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船北归》前后的世界船王董浩云及环球航运集团

作者：卢铭安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败退前将招商局及部份民营航商的船舶带往台湾，而多数民营船东对两党缺乏信心，将旗下船只改挂他国旗帜，或是将其航行于境外航线。

全囯解放后，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等地处于船荒人荒境地，为了突破蒋介石的海上封锁，和解放台湾作准备，中央提出「巩固北船·争取南船北归」的口号，史称《南船北归》。中央及地方航运部门和海员工会视《南船北归》为头等重要工作，当然其他部门包括统战和情报机构都要配合，尤其是当年上海军管会航运处和留沪航运界同仁最为吃重，这是因为48年底到50年有如下中国大航运公司旗下船队滞留在香港，其中绝大部分是上海籍船东，他们都在港开设了公司，控制所属船队的走向，这些公司有：国营招商轮船总局、民生、中兴，中国航运、复兴航业，以及中小型等船队，而停舶在华南(包括香港、台湾等地)私营船只共有 146 艘，总共载重吨位达56万余吨。

《南船北归》的进程中，董浩云为何当年没有率船队北归，此疑问一直是中国航运界的迷底，笔者认为他的儿子董建华是知内情的，当然有关部门肯定也明白其中的要素，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解密”现象自然而然浮显水面，最引人注目的是2017年7月董氏集团出售旗下“东方海外/00CL”航运公司，接盘的是中远海集团/COSCO，追随中国航运业历史，这一轰动国际航运界的大卖买让人跌破眼镜，但是，确实是谁也没料到的令人叫绝又叹息的《南船北归》，这种超高境界的特殊北归方式，今后很难再显。

追忆当年，董浩云已是中共争取滞港航运界大佬北归的风向标，虽在49年时的中国航运界比董浩云资格老的有：民生公司卢作孚，复兴航业公司杜月笙、中兴公司钱新之、大达公司杨管北和招商局徐学禹等人，但是，当时只有37岁的董浩云不仅是航运界的后起之秀，还是颇有规模的中国航运公司的独立船东，他在1940年就在美国注册了独立的金山轮船公司，加之他是众人信任的复兴航业公司的专业性操作者，这一切成为航运界内行们认可的明日之星，理所当然是海峡两岸特别“关照”的风云人物。

年轻时的董浩云

早在南京、上海易手前夕，中兴、复兴、益祥、以及中国航运等几家规模较大的民营航运公司就已将旗下大部船只南下香港，拟在香港成立一家（共同）联营公司，上海银行界大佬陈光甫将其称为“逃难营业”。此时此刻的董浩云与大多数人一样举棋不定。也曾一度抱有《南船北归》的意向。

有意思的是在1949年后，董浩云将6艘较旧的船只随中国航运公司总公司迁至台北，迁台后更名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Chinese Maritime Transport Ltd／简称 CMT）；性能更好的天龙轮、通平轮、瑞新轮、天翔轮、北京轮等均开往香港，船旗改为巴拿马，归入香港金山轮船公司旗下；而留在上海的只有71.26吨的拖轮“广益”号（天津益记轮驳公司卜所有），2艘450吨长江铁驳北通号和北达号。

虽然也有部分航商率船北归，如卢作孚、刘浩清等，但毕竟不占多数。由于国内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运动等原因，旅港船东大多选择继续留港观望。以前香港的航运业一直由外资垄断，当时控制香港航运业的两大巨头分别是美商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英商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 Co., Ltd.）。1949年后，来自上海的航运资本，带着众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海员来到香港，尤其是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后留下的大量海军军官和士兵，为这些华资船东提供了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一旦遇到航运市场的契机，华资船东的船队得以迅速扩大，从而改变了外资垄断香港航运业的局面，也奠定了50年代香港航运的基础和基调，也成就了董浩云船队的发展壮大。

董浩云创立的中国航运公司是国内一家重要的民营航商，旗下拥有众多海 轮。更重要的是，董浩云年轻时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地下党领导的左翼团体“蚁社”的骨干，非常想立根家乡上海，上海不仅有他亲朋好友，志取相同的同行，更有他值得信赖的挚友，其中陈已生和赵朴初就是名副其实的，可敝开心扉说知己话的人，当时陈已生、赵朴初都是大名顶顶的左翼进步人士，但此身份定性只能趋于保守。

1938年26岁董浩云曾全资持助赵朴初办的“工华”(工部局华员俱乐部）难童无线电培训班，也全部由陈巳生联系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秘密送往温州再赴新四军。其中就有后来的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堤，当时14岁的杨堤已是中共党员，还有张太雷烈士（中共早期领导者）的小女儿张茜蓉。由此可见，没有过命的友情。三人不敢合做“杀头之罪”的活。

所谓全资是一千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资金，据董浩云好友李伯龙等人回忆“原蚁社社员董浩云，原在天津航业界工作，那时离津(应是离沪)委托‘工华’（注：即‘上海工部局华员俱乐部’），他认为我们‘工华’应为此出力，并资助一千元”。这位上海淮海路“牛奶棚小开”出身的红色戏剧家，在80年代初期与董浩云通信时，也曾劝他投资内地。

1939年7月，董浩云出资赞助由陈巳生、赵朴初等组织的左翼的上海业余话剧义演，为新四军募款，1942年还向由陈赵俩人担纲募款委员会委员的上海儿童图书馆捐款。

那时，董浩云和董汉槎等人出资法币1亿元创办中国航运保险公司。同一时期，中共保险业系统的地下党员谢寿天邀请郭雨东、陈巳生、关可贵、董国清等为发起人，创办了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华银行副总理孙瑞璜为董事长，陈已生为总经理。不久，为了对抗日本保险业，由大上海、大安保险公司发起、首创的分保集团一一大上海分保集团。参加者有大上海、大安、中国航远等19家民营保险公司联合组建，集团中的各保险公司的“领导们”不是好友就是同事，譬如孙瑞璜的新华银行是董浩云指定为中国航运公司股款代收银行，而宁绍保险公司的陈已生与董浩云既是同行又是擎友，民国时期的企业资本相互参股投资，如同豪门的亲上加亲，加之中共地下党在保联，银联都设党团组织，确实让局外人看得眼花缭乱。

顺带题外话，即使笔者深入阅读不少有关文章，总是感触自已有时也是雾里看花，处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境地，比如解放前，董浩云和时任上海市银行副行长的包玉刚应该认识，但又没确切资料给予印证，无论怎么说，有一点可以确定，当初的军统中统对付日伪特工是有办法的，然而，对付战斗在上海金融保险系统的地下党还是束手无策的。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赵朴初中(中)与李伯龙（左）

上海有名的梅龙镇酒家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站，而董浩云是发起人和股东，酒家老板是30年代著名电影名星吴湄（地下党员左翼人士），常务董事李伯龙，翻开梅龙镇酒家创立时的股东名单，不乏上海名流和文化界左翼人士和地下党成员，成为抗日时期中共地下党和文艺界进步人士的重要活动场所，酒家外墙为红砖，内装饰大红成分居多，再兼有进步人士往来，红上加红，被称为“红色沙龙”。

由此可见，年轻时的董浩云身边的信赖朋友几乎都有地下党的“嫌疑”，譬如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陈已生和赵朴初，陈已生50年代初期就是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行政7级副主任，被誉为沪航业钜子，赵朴初曾任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俩的地下党“嫌疑”还胜过董浩云。所以山海里陈氏爱国家族长辈，陈已生的长嫂张佩珠（解放后，时任上海家庭妇女联合会会长)亲口告诉孙辈，董浩云和包玉刚都是共产党的人。至于是怎样的共产党已无从考证。

工华难童无线电培训班的合影

当年，董浩云不仅主动积极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抗日进步组织的活动，还是一位年轻有名的公益慈善捐助者，上海“申报”有过多次对董浩云的报导。

《申报》1939年1月4日，刊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收款汇报第八号》，其中有关于天津航业公司和董浩云的捐款记录：“天津航业公司五十元，方瑞六念元，叶绪耕念元，王更三念元，董浩云十元……”从报纸出版时间看，正是董浩云回到上海的第5天。1938年12月31日，董浩云结束了在天津的6年生活，回到上海。也就是说，董浩云一回到上海，没几天就代表天津航业公司，和各位同仁一起，向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捐款，表明其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切关注。同时捐款的还有他的上司叶绪耕、王更三等人。

1941年09月22日出版的《申报》，刊登《上海幼幼教养院鸣谢募字第三号》：“本院近以物价高涨，影响经济支绌，爰举行征募捐款。……董浩云经募天津航业公司、通成公司、隆大厂、新昌盛行各五百元，泰昌栈、中通公司、恒昌祥号各三百元，俞钧孚先生一百元，发达工程公司三十元。”

据文中介绍，董浩云所募集的资金主要来自天津航业公司、通成公司、中通公司等这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企业，总共募集资金达3030元。

在上海“孤岛”时期，董浩云接触了不少中共和左翼进步人士，受他们影响，当年的董浩云思想激进，目光远大，在航业界虽属后起之秀，但人脉甚广，加之其老岳父和泰昌祥轮船公司是上海老牌轮船公司，因此 他的动向自然成为滞港上海帮船公司老板们关注的目标。

若从董浩云生平大事说起，读者也会从中发现有用的思路，回头再寻找“迷底”，那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由于各种媒体对董氏集团有过层出不穷的报导，本文只从1936年说起。

那时，年仅25岁的董浩云拟定了一份《整理全国船业方案》，呈送交通部。他提出这个方案，主要目的是希望在政府资助下，成立一个航运信托公司，以促成中国民营小公司的合并经营，充实本国航运力量，为今后收回沿海及内河航运权，并筹备开通国际航线作准备。

1937年4月，上海宁波人董浩云与同乡好友董汉槎（中国保险业先驱)等发起创立中国航运信托公司(简称中航)，总公司设在上海陕西北路（西摩路）414号，这是一幢四层欧式楼房，居住者除办公人员，还有不少家属。公司开张时，只有一艘千吨左右的货轮，毕竟是自己拥有的，也开始代理运行其他公司的船舶。

抗战时期，中航信托与中国各民营轮船公司一样遭受了灭顶之灾，董氏公司也落入日军之手，余下的船舶中一些船只回应国民政府号召，沉于长江封锁航道，拒日舰西进武汉。

辛亏董浩云保住了公司的几条船，而后举家迁往“陪都”重庆。此时，董浩云的航运事业跌入了低谷，但是，他无时不刻地绞尽脑汁寻找对策，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董浩云于：1940年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独立的“金山轮船公司”，是年3月19日，中国航运信托公司改由英国注册的公司在上海宣告成立，办事处设于外滩的汇丰银行大厦300室，其后办事处又搬迁到其岳父顾宗瑞名下的瑞华银行(爱都亚路1号,今延安东路)。公司成立后即购买了两艘旧轮，为了经营上的便利，两轮都悬挂巴拿马国旗。其中“Capella/海星号”是一艘客货轮，因为设有统舱船位，特别适合航行于中国的沿海城市，而“雷梦娜”( Remora总吨位3500吨）是1920年由美国建造的一艘货船，是年9月该轮曾全部聘请中国人驾驶，往返于远东与美国西岸，由上海经菲律宾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的 Portland港口，成为中国现代远洋航运史之伟大创举。

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中国航运公司作为“敌产”被日军接管。董浩云只好重返上海，又将爱都亚路1号作为公司的临时办事处，由于公司没有船只，只能租用了一艘“北铭”号小轮(约667总吨)，经营上海至天津间的航运，这是“中航”最凄惨的年代。

抗战胜利后，董浩云申请“中航”复业却被政府财政部以在香港注册为由驳回，其立马另起炉灶，于1946年8月，董浩云在上海宣告成立中国航运公司，自置天行号等十艘海轮，共10佘万载重吨，在国内近海各口岸不定期航行，还经常承运台湾物资，航驶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区。

到1948年底，董浩云一举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私人船东。在其创业过程中创下不少历史记录。

1947年8月4日，全由中国海员驾驶的“天龙”货轮从上海出首航途经法国，穿过大西洋抵达美国诺福克，“中航”此举震动了航运界，也成了新闻界的重要新闻。次年，由船长费肇基率领59名中国海员驾驶的“通平”号（当时是中国最大的货轮）成功地由上海抵达旧金山。这是董浩云的事业和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旗下天龙、通平轮乘风破浪，远渡大洋，相继开辟了中国通往欧美的远洋航线，中航谱写了中囯远洋航运史的新篇章。

1948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航联意外责任保险公司，为中国保险业资本最雄厚的保险公司，杜月笙任董事长，在钱新之、徐学禹、杨管北、卢作孚、董浩云、骆清华、李叔明、杨经纶、徐恩曾、王更三等董／监事，在这些上海航运界闻人中，董浩云是最年轻的董事。与此同时，“中航”在台北设立分公司。

是年12月，董氏举家乘坐招商局“海文”轮搬迁香港，（早在 1940 年前后，董浩云就在香港的高尚住宅区九龙塘施他佛道置了一处房产），随后，“中航”也在位于香港金融中心的中环皇后大道中鹧鸪菜大厦420 室设立了办事处。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这天上海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在上海国际饭店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董浩云是最后一次参加了会议，此后，他离沪赴港直到去逝再也没有踏足大陆。这也是董浩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董氏走后，上海“中航”由副总经理锺山道主持公司日常工作。但其旗下船舶都南下香港和台湾。

董浩云来到临时安身之处香港后，就着手处理和经营“中航”和“复兴航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复兴航业”另设篇章）。但是，当时美国与台湾关系恶化，因为欠着美国银行的贷款，董浩云在复兴航业2艘船只被美国借机扣留，只好将仅剩一艘船改册到在香港注册的金山轮船(分)公司。

此时此刻，暂时栖身香港的董浩云面对着一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站队决策部署，而国共双方也使出浑身解数，争夺南下滞港上海航运界人和船的归属。

1949一1950 年，《南船北归》的滞港船舶有志新公司的“海王星”，大中华公司的“大江”，民新公司的“新康”，安达公司的“沙根”等多家公司及十几艘海轮北归，尤其是招商局的“13轮起义”和民生的“18轮”北归，这些公司的掌门人都是航运界知名人士，与董建华有着多年交往经历，可想而知，带给董浩云的冲击不是一点点。这一切可从洋洋大观的上中下三册“董浩云日记”中找到佐证，1628页记录了董氏从1948年至1982年几乎每天的重要行程，透露出他的心路历程，却独独缺少48年11月28日至49年6月20日近7个月的日记，这有些异常，这期间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相继解放，尤其是国民党丢失北方天津和南方上海两个最重要的海港，对董浩云的触动肯定是刻骨铭心的，他和他的事业直接面临选边站的大难题，然而没有记录，是日记主人公太忙无暇落笔，还是编注者认为内容过于隐私不便公开。总之只能借用其他资料作一补叙。

上海解放后，周汉楚(天津航业公司经理)曾专程前往香港，会见老同事老朋友董浩云，俩人多次商谈今后的去向，当部份北归的船只在天津成立了华北联合办事处，办事处召集人周汉楚特将办事处的货运情况、船舶吨位以及货运价位等资料转告董浩云，其目的是希望董浩云下定决心早日北归。

曾任新大陆轮船公司董事长，兼轮船同业公会秘书长的李云良是航运业的前辈，也是董浩云的老朋友，新大陆轮船公司的“新中国”和“新亚洲”两轮北归后，李云良也于1949 年从香港北归上海，其后被当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聘为交通部参事。1950 年时，他作为董浩云老朋友也前往香港动员董浩云回国，但无功而返。

上海大中华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刘浩清与董浩云年岁相近，志趣相投，家国情怀，事业前途和希望国家富强是俩人谈话的常题。

当时，国家正呈现一派新气象，百废待兴，而且政府也允许资本家合法经营，不少上海帮各企业大佬离港回沪，其中有“火柴大王”刘鸿生，他曾担任过招商局董事长，这对董浩云刘浩清影响很大，共同复兴国家的经济也是大家的愿望，因此董刘俩人都有北归的想法，不久，只是刘浩清将旗下的三艘海轮分批北归，但他从未透露董浩云为何最终没有选择北归的原因，不透露并非不知情。而董氏本人坐镇香港，并分别在香港台北设立船公司。

此时的台湾当局似乎表面没派人专程到港游说董浩云，这是因为“中航”一年前就在台北设了分司，至于董浩云最终没有率船北归的原因甚多，主要有：

1950年1月，停泊香港的招商局13艘船（其中6艘美债船）宣布起义，美国以债权人地位也对董浩云占股很多的，复兴公司航行海外的7艘船扣留抵债。

是年3月12日，贺衷寒一出掌国民党交通部，极为重视鼓励海外航业机构迁台事宜，亲自致函杜月笙和钱新之，希望他俩能将复兴航业公司迅迁台办公，为滞港其他航业公司作出带头作用。于是杜月笙、钱新之和杨管北频频商议，据说蒋介石也带话杜钱俩人，于是乃由杜月笙拍板，既然复兴航业公司大部份船只，系由政府担保借贷美国债款购买，那么，就顺水推舟做得漂亮些，杜月笙、钱新之双双出面，以自身年高体弱多病的理由，表示无意继续主持复兴航业公司的业务，他们二位要求成立一个复兴航业公司监理委员会，而将复兴航业公司改由官方营运。复兴的整体迁台对董浩云影响之深不一般。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当时人在日本的董浩云敏锐地感觉到，国内外局势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客观上导致他此后最终选择坐镇香港，与台湾保持密切关系，经营香港台北两地的旗下船队，欲想大展宏图，实现做“现代郑和”的理想。

当年的美帝第七舰队

然而，这年7月5日之后，直到1951年元旦之前，又有近6个月日记空白，事必有因，幸亏董浩云在12月24日(补记)的日记上写道:“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乘CAT机赴台北，距上次离台日期，达九个月之久。此次飞台仅在二十四小时前决定，站在自己岗位上，自不得不有此一行，毁誉得失，亦无从计及了。旅台达三个月之久，日为复兴航业公司事奔走折冲，其间将中国航运公司4总公司近台有所布置。俞丹、董汉槎，程云庆诸兄相继来台，完成了使命一部分，我则于十一月十五日乘 Northwest飞机返抵香港，亲友均来接。丽真尤喜出望外，所谓不能出境之流言，均一扫而光。” （注，丽真是董浩云夫人)。

为何补记已不得而知，但信息量极大。一一“距上次离台日期，达九个月之久。” 可以推断赴台之前的九个月，他乃在观望是否北归。

“此次飞台仅在二十四小时前决定，站在自己岗位上，自不得不有此一行，毁誉得失，亦无从计及了。”一一1950年8月14日，董浩云又一次飞抵台湾，美国第七舰队配合台湾当局加强封锁台湾海峡，他不得不仓促赴台决断自己事业的今后走向。至于这次客观上充满政治倾向的商业决策，所引起的毁誉得失后果，他也无法顾及了。

“我则于十一月十五日乘 Northwest飞机返抵香港，亲友均来接。丽真尤喜出望外，所谓不能出境之流言，均一扫而光。”一一在台期间，董浩云将中国航运公司总公司正式搬迁至台北，并易名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Chinese Maritime Transport Ltd.，简称CMT)，并在基隆、高雄、东京和香港设立分公司 。在这次赴台前后因长达三个月，外界已盛传董浩云不能离境，补上一段日记，表明他来去自由，给足了台湾当局面子，也为以后密切与台湾关系的务实做法。不然，分公司和那几艘可怜兮兮的船还在人家手里，加之他占有相当股份的复兴航业也迁到台湾，董浩云从实际利益考虑，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或另有其他考量而“迁台”已不重要。不知内情的人只能靠分析耒推定，是否符合逻辑，仁人仁智。

虽然，此时的董浩云立足香港，开始着重与台湾打交道，但是董浩云并非完全倒向一边，爱国港商刘浩清在《我和董浩云的交往》一文中写到，1950–1951年董浩云旗下的船队也常常开往大陆。期间，台湾的情治部门也开始为了董浩云设有专档，尽管收藏的多为各个时期有关董浩云活动的剪报等资料，并未发现有什么大的违规事项，也没为难“中航”和董氏本人，很可能是董氏货轮采用了巴拿马船籍的迂迥方式，运载的大部分货物不是战略物资，但肯定是大陆所需的必需品。当时，即使那些己北归大陆的不少民营轮船公司也是靠挂外籍旗为新中国运输货物。

1951年初，香港华润公司依陈云的指示，派出地下党员谭廷栋扮成富商，在新加坡采购了3700万吨橡胶，谭又委托董浩云租用了一艘米字旗轮船“南希·马勒”号（船东是马勒家族在上海开设的马勒航运公司）， 载着这批物资，顺利驶出新加坡，在开往广州的半道上，被英国海军军舰拦截返航新加坡，由于装运是被西方列为禁运中国的战略物资，为此，董浩云上了新加坡海关黑名单，被禁入境。

此时在港的董浩云不仅仅与新中国保持贸易往来，还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的进步团体展开活动。

1951年，由左翼文人顾而己执导，顾而鲁，陈娟娟主演的“港版”《小二黑结婚》上映后，在香港引起一场轰动。同年10月27日，《小二黑结婚》在北京公映，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此后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小二黑结婚”热，1962年，毛泽东调看了评剧《小二黑结婚》的影片后，称赞它“讲明理，通神韵”。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港版《小二黑结婚》电影会与董浩云大有关联。

其实，当初在港的左翼进步导演顾而已在拍摄电影《小二黑结婚》时缺少50％的资金，那时的文化人两袖清风，囊中羞涩。情急之中，顾而已和演员顾也鲁想到了香港“金山航运公司”经理董浩云，当年在上海时，仨人都是“蚁社”里交往甚密的热血青年，知道董浩云曾资助过许多进步艺术家，而且，当年顾也鲁也是梅龙镇酒家的股东。

顾董见面后，董说他很喜欢《小二黑结婚》小说，闲话一句，当即对顾氏表示：“你们的责任是拍好电影，资金由我解决！”并且要求，他只管出钱，但是不要挂名。这是董浩云的一贯作风，也考虑到不可让台湾当局获知，他资助了这部风摩大江南北的共产党电影。

文章写到这里，笔者忍不住插入自己的想法(仅供参考)，起到事后诸葛亮的作用，从以后的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的展现客观事实来看，中国航运界老前辈董浩云先生的选择是正确的，也对得起自己所怀有的一颗爱国的中华民族家国情怀。

1950年8 月 16 日，台湾当局公布对于与大陆来往的轮船予最严厉处罚条款。用其海空力量严格封锁台湾海峡，期间屡屡发生美台用军舰劫持商船事件。

1950年民生轮船公司的“太湖”轮和51年大陆实业公司的“春和”轮都因北归途中被国民党海军拦劫到台湾。

1953年10月和54年5月，一年不到的期间，台湾海军先后劫持了中波海运公司的“布拉卡”号和“哥德瓦尔特”号。

1954年又发生了蒋介石劫持苏联“图阿普斯”号油轮事件。

从54年下半年起，鉴于美蒋的海盗式疯狂劫持商船行为，行驶中波航线等来中国的波兰国旗船，一律先驶往榆林港等待中国海军护航，放弃停靠华东华北等港口，由海军护航停泊广州黄浦港卸货，再转载铁路运输，这种高成本的海陆运输直到1957年才停止。

在当时海峡两岸严峻的态势下，董浩云能支配的货轮只有六艘，经不起被国民党海军的扣压或拦劫。再说，自 1950 年 11 月 15 日离台后，董浩云长达十四年没有或不敢踏足台湾，也造成1952年后，到董氏逝世之前，本人几乎很少公开与内地直接发生关系。

朝鲜战争期间，“中航”和“复兴”在运输中大赚了一笔，而后，台湾当局归还了此前征用董浩云的船只，于是董浩云借机扩充了船队规模。

1952年，从英国购买的第一艘万吨级货轮，易名为“海洋海王星”，又称“端云”号。

是年，董浩云又将金山轮船公司改在香港注册，开始以香港台湾为基地，大肆扩张旗下的船队，向世界航运进发。

1956年，董在欧州建造了华人第一艘散装货轮“东方之星”号(排水量13300吨)。

1962年2月，“中航”的 “如云”／Ru Yung号客货轮(载重量12400吨)首次航行至纽约，《纽约时报》以头条篇幅的专文盛赞董浩云的创举。为开辟台美定期航线，董浩云特意从《史记·五帝本纪》取出“如云”二字为该客货轮船命名。

董浩云在首次抵达纽约的“如云”号轮上留影

1967年，董氏家族成立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Orient OverseasContainer Line，简称OOCL。董氏集团率先将公司的七条旧船改为集装箱船，与时俱进首创华商集装箱海运业务，接着又向日本船厂订造了七条新船，开办全集装箱船业务。

与此同时，董氏航运获得台湾当局的资助，先后向日本订购了载重22万吨级(VLCC)以上的油轮共18艘。共分三批，最后一批是每艘30 余万吨的超巨型油轮(ULCC)。

1970年前后，董浩云购进3只豪华邮轮，成立邮船公司，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兼营集装箱轮船和邮船的中国人。

1971年9月4日，由18000总吨的“大西洋”号邮轮(s/s Atlantic)改名为“宇宙学府”号(s/s Universe Campus)，先行替代后来失火沉没的“海上学府”一一伊丽沙伯号(排水量83600吨)豪华客轮。承担海上教育的任务，从洛杉矶起航，于圣诞节前安全抵达东岸的纽约，完成了为期100多天的秋季环球教学课程。这所具有历史意义的海上大学就此诞生，它的成立，得到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国际政界领袖、学术界人士的普遍赞扬。

1973年4月, OOCL正式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定期航班和集装箱船运公司，为香港跻身世界集装箱运输中心创造了条件。

4月28日星期六， 董浩云在忙碌的生意之余，乘着00CL上市之兴，不忘为国共合作搭桥，试图推进两岸三地的航运业更上一层楼，他在日记如此记载：“今日下年五时，与潘静安先生晤面，系沈敏、世华邀来同观中文电影Energy Resource和Queen Elisabeth战时贡献，他说电影很动人，不知真的会的感动他否，沈敏说“海上学府”是上情不能下达，希望今后可无事，又曾探北京／台北解决岐见可能性，看来眇望(茫)。”

潘静安即潘柱，人称“潘光头”，香港中国银行副总稽核，他的另一身份却是中共中央调查部(简称中调部)驻香港负责人，也曾是著名演员沈敏丈夫李世华地产公司的董事，而沈敏却是当年“蚁社”属下的有才女之称的话剧演员，董浩云对潘静安的真实身份当然一清二楚。

然而，处于眇茫数月后，潘静安转告董浩云，他制作的《演变中的世界》这部电影可以带到北京，又告知章士钊香港病逝⋯⋯。

至此，从49年算起，二十几年已过，国内的造船机构和董浩云也开始了相互的关注。董浩云认识潘静安的第二年，在巴黎遇见老朋友，法国著名的造船厂经理，此人刚参加完北京造船的洽淡会，他告知董，在北京开会期间，中国政府曾多次向他了解董浩云的情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蚁社的蚂蚁剧团合影，第二排左二为董浩云夫人，后排左二下戴眼镜者为剧团负责人李伯龙，左三董浩云。不知女演员沈敏是否在其中。

蚁社是30年代受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左翼抗日群众团体，董浩云是早期的蚁社社员，又因爱好戏剧，参加了蚂蚁剧团，剧团的负责人是李伯龙，由于他们志趣相投，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因于天津工作，不常在上海，处于奔走四方的状态，董浩云本身并不参加演艺，但他对剧社的经济支持不遗余力，尽心尽力，偶尔也会为剧社的活动出谋划策。支持台前幕后的演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为伤兵医院筹募经费，为买医疗用品支援前线(新四军)等，有次为新四军捐献的慈善公演，他特地从天津来沪助战，用他的话来说：“我是中国人。”

1936年，“蚂蚁剧团”因上演反日剧目《走私》而遭到禁演，蚁社的活动也因此事遭当局限制。李伯龙与吴湄便在上海发起创办“梅龙镇”作为文艺界人士聚会之地，董浩云也是股东之一。“其后他不论公务如何繁忙，也不错过这些文艺活动”。后来“梅龙镇”成为上海著名酒家，则是始料不及的事情。

上海的蚂蚁剧团，于1938年初参加由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领导、组织的“星期小剧场”活动。总之，蚂蚁剧团的成员不是地下党员，就是左翼人士和党的同路人，有些是秘密党员。

到了1979年，董浩云长子董建华出任东方外海主席，翌年董浩云退休，公司的第一艘高速全集装箱轮“中华货柜”号在高雄建成下水。这一年也是国内改革开放的第二年，上海利用其与香港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联系，尤其是香港工商界有着众多的上海帮著名企业家，争取他们溶入改革开放的大潮，这是打开华资外资进入的敲门砖，于是就有了如下的耳目一新的访港代表团。访港期间，新奇故事层出不穷，本文单述董氏父子两人的故事。

1979月3月，香港实业家唐翔千(无锡上海人)在香港接待以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曾是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为团长的上海工商界经济代表团首次访港时，董浩云告诉唐翔千，因为自己在上海解放前夕，曾把自己的航运公司的总部迁往台湾，目前依然与台湾有业务往来，在国共两党严重对立的环境下，不便由他出面接待，可又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为此派儿子董建华安排大家参观海上大学“宇宙学府”。在甲板上、船舱里，董建华一边领着大家参观，一边告诉大家，父亲董浩云最爱说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为此他一直想建造世界上第一所海上大学，招收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聘用的教授也来自世界各地，学生们在海上吃住、读书、玩耍，随船游遍五个大洲。当年，孔老夫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他的“列国”其实仅仅是神州大地，董浩云希望能让“海上学府”的学子真正周游世界各国，也为海峡两岸三地建起海上通道。

到了10月30日，董浩云没出席英国女皇为华国锋举办的宴会(另一船王包玉刚出席了)，虽然他事先得知这一消息，其日记中记载“不便参加”。但是第二天，他却与陪同来访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通电话，还送了两部新船下水的纪录片。因为章的父亲章以吴和其岳父朱启钤(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都是董浩云的故交。其后中国驻英大使柯华特意代表章文晋致函以示感激和问候。再说章以吴与周恩来是南开中学同学，周对董是不陌生的。

上述互动，印证了北京对年轻时具有崇高爱国情怀的董浩云抱有很大的期望，接着展开了多渠道与董接触。

1979年底，董浩云长女董建平访问上海期间，曾造访董家故居福履理路福履新村，现为建国西路365弄5号，一幢独立式洋房。女儿与父亲促膝长谈回老家的观感，似乎促使董加快与北京的直接联系的节奏。

建国西路365弄5号董建华出生故居

1980年4月5日，董浩云致信中国租船公司，联络该公司总经理刘若明，早年刘是地下党华东财委在港的运通船务公司的“老板”，是策划招商局13艘海轮起义的主要负责人，与董浩云有过交往，所以对董在信中的建议一一双方可否在中美航线上进行合作，刘总很快就回函表示“有兴趣同您具有丰富航运经验的老朋友合作 ⋯⋯”，老朋友三字，佐证了当年在香港时，董浩云和中共地下党刘若明之间的关系。

是年7-8月间，美国麻省州长的推荐American World line(航业)公司主席到访北京和上海等地，受到中方的热情接待。美方提议将“东方皇后”号邮轮移至上海外滩公园，在黄浦江上建立“海上旅馆”。而“东方皇后”号的船东正是董浩云，还代表董氏航运拟与中方建立货柜(集装箱)轮航线。

北京很快有了回复，继潘静安后，曾任香港广大华行负责人，有着“华尔街的红色外贸专家”，时任中调部美国研究所所长，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舒自清在致董浩云的信函中，其中一封是写给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亲笔信，解释董浩云的“东方皇后”邮轮在上海建立海上旅馆事宜；另一封则是拜托董浩云大力支持赴香港的囯家商检总局副局长成立香港商检公司。由此可见，此时双方的交往已有实质性进展。

其实，1948年底，在纽约的舒自清的团队中出了叛徒，以至于舒自清被迫收缩自己的红色商业计划，从纽约撒退到香港，这时董浩云己移居香港多时，俩人在上海或香港应该有过交往，这样他们之间信函的往来就顺理成章了。

1982年，董氏集团与北京教育部和上海外事办沟通成功，上海交通大学金伟和严良瑜两位同学就前往美国，登上“宇宙学府”参加了为期100天的海上大学。

1982年4月15，董浩云撒手尘寰，回顾董浩云奋斗的一生，他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和台湾等地创业，并在香港达到了成功的巅峰，并开辟了美洲、欧洲、澳洲和非洲等多条航线，涂有梅花标志的董氏集团船舶航行于世界各个海域，航运集团最高峰时旗下不仅拥有集装箱船，散装货船和油轮，还有三艘高级豪华邮轮，各类船只总共有150余艘，总吨位1,100万余吨。国际航业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董浩云及c.y.Tung 的名字，在上世纪八十代，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全球7大船王之一，若从当时独立船东所拥有船队的吨位数来说，则董浩云应是全世界最大的独立航运集团。

这年董氏集团完成收购资产负债率高达83%。高负债到86年终于酿成董氏集团的财务危机。船王的去逝，使董氏集团失去了能与内地沟通的重要管通，长子董建华开始独当一面管理家族生意。只是那年，世界航运业持续不景气，东方海外却因为早前的快速发展而欠下大笔外债。负债达200多亿，由于收入大幅减少，庞大的利息支出成为沉重的包袱，拖得东方海外一步步走向破产的边缘。

从1982年至86年上半年，董氏集团一直在寻找财务支持一一“找钱”，挽救董浩云创下的航运帝国，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意味深长，那是1985年，彭荫刚(董建华妹夫)接手董氏集团旗下的“中航”。彭荫刚父亲彭孟辑曾任台湾军方参谋总长等职，1950年起就任(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直到55年才接受友人的劝诫向蒋介石请辞，将“情治大权”交予蒋经国执掌。

在台的中航专心发展散装船运与陆运仓储，并代理OOCL集装箱船航运在台业务，后台湾当局开放外籍船公司在台设分公司或子公司，2000年台湾东方海外随即设立，但办公室一直设在台北市济南路中国航运大楼，同屋檐下办公，笔者认为搞来搞去还是一个家族在经营，中国人的天性如此。

1986年世界经济危机已爬上高峰，董氏集团几年前的潜在危机，随之形成了被清盘的财务危机，不久，通过方各面的努力，集团终于峰回路转，其中有关受收贵人相助之言，至今流传的多数的版本有：

1986年3月14日，香港商业巨擘霍英东宣布，注资1.2亿美元给“东方海外”，助其度过难关。至此，有人猜测，甚至坚持认为，这是中国官方通过霍英东作为中间人支持东方海外，以借“东方海外”的航运根基和经验，拓展中国航运事业。

与此同时，中国银行率先相助，贷出2,000万美元，而起先来势凶猛的债权人首先是最大债权人汇丰银行不但延期其贷款，还主动再拨付1亿美元给“东方海外”度过难关，还令其他11家债权银行也各贷出2,000万美元，共筹得2.4亿美元支付另12艘新船款项，令董氏集团获得喘息之机。

整个“找钱”过程，最值得回味的是，多数香港媒体认为，那是离开大陆后，董家第一次与大陆官方机构正面打交道，其实并非完全如此。

董浩云的世上最大的轮船“海上巨人”号油轮

“找钱，”的另一个版本，必须追叙到大陆改革开放年代，当时吸引了不少海内外人士的注目，也为身处香港台湾爱国人士大开方便之门，其中，年轻时具有左倾思想的董浩云，绝对是这一战略性国策的衷心拥护者，他的家国情怀就是希望国家富裕强大，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国际视野的中国人，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当时两岸还处敌对状态，以及董氏集团与台湾当局有着众多的人员来往，密切的经济关系，尤其是50年代初滞留台湾那段往事，董浩云不便公开前往内地寻找商机，但又不愿意放弃这一难得的机遇，于是他先请挚友东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刘浩清替他了解内地的情形，其后不久，董浩云在美国相认了从上海移民美国的金联桢，此人是董浩云女婿金乐琦（时任东方海外董事）大哥，俩人相处甚是投机，便力邀金联桢到港出任董的私人代表，利用其熟悉国内情况的有利条件，多次返回内地寻找合作伙伴，此后，功夫不负有心人， 双方在南中国海进行海上作业等等。同时，在董浩云的斡旋下，还促成了国际著名的凯旋钻探工程公司(KCA)与刘浩清的东方石油司合作，共同开发中国大陆的石油。

经过与内地一系列的交往和合作，已是被人们称为世界船王的董浩云，此时，他的心目中的一个宏大梦想将成为实践的目标一一让中国（海峡两岸三地）走向真正的世界海运强国。董浩云的心路历程被赵浩生（原《中央日报》著名记者，耶鲁大学教授)一语道破，赵先生的精辟文段如下：

他的每一艘新船下水都请我们夫妇参加下水典礼。有一次，我们到佐世保参加全球第一艘三十万吨巨轮的下水盛典。在军乐鞭炮狂欢庆祝中，他悄悄地离开人群，拉着我到海滩上散步。他告诉我，他想哭，但是不愿别人看见。我不了解他的心情，问他为什么?他说，刚才在下水典礼上奏了日本、新加坡和利比亚的国歌，而没有奏中国国歌。是因为这条船是日本制造 ，新加坡贷款，挂的是利比亚的国旗，这是国际航业经常的安排，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这艘巨轮的业主，在下水典礼上 却听不到中国国歌，怎不让他这个热爱祖国的炎黄子孙潸然泪下呢?我理解他的心情，我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切都 是往好处变，我们总有一天像回归大海一样回归祖国!你回浙江，我回河南!”他在一霎沉默之后伸开臂膀，迎着海风开怀大 笑起来，他看上去像热情、豪迈的爱国诗人拜伦而不像一位称霸海上的船王。

1980年12月30日，这天是董浩云盼望已久的喜庆之日，他终于可以亲自与内地同行“大佬们”打交道，破天荒的接触，为今后董氏集团加强与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COSCO合作增添了机遇，当天在董浩云专门宴请宾客的“香岛小筑”，招待来港访问的“中远”总经理钱永昌(84年升交通部部长)等客人。尽管当天他的日记中只简单记录了此事，无双方谈话详情，但从这一时期前后分析，探讨合作经营的可能必定是其谈话的主题之一。多年之后，钱永昌谈起与董浩方首次碰面的这段往事时，深情地回忆说，晚宴前，董浩云曾陪他在“香岛小筑”海边的参天大树下面散步，突然董浩云弯下腰在地上检起几颗红色的相思果，并把它放在钱永昌的手中。“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

至此，董氏集团认识了钱部长后，1983年2月上海锦江航运公司用贷款 498 万美元从董氏集团的香港美洲航运公司处购得一艘客货船定名为“锦江”轮，航行在沪港在线。之后就有了后来发生财务危机时四处“找钱”的靠谱版本。

董氏家族为了把公司这块招牌保下来，自出于董浩云生前与台湾关系良好，因此有人首先想到的是向台湾寻求贷款，虽然1964年10月，董浩云踏入台湾，蒋介石在台北接见他，也一起合影。俗话说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可是见了小蒋，“找钱”一事还是被拒绝了。

失望之余，董氏集团想到在日本订造的6艘新船，及一直与董家合作密切的日本财团，以为他们可能会帮助东方海外重整财务。可惜在董建华多次飞往日本后，希望又再落空。日本人的拒绝，令董建华感到走投无路。

1985年9月，董氏集团对外宣布东方海外在交易所停牌。但是，还得想方设法“找钱”解决财务危机。不久，天无绝人之路，就如上述的江湖流传“找钱”说法，董氏集团受收多方资金持助，从而渡过难关。

其实，最大最早的财务资助来自COSCO，当时，董氏集团核心决策人物梁敏行是董建华的堂姐夫，金山轮船公司董事长、OOCL(东方海外)董事兼香港船东协会主席，亲自跑到北京，这位上海吴淞商船专科46届驾驶糸老船长，想找cosco中远集团的人帮他引见高层，正为无熟人一筹莫展之时，梁老见到从“广远”调到北京远洋总公司担任总工程师的，吴商47届轮机系的校友，笔者的知情人，校友见校友，苦水一大堆，哪有不帮之理，那时正是开改火红年代，政策宽松使人充满活力，经校友引荐，交通部钱部长（50届上海航务学院航海系／其实该院前身是吴商），热情招待了老学长梁敏行，部长发话COSCO少买几条船就能帮OOCL。

那时期“中远”也开始进入大发展轨道，每年都要买三艘远洋船舶，当然帮忙的巨款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批准，于是对董氏集团的雪中送炭的财务借款，让濒临于破产的世界级船公司起死回生。而佐证了这一正确的战略性决策，是30年后COSCO购入OOCL，这种特殊的《南船北归》形式，让COSCO占有世界航运11.7％的市场，在2017年迈入了世界第三大航运企业。

至于后来有人说招商局属下明华船务公司张老总在“找钱”过程中，做了穿针引线作用，这与事实有些出入，当时明华公司确实买下了董家几个实体企业，然而几年后，在董氏集团用船作数还钱cosco时，明华公司得利不少，张总半路拦劫，几艘船均被拐到明华旗下，他握着笔者的知情者的手，恳求说，支持我们吧，赚了钱后就还。那时，COSCO财大气粗，反正在一个锅里(都是交通部直属单位)吃饭，也就不与自家兄弟单位斤斤计较。

左二原交通部长钱永昌，左三蒋介石在台北接见董浩云

1987年1月，得到财务支持的董建华终于成功与债人签订集团债务重组的协议。同年5月董建华宣布重组公司，在新的董氏集团内，金山轮船公司专门经营散装货轮，东方海外(OOCL)专营集装箱船队，然而董建华丧失对OOCL的控制权，由老板转为打工者，而后，再向以东京银行为首的5家银行贷款2.5亿元。

1989年3月， 董氏父子创立的海上大学“宇宙学府”号首航上海。几乎所有上海市党政领导、商界要人，都参加了欢迎仪式，时任书记和市长都到船上祝贺，并参加欢迎晚会，这是董建华继父亲董浩云后，第一次在沪接触大陆高层人士，也让他见识到了，比挣钱更有意义的事情，此时，他心中有了另一个目标。

1990年，董建华继续为公司瘦身，而霍英东再收购东方海外两成股权。但公司仍有630万元的亏损。

1991 在董建华的努力下，东方海外终于转亏为盈。截止1991年12月31日止年度业绩，盈利达980万美元。

1992年，“东方海外”在上海设立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办事处。随后，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迅速上升，截至1995年6月底，“东方海外”在中国大陆的总投资达到5.33亿美元。

在和中国大陆进行多方位的经济合作同时，董建华也开始了其政治生涯。

1995年，董建华持有的“中航”所有股份转让给在台湾的姐夫彭荫刚，与台事业做了切割。

1996年5月，董建华竞选香港特首前，由胞弟董建成接替东方海外主席。1996年12月11日上午11时，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二楼会议厅，400名推委开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投票选举特首。

最终，董建华以320票击败只获得了36票的吴光正，成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

香港等媒体认为董建华为其父亲终于扳回了一局。起因是董建华和吴光正分别是香港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的儿子、女婿。在此之前，这两位出生于宁波的大佬已经在商场上“斗”了近30年。所谓斗，只是纸面上的说法，⋯。其实，当年，董浩云和包玉刚都与上海山海里陈家/海宁陈氏家族有着不一般的关系，所以这种“斗”只能当茶余饭后的八卦故事听听而已。

2012年7月，董立均，董浩云长孙，原香港特首董建华之子出任东方海外主席，成为董氏集团第三代掌门人。

2017年5月30日，香港回归20周年8天后，董建华八十岁的第二天，由他的父亲——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办，并由董建华、董建成兄弟先后执掌，拥有70年历史的庞大航运王国OOCL，宣布计划出售给多年来的合作伙伴——国企中远海运控股COSCO，收购总金额高达492.31亿港元，董氏家族可从其中套现338.24亿港元。与在同期的香港几大船王相比，航运本业做到现有的价值，家族能获得这样的回报，董氏家族经营航运业必有其管理的绝窍。

过去40多年，东方海外台湾公司一直设在中国航运大楼，使用四层空间，约680坪办公室，如今东方海外易主，将奔向新东家，中远海运台湾公司则因原在敦化北路的办公大楼不够用，决定与东方海外一起搬到新落成的国泰民生建国大楼。

2018年8月，董立均 （Andy Tung ），OOCL第三代掌门人，正式告别了接班6年的东方海外航运行政总裁位置 。

与此同时，中国航运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设立上海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大陆的联系。还计划在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和青岛北海船舶重工订造海岬型船。

2019年底，COSCO旗下的OOCL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七的船公司，旗下运营103艘船舶，包括多艘目前全球最大最先进的集装箱船，其总运力超过68万TEU，在全球超过70个国家设有330多家分支机构，成为国际航运业最为优秀的企业。

2020年1月1日起，中远海运集运总经理杨志坚替代董立均为东方海外国际执行董事，董立均调任为非执行董事 ，由此，董氏家族开始逐渐淡出世界集装箱船队市场。

然而，2017年下半年起，董氏家族的金山轮船已经接收1艘建于2006年的MR成品油船(指3～5万吨级)。消息显示，金山轮船还向香港另一家船东巴拉歌船务(Parakou)支付1530万美元，收购51224载重吨油船“PTI Volans”轮。

2020年6月的一条新闻报导更意味深长，在美国上市的希腊航运公司GasLog，老牌LNG／液化天然气船运公司发布公告，指出董氏家族增资获得Gaslog部分股份。但相关各方并未透露董氏家族增资数额及持股比例。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沃根称赞董氏家族“悠久的海运历史及在亚洲的根基”。“我们期待与他们合作，发挥GasLog船队以及我们先进的运营及商业平台的内在价值。”

由此可见，董氏家族只是调整航业发展方向，迎接新的挑战，在世界能源紧迫状况下，但愿董家第三代能再创祖辈董浩云曾经有过的辉煌业绩。

为何50年代初不北归，2017年OOCL却并入中国的COSCO，历史的轨迹至少印证了董氏集团始终与祖国印印相心，同步发展的前提下，又迈向能源海运事业，观察当前的世界局势的发展，投资和实施海上LNG／液化天然气运输，大概率是只赚不赔的生意。

对此，作者只能无限感慨，做任何事，放长线钓大鱼才是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