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德国历史或一位德国女子的故事

作者：罗伯特·M.佐斯科（Robert M. Zoske，68岁）是新教神学家、也是历史学家。直到2017年，他一直担任着北德地区的牧师。2014年，他凭借关于汉斯·朔尔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2018年他出版了传记作品《燃烧吧，汉斯·朔尔和白玫瑰！》（Flamme sein! Hans Scholl und die Weiße Rose）（C.H.贝克出版社，慕尼黑）。两年之后，他又出版了《索菲·朔尔：无可后悔——一位抵抗运动女战士的画像》（Sophie Scholl: Es reut mich nichts. Porträt einer Widerständigen）（神殿柱廊出版社，柏林）。

本文翻译转载自: taz.de（德国日报），译者：董璐

朔尔兄妹以及他们的朋友

抵抗纳粹分子的女战士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被人们奉为圣徒。她究竟是如何从一名女大学生、上帝忠实的追随者变成人们崇拜的偶像的？

2021年5月9日，为了纪念索菲·朔尔（1921年5月9日—1943年2月22日）诞辰一百周年，德国政府发行了以她的头像为图案、面值20欧元的银质纪念币。硬币上呈现着一个面孔圆润的女孩，穿着皱褶领的裙子、头发随意地散落在前额上，而财政部从这幅图像中解读出令人不可思议的信息：“这是索菲·朔尔的肖像，它清晰地展现了这位女子独特的人格特征。这位年轻女性在精神上的独立性、她的理性和睿智、以及即便在面临生命危险时也坚持人道主义原则的力量，已经通过她的外表得以展现。”

只有那些已经被说服、从而开始相信这幅肖像确实不同寻常的人，才可能辨认出这枚纪念币的所指。尽管如此，对索菲·朔尔个性特征的描述还是完全符合大众对她的印象的。人们将她尊为圣女。那么，她是怎样从一位女大学生、虔诚的宗教信徒、为自由而战的女斗士变成偶像、进而又成为让人崇拜的神像的呢？

索菲·朔尔与她的哥哥汉斯属于同一个反抗组织，该组织由六名成员组成；从1942年到1943年，为了抵抗希特勒的纳粹政府，他们分别在慕尼黑和其他大城市一共散发了六次传单。他们呼吁民众为自由起来反抗、破坏和推翻纳粹统治，与此同时，他们也积极向人们宣传人道主义和基督精神的世界观。

这位时年21岁的女大学生是这个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也是唯一一位女性成员，另外五位志同道合者是四位大学生和一位教授。他们在1943年被处决。在战争结束后，人们称这个为自由而战的组织为“白玫瑰”（Weiße Rose），因为他们散发的前四份传单都是这样署名。一开始，在德国西部，人们将这个组织看作是幼稚的理想主义者；而在德国东部，大众则将他们视为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者。而到了1946年，女作家里卡达·胡赫（Ricarda Huch）在《黑森州报》（Hessischen Zeitung）上发出呼吁：在一篇名为《为了那些追求自由的殉难者们》（Für die Märtyrer der Freiheit）的文章中，她请求获得授权查阅这些斗士有关反抗第三帝国的信件和回忆录，因为她希望编写一本“纪念册”来纪念这些“英雄人物”。英格·朔尔（Inge Scholl）是朔尔家六个孩子中最年长的，她回复了这位女作家，并且承诺将提供有关她弟弟和妹妹的相关资料。

这位长姐希望，胡赫的作品将作为“强有力的抗衡，来抵制那些已经出版了的、有关她的亲人们的胡编乱造之作”。在此之前，英格·朔尔已经开始着手为争取有关“白玫瑰”的阐释权四处奔走。她自始至终都坚信她是唯一一个清楚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因此，也只有她和她的家人才能正确地解读那些参与者、以及他们的行为。

图注：德国少女联盟队员朔尔（右）身穿这个纳粹组织的制服在1937年拍摄的照片。（BDM，是纳粹德国希特勒青年团为青年女性设立的分支组织，，是纳粹德国唯一的青年女性组织，建立于1933年，其成员为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女性。根据《希特勒青年团法案》，1936年12月后纳粹德国所有符合种族标准的适龄少女都必须加入德国少女联盟。该组织在1944年有450万成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青少年女性组织。在纳粹德国战败后，同盟国于1945年9月10日勒令德国少女联盟解散——译者注）丨图片: ©️克赖尔斯海姆市档案馆与哈尔特纳格尔。

1947年3月， 英格·朔尔将“生平记录”（Biographischen Notizen）寄给胡赫。这是第一次从姐姐的角度对汉斯和索菲的人生进行的详细的总结和解读。它向人们揭示为何这对兄妹在1942年到1943年间走上反抗的道路。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也一直萦绕在这位长姐的脑海中：为什么她没有参加她的弟弟、妹妹的反抗活动，甚至从始到终对此完全一无所知。

这份49页的手稿展现的是一次投注了大量情感、从心理层面进行诠释的尝试，是一次从幕后向前台的投射、从而实现了自我构建，也是一次与历史史实关系不大的艺术加工与提高。这份“记录”是英格·朔尔在五年后出版的《白玫瑰》（Die Weiße Rose）一书的前身。
英格·朔尔让索菲·朔尔从孩童时代就与众不同的人格形象广为人知。当后者还只是个孩子时，就已经“非同寻常地成熟”了，她拥有“相当独特的个性，而且非常纯真、自然”，还有着“与众不同的吸引力”，这些让她从众人中脱颖而出，而这都与“她那超凡脱俗、难以言说的孩子气并不矛盾”。

这位长姐不仅对索菲的童年时代进行了夸张的描述，对于她的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叙述也是如此。英格·朔尔将她妹妹参加希特勒青少年组织的经历边缘化为“一段小插曲”，而这显然有悖于事实：实际上索菲在德国少女联盟度过了七年时光，并且还担任着领导职务，是这个纳粹组织的活跃分子。

“社会主义”不仅出现在纳粹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的名称中，而且它也是一个纲领，准备在德国社会得以实现。索菲在德国少女联盟这个组织里就试图推行这一主张，尤其是，比如恰巧有一次，她将自己带来的食物分给了同伴。英格·朔尔写道：“无论是汉斯、还是索菲，都有非常强烈的公平、正义感。”

在英格·朔尔看来，所有的一切——索菲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为1942年到1943年间那些洋溢着英雄主义气息的反抗行动做准备：“所有这些在精神世界的探索、所有这些穿过文化花园的旅程，都是渐行渐进的准备活动，这就是当我站在与往昔已经相隔一段距离的今天，历史向我呈现的，也就是说，早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这样的发展过程已经初露端倪。”

在过了18岁生日之后，索菲·朔尔依然留在德国少女联盟“超期服役”，并且高度投入：索菲·朔尔摄于1939年。丨图片：©️ 克赖尔斯海姆市档案馆与哈尔特纳格尔

身为长姐，英格·朔尔对于弟弟汉斯和妹妹索菲的印象是，整个世界和欧洲文化都聚集在他们身上，而且将通过他们得以重生，从而散发出新的光芒。她写道：“新的精神如同一只注满液体、将要溢出的杯子一样，将从他们的唇间喷薄而出。这就像整个西方世界都涌进他们的怀抱，从而凭借他们绚烂夺目的死亡而一同焕发出光芒，并且以温柔、全新的方式获得生机勃勃的新生。”

在“生平笔记”的最后一页，英格·朔尔也把自己标榜为反抗斗士。她将自己编入她的弟弟、妹妹的战斗队伍中，并且为人们留下她从一开始就是其中一分子的印象：“随着（罪恶行径）不断增加，这最终促使我们开始了有意识的被动反抗。[……]人们难道不能从我们的脸上、我们的眼睛里看出来？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绝对是他们的死敌，因为我们整个生命、我们所有的认知和一切我们所珍视和认为重要的东西都驱使我们这样做。”

英格·朔尔进一步将她妹妹神像般的生活历程变得更加完整：在法庭上，她当面向纳粹法官表达她的蔑视之情。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她“不时地”发出灿烂的微笑，“就像她看到了阳光一样”。她“连眼都没眨一下” ，“笔直地走向断头台”， 并且最后“吻了吻紧紧跟在她身后的哥哥”。

接着，英格·朔尔阐述了自己对前文她所描绘的景象的解读：这种“面对死亡所产生的几乎可以称之为‘极乐’的喜悦之情”意味着，“他们绝不是轻视生命。相反，他们热爱人生，他们对生活抱有炽热的感情，就像他们在死亡身上也倾注了热情一样。而且，他们在这超越了所有毁灭、在全心全意的信赖中走向上帝之子基督，并且从至高无上的幸福中看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这段文字的作者是如何知晓这一切的，我们不得而知，毕竟她没有参加过她所描述的反抗运动、没有站在法庭上，也没有身陷牢狱之苦。

这位深受创伤的家庭成员讲述并解读的是“白玫瑰”这个反抗组织的故事，而不仅仅是索菲·朔尔的生平。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子女、女朋友和男朋友都惊慌地留在黑暗之中，没有人发起抗争。

1945年，英格·朔尔试图在她的弟弟、妹妹去世两周年的纪念日那天通过重新受洗来减轻心理上的伤痛，这一次洗礼是在罗马天主教堂进行的，而且她发愿此生都将致力于向大众讲述汉斯和索菲的故事。她用更大的声音去反对战争中那些随大流者和作恶之人的主流声音，而这是她在纳粹时代不曾做过的。

英格·朔尔夸张了她妹妹的形象，并且努力使之深入人心

在这场斗争中，她决定着哪些历史材料可以公之于众，哪些将被封存起来。根据英格·艾歇尔-朔尔（Inge Aicher-Scholl）的遗嘱，直到今天， 还有一些存放在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的资料需要家人的授权才能查阅。

在西德，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尽管英格·朔尔坚持不懈宣传，但是人们还是将白玫瑰组织的成员看作是涉世未深的理想主义者，当时的主流观点是，这些人绝对不能算作是榜样。而在东德，人们对这个组织及其成员的承认要早很多，不过这与某种形式的“造神运动”有很大关系：在那里，人们选出了汉斯和索菲，然后把他们塑造成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故事被收入中小学生的教科书中。

早在1949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前，萨克森州的弗莱堡市就在市议会上通过决议，将一所人文主义拉丁学校命名为“朔尔兄妹高级文理中学”（Geschwister-Scholl-Gymnasium）。虽然在命名这件事上东德当仁不让地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但是西方世界很快就对东德有了质的赶超：几百家机构——从幼儿园、中小学，到坐落在布鲁塞尔的欧盟议会大厦、以及养老院，都通过“索菲·朔尔”这个名字为自己增光添彩。

至于朔尔兄妹是如何成为民族偶像、从而代表了更美好的德国面貌的，则可以从两个德国都发行了纪念他们的邮票这一事件中解读出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邮政部在1961年发行了首枚纪念这对兄妹的邮票。这枚25（+10）芬尼的邮票以蓝色为背景，天真单纯的索菲眼睛向下望着，身旁坚定地直视前方的成年人则是她的哥哥汉斯。邮票上的她看上去大概13岁，而他则似乎已经40岁了。

1964年，在刺杀希特勒密谋事件20周年到来之际，西德邮政部发行了纪念八名反抗战士的四联张邮票。在蓝灰色的背景前，分别站着三位军人（贝克、毛奇、斯陶芬贝格），两位宗教界代表（邦霍菲尔和戴尔普），两位政治家（格德勒和勒许纳），此外，还应该有一位女性被人们缅怀。

索菲·朔尔在1942年7月23日在东部前线与她的朋友、及白玫瑰组织的成员告别。丨图片：©️AKG

不过，人们并没有选因参与刺杀希特勒而被处决的艾伦加德·弗兰克-舒尔茨（Ehrengard Frank-Schultz）、伊丽莎白·夏洛特·格罗伊登（Elisabeth Charlotte Gloeden）、以及伊丽莎白·库茨尼兹基（Elisabeth Kuznitzky），而是选择了索菲·朔尔，她被处决的日子比1944年7月20日要早一年零五个月。一张拍摄于1942年的证件照作为她真实形象被当作邮票设计的模板。

之后，在1991年的时候，联邦邮政部又发行一张印有索菲·朔尔单人像的邮票。与1942年的照片模板相比，这张邮票的设计图有了很大的变化：薄薄的双唇紧紧地闭着，头自信地微微上扬。照片上的索菲显得有些消沉，而邮票上的她则表现出进攻性。看到这张肖像画的人应该立刻从中看到抵抗纳粹女战士的形象。如果说人们在东德1961年发行的邮票上看到的是一个还在玩布娃娃的索菲的话，那么在1991年联邦德国推出的邮票上，她已经开始决定当下的行动、或者幕后的事情了。

有三部电影在让公众更普遍地认知这个反抗组织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它们分别是米歇埃尔·费尔霍芬（Michael Verhoeven）的《白玫瑰》（Die weiße Rose，1982年）、佩尔西·阿德隆（Percy Adlon）的《最后的五天》（Fünf letzte Tage，1982年）、和马克·罗特蒙德（Marc Rothemund）的《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Sophie Scholl – Die letzten Tage，2005年）。这三部影片都聚焦于这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她被塑造成在这个慕尼黑反抗组织中处于中心地位、表现出悲剧主义的人物。

这个与历史史实不符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以至于2019年在纪念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的活动上，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个以索菲·朔尔为核心的组织的命运”。显然这与历史事实相悖：推动这个慕尼黑的反抗运动组织行动的关键力量、以及这其中最有创见的人物毫无疑问是汉斯·朔尔。

索菲·朔尔被错误拔高的角色形象不仅出现在文字、影视等回忆作品中，也体现在美术、雕像等其他视觉领域里：地处雷根斯堡（Regensburg）附近的瓦尔哈拉神殿（Walhalla）是纪念最著名的德国历史人物的殿堂，这里自2003年以来，在来自慕尼黑地区的名人中，只挑选出索菲·朔尔，为她雕刻了大理石半身像。从2005年到现在，除了一个抽象群体的雕塑之外，在慕尼黑大学的校园里，只在当年索菲·朔尔散发传单的那个有玻璃屋顶的中庭里，新添了一座索菲·朔尔的青铜雕像。

这些年来，出于对奇闻轶事的渴望，越来越多的有关索菲·朔尔的传奇故事被编撰出来。最经久不息的传说包括：索菲尽全力帮她的犹太女同学露易丝·内唐（Luise Nathan）说话；在1937年的秋天，她被盖世太保逮捕；作为和平主义者，她很早就开始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因此她撰写了那些传单，而且她是白玫瑰组织的核心人物。

这些如同小说创作般的美化、修饰都经不起考证。露易丝·内唐的女儿说，她母亲一直否认与对纳粹充满热情的索菲有过密切接触。索菲的姊妹伊丽莎白相当有把握地指出，只有英格和维尔纳这对姐弟因为“青年同盟会的颠覆活动”而被带到斯图加特接受审问；而在盖世太保的记录中，索菲也是这么说的。

索菲·朔尔的同学称她为“150%的纳粹狂热追随者”

白玫瑰组织的成员里没有和平主义者。库尔特·胡贝尔（Kurt Huber）教授是位狂热的军事迷，他有多重严重的残疾，但他还是自愿报名参军，尽管这无疑是一场徒劳。虽然索菲反对战争，但是她并不拒绝武力：她主张法国人应该一直守卫着巴黎——直到弹尽粮绝，因为这事关荣誉；她赞颂党卫军在阿姆斯特丹的暴力行动，因为这肃清了前方战线，而她自己也准备要向希特勒开枪。

她完全赞同汉斯·朔尔和亚历山大·施莫雷尔（Alexander Schmorell）的主张，他们也将这样的观点写在散发的传单上，即应该向希特勒的纳粹组织发起进攻，并且将其彻底肃清。1942年12月，汉斯写道，人们必须拿起武器来对付突然冲出来的“疯狂野兽”，而且在夜里出门刷标语的时候，他也会随身携带装满子弹的手枪。

索菲既非和平主义者，而且她也没有从早期开始就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相反，多年来，她一直是希特勒少女联盟偏激、狂热的成员。她的同学形容这位16岁的少女是“纳粹政权”可怕的、“150%疯狂的追随者”。在她已经庆祝过18周岁生日之后，她仍然自愿留在德国少女联盟，定期参加联盟的组织生活，而且即便到了1941年——那时她已经高中毕业一年，她还在鼓励她的一位女友也这么做。

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按照规定，索菲·朔尔在黑森林地区布伦贝尔格（Blumberg）的一家托儿所里服了一年半的“战地服务役”；在这期间，她的思想发生了转向。这个地方恰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社会焦点所在。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家社会主义的自给自足政策和军事装备政策完全不顾当地居民和自然环境，而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布伦贝尔格变成了一个矿业城市。最开始人们自愿来到这个城市参加劳动，但是很快，流浪汉、监狱里的囚犯和罪犯被强制送到这里，而在这里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供这些劳动力和他们的家人使用。从1941年开始，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因为通过战争侵占，政府找到了更高效的采矿基地。到了1942年4月，这里的采矿业停产了。

索菲·朔尔是在这个地区走向衰落的最后阶段来到这里工作的，因此很难想象，她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察觉到社会的疾苦。她每天都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错误和残酷无情中吸取教训。她曾经一直对“第三帝国”的各种理念抱有极大的热情，而现在发生的一切无疑使那些好感烟消云散了，而且很有可能的是，这甚至强化了她对这个体制的否定态度。

有关于此的记录并不多，但是她的行动是最清晰的语言：在她服完战地服务役之后两个月，她向她的朋友弗里茨·哈尔特纳格尔（Fritz Hartnagel）借了一千马克，说是要“用于一项美好的事业”，而且她还问他要了一张购买复印设备的配给卡。她可能用这笔钱买了一台复印机和印刷材料、以及运输设备。

因此，可以推测，在布伦贝尔格的那个时期，她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之后，她又从思想上的抵制转化为行动上的反抗，从而使追随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少女联盟成员索菲·朔尔，变成了反对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女斗士。

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哥哥汉斯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他在此之前曾经也高举国家社会主义旗帜，这样的人很可能就会成为党卫军的人。但是，由于他一直与不属于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希特勒青年团是1922年成立的准军事组织，其任务是对13岁到18岁的年轻男子进行军事训练，为德国的对外战争做准备，而且也为纳粹党提供后备党员。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特勒青年团随着纳粹党的瓦解而解散——译者注）的年轻人一起工作，同时，也因为他对他所在团体中的一位年轻人长久以来一直怀有“伟大的”同性“恋情”，因而受到国家的迫害，这些使得他逐渐疏离国家社会主义。

作为士兵和医学院学生，他在法国和俄国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所在。1942年年中，他与他最亲密的、也是“唯一的朋友”亚历山大·施莫雷尔（Alexander Schmorell）一起撰写传单——这是以“白玫瑰”名义散发的四份传单中的第一份，他们呼吁人们起来反抗。

索菲事后才知道白玫瑰组织散发了第一份传单。六份传单有65%的内容出自汉斯·朔尔之手，其他部分是亚历山大·施莫雷尔和库尔特·胡贝尔（Kurt Huber）撰写的。如果没有汉斯·朔尔，就不可能有白玫瑰这个组织的存在，但是，如果没有索菲的话，那么在1943年初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多次遍布慕尼黑全城的散发传单活动。因为她也是反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为索菲戴上充满传奇色彩的花环，说明人们希望进一步抬高她的行动的特殊性，好像不这么做，这位年轻女子最终的所作所为就不够非凡一样。那些神话使真相变得模糊，它们通过与事实拉开距离，而使这个人变成了令人心驰神往的圣徒。

最开始的批判性调查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那些传奇的描述满足了人们潜在的渴望，因为德国到处都是纳粹政权的同谋者、同行者和共同行动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谁不希望事后突然发现在自己的家里有一个像索菲这样的姊妹呢？笼罩在她身上的英雄主义光环，让她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样我们就不必再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即我们自己、父母或祖父母们是否也应该不去随大流。过于夸大索菲·朔尔在反抗运动中的作用，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平衡”性别比例的需要。

不过，对于公众过于热情地执着于纪念活动，批判的声音则一直没有停息。克里斯蒂安·派特瑞（Christian Petry）在1968年出版了有关白玫瑰组织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他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当时许多众所周知的事实进行了调查，为此，他受到强烈的抨击。朔尔家人担心这段私人历史被“不够专业的历史学家”夺走，另外，他们觉得基于血缘关系，他们在道义上也有权在一定程度上独自保存白玫瑰组织的遗产。但是，似乎朔尔家的人要第一次面对不再独享解释权的新局面。

桑克·赞克尔（Sönke Zankel）采用了派特瑞的研究方法、并引用了他的研究结果，之后在2005年，他发表了内容非常丰富的博士论文，其主题——根据他恰如其分的描述是围绕“[汉斯·]朔尔和施莫雷尔的圈子”展开的，而这篇论文的发表得到的是压倒性的负面反馈：人们说它“荒唐”、“冒险、投机”、“怪异”，众人认为这将引发针对这个反抗组织的“十字军东征运动”。几乎没有任何批评家打算追随赞克尔所发起的对这个组织进行大刀阔斧的去神话行动。

但是，赞克尔的论文还是带来了改变，当然在这里芭芭拉·博伊斯（Barbara Beuys）为索菲·朔尔所撰写的精彩传记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如果没有英格·朔尔留给当代历史研究所的遗嘱，如果也没有赞克尔的研究成果，就不可能有这些变化。所有这些作品都清晰地展现出，在经过历史学-批判主义的分析之后，在将事实与虚构区分清楚之后，索菲·朔尔首先应该作为一位充满自我意识的女性而成为受人信赖的榜样。

尽管在公众心目中，由英格·朔尔向世界展现的索菲·朔尔尊为圣人的形象一如既往地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现在这个自由、不受束缚的年轻女子的形象并不会让人们产生任何不愉快、抵触或者排斥的感觉。她是如此光洁明亮，以至于很多人都被比作她，从在地中海救助难民的卡罗拉·拉克特（Carola Rackete）——人们将她看作是当今“反法西斯行动”中的索菲，到来自卡塞尔的贾娜，她反对针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采取的某些措施，并且在“纵横思想家”中提到了这位女战士——这两个人都特别提到了索菲·朔尔。

直到今天一直广为流传着索菲·朔尔的一张照片，那上面的那位小姑娘留着当时流行的不对称的短发、如同一个男孩那样无拘无束，这些都强化了年轻气盛的反对派的印象。德国邮政在2021年发行了一枚80欧分面值的邮票，在灰色的背景上印着的是索菲·朔尔在1938年拍摄的这张充满男孩气的照片，今天将要发行的纪念币亦是以这幅照片为模板。邮票上用小号字体写着引自索菲的狱友埃尔瑟·盖贝尔（Else Gebel）的话。

根据这段话，我们知道在1943年2月22日，与埃尔瑟·盖贝尔关在同一间牢房的索菲·朔尔大概说过：“多么阳光灿烂的一天啊！我不得不走了。[……]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够触动成千上万的人，将他们推醒的话，那么我的死又算得了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在邮票上，冷酷-毫无希望的“不得不”（muss）取代了更让人舒服的“应该”（soll）。另外，实际上在参加反抗运动之前的好几年，索菲·朔尔就已经不留照片上的那种满怀挑衅意味的男孩头型了。但是，她那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的青年时代则更容易让人心生崇拜。

在1943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后拍摄的照片。丨图片：©️ 克赖尔斯海姆市档案馆与哈尔特纳格尔

如果想知道这位女战士长什么样子，就应该看一看她在1942年到1943年间拍摄的照片：那个时候她比人们印象中的要丰满一些，留着在侧分的直发，几乎长及肩膀，她的目光严肃，看起来忧郁悲伤：在这里，我们再也看不到她那无忧无虑的神情，而深思和坚定的表情却日益清晰。

索菲·朔尔的日记和书信让我们知道她并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相反，从她的充满矛盾的心路历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容易受伤、同样也具有伤害性的人物：有同情心、感情细腻、热情洋溢、追求信仰和爱情、缺乏安全感、迟疑，但也专断任性、缺乏耐心、拘谨内向，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在快乐与悲伤之间摇摆不定”。

在她的一本日记本的第一页上，摘抄着马提亚斯·克劳狄乌斯（Matthias Claudius）那首奔放地讴歌生活热情的诗歌：“今天我要快乐，我要快乐，/不要智慧，也不要道德的说教；/我要喜悦地舞动，还要为愉悦而高呼，/即便是国王也不能阻止我的快乐。”在这本日记的最后一页，她写下的是耶稣有关人生中充满令人悲哀、令人愤怒之事的话。这些显示了她的情绪刻度表上的两个极端：“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征服了世界。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

索菲·朔尔是因为她最终的行动、而不是她那短暂的人生而成为一位非同寻常、令人钦佩的女性的。而且尤其值得尊敬的是，在迷路多年之后，1942年11月，她扪心自问，到目前为止自己是不是一直在做梦，然后她承认：“有时候也许是在做梦。但是，我相信，现在我已经醒了。”她能够调转方向、改变她存在的意义、完成思想的转变，这些能力都是今天尤其需要的。她按照自己的信念采取行动，尽管危险重重，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抗斗争中去。
在她人生最后的几个月里，索菲·朔尔成为了为人类命运、信仰和公民勇气而战的女斗士。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她是一个典范、一个榜样，但是她并不因此就应成为被崇拜的神像和圣徒。因为她远远超越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