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盛世的建设与瓦解——隋唐（下）

上次提到，“盛世”这个概念从某种意义上确实能反映今天的人对隋唐时代的观感，在中国历史上，有各种“盛世”。盛世不是一个单线的状态，某一个阶段发展到了顶峰，这个变化过程相当复杂。

隋唐时代中国文明第一次这么深入地影响到了周边地区，这份政治文化遗产今天仍然可以感觉到。但是在隋唐强大辐射能力的背后，内部其实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系统本身会产生出种种内在的紧张关系。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他认为唐代的兴衰跟周边外族的兴衰有一种连环的关系，换句话说，唐朝必须应付外界的挑战。

唐代出现过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现象，就是女性当上了皇帝，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武则天，正式应该称之为则天武后。从历史的角度看，武后的时代非常关键，从她担任皇后开始计算，她统治了中国好几十年，当时她与唐高宗地位几乎不相上下。作为一个女性，她能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拥有这么重要的政治地位，是非常特殊的，也是十分困难的。武后时代结束后，唐代整个统治阶层对女性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一直有所戒备。明代曾经有一本流行非常广的艳情书，叫《如意君传》，主要内容就是关于武后的种种秽史。事实上唐代统治阶层中贵族妇女的生活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如意君传》里面描写武后有很多男宠，渲染她淫乱的一面，其实遮蔽了武后的政治洞察力和判断力，武后政治上、人事上的安排，以及策略的制定，还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运用，都非常了不起。

武后出身于非贵族家庭，但她的父亲又是唐代的功臣之一，很早就做了正确的政治选择，站对了边。武后刚刚进入内廷时地位是很低的，早期的生涯也跟其他人差不多。今天印象中唐代妇女似乎都是地位很高，其实不是这样。任何社会中，人们都是以社会阶层为媒介介入社会事务，唐代妇女同宋代相比自主性要弱一些。武后刚刚进入到宫廷里边，她的命运也是没有确切保障的，有很多历史的巧合造就了武后。如果不是高宗喜欢她，她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妃子，皇帝去世以后必须出家为尼。但是巧合并不等于说所有人都可以变成武则天，武后的出现显示了中古时代对贵族妇女的训练，武后也有较高的文化修养。

上一讲中我们提到，曾经很多人认为唐代前期的政治稳定要归功于有一套互相制约的官僚制度，这个说法不能说错，但它比较片面。任何制度设计出来最终要通过人来实行，什么样的人占据什么样的位子，才是最重要的。唐代前期关陇集团是依靠婚姻、血缘和私人关系建立起来的勋贵集团，而这种勋贵集团模式在武后时代被打破了。从玄武门之变到唐玄宗登基，唐代权力交接都经历过宫廷政变，即权力可以宫廷内部决定，不需要在战场上决定。武后从二圣共治到自己临朝，再到建立大周，这个过程也不例外。

对于武后时代和她个人的贡献，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武后对意识形态的利用非常出色，她善于利用各种传统，道教的，佛教的，甚至于其他方面的。比如龙门石窟，这就是武后在她担任皇后的时候用自己的脂粉钱造的，龙门石窟最宏伟的一尊佛像叫做大日如来，就是武则天支持修建的。武后不只利用过佛教，还利用过其他宗教，但佛教对她最为重要，为她提供了直接政治上的统治依据。武后时代翻译、注疏的几部佛教经典，也成为她统治的理论来源，比如《华严经》武后就特别欣赏，里面融合的观念能表达武后自己那种帝国的胸怀。山西太原晋祠附近有一个公园，里面有一个鲜明的宝塔，在两厢黑色的大石头上面有武后时代下令镌刻的《华严经》整个的经文，这当然就是她那个时代的一个文化工程。

武后登基后还制作了武后的新字，就是把一些关键的、重要的概念专门造个字体，这成为一种符号，让臣民认识到武后时代的特殊性。现存的房山石经是唐代佛教的信徒请当地的僧人或者工匠制造的，上面镌刻着《金刚经》，在碑文里刻石者特别讲了制造这个是为金轮圣神皇帝，就是武后祈福，这个经文里边就有武后新字。在新疆吐鲁番的一块墓砖上面也有武后新字，可见这个跨度有多大，从河北一直到现在的新疆，整个帝国都采用了她的字。

武后还兴建了很多建筑，比如明堂，她虽然在长安待了很长时间，但她成为皇帝前后就决定要离开长安。因为她不想待在唐代传统的政治重心里面发挥她的统治效应，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在武后的时代，七世纪到八世纪的时候，中国北方各方面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动，长期和平使得人口发展太快，关中地区的粮食渐渐不支，武后必须要到洛阳这些更能够获得资源的地方，于是武后把洛阳变为了一个展示她个人魅力和权力的世界。武后统治时，洛阳的繁华远远超过长安，她在那里设计了很多奇怪的建筑。

武后时代也是女性少有的发挥了政治参与力的时代，从中古以来混合的文化传统造成了女性对政治的积极介入能力，除了武后还有上官婉儿等人，但这可能也是最后一个阶段。

武后最重要的一点贡献，是她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文化理念，政治文化理念，就是统治者选择什么样的人才成为支持者，加入到统治集团当中的依据。在此之前唐代的统治阶层是勋贵集团，勋贵集团当然也有他们的素质特点，能文能武等等。到了武后时代她不能够依靠旧有的勋贵集团，其中很多成员已经成为她通向统治道路的绊脚石。武后采取新的政治文化理念并不只是因为她个人一时的统治需求，中国社会经过了多元化之后也在慢慢整合，内部还是需要发展出一套新的体现它自己理念的制度设计，武后顺应了这个时势潮流。武后时代发展起来的东西，就是“文”和“科举”。

科举制度并不是武后发明的，但武后把它运用得淋漓尽致。有的学者研究这个时代，注意到武后利用科举制造出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一个新兴阶段。这一点最早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当然也有些学者反对。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武后时代的科举并不像后来那样具有常规性，她有的时候想临时举行一次就这么办了，也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举行。另外，虽然参加科举的人数很多，但在整个统治集团里边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成功、最终跻身于最上层的更是少之又少。但是，制度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的冲击是否巨大。今天的社会因为资讯发达，所以很多事情冲击力、影响力难以展现出来。但在古代社会，这样的一种变化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古代政权往往是牢牢掌控在一小簇精英那里，有人要改变这种情况，对于一般人的冲击当然很大。武后让科举考试中的成功者获得很高的身份，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无形中就抬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有很多科举出身的人，后来在玄宗时代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比如张说，其实他是武后时代选拔出来的。

张九龄撰、梁昇卿书《张说墓志》 石藏洛阳博物馆

但我们不要忘记武后的统治是为了应对一个更广大世界的挑战。当时整个欧亚都在变化，突厥帝国虽然暂时已经崩溃了，但是它仍然会复兴，草原永远不是一个平静的地方，永远有新的力量兴起。而且武后的时代欧亚世界中并不只是游牧的力量突然兴起和陨落，还出现了很多地域性的力量。它们的吸收能力、组织能力和自我意识都远远超过之前的政权，这个过程是渐变的，一直到唐玄宗时代才完成。

吐蕃就是一个例子，西藏内部很早已经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统一了，武后的时代已经感受到了吐蕃的力量。西域也成为好几大势力角逐的地方，虽然唐代表面看来仍然掌控着这里，具有最大的控制力，但是这种控制力已经岌岌可危。唐朝在这个地区与吐蕃爆发了很多次战争，因为大家都要寻找突破口，吐蕃要从高原往外伸展，毫无疑问也要掌握西域。西域也是唐朝的大门，但唐朝控制西域需要经过一个很狭窄的河西走廊，就像一个咽喉一样随时可能会被人切断。几十年后吐蕃王国变成帝国，就要切断这个咽喉，最后它成功了。这个不是发生在武后时代，但是武后时代二者军事冲突的规模一点也不小。这个时候唐面临的敌人比以前要强大得多。

在武后的时代中，唐同吐蕃、突厥发生过无数的军事冲突，但依然保持着唐太宗以来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朝鲜三国统一以后，新罗就成为了唐朝一个非常重要的邦国。长安城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变成了一个象征。如果你从长安最南的明德门走进去，你会看到宽达140米的一条巨大道路。长安城中来自朝鲜、日本等国的人，都在发出不同的声音。在粟特人留下的壁画里面，有汉族的男子骑在马上跟狮子搏斗，以及一个妇女带领很多其他妇女参与龙舟赛的形象，学者很早就指出这两个形象是唐高宗和武则天，他们的统治形象已经流传到了中亚地区。武后最后被埋葬在了乾陵，她陵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蕃酋像，臣服于唐朝的周边小国君主，他们的形象被雕刻在乾陵里面。蕃酋像从太宗以后慢慢变成唐朝皇帝陵墓中一个固定的元素，但乾陵里面特别多，有六十个，从中可以看到唐朝在武后时代万国来朝的这种自信丝毫没有减弱。武后也给唐玄宗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政治遗产。

玄宗时代唐朝达到了极盛，但很快就走向了衰落，中国社会此时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崩溃，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好像某一个东西达到某一种相当完善的境地后就完结了，历史的变化是非常辩证的。唐代哪怕到它最后一刻，它为将来还是提供了很多的东西，后来的五代、宋、辽、金，他们都不同程度上是唐代遗产的获益者。

八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新兴的皇权和一种新型的典制，典制不光是政治制度，还有跟这个政治制度搭配的文化系统。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文”的兴起。同时帝国的财政体系也开始调整。有些学者将中国的帝国帝制（Imperial China）看作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可以被称为财政型国家。所谓财政型国家，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中国从唐代中期开始，慢慢以财富的收支平衡作为考量进行施政，简单的说就是有多少钱去办多少事。以国家财政的建立作为一个标志，帝国的自我意识增强，国家的统治者知道获取社会资源是为了日常统治的需要。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不会有这么明显的分离，国家跟一般的社会财富不会有这么清晰的界限；地方上的经济财政管理也基本交由地方自治，朝廷控制的方面相当有限。这个时候唐代的财政观越来越强，财政工作变成一种越来越专业的技能和知识，各种经济体系都有巨大的变化。

原来中国的货币体系是钱物并用的，可以用实物来作为钱币交易，丝绸有货币职能的情况还一直延续到了唐代晚期。但是唐代中期以后，货币经济越来越发达，交易用货币作为计量变得非常普遍，货币会涉及膨胀和紧缩等问题，唐代财政就经常在货币问题上纠结。

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军人服务于军队，是一种荣耀的职业，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军队的重要性加强了，军人的地位反而下降了。

玄宗时代皇帝行使权力的方式也有了改变，古代皇帝和朝臣之间一直有隔阂和分界，皇帝虽然名义上控制整个官僚集团，但官僚集团的运作有它本身的规则和限制，皇帝也不一定能强行改变。中国古代的帝制最终目的是要保护皇帝跟他的家族，朝臣对于皇帝来说未必是最能信任、最能代表他利益的一方。唐代政治进行到这里，出现了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倾向，其中一个是皇帝委任宦官，唐代的宦官越来越成为政治中的重要力量。除了宦官之外，还有一种力量也能代表皇帝，就是那些掌握“文”的官员。这些官员替皇帝写作诏书，颁布命令。对唐代的宦官历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绝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极少有人说宦官的好话，但是我个人认为，有很多事情不能只从道德的角度去判断好坏，宦官在巩固皇权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

玄宗时代社会出现了深刻的危机，虽然公元755年唐朝疆域可能达到了极限，但它也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失败，比如它跟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的遭遇战就遭到了惨败。不过这个惨败暂时并没有给唐朝在那个区域的统治带来什么根本变化，因为核心区域没有受到影响，边缘也就能稳定。但是755年后安史之乱爆发，一两个月内大部分北方地区全部笼罩在叛军的阴影之下，所以我才用“危机中的盛世”来作为这部分内容的小标题。唐朝从玄宗继位开始就已经存在很多的危机，它在这些危机中间想尽办法去应付，宦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崛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步辇图》，画的是唐太宗接见吐蕃的使臣，画面左边有三个人，这很能体现唐代的政治体系。中间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使臣，他代表的是唐朝国际的影响力；两边并排一列陪侍的，穿着红衣服的人是负责外交的中级官员，穿白色衣服的人虽然看起来不起眼，还有点猥琐，但他却很重要，他就是宦官。为什么宦官能出现在这幅图上？这幅画的作者是阎立本，他是唐朝的大臣，他知道这副画里边不能缺了这个人，因为他是皇帝个人的代表。古代的政治有非常清晰的内外分界，皇帝个人的空间和朝廷、官僚、官署所属的空间是完全不同的，内部空间中宦官虽然只是皇帝生活的侍奉者，但在外界宦官就是天子的代表。宦官的地位的确非常低贱，他的权力完全是皇帝给予的，等于是皇帝的一个影子，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这个影子在慢慢变成实体。

宦官在唐玄宗时代变成了一个制度，它展示自己的权威有了另一种特殊的形态，宦官的力量越来越重要。玄宗时代宦官楊思勗到八十岁还替玄宗带兵打仗，非常具有威慑力。还有高力士，他的崛起跟唐玄宗要集中皇帝的权威是很有关系的。玄宗不满足于政治权威必须依赖外廷的官僚来实行，那离他太遥远了，他的影响力要随时能够发挥出来，就必须有一个人在他身边代言。玄宗以前墓葬里面的阉人俑差不多都很猥琐，但之后的墓葬里面很多阉人俑和武士俑摆在一起，形象越来越正面。

玄宗时代周边政权像吐蕃、渤海、南诏和契丹都非常强大，给唐朝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些政权都是地域性的，很难被消灭，即使被消灭也能以另外一种形态继续存在下去。所以玄宗时代的国际形势要复杂得多。突厥汗国进一步兴起了，吐蕃的军事力量迅猛增长，并且扩张到了青海地区。唐吐大非川战役双方都投入了几十万军力，死亡人数巨大，最后玄宗时唐是险胜。与此同时，唐朝宫廷政治又充满了分歧，皇权要突起，每个人都希望在这中间获得权力，内部当然会有冲突。这不像唐前期勋贵集团大家都是亲戚，玄宗自己是武后时代政治斗争的幸存者，他母亲就是被武后处死的，他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挑战他，所以他的统治集团必须浓缩。这个时候唐的种种形势处于一个勉强控制住的局面，但已经快守不住了。安史之乱一爆发，很快就进入了分化的状态。

唐朝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造成了它后来的危机，那就是它以长安作为核心，唐朝始终没有办法放弃这里。但是经济的变化、财政的变化等已经使这个地区越来越难以承受王朝的需求。尤其是唐代军事力量的增强，大量的人员集中在这个地区，粮食要从江淮运过来。唐代江淮渐渐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地区，这个趋势再也没有改变过。唐朝从江淮运粮食到关中，这个过程中间有大量的损耗，它要经过运河运到安徽河南这些地方，再通过黄河输送进关中。这个工程需要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还需要巨大的管理成本。首先要在沿岸建立据点，三门峡这些地方都很险要，不可能直接把粮食就运过来了。同时运粮还要建立起一套特殊的管理制度，唐代不像今天运输很方便，那个时代它要大规模、长距离的运粮必须要想出新的办法来，要重新制定各种制度。

唐代中后期，已经不再能够依靠域外的部落来替它打仗，必须建立常备军，长征健儿就是职业兵。唐朝还在周边建立了十个节度区，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军区，今天的军区可能管辖范围是一个省，而且只管军事事务，唐代的节度使连民政都可以控制，税收、司法和军事都是有关联的，很难做到只管一边。唐代在周边地区建立的十个节度区造成了内轻外重的格局，宋代是内重外轻，正好相反。但是唐朝对于这套制度很有信心，觉得在控制力方面没有问题。

当时河北大部分地区都在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控制之下，安史之乱突然爆发，表面看来它是一个政治事件，是因为权力斗争，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内部各种力量都激荡、无法整合造成的结果。唐朝表面看起来很稳定，多元文化之间好像有一个链接，但它缺乏一个真正能够使它稳定的核心。所以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后期的分裂造成了所谓藩镇割据的情况。

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它意味着出现了一种新地方性的挑战。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挑战，还是一种职业化阶层的挑战。军人从此变成一种生涯，它以服兵役作为它生存的一种条件，藩镇制度就是建立在职业军人的基础上。虽然藩镇有很强烈的地方性，但唐朝至始至终都没有把藩镇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只要藩镇不反叛中央朝廷，它就承认藩镇是唐朝合理的一部分。对于唐朝皇帝来说，他能够用的资源很有限，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宦官。宦官代表皇帝，朝廷要用自身的权力结构去制衡藩镇是很难的，只好派身份比较低的官员去监督，宦官往往就在其中起作用。唐朝的监察系统也在调整，这个监察系统要监督地方上藩镇的运作。藩镇领袖可以在地方上胡作非为，但不能挑战唐朝皇帝，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用宦官。唐朝前后期的宦官是不一样的，高力士的时代皇帝更多的是用他个人的宠信赋予宦官很大的权威，唐代后期宦官获得权力基本上是因为制度。朝廷已经不能脱离这个制度，不然地方上的系统就会完全崩溃。

安史之乱后唐朝在西域的势力大大退却了，唐朝从西域的退造成了吐蕃的强大。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西域地区的烽燧都不是唐朝的，而是吐蕃留下来的。在一个烽燧遗址里面我们发现了大量的信件，里面的内容是用不同文字书写的，这说明吐蕃已经掌握了西域这个国际化的舞台。同时，在敦煌壁画里边经常也会出现吐蕃国王的形象，这说明吐蕃取代了唐朝成为西域的主人。当然，这并不是说唐朝就完全不再是世界性帝国了，即便在唐朝最后的岁月它依然记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帝国，不管它的疆域已经多么小了，这个观念它还是有的。这也是我觉得唐朝很特殊、很了不起的地方。还有回鹘，我们在西伯利亚发现了回鹘的一个建筑遗址，现在大家还不知道这个建筑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可能是一个官衙，也可能是一个宗教建筑，但它完全是汉地的建筑风格。

藩镇兴起后武人的时代开始了，这些以军事生涯崛起的人代表了另外一种价值观。武人也知道利用种种舆论，建立意识形态，来构建自己身份的合法性，加强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有的武人在这方面可能做得非常夸张，举两个例子，二者性质有些不一样，一个很嚣张但是失败了，一个没有那么嚣张但是成功了。河北正定有个开元寺，里面保存着一个龟座，这个龟座十分巨大，上面差不多可以坐三个人，这块碑的主体立起来恐怕有十米以上，唐代现存的碑没有一块在高度上能够跟这个相比，但已经被砸碎了。这个碑的主人是唐代河北的一个节度使叫安重荣，一个非常粗暴的武人，很跋扈，最后他在军事冲突中丧生，他死以后这块碑就被砸掉了。差不多同一时间，南方福建地区，当时称为“闽”，它的统治者闽王王审知虽然也是节度使出身，也是象征着地方的力量，但是他始终跟朝廷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另外一方面王审知在文化开发、经济发展和提倡宗教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唐朝的末代皇帝哀帝虽然已经被朱温控制了，但仍然以他的名义为王审知立碑，表彰他的德政，这块碑也很巨大，但现在还保存下来了，在福州的闽王祠里面。

我们以前常常把唐朝的衰亡看作是一个地方军事力量分离的过程，这是很片面的，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安史之乱后到唐朝真正灭亡，中间隔了一百几十年。历史上任何的一百几十年都不是短暂的，它不仅存在了一百几十年，还通过各种手段一定程度上保持住了中央朝廷的权威和统治。虽然最后唐朝还是灭亡了，但是唐朝留下了一整套新的理念，引导了未来中国的走向。

前面已经提到了“文”的兴起。所谓“文”的兴起，并不是说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学才变得重要，文学从很早开始就一直受重视，只是它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会有变化。西周时代文学是礼仪的一部分，像《诗经》是贵族在宴会时表现礼仪时用到的。孔子讲的诗书礼乐，他的诗和文学性，更多也是从礼仪角度来讲的。唐代“文”的兴起，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建设起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即利用文的书写才能够最有效的把统治理念传达出来。这个统治理念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是直接代表皇帝的权威。换句话说，什么人真正掌握了“文”，就掌握了为天子代言的资格。

掌握了“文”的人是怎么选拔出来的？通过科举考试。所以科举在唐朝后期作用越来越大，很多人花一生的精力拼死拼活要去考进士科，去争取那稀少的二三十个人的名额。大部分人每年都参加考试，最后一事无成，只能谋一份工作。但即便如此人们依然前赴后继，因为这个理念造成的冲击力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进士科以“文”作为考试的内容，通过考试之后才能够进入到仕途轨道，担任词臣。唐代后期形成了一套新的政治理念，文跟武分开来了，武的地位越来越下降，“文”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文”跟政治的结合力越来越强，通过制度加以保障，科举变成一种形式，谁科举考试成功了谁就会成为社会的宠儿。

唐朝“文”的兴起是从玄宗时代开始的。当时考试进士科的主管机构从专门掌管官员任免的吏部转到了礼部。礼部是很神圣的，掌管的是朝廷各种礼仪，玄宗时代进士科的考试突然从吏部转向礼部，当然是由具体事件引发而来，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既然进士科最终是为了选拔统治人才，理所当然主管机构应该是吏部，不应该放到礼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因为考生认为吏部掌管科举的官员级别太低，其实那位官员的身份也不低，但大家就是不满意。如果人们只是把科举看作是一个官僚人员任用考试的话，让吏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已经能满足要求，吏部侍郎是六部侍郎里边地位最高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恰恰在那个时刻，科举考试的主管机构转向了礼部。现在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解释朝廷在这个中间的考量。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恰恰显示了唐代进士科跟宋代以后的进士科貌合神离，表面看起来形式上很类似，但实质上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唐代进士科是一种身份的认定，它不是让你直接考试通过就做官，而是通过礼部给你一个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同时这个社会地位可以转化成政治资本。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考取进士科的人，也许不能马上直接进入到人事任免的轨道里，但是他们升迁速度远比别人快，而且他担任的职位也远比别人清要。所谓“清要”，是中古贵族社会的一个遗存，它强调的是身份，重要的是这个官是否得到普遍的认可，唐代官僚系统里面有的官因为管杂务，就算品级高还是被看不起。我们今天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唐代官大几级都没有用，关键看你做什么官，这个官的前途是什么。通过科举进士科的人，不但担任的是最受羡慕的那一类官职，也是管事最少的官职，另外一方面它也是最跟文学才能挂钩的官职。这些人最后一步一步有很大可能成为宰相。《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副广为人知的画作，里面画的是五代时期南唐的高官韩熙载举行宴会的场景。也有传说这幅画是李后主要监视这个大臣。这个画更多的是反映了当时非常真实的理想状态，韩熙载就是代表“文”的一个词臣，日常生活中和他交往的人如状元郎粲，都是皇帝身边重要的词臣，不是一般的官僚，他们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

唐代出现了所谓才子佳人文学，比如《莺莺传》，这是当时文人希望通过科举获得成功的一种感情上的想象。才子佳人文学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这些书的读者并不是后来的普通市民，它有特定的对象，就是那些在科举中企图获得成功或者已经获得成功的文人。才子佳人文学中充满了文人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想象，这种爱情其实不算爱情，它实际上是一种文人通过科举获得了成功的展示。

唐代种种的文化遗产在后来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包括武人节度使等等都受到影响。一方面唐朝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一方面唐朝“文”的力量又在上升，与之结合的政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不自觉的接受它，或者你不接受它，但至少你需要拥有它。五代十国的时候每一个政权都希望模仿唐朝，“文”的政治文化任何人都可以采用，朱温可以采用，李克用可以采用，李后主也可以采用。对于一般的士大夫来讲，只要采用这套政治文化，他就觉得你和他的文化认同是一致的。士大夫与朝代之间并没有一个契约关系，恰恰是这一群人在动乱的时候生存能力最强。

中国整个的价值观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转向，它不再是以前那么多元化，它走向了一个新的目标，它有一套新的方式，这套方式使它认为文治，即通过文官体系进行治理是统治的核心，这一套方式经过某种调整就能够实现朝代的稳定。宋朝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

我的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