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家兴学，共济国难”——冯庸与冯庸大学

作者: 檀止遥

无论是历史苍穹上闪耀的群星，还是当下穿梭奔忙的你我，都是 人物 栏目记录的对象：生活，真诚而鲜活的生活，就是最迷人的。我们将不定期地出现，分享关于他们的故事。

重温《少帅》，我又一次被冯庸吸引住了目光。与发小张学良相比，这位同是奉系军阀儿子的空军中将，仿佛一生都藏在历史的阴影里。但得益于演员，《少帅》里冯庸的零星碎片，已然足够我拼凑出一个生动而立体的动荡时代青年形象。

张学良  冯庸

在只差一步就能从绞刑架上救下李大钊的时候，冯庸对张学良说“后面的戏怎么唱？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楼会塌的。”在和赵四小姐的对话里，冯庸侃侃而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和“这一代的侠”；在日军想以从事反日教学为名逮捕冯庸之际，他笑着反问“大学者教育也，何罪之有？”

冯庸这个人，几乎贴合了所有我对民国风度的理解。

如今，沈阳市铁西区有一个名为滑翔的小区，这里曾是冯庸大学旧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闯入冯庸大学，强行带走校长冯庸，并将所有在校学生驱逐出校园，还捣毁了学校的实习工厂和许多教学及办公设施。日军占领冯庸大学后，随即将其改建成飞机修理试飞机场，后改名为滑翔机场，“滑翔”这个名字就被沿用下来并保留至今。

冯庸大学，1927年由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冯庸创办，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学，亦是当时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

冯庸其人，一生可谓灿烂而坎坷。其父冯德麟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为至交，冯庸又与张学良同年出生，两人于是效仿父辈义结金兰，并同取 “汉卿” 为字*，时人称二人为“东北两公子”。但冯大公子并非空有家世而无实学的风流子弟，史料称他既“通文墨，善诗文”，又喜读兵书、善骑射，汽车和飞机这些时新玩意儿更是不在话下，称得上“文武双全”。

冯庸1920年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毕业后，即入东北军，历任东北航空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少将航空司令、装甲部队司令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他加入中华民国空军，军衔累至中将。

开飞机的冯庸

很难想象，冯庸这样的出身和履历，竟然愿意“毁家兴学”去做创办和建设一所私立大学这种有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为了建立冯庸大学，冯庸清理变卖了冯家的全部家产，除银元现金外，还将大量的土地商号等做为校产，其收入投入学校日常运转。后来学校资金逐渐运转紧张，校产收入已经难以维持学校正常支出，此时冯家的家产只剩下冯庸为母亲养老留下的两处丝房，但为了支持冯庸大学，冯老夫人毅然变卖这两处丝房，将全部资金投给了学校。此外，冯庸三妹和四妹碧君、丽君二人，亦用嫁妆专款购买飞机捐赠冯庸大学，这架飞机后来被命名为“碧丽号”。

其实回顾冯庸的人生轨迹，又觉他能做出此举实在再合情合理不过。

他19岁从戎，年纪尚轻便已见识军阀混战下无数有志热血青年无辜殒命，两次直奉战争让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公子开始反思战争的意义与国家的发展前途。电视剧《少帅》里冯庸有几句台词，后人大概能借此一窥历史上的冯庸：“这么些年，我们打过的仗都没有是非，只有撕心裂肺。”“谁落着好了？谁都没落着好，那还打什么打？”

冯庸将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于工业与教育。1925年底，冯庸辞去军职，转身投入教育事业；1926年，冯庸着手经营奉天大冶工厂以及东北第一所私立工科专科学校大冶工科学校；1927年春天，冯庸大学动工，同年8月，冯庸大学正式挂牌招生。这所以“自强不息，知行合一”为校训的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西式大学，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也是极为先锋的存在——军事化管理模式、全外文教材，甚至拥有教学飞机和属于自己的飞机场。

冯庸大学创办那一年，冯庸26岁。他既是投资人，又担任校长和学校的训练总监。

冯庸、龙文彬夫妇

冯庸在这所冠以自己名字的大学中投入的精力和心血不可谓不深厚。他与学生们同住在学校。每天清晨起床号角吹响的时候，他会亲自打开宿舍门，用常挂在腕上的手杖不停地敲击地板，并高呼“起床了”以督促学生。起床后，他还会先骑马围着操场跑几圈，然后驾飞机飞一会儿。冯庸会和学生一起用餐，观察学生是否吃饱，还经常到宿舍和学生攀谈，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

冯庸大学也一直贯彻实行着冯庸的办学宗旨：“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它讲“八德八正”、“五尚五诫”以培养学生品德；相信工业救国，进行军事训练，实行强迫性的体育制度；注重教育的公平性、广泛性和公益性。

冯庸大学的校旗中间有一颗大八角星，其中有红色“工”字，象征冯庸“工业救国”的教育思想，也表示学校主要以培养工科人才为教育目的。冯庸大学校歌中亦有歌词：“谨记学行实践，救国以工。”

冯庸大学旧照

凡是冯庸大学的学生，人人都要接受军事训练。他们每周需要学习不少于六小时的军事操典、筑垒、教范和阵中勤务令，还要进行操场和野外训练，寒冬酷暑、狂风雨雪也从不落下。冯庸亲自领导学生春初到野外军训，大地泥水甚多，学生迟疑不愿卧倒，于是他率先卧倒，膝盖划破也毫不在乎。因为这样的训练让冯庸大学看上去就像军营，所以当时东北人民也将冯庸大学与北大营、东大营并列，称其为“西大营”。

重视体育锻炼是冯庸大学的一大特点。据冯庸大学学生、军事记者刘毅夫的回忆：“冯大每晨五点钟起床，全部没有脸盆、没有浴盆，每个大寝室有一个冷水盥洗室，每个学生都要赤条精光、跑进去接受冷水淋浴，室外零下四十度时，冷水反而等于热水，浴后集合在风雪刺面的旗坛上行升旗礼，然后是一小时的晨间运动，冯先生说：‘要去掉东亚病夫的侮辱，就要先锻炼体魄。’”冯庸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他的百米成绩是13秒，高栏成绩是18秒5，曾在篮球比赛中一人独得四十多分。1928年9月下旬，在由冯庸提议举办的第一届东三省联合运动会中，冯庸大学仅以0.5分之差，名列总分第二，在奉天名噪一时。这次运动会 “开辟东三省体育之先河”，此后东三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体育运动的高潮，涌现出刘长春、孙桂云、于希渭等优秀体育人才。冯庸大学的体育水平也突飞猛进，到了1930年甚至超过了东北大学。
冯庸大学为求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首先从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下手。在当时的中国私立大学中，冯庸大学是极少数对学生实施免费政策的学校，免费范围包括伙食、制服以及全部学杂费。不仅如此，冯庸大学还实行带有普遍性的奖学金制度。所以，即便家境穷苦的学生也可以得到学习的机会。冯庸希冀通过这种办学理念来改变社会的不公平，改变社会的落后，使千万个底层有志青年改变命运。

冯庸所有的关于教育的思想全都着眼于爱国与报国。他想培养的，是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

冯庸（前排左四）、龙文彬（前排右四）夫妇，与沈阳美龄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合影

九一八事变后，冯庸被捕。面对威逼利诱，他只说：“因此若杀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势不为卖国贼”。后来日军将冯庸劫持到日本东京，他经日籍友人保释，借机从日本逃出，辗转到香港，由香港返回北平。回到北平后，他又将逃难来到北平的冯庸大学学生组织起来，在北平复校。

东北流亡学生是最早扛起抗日救亡大旗的一只革命力量，冯庸大学的学生自然不可能落后于其他东北学生，可以说，冯庸那些教育理念的成果都在抗日战争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燃起烽火，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在冯庸的组织和带领下奔沪参战。为了鼓舞冯庸大学师生的抗日爱国热情，冯庸还编创了新的校歌：“大陆黑沉沉，同胞血殷殷！人权解放，我们责任；痛恨那帝国主义，穷凶猖狂！誓扬民族光，慷慨赴国殇！百年奇耻，恨难忘！还我河山，志悲壮！”义勇军们身穿黄呢军服，每人戴一顶白兔皮毛缝成的双耳下垂的皮帽，肩背红绸大刀，唱着义勇军歌，从北平的广安门步行到前门车站，其凌云壮志成为一次极为生动的抗日宣传。

在126名学生义勇军队伍中，还有16名女学生组成的“女子抗日义勇中队”，由冯庸大学体育系学生，也是冯庸的夫人龙文彬出任队长。因被登在《中华》杂志封面上，龙文彬还成了当时女子从军上阵的新典范。

同年冬天，日军进攻热河，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与抗日。这次战争中，有教师和学生或死亡或负伤或被俘。热河沦陷后，冯庸及学生义勇军返回北平，但由于日本侵略范围扩大，华北亦岌岌可危。

国难深重，偌大国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冯家私产亦耗尽，难以维持冯庸大学的运维。冯庸“毁家兴学”之志已无法实现。1933年6月，经张学良批准，冯庸大学正式并入东北大学，“冯庸大学”成为历史的尘埃，冯庸本人则加入民国空军继续抗日。

1949年，冯庸随国民党迁至台湾。以他的资历和功绩，想要换取物质上的富足再容易不过，但他始终自持而清苦，甚至在看到台湾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景气后，自动放弃了原本每年例行的冯庸大学校庆聚会——而这本是他少有的社交活动。可他又在慈善事上十分积极，即使知道当时台湾充斥着太多“伪慈善”活动，但看到募捐广告时仍然愿意捐出自己绝大多数的资产。

冯庸和他的学生

冯庸曾这样概括自己从军和办校经历：“余曾尽忠国家，以廉勤公正为矢；亦曾尽孝民族，以明耻施教为的。”但现今看来，此句用以泛泛而评冯庸的社会责任感和为人脾性，竟也毫不违合。

1971年，冯庸70岁，他为自己立下了一份遗嘱。开头是这样写的：“生于变乱，鲁钝无成，民德日颓，隐患无穷。当兹伦常崩解之世，能得埋于母坟阶下，吾心安矣。”

1981年，冯庸去世。2013年，在冯庸远离故土六十多年后，他的外甥张文琦将其骨灰迁回沈阳，葬在龙泉古园的汉卿园。汉卿园草木葱郁，冯庸的墓碑后安然矗立着他的半身石像，上刻四句诗：

如此男儿生不虚，万间广厦意踌躇。将门多少贵公子，吾爱冯庸并世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