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口前举起双手的男孩

来源: 德国故事     作者: 孙小平

这张可以称作是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照片，后人将之命名为“枪口前的男孩”，照片出自武装党卫军（Waffen-SS）少将约尔根·斯特鲁普（Jürgen Stroop 1895 – 1952）的报告《华沙犹太人居住区不复存在！》（Es gibt keinen jüdischen Wohnbezirk in Warschau mehr！）。

1943年4月19日到5月16日，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波兰华沙犹太人隔离区（Ghetto，常被译为隔都）爆发犹太青年抵抗组织的武装起义。大约600名毫无军事训练和经历的男女青年，用从黑市购买的轻武器和自制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等与2000余名配备有坦克重炮的武装党卫军，警察和国防军部队对峙周旋了整整四个星期。起义过程极为惨烈悲壮，所有起义者明知生还无望，仍然以死相争，除了极少数人通过下水道等逃出生天，绝大多数义士或战死或服毒或跳楼自尽，被俘者面对行刑枪口，从容赴死。华沙隔都起义，一举改变了世界对犹太民族逆来顺受，如同待宰羔羊束手就戮的成见，是战后以色列建国，犹太民族转变为战斗民族的开端。

隔都起义结局极为惨烈

隔都（Ghetto）一词起源于威尼斯，意大利语原意为铸坊。中世纪时，威尼斯的犹太人聚居区被限制在“新铸坊”（Geto Nuovo）一带，以后欧洲城市中的犹太人聚居区遂沿用此称。德国的城市亦有把犹太人区域称作“犹太弄堂”（Judengasse）的。

意大利威尼斯的隔都

“犹太弄堂”在德国老旧城市中是常见的路牌

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特别东欧一带，隔都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占领当局将城市的某一区域人为封闭，将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强制迁入，并不得自由进出，隔都从原初意义上的聚居区变成了种族隔离区，区内则生生变成了人间地狱。在1942年初所谓的“最终解决”（die Endlösung ）方案，即通过屠杀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方案确定之后，犹太人被定期从隔都向集中营遣送（Deportation），因此，隔都也是犹太人被灭绝的前站。

纳粹占领波兰后的华沙隔都

华沙隔都起义被镇压后，民众遭纳粹残酷报复

华沙隔都起义被镇压之后，纳粹对隔都残余的犹太人展开疯狂报复，在现场被杀害的先后共有30000余人，7000余人被遣送特莱布林卡集中营（KZ Treblinka）用毒气处死，42000人被送往卢布林附近的马吉丹内克集中营（KZ Majdanek），先服苦役再行杀戮，就此，如斯特鲁普所说，“华沙犹太人居住区不复存在”。

镇压华沙隔都起义总指挥约尔根·斯特鲁普，摄于被美军逮捕后

被斯特鲁普亲自爆破炸毁的华沙犹太会堂

隔都内的大犹太会堂被行动领导人斯特鲁普亲自爆破炸毁，以此象征华沙犹太区的消失。斯特鲁普为此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为庆祝这一胜利，斯特鲁普制作了图文并茂的报告《华沙犹太人居住区不复存在！》。报告一式三份，用皮革装订，其中两份于1943年6月2日分别呈送帝国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和党卫军驻波兰总督辖区最高首领克吕格（Friedrich-Wilhelm Krüger 1894 -1945），一份斯特鲁普本人留存。《不复存在》中除了用文字描述暴行，还配有大量奥地利专业摄影师弗朗兹·康拉德（Franz Konrad）拍摄的照片，上述“枪口前的男孩”即为其中之一。战争结束前，其中的两份报告分别被美军和英军的情报部门缴获，呈堂于纽伦堡军事法庭，用作纳粹反人类罪的证据，“枪口前的男孩”也随之流传，激发了公众对施暴者的愤恨，对被迫害者的同情，照片与“奥斯维辛”一词一起成为纳粹灭绝种族罪行的象征。

斯特鲁普的《不复存在》报告内封，在纽伦堡审判中被作为纳粹战争罪行呈堂证据，下方可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档案印章

早在1933年纳粹执掌政权之前，斯特鲁普就受到了希特勒，希姆莱和戈林等的赏识。纳粹上台后，斯特鲁普在党卫军系统中步步高升，以政治忠诚办事高效闻名圈内。斯特鲁普原名“约瑟夫”（Josef），源于旧约圣经中的犹太先祖人物。1941年5月，“由于世界观的变化”，改名为日耳曼化的“约尔根”（Jürgen），与当年富贵发财们改名卫彪卫什么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斯特鲁普指挥或参与的残暴案件无数，最为著名的是镇压华沙隔都犹太人起义和系统杀害被俘盟军飞行员案。斯特鲁普本人也十分清楚，仅此两项就足以使他在战后死上几回。1945年5月8日斯特鲁普在巴伐利亚被美军抓获，在战俘营用假名混了两个月之后，其真实身份终被美军确认。尽管斯特鲁普身藏氰化物，但终因怕死而没敢使用。

图中戴软帽配勋饰者为正在指挥镇压隔都起义的斯特鲁普，右一挎MP18自动步枪者为约瑟夫·布洛歇，与“枪口前的男孩”照片中的持枪党卫军人为同一人

1947年斯特鲁普因参与杀害盟军飞行员被美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51年又因在波兰的罪行被判处绞刑，主要证据就是他用来邀功请赏的那本《不复存在》，次年斯特鲁普在波兰被绞死。

斯特鲁普在美国军事法庭上受审

有趣的是，在斯特鲁普等候行刑期间，波兰当局有意恶搞，把他和被判处死刑的波兰家乡军（Heimatarmee）将领莫扎尔斯基（Kazimierz Moczarski 1907 – 1975）同关一间死囚牢房。家乡军是二战中忠于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的军事组织，既反抗纳粹德国又和受苏俄控制的波兰共产党抵抗组织咬不上弦。1944年7月20日，在东普鲁士元首大本营“狼穴”发生对希特勒的暗杀事件，活跃在波兰各地的家乡军错误估计形势，认为纳粹德国崩溃在即，为了抢在日益逼近的苏俄红军攻占华沙之前控制全国局势，于8月1日在华沙举行总起义。起义爆发后，临时拼凑起来的家乡军血战两个多月，终不敌德国正规军和武装党卫军，华沙被摧毁，损失惨烈。1944年的家乡军华沙起义与1943年的隔都犹太人起义常被中国历史学者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之间并无关联。战后，家乡军遭到被斯大林苏俄扶植起来的波兰政权的残酷镇压，莫扎尔斯基因颠覆罪被判死刑。尽管在政治上是死敌，但是在等待死亡的日子里斯特鲁普对莫扎尔斯基无话不谈。1952年3月6日，斯特鲁普被执行绞刑，之前他与莫扎尔斯基在同一间死囚牢房共处了9个多月。

莫扎尔斯基

莫扎尔斯基和斯特鲁普曾被关押的监狱

1953年斯大林死亡，莫扎尔斯基被改判无期徒刑，1956年波兰发生“十月变革”，莫扎尔斯基获释，继而被平反。记者出身的莫扎尔斯基写作有不少关于他在死囚牢房里的故事。1977年，莫扎尔斯基去世两年后，《与刽子手的对话》（Rozmowy z katem）一书问世，记述与斯特鲁普在死囚牢里的回忆讲谈，引起轰动，曾被改编为戏剧，常年上演，经久不衰。此书与《不复存在》一起，使得斯特鲁普在众多纳粹战犯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研究纳粹思想和历史的重要对象，可谓青史留名。

“与刽子手的对话”的戏剧海报

当然，让斯特鲁普现象产生家喻户晓效应的莫过于“枪口前的男孩”。随着照片的广泛流传，媒体和公众普遍对照片中人物的身份和命运感到兴趣。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纽约州行医的五官科医生，华沙屠杀的幸存者努斯鲍姆（Tsvi C. Nussbaum 1935 – 2012）出面指认，称自己就是照片中的男孩，引发热议和反响。

老年努斯鲍姆

1943年照片中的男孩与1945年的努斯鲍姆本人对比

努斯鲍姆出生于特拉维夫，父母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因为巴勒斯坦生活条件恶劣，又爆发了犹太移民与当地阿拉伯人的武装冲突，努斯鲍姆全家于1939年返回波兰，在东南部小城桑多梅日（Sandomierz）定居。不料赶早不如赶巧，当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努斯鲍姆全家就此落入深渊。努斯鲍姆的父母和兄弟相继被害，在纳粹建立华沙隔都时，努斯鲍姆与照顾他的伯父母躲藏在隔都外，艰难度日。1942年底，纳粹占领当局公告称允许持中立国护照的犹太人合法离境，并以华沙的波兰大酒店（Hotel Polski）为离境犹太人的登记和集结点。持巴勒斯坦护照的努斯鲍姆与他的亲戚因此也来到酒店等待出境。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华沙波兰大酒店

华沙波兰大酒店今貌

与很多历史事件一样，被称为“波兰大酒店丑闻”的因果渊源至今仍如雾里看花，闹不清来龙去脉。一种说法此乃纳粹当局策划的“归家行动”（Heimschaffungsaktion）的一部分，意欲用中立国犹太人交换盟军手中的德国战俘。另有说法是纳粹以此引诱躲藏在隔都外的犹太人自投罗网，因为有能力在隔都外藏匿的犹太人一般都比较富有，以便进一步敲诈勒索。事实上，由于波兰大酒店的缘由，在犹太人中开始高价买卖持照人多已亡故的中立国护照，而众多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官员因此赚得盆满钵满。总计约3000名犹太人滞留在波兰大酒店，最终几乎没有人合法出境，大部分人被送进集中营，战后幸存仅350人左右。

根据努斯鲍姆的叙述，他与其他犹太人于1943年6月13日被党卫军连哄带骗从波兰大酒店逐出，党卫军声称要将他们押送出境，“枪口前的男孩”就是在大酒店院中拍摄的。随后他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遣送位于汉诺威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KZ Bergen-Belsen）关押，直到1945年集中营被英军解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当时关押了不少“高端”犹太人，他们或者比较富有或者占有人脉资源，被纳粹认为尚有油水可榨，算计着把他们作为人质或赎押物，用来与盟军交换俘虏，工业原料甚至是咖啡豆。《安娜日记》的作者，法兰克福银行家的女儿安娜·弗朗克和她的姐姐玛尔戈·弗朗克在阿姆斯特丹被捕后，被关押并死于此集中营。最终这批犹太人中的大部分并没有逃出生天，战争结束时，只有1000余人存活。

安娜·弗朗克姐妹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纪念墓碑

由于努斯鲍姆的指认，媒体曾经喧嚣一时，庆幸照片中的男孩得以逃出生天，公众之悲情因此多少得到慰藉，而新纳粹势力也乘机借此说事，称象征大屠杀的受害者既然都还健在，可见所谓纳粹屠戮妇孺乃至大屠杀都是夸大的宣传。随着时日消逝，热情减弱理性抬头，人们逐渐注意到了努斯鲍姆说法的瑕疵：其一，努斯鲍姆声称照片摄于1943年6月13日的华沙大酒店，而华沙隔都起义最终被镇压是在同年5月16日，比努斯鲍姆所说时间提前了整整四个星期，且华沙大酒店地处隔都外，这就很难解释斯特鲁普为什么会把一张与镇压隔都起义无关的照片收入他关于隔都镇压行动和成果的《不复存在》报告；其二，6月中旬的华沙已经进入夏季，与照片中人的衣着情况不符；其三，如果如努斯鲍姆所说，犹太人是被骗出酒店，照片中的党卫军军人完全没有必要着作战制服；其四，根据照片上的场景，更像是发生在街道上，而不是在一个高级酒店的庭院里；其五，斯特鲁普是于1943年6月2日将附有“枪口前的男孩”照片的《不复存在》装订完成送呈希姆莱和克吕格的，这一有据可查的事实也就排除了照片摄于6月13日的可能性。

尽管关于枪口前的男孩的身份莫衷一是，照片上手持MP18自动步枪凶狠地对着惊恐无助的男孩的那个党卫军人的身份却得到明确无误的辨识。此人名叫约瑟夫·布洛歇（Josef Blösche 1912 – 1969），党卫军下士，出生于捷克北部与德国接壤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苏台德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为日耳曼裔，一战后划归捷克斯洛伐克，以致族群冲突不断，纳粹德国乘机搞事，引发苏台德危机，1938年9月底英法德意签订《慕尼黑协议》，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10月德国军队进驻。二战后苏台德地区被重新划归捷克，日耳曼裔原住民又被疯狂报复的捷克人残酷迫害乃至成批杀害，幸存者后被悉数驱逐出境。

1938年10月，纳粹德国吞并捷克苏台德地区

布洛歇的生平在纳粹小人物中极具典型性。他出身农民，父母经过奋斗得以经营一家小酒馆，因此布洛歇的最高学历为跑堂职业培训。纳粹德国崛起后，布洛歇加入亲纳粹的苏台德德意志党，职责就是为党打架斗殴，1936年为此曾被拘留，于1938年获颁“苏台德德意志勋章”。苏台德地区归并入德国后，翻身得解放的布洛歇加入党卫军，还得到了在边防军学校进修的机会，身价也得到提升。德国入侵波兰后，布洛歇被编入党卫军特别行动队，跟在国防军后面专事猎杀犹太人。

前左一为约瑟夫·布洛歇

前右一为约瑟夫·布洛歇

在驻守华沙期间，布洛歇以凶残狠毒著称，被犹太人呼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是英国小说家，诗人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创作的文学人物，亦译“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偷盗停尸房的尸体进行造人实验，结果造出了无法控制的人形怪物，后世用弗兰肯斯坦来表述恐怖，变态，邪恶等。布洛歇喜好强奸或参与强奸犹太妇女，完事后总是不忘将被奸污妇女杀害，为的是防止妇女怀孕，“玷污”日尔曼种族。在镇压隔都起义期间，据说布洛歇身怀绝技，能够嗅出躲藏在瓦砾下的犹太人，灵敏度堪比警犬。布洛歇自己宣称他亲手杀死不下2000犹太人，包括婴儿孕妇。在斯特鲁普《不复存在》的照片集中，布洛歇犹如明星，频频出镜，几乎无处不在，“枪口前的少年”中持MP18自动步枪怒对男孩的即为布洛歇。

战后，布洛歇被苏军俘获，在一些矿山辗转服劳役，获释后建立家庭，育有两个女儿，在东德的图林根（Türingen）一数百居民的小村庄乌尔巴赫（Urbach）重操旧业，经营了一家小酒馆。布洛歇从不提及往事，过着普通平淡的生活。由于被当年的党卫军战友揭发检举，1967年1月布洛歇被东德斯塔西（Stasi，东德国家安全部简称）逮捕，1969年因对至少30000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被东德法庭判处死刑，同年7月29日在莱比锡监狱中被处决，处决方式为枪击后脑，死后骨灰被秘密处置，不准留存。

1946年8月布洛歇在一次煤矿事故中被严重毁容，这或许是他战后能够长期逃脱惩罚的一个原因，同时也可以把他的被毁容理解为千百冤魂亡灵的诅咒所致。想象一下这一人形怪物的最终结局，枪口对着后脑的场景，联系到当年隔都的犹太人将他视为怪物，呼为“弗兰肯斯坦”，可谓一语成谶，天下终有公义，公义终在运行。

毁容后的布洛歇

数年前我们去波兰游览，应朋友安德烈之邀，去他位于华沙以北数十公里的农庄，盛情款待，好吃好喝好玩，盘桓多日，留给观光华沙的时间却相当窘迫。安德烈询问我们在华沙的打算，我说首选应该是去“下跪广场”（Kniefallplatz）。当安德烈把我们带到现场时，我们才知道并没有什么“下跪广场”，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 1913 – 1992）对之下跪的是1948年建成的纪念华沙隔都起义的纪念碑（Ehrenmal des Ghetto-Aufstands），后在纪念碑的对面建成了隔都起义纪念馆。

上世纪七十年代，威利·勃兰特总理推行他的“新东方政策”，即与德国的东部邻国特别是波兰以及苏联修好，缓和欧洲因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形成的紧张局势。1970年12月7日，首次访问波兰的勃兰特总理与波兰政府签署《华沙合约》，即联邦德国承认与波兰以奥德-内瑟河划界的国境线，放弃奥德-内瑟河以东二战后被波茨坦会议划归波兰的领土诉求，联邦德国与波兰并不接壤，因此勃兰特签署《华沙合约》更多的是表示一种和平和和解的姿态，即联邦德国接受二战的苦果，愿化干戈为玉帛，希冀欧洲从此不再战。在签署《华沙合约》之前，勃兰特按照官式日程向隔都起义纪念碑敬献花圈。

根据在现场的汉堡《时代报》（Zeit）记者吉尔施纳（Karl Heinz Kirchner）的回忆，当天的天气特别寒冷，起义纪念碑建在原华沙隔都区域内的一片空旷地上，形成一种肃杀的氛围。勃兰特在花圈安放好之后，走上台阶，在两位持枪波兰仪仗礼兵前整理了花圈的黑红金三色缎带，然后退后几步，突然双膝下跪。勃兰特的下跪使所有人“惊吓，诧异，感动”，吉尔施纳作为一个在场的德国人的感受则是“羞耻和悲伤”。勃兰特下跪的震撼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在他身边的德国代表团成员几乎要和他一起下跪。现场只有摄影记者们在疯狂忙碌，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镜头捕捉到的将是百年一遇的场景。

吉尔施纳写到，勃兰特的举动使得他见到的所有人镇日无语，当天晚上一位波兰朋友看到他，为了活跃气氛，开了一句玩笑：“你们（德国人）还真行！这一下子勃兰特在波兰成了除了琴斯托霍瓦的黑圣母最被崇拜的对象了！”波兰流行黑圣母崇拜，供奉黑圣母的波兰西南部城市琴斯托霍瓦的明山大教堂是全国最重要的朝圣地，每年夏季，数百万信徒从各地步行赴琴斯托霍瓦朝圣，居家的信徒则沿途为朝圣者提供食宿，极为壮观动人，因此每年7-8月间黑圣母朝圣，全国在路上，也是冷战时期波兰党和政府最头疼和最紧张的时节。

琴斯托霍瓦明山大教堂供奉的黑圣母

每年夏季，黑圣母的朝圣者们在路上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勃兰特最重要的助手，记者出身的巴尔（Egon Bahr 1922 – 2015）回忆起勃兰特下跪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在纪念碑的仪式结束后，代表团转而赴波兰政府所在地签署《华沙合约》。巴尔上了德国代表团随团记者乘坐的大巴，一般情况下，记者专车里的气氛都非常轻松活跃，西方记者的做派不外乎是蔑视威权，玩世不恭，嘲讽当权者，这种风气在采访官式活动的记者中尤甚，每次国务活动之后，领导人或权贵们的表现，或优或劣，都会成为记者们的笑料，唯有这一天，车里的气氛如同灵车，一片肃穆，直至下一个采访点，竟无一人开口说话。

2000年12月7日，在勃兰特下跪三十周年之际，华沙市政府在隔都起义纪念碑西北约200米处修建了威利·勃兰特广场，放置了隽有勃兰特下跪场景的纪念铜牌，也许这就是传说中“下跪广场”名称的由来。有意思的是，勃兰特的华沙下跪当时在德国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根据民意调查，只有40%左右的德国民众认可勃兰特的下跪，余者或认为没有必要或认为勃兰特在自取其辱，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勃兰特本人并没有必要下跪，因为他根本无罪可请。生长于吕贝克的勃兰特在青年时期就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是一位坚定的反纳粹斗士，纳粹上台伊始，勃兰特的德国国籍被剥夺。勃兰特乘坐渔船由波罗的海逃离德国，流亡斯堪的纳维亚，继续反抗纳粹政权。直到战争结束，勃兰特才得以返回德国。因此，“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做的人做了，不必下跪的他，替所有必须下跪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

勃兰特在他198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他在向纪念碑献花圈后突然下跪时的感受：我身处德国历史的罪恶深渊之中，百万亡灵的重负之下，（此时此刻）语言已经失效，我别无选择，我只能跪下。此时此刻，人们也知道，勃兰特对之下跪的并不仅仅是那些慷慨赴死的男女青年英雄，那个在布洛歇的MP18自动步枪枪口前惊恐惧怕，高举双手的男孩肯定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