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军的诞生

来源: raingun的装甲研究社

众所周知，美国空军直到1947年9月18日才正式脱离陆军管理，成为独立的军种，而2022年9月18日（今）是美国空军独立七十五周年，故特此编译本文，回顾一下美国空军独立成军的经过。

“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始终在朝着成为一个独立军种的方向迈进。”

1947年9月18日，斯图尔特·赛明顿（W. Stuart Symington，左）在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Chief Justice Fred Vinson）的见证下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空军部长（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这标志着美国空军作为美国武装力量中的一个独立军种而正式宣告诞生

背景概述

“这是新的一天。”面对着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诸位成员，亨利·“哈普”·阿诺德上将这样宣布说。这一天是1945年10月19日，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主要将领们正在证明立法成立一个“具有独立空军特征”的新式国家安全组织的重要性。

阿诺德将军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一番铿锵有力的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简要地描绘了空中力量的历史和影响，并突出强调了美国陆军航空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所做出的贡献。阿诺德将军所讲的故事中很大一部分听上去不那么“美妙”：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美国在面对接连不断的军事危机时是毫无准备的。“每场新的危机”，阿诺德将军强调说，“都证明我们的武装部队远没有被有效地、高效地或经济地组织起来。在每次危机发生后，在战争压力下敲定动员和协调计划伴随着对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当危机结束时我们发现上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误入了歧途。”

亨利·“哈普”·阿诺德将军

阿诺德将军在此指出了美国陆军航空队（译者注：二战前的“陆军航空队”称为“美国陆军航空兵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处境。作为美国陆军的一个分支，陆军航空兵团（United States Army Air Corps，USAAC）的主要职能是在陆军各个“军区”（Army’s Corps Areas，译者注：这里的“军区”是美国陆军基于地理位置而成立的一种军事组织结构，1920年起开始采用，1942年终止）的监督下负责装备采购和机场的运行。即使是1935年3月成立的“陆军总司令部空中力量”（General Headquarters Air Force）也要向陆军总参谋长报告，并且在他们所驻扎的基地里依然是“租客”。

1937年，时任陆军总司令部空中力量最高指挥官的弗兰克·安德鲁斯少将（Maj. Gen. Frank M. Andrews）这样描述了空勤人员们的沮丧：“我不相信任何能够为我们国家提供一支充足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的均衡方案……可以在陆军部的预算限制范围内达成。成立这样一个机构（独立空军）的立法工作……将不断涌现，直到这个混乱且事关重大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为止。”

早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极权主义国家所造成的侵略压力下，这个存在于航空兵团和陆军部之间的争议问题就已经显现出了得到解决的迹象。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早在1939年初就指示要在飞机生产方面进行大力的扩充。阿诺德将军也于1938年9月接替了已故的奥斯卡·韦斯托夫少将（Maj. Gen. Oscar Westover）担任航空兵团的参谋长，此举立即让阿诺德将军与飞机工业界的联系活跃了起来；其结果就是，一场为二战而进行的规模巨大的空中力量的动员开始了。

“鸵鸟蛋”

罗斯福所定下的宏伟的飞机生产目标（这在当时看上去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不久迫使负责航空事务的陆军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A. Lovett）警告阿诺德将军说：“这看上去有点像是要求一只母鸡产下一枚鸵鸟蛋。你显然不可能得到这枚鸵鸟蛋，而且那只母鸡也永远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了。”阿诺德将军答复说，（总统定下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不过“倘若我们能引诱着那只母鸡产下这枚鸵鸟蛋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必须接受这只母鸡在生产时所遭受的痛苦和创伤。”

随着纳粹德国在欧洲的愈发猖獗，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Gen. George C. Marshall）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逐渐转为“允许空中力量在必要的程度上自主行事”。阿诺德将军、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洛维特副部长同意主要任务是打造美国陆军用于战斗的空中武库。陆军航空队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并于1942年3月获得了事实上的自主权，与当时美国陆军的另两大组成部分──陆军地面部队（Army Ground Force）和陆军勤务部队（Services of Supply，后来改名为Army Service Force）取得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与此同时，阿诺德将军成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陆航的全权代表，代表陆军航空队对所有航空事务的观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全球性战争期间，阿诺德将军凭借其长远的眼光，在陆军航空队总部内打造了一个旨在为战后成立独立的空军而服务的团队。1942年初，即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几个月之后，阿诺德将军成立了他自己的“咨询委员会”以审议重要问题，并处理与战后成立独立空军有关的组织方面的理念。

这个“咨询委员会”最初由查尔斯·卡贝尔上校（Col. Charles P. Cabell）领导，在战争的不同时期其领导者还包括雅各布·斯马特上校（Col. Jacob E. Smart）、弗里德·迪安上校（Col.Fred M. Dean）、小埃米特·奥唐奈上校（Col. Emmett O’Donnell Jr.）和劳里斯·诺斯塔德上校（Col. Lauris G. Norstad）。斯马特上校回忆说，当他向阿诺德将军汇报时，这位陆军航空队的总参谋长强调说，应该把百分之百的时间花在“思考”上，而且“不要做任何与参谋部的日常工作有关的事情”。

不久，阿诺德将军和斯马特上校向马歇尔将军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合理的想法，马歇尔将军则冷冷地拒绝了这一理念。当他们回到阿诺德将军的办公室后，阿诺德将军告诫斯马特上校说：“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把百分之三十的时间花在思考上，剩下百分之七十则要花在如何把我们的这一想法兜售出去上。”与此同样重要的是，阿诺德将军于1945年4月在特拉比·戴维森上校（Col. F. Trubee Davison，前陆军部负责航空事务的副部长）名下设立了“特别项目办公室”（Special Projects Office），旨在与陆军部总参谋部（War Department General Staff）协商陆军航空队的战后规划。

即便在战争结束之前，阿诺德将军就已经开始把辨别和勉励他认为非常适合主要指挥和筹划岗位的军官列为一项首要任务了。1943年7月，在阿诺德紧紧围绕着战后规划的识人眼光之下，劳伦斯·库特准将（Brig. Gen. Laurence S. Kuter）被从地中海战区调回了华盛顿，并被阿诺德任命为空军参谋长（该职位尚在规划之中）助理。一年之后，阿诺德将军又下令让劳里斯·诺斯塔德准将（Brig. Gen. Lauris Norstad）返回华盛顿担任第20航空队的参谋长。陆军航空队在B-29轰炸机的生产中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阿诺德将军希望能有一位他对其有信心的人来负责这款轰炸机的作战规划。诺斯塔德将军注定将在起草统一（指挥）立法和规划独立空军成军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

1945年5月，随着二战在欧洲的结束以及日本事实上的战败（虽然仍拒绝投降），阿诺德将军下令让库特准将前往太平洋地区担任太平洋战区的陆军航空队副总指挥官，同时他指派诺斯塔德准将担任了“计划总监”（Plans chief）这一两星少将才能担任的职务。阿诺德将军明确地向诺斯塔德将军表示，他应该带头进行战后的规划，以确保战后陆军航空队这一组织能够独立成军。

在战争期间，美国国会同样对战后美军的组织结构深感兴趣。1944年春天，伍德拉姆委员会（Woodrum Committee）──该委员会得名于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克利夫顿·伍德拉姆（Clifton A. Woodrum）──审议了统一指挥的问题。伍德拉姆委员会在上报开展相关立法方面失败了，但却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重组特别委员会”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在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Adm. James O. Richardson）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在1945年4月建议成立一个由三个地位平等的军种组成的单一的国防部。在这场“多数派报告”中，理查德森海军上将自己投出了孤零零的一张反对票──他反对成立一支独立的空军，因为他担心海军会失去自己的空中力量。

当美国在日本扔下了两颗原子弹且战争就此结束后，阿诺德将军、卡尔·斯帕茨将军（Gen. Carl A. Spaatz，斯帕茨将军后来于1946年2月接替阿诺德将军担任了陆军航空队的总指挥官）、时任陆军航空队副总指挥官的艾拉·埃克中将（Lt. Gen. Ira C. Eaker）和诺斯塔德将军把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战后重组上。他们的目标是使陆军航空队与陆军部总参谋部获得平等的地位，这意味着将保留陆军航空队在战时所享受的“独立地位”，并使其能够实现朝着成立单独的部门而转变的目标。斯帕茨将军说：“当需要空中力量与其他军种获得平起平坐地位的这一刻到来时，只需要开展最低限度的重组就可以了。”

“你们应当保持冷静”

然而，在1945年底，一直在考虑战后重组事务的陆军部各个委员会都拒绝了航空队方面的要求，并迫使航空队参谋部与陆军地面部队参谋部在地位上保持一致，统一置于“陆军部参谋部”的名下。陆军航空队的领导者们对此感到懊恼，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位空中力量独立成军的推动者却向斯帕茨将军保证说他将继续强力支持航空队独立成军。艾森豪威尔将军说：“航空队的那些小伙子们应当保持冷静，并为成立独立的空军而做好规划。”

1946年3月，在与艾森豪威尔将军（他此时已经取代马歇尔将军担任陆军参谋长）交谈过之后，斯帕茨将军创建了三个主要的作战空军司令部：防空司令部（Air Defense Command）、战略空军司令部（Strategic Air Command）和战术空军司令部（Tactical Air Command）。战术空军司令部的组建满足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求成立一个战术空中力量部门以支援地面部队”的愿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阿诺德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强调说，在战争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统一指挥的绝对必要性。这也意味着一个能够统辖各个战区的具有独立自主权的空中力量部门的出现，该部门由一位空勤人员指挥，与地面和海上力量具有平等的地位，而且各自单独对盟军最高指挥官负责。

“只有具备了这一同样平等的地位”，阿诺德将军争辩说，“空中力量指挥官才能够有权向最高指挥官提出他可以完成的任务，承担其应当完成的使命，并且他们可以在充分认识到空中力量的能力和局限性的基础上自由地履行这一职责。”

在战争期间，作战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设的各个委员会和理事会的活动来实现协同。尽管如此，阿诺德将军指出：“有太多重要和基本的事情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没有办法解决……在没有战争压力的情况下，之前的确存在过的协同往往会变得越来越不完整，而且效果也越来越差。”简而言之，现在已经到了立法制定一个单一的、下辖三个地位平等的军种（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国防部的时候了。

阿诺德将军固然应被视为是美国空军的“第一创始人”，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说服国会成立独立空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阿诺德将军的倡议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政治家手腕的补充。

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出的基本观点明确地导致了这一天的到来──在1945年11月16日发表一项关键声明时，艾森豪威尔果断地抛弃了准备好的发言稿，并开始强调空中力量对诺曼底登陆行动和欧战胜利的巨大贡献。他说：“诺曼底登陆是基于我们对‘空中力量凭借其压倒性的数量而影响陆地战争’的深刻信念，也就是说，空中力量的行动使得一小部分地面部队攻入一片大陆成为了可能……没有这样一支空中力量，抑或是其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而且没有它那种将敌人的空军从天空中清扫出去的能力，没有权力介入地面战斗的话，这次对欧洲大陆的反攻就是白日做梦了……除非我们对‘把空中力量作为一种战斗力量介入并确保登陆安全’有信心，否则我们进行诺曼底登陆就不仅仅是白日做梦了，而是在犯罪。”

像阿诺德将军一样，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早就成了成立一支独立空军的倡导者。在北非和西欧作战时，这位盟军最高指挥官与斯帕茨将军一起工作得相当融洽。艾森豪威尔欣赏斯帕茨将军那种默默奋斗的能力，并称他为“世界上最好的作战空勤人员”。艾森豪威尔将军对“现代化空中力量所能完成的使命”所表示出的敬意正在大踏步地增长着。他深信“三条腿板凳”的原则──即成立一个国防部，各个军种在这样一个单独的国防部中相互协作，以促进指挥上的统一，并实现一定的“经济性”。

代价不菲

艾森豪威尔注意到：“竞争就像我们拥有的一些习惯那样──少量的话它们是非常可取的；量太多时它们就是有毁灭性的了。”一个统一的国防机构能够以较少的钱来“买到”更多的安全。在于1945年11月接替马歇尔将军担任陆军参谋长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向陆军部总参谋部表达了这样一个深切的信念：“空中力量司令官和他的参谋部是一个与陆军和海军的参谋部协同合作且地位平等的组织。我知道其他人可以有他们自己的意见……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所有经验都表明这一点──这样一个不可逃避的结论──是如此地合乎逻辑，以至于单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一点的明智性不会再抱有任何的怀疑。”

艾森豪威尔将军接着说道：“在任何一个军兵种中，没有任何一位头脑正常的军官会对‘空中力量早就已经成长壮大了’这一想法有异议，而且，如果空中力量需要什么以表明他们与所有其他军种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话，我们无疑已经在欧洲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我听说他们在日本也已经确确实实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成立一支独立空军的额外支持来自哈里·杜鲁门总统。自从1945年4月成功接替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之后，杜鲁门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军事方面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战争期间，杜鲁门麾下的参议院委员会对军事采购活动进行了监督，并对国防工业中的欺诈和浪费行为进行了归档，这一切导致杜鲁门对军事的兴趣更高了。

像艾森豪威尔将军一样，杜鲁门总统也相信国防部门的组织结构必须作出改变。“被我带到总统任上的……最强烈的信念之一”，杜鲁门曾这样说道，“就是我们陈旧的国防部门组织结构……必须迅速予以重组，以确保我们未来的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杜鲁门还说发生在珍珠港的灾难“始终是军事体系不完善的结果，是由于统一指挥的缺失而导致的──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华盛顿都是这样，而不是陆军或海军指挥官个人导致的失败”。

杜鲁门总统也认识到了进行统一指挥的必要性，他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指挥部。”虽然在战争时期各个军兵种之间已经有了协作关系，但在和平时期资金匮乏的情况下这将会困难得多。在许多人都倾向于在经济上采取保守政策的情况下，杜鲁门总统也不可能让各军兵种参与到激烈的资金争夺中来。杜鲁门总统在吸取战争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让空中力量获得“平等”的地位。他说：“空中力量已经发展到了其职能与地面和水上力量相同的地步，其对我们战略规划的贡献也是同样巨大。在作战层面上，空中力量在执行总体计划时已经接受了‘对其单独授予任务’的状态。”

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要成立一个单独的国防部，由一位文职人员领导，并以军方总参谋长下属的一个办公室为补充。总统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刚出现不久的原子弹的影响──正是凭借其巨大的破坏力才结束了太平洋战争。

杜鲁门总统现在已经明确地站在了支持“国防部门进行重组”的一边，诺斯塔德将军也已经作好准备要在统一指挥系统的立法中发挥重要作用。1946年12月，成立一个统一指挥部门的计划被正式颁布。在阿诺德将军身上，诺斯塔德将军看到了一位“信仰”空中力量的行动者，并且他有着把事情推进到底的决心，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诺斯塔德将军的影响则不是这样：在这位欧洲战场上的盟军最高指挥官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则是理性的力量、乐观的重要性，以及不会因琐事而“脱轨”的决心。

就在阿诺德将军于1946年2月退役之前，诺斯塔德将军与阿诺德将军、斯帕茨将军和负责航空事务的陆军部副部长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进行了对话，后三者均同意未来的冲突很可能会从空中开始，因此应当全身心地让空中力量独立成军，以便将其打造成世界上最棒的空军。这意味着独立的空中力量可以控制自己的晋升名单，并可以向国会提交自己的预算。

诺斯塔德将军

海军的谨慎

早在1946年初，诺斯塔德将军和阿瑟·雷德福海军中将（Vice Adm. Arthur W. Radford）就以参议院军事小组委员会起草统一指挥工作的立法顾问的身份而展开了密切的合作。该小组委员会在1946年4月上报了一项法案，法案中包含了陆军部柯林斯将军（Collins，译者注：即美国陆军第18任参谋长）的计划、海军方面的《埃伯斯塔特报告》（Eberstadt Report，译者注：这是一份奠定了战后美国外交国防体制的报告）以及诺斯塔德将军自己的工作的特点。该法案要求成立一个单独的共同防务部门、三个地位平等的军种以及一位共同的防务总参谋长担任总统的军事顾问。不过，海军方面却依旧在反对这一立法。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V. Forrestal）和那群穿军装的海军领导者们仍然对成立共同的国防部长办公室和独立的空军抱有警惕。

尽管如此，杜鲁门总统却想要采取行动了。他命令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和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 Patterson）在1946年5月底之前解决他们在立法方面的分歧，并指出他已经决定不再为国防部提名一位军事总参谋长。诺斯塔德将军和赛明顿部长继续投入了工作，并小心翼翼地及时向帕特森通报相关情况。

诺斯塔德将军与赛明顿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赛明顿对诺斯塔德说：“我把我的心都交给你了。”诺斯塔德将军和赛明顿还与福莱斯特和雷德福海军中将进行了会晤，并于5月间在八个方面达成了一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未能解决单一国防部、独立空军、陆基航空力量的未来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地位等困难问题。杜鲁门总统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与帕特森、福莱斯特、诺斯塔德和雷德福等人进行了会晤，强调说一个共同的国防部应当被建立起来，而且要由一位文职人员领导，各个军种部门也将由一位文职部长管理。杜鲁门还说，海军方面将能够继续保留海军陆战队，以及对海军作战而言必不可少的飞机。总统还告诉帕特森和福莱斯特说，各个军种“应该在国防部长的统一指挥、权威和控制下履行他们各自的职责。三大军种对其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应当得到保留，以保持各个军种的高昂士气和团队精神。”

不久之后，福莱斯特在有关统一指挥的谈判中引入了一项重大的改变：他用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中将（Vice Adm. Forrest Sherman）换下了雷德福海军中将──要知道，即使在海军内部，雷德福也被认为是一位“强硬派”。福莱斯特和海军作战部长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断定谢尔曼海军中将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谈判，而且现在显然杜鲁门总统不会容忍事态有任何的停滞。谢尔曼海军中将不反对成立独立的空军，并因此而被认为比雷德福中将更“温和”──后者在后来指出，谢尔曼海军中将和诺斯塔德将军已经“消除了军种之间的僵局”。

艾克的信号

1946年7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授权诺斯塔德将军（他当时担任陆军部总参谋部计划和作战总监）和谢尔曼海军中将撰写了一份能够得到陆军和海军双方支持的统一指挥的计划草案。作为陆军部负责计划和作战的头头，诺斯塔德将军所担任的这一职位是早在十多年前曾由弗兰克·安德鲁斯准将（Brig. Gen. Frank M. Andrews）担任过的，安德鲁斯准将也是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空勤人员。艾森豪威尔是专门要求让诺斯塔德将军担任这一职务的，这也表明了他对空勤人员的信心，同时也向陆军部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在统一指挥的问题上他站在哪一边。

艾森豪威尔将军和陆军航空队的领导者们希望能基于职能而打造统一的司令部，不过海军方面则希望依据地理区域划分而建立相应的司令部。诺斯塔德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中将想要建立一套统一的指挥系统，每个战区都有一名指挥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每位这样的统一的指挥官麾下将设一个联合参谋部，由来自三大军种的指挥官联合组成。每位战区指挥官将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内控制陆、海、空作战。太平洋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在二战期间有时会出现这种棘手的情况）是通过成立两个司令部来解决的──远东司令部与太平洋司令部。1946年12月，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由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的《司令部计划纲要》（Outline Command Plan），在该纲要下共成立了七个联合司令部。

在批准了该计划之后，诺斯塔德将军和谢尔曼中将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后者提供国防部和陆军部、海军部及空军部部长的人选，每个部都由一位文职人员领导。

各部部长的角色和任务将由行政命令界定，行政命令将同杜鲁门批准后的立法同时发布。诺斯塔德将军和谢尔曼将军同意，他们将始终一起出现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面前。诺斯塔德将军说：“我们同意，如果我们当中的一个被叫到就会通知另一个，并会向委员会建议让他们也叫另一位来此。谢尔曼海军中将和我每次都会被邀请。很明显，我们之间有分歧，但这些分歧从来没有在原则上真正把我们分开过。我们从来没有在重新争论不同军种之间的差异上浪费时间。”

1947年2月底，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草案，法案要求由一位国防部长领导一个由陆军、海军和空军等部门组成的“国家军事机构”。海军陆战队仍将置于海军部麾下，海军航空部门将掌管海上侦察、反潜战和航运保护等职责。

听证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举行，6月初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通过了这项法案。一个协商委员会（Conference Committee）制定了最终的立法，并且在1947年7月26日由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还成立了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地位平等的军种办公室──其中就包括美国空军。

1947年，在C-54“圣牛”（Sacred Cow，这是杜鲁门总统专用座机的绰号，当时还没有“空军一号”。该机曾在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空军博物馆修复，如上图所示）号上，杜鲁门总统签署了成立国防部和独立的美国空军的法律文件

灵活反应

《国家安全法案》允许美国空军灵活地组织其总部和战地结构。像陆军部和海军部一样，空军部也将作为一个执行部门而构建。空军部将由空军部长领导，空军部长为文职，由总统指定，并由参议院确定。美国空军就是在空军部之下成立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将由总统提名，任期四年（译者注：即1460天，但亦有不满或超出的情况）。所有原陆军航空队的军官、准尉和士兵将悉数转入美国空军之中。

杜鲁门总统心目中国防部长的第一人选是受人尊敬的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但帕特森推辞掉了这一职务，他说他的财务状况表明他应当离开政府服务岗位了。接着杜鲁门总统又选择了詹姆斯·福莱斯特，福莱斯特被赋予了期望，即他可能会影响那些始终反对统一指挥并反对成立一支独立空军的海军军官们。

时任陆军部负责航空事务的副部长的斯图尔特·赛明顿一直是一位在国会中推动实现统一指挥的领军人物，他被杜鲁门总统提名为首任空军部长。斯帕茨将军也成了首任美国空军参谋长。

由此，1947年美国空军的诞生标志着这场“长途旅程”迎来了高潮。尽管如此，正如赛明顿部长所说的那样，这也只是一个更长的故事的第一章而已──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许多挑战不得不面对。尽管杜鲁门总统通过行政命令详细地阐述了空军这一新军种的角色和使命，但是长期的（军种之间的）职能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正如赛明顿先生所观察到的那样，国防部长处于一种较为“弱势”的状态，其办公室应当被加强，而且在1949年时也的确这样做了。在1949年的《国家安全法案》修正案通过的前一年，国防部长福莱斯特一直无法解决各军种在职能和任务方面的冲突。在深深的内心挣扎下，福莱斯特于1949年3月辞职，之后不久便自杀了。

空军经常被人们描述为在技术上最先进的军种。在1947年时就是这样的，正如其在1996年时那样。不过，在技术以及条令、计划和组织的下面，是那些把愿景变为现实的人以及长达数十年的乐观情绪，这一切最终造就了美国空军。那些人是勇敢的先驱者，他们的形象在我们的脑海中始终栩栩如生：他们在恶劣的天气下开着简陋的飞行机器，而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完成了一系列远程飞行纪录，并不断打破速度纪录；他们表达不受欢迎的理念，从而使自己的职业生涯陷入了危险之中；另外，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打造了一支全球性的空中力量，打败了极权主义势力。

在一场遍及全球的战争中领导了陆军航空队的空勤人员们同样是一群有远见卓识的人，也正是这群人组成了后来的美国空军，并为新一代开辟了道路。他们的远见卓识依旧那么敏锐，埃克将军（General Eaker）在1947年6月说道：“我们相信空中力量正处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在过去，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群会飞行的人，而在未来……其将更有可能是一群技术员和科学家。”

也许，没有任何一位空勤人员具有像阿诺德将军那样的睿智和眼光。早在1945年阿诺德将军就说，今天的飞机是“明天的博物馆展品”。对他而言，“一支空军总是处在被淘汰的边缘，现在的装备只不过是进步过程中的一小步而已。对任何一支空军而言，倘若不能保持其军事学说领先于装备，而且不能在军事学说方面保持远见的话，就只能使国家陷入虚假的安全感之中。”

原文附：美国陆军航空兵团（1926~1947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和期间，美国陆军空中力量的组织结构变化导致了一些持续的混乱，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围绕着空中力量的地位而展开的。

随着在1941年6月20日成立了陆军航空队，陆军航空兵团也成了陆军航空队的下属机构。1942年3月9日，当陆军航空队取得了与陆军地面部队和陆军勤务部队平起平坐的地位之后，航空兵团就只能作为陆军当中的一个战斗兵种而继续存在了，诸如骑兵或步兵那样。

在战争期间，仍然有人员被继续派往航空兵团。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有“陆军航空队总部，华盛顿特区”这样的信头的文件总是会在署名区显示出“约瑟夫·史密斯，航空兵团上校”一类的签名。美国国会在1926年7月2日创建了陆军航空兵团，1947年9月18日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而成立独立的美国空军后航空兵团被废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下属的28个“兵团”（Crops）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军官被委任到符合他们专业的兵团任职，其人员将整个职业生涯花在了单独的某个兵团之中，军官对兵团的忠诚度和对整个陆军的忠诚度别无二致。各个兵团有很大的自由度，结果导致其一个个如“小帝国”般的建设较为猖獗。

因此，当美国空军于1947年9月成立后，空军领导层决定不再建立“航空兵团”系统。大多数美国空军军官被委派给了一线空军部队的指挥官，这样他们就能在同一张晋升名单上展开竞争了──随军牧师、医务人员和律师除外，这些专业人员都不属于空军的一线人员，不过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晋升名单。在一线空军部队当中，区分主要是通过职业领域而完成。与陆军的“军”这一体系不同，空军军官直接被委派到整个空军之中，并对整个空军保证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