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的罪行
摘自：《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作者/[美] 克劳斯·P.费舍尔 译者/佘江涛 译林出版社
纳粹分子对被占领土人民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无法一一细列。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部分：一是对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有组织剥夺；二是对个人和作为目标的种族团体的侵犯。按照被占领土地理上的位置和人口的种族构成，这些罪行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东部和东南部的欧洲国家比西部和北部的欧洲国家受到更严重的非人对待。纳粹分子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佛兰芒人是种族上的同类，他们最终将分享欧洲新秩序中的统治地位。生活在日耳曼民族西部、南部的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被认为种族质量较为低下，但是值得策划成为潜在同盟。另一方面，东部和东南部欧洲的人民被认为在种族上低人一等，只适合做奴隶。例如波兰人，他们将被随心所欲地根除，从而给新的德国移民定居者留下生存的空间。残余下来的波兰将屈从于被希特勒称之为“魔鬼计划”的掠夺政策。在波兰、苏联和巴尔干国家，有权有势的德国人随心所欲地进行掠夺。尽管欧洲的其余部分没有受到如此无耻的待遇，但是，形式是相似的。德国的金融代理机构没收了其他国家的财富，征收高额的占领费用，没有理由地剥夺或扣押土地或者地产为德国所用。为了保证原材料和粮食从被占领土那里稳定地获得，德国人夺取了它们的银行系统，为了自己的目的加以操纵。在与其他货币结算时，德国马克出奇得高，这使得德国人能以有利的汇率购买商品。所有被占国的经济都受到德国金融代理机构的严密监控，它们在实现“大领土经济”的掩盖下，声称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德国经济和被占领土之间“利益的相互整合和连接”。
“相互整合和连接”这个术语来自赫尔曼·戈林，他的意思是指掠夺和剥削。事实上，奢侈逸乐的戈林是一个最大的掠夺者，尤其是在欧洲艺术的宝藏上更是如此。戈林要么亲自、要么通过他的代理人，从博物馆、私人艺术交易人或者被占领土富裕的收藏家那里搜罗有价值的艺术品。他的收藏之多足以填满几个博物馆，以至不得不分散在德国各地。战争结束的时候，在戈林的庄园及许多古堡、修道院、山洞发现了许多著名大师的作品，包括哈尔斯、范·戴克、戈雅、伦勃朗、委拉斯开兹、鲁本斯、提香、拉斐尔、大卫、克拉那赫派、布歇和弗美尔。和希特勒的官方政策相一致，戈林和其他像罗森贝格一样的纳粹党收藏家把这种掠夺行为合理化起来。希特勒计划在林茨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财富都将在那里展示。根据1944年7月一个详尽的“获得品”的内部报告，纳粹官员掠夺了大约二万二千件艺术品，其中包括五千八百二十一件绘画作品。
美军缴获戈林所藏的金银器皿，全部赃物总价值约2亿美金
对个人犯下的罪行可以分为五个大类：一是奴隶劳动；二是虐待战俘；三是拷打和处决人质；四是残酷和罕见的人体实验；五是有组织的暴行。
一旦一场持久战的可能性成为了现实，纳粹的领导层就决定发动一场经济战争，其残酷的程度和他们发动的军事战争一模一样。策略千变万化，但是总体上可以用“粉碎和掠夺”加以概括。也就是说，先用快速的闪电战来粉碎敌人，然后夺取被征服领土的原材料，无情地剥削有利于德国需要的所有劳动力。戈林授命对被占领土进行经济剥削，他无情地认为：“在过去，统治就是掠夺。现在，外在的形式变得越来越人道。但是，我还是赞成掠夺，大量地掠夺。”希姆莱以相似的语言表达了党卫队的观点。1943年10月，他在波森对党卫队的主要将领发表了演讲，他宣称：“无论这些国家是富裕还是充满饥饿，唯一能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它们能为我们的文化提供奴隶。我对其他的事情没有兴趣。”戈林和希姆莱都在希特勒那里得到了暗示，他们对被占领土的感情不是什么秘密。希特勒在司令部无休无止的独白中，给被占领土问题定下了基调，在蓄谋已久的残酷上，他超过了任何人。惊奇于东部领土巨大的空间，他设想了一个全面剥削的政策：“我们的指导性原则必须是，这些人只有一条理由可以生存，那就是在经济上对我们有用。我们必须再集中精力抽取这些领土上可能抽取的所有东西。”至于“可笑的数亿斯拉夫人”，希特勒建议“将他们当中最好的人加以塑造，以适合我们的需要，把其余的人封闭在他们自己的猪圈里。任何同情当地居民的人，任何使他们文明化的人，都将被直接送往集中营”。
在纳粹征服者所需要的所有资源当中，劳动力是最为关键的，因为战争已经严重地耗尽了德国境内已利用的劳动人口。在同盟国中，妇女填补了征兵产生的空白，但是希特勒绝对反对将妇女征召进战时工业当中。相反，纳粹官员从身体强壮的囚犯和被占领土的平民中征募外国劳工。这一政策在波兰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开始实施了，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到1941年底，有将近四百万外国人在德国工作，其中大多数是波兰人，他们被汉斯·弗兰克督政府的强征方法无情地围捕起来。尽管获得了如此大量的劳动力，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在几个前线同时展开的战争所需要的工人是1941年可利用的两倍。因此在1942年3月，希特勒建立了一个名为“劳工分配全权代表”的办公室，任命图林根区党部领导人弗里茨·绍克尔负责这一新的劳动力部门。绍克尔的工作是获得、分配和剥削所有的外国劳工，他有效而残酷地从事着这一工作。绍克尔的代理人在城市的广场、教堂、电影院或者其他民众大量聚集的地方围捕外国人，然后用货运卡车将他们送到德国。这样他们才完成了自己的配额。
仅仅在一年中，绍克尔就围捕了将近二百一十万外国劳工，到1944年中，总数已经达到七百万。除了这七百万在德国的外国劳工，还有七百万男女劳工在自己的国家为德国的战时经济生产军火、商品，或者修建工事。尽管德国的雇主并不普遍虐待他们的外国劳工，尤其是来自西欧的，但是他们对这些劳工的基本人类需要漠不关心。至于来自东欧的劳工，德国的征服者基本上把他们当作奴隶来对待。数千名苏联战俘被赶进入侵之后临时建立的集中营，许多人因营养不良或者疾病而死亡。纳粹分子后来逐渐地使意识形态服从于经济的需要，开始调动这些囚犯从事战时劳动。虽然如此，对待被占领土人民的纳粹政策必然导致反抗和阻挠。
纽伦堡审判的四大罪状之一是“战争罪”，即对诸如《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这些国际条约及国内法或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全面侵犯。战争罪包括对平民的谋害、虐待，对人质和战俘的处决，对大量平民的屠杀。纳粹分子被判定具有以上所有罪行，一些特殊的组织被挑选出来作为主要的罪犯，它们是党卫队、冲锋队、总参谋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帝国内阁、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领导核心、盖世太保及党卫队保安处。这些组织当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领导核心、党卫队、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被确定为“犯罪组织”，但是这个判决一直并将继续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争辩和论战。
纽伦堡审判
但是，不可能受到质疑的是，对所有年龄层和所有国籍的人们犯下的许多罪行，都是由纳粹许多机构承担和批准的。对保护战俘权利的《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侵犯每天都在东部前线发生，在西部前线就很少发生。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希特勒把对苏联的战争当作意识形态的战争、一场生物学意义上的灭绝战争，在1941年6月6日颁布的臭名昭著的《政委命令》中，他命令对共产党官员当场枪毙，为了证明这一行为的合理性，他不仅借助意识形态理由，也借助一条没有根据的借口：苏联人从来没有签署过《日内瓦公约》。结果是波兰和苏联的战俘遭到了难以言说的残暴对待。与武装部队合作，党卫队和警察官员对战俘进行审查，当场枪决共产党的官员。受伤或者生病的战俘也转交给所谓的警察官员，然后作为“无用的饭桶”被枪决。剩下的战俘不是被囚禁在集中营，或送往德国作为奴工，就是让他们饿死。在至少五百五十万苏联战俘中有一半死去。当然这种奇怪的虐待不仅是犯罪，而且是愚蠢的，因为数千苏联战俘，尤其是乌克兰战俘，最初欢迎作为解放者的德国人，他们愿意在他们所认为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中支持德国人。尽管有些战俘已经由安德烈·弗拉索夫组织被编入国家解放军，但是，希特勒一直拒绝利用俘获的苏联军队的想法，他不信任所有的苏联人，认为变节者只是宣传上有用的工具。
西方战俘得到了较好的对待，但是，虐待事件和明目张胆的犯罪依然时有发生。带有虐待狂心理的集中营的指挥官，经常虐待和枪杀“企图逃跑的战俘”。1942年10月18日，希特勒发布了绝密的突击队命令，要求突击队在执行任务时，务必将所有的敌人一律格杀——无论穿制服还是不穿制服的。为了回应同盟国的饱和轰炸，被俘获的同盟国飞行员经常遭到愤怒的德国人的攻击，被当场处死。1944年3月，七十五名皇家空军军官从西里西亚萨根的空军第三战俘营逃跑。一些人立刻被抓获，一些人不久被警察逮捕。后者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被枪毙。同月，两名英国军官因为离开棚屋向飞越集中营的同盟国的飞机欢呼，在巴伐利亚的艾希施泰特被枪毙。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44年5月21日，希特勒颁布命令：凡是用机关枪扫射德国的交通设施、平民或者伞兵的飞行员，一律就地枪决。1944年9月，四十七名同盟国的飞行员在毛特豪森劳累至死。一次最臭名昭著的对战俘的杀戮发生在1944年12月17日的巴尔吉战役中，党卫队在马尔梅迪用机关枪冷酷地枪杀了七十一名美国士兵。
如果说没有更糟糕的话，对平民的虐待也经常是与对战俘一样严重。在欧洲东部，对待平民的官方政策是掠夺他们的财产，迫使他们不断地工作。这种行为的理由是：“我们是统治民族，必须牢记最底层的德国工人在种族和生理上也比此地的平民宝贵千倍。”任何反抗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平民对德国军队进攻的直接结果是德军围捕人质，然后将他们枪决。在纽伦堡，凯特尔将军和其他军队的指挥官面对着几十条他们曾经下达的命令，它们详尽地展示了涉及到拷打人质的罪行。在占领法国期间，几乎有三万名人质在那里被杀害。同样，波兰有八千，荷兰有三千，巴尔干半岛有数千，希腊有将近一千人也遭到了杀害。在每一个德国占领的国家，都有人质被逮捕和枪杀，要么是公开的，要么是秘密的。这些行动的规模因不同的国家而不同。在欧洲东部，每杀害一个德国人或一次破坏行动将枪杀五十到一百名人质。一个当地的德国军官坦率地承认：“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每杀害一个德国人，将用一百九十九个波兰人来抵命。”在枪决之前经常是严刑拷打。
施加在生活于德国控制下的平民身上的最残忍的恐怖主义条令之一，是1941年12月7日希特勒颁布的《夜雾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对德国占领军犯有抵抗行为的人将在“夜雾”当中被枪决和逮捕，以致他们的家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奥斯维辛和德国的其他集中营，囚犯因为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理由遭到虐待。其中最邪恶的行为之一，是纳粹医生将人作为医学研究的实验品。正如一位医生所言：门格尔和他的同伙将囚犯作为最便宜的、比老鼠还便宜的实验动物。从1942年8月开始，在达豪集中营，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对大约三百名囚犯进行了冷冻实验，其中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苏联人。博士将他们丢进冰水当中，其中一些是裸体的，一些穿着飞行员的制服。博士观察他们的身体对冰冷的水是如何反应的，研究要让他们复原可以采用什么方法。拉舍尔和他的助手仔细地记录了囚犯对这些实验的反应的每一个细节：嘴中的泡沫、痛苦的抽搐、死亡时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以及半无意识的状态。当囚犯的体温低于摄氏26.5度的时候，拉舍尔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又将他们弄活过来，这些方法包括在浴缸、电热毯中快速加热、透热疗法、药物，以及其他古怪的治疗，比如用妓女通过性交来刺激和提高冻僵的囚犯的体温。
拉舍尔降低体温的实验得到了希姆莱和武装部队的赞助，他们正在努力寻找较好的方法去处理极度寒冷对身体的侵害。因此，纳粹的医生不具有任何道德的目的，他们认为做这些实验是为了挽救生命。实验者生命的丧失显然没有使他们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是“低级的生命”。拉舍尔和他的同事还为空军进行了针对人在高空飞行的反应的实验。囚犯们被丢进一个由空军提供的减压舱里，使他们处于极度的压力或者真空的条件下。当他们在极度痛苦中发出尖叫或抽搐时，这些医生毫无表情地记录着他们的反应：
拉舍尔博士不是唯一残忍的实验者，因为他同基尔大学的两个教授——霍尔茨勒纳博士和芬克博士——密切合作，进行工作。他们两人写作了名为“用人类进行冷冻实验”的长篇论文，1942年10月，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医学会议上，他们将自己的发现宣读给一些医生。其他一些实验是把吉卜赛人用于各种测试：在萨克森豪森，他们被用于判定海水是否能够饮用的实验，他们还被射入有毒的子弹，被注射传染性的黄疸病毒。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他们被用于坏疽伤口实验。被嘲笑为“患有狂犬病”的波兰女囚被用于骨移植实验。最广泛的实验之一是绝育。毛塔斯博士进行了一项实验，是注射或者口服一种植物液体制成的药丸。另一种是X射线绝育。最臭名昭著的集体绝育和阉割计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十区中实施，在那里几百名下贱的充当实验品的人，大多数是妇女，被卡尔·克劳贝格博士注射了各种各样腐蚀性的材料。克劳贝格是一位生育专家，人们至今还在使用他的配制品。霍斯特·舒曼博士是过去安乐死计划的关键人物，他通过类似组装线的方法来给数百人绝育，这种方法快捷而无毒：囚犯被吩咐在一个柜台上填写表格，与此同时，一台隐藏的X射线机器在对他们发送射线。用这样的方法，舒曼希望一天给三千至四千人绝育。损坏肌体和放射过量是经常性的，从而引发了剧烈的肿大和生殖器的萎缩。但这是值得的，因为“这样一种思想——囚禁在德国的三百万布尔什维克可能被绝育，他们将适合于工作而不能再生育——开启了一个最为深远的前景”。
在对人体器官——尤其是出于人类学和种族研究的目的，保存很好的“次等人类”的头颅——的采集中也发生了十分兴旺的贸易活动。残忍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宣称：他正在对人类的头颅进行重要的人类学和解剖学的研究，他需要得到保存很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政委”的头颅。他从兴奋的希姆莱那里得到了大量的供应。希姆莱本人对次等人类的解剖性质也非常着迷。希姆莱将搜集优良候选人的任务交给了沃尔弗拉姆·西弗斯，他是一位党卫队的上校，是党卫队古代遗产协会的主席。西弗斯的绰号叫“蓝胡子”，他在奥斯维辛急速地巡视了一遍，寻找优良候选人，然后将他们杀害，将尸体送给希尔特教授，后来他宣称送交的方法就是通过邮递员。
最腐败堕落的事情是为取乐和装饰来搜集人类的皮肤。最有名的事例是弗劳·伊尔丝·科赫，她是“布痕瓦尔德的婊子”，是集中营指挥官的老婆，她的业余爱好就是搜集死去的囚犯的皮肤，尤其是那些有着文身的皮肤，她将它们做成灯罩、手套或者书籍的封面。
1942年5月27日的早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的“保护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坐在自己的梅塞德斯—本茨敞篷轿车里，像每天清晨一样前往布拉格的办公室。
布痕瓦尔德的奴工，由美国第八十师发现
两名捷克的抵抗战士由英国情报机构空投到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布拉格的郊区等待着他，他们等在一个急转弯处，估计汽车在那里要减速。当海德里希的汽车靠近的时候，一名刺客投出一枚手榴弹炸坏了它。令人惊讶的是，海德里希并没有受伤，他跳出汽车，抽出左轮手枪进行射击，并且追击两名刺客。然后他倒了下来，坐垫下的钢制弹簧弹进了他的身体，使他受了致命伤。一个星期之后，“布拉格屠夫”和大屠杀的总指挥死去了。作为报复，纳粹分子对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大肆发泄，他们逮捕了一万名平民，并杀害了其中的一千三百人。对利迪策村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因为据说它支持了对海德里希的谋杀。6月9日夜晚，这个村子被党卫队保安处和秘密警察包围起来。妇女和儿童被运往德国，前者送往集中营，后者被送到寄养家庭。男人和稍大一点儿的孩子，共一百七十二人，被当场枪决。整个村庄被完全毁灭，它的名字也从官方的记录中抹去。纳粹分子似乎忘记了世界舆论，他们公开承认对这次大屠杀负有责任。海德里希的位置被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替代，他是陨落的党卫队保安处主管的复制品。
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法国尼姆日附近一个名叫奥拉都的村庄。为了报复游击队的行动，来自党卫队精英部队帝国师的一支党卫队特遣队在奥托·迪克曼（后来死于诺曼底战役）的指挥下，在1944年6月10日包围了这个村庄。他命令村民集中在中心广场。男人被锁在六个谷仓里，被冷漠地枪杀了。所有妇女和儿童被锁在村庄的教堂里。男人被杀光后，党卫队的杀戮者们开始焚烧包括教堂在内的建筑，同时还用机关枪扫射、手榴弹轰炸来结束这些妇幼的生命。只有几个人幸存下来。几个乘火车购物归来的尼姆日村民也被杀害了。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