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万象历史 作者: 金雁
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关于这场革命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新一轮档案的抛出，百年前这个在历史上翻转乾坤的一些片段，又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来。
1917年，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后，国家出现权力真空
1917年2月末，俄国二月革命在所有反对党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不期而至，国家瞬间出现了权力真空。在关于如何建立新政权，如何运作政治权力等问题上，大概任何政党都没来得及考虑清楚。
2月27日，彼得格勒不同社会主义党派的杜马议员和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左翼政治犯商议，以1905年革命中涌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为样板，建立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其常设机构就叫“执行委员会”。
会议推举孟什维克领袖齐赫泽（1864-1926）任苏维埃主席，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克伦斯基（1881-19）和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1885-1939）为副主席。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流亡在海内外的主要活动家，如列宁、托洛茨基，受消息传递的时间差和返程距离的空间制约，要在一两个月后才能抵达首都。在15人组成的机构中，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只有施略普尼科夫和扎鲁斯基两个不太显眼的人物。
三天后沙皇退位，原政府的头头脑脑都作鸟兽散，所有的国家机构停止运转，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接管权力后，成立了第一届临时政府。
从理论上来讲，苏维埃和临时政府这二者，在国家体系的重构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存在基础，但又缺乏合法授权。前者依靠的是1905年革命延续下来的天赋权利，后者继承的是杜马12年合法斗争下的规范路径，在形式上更加符合程序正义，但是他们都希望在立宪会议召开后获得身份“转正”。也就是说，此时无论是苏维埃还是临时政府，都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权，用托洛茨基的话说，这时既像“双重政权”，又像“双重无政权”。
自1905年沙皇实行君主立宪以来，自由主义的民主派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党派，在杜马中是一种合作竞争关系。很多人认为既然革命是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这种多党模式仍将继续。
而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托洛茨基透过迷雾一语中的：革命的敌人早已不是以前的沙皇，而是昨日的友党了。但是这些“友党”正处在“福音书中沉睡的无知少女”状态，并没有把托洛茨基们看作敌人。
杜马主席罗江科（十月党人，正是他说服沙皇退位的）允许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占用了预算委员会的2个房间作为办公室。苏维埃草创之时，就表现出与那些按部就班的杜马议员不一样的行事风格。虽然双方都在忙着签署命令，苏维埃的“执行”能力非同一般，他们的委员和代表大多来自基层，比起那些忙于在杜马里吵架的议员来说，更知道如何处理最“最迫切、最实际”的问题。
1905年，俄国革命
苏维埃和杜马，两个并存的代议机构
苏维埃动作很快，虽然同样是秩序混乱、缺乏统一协调，但委员们首先想到的，是把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要素抓到手里。他们马上建立了自己的粮食委员会，并控制了所有的车站和通讯设施。
这时候，往往一个瞬间就能决定各方面力量的分配。苏维埃发表的宣言、通令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命令式的，具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权威和自信。这种坚定信念比起软弱惊惶的临时政府来，更容易带给民众一种踏实感。
其实，1905年革命时，苏维埃也就是个临时的街头草根起义指挥部，与当时真正跟沙皇政府叫板的杜马相比，影响不在一个层次，距权力也更遥远。现在原有权力体系崩溃，由于俄国社会上下对立严重，使得代表社会底层说话的左派，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在社会上形成“左倾效应”。在他们看来，革命时期的起义指挥部，想当然就是新的领导核心。
3月1日，沙皇退位当晚，苏维埃与杜马临时委员会商讨成立临时权力机构。苏维埃方面同意，在一定条件（主要就是尽快召开正式的普选制国会——立宪会议）下，由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临时政府。
次日，在苏维埃讨论这份声明时，有布尔什维克代表表示异议，认为应该由苏维埃各党来组织临时政府。但苏维埃执委会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不过这个分歧并不大，因为无论由谁来组织，都只是“临时”政府，正式的政府还是要通过全俄普选的立宪会议才能建立，这在当时是无可争议的共识。甚至后来十月革命，列宁们夺权后宣布，也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成立工农临时政府管理国家”。
所以，二月革命后出现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说法是有问题的。革命后最初并存的，其实是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两个代议机构。两者最初各只有13和15名成员，其中还有重要的重叠：苏维埃正副主席齐赫泽与克伦斯基，同时就是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
当时这两个代议机构的代表性都有很大缺陷：彼得格勒苏维埃毕竟只是一个城市里出现的机构，而且是街头运动中非经选举产生，作为反对专制沙皇的革命组织可以，作为民主国家的全国性议会那就差的太远。它也并未这样自诩，而是把尽快举行立宪会议选举作为诉求之一。
另一方面，杜马临时委员会并非全体杜马成员选出，而且1907年“六三政变”后，根据“倒退的”选举法产生的杜马本身代表性就广受质疑。但是它毕竟还是此前全国性竞选的产物，而且一产生就投身革命，并成为此前群龙无首的革命实际的领导中心，迫使沙皇退位并宣布了旧政权的垮台。
1917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集会
忽略军队，临时政府的致命失误
当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号召力，远在苏维埃之上。从沙皇下令解散杜马而大批议员抗命，并反过来向沙皇叫板起，大批起义的士兵部队，就纷纷汇集到杜马所在地，可见那时它是众望所归。所以苏维埃“有条件地”支持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临时政府，其实是别无选择的事。
当时，苏维埃最实际的需求，是要求临时政府保证自己的运作。从苏维埃要求临时政府承担财务开销，即拨款1千万卢布的要求来看，苏维埃显然不是政府，而是政府拨款设置的机构。
但是，从它不承担执政责任却又处处干预权力来看，它又胜似政府。它以天然具有俄国革命的裁判权自居，既像是立法机构又像是执行部门，同时还是临时政府的监督者，有权对任何人和部门发号施令。所以从一开始权力和责任在二者之间的分配，就不是平衡的。临时政府从沙皇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份需要承担责任的遗产，而苏维埃只要权力，不负任何责任。
临时政府的人一接手政权就到处堵窟窿，忙于应付，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军队。那些民主党派在杜马讲坛上、报刊杂志里反对沙皇专制已有十多年了，却从没有想到自己也需要有武装力量。或者说，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接管的政权里面自然就包含了军队。
而在苏维埃当中，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施略普尼科夫首先提议要瓦解旧军队。让士兵与工人进入同一个苏维埃，只有这样才能免去后顾之忧，使政治天平向有利于苏维埃的方向转化——“革命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军队”。
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在本党那些长期侨居海外或流放边地的大佬们回来之前，是布尔什维克在国内的主要代表。他只是一个不显山露水的小角色。十月革命后，他由于屡次加入党内反对派（先是“工人反对派”，后是托洛茨基派）而被正统党史所抹杀，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他这关键的一步棋切中要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历史进程的走向。
1917年，俄罗斯临时政府会议
瓦解旧俄军的四种策略
当然，瓦解旧军队的“原创权”，并不是施略普尼科夫，而是列宁。
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流亡瑞士的列宁就高调宣称：“我们是反爱国主义者!”，“我们要把战争引到本国去！”，“要让本国政府战败！”，“这场战争是通往世界革命的最好道路，这可是极其有利的时机。任何阻止本国战败，不拥护国内战争的人，都应该作为叛徒进行谴责。”
但是他也承认，关键是如何用这样一种整个民族都无法理解的口号说服自己的党派和民众，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大体上是通过四个策略，让这一口号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首先，是从皇统的基因上加以否定。托洛茨基用极具煽情的语言质问士兵说：“你们为什么要为沙皇作战？”，“所有的沙皇都是嗜血、淫乱、半呆傻、弑父、乱伦的人”，“坐在皇位上的早已不知什么人的种，什么皇权神授不过是些骗人的鬼话。军队不明白为什么作战，几十万人的死去，却根本不知道他们牺牲的目的是什么。”
其次，是强调阶级划分。自斯托雷平“警察式改革”后，权贵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俄国贫富差距更加畸形。分配既不合理，竞争也不公平。穷人富人都不满意，前者更加怨恨当局，后者也不愿支持当局。斯托雷平由新富阶层充当政权支柱的设想完全落空。战前经济的明显增长，并未增加统治的合法性，而战时困难的加剧却一下子恶化了统治的危机。
革命党认为，杜马是按照斯托雷平不民主的财产法选举出来的，不论是杜马代表还是临时政府人员，包括地方自治局，都是有产阶级。他们的杜马是资产阶级的杜马，资本家和地主老财们都在杜马里。他们想打赢战争，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私有财产。
第三，宣扬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宣称天下无产阶级是一家，只要俄国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打开缺口，欧洲无产阶级的整个方阵就会跟上。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序曲，战争已把整个欧洲变成社会革命的火药库，很快革命就很传播到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海燕已经在全球飞翔”。
第四，抓住士兵最实际的考虑，那就是赶快缔结和约，回家分配土地的厌战情绪。阶级划分、阶级仇恨是当时有力的口号，只要是谴责剥削阶级，就能迎来一片喝彩声。齐赫泽在士兵集会上质问道：“你们应该问问罗江科，关于土地他是怎么想的，他自己有多少俄亩土地，他是否打算把这些土地交给人民？我可以代他回答，他连一俄亩也不会交出，别的地主也不会交出”。
群众功利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动员的思想基础。一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进行的“用土地把士兵从战场上拉回来”、“不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用土地革命来抗拒它”的宣传攻势是卓有成效的。而“使本国政府战败”、“打倒帝国主义战争”这些口号，彻底颠覆了士兵为祖国而作战的信念。
争取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军队是处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孤岛之间的救生艇，它驶向哪一边，哪一边就会得救，哪一边的权力就会由虚转实。
布尔什维克正举行会议
1号法令，播下仇恨的种子
沙皇逊位以后，军队立刻宣布向临时政府效忠。一来这是大势所趋，由杜马临时委员会授权的临时政府，已经与君主专制撇清了关系，军队可以不向沙皇负责，但必须要为俄国负责。二来欧洲军队历来有不干预政治的传统，这是职业军人的基本素质。第三，从最现实的角度说，当时还处在战争期间，没有临时政府的支持，最高统帅部既不能解决战略问题，也不能解决后勤的补给和弹药问题，因此必须接受新政府。
施略普尼科夫等人分析道，目前军事优势在临时政府一边，我们的优势是宣传鼓动。可是，如何能用嘴皮子打垮枪杆子呢？
他们认为：“只要把自我管理的自由推广到军队里去，把充分的民主和宣传自由推广到军队中去，把结社、罢工、集会等一切公民权利推广到军队中去，军队就会全部站在苏维埃一边。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手段，把军队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跟革命拴在一起。”
在民粹主义盛行的社会里，民众更愿意听取立马可以改善处境的意见，也更愿意追随那些以简单口号许诺的政党。被封为靠讲演赢得群众第一人的托洛茨基后来回忆说：我一看到广大群众，事先已准备好的词语和论点，不知怎么全都掩消云散了，说出来的全是群众所需要的。
士兵是农民，农民的愿望人尽皆知——得到土地。俄国传统军官由贵族组成，而贵族占有土地的不公平早已是社会共识，强调阶级划分很容易播下仇恨的种子。要争取士兵，就要让士兵与军官做斗争，要发出针对军官的传单，“让士兵们打掉他们的牙齿，用刺刀把他们捅死”，剥夺他们的武器。
根据施略普尼科夫的提议，苏维埃执行委员索科洛夫（无派别社会民主党人）、克里万斯基（无党派社会主义者）和几位士兵在一起，七嘴八舌就攒出了：“关于军队民主化的苏维埃1号法令”。
该法令一共七条，一看就是草率行文的急就章，具体内容包括：
①实行军队自治，在军队所属编制内立即选举士兵委员会；②军队在政治上与工兵代表苏维埃保持一致，不再服从其他任何人；③军队只有在不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相矛盾的情况下，才能执行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④所有武器由士兵委员会控制，军官不准持有，“他们要求也不行”；⑤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一点也不能削弱”；⑥取消军队条例中等级观念和强制性礼仪；取消军衔称呼；⑦“任何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均须向士兵委员会报告。此命令将在海陆各级战斗单位和后勤保障机构中宣读。”
不久，苏维埃又发布了《士兵权利宣言》：“不再对任何人实行纪律处罚，取消惩罚性转圈跑步、举枪罚站和降级处分，简化准假手续，允许穿便衣，士兵可以参加任何组织，允许随地吸烟，免除任何形式的劳作，停止夜间点名，废止勤务兵制度”，“连队委员会必须严密注意，不能让旧制度的支持者掌握指挥士兵的权力”等等。
仅仅一周，就摧毁了整个俄军
这个“1号法令”由索科洛夫和几个士兵写出后，却并没有经过苏维埃的会议讨论和表决，就直接送到了印刷厂。当天（3月1日）就登载在赶印出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一期上。随后多次作为传单印发，据说多达900万份，散发到各条战线的军队中去。苏维埃和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人看了大吃一惊，但已经覆水难收。
但这个命令却深得“军心”，使不愿打仗的“自由”士兵很快取代“工人阶级”，成为苏维埃的狂热支持者。3月1日当天，苏维埃里就增加了10名士兵代表，以后增加得更快。苏维埃代表当中的工人是每1千人选1名代表，而士兵则是每连选1名代表，很快士兵在苏维埃里就成为压倒性的多数。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有2千多名士兵代表，而工人代表只有500（一说800）人。所谓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基本已经变成士兵苏维埃，更确切地说是不愿打仗的逃兵苏维埃。
当时德奥大军压境，1号法令没有通过军队编制逐级下达，而是直接面对士兵。它立即得到了士兵们拥护，他们说：农民们在分地，工人在搞8小时工作日，凭什么我们就该流血、没日没夜在战壕里发烂发臭？工人守着家只干8小时工作，然后就去洗澡、闲逛、找女人，这公平吗？先把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把地主、寺院、皇家的土地夺过来给我们，“把刺刀插进战壕里赶快回家吧”。
而最后士兵委员会选出来的代表，也都是反对去前线打仗的人。他们代表了那些希望赶快结束战争，然后就可以各自回家分土地士兵的利益。
本来二月革命后，俄军就出现解体征兆，一些军官被杀的事例已经出现。1号法令发布后，军官等于被缴械，任凭持枪的“革命士兵”宰割。士兵们有了1号法令这个“尚方宝剑”后，“我们宣布，那些拿起武器反对新政府的军队领导人不受法律保护！如果发现任何一位将军想唆使士兵来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杀死他，我们的敌人不在前线，而在后方。”
众所周知，军队是以纪律维系的，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军队可以不必服从自己的上司，就已经不成其为军队了。
1号法令在一周内，就摧毁了整个俄军。奥伦堡的机枪团竟然抽签决定哪一个营上前线。710步兵团拒绝登上军用列车开赴前线。445团拒绝进入阵地，他们说，让我们打仗可以，先让我们休息两个月。一位将军劝说拒绝进入战壕的部队，被一名士兵拔出军刀将他刺死。
接下来，士兵的暴行逐步升级：喀山军区司令被逮捕，波罗的海海军司令、海军上将涅佩宁被枪杀，海军少将卡尔采夫自杀未遂，被送进精神病院，仅在波罗的海舰队就有60名军官被杀，还有300军官被捕，莫斯科地区司令部被占领。士兵开始在前线和后方胡作非为，把枪口对准了所有的人，烧毁了公文和警察局的档案，缴了军官们的械。
这些缺乏纪律约束的士兵，像病菌一样穿透了军队的壁垒屏障，瞬息间就破坏了军队的肌体。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其巨作《红轮》中描绘的，“许多以前的师长和兵团司令像松果一样纷纷落地”。
建成一支军队可能要花几百年，但是要摧毁它，一个1号法令足矣。
1918年3月，击败俄军攻入基辅的德军
纳了投名状，没有了退路的士兵
军队中指挥系统的权威垮塌，军事法庭的约束和权威性荡然无存，也就几天的工夫，俄国的军事体系就土崩瓦解了。
将军们在给临时政府的陆海军部长古契科夫报告中说：“你们这里发出1号法令，德国人就通过广播在我们这里宣扬开来，请问，我们是在跟谁打仗？假如德国人和苏维埃串通一气，政府又跟苏维埃沆瀣一气，而我们又向政府宣誓效忠，那么请问这是谁为谁打仗？这仗该怎么打？”
北方战线司令鲁斯基说得更直白，“只有疯子才会写这种命令！在战争期间，写这种命令的人就是德国的奸细。”第3骑兵军军长克雷莫夫说，自1号令以来，到处都是混乱。拒绝服从、拒绝调动十分普遍，仅两个军就有7千人开小差。”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步兵上将科尔尼洛夫说：“士兵委员会就是军队的末日。冲突的对方不是敌人，而是哗变的自家士兵。部队任何一次简单的调防都十分危险。他们可以不服从，我们还怎么指挥整支军队，我们只要一让步，一切都会完蛋！军队就会不成其为军队，而是武装的暴民，他们对祖国比对敌人更可怕。”
3月9日，临时政府海陆军部长古奇科夫和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联合发出呼吁书，“德国人在集聚力量准备对我国首都发动进攻，彼得格勒一旦失陷将是新制度的末日。士兵们，醒来吧，……请服从军官的指挥……，如果过去的逃兵归队，将既往不咎，建议士兵们撤出首都。”
士兵们怒吼道：“为什么要撤出，难道革命已经完成了吗？撤不撤不由军事部长决定，而由我们自己讨论决定。我们只承认士兵代表苏维埃，此外谁也不服，就是上帝来了也管不了我们，如果不分给我们土地，我们一步也不离开彼得格勒。”
3月10日，古奇科夫致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中承认了两点：第一，临时政府并未拥有任何实际权力，……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临时政府只有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容许的时候才得以存在。第二，后备部队已开始瓦解，并且日益加剧。
在经过一番胡作非为后，士兵们惴惴不安。他们已经杀了军官，不想为混乱时期的行为负责，不想回去服从军官。士兵们说：“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军营，我们的自由也就完结了”，“尝到自由的滋味后，就不愿意把它交出去了”。
那么，谁要为前几天的行为负责呢？“该受惩罚吧，不！这我们可不同意，兄弟们我们应当肩并肩的顶住。听说，罗将科主席有道命令，要把士兵们的抢全部收回，好让我们服从军官。不，不，兄弟们应该寻求庇护，可我们的庇护所在哪儿呢？不过这样的庇护所还是有的，有人已经到过那里，亲眼见到了，那就是苏维埃。如果说有谁能给咱们出主意，那就只有他们，走，伙伴们，找他们去！只有苏维埃能够救我们。”
1号法令发布以后，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明显扩大。3月9日布尔什维克党团人员就从原来的5人增加到40人，7月份更猛增到400人。
俄军步兵
逆袭成功，翻转乾坤的革命
有人认为，当时苏维埃被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所控制，列宁与托洛茨基尚未回国，1号法令的颁布应该与他们无关。
但如前所述，乱军之举与布尔什维克此前的宣传是一脉相承的。俄国出现这种局面，布尔什维克应负主要责任。
列宁说，“士兵的无政府主义是长期遭受残酷剥削的劳动人民，追求社会公正的自然表现，是被剥削劳动人民反抗精神的迸发。”这为实现革命转变创造了有利时机，因而支持群众使用暴力。
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进一步指出，保卫祖国是对人民的欺骗，是为屠杀工人和农民而准备的，不要为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毁灭自己，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要拿起武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与爱国主义者彻底决裂。
托洛茨基回国以后承认说：“前线出现了最深刻的崩溃，逃兵现象与日俱增。他们整团、整军地抛弃战壕，开向后方，抢光自己道路上的一切”。但是他话锋一转地强调，临时政府要求“恢复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秩序，士兵的行为是“革命的岩浆喷涌奔腾，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阻挡它”。
很明显，布尔什维克需要利用无政府主义。正如托洛茨基所说，1号法令对“军队产生了最深刻的作用”。
列宁回国以后，对每一个反抗当局的人一律给予支持，因为局势越乱越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夺权。他赞成工人接管工厂，而这种行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反对的工联主义运动。他也赞成农民夺取土地，这与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的纲领背道而驰。他无视布尔什维克一直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等级原则，对掌了权的地方苏维埃大加赞赏。
带领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的列宁
于是，布尔什维克迅速压倒对手，赢得了士兵和民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控制着2.6万个士兵团体，连以上单位均有布尔什维克所设的支部，《士兵真理报》一发行就是5万份。
11月7日，在士兵的支持下，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轻松夺权。根据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2030位代表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工人510人，农民424人，军人815人。毫无疑问，军人是十月革命时人数最多、最有组织的力量。
十月革命获得成功，俄罗斯从此开启了一段翻转乾坤的历史。而这些后续事情的发生，跟那仓促发出的1号命令，一周内摧毁了整个俄军，关系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