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足球发祥地五华元坑开放迎客！为什么传教士最先把足球传到这里？

来源: 全球客家名人堂

客名君按：近日，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梅州五华·元坑遗址景区16日正式对外开放。客名君正好对梅州足球历史有所研究，将一些内容在此原创分享。在《寻味客家》出版之后，有文化届朋友提及，传教士是一个百年前一个值得关注的存在。那些传教士聪慧博学，才华横溢，堪称通才。他们中很多人有着坚定纯粹的信仰，甘当上帝的使者，到最贫困最偏远最危险的地方去传教。传教士和牧师是不一样的。《简·爱》里面提到了传教士圣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而客家人，从北方南渡后，被逼仄到野兽出没、山多地少的崇山峻林之间或者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客家人以淳朴的善意和包容，接纳了传教士和他们带来的近现代教育（包括体育），让饱受驱逐的传教士决定先从客家地区开始传教。客家文化和传教士带来的欧洲文明，就这样在粤东的山区奇特地交汇。

《寻味客家》中有一篇讲足球之乡梅州，关于其中由传教士拍摄的图片，客名君都一一跟瑞士巴色会确认版权。在跟该会复信人士的交流过程中，客名君了解到了一些过去的文献没有提及的事（是的，我基本上把能找到的文献都看了，除了我看不懂的德文文献）。所以，本文可以说是一篇论文，比较有趣的论文。客名君的风格，一定是有根有据有趣有料的。

19世纪70年代，在五华元坑创办的中书院开辟了一个草坪足球场，首次将足球运动作为体育课程在中国内地传授，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并于2015年11月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的认定。

今天的元坑，依然有着足球运动的欢乐  图片来自新华网

梅州五华·元坑遗址景区复建了中书院、原足球场、环山跑道等旧址，新建了现代足球之路、现代足球文化启蒙园等设施。项目于2017年12月开工，2020年12月竣工，2021年1月开放。

五华县组织相关专家从大量历史照片和史籍档案中，找寻建筑的样式、格局和细节，形成最终施工方案，以最大程度恢复原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五华以“旧址保护中开发”为基础，以“足球文化”演绎“文化足球”为方向，将发源地打造成集足球文化、健身休闲和旅游景点为一体的足球文化旅游胜地。

今天的元坑俯瞰图  图片来自新华网

中国现代足球的起源之地，在梅州五华的元坑中书馆。将现代足球带到元坑的，是来自欧洲巴色会的传教士。

巴色，是现今瑞士第三大城“巴塞尔”（Basel）在19世纪的中文译称，横跨莱茵河两岸，处在德国、瑞士、法国交界处。巴色会是基督教新教差会，1815年9月25日成立于瑞士北部德语区的巴塞尔市，属路德宗德国教会，后来被普遍称为“巴色差会”（Basel Mission），同时差遣传教士至各国布道。

在这一背景下，传教士经由深圳和香港，来到梅州传教，兴办教会学校，教习西方体育课程，中国最早的校园足球也由此诞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在《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以及《天津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越来越多的传教士纷纷到中国传教，其手段主要以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和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主。

他们也有不少人按照利玛窦的方法，“传道必是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语， 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即附，信仰必定随之。”有不少传教士的确充满了宗教热情， 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包括现代足球。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他们积极兴办教会学校，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

清朝时期，俄罗斯沙皇曾经派传教士借传教为名，到中国进行搜集情报的间谍活动，也出现过传教士企图阻止中国人祭祖祭孔等传统文化活动的行为。为了消除人们的敌视心理和对西方宗教的抵触心里，传教士从满足中国人的心理要求和对幸福科技的现实需求的角度，带来了许多经世致用的知识，也使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逐渐被揭去神秘的面纱而为西方所了解。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曾力阻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境内传教。根据广东省政府编辑的华南地区宗教档案记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有29个教会在华南地区传教。他们包括伦敦兄弟会、英国新教教会、长老会和巴色教会等。

巴色会从1847年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巴色教会成立于1815年瑞士巴色城。从成立至今一直都是一个由基督徒教会会众以及位于瑞士和德国南部的教堂所支持的组织。每个教会都有各自在华的活动范围。正是因此巴色教会从1871年开始逐渐派传教士从香港出发，经过深圳的李朗、河源的老龙、逐渐到达嘉应州（现在梅州）。清末的嘉应州是客家人的集聚地。数百年来这里也是华南客家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当时粤东的山区，崇山峻岭，还有凶险的、常常泛滥成灾的河道。传教士就这样骑着马，带着家眷过来，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当然，一定还带了个欧洲的皮球。所到之处，见到的客家人生活真苦，但是对传教士而言，越苦的地方，越是需要上帝。

传教士和五华人走在木桥上，又高又危险，这是被大水冲断一部分之后。

根据香港崇真小学暨幼稚园的历史记载，欧洲巴色教会的一个分支的教士黎力基（Rudolf Christian Friedrich Lechle，1824-1908）于1847年3月19日到达香港。他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1819-1854）在广东沿海岸开始布道。

韩山明1851年在香港建立了第一个为客家人服务的基督堂。一些香港的和来自于嘉应州（现代的梅州市）五华县的客家人接受了洗礼，并被接受为教士。黎力基于1855年编辑了客家话罗马注音字典，1857年建立香港第一所客家人单独的教堂。

巴色会在香港和广东建立了数百间堂会，以及学校。1866年，一个教士开始在属于嘉应州（现梅州市）的五华县元坑（现在的长布镇）设点传道，1873年在此建立梅州的的第一所教会中学。根据五华县体育志记载这里曾经开设体育课，并且教授足球在这里还有一个不大的足球场。

巴色会的传教士多次被民众抵制或被清廷驱逐，或被土匪打劫，几乎性命不保，只能在香港传教。而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活化石”的客家人，保留了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习俗，其信仰里面有一种礼敬和包容天下神明的精神，为接受基督教的传播与办学打开了一扇门。

劳碌的客家女子（晚清照片）

巴色会教士、德籍牧师之子黎力基（RudolfChristian Friedrich Lechle，1824-1908）在盐灶传教时就被驱逐，返回香港后与瑞典航海家之子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1819-1854）和韦永福牧师（Rev. Philpp Winnes，韦牧师于1852年到港）商讨日后宣教策略，三人决意先集中向客家人传教。

1924年巴色会改名为“崇真会”，意思是“崇尚真道”，传教工作交给华人。香港崇真会及台湾崇真会，皆是以客家人为主的客家教会。

巴色会的传教士在1846年来到中国，并以新安（今深圳宝安）和香港客属地地区作为传教重点，先后在长乐县（今梅州五华县）属的樟村（1864年）和长布镇的元坑村（1865年）设置了传教根据地（区堂）。

1866年巴色会在长布元坑开办嘉应州第一间西式小学，后增设元坑中书馆（今初中），即嘉应州第一所中学。1873年巴色会德籍传教士毕安、边得志在五华县长布镇元坑创办中书院（相当于初中），教授足球。这也成为梅州足球发展的开端，也是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展的开始。

他们采用门徒训练的策略，对内地来的信徒加以系统性的训练，然后差回老家传教。受训的多名信徒都是客家人，如江觉仁、张复兴、徐复光、曾兴等，还有前面提到的洪仁玕和张彩廷。也就是说，这些客家信徒冒着生命危险接受传教的任务。江觉仁和张复兴是巴色会最早的两位华人传教士。

元坑，巴色差会西牧的住所（摄于1881-1910）

早在1852年，张复兴就已深入到故乡——嘉应州长乐县（今五华县）治下的大田樟村[6]传教，使得五华县成为了巴色会进入粤东北山区传教办学的第一站。

张复兴，这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并且宣道很有谋略的五华人（魏士曼 绘于晚清时期）

五华，史称长乐，北宋熙宁四年（1071）置县，称长乐县。古长乐县从战国时起是百越地，秦汉三国晋时归属南海郡龙川县地。曾经的龙川县令、后来的“南越王”赵佗，他曾经在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率行部打猎，来到五华山下，而就是彼时彼地，汉高遣汉使陆贾奉旨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为了朝拜汉室及授封“南越王”，遂筑台于五华山下，名为“长乐台”。

因为“长乐台”，此地后来成为长乐镇。东晋时为东官郡兴宁县地，南齐时属齐昌县，梁初废齐昌县，属兴宁县。隋朝时属循州，治归善县（今惠州市东）。民国3年（1914）为了与福州的长乐县区别开来，用赵佗受封的五华山命名，改为“五华”。1949年后五华县属梅州。

五华位于东江，与香港有宝安、东莞、惠阳、紫金四县的距离，路途遥远，但张复兴忠心主道，不畏艰苦，翌年就引导同乡徐四伯到香港洗礼，然后通过他们返乡传教，终于渐成气候，率先在五华建立了教会基地。1852年，元坑人徐复光从樟村的张复兴那里聆听福音，于1853年在深圳受洗。

元坑教会

五华樟村人张复兴建的元坑教会，张复兴在这里给很多人排忧解难，一个一个说服他们入教。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客家人崇尚儒释道，李惠堂小时候还拜孔子。但是来到客家地区的传教士很聪明，并不抑孔，反而采取一种本地化的兴学助学策略。传教士学起了客家话，穿起了中式长袍，用毛笔写字。这契合了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习性。客家人秉持中原传统，崇拜祖先，崇拜天地神明，对一切看得见看不见的神灵保持敬畏之心（多神崇拜、自然崇拜）。所以，对于上帝，他们同样保持敬意。

1855年11月，徐复光来到元坑传教。随后，基督新教教义在元坑、粘坑、猪坑等地逐渐传播开来。1862年，韦永福来到樟村，元坑区百余名信徒跋山涉水40里，来到樟村接受洗礼。1863年，黎牧师在元坑下屋背建起教堂。

边得志（1832-1901，1862年拍摄）

边得志，1862年受巴色会派遣来华。有了张复兴开拓的教区，边得志于1864年首先入驻樟村传教。1865年毕安接管了樟村教区，边得志则转移到距樟村40公里的长布镇元坑村教堂传教。

元坑，又称元坑里，背依海拔1318米的七目嶂，相邻樟村约40里，属五华长布。风景优美、群山环抱，其中“七目嶂”为当地胜景，据说天高云淡的时候可以从山顶一目望见七县，故名“七目嶂”。1865年，边得志在五华长布元坑村尽头的半山岗上筹建了堂舍，并向巴色会提出在当地筹建小学的建议。次年，巴色会将具有语言天赋、已熟练掌握客家话的毕安派到了元坑。两人轮流在教堂宣教。

毕安于1864年受基督教巴色差会派遣来到中国兴学布道，他在中国一直到1884年才回法国。1864年这一年，嘉应州的人民其实生活在洪水和兵燹之中。7月梅江发洪水，水位达到80.34米。8月，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属下林正扬部攻占长乐县城。10月，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率部攻陷大埔后，进据福建汀州、漳州，义军活跃闽粤边区。

在中国的前7年，毕安主要和边得志搭档在嘉应州传教办学，是最早把现代教育体制引入中国的西方学者之一，也是最早研究客家文化的西方传教士之一。毕安喜欢阅读中国历史，编写了《客家源流与历史》等论文，他在客家源流的问题上提出客家人“像18个省的任何其他居民一样是汉族的真正子孙”。

毕安有着卓越的语言天赋，来华3年就熟练掌握了客家话。毕安的学术水平，从他的著作足见一斑。他后来与黎力基一起译完客语罗马字新约全书，译印汉字客语新约圣经，翻译汉字客语旧约，还编著有《中国：宗教、风俗、差会》（La chines sa religion, ses moeurs, ses missions）（1902）一书，足见他的学术能力。毕安为传教和兴学想尽办法，把自己变成一位“客家通”，用客家话读圣经，使文化层次较低的信徒也可以读懂。

毕安还兼任过深圳李朗存真书院院长，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所用客家方言授课的中文神学院，也是深圳历史上第一间大学。

1865年，嘉应州大饥荒，程乡瘟疫流行，路旁时有死者，夏天天气酷热，气温高达40.5℃。9月，清闽浙总督左宗棠统大兵由闽南下驻防大埔，在三河设了炮船十数艘。12月12日，左宗棠部与康王汪海洋部会战于程乡城东塔子凹，康王当晚重伤牺牲在嘉应州城。偕王谭体元率余部于12月22日晚突围，24日在丰顺县白沙坝遭清军伏击，被清军收降和斩杀的太平军将士计6.6万人，至此，江南太平军完全失败。

1866年3月15日，毕安牧师决定到元坑的新教堂常驻。因此，当地人把这一天定为元坑教会成立的日子。从此，前来接受洗礼的人络绎不绝，在短时间内，基督教的福音便从元坑传播到龙川、紫金、梅县、兴宁等地。如今，偏僻的元坑山脚依然矗立着一座教堂。

为了吸引民众入教，1866年毕安兴办了东梅两江流域第一所小学——元坑小学，这也是巴色会在中国内地建的第一所西式小学。随着小学的建立，巴色会惊喜地发现，客家人十分重视教育，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为了让子弟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纷纷入教。元坑教堂一片兴旺，成为了内地最早、最著名的教堂之一。1868年毕安扩建了宗源书室（初等小学）、养正书室（高等小学），设置了古文选、四书、算术、珠算、诗歌、书法、体操等课程。他还在当地筹办了女校，以吸引女教徒。

摄于1881-1910年间，元坑女校学生在学习纺织

考虑到当地没有中学，毕安向巴色会提出筹建元坑中学，并从1868年开始筹备。为了增加中国学生对教会的好感，巴色会把边得志派遣返回元坑，边得志擅长踢足球。

据1947年的《五华县志》记载，清穆宗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毕安和边得志在长布镇元坑教会创办了元坑中学，当时称“中书馆”，并将足球加入课程中，这是现代足球运动第一次在中国内地出现。这是目前中国史志上记载最早的现代足球教学记录，证实了中国内地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在五华元坑。

“学校依山而建，3栋校舍错落有致。学校左边山腰修建一条宽3米、长400米的环山跑道，在右边山窝处开辟了一个草坪足球场……”足球场长50米，宽32米，两端用木料搭成球门，由边得志教授学生踢足球。

元坑教堂和中书馆，右边山窝的球场掩映在树林间（局部，约绘于1905年前）

1962年出版的《五华乡土述林》记载了当时元坑中学的上课情况：“高小以上各校学生,于课余运动，多成习惯，有时下课，钟声方歇，球场上已腾起一片打球争夺喧闹之声, 故足、篮、排球技术水准，一般都造诣甚高，而体格强健，则是普遍现象。”

1991年出版的《五华县志》则记载，“同治十二年（1873），德国、瑞士巴色传道会在长布区元坑乡开办中书馆，开设了体育课，设置单双杠及体操、球类等项目，并有篮球场、足球场设施”。中书馆的校舍是欧式建筑，传教士及当地村民用红砖砌成暗涧，再用类似陶瓷的材料做成管道把山泉水引至山上的厨房和宿舍，类似自来水供应管道，这在当时极大方便了学生生活。

元坑中书馆平面图

之后，在中国内地的其他地方，足球也随着传教士的足迹，从沿海向内陆普及。1881年北洋水师学堂的体育课开始设有足球项目。1895年圣约翰书院成立了上海第一支足球队，人称“约翰辫子军”。1898年2月，英国传教士山雅各在厦门鼓浪屿创办英华书院，初期虽未设体育课程，但课外活动以足球为最盛，还成立了英华足球队。

当时的元坑中书馆，背靠七目嶂，和远方的石马山遥相对望，山下是绿油油的稻田。五华人源自中原，历来崇文重教，习武成风，豪侠好义，因僻居山野，多以打石、打铁、撑船等为传统产业。客家有句话叫“五华人，硬打硬”。据《长乐县志》载：邑人多膂力、尚勇，负羽从军者众。明有一制府调兵云：“吾思用长乐人劲勇忠义之气”。

自宋熙宁四年（1071）设置长乐县以来，特别在明清两朝，涌现出了诸多武举人、武进士。五华清朝出过全国武状元李威光、榜眼曾琼琲、四川提督江童茂、广东提督魏大斌、福建提督李南馨等。客家人生活的地区山多田少，生活困苦，唯有读书才是“出路”，因此客家人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为了接受良好教育，客家父母不辞劳苦也要供孩子上学，子弟则能耐学习之苦。

元坑中学把足球运动引入中学教育之中，既契合了客家人的劲勇习性，又符合客家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不久，元坑中学就声名鹊起。远近的客家人纷纷把孩子送来入教上学，负笈前来求学者，遍及东江、梅江客属十数县和东莞、惠阳、宝安等地。

这些带着干粮从兴梅各地赶来元坑中书馆念书的学生，就成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足球运动员，他们在七目嶂山下接受的足球课程和嬉戏，被载入地方志。

清末带伙食来元坑中学读书的客家子弟，他们在足球中找到了难得的快乐，中国最早的足球运动员就从他们中产生

中书院培育出了魏锦新、江爱其、魏灵圣、李伟容、李华瑞、李其美、李兴横、李法春等中国内地第一批足球运动员，之后更是成为了足球运动在梅州地区传播的火种。

为了适应教会兴办中小学的需要，1876年，元坑中书馆增设师范班，培训老师。元坑一时成为了巴色会在东、梅两江的中心，也是人文荟萃之地。当时华侨从海外寄信回家乡，信封上只写“中国元坑”，信件就可以准确无误收到。1898年，毕安和边得志又在华城创办了乐育小学和乐育中学（今华城华西中学）。

这是客名君从几百张嘉应州的老照片中翻到的下雪的元坑中书馆校园

从上面这张照片看，学堂花园内有积雪。嘉应州很少下雪，按《梅州纪事》推测年份，可能拍摄于1892年11月，史载当年下了百年罕见的大雪，雪厚3～4寸，山中积雪厚至2～3尺。

1907年，元坑中书馆迁古竹，兼办师范。当时元坑中学的规模和气势，从之后易名为萃文中学的校歌中，可略见一斑：

“巍峨浩荡萃中，庄严璀璨萃中，建立在山半，图式仿欧风，翠挹琴江，秀钟石马，如醒狮猛虎的蹲踞，有俯视一世之雄。这园地真是教育垦区，任何红桃白李都可移来种，不分南北，不分西东，又是崭新学府。三民为其纲，五育为中心，生活趣味浓。看看巍峨浩荡庄严璀璨可敬可爱的我们萃中，文明种播四方，校誉垂无穷。”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外国传教士熟悉客家话，所以这段校歌用客家话念诵会更显气势。

在19世纪60年代，在边得志的故乡德国，足球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展，首家俱乐部“慕尼黑1860”俱乐部于1860年成立，随后德意志全国的俱乐部如雨后春笋涌现。

在边得志将足球引入元坑的同一年，即1873年，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六年，英国军舰副舰长道格拉斯及其手下33名军人在训练闲暇之余以“球戏”作为娱乐，将足球传入日本[8]；次年，苏格兰工程师赖莫·琼斯将足球加入日本工部大学校（后来的东京大学工学部）的教学课程，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过当时还只是初具足球运动雏形的踢球游戏。

也就是说，1873年中国五华元坑中学将足球作为正式的体育课程，比日本的东京大学引入足球还要早一年。

1905年8月，毕安牧师在德国威颠山病故，享年70岁。而边得志则到华城的乐育小学（现华西中学）继续推动教学和足球运动。他们两位首次将足球引进体育课程，拉开了中国现代足球运动的序幕，而这种将竞技游戏与教学互相促进的思想，为客家地区学校文体并重的模式奠定了基础。

魏士曼先生画的元坑中书馆和校长室

魏士曼先生画的元坑中书馆和照片的比例，简直像用工具软件画出来的，可见传教士才能的全面性。

1933年传教士撤出元坑时，请一位远嫁横陂的教徒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秩序井然的教堂和校舍，掩映在翠色的丛林之中，足球场和跑道上的欢声笑语成为历史。元坑中学在上世纪50年代拆迁校址，成为萃文中学。元坑中学不复存在。

1905年9月18日，祖籍五华锡坑的李惠堂在香港诞生。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五华锡坑端本学校开辟了大型足球场，由元坑中书馆毕业的学生担任教师，传授足球技艺，进而带动了学校周边青少年对足球运动的热爱。李惠堂十岁的时候，就在父亲安排下回到家乡锡坑接受传统客家教育，喜爱足球的李惠堂以柚子当足球练习。几年后，这位少年开始在远东运动会的赛场崭露头角。

民国初期穿长袍踢球的人们

元坑中学的毕业生，有些会返回兴梅地区担任传教士或者教员，他们会把自己喜爱的足球运动推广到各学校，由此推动了兴梅地区（特别是五华）的足球发展。元坑之后，五华各学校纷纷建立运动场所。作为中国现代足球的发祥之地，以及球王李惠堂的家乡，五华在中国足球史上举足轻重，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足球重镇。1947年省运会，五华县足球队获得冠军。1964年3月，省体委在五华建立足球训练基地，1979年，五华被列为全国16个“足球之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