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盛世的建设与瓦解——隋唐（上）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主讲的题目是“盛世的建设与瓦解”，主要想跟大家介绍一下隋唐时期中国历史的一些关键性变化和主要脉络。一般我们提到隋唐时期，就会把它和盛世的概念结合起来。但事实上“盛世”本身从历史学的角度是不容易定义的。从今天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盛世对于不同的人意味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隋唐盛世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我们对这个时段特点的认识。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研究中国历史不能脱离它的周边，也不能脱离更广大的古代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历史都应该放到整个世界历史的框架下面做考察，这个视角并不能取代从中国历史内部变化考察的视角，但这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唐代在世界性这方面体现得尤其突出。

这次讲座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唐朝崛起的背景。第二部分描述唐朝从王国到帝国的过程，通常我们倾向于用唐帝国称呼唐代。“帝国”这个词代表疆域的辽阔和强大的力量，但唐是一个特殊形态的古代帝国，和其他历史时期的帝国有区别，从王国到帝国，就是阐述唐从一个区域性的政权变成一个帝国的过程。第三部分讲武后时代的革命，武后时代唐经过了一些深刻的转折，它表面是因为政治的变化引发的，但背后有非常深厚的社会、文化等因素。第四部分将唐帝国放到整个欧亚世界中去审视，理解唐代必须把它放在整个欧亚世界中去看待。第五部分，危机中的盛世，唐朝代表了某一个类型的中国传统帝制政权，它的发展过程非常复杂，不是线性的，中后期的唐帝国在一个困境中出现了巨大的转型，其后续影响指向未来社会文化的基础。

首先讲唐帝国崛起的背景。唐朝在七世纪的前期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日本岩波书店曾组织编写了《世界历史丛书》，其中第九册是包括唐朝的，名称叫《中华的分裂与再生》，就是说从汉末以后，中华的核心区域出现了巨大的政治文化分裂，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冲撞、融合，最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统治现象，那就是隋唐。这一册是由妹尾达彦教授主笔的，书中认为这一段时间大致上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个是“多样性的出现”，就是从三到五世纪中国文化、政治、地域各个方面出现了多样性。第二个是“普遍性的创造”，从六到八世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时段，多样性产生出一种新的整合，这种整合并不是单一的统合，这个普遍性是以隋唐作为核心创造出来的一种政治文化体制，这种政治文化体制在整个东亚，乃至于东亚以外的地区都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普遍性可以用一个英文词“universalism”来表示，实际上是指某一类的文化可以辐射到很多历史背景不同的地域上去，第三个，从九到十三世纪是“固有的形成”，就是唐代的后半段经过大的整合之后，内部所有这些丰富的文化开始定型。但这些内容未必互相之间就一定能够协和，很多矛盾就是从这里边产生出来的，实际说明中华地区经过长期的外来冲击，已经开始孕育某种固字的文化，同时在经历表面的繁华和多样性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排斥、放弃一些，然后重新产生一种新的传统，这个传统导向的就是九到十三世纪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的变化。

我们要讲唐代的崛起不可能不提隋代。隋唐建立前夕的南北朝时代，南朝以汉文化为主，而北方则是一种矛盾共同体，就是说它以汉文化为基础，融合游牧族人的文化传统，产生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政治意识。游牧族人的政治理念和统治技术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各方面都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有自己的体系，它和汉文化结合以后在中国的北方生根发芽，产生出非常绚烂的历史景象。但同时这些文化的抑制性又很强，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有很多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性是后来隋唐帝国非常关键的特点。

隋代为唐朝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隋代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失败的朝代，但恰恰是一个失败的朝代奠定了唐代的基础。隋代的失败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整个局势变化后统治者没有做出准确的判断。隋代以前，中国社会形势非常复杂。北方有北齐和北周两个国家，北齐以前是东魏，北周是西魏，再之前北魏时代开始，汉化进程就已经展开。比如说像拓跋这样的统治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但是它并没有完全能够脱离以草原地带作为重要区域的游牧集团的影响，北魏与游牧集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北周是一个强调军事化的国家，它以军事文化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统治集团，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关陇军事集团”。北齐则是各种文化、宗教交织，粟特人和佛教特别活跃。

表面看起来，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受所谓胡汉观念的影响，但即便同样都受胡汉这两种文化的影响，产生出来的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文献里边可以看到，北齐宫廷里边存在着两股力量，一股是受游牧影响非常深的、对汉文化非常排斥的力量，另外一股力量却对汉文化非常推崇，中间的代表人物就是颜之推和杨子华。北齐的宫廷是一个撕裂的宫廷，既野蛮又很文明，这两者之间怎么相处？这个问题对历史学家来说始终是一个挑战。这个时期的文化内部充满了各种冲突。北周是以宇文家族为核心的军政势力，北周统治集团的前身是北魏政权保卫北方边境的武人，他们经常与游牧部族作战，继承了很多游牧的文化传统。按理说，北齐文化先进，军事力量也不弱，应该容易成功，但最后的胜利者是北周。北周的军事传统更为深厚，敦煌壁画里边有一幅西魏的壁画，里面的重甲骑兵非常雄壮，可见宇文氏军事力量的强大。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表面上看北周跟中原汉文化的距离更远，跟北齐文化更接近，但是它却非常强调传统的儒家经典，更强调复古改制。现实中要追溯到中国古代正统的经典，照搬经典上描述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过这么几个要把经典里边的制度复原成为现实存在制度的时刻，其中很多都是由像北周这样的游牧民族政权进行的。因为游牧民族没有政治和文化的包袱，他不需要从过去的制度去继承。不像在南朝，南朝很多制度是一路延续下来的，推翻以前的制度很困难。而游牧部族可以全部推倒重来，完全不需要有包袱，所以他反而能够托古改制，这种托古改制也影响到了后来的隋唐，成为隋唐早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接下来大致讲一下隋朝的情况。隋朝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北方文化的整合。隋朝的建立源于政变而非军事征服，这个现象某种程度上也在隋唐早期得到延续。这并不是说隋唐之际就没有军事冲突，恰恰相反，如果大家读过《说唐》——虽然它是一部有很多虚构成分的小说，但大致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一些面貌——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暴烈的时期。冲突、内战造成大量的死亡，唐代就是在这样一种战争氛围中间诞生的。虽然朝代之间的更替是经过巨大的暴力冲突，但它内部的权力交接仍然有政变的特点。杨坚建立隋朝后迅速征服了南方，将中国传统的核心区域重新统一起来。隋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是杨坚不仅要构建军事统一的国家，还要建构起一套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观念，让人民真心认同所服务的统治者。这个从《隋书·文帝纪》就可以看出来，里面有大量对他出生时候神奇现象的描述。这个一方面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反反复复对这个做描述，让杨坚的来临好像具有神意的性质，这是中古时代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作品《历代帝王图》里有隋文帝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他带着冠冕，旁边有两个侍从，侍从的体型比他小一点，这三个人的构图和佛教的释迦牟尼跟两个菩萨在一起的形象是类似的，这个构图本身也带有神性。

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在历史上深受诟病，他其实是一个素质非常好的统治者，但最后就是失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失败的唐太宗，任何唐太宗做过的事情他都做过，有的还成功了，但最后结局是失败。为什么唐太宗成功了，隋炀帝失败了？这两个人在个人素质上不相上下，可能在指挥战争方面唐太宗更有经验一些。

隋朝建立起一套意识形态的模式，从隋文帝时代开始就用佛教统治，隋文帝宣布要把佛教的舍利塔建得遍布全国，这个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很多证据，在中原发现了很多隋代的舍利塔。隋文帝信佛有历史的原因，他是被尼姑养大的，但更多的是将佛教作为一种新的统治理念、意识形态，来辅助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统治结构。这就造成了隋唐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宗教进入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领域，变成统治的一种手段，佛教、道教都是。在山东青州发现的隋仁寿年间的舍利塔，上面的铭文就是让老百姓为皇帝到皇太子、皇后、皇孙等祈福，为什么要做这些？因为这样能够加深统治区域内臣民对王朝的认同。在现代的越南也发现了隋文帝派人送的舍利，可见这种意识形态传播的区域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原的范围，已经到达现在的中南半岛等等。

隋代的统治理念和北周有渊源，北周的时候要把中国古代的周礼用制度的形式复原起来，隋代同样有这个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隋代大兴城。唐朝的长安城就是大兴城的延续，这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它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大兴城的格局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经典里边所讲的前朝后寝，它这套城市模式在北朝时期已经有了一个雏形，比如说邺城等等。但是中国古代按照经典对都城的理念构想，在完全没有基础的地方凭空造起来一个城，然后今后的几个世纪里边人口都在五十万到一百万之间，这是不得了的。这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五六世纪，可能有些地方一个很大的区域内都没有这么多人口。唐代大兴城就变成了长安城，最大的变化是东北角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宫廷——大明宫。

接下来简单说一下隋炀帝。历史的变化是很复杂的，不能以一些简单的逻辑去推论。传统史书上对隋炀帝的描述非常不堪，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它不可能完全遮蔽隋炀帝做过的事情。隋炀帝很有意思，他内心很丰富，很敏感，有的时候又很阴暗，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组合，我觉得他可能有很大的心理问题。有学者如周一良先生很早以前分析过，他内心有冲突，几种文化在他身上融合，他受南方文化影响，但他自己又是北方关陇集团出来的。隋炀帝是中国古代帝王里边少数诗歌造诣非常高的，虽然他留下来的诗歌不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北乡古松树诗》这样的作品：

古松惟一树，

森竦讵成林。

独留麈尾影，

犹横偃盖阴。

他留下了十几首这样的短诗，都写得非常好，他的佛学造诣也很高，能够阅读非常深奥的佛典，他和佛教重要代表人物像智顗等人的对话，也很有深度，远远超出一般的统治者。史书说隋炀帝“发言降诏，辞义可观”，无论说什么话，都很有文采，又“内存声色”，自己欲望又非常强烈，经常到两都去巡游。我们可以看到隋炀帝一点都不弱，他非常想要把这个帝国建得更强大。历史上说隋炀帝很铺张，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庆典，但这是因为隋代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虽然从疆域角度而言隋代的范围远不如唐代，但是他跟周边的关系使得隋已经变成一个国际性的社会，有大量的外来人员出现在朝中，隋炀帝的铺张是在用各种方法让外来人员印象深刻。

隋炀帝也能用人，比如说宇文恺，宇文恺是设计大兴城的奇才，能够组织起这么大规模的工程然后在很快的时间内建设成功；裴矩，一个重要的文官，也是一个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对整个西域的地理都有全面的了解；还有裴蕴，时任民部侍郎，专门负责制定财政系统。这些都是第一流的人才，甚至到了唐代这样的人才都不多见。这些人才都在隋炀帝手下，但最后他还是失败了。隋代禁止刀枪，说明这个社会表面看起来非常繁华，但有很多的不安定因素。大业五年（609）是隋炀帝统治的转折点，当时做了一个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是古代帝国税收的基础，大业五年的记录称：“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这比起唐代还是小了，但是隋氏之盛极于此。从大业五年之后，隋朝国运就急转直下。

大业七年隋朝就出现动乱——瓦岗起义，这个起义直接导致了后来隋末内部各种力量的冲突。当然隋朝真正失败的原因是国际的影响，隋炀帝三次征高丽的巨大失败使他整个政治信用破产，也使得隋朝的国库空了。

为什么隋炀帝要征高丽？学界有很多讨论，目前没有定论。基本的看法是隋炀帝已经预感到隋朝北边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崛起，不能忽略。这股力量就是后来影响到隋唐整个局势变化的突厥帝国。突厥帝国在北方兴起，这个新型的游牧集团虽然是一个移动中的游牧军事联盟，但是他跟以往的游牧政权，比如匈奴，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后来突厥帝国的政治体制崩溃了，但突厥在地域上造成的影响是源远流长的。隋代就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威胁，唐代才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隋炀帝的时代中原重新跟西域各国有了真正的交往，大量的外来族群移居到中原，比如说粟特人等等，隋朝的周边不只有北方，还有西部、南部和东部，有日本、高句丽和林邑等等，虽然隋朝把自己看作是天下的核心，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买他的账，甚至一些表面看起来很小的政权，在文化政治上的自信一点都不亚于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很早以前就受中国的影响，它自身又有一个很复杂的变化，到了隋朝的时候，日本虽然从制度上大量地模仿中国，但是它有它的自信，它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低于中国一等，它也没有在中国的朝贡体系里边，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北方那些强大的政权有时候都附庸于隋唐帝国，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在日本出现过，而恰恰日本汉化程度是最强的，受汉化影响是最深的。这也告诉我们文化的影响跟制度的信念是不完全一致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五六世纪时整个亚洲也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中原人对这一点也是有认识的。比如五世纪的时候北魏使臣董琬出使西域，回来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他的报告很有意思，把整个西域分成四大块：

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内诸小渠长盖以百数。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

他告诉当时的北魏统治者，从北朝到西域由两条路变成了四条路，出玉门到鄯善为一条，到流沙又是一条，等等。这个内容非常详细，说明中国对域外的了解，对域外情报的收集，比中国后来的很多朝代，比如宋代、清代都要多。清朝对域外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十八世纪清代全盛的时期甚至都不知道英国已经占领了印度，外交是非常落后的。隋代也有长城，边界的观念已经兴起了。一个帝国虽然是可以无远弗届，但是它也会面临挑战，中原的帝国跟罗马帝国也很像。唐朝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下诞生的。

隋朝疆土

从很多方面来讲，唐朝的统治精英跟隋朝一脉相承。唐朝和隋朝实际上是一个征服集团，它们都是从关中开始征服，击败了其他地区的力量，然后统一中国。在征服过程当，它不得不跟其他集团建立起一种同盟，所以虽然唐朝统治的基础要比隋朝宽泛得多，但是它的核心部分在前期仍然和隋朝是一样的。

唐朝的成功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们可以说他是因为策略判断准确，但真正成功的原因就是错误犯得少，或者说在关键时刻能够把握住机会。对于唐朝而言，这个关键时刻之一就是虎牢关之战。一支大规模的唐军在李世民的指挥下跟两大集团，尤其是河北的窦建德进行决战，并取得了成功。河北在唐代整个政治地区里面居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河北对唐朝而言，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都非常重要，但是河北又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区域，它受外来影响特别深。河北长期以来跟中原有一种对抗的关系，这种对抗在隋代末年就表现为窦建德领导的集团跟李渊、李世民等人领导的集团的冲突。虎牢关之战非常精彩，史书中很少能够把战争过程记录得那么清楚，这次战争有很多戏剧性的场景。值得提一下的就是著名电影《少林寺》，历史上确有其事，少林寺作为佛教的一大势力站在了李世民这一边，派了武僧去支持，所以李世民后来亲手御书诏书特别表彰少林寺，少林寺从此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得到了皇室的支持。

李世民虽然是军事将领，17岁就带兵打仗，指挥大规模的战争，但他的文化修养也很高，写的诗歌很不错，这种文化素养跟他在政治、军事上的作为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

关于唐初的权力结构，我们今天谈到唐前期的成功、贞观之治的盛世，往往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唐前期的成功，在于它政治上的开明，制度上的合理，以及行政体系的完善。这些听起来很抽象，完全也可以描述中国以前很多朝代。但是具体来讲，就是唐朝设计、遵循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制约，不同的权力机构互相制衡，共同造成了合理的权力运作。政治运作中一旦发现问题，能及时地得到纠正。这是我们今天对唐朝一个固有的观念。如果接受这套说法，那么唐代后期的变化无疑是对这套制度的背叛，也就是说出于种种原因，唐代后期没有办法继续落实这套制度了，它就慢慢瓦解了，变得图有其表，唐朝的力量就崩溃了。这是一套很完整的解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任何朝代的任何制度，不能通过纸面的说辞来判断，而是要看谁实际掌握了权力，他们是怎么样互相之间发生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唐朝初期完全不是我们一般想象中非常合理的运作模式。唐太宗身边围绕着一群来自关陇，通过战争赢得身份权力以及跟皇室关系匪浅的勋贵集团，他们是通过婚姻和个人关系建立的统治集团。表面上看，这个统治集团是通过制度统治国家，但实际上日常权力的运作完全是以宫廷为核心。它的权力结构包括关陇军事集团，也包括山东的大族和豪杰，还有一些中下层军人——他们是原来北魏屯兵的营户，因为战争赢得了皇朝的信任。中国古代社会非常刻板，等级森严，一般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展现自己，但是在战争中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就会重新打开。

唐初勋贵集团的运作以王府为基础，玄武门之变就是以王府为中心展开的，王府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政治运作行动主体，李世民身边围绕着一大群文臣谋士，李建成、李元吉身边也有。勋贵集团政治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君臣政治，它是一个贵族政治形式，大家相对来说都是平等的，有点像楚汉之争之后，一大群人跟刘邦的拜把兄弟一样的关系。唐代大部分原来是贵族的人，通过战争，关系结合得更为紧密。李渊集团里面，他的亲信跟他都是亲戚，不是他的丈人就是他的女婿，这些人都是依靠婚姻关系联结起来的。表面上看，他们都担任三省六部的官员，但是他们日常权力运作真的是按照那套制度来进行的吗？不是。他们私底下回到家都可以自己互相商量事情，不仅是男性，女性也一样，女性在其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给唐朝政治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这个阴影一直到唐代结束都没有完全消除。中国传统权力交接的合法模式被彻底打破，宫廷政从此变成了一个家常便饭的东西。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太极宫的北面，玄武是指北方，陈寅恪先生专门讲过，他说李世民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就是因为兵权，他们占据了玄武门这个关键的出入点，掌握了军事主动性。大家可能会感到疑惑，政治的博弈可以在很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为什么掌握了一个宫门就决定了这个胜败？关键在于它是勋贵集团内部的调整、冲突，并非军事征服。这个过程中间双方都动用了各种力量，比如说尉迟敬德，双方都想收买他。在敦煌的文献里边发现了李义府写的《常何墓志铭》，常何也是一位参与过玄武门之变的军人，在政变中间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北门的禁军是受常何这个大将控制的。玄武门之变后皇室赐给常何金刀子、黄金三十挺等等。双方都有希望成功，只是李世民快了一步获得了军事支持，他就成功了，不然唐代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勋贵集团权力的交接，政治的博弈，完全是另外一套形式，它不是通过常规的政治途径。太宗掌握权力以后为了重新树立形象，做了很多的调整，但是唐代前期仍然一直是通过内部勋贵互相之间的婚姻来形成统治集团和权力系统，这同宰相制度等明面上的制度是并行存在的。李世民跟他的伙伴很亲密，长孙无忌可以带着佩刀进去，这些人跟唐太宗开玩笑什么都可以。所以我们并不能把唐朝前期取得的成就看作是一个纯粹合理制度导致的结果。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是“唐宋变革论”的提出者，他提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看法，他说唐代政治上的三个机构，尚书省管日常政务，中书省替皇帝发布命令，门下省审阅皇帝的命令，其中门下省实际上是代表贵族，可以把皇帝的命令驳回去。这在中国以前是没有的，因为中古社会是贵族制度主导，贵族制度下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虽然政治斗争中间会有人成为牺牲品，但这不代表家族也会成为牺牲品。比如说李建成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但他的女儿就还活着，墓志里边讲他的女儿平常见到客人都不太说话，可能是因为她的特殊身份，但至少可以说明，贵族政治斗争并不是斩尽杀绝的。中古时代贵族家族有消沉的时候，也常有崛起的时候，当然贵族这个词本身是值得讨论的。

今天史书中对“贞观之治”完全是表扬，也有不同的声音，但这样的声音很少。中国古代舆论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很深，后来的朝代会提出一些疑义，这种意见的同质性也很高。但是会有别的渠道流露当时的一些信息，告诉我们，当时人对唐太宗的印象未必都是一副明君的样子。很有名的就是保存在敦煌的这篇佛教的文章，叫《唐太宗入冥记》，讲唐太宗突然有一天被阎罗王叫到地狱去了，原因是他杀人太多，当然最后太宗还是活着回来了，但这显示出古代统治者都有非常残酷的一面，包括唐太宗在内。

接下来要讲欧亚世界中的唐帝国。从隋代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帝国任何的政治变化，都脱离不了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尤其是跟内亚地区的关系，唐朝更是如此。唐朝从王国到帝国，从一个区域性政权变成帝国，需要经历一种统治模式的转变。区域性政权统治范围再大，如果不改变统治模式，还是区域性政权。新型帝国统治模式必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多元性，内部必须有异质的文化和异质的族群，在统治范围内除了有讲汉语、使用汉文的人口外，需要有其他族群和人口。帝国内部必须要拥有完全不一样的异质文化。第二是要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不同族群在帝国内部序列中排在什么位置，都需要理论解释。唐帝国从李世民的时代，甚至更早一点，就已经形成了这么一套理论体系。然后随着唐朝政府不断地对外扩张，这套理论体系在不断地加强，到了后期即使唐朝完全失去了这些疆域，这些地区也还跟帝国的秩序保持着联系。即使疆域再缩小、军事力量再弱，唐政权也始终认为采取的任何一个决策都要考虑到周边的政权，这种世界性的眼光在中国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哪怕是清代。清代的疆域不亚于唐代，但这种观念我觉得是唐代特有的。

欧亚世界中的唐帝国这里讲三点内容：第一个是突厥问题，游牧社会在内陆亚洲产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第二个是唐朝的军事体系；最后我想举苏定方的例子，说明一下这样的扩张过程给唐朝的社会带来了什么。

隋朝曾经非常成功地通过外交手段把突厥联盟瓦解为两个部分——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主要是现在蒙古高原一带，西突厥范围从新疆往西一直到中亚。古代的内陆亚洲和中国发生关系一直有两种模式，一个是跟中原进行合作，另一个是与中原保持距离。东突厥在隋末的时候就介入到中原的冲突之中，隋末河西的李轨、河东刘武周、朔方梁师都和陇西薛举都和突厥有关系，他们都臣服于突厥，利用突厥的威势摆脱后顾之忧，然后专心逐鹿中原。突厥问题对于唐朝来说不再是一个扩张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的问题。朔方、五原这些地区都是被唐朝的挑战者控制，太原是唐朝起兵的地方，这是他们的后院。李渊最初能够成功起兵，是因为他跟突厥建立起了一套默契，臣服于突厥，换取突厥不要出兵扰乱后方。

唐朝建立后开始着手解决突厥问题，首先征服西北的诸政权，然后击败东突厥，又征服了吐谷浑，贞观十四年（640）最终抵达高昌，征服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以汉文化为基础的王国。史书中会告诉你唐太宗打仗都是有道理的，这些地方叛乱，不守规则等等，这都是托词。这个过程就是军事征服，唐朝越来越认识到它的生存离不开对西域的控制。

唐朝在征战东突厥的过程中利用了游牧民族最大的问题——统治延续性不稳定，因为它是一个部落联盟，到成吉思汗时候都还是这样，成吉思汗吸取了很多以前的经验，建立起一套新的体制使他的统治能够稳固，但是成吉思汗以前的游牧联盟，即便像突厥这样强大的力量，影响范围可以从现在的东北亚一直到高加索，它的统治延续性仍然是不稳定的。它崛起很快，一个个人威望很高的部落领袖出现，就能在短时期内掌控整个部落联盟，但是他一死，这个政治体系立刻就瓦解掉了，它不像中原帝国一样有朝代的继承，古代游牧帝国的崩溃往往出现在这种政治的转折时期。到蒙古时候，成吉思汗一死，他的儿子哪怕在匈牙利、波兰都要赶回去，不赶回去可能就争不到这个权力。唐朝就是利用了突厥内部权力交接的空隙，采取军事行动将其击败。

唐朝征服西域最重要的成果是以高昌为中心建立了对整个西域地区的统治，高昌也就是现在的吐鲁番盆地，它跟敦煌一样是保存唐代文化物质最丰富的地区。高昌跟唐代没有太本质的区别，它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受汉文化统治的国家，有很多中原移民，它也接受了很多外来的文化。高昌之所以会成为唐太宗征服的对象，主要是因为它占据了丝绸之路上的核心区域，扮演了一个丝绸之路上中介的角色，地中海过来的货物最后都要集中到高昌，粟特人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的仓库，像现在的批发商一样把商品批发给各地的商人。这个地区对唐朝非常有吸引力。唐征服高昌后在此设置西州，唐代西州是唐帝国与内亚交通的一个门户，掌握了这个门户，唐就可以把它的前线向西推延到千里以外。唐必须保持它，这也是在维护核心政治区长安的安全。唐朝在此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政体系，这个军事体系是在不断的征服过程中间逐渐形成的。这个军事体系的标志就是高昌城，后来变成了唐朝安西都护府统治之处。

玄奘能够成功到达印度，也是因为他走的中亚这条路，路上有两个很重要的支持者，其中一个就是高昌，高昌国王款待他，因为他也信佛，而且给玄奘写了很多介绍信，我们不要相信电视剧里的画面，也不要完全相信玄奘自己的传记，说有多辛苦。说不定在很长时间内有很多随从带了大批的物资跟着玄奘，他靠着国王开具的介绍信悠游各国，突厥帝国的可汗也会因此接待他。他西天取经肯定需要行政、财富的支持，不然不可能越过这么多西域国家。

在和欧亚世界接触的过程中，我们除了看到军事体系的建立，还可以看到唐朝人的想象力开始增加。唐朝有很多边塞诗，里边有各种浪漫的描述，比如说这首《古从军行》提到的“白日登高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这是一个非常具体地描述。

西域争霸最后是在唐太宗去世以后完成的，领导者叫苏定方。唐代征服的过程中创造了新军政体系，也塑造了唐代统治者。比如说唐太宗，他被称为“天可汗”，就是说唐太宗是一个天下帝国的领袖，这是一个特殊的称谓，当时在东亚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提并论。这套模式被唐朝的其他君主所继承，一直到八世纪唐代中期才有真正的变化。

以往我们讲唐代的军事制度就会提到府兵制，中国古代有对军事合理性的想象，那就是军事活动最好不要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军事征服或者军事力量一定会影响到普通人，只是说它影响的程度以及影响的方式会有所不同。以前我们对唐朝的描述过于理想化，认为府兵制度下普通老百姓平常耕作，战争的时候再去参军，装备由自己负担，国家可以给他免除赋税。这个可能吗？不可能。六七世纪的时候军事已经非常专业化，北周的重铠和马铠不是普通人能够制作出来的，一定需要大规模的军事制造业。而且军队要有常规性训练，唐朝前期已经形成一个高度职业化的军队，只是它没有像后期那样变成一种单纯的职业。唐代前后期军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太一样，唐朝中期以后军人的地位急转直下，虽然军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变得更重要了，这个到宋代以后都还是这样。唐朝军队里面有很多异族战士，很多是整个部落都参加唐朝的战争，包括突厥人。突厥阿史那氏是突厥王族的族姓，阿史那既可以是可汗的名字，也可以是他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投奔到唐朝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带着整个的部落参加唐朝的阵营。唐朝后期虽然也有大量的域外人员加入到军事组织里边，但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很多都不是贵族，而是普通的域外流民，安禄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并不是一个部落首领。

最后简单讲一下苏定方。唐朝前期是一个贵族社会，普通人在这样的社会中间能获取的上升空间是很有限的。哪怕贞观之治是一个盛世，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意味着生活相对安定，不会晚上突然被某一股力量杀掉，并不等于会有一个上升的渠道。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仍然是战争，内战不可能了，那就通过对外的征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定方。苏定方是唐朝前期军事领袖中间非常杰出的一位，很少有人在中国古代像他一样军事活动范围如此广泛，他曾在中亚克什米尔跟西突厥作战，最后彻底把西突厥打败，也曾到朝鲜半岛去征服百济。现在韩国的《平百济碑》完全是用汉文书写的，就是记录唐朝征服的功业。苏定方就是普通人在战争中间崛起的例子，他并不是来自显赫的家庭，但最后成为唐朝最显赫的军事将领之一。

在这个时期，唐朝统治集团中文和武之间的分界线并不那么明显，这不是说二者完全没有分界，而是说文武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最上层是文武并重的。无论是隋炀帝还是唐太宗，都可以写非常绮丽的诗歌，有很好的书法，在学术上也很有兴趣，对知识也很有好奇心，同时他们在军事方面也毫不含糊。

从现存的唐代文物来看，唐朝从王国到帝国，作为一个北方多种文化冲突下产生的社会，不仅容纳了原来的中原文化，还包容了东亚的很多文化元素。唐代陵墓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唐高祖的献陵还是因封土为陵，把陵墓筑起来，形成封土，然后在上面种树，这还是继承以前的传统；我们再看看唐太宗的昭陵，他要因山为陵，依靠九嵕山，他在这个巨大的山体里边建起自己的纪念碑，昭陵六骏就是他的纪念碑的一部分，他整个的观念都变了，认为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因山为陵成为唐朝后来皇家陵墓的一个普遍现象，从高宗、武后到睿宗、中宗、玄宗、代宗、德宗、宪宗等都是如此，直到唐末才因为国力实在太弱，不得不放弃这个传统。唐陵里面都有藩酋像，就是外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或在唐廷服务，或是被派到唐廷来作为使节。他们的像放在陵墓里边，是唐作为一个欧亚帝国的象征。

唐帝国建立之后，它的成员遍布各个区域，它们会产生出各种情怀，共同维系这个帝国。《贞观政要》体现了唐代政治理念的一个面向，但是实际的唐朝社会、历史轨迹非常地复杂。我的导师，编《剑桥中国史》的杜希德教授，他很早就注意到《贞观政要》对各个民族的影响，后来辽把《贞观政要》作为它政治的模范。

再接下来就是武后的时代。中国古代由一个女性掌握政权的情况非常罕见，武后当然非常重要，她统治下唐朝也发生了很大的转折，不过传统史书对武后的记载评价受到中国古代正统观念的影响，有很多失真之处。武后时代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国际性变化，武后继承了唐朝过去的传统，但她又不是过去传统中典型的成员。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于是产生出武周革命，这个革命跟唐太宗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经过武周革命，中国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意识形态的重新利用，国家制度的重新建设，新统治集团血液的加入，等等。这一次点到为止，只讲到盛世的建设，为下一讲提供一个大的背景。希望让大家有一个脉络，了解唐朝这样的一个历史现象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存在着哪些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到了后期还在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唐朝一直在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