者。
如果不这样，我会饿死，或者孩子会饿死。他们骂我们道德败坏，可他们有没有问过：当你的孩子每天只能吃一块土豆皮的时候，你该不该为了活下去撒谎？”

安娜的案例收录于口述史《围城里的婚姻：列宁格勒1941–1944》。

他写信给斯大林：我没孩子，因为我看不见

 一封盲人信，让整个苏联沉默了

人物：尤里·巴甫洛维奇·沃洛申

身份：盲人

地点：高尔基市

时间：1944年

1944年，34岁的尤里·沃洛申，似乎过着一种相对隔绝的悠闲生活。3年前，被认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从那一刻起，他就一直依靠领取抚恤金生活。尤里，作为盲人，很早就失去了视力。然而，在领取抚恤金之前，他其实一度在一个印刷厂工作。据说，他还是厂里最好的校对员。因他眼睛缺陷，他对触摸异常敏感。

尤里没有结婚，自然也没有子女。当然，不是尤里不想这茬事情，而是实在没有一个人愿意嫁给一个瞎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44年初，尤里居然也收到了税务局的一纸通知。他们在通知中，判定尤里未婚，且无子女，需要缴纳每月50卢布的税款”。

就是税务局的这一纸，有了那一封让苏联上下感觉震惊的信。据说，尤里的手写信，寄给了斯大林本人。但更多的说法是，尤里也不知道该寄给谁，只是被克里姆林宫的秘书发现才将此信转给斯大林。

信中，尤里写道：“如果您认为我是叛徒，请枪毙我。我看不见世界，也看不见未来。我没能结婚，因为没人愿意嫁给一个瞎子，因此，我也没能生孩子。我每个月靠抚恤金生活，现在要我交50卢布？那我只能去死”。

随后，这封信被转交至内务部。内务部随后的调查证实：尤里·沃洛申身体残疾，无生育可能，属于不可抗力。建议免除纳税义务，并给予特殊补助”。

1944年7月，在等待了数个月之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罕见地批准了尤里的个人豁免。由此，他也成为全国上下唯一因残疾获永久免税的无子女人士。但尤里似乎并未因此快乐。1945年，尤里在闲谈中说道：“大家以为我幸运。可是我宁愿被处罚，我实在不愿被当成‘例外’。因为这意味着，这等于承认其他人，都是‘正常人’，而我不是”。

1952年，尤里在孤独中去世，被葬于无名公墓。

尤里的案例其后被收入图书《被遗忘的声音》。

尤里、安娜、奥莉加、扎伊采夫、科罗廖娃，他们的案例不是小说，而是一个被税单挤压的生命经历。“无子女税”政策一直被塑造为“特殊时期的必要牺牲”，可是这样的牺牲，更多是由上述普通人来承担的时候，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2007年，“是否应向战时无子女税受害者道歉”的讨论一度出现在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的日程中，但未通过。

于是，这个给苏联公民造成深重社会创伤的政策，继续埋藏在了那个写满“胜利”两字的宏大叙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