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旻︱“神经衰弱”：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青春病”

来源: 文艺研究

摘 要 20世纪初，中国青年在记载“神经衰弱”患病过程的私人日记中，有着与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不同的思考。记叙精神疾病“不可见”的特殊感受，以及它的书面化、文学化、审美化，促使他们打破传统文学形式，探索心灵世界中最难捕捉描摹的感觉、情绪、心理等方面。私人日记提供的个人经验、患病细节与内心矛盾，生动地记录下“神经衰弱”由医学概念到书写对象、由革命人格的写照到现代生活的焦虑、由再现病痛的经验到服务于文学创作的“疾病的隐喻”的完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心理学、临床医学、精神分析等科学术语进入现代文学的话语系统，“疾病行为”也参与了新的文学形式的创造。

1904年冬，逃亡日本的宋教仁（前排左四）与东京华兴会会员合影。前排左一黄兴、左三胡瑛、左五柳杨谷；后排左一章士钊、左四刘揆一

疾病导致的身心异状易于引发文学的感兴，“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1已是古典诗论的老生常谈。中国历来有“疾病诗”的传统。甲午战争后，将中国视为“病夫”的说法，由西方舆论界传入东亚，成为晚清知识分子批评政治失序、国力衰弱以及宣扬改革正当化的论述策略2。随后，诸如“健康的幻想”“病原体说”等现代医学话语以及新的疾病概念，不断融入文学作品中有关病的再现过程，组建起“疾病的隐喻”，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书写对象。

与肺病等生理疾病不同，“神经衰弱”作为一种“心”的疾病概念，于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3，指涉精神不济、虚弱无力的身心症状。当时的青年群体性情敏感，既体验到国族意识的压抑，又难以消除青春期的苦闷，易于“感染”精神萎靡的“病毒”。神经衰弱遂成为一种典型的“青春病”，并在文学创作中经历“符号化”过程。这个过程包含充分而客观地感知疾病本身，以及有效地表达病态经验、创伤性情境。身心的征候经由文学与艺术范畴的符号化，成为美的与秩序的，得以治愈，由此召唤出新的书写形式，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的发生与演变。

过往研究在处理现代作家的疾病书写时，注重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在既定的语体与形式中讨论神经衰弱，将其视作文化社会学层面的“符码”4，如白话短篇小说中的“生病”情节暗示社会、文化及道德问题；日记、书信等非公开的文本，则被作为外部材料，用以对作品本事进行考据。在此视域中，神经衰弱只是内容素材和隐喻结构中浅显的“本体”，遮蔽了现实中亦是病人的作者在文学创作中较为复杂的自我投射问题。神经衰弱患者的病中日记，往往是私密的、混乱纠缠的写作，带有极强的主观性，既留存着真实的病的感觉，又具有形式上突变的可能性。私人文本与公开文本之间的关系构成镜像，在不同时期神经衰弱的患者/作者笔下，折射出疾病参与文学形式的创造过程。

疾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构成青年主体的重要途径，“焦灼的、羸弱的乃至疯狂的身体感受，也成为现代文学经验发生的前提之一”5。生病感受的宣泄，它的书面化、文学化、审美化，促发了现代文学在形式层面探索心灵世界中最难描摹的感觉、情感、心理。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的文学中，神经衰弱从一种需要被发现、定义、描述、表达的“新病”，发展为一种与“意义”关系固化的“文学病”，“并逐渐脱离了人的鲜活的身体，而演化为一个文学的幽灵”6。书写疾病的动力也从最初的“以文学为表达工具”（写作疾病），转变为“以疾病为隐喻工具”（疾病写作）。在此过程中，宋教仁、郁达夫以及刘呐鸥等不同代际的青年，都曾患上神经衰弱症，并留下记录沉疴难愈的私人日记。虽病因各异，但其中仍不乏中国青年在转折时代连锁式的精神困境。他们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采用了旧体诗、自叙传小说、新感觉派小说等代表性文体，呈现出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学时期中疾病书写的得失与文学形式发展的内在动因。

一、革命少年的病中日记与旧体诗

20世纪初，日本社会爆发的“神经衰弱热”，也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据《官报》统计，1906年12月，官费留学生患病52人，脑病或神经衰弱症7人，占比13.5%；1907年3月，短短四个月后，比例增长至37%7。而这仅仅是公费医疗的人数。1907年，后藤省吾根据东京脑病医院的病案，推算半数以上的中国学生曾因神经官能症前往治疗；患病原因主要集中在四点：严格的留学监督生活、过于恋家、早婚及不注意生理卫生8。

与负笈东游的留学生因学业、忧国而得病相比，1904—1905年逃亡日本的革命青年，心境更为复杂。在革命失败、清政府的高压手段面前，理想不免动摇，如华兴会成员刘揆一就因组织的分裂与好友的被杀，准备放弃职业革命家的身份；曹亚伯、熊十力、章士钊等转向学术。甚至有人因无法消化情绪的落差，寻求死亡。另一部分革命志向尚存的流亡者则出现精神危机，成为神经衰弱的易感人群。从内部考察，“心”的疾病是青年革命者新的自我诉求的投射，象征着一种“觉醒”的人格——高超的感受力、颠覆性的思想、愤世嫉俗、狂热而不计后果、被传统压抑，精神的病变多由此种人格诱发。从病理上看，神经衰弱是疲劳、彷徨、虚弱、不确定感、缺乏活力等身心障碍的综合症，致病原因多是心理层面的“焦虑”和“压抑”9。这为个体的解放与激进社会运动的发生提供了合理的、内在的解释。因此，引发革命青年神经衰弱的最大导因，与工业社会的现代文明、阶级分化并无直接关联，既不是维多利亚青年身上“无可名状的苦闷”10，也不是日本近代文化之颓废堕落。最初弥散在中国“病少年”之间的，是革命成败、国族兴亡所引发的“反抗”。

因此，章太炎在演讲中宣告革命者是“神经病”——“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11——就并非一种夸张的比拟，而是对同侪身心困境的实指。他的好友、同盟会成员宋教仁，就是一位患有严重神经衰弱的革命青年。宋教仁在1904年10月—1907年3月的日记中留下精神危机出现、治疗、康复的“病的故事”，叙述了主体在革命、国家、自我之间挣扎抉择的数个瞬间。

1904年底，宋教仁因长沙华兴会起义败露，遭到通缉，危急中逃往日本。1905年12月，挚友陈天华因“取缔规则事件”，蹈海自尽。宋教仁陷入悲痛，“恹恹之势，已濒危矣”12。1906年2月初，宋教仁首次在日记中记录精神状况：“前日疲惫已极，精神散漫，终日如睡。”13三四月间，他购入神经疾病方面的书籍，并前往医院寻求改善精神的方法。除了多次提及的困、疲、怠之外，情绪总被愁苦笼罩，他已无力再去早稻田大学预科班上课。工作、学习的停滞，身体上的力不从心，对其打击颇大。4月17日，他对照刚买到的《神经衰弱预防法》给自己“诊断”：“入夜，觉心中甚感不快，阅书亦无心，狩野谦吾言神经衰弱之现症，有不安、不愉快及作业消失能力等，盖吾之受病亦不浅矣。”14

宋教仁日记（1904年4月-1907年4月）原名《我之历史》，初版于1920年9月，桃源三育乙种农校石印线装

“神经衰弱”是一种在19世纪末“被发现”的精神疾病，本质上是用心理学理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人的焦虑情绪。1869年，被美国精神病学家彼尔德命名为“Neurasthenia”。日本最早在1879年前后引入，以解释由“官能的”问题引起的精神不济，译为“神经虚衰”15。随后，“神经衰弱”一词正式进入医学辞书和医科大学的专业。由于德国是现代心理学的发源地，拥有最先进的神经疾病研究环境，关于神经衰弱的科学认知多由德国传入，如1894年三浦谨之助出版的《神经病诊断表》，就是参照德文术语译成16。留学德国的山田铁藏、狩野谦吾、后藤省吾等，积极地投入此病的科普和治疗中，希望能解决现代社会中日本人的精神症状。后藤省吾的《神经衰弱症》（1905）、狩野谦吾的《神经衰弱预防法》（1906）和《神经衰弱自疗法》（1910）都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科普读物。宋教仁对神经衰弱的理解，便建立在日本对此病的“重构”上，即结合了传统东亚的医学体系与现代西方临床医学、心理学的“躯体-精神论的观点”17。

1906年8月住院后，宋教仁将自己的“病源”分为物、心两个方面，反映出他已接受身心二元论。“物的方面之病”，可由住院、服药、运动、禁欲、电气浴等“生理疗法疗之”；“心的方面”，则需要借助心理学的知识18。他开始研读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加藤弘之的《无我爱即有有我爱》等书籍、文章，咀嚼、消化“自我”的定义，寻找治疗方法。宋教仁曾尝试借助心理学的词汇、概念、分析体系等，为自己的“心病”列出序列表。

宋教仁1906年9月6日日记（《宋教仁日记》，第218页）

表中除了“主义”“心理”等经典的学科术语外，还出现了若干对哲学概念，如“具象的”/“抽象的”、“积极的”/“消极的”、“自然的”/“人为的”等，体现出20世纪初心理学与哲学交叉的特质。“对于治病所起之感情”与“预计的结果”两项，又传达出他对“病不愈则人格不完全”的强烈不安。个体与疾病的关系，转换为民族革命的成败，消极的“病体”与孱弱的“国体”互为表里，成为神经衰弱的主要病因之一。宋教仁曾反复记述在体验到这层焦虑时心情的跌宕：“心中悲感又起，以为若我终身患此病，则我将来必为无用之人；若因此病而殀，则更不能尽力于祖国，平生所立之志皆成梦想。”19

这番自我分析也表明，神经衰弱不止于生理，还在“病国”20的隐喻层面作用于病患，个体的健康与疾病总逃不脱被国家裹挟和政治化的命运。通过病中不断的反思和体味，宋教仁已隐约察觉国族意识对他造成的“创伤性情境”21，以及国家对“自我”的压抑机制：“任何一个人的健康或‘生病’都不是一种单独的个体行为，而是与其成为一个‘国民’的身份状态和素质相关。”22病夫难愈象征着病国危亡，反之亦然：国家无法摆脱落后的局面，那么国人的病便难以治愈。

当病友岛村询问病因时，宋教仁答曰“皆我国事”，病友表示无法理解23。这种无效的交流，对应于疾病干扰、中断了日常生活，孤独、异类、隔离的感觉改变了宋教仁的表达模式，他转而以旧体诗书写不被理解的主体状态。先后写有《晚游与乐寺》《独夜》。后者创作于病情反复的夜晚，后又修改、填补为完整的《独夜》：

他乡久流落，独夜更萧㪢（飕）。

孤枕梧桐雨，残灯蟋蟀秋。

（原句：四壁虫声急，孤灯夜雨寒。）

此生愁里过，故国梦中游。

（此身愁里过，故国梦中看。）

天下滔滔是，孤怀何日酬。24

这首诗更像是宋教仁描写复杂的身心病状的精神独白。写诗前，他曾“身体发抖”、腋痛难忍，须依靠药物止痛，想到“吾一身结果与吾祖国时势之关系何如”，“展转不寐，由悲感更生愁思，直至鸡声唱时”25。但这首五言律诗，其实大量借鉴杜甫诗中表达“愁”的语汇，如“流落”“孤枕”“故国”，几乎读不到“病体”颤栗、疼痛的真实情状。特别是在修改后，朦胧间的“梦中诗”褪去了粗糙、模糊，更趋向对典故系统的回归：“虫声”换成“蟋蟀”，“夜雨”代为“梧桐雨”，具体之余，却不免匠气。《独夜》的写作，一方面遮蔽了真实的“诗中事”，神经衰弱成为感时忧国的注脚；另一方面也使宋教仁汇入诗史中“百年多病独登台”26的众多诗人之列，不再是特殊时空、特殊个体之病痛。

问题是这样的旧体诗真能表述出罹患精神疾病时复杂的主体内面吗？当作诗成为宋教仁病中赖以疗救的手段时，它真的可以治愈病患吗？在异邦写诗、为疾病写诗、因危机写诗，内心苦闷的留学生以旧体诗纾解心情，在当时并不鲜见，黄尊三、李叔同、柳亚子等人都曾在诗中传达神经衰弱的病体感受。换言之，写诗可视作一种“疾病行为”，内在于“认知”的行为模式。精神疾病患者“以一种特定的模式来讲述那些模糊且发散的身体方面的障碍”，个体的苦痛“通过一种生理疾病的习惯用语表达出来”，由此，患者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接纳，得到一定程度的救治27。1907年8月，黄尊三与宋教仁会面，黄在日记中写道：“遯初颇肯余言，出示其近日感事诗，有‘去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亲忧繁白发，闰（闺）怨姤蓬头’句。虽造语平平，而故国之思，儿女之情，则流露字里行间。”28两位被精神疾病折磨的青年，见面时并未互诉病情，而是交流了对革命的抱负与各自写的旧体诗。这恰好印证了在患者的无意识层面，写诗/旧体诗是表述模糊的身心感觉的特定模式/文体，唯有旧诗的典故、意象、语言，才能传达自我，解释痛苦，引起认可和同情。

然而，这种依赖传统表达系统的疗救却不能彻底。在私人日记中，宋教仁尚能细致地辨认自己的症状，记录下因生病而激化的暴躁、愤怒、歇斯底里的情绪，以及因恋爱而发生的情欲的“震动”29、压抑、恐惧。他还动用心理学、临床医学、精神分析等最新的疾病话语系统，“科学”地分析自我，如看到书中说“凡人欲望不可太大，大则心多用而乱，则神经病起矣”，便理解自己的病根在于多欲30。然而，日记中所表述的具体的疾病，一旦进入旧体诗写作，文字的疗愈功能便开始失效。以国仇家恨、沉郁顿挫为核心的旧体诗的诗艺，虽然强化了神经衰弱病症中忧郁、愁闷的情绪，刻画主体失眠多梦的情境，但焦虑、暴躁、不安、冲动、性欲等面向则付之阙如。诗的读者，如黄尊三、田桐、高旭等好友，所能接收到的信息，也只有连缀的典故、格律音韵的技巧以及爱国的抒情。

1911年，回国准备发动起义的宋教仁在上海与柳亚子、朱少屏、胡寄尘等人相识，加入民初重要诗歌团体南社。他的诗虽不算上乘，但其舍身革命的情志，与南社为国事、为民族写诗的浪漫主义色彩很是契合。宋教仁的旧体诗，生前发表的较少，多数是在1913年遇刺身亡后才问世。1914年3月，《南社丛刻》第八集中收录十首，是最为集中的一次。其中就有1906年10月，在日本神经衰弱症加重时写下的《将晓》。公开发表时，进行了较大的修改，题目也改为“秋晓”：“旅夜难成寐，起坐独彷徨。月落千山晓，鸡鸣万瓦霜。思家嫌梦短，苦病觉更长。徒有枕戈志，飘零只自伤。”31此时，诗中急于杀敌报国、不能成寐的，是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而不是日记中被病痛反复折磨的革命青年。在写作旧体诗的“疾病行为”中，“心”的疾病是被“模拟”而非再现的，这导致宋教仁的诗被认为“多家国之痛”32，而不能读到如私人文本中那般复杂的心理、躯体的病症体验。创伤经验的符号化，以及符合神经衰弱的“疾病的隐喻”，均未真正完成。

二、神经衰弱、日记与自叙传小说

桑塔格认为20世纪的精神疾病继承了结核病的部分隐喻，“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33，精神错乱对应的不安、烦躁、发热，正是创作文艺时的主体状态。如果文学作为一种“疾病行为”，其有效性在于穿透文本传达出主体痛苦的“声音”，那么从旧体诗到现代小说，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现象或审美的建构过程，而是语体的转换和形式的选择。郭沫若、张资平都曾在留学日本期间经历神经衰弱，他们同时又是医学生，甚至曾解剖过头盖骨里纤细的神经，这使二人得以客观地审视神经疾病，将其还原为生理与心理、梦境与现实、本我与超我的公式，选择以科学的语言和意识流的小说技法再现神经衰弱，写出《残春》《冲击期化石》等以梦境为“顶点”（climax）的实验之作34。相形之下，郁达夫对主体“创伤性情境”的书写和符号化，附着于对“过去”与“现在”两种时间秩序的焦虑，采用“混杂”的形式：对“心”的认识，接近于西方现代性的“病”；审美的方面，却更近于传统文学的“病之美”35。

1913年，郁达夫赴日留学，1916年春，他患上“刺激性神经衰弱”，严重时会“昏绝”，也因此缺席春假考试36。最初生病的原因与同龄人很相似，既有海外孤旅、苦学过劳的辛苦，也包含被日本人轻视虐待。他在书信中时常流露出青春期特有的、不稳定的自我表述，时而寂寞，“然弟每欲学鲁滨孙之独居荒岛，不与人世往来”；时而自傲，“然天生我才，当不令我饿死”；时而又忧郁敏感，渴望被人理解，“日来苦闷极矣，有暇者祈作长书覆弟，无论何事皆可写来”37。他将心事编织进诗中，如“怅望中原日暮云，一声征雁感离群。行经故馆空嘶马，病入新秋最忆君”38，诗情饱满，愁肠百结。写旧体诗是郁达夫青年时期重要的文学活动，与宋教仁、黄尊三等人在日记中的随性之作有不同的意义，他写诗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1911年于杭州府中学堂读书时，郁达夫便开始写作、发表旧体诗，他善于在诗中“述吾人之思想，表吾人之喜怒”39，记录早年的生活。留日后，他又与服部担风、富长觉梦等随鸥社的日本诗人有交谊，长期在日文报刊的汉诗栏中发表作品40。可以说，他的诗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是出类拔萃的，哥哥郁曼陀曾称赞：“几辈名流能抗手，一家年少最怜君。”41

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时的郁达夫（1919年）

而病重时，郁达夫逐渐感到写诗“劳神”且不利于病情，1917年，他开始记日记。“一日一时之思想，一举一动之威仪”，这些如“水上波纹”般的感受，被捕捉并记下，成为精神萎靡时刻“人生之反照镜”42。该年日记中的两件事，直接涉及郁达夫对神经疾病的认知，也改变了他的表达形式。第一件是与长兄绝交。郁达夫读医，本是哥哥的意见，1916年秋第二个学期开始时，他已瞒着家里转入文科。郁曼陀非常生气，断了经济资助。郁达夫认为自己被误解，“心伤肠断，片刻无安”43，数度想到自杀，甚至还预想过“兄杀弟”和“弟杀兄”的情节44。第二件事是遭遇“性的苦闷”。1917年底的一个雪夜，郁达夫在日本的妓馆有了性的体验45。在那天的日记和事后的回忆中，他反复写到自己的悔恨：“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46初到日本时，这位敏感的青年就体味到性欲的萌动，自我剖析中，常见“恶魔”“地狱”“堕落”“忏悔”等宗教词汇，饮食男女之欲与罪孽纠缠在一起，构成了神经混乱时的主体意识。

如果说“弃医从文”是郁达夫第一次忤逆象征父权的哥哥，那么对女性的沉迷则让他进入自我的深处。通过日记这种典型的“自白制度”，性得以发现；而一同被发现的，还有性的压抑。它在郁达夫身上，戏剧性地表现为爱国与爱人的两难，他在日记中记下恋爱中如痴如醉的感觉：“坐立不安，觉总有一物横亘胸中，吞之不得，吐又不能，似火中蚁，似圈中虎。……已为Venus所缚矣！”47但又频频下定决心：“予已不能爱人，予亦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48二者的矛盾，与无力奋起唯有“沉沦”的自己，加深了郁达夫的懊悔与负罪感。

郁家三兄弟：三弟郁文（郁达夫，左）、大哥郁华（郁曼陀，中）、二哥郁浩（郁养吾，右）

杀兄与爱欲这两桩心事，既无法成为公开发表的旧体诗的题材，也不能在信中与亲友倾诉，郁达夫只能借日记阐明苦闷的心理。而除了“没有一定的结构，没有谨严的文体，也没有叙述的脉络”49的日记外，他还尝试构思小说，用另一种文体形式呈现私人记忆。1917年5月30日的日记中，留有《东都旧忆》一文，记述1914年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与胡浪华相熟的往事50。9月，因读曾国藩家书与朋友谈及家庭事，联系兄弟失和，试笔《紫荆花》。从残存的《自序》、首章文字、后半部的构想来看，郁达夫应是借古代文献中象征手足情的“紫荆”，纬以屠格涅夫小说《处女地》中“开垦”的故事，描写一位知识青年十年间的漂泊51。日记对郁达夫的启示，在于其中不存在取信读者的机制，真实的日记没有读者，作者“要养成一种消除自我意识的习惯”52，只为自己写作。延伸到文学的真实性、读者的幻灭等问题上，成为他考量第一人称小说如何处理个人记忆的起点53。

通过分析1917年日记的核心要素，即病、性、家、国，可以发现郁达夫对真实表达自我的渴望。因此，书写的欲望/压抑，被理解的欲望/压抑，也是郁达夫神经衰弱爆发的隐在病因。曾有研究者认为郁达夫的日记、旧体诗、小说在其写作序列中承担不同作用：日记为其他文体的创作提供“原材料”54，诗与小说构成“互文”55。三种文体呈现出的“平行的态势”，《沉沦》的诸多细节就“转译”自旧体诗、日记、书信中的文字与记忆，如在主人公“狐独者”前往N市的途中，穿插了一首旧体诗，对应郁达夫1915年9月11日送别东京同学的口占之作56，确实可与小说中的“离别”互相阐释。而小说结尾关键处出现的旧体诗，则较为特别：

醉拍阑干酒意寒，江湖寥落又冬残。

剧怜鹦鹉中州骨，未拜长沙太傅官。

一饭千金图报易，几人五噫出关难。

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57

这是“孤独者”在酒楼寻求性的慰藉后唱出的一首诗。这首诗几乎“无一字无来历”，单是酒醉寂寞之感，就借助了祢衡、贾谊、韩信、梁鸿等人的故事和作品，“慷慨悲歌觉有老杜哀愁之风”58。名士悲叹的家国兴亡、怀才不遇，似乎与“孤独者”在情欲刺激下的多愁善感、精神迷乱并不相合。蒋晖认为《沉沦》第七章插入的古典诗句意味着“理智就此返回了孤独者身上”：“在这一瞬间，理性的清醒和由酒精激发的混乱完全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精神状态，这个状态之所以让人觉得好奇，是因为这也应该是他最后下决心沉海的状态，也是突然间他将一切个人的问题突然归结为民族国家问题的状态。”59古典诗歌的规则及其中抹除个人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反衬出“孤独者”/郁达夫精神状态的极度混乱。他念着模仿杜甫的诗，想象民族富强的事业，却做出自私的、情欲的事；他想要表述生病的、失序的主体感受，却只能动用周整的诗行、千锤百炼的语词、通行的典故——这与郁达夫在1917年的日记中所呈现的欲望/压抑的结构如出一辙，透射出浓烈的负罪感。

跑出酒楼的“孤独者”不得不忏悔：“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60最终，他被“祖国”推挤着投海自尽。作诗之前曾发生两件事，一是侍女与他攀谈，他立在窗前，不合时宜地吟出一句描写风景的诗“夕阳红上海边楼”，侍女于是感叹“你真是一个诗人呀”61。对郁达夫而言，“身份”是很敏感的。他曾不止一次提到从日本人口中听到“支那人”时，那种侮辱、欺凌的感觉，“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62；在《沉沦》中，“孤独者”自认“支那人”时，全身发抖，几欲落泪。那么，响应“诗人”的称呼，便意味着逃避自我真实的国族身份。二是他听见隔壁房间传来日本歌曲。异国语言的突然插入，提醒读者和“孤独者”：他一直生存在母语之外。此时所作的旧体诗，诗意之外，更兼具语体的意义——这是母语的回归，也是作为“支那人”之民族性与作为“诗人”之文化历史的总和。至此，写诗的行为便是主体感知压抑的信号，是多重痛苦感受的交接点，而在现代小说中插入旧体诗与写诗的场景，则进一步对“疾病行为”和它背后的创伤性情境进行符号化63。

1916年患上神经衰弱后，几乎每年春夏间，郁达夫都要经历精神上的病痛。1922年7月写作的小说《空虚》，描绘了被不眠症、梦游病、神经衰弱困扰的于质夫，在夏日的东中野疗养的经过。全篇的主旨皆在第一句的独白中：“我近来的心理状态，正不晓得怎么才写得出来。”64这同样是郁达夫自己的言说困境：无法准确描述的、若有似无的精神病症。他选择以自叙传小说打通私人生活与公共语境的间隔，向更广泛的读者寻求“理解”，无疑是针对欲望/压抑的病症的有效表现形式。与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中流行的日记体小说不同，郁达夫的文学实践完全建立在真实性的内核上，甚至不惜牺牲“抒写的自由”65。《沉沦》结尾投海自尽的“孤独者”，是日记中陷于自杀幻想的郁达夫；《空虚》中就业失败、赋闲在家的“于质夫”，是1921年日记中自比“不必要的人（Einüberzähliges Mensch）”66的郁达夫。如小森阳一指出的，在模拟日记的自叙传中，“被书写的我”与“正在书写的我”呈现复杂的“套盒结构”67，真实的“自我形象”只能通过文学虚构这一“装置”得以显影。作为现代人，郁达夫在个体经验中发现了神经衰弱的病症结构；而作为现代作家，郁达夫在私文本向公开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创造出描述神经衰弱的话语系统，并将其强化为文学装置中一种新的“象征形式”68。

三、新感觉派小说中“文学化”的神经衰弱

对现代作家而言，要描述疾病的感觉结构、碎片化的心理活动，塑造可被阅读的创伤体验，就不得不使用翻译的词汇与“混语书写”69的形式。《沉沦》中精神疾病的专业术语组成了忧郁症的具体内容：Megalomania/自大狂、Hypochondria/抑郁症、Nostalgia/怀乡病。郁达夫后续的作品中，直接以此形式写出病症的还有：“简直是些Hysteria的患者”、“你确是一个Sentimentalist”/“你确是一个生的闷脱列斯脱”、“你们所感得的是Toska”、“我已经成了一个Living Corpse了”、“我已经不是Chauvinist了”；以及日语小说《圆明园一夜》中的“デスペレエト”等70。“混杂挑战了语言的固定僵化”71，扩充了中文语词的能指与所指，同时也提醒着读者，神经衰弱是外来的、异质的新病，它的发现和表述是一次跨文化的翻译行为。创造社作家最先尝试以混语来分析自我的精神，除了郁达夫，张资平也常在小说中使用，例如《冲击期化石》中，鹤鸣形容自己是“承受有父系的刚毅的、感动气质（Seotimemta temperament）和母系的沉静的、胆汁气质（Choleric temperament）”72。语体层面的实验，间接改变了表意结构，“混语书写”出现在简短明了、指向明确的陈述句中，伴随“是”“确是”或“不是”等判断词，表示一种语气较强的指称，仿佛是精神科医生开给病患的诊断。

“混语”在张资平的爱欲小说泛滥后，逐渐成了新文学的滥调，丧失其形式革命的意义，到“新感觉派”作家手中，才转为新的文学理论的形式工具。这也意味着在自叙传小说中业已完成的“神经衰弱”的符号化，又焕发出新的可能性。

彼得·盖伊在讨论欧洲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过程时，指出神经衰弱是一种布尔乔亚的阶级病，根源在于工业文明机制下的“进步”景观：“令人目眩神迷的各种发明和发现，以及各种有争议性的新观念入侵到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带来了一片充满希望但焦虑亦如影随形的气氛。”7320世纪初的青年徘徊在东京的医院、病室、火车站、咖啡馆、高等学校、“寄宿公寓”74等都市空间，体验着现代化的刺激与焦虑。到了20年代末，在摩登上海，神经衰弱已经被识别为一种都市文化的综合征候。《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有一句话很好地说明身体、疾病、感觉的变异：“标金的跌风，用一小时一百基罗米突的速度吹着，把那些人吹成野兽，吹去了理性，吹去了神经。”75脆弱的“神经”被视为身体最后的防线，同时也成为都市中的“风景”：它可以被吹走、被掠去，也可以与Jazz、雀巢朱古力、Sunkist、上海啤酒等并置而观。小说内外的摩登青年，熟练地使用中外文混杂的语体以及现代科学的词汇，试图通过神经衰弱的病态体验，“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76。

1927年，在新感觉派正式登上文坛前，其核心成员刘呐鸥已在1月5日的日记里记载了神经衰弱与上海的微妙关系：

上海真是个恶劣的地方，住在此地的人除了金钱和出风头以外别的事一点也不去想的，自我来上海了后愚得多了，不说灵感、睿智、想象，就是性欲也不知跑到何处去了，变成个木人了，真（近）朱者赤，近愚者愚，钝惑和浅薄的议论——你们（的）总财产吧！你们那知道感情的认识力？77

“恶劣”的上海正是“恶劣”心境的隐喻。城市仿佛一个巨大的神经细菌，吞噬人的精力、理智、想象、灵感，甚至身体的基本欲望。它的感染性极强，风、雨、雾、日光、泥土、春天的气温，都会使人发病。刘呐鸥一面痛苦于生活的无序：失眠、疲乏、头重眼花；一面对“魔力的上海”无法自拔，吟诵“横波的一笑，是断发露膝的混种”78。

刘呐鸥1927年12月11日的日记（日记本为日本新潮社发行《新文艺日记》）

1927年4月，因祖母病重，刘呐鸥回到台南老家，在乡间风景的抚慰下，神经疾病有所缓和；6月间来到东京，病情又反复起来。7月24日，他写道：“雨落得凄凄，细条了的雨丝不是江南的杏花雨，是□中天地的灵气的魂根，条条刺我的脑神经。”79日本文豪芥川龙之介在这日自杀身亡，这给曾用日语写下“私は人間嫌い自殺するかもしれない”80的刘呐鸥极大刺激。在他看来，发狂自杀的文学家“是个被神经魔缚去的不幸者”，“脑力”失败而只能被高速运转的现代“神经”支配。他之所以能毫不费力地使用“神经”及相关的解剖学术语，盖因特殊的语言背景。刘呐鸥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从小学习日语，而“神经”一词本是日语转借字81，日记里的部分言说方式，如“神经乱”“神经弱了”82“神经只是活跳跳的”“神经会肿得这样利害”83等，都隐含着日语的表达模式，非纯正的中文。有相似背景的林文月也提到过日记与文学作品在语言上的细微区别：由于日记是与自己的对话，“所以不必有定规，用什么语文最方便，就写什么语文”。刘呐鸥的用语夹杂日本人惯用的外来语（片假名）和日语汉字，而文学作品因意识到中文读者的存在，故涉及外来语时，他“都把它们的英文、法文的原文写出”，并大幅减少日语词的使用84。同样是描述“神经”，此后在公共阅读场域里发表的《都市风景线》《无轨列车》等，刘呐鸥都进行了趋向中文的修改、加工，日记中疾病为本体、都市为喻体的隐喻结构，被巧妙地置换为以疾病喻都市；他者/读者视角的加入，实质性地改变了刘呐鸥对神经衰弱的表达。

1927年10月，他和戴望舒结伴到北京旅行。古都的风土名胜，干燥的空气，使他短暂摆脱了神经衰弱的困扰，过了两个多月的闲适生活。但一回到上海，刘呐鸥重又陷入混乱的生活，他在12月10日和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坐到天将明，Grace来，又请她会了个广东人，英文ペラー（流利），有点醉，流氓气。六点一刻前，竟同个英系人打起仗来，真野蛮，鼻血、白衬、骂言，拳头、制帽、皮鞭，广东人打，跶，床，公愤，头昏，倒，白眼，呆，闭口，去了，花钱又不快心。85

六点多才入床去睡觉，一点多不能合眼！也想越压、野兽、面具、绅士、动物性、血、芥川氏的死、尖的神经、伪为的结合，只好舌下的女人。86

随意的语汇，词与词之间跳跃的逻辑，行文中怪诞的节奏，刘呐鸥以新的形式演绎了两种感觉：血腥、斗殴的感觉与迷离、失眠的感觉。这两段日记，一改此前记录生活与感悟的风格，与域外新感觉派的文学主张遥相呼应87。标举“新感觉”的横光利一认为文学艺术的核心目标，是抓住一瞬息的感觉，即“跃入物自体的主观的直感的触发物”88。到了刘呐鸥笔下，承担着“触发物”功能的，是人与大都会发生关系时病态的感觉，而不是具体的生活内容。

1927年末日记中刘呐鸥最爱去的舞厅之一“黑猫”，又名“巴黎饭店”，此为1928年舞厅广告（刊于《舞星艳影》）

都会/乡间本是现代文明及精神疾病建构出来的对立物——大量的治疗手册宣传着一个观念：都会有“病的支配力”，乡间则是病的疗养所89。在像刘呐鸥《风景》这样的小说中，“致病”与“治愈”，被替换为都会与乡间的对照，成为主人公感受压抑的核心结构。故事叙述都会青年燃青在早班特别快车上偶遇一位摩登女郎，发生旅途的艳遇。结尾处，女郎在原野上脱去“机械般的衣服”，穿上“自然的美衣”，燃青突然顿悟：原来人们一直住在机械的中央90。自然的风景与情欲，成了“一贴健康的汤药”，有效地缓解都市病人的放荡、不洁、麻木和病态，和作者本人一样，燃青患上了神经衰弱，必须在乡间的环境里，方可“更生”91。

同属新感觉派的施蛰存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都会、疾病、感觉的结构性关系。他笔下的都市青年，需要在乡间才能发现自己神经的病症。《魔道》中的“我”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产生幻觉，觉得被一个黑衣老妇人跟踪；经过一番波折，待回到上海时，“我”确定已得上神经病92。《旅舍》中的丁先生患有神经衰弱，好友告诉他暂时到乡下休养，便可治疗，于是他独自去到寂静的乡村旅馆，却被“晃动着的黑影”吓到无法入睡，病情加重93。《夜叉》则讲述朋友卞士明在杭州老家偶遇一位浑身白色的女人，被幻觉诱惑，在深夜错手扼死了无辜的乡下女子。仓皇逃回上海后，他遇到女子便以为是夜叉报仇，因过度惊恐而神经错乱。在卞的自述中，他是一个在都会生活里如鱼得水的男性，“决不会因恋爱而神经错乱的”；但一出上海，就发现神经“骤然反叛了”：“我一向是强壮的人，但那时却感觉到疲倦，我才晓得我是在开始患神经衰弱症了。”94这三篇小说带有浓厚的都市聊斋色彩，是施蛰存以显尼志勒与弗洛伊德的心理治疗法剖析现代人的作品。尤其是“性”的问题：“当‘性’被脱离于日常生活的其他内容，独立地成为现代主义实验时，这种性心理往往导致主人公‘神经质的’或‘颓废的’行动方式，令时人费解或大为愤慨。”95

然而，施蛰存本人并非神经衰弱患者，这一点与刘呐鸥等人截然不同，他的心理小说“拟态”了患病的感觉，对都市青年的虚浮、脆弱与心理疾病施以讽刺。刘呐鸥日记中写的是真实的疾病及生病的感受，但在新感觉派小说里，病态指向现代生活的全部内容，即“thrill, carnal intoxication”96。潜藏着被物化的危机的“intoxication”（陶醉感）构成刘呐鸥自身神经衰弱的核心病灶，同时它也是本雅明观察波德莱尔笔下“闲逛者”的关键词97。刘呐鸥在小说中反复描绘的“只有机械般无情热的躯壳而已”98的摩登女郎，预示着神经衰弱的极端情况：她们被现代生活掠去了“神经”，失掉了感觉，最终变作橱窗中贩售的“女体塑像”99。疾病书写发展至此，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象征”；文本中的病人与疾病，抽离了经验，转换为文学的意象。而施蛰存的个案提示着，非患病者也可以利用文学经验、心理学分析、阶级理论，做出“拟态”的剖析，剥离了患病的现实主体/私人日记与文学写作的必然联系，神经衰弱的文学化在“感觉”的诗艺中完成。

结语

“神经衰弱”是一个在晚清传入中国的医学概念。由于苦学、过劳等外部原因以及早熟、烦闷、性欲等青春期的内在原因，20至24岁的青年极易患病。这种情况最初出现在中国留日学生和青年革命者中，随后又发生于沉溺都市生活的文艺青年身上；青年的气质与“病中语”，使神经衰弱作为20世纪初的一种典型的“青春病”，成为近现代疾病书写的重要对象。三位不同时期的中国青年在病中通过写作疗救了主体实际的精神病痛，并呈现出现代文学书写行为、表现形式、隐喻结构的发展脉络。宋教仁以旧体诗为良药，日记中再现的“病体”被诗歌的读者误读为“病国”，旧的形式与现代病症难以弥合，“疾病的隐喻”尚未完成。郁达夫以现代白话小说中的自叙传文体表征疾病，小说叙事与日记在时空与真实性上若即若离，拉开了病体与喻体的距离，完成了神经衰弱的符号化。刘呐鸥在日记中以“混语书写”、主观的直感撕裂文体，苦诉病痛，而“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却逐步脱离经验，在现代心理学的透视下，病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喻体，本体则是都市的生存境况、物质生活以及都市人的“感觉”。为了抓住精神疾病中转瞬即逝、纠缠混乱的主体感受，现代作家颠覆传统的表意形式，逐步搭建起关于“神经”“感觉”的新式语言系统与文学隐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