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之父”罗泽南

摘自：《帝国之翼：胡林翼的官场与战场》 作者/张彦明

说到湘军，其实“湘”一开始指的并非湖南，而是湘乡。

此“湘乡”也不是曾国藩的湘乡，而是罗泽南的湘乡。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也是湖南湘乡人，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和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并称湖湘学派代表，也是程朱理学的铁杆拥趸。和那个时代的所有经世派一样，钻研洛闽之余，他还究心匡时济世之略，天文地理，无不探其原委，诸子百家，无不潜心研读。罗家世代耕读，却无一人仕达，其祖父罗拱诗也没读过什么书，平生深以不学为憾，清苦自励，勤劳重教，对罗泽南影响最大。有人建议他说，读圣贤书没多大用，还不如让你孙子学门手艺傍身，将来也有个吃饭的门路。罗拱诗严词拒绝：“吾不能以田地贻子孙，独不能以书贻之乎！”罗泽南长大后，深刻体会到祖父的良苦用心，感慨道：“先大父之所以贻我后人者至矣。勤俭自持，乐善不倦，以生平未学之故，欲竟其志于后嗣，不以困苦易其心。”祖父一生吃了不识字的亏，便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后辈身上，不因家境艰苦而动摇其志。

罗泽南

和罗拱诗一样，其子罗嘉旦在读书上也没什么突破，生孩子倒突破不小，育有子女六人，罗泽南排行老二。罗泽南少时聪颖，相传读书可过目成诵，日达千言，十几岁就喜读理学著作，“胸所蕴蓄过人远矣”。奈何从四岁识字、六岁入塾，十四岁熟读《左传》，十九岁设馆课徒，寓学于教，直至三十二岁那年（1840），他以长沙府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才取得生员资格。罗泽南身负祖辈期望，立志以科举显达，不料磕磕绊绊十数载，年过而立取得如此成绩，不禁“泫然泣下”。

在罗泽南的成长道路上，外祖父萧积璋、母亲萧氏对他也有较大影响。萧积璋是一个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饱读诗书，为文雄浑，潦倒科场数十年，终未博一秀才功名，年近八十，对朱熹著作尤手不释卷。萧老夫子无缘科场，看人倒是挺准，罗泽南小时候，他就对女婿说：“此子不凡，虽极不给，必资之读。他日大门闾者，必是子也。”虽然没钱，也一定要好好供罗泽南读书，将来光耀门楣就靠他了。萧积璋身体力行，对外孙的教育极为重视，一见到罗泽南就拉着他讲历史，细授历代兴亡得失。萧氏课子有方，也常以父亲为榜样，将萧积璋的原话转述泽南，教育儿子做人道理，并要他看淡功名：“人之见重于世者，原不在乎科名，尔曹当有以自立也。”从学前教育来看，罗泽南也成长在一个书香家庭。

罗泽南精神富足，物质财富却极为匮乏。

和那些映雪夜读、凿壁借光的励志主人公一样，罗家四壁萧然，罗泽南贫不能读，家里买不起灯油，他常借月光看书。钱基博描述其艰难：“泽南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映月读书，望天度日，吃完上顿没下顿，成为罗泽南和家人的生活常态。罗拱诗有一件布袍，是家里唯一值钱的物件，全家生活难以为继时，罗泽南就把祖父这件布袍拿去典当，换些小钱度日，有钱了再赎回来。前前后后，一件布袍典当六七次，罗泽南也成了当铺的熟客。多年以后，他回忆早年生活：幼时家贫，连吃饭都成问题，“典衣质物易食之，大父一布袍，亲持入典肆者六七次”。

人言贫贱之家百事哀，更苦的还在后面。

道光五年（1825），罗泽南刚成年，其母去世；此后五年，祖父、兄嫂去世；道光十二年（1832）至道光十五年（1835），长子、次子、三子连殇；在此期间，他的妹妹、侄子也相继病死。十年内，“前后死者计十人”。这段时期，罗泽南有《哭丙儿辛儿》《壬辰五月先祖忌日述痛》《试罢还家哭儿兆杰》《哭侄庚儿》《殇侄殇子哀辞》《儿亡后妻目双瞽兼病疫》等哀作，言辞凄怆，令人心酸，仅看标题，已深感其不易。某年末，隆冬夜寒，前路漆黑，罗泽南考完试，徒步返乡，到家已至夜半，拍开门看到妻子的那一霎，顿时悲不自胜——门庭多故，接连丧子，妻子因悲伤过度，哭致眼睛失明。举目四望，罗泽南深感苦难的生活漫长无期。

每读至此，那个徒步夜归、饥寒交迫、夜半敲门的男子形象便会呈现眼前，不禁掩卷慨叹，怆然生怜。圣人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如此说来，命运对罗泽南的考验也过大了些。

古人云三十而立，这就是他当时的人生状况。

翻遍二十四史，如此境况的也是屈指可数了。

然而，罗泽南之所以鹤立鸡群、拔俗入圣，原因就在于他心怀家国的情操与格局。家庭的祸不单行，本已不堪重负，他却“强自支持，颇不为世俗所动”，每以“何妨年少历艰辛”自励，不坠青云之志。他心中有更高的追求，“胸怀天下”从来不是单纯的四个字，说的正是罗泽南。二十年后，曾国藩用“益自刻厉”评价他对待磨难的态度，并用三十一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情操高洁如斯，拔俗入圣如斯，可望而实不可及。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何尝不是这种一览众山的襟怀？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一个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格局与抱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过如是。

道光二十七年（1847），罗泽南考中廪生，获得国家补助，日子稍有好转。学养渐深、名望愈盛的他，因品行高洁、才识兼优，四年后以廪生举孝廉方正。有了更高的声望，泽南开馆讲授理学，开始了课人自给的日子。因为口碑好，“从之游者数百人”，堪称桃李满天下。

在罗老师的课上，除了慕名而来的乡里青年，曾国藩的六弟国华、九弟国荃亦在其列。道光二十四年（1844），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处附课甚好。”除曾氏兄弟，后来投身湘军而留名史册者二十余人，其中，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等人均为当世名将。十五年后，左宗棠辞幕从戎，即以王錱的老湘营为骨干组建了楚军，训练、行军、打仗之策亦沿旧法。后来，蒋益澧也得左宗棠重用，屡立奇功。民国《湘学略》评价说：“湖南之盛，始于湘军，湘军之将，多事罗山。”曾国藩也称：“兵事起，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罗）弟子也。”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北犯湖南，受湘乡知县朱孙诒委托，罗泽南与弟子王錱在家乡练团募勇，投笔从戎，王錱和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成为最早的一批老湘军骨干。不久，长沙被围，罗泽南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请参加长沙保卫战，遂归曾国藩麾下。

此时，曾国藩还是一名在籍侍郎，湘军尚在襁褓之中。

同样在曾国藩之前，湖南新宁人江忠源练勇更早，太平军兴，他带领五百楚勇奔赴广西，蓑衣渡一战，冯云山也死于其炮火之下。和罗泽南不同，江忠源转战两湖、江西，他去世后，“楚勇”又归其弟江忠济统带，始终独立于湘军。此外，还有塔齐布在宝庆招募的“宝勇”，林源恩在平江招的“平勇”，均是同样性质。

曾国藩募练“湘军”后，罗泽南部成了老湘军。可以说，湘军就是以他的一千多名湘勇为基础发展而来的。郭嵩焘说：“曾文正公初募湘军，专倚罗泽南、王錱。”曾国藩后来在为李续宾撰写的墓志铭中也称：“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

从地域和时间角度看，罗泽南是真正的“湘军之父”。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说：“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时有“无湘不成军”之说，“湘”指湘乡，“军”者湘军。此处“湘军”，即指罗泽南带领湘乡青年组织的乡勇团练。这个长沙附近的小县城，“以百里之地荟萃群才”，“以一县之兵，征伐十八省”，延续了清王朝长达半个世纪的国祚，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史学家们钻研不辍的一个独特现象。

后来，曾国藩、张亮基、左宗棠长沙会晤，复制了这一设想。

湘军以会谈构想为蓝本，仿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练军之法，采用营、哨、队三级编制，分陆师、水师，后来又在胡林翼、左宗棠的建议下，编练了马队。在长沙，有罗泽南、王錱的一支团练，曾国藩将之编为陆师两营。后因意见不合，王錱率部退出，留守湖南。次年（1853）春，湘军陆续募勇四营，分别由邹寿璋、曾国葆、储玫躬、周凤山统领。此外，曾国藩对长沙绿营军加以筛选，奏请塔齐布兵勇加入，编为湘军两营。如此，湘军在长沙已有八营陆师。

一支威武之师从零到一，有哪些招募规则呢？

招募范围，限湖南一省，最好在湘乡本县。曾国荃后来更甚，只招十里以内的老乡，连老哥曾国藩都说“沅浦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招募对象，以贫农为宜。招募标准，一个字：土。年轻力壮，憨厚朴实，越土越好，越糙越好。相反，油头滑面者，衣着华美者，有市井气、衙门气者，一概不收。招募方式，先择将，后募勇。这样做的好处是，凡兵勇皆服原募之人，如果把军队比作一棵树，统领是根，由根生干，由干而枝，由枝而叶，一气贯通，如此“上下相维，喻利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一除绿营军指挥不灵、战斗力低下之积弊。正如曾国藩所言：“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他将这归结为“湘军之所以无敌者”的原因。事情都有两面性，正是曾国藩引以为豪的这些优点，谈到湘、淮两军对近代兵制的影响，史家称，两军在兵源、筹饷等方面过度私人化，导致国有军队变成私人武装。更深远的影响，又如赵烈文所说，“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清末民初军阀割据的局面正滥觞于此。

队伍重团结，更重意志。作为一名日谈义理的儒生，曾国藩干不出别的花样，当然以伦理纲常对湘军进行训示洗脑，强调家国概念，宣贯三纲五常，明示君臣、父子、兄弟和上下级关系，“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同时，和那些喜欢给员工画饼的老板不同，曾国藩将优厚的待遇落到实处，饷银月薪远高于当时的绿营，另有抚恤金、赏银等物质奖励。吃得好，住得好，工资高，不用怎么教育，一支自打鸡血的初创团队由此诞生。

从湘军看湘系集团，可发现一些特点。结构盘根错节，复杂多样：他们多为同籍，有同样的政治认同，又通过师生、联姻来组建关系网。政治上，彼此目的一致；私谊上，大家利益攸关。一是师生关系，如罗泽南的部将李续宾、李续宜、王錱等人，是他的学生。曾国藩认李鸿章、彭玉麟、李元度为门生，胡林翼也尊称罗泽南为老师。另一种联谊形式是姻亲，左宗棠和胡林翼是姻亲，胡认罗泽南为姻亲，罗又与曾国藩是亲家，曾与李续宾、李元度是姻亲，又与郭嵩焘是亲家。所有人彼此又是朋友。如此，便形成以同乡、同学、师生、亲友为纽带的湘系群体。这种联系紧密的政治团体足以团结一致，与太平军的教会组织相抗衡。

曾国藩一到长沙，就表现出雷厉风行的铁血风格。

皇帝给他的任务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曾国藩也毫不含糊，刚到长沙就自设一个审案局，相当于湖南治安管理办公室，立志严抓全省的社会治安工作。如何严抓呢？审案局不走正常程序，闻信即提，“即时讯供，即时正法”。即是说，有举报就抓，抓来就审，审完就杀，效率惊人。不但自己杀，还鼓励下属不必一一报官，也不必拘守常例，抓人要快，办案要多，剿匪要快准狠。几个月下来，审案局就杀掉二百多人——仅仅是维护社会治安。

湖南风声鹤唳，长沙市民人人自危，曾国藩形同酷吏，无意间得到一个“曾剃头”的绰号，在史料上也被贴上一个“刽子手”的标签。正如章太炎所言：“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对于一个读圣贤书、立圣人志、日论义理的儒生翰林来说，这似乎是背道而驰的，甚至形象受损、人设崩塌。对此，曾国藩不是没有想到，也自觉问心无愧，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对朋友兼搭档江忠源说：“不复敢言阴骘。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在曾国藩看来，自己是迫不得已。

曾国藩越俎代庖的严打，让长沙城“文法吏大哗”。

历史经验表明，爱出风头的人往往因激进而成为政治牺牲品，曾国藩一系列草木皆兵的铁血政策，得罪了长沙的文武官员，乃至好朋友郭嵩焘、李瀚章、朱孙诒、欧阳兆熊都看不惯他，纷纷写信告诉曾国藩，在别人地盘上，作为一个新人，要低调，要收敛，不要锋芒外露。朋友可以包容，同僚就不惯着他了。从一定程度上讲，曾国藩的严打等于动了同事的奶酪，触碰到了他人的利益，湖南巡抚骆秉章、绿营提督鲍起豹，都对他颇有微词。骆省长协调全省，还顾及点面子；鲍提督行伍出身，是粗人，几次要和曾国藩直接开干。曾、鲍两位头儿不和，湘勇和绿营自然摩擦不断，相互不服、辱骂群殴、擦枪走火的事儿不可避免。

八月初，两队兄弟因一点小事，话说不到三句，又要开始群殴。

由于是绿营军造衅在先，曾国藩给鲍起豹发函，要求严惩带头闹事的营兵。同事嘛，也不好当面搞得太僵，鲍起豹就明面上将肇事者捆送给他发落，暗地里安排士兵起哄闹事。曾国藩还没审问，营兵已经将他的办公处团团围住，要求无条件放人，不然就来硬的，气焰颇为嚣张。还好，曾国藩的办公室就在抚署隔壁，他便找邻居骆秉章调解。骆省长对曾国藩本没啥兴趣，职责也不在此，就以该事不属巡抚管辖范围为由，表示爱莫能助。待事态升级，动了刀子，冲突演变成流血事件，曾国藩的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他再次去隔壁求救。骆省长以一脸“让你自作自受，活该”的表情说，还能怎么办？放人吧。曾国藩只好放人。

一向牛烘烘的“曾剃头”被人剃了头，好没面子！

尊严受到践踏，权威遭到挑战，颜面扫地，威信不再。在自家兄弟这儿也就算了，问题是：将来如何与同僚们共事？在长沙还怎样混下去？曾国藩决定：走为上策，去一个历史空白的地方，重新开始。八月中旬，曾国藩率湘勇抵达衡阳。在郭嵩焘、江忠源的建议下，十月底设厂造船，十二月招募弁勇，开始在衡阳、湘潭两地编练水师。短短一年，湘军从初创到成军，迅速形成一支拥有水陆师各五千人、全军约计一万七千人的军事力量。

就是这支毫不起眼的农民队伍，将清廷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湘军编练之时，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打到南京。接着，杨秀清指挥北伐、西征：林凤祥、李开芳率太平军最精锐的两万多名“老兄弟”大举北伐，剑指燕京。两万余人的精锐之师自扬州出发，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等地，逼近天津，京师震动；另一路大军战船千余、兵员三万，自天京溯江而上，沿途西征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数省。是年秋，太平军涌入两湖境内。曾国藩派储玫躬援宁乡，骆秉章派王錱出湘阴。结果，储玫躬战死，王錱在靖江大获全胜，一举成名。是时，太平军克汉口、汉阳，由湖北一路南下。湖南大震。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湘军立功的时候到了。

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率湘军浩浩荡荡，径赴长沙。

起兵前一天，他连夜创作一篇《讨粤匪檄》，沿路贴发，以维护名教之名讨伐洪、杨，声势颇盛。句云：“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慰孔孟人伦之隐痛”。

曾国藩隐痛未平，檄文墨迹未干，太平军攻克汉口、汉阳两镇，之后分兵南下，破岳州、靖港、湘潭等镇，对长沙造成南北夹击之势。

此时，署理湖广总督的张亮基调抚山东，左宗棠再次归隐白水洞。

曾国藩与左宗棠有一面之缘，对他的才华谋略印象深刻，左宗棠既已不在张幕，正是罗致的绝佳时机。咸丰三年（1853）十月，曾国藩书信一封，诚邀左宗棠加盟。因为见识过左宗棠的性骄气傲，曾国藩心里也没底儿，特地高人卑己，自降身段，信写得非常谦虚，甚至委曲求全：“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搘，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焉，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曾国藩比左宗棠大一岁，自称“弟智虑短浅”，别的不说，态度就很诚恳。信的大意是说，弟弟我能力有限，难支大局，想邀请您来做个高级顾问，顾得上就问，顾不上不问也行。这工作自由，条件优厚，琐碎之事不敢劳您大驾，您就一旁杵着，动动指头，给小弟指点一二。总之一句话，只要你人到，啥都行！

曾国藩这条件，何止委曲求全，何止不计一切，简直失去原则。

俗语说见面三分情，两人有一面之缘，条件又开得这么优厚，本来曾国藩自我感觉还行，以为左宗棠念及缘分能出山襄助，不料左宗棠第一印象就对他没什么感觉，又一向目高于顶，自视极高，岂能甘居曾国藩之下？对他“才具稍欠开展”的评价又岂是轻易改变的？何况曾国藩只是个在籍侍郎，地位尴尬，财权两空，跟他混能有什么出息？从后来湘军在江西的窘况看，左宗棠的判断是对的。

结果不难想象。左回应冷淡，傲慢拒绝。

拒绝了曾国藩，他还跟朋友提起这件事，谈论曾国藩的智商：“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仰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正是“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让曾国藩十分难堪。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不跟他曾国藩，不代表不跟别人。比曾国藩下手还早的是湖南巡抚骆秉章，他早就在密切关注着左宗棠的动向。得知左宗棠从张幕再度归隐，大才不用，岂能让他闲置？太平军时陷岳州，南距长沙七十里，“扬言将入山索公（左）”，左宗棠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骆秉章抓住机会，“三遣使币入山敦促再出”，开出的条件比曾国藩更优厚，诚意更足，堪称三顾茅庐。左念时事孔棘，“不得已勉为一行”，于三月入幕骆秉章。

左宗棠此举，让曾国藩很没面子，又有些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