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孙子和德国著名性学家的同性爱

这篇长文的主人公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兆堂，也是有“性学爱因斯坦”之称的德国性学专家赫希菲尔德最后的爱人；他是中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起点，也是在中国历史上被消失的人。

文/路LRH

1993 年深秋的一天，当时还在加拿大温哥华读大学的亚当•史密斯，像往常一样勤工俭学，帮巴克莱街公寓楼里的居民收垃圾。不久前楼里的一位华裔老人“李先生”去世了。老人总是独来独往，他们算是点头之交，偶尔在电梯里碰到时会问声好。

人走后，生前的心爱之物常常会被当作垃圾处理掉。李先生的弟弟保留了老人的书籍，其他的统统扔掉。亚当注意到垃圾堆里的几个手提箱，出于好奇翻看了一下，里面包括一本 1930 年代的护照、一本写满潦草手迹的日记、一些文件和信、几本名为《Voilà》的法语杂志，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和一个白人老头的泛黄合影，还有一个好像是从死者脸上拓印下来的面具，散发着奇异的气息。

李先生留下来的遗物

亚当•史密斯不懂德语，但也感觉到这些东西有些特别。征得李先生家人同意后，他把它们带回了家。女友是医学生，告诉他文件里的名字“Magnus Hirschfeld”是德国一位著名的性学家。险些被扔掉的“垃圾”，被当作宝贝保留下来。

但亚当一直不知道如何处置它们。一年后，他在互联网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求助，寻找知晓Magnus Hirschfeld和Li Shiu Tong的人。1994年，互联网刚刚萌芽，全球只有600个网站，雅虎公司刚刚成立，而中文互联网还不存在。

当时很少有研究者会上网做研究，这封求助信，在互联网的偏僻角落里一躺就是九年。这期间，亚当毕业、工作、结婚、搬到多伦多，人生发生很多变化，幸好那些“垃圾”一直随行。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自 1980 年代以来，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协会的秘书长拉尔夫•多泽（Ralf Dose），一直在寻找赫希菲尔德性科学研究所幸存的“碎片”。2003年一个酒意熏熏的晚上，鬼使神差，多泽开始用英文在互联网上不断搜索赫希菲尔德的名字，最终发现了亚当·史密斯当年发的帖子。

从两头挖掘同一条隧道的两个迷你工程队终于相遇了。2003 年，拉尔夫·多泽从德国飞往多伦多。通过寻回的笔记、信件、书籍和老照片，早已被世人遗忘的Li Shiu Tong的往事被钩沉出来，一段奇异的中国往事与跨国爱情，如显影剂中的相片纸，逐渐呈现出轮廓与色彩。

一、相遇

Li Shiu Tong的中文名字是李兆堂。

1931年5月的一天，上海一栋豪华公寓内，一个青年坐在一群衣着考究的女士中间，认真聆听演讲。窗外的流苏树和栀子花香气氤氲，窗内的脂粉和衣香缭绕着神秘的东方气息，所有人都静气凝神听讲。演讲的老者正是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当时63岁。台下的青年则是李兆堂，当时24岁，虽非形容俊美，但也风华正茂，身上有一种东方人特有的沉静。

李兆堂出生于香港，维基百科上说他的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李兆堂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医，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通读了蔼理士的全部著作，以及弗洛伊德、荣格、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瑞士神经解剖学家奥古斯特·福雷尔和德国性学家伊万•布洛赫等学者著作的英译本，并且从中熟悉了赫希菲尔德的名字。上海的报纸在宣传这次演讲时，称赫希菲尔德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性学家”，要分享的是关于人类性变异，特别是同性恋的相关研究。看到演讲主题，李兆堂的心怦怦乱跳，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到场。

演讲中，赫希菲尔德说：“同性恋就像正常的爱情一样，是自然和创造计划的一部分。是他们本性的一部分，既不是病也不是罪，对同性恋的迫害是不公正的。”这不啻于在李兆堂的心中投下炸弹。台上原本平平无奇的老者变得儒雅翩翩且伟岸起来。

中国当时对同性恋的态度暧昧不明。无论是文人乐道的分桃断袖、龙阳之好，还是官员们偷偷摸摸在八大胡同嫖“像姑”，都是上不得台面的。大清律例更是将鸡奸罪入刑。那时候全世界极少有同性恋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公开出柜的赫希菲尔德宛如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讲座结束后，李兆堂从人丛中挤过去，找到了赫希菲尔德。相差39岁的两人一见如故。赫希菲尔德在《男男女女——一个性学家的环球旅行记》中回忆他们的初见：“在我第一次在上海演讲之后，他（李兆堂）把自己作为‘伙伴’和‘保护者’来照顾我，帮助我到中国任何可能想去的地方，作为一名中文翻译站在我身边。”很多人都听过大佬的演讲，但有几个人会事后交流？又有几个人有勇气去私交结纳？仅是这份毛遂自荐的勇气，就显示了过人之处。

做赫希菲尔德的翻译很难。赫希菲尔德刚刚结束的日本之行，两个留学德国的日本医学生，因为经常找不到对应词汇而不得不放弃。李兆堂很好地承担了翻译工作，给赫希菲尔德留下极佳印象。在《男男女女》中，赫希菲尔德昵称李兆堂为李涛（Tao Li），据说是包含了“桃李——学生”的含义。

李兆堂希望把最好的中国介绍给赫希菲尔德，他首先带赫希菲尔德去了杭州，浪漫的西湖、充满历史感的人文景观和精致的美食，给他们留下美好印象。

在中国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赫希菲尔德几乎收到了当时所有国立大学的邀请，他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吴淞、香港和广州做了35场演讲。李兆堂陪着他一路北上南下，两个人跨越国界、语言和代沟，无话不谈。对赫希菲尔德来说，“与这位很有修养的中国人不断地接触，我对这个独特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有了深刻的理解”。对于李兆堂来说，赫希菲尔德就意味着一个文明、深邃的新世界，一路上不断请教。中国小伙子的热情叩响了赫希菲尔德的心扉，一段浪漫关系悄然开始了。

1928年的赫希菲尔德

演讲所到之处，广受欢迎。每次演讲，李兆堂都要帮忙播放幻灯机。在北大，拥挤的人群让他几乎难以立足；在南京，有两次都因为听众太多而不得不将演讲地点换到空间更大的体育馆；在广州，演讲在中山大学体育馆中进行，1000多名学生反响热烈。

举一个例子做对照。罗素来华9个月，只做了20场演讲。那个时代，很多国外的巨擘都曾访问中国。1919年杜威受胡适邀请来华，反响非常热烈；1920年罗素的中国之行相对冷落；1924年泰戈尔来华，也不是很受国人欢迎。当时中国人想要听到特别直给的济世强国良方、想要外部视角给中国提意见，罗素略显摇摆的政治观点、对中国的赞美，以及泰戈尔对东方文化价值的强调，自然不受追捧。从20世纪开始，世界不再彼此隔绝，海运价廉且安全，环球之旅逐渐增多，很多文化名人得风气之先。

赫希菲尔德的演讲受欢迎在情理之中。著名性学家来到保守、国门乍开的东方古国，自然容易引起轰动。此前几年，西方性学的二传手张竞生，通过撰写《性史》《我的情场十年》在保守的中国已掀起大波。中国记者频繁报道和评论赫希菲尔德的演讲。而赫希菲尔德也通过演讲接触了几千个中国人，其中相当多的人向赫希菲尔德吐露了辛秘。

赫希菲尔德注意到：“和在日本大学的演讲不同的是，这些听我演讲的中国大学生中一直都有女生。”中国女性正处在解放的过程中，走入职场、进入大学、开展天足运动和天乳运动……不断获得解放。在那时，从表面上看，上海的时髦女性在夏天“内穿红洋纱背心，外罩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或者可以用英文和赫希菲尔德畅谈“性问题”，尽显开放包容之态；但实际上，中国女性仍然非常压抑。当时同济大学的一位外籍教授分享自己的观察：“中国人习惯保持‘肃静’，这是自我压抑的体现，尤其是妇女，不被允许随意发表意见。”教授总结道，中国妇女有非常强烈的自杀倾向，他经常被请去救治服毒自杀的妇女。

因为不做避孕，孩子太多养不起时，父母会丢弃婴儿，特别是女婴，用报纸包裹着扔到河里，甚至溺死在自家马桶里，和屎尿一起倒掉。赫希菲尔德注意到人口众多的中国尚未重视人口问题，他向中国的政府官员推广节育，但未被重视。

西方的性医学和性心理学此时在飞速发展，而中国的新学处于萌芽状态，普通人仍停留在前现代时期。举例来说，当时国人最担心的跟性有关的疾病竟然是：“缩阳症”。一位在华的外籍医生向赫希菲尔德讲述了下面的故事：一天深夜，四五个人来请他去医治“性命攸关”的疾病。病人的亲属和仆人一直在催：“快！快！快！”到了病人家，医生看见一个年纪约26岁的男子坐在床沿上，害怕得脸都变了形。病人睡觉前发现自己“那话儿”变得越来越小，然后便呼救。这个家族的所有人都相信，如果阳具不断缩小，完全缩回肚子去，那他就必死无疑了。男子前面跪着他的祖母和妻妾，还有丫鬟和许多仆人。祖母用可以开合的戥子盒夹着病人的生殖器，连医生检查都不愿放开。这位医生治疗过很多这样的中国病例，有时候他通过知识讲解可以成功解除病人的恐惧，但也有很多病人不相信医生的说法，昼夜用戥子盒夹着他们的阳具，吓得不敢睡觉。

此前听闻过这种病，想来就类似西方小说里常见的歇斯底里和女性的昏厥，当迷思被打破，流行病就消失了。民间对同性恋的理解也有很多迷思，和现代的理解很不一样。比如道光年间的小说《品花宝鉴》中，小说人物是这么说的：我听说有一种人，小时上了人的当，成了红毛风，说里头长了毛痒得难受，常要找人顽他，及到老了还是一样。”天香道：“可不是，我们东光县就有两个，一个刘掌柜是开米铺的，一个狐仙李，都有四十几岁了，常到戏场里去找人。他先摸人的东西，那人被他摸了不言语，他就拉了他去，请他吃饭，给他钱，千央万恳的，人才顽他一回。适或碰着了个古怪人，非但不理他，还要给他几个嘴巴。这个毛病至死方休的。”小说中潘三被人报复，后面被塞了头发，得了“脏头风”，整日地想找男人解馋。在时人眼中，同性恋不仅肮脏而且邪门，这样的土壤里绝不可能生长出争取同性恋权利这类想法。

但李兆堂通过赫希菲尔德，对同志运动有了很深的了解。赫希菲尔德给他讲解德国的同志运动，讲柏林的性学研究所，两个人的感情不断升温。赫希菲尔德逐渐认识了李兆堂的许多朋友和亲属。李兆堂有二十几个兄弟姐妹，赫希菲尔德曾经与其中的几位交谈过，对中国人和中国家庭有了更多了解。赫希菲尔德也给李兆堂的父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赫希菲尔德称他为Li Kam-tong ，认为他是一位优雅、纯血统的中国“老人”，实际上却比他更年轻。

随着赫希菲尔德离开中国的日子迫近，李兆堂萌生了一个大胆想法，中断在圣约翰大学的医学学业，追随赫希菲尔德到欧洲学习性学。他们不希望结束中国之行后两人就缘分散尽。

幸运的是，李兆堂的父亲很爱自己的儿子，父亲支持他的想法。临行前一晚，父亲把李兆堂托付给赫希菲尔德，并说道，希望他的儿子“有一天能成为中国的赫希菲尔德医生”。

赫希菲尔德的研究者拉尔夫•多泽认为，“李兆堂的父亲认可赫希菲尔德与李兆堂的恋人关系。”我感觉这是德国人不懂中国国情的一厢情愿。到底李兆堂父亲知不知道儿子和赫希菲尔德真正的关系、是否接受他们的关系，是一个迷。

中国的男性大家长很难仅仅出于爱而做出决定，他需要通盘考虑，需要背负很多。赫希菲尔德曾在中国的室内高尔夫球场，看到女同性恋者穿着男人服装追求其他女士，惊叹中国女同性恋的大胆与活跃。这只是事物的表面。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令伟穿男装，追女人，当时很引人侧目。即便拥有这么显赫的家世，后来孔令伟去世时身边的政要人物都拒绝出席葬礼，生前一直以男性装扮的她也被换上蓝色旗袍，恢复了女儿身——她的家人和好友没有人真正理解她。

孔二小姐

在中国，异端很难真正被理解和接受，很多人不得不夹着尾巴活着一辈子。夹尾巴者一旦爬上高位，不仅不会去改变环境，而且还会热心传递其“夹尾巴哲学”的成功经验，并成为恶劣环境的最有力捍卫者。

二、同游

1931年7 月4 日，李兆堂和赫希菲尔德登上了美国邮船“克利夫兰总统号”。李兆堂的 14 位家人前来为他们送行。他们将前往东南亚，继续赫希菲尔德的环球之旅。

为什么这位性学家要放下手头研究进行环球旅行？不得不从头说起。

赫希菲尔德1868 年5月14日出生于科沃布热格（今属波兰）。此前一年，德国律师卡尔·乌尔里希斯（Karl Heinrich Ulrichs）在慕尼黑发表演讲，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并为希望废除反对同性恋的法律，成为史上出柜第一人。乌尔里希斯用Urning一词，指称像他一样喜欢男人的男人，但这个词之后没有通用。1968年，出生在维也纳的匈牙利作家卡尔·科特贝尼（Karl-Maria Kertbeny）在写给卡尔·乌尔里希斯的一封信中首次使用的Homosexuality（同性恋）一词，成为这个群体的标准称呼。

在冰河乍解、春风渐近的社会氛围中，1892年，24岁的赫希菲尔德获得神经医学博士学位，他成为治疗精神疾病的心理医生，同时围绕“性”开展他的学术研究。

1896年，柏林举办了类似世博会的“柏林工业大展”，其中一个展区叫做“人类动物园”，展示了来自德国殖民地的非洲人、新几内亚人、中国青岛人、查莫罗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非洲土著、扎辫子的清朝人被当做玩物供西方人参观、品评，就像动物园里的老虎和猩猩一样。赫希菲尔德对其他文化中的性行为有着浓厚的兴趣，参观人类动物园时，他通过口译员向“展品”们询问他们文明中的性行为状况，从而对人类性行为有了更广泛的认知。

人类动物园中，非欧美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展品，供围观和猎奇

这一年里，他出版了一本名为《萨福和苏格拉底》的小册子，藉由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与大哲苏格拉底这两位同性恋中的鼻祖人物，来探讨同性恋问题。书中还谈到一名被迫结婚的男同性恋军官的自杀。军官留下遗书说，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但他无法停止对男人的渴望，出于内疚和羞耻而选择结束生命。他写道，自己缺乏力量来告诉父母“真相”，耻辱“几乎扼杀我的心”。这名军官甚至无法使用“同性恋”一词，而是在他的遗书将其称为“那个”。1895 年至 1896 年间，赫希菲尔德一直在治疗这名军官的抑郁症。军官遗书中向赫希菲尔德致意：“当祖国以更公正的方式看待我们时，想到你可以为未来做出贡献，这让我临终时感到甜蜜。”

赫希菲尔德注意到，有很多的同性恋者带有自杀未遂造成的身体伤痕，他为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的数量感到震惊。他主持了同性恋和自杀者的匿名调查问卷，发现每年每 100 名同性恋者中就有 3 人自杀，四分之一的同性恋者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曾试图自杀，另外四分之三的人在某个时刻有过自杀念头。有不同学者做过类似研究，性少数的自杀率比普通人群高得多。即便到了21世纪，仅仅是最近两年，国内就有摄影师鹿道森、舞蹈生高彦、公号主汤川的猫、up主一食纪等青年才俊自杀离世。

赫希菲尔德下决心要解救同性恋的困境。1897年，赫希菲尔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推动同性恋权利的组织——“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1919年他又创立“性科学学会”，这两个组织对同性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的同性恋非罪化理论影响了后来同性恋理论的发展。赫希菲尔德是科学的信徒， “通过科学伸张正义”是他的座右铭。这些组织通过科学研究提高公众对同性恋的容忍度，并敦促德国政府废除刑法中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条款：第175条。他们大声疾呼：“保持沉默就是死亡”，尽可能地发声和增加社会可见度。

赫希菲尔德主持了一项在学生和矿工中开展的社会调查，结果发现约1% 的男性只受到同性的性吸引——在同性恋备受歧视的时代，这个结果仍然是鼓舞人心的。这也是首次有关同性恋者占人口比例的社会调查。

在赫希菲尔德的领导下，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收集了 6000 位知名人士的签名，联名要求取缔第 175 条。签名的公众人物包括德国的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黑塞、茨威格、倍倍尔等，还有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萧伯纳等国际知名人士。签名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遗憾的是，该法案1898年提交德国国会后，仅得到少数党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当时的一幅漫画，表现赫希菲尔德为反对175条鼓与呼

赫希菲尔德提出了很多创见，他发明了transsexual一词，来指称跨性别。他认为同性恋属于“第三性（intersex）”，是介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中性，而不是疾病。他还开发了一个系统，将 64 种可能的“第三性”分类，从男女同性恋，到双性恋、异性恋易装癖，再到跨性别、雌雄同体……。在他看来，所有“第三性”——也就是今天的划分L、G、B、T、Q、I、A……都值得承认和保护。他曾经计算出人类性行为有43,046,721 种可能的变体。“爱，”他说，“就像人一样多变。”这些看法直到今天仍然显得很超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希菲尔德成为红十字会治疗战俘的医生，在此期间，完成了三卷本的《性病理学》（《Sexualpathologie》），成为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919年，赫希菲尔德建立了“性科学研究所“，它兼具博物馆、诊所和研究中心的功能，坐落在柏林蒂尔加滕区一座漂亮的别墅里，赫希菲尔德和他的长期伴侣卡尔·吉斯以及他的姐姐住在二楼。研究所的入口处有一行拉丁语铭文，意思是：奉献给爱与悲伤。

在性学研究所的博物馆的显眼处，展示有鞭子、锁链和刑具等虐恋爱好者的玩具；有恋物癖者钟爱的装饰繁复的高跟靴子；有蕾丝女性内衣，曾被一位阳刚威猛的普鲁士军官穿在制服下面。这里展示着一些表达性幻想的绘画，都出自赫希菲尔德的病人之手。还有一些宫廷画，其中一张是：“一位崇拜阴茎的国王瘫倒在王座上，以自己的阳具为权杖，观看他的朝臣们以怪异丑陋的姿态交合”。

这里还有一道摄影长廊，照片主题多样，有雌雄同体者的性器官，也有著名的同性恋伴侣—王尔德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惠特曼与彼得·道尔、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和凯因茨、爱德华·卡彭特和乔治·梅里尔……性学研究所的图书馆还搜集了近万本关于同性关系、情色和性别的书籍。

性学研究所声名越来越盛，成为欧洲性少数晦暗世界中一座光芒耀目的灯塔。来自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人们来到研究所，以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性取向。许多知名人士在研究所大楼内可供住宿的房间内居住过：比如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英国考古学家弗朗西斯·彼得、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演员兼舞者安妮塔•柏伯 ( Anita Berber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天才文化经理人威利·明岑贝格、“丹麦女孩”的原型莉莉·艾尔伯……

赫希菲尔德与人合作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变性手术之后，性学研究所逐渐成为跨性别者的避风港，为他们提供庇护所，使其免受虐待，为他们做变性手术，并为难以就业的跨儿们提供工作。性科学研究所还向跨性别者发放了多张易装通行证，以防止他们受到警察的骚扰。

研究所当然不只关注性少数。这里还接待即将结婚的夫妇，研究双方的遗传背景，给他们提供建议；为阳痿和其他心理问题提供精神治疗；研究所里还有一间诊所，治疗包括性病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病例；赫希菲尔德还加入女权组织，推动女权运动；并提倡更自由的离婚法和生育控制。

性研究所成为一处对公众、立法者和警察的教育场所。赫希菲尔德邀请他们参观性学博物馆，引导他们逐渐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时，研究所的法务部门赢得了在案件审理之前给予他们庇护的权利，给被控性犯罪的人提供援助，并代表他们出庭。

这段时间的德国正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是德国思想、艺术和文化最开放最繁荣的时期。德国学者在非传统异性恋的相关领域做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伴随着新兴的思想解放，德国同性恋运动达到全盛。而同时期的英国仍处在王尔德案造成的压抑氛围之下；美国则处于清教传统和反鸡奸法的双重禁锢中。柏林成为欧洲同性恋无可争议的首都，不计其数的人从其他地方涌来，就像四十年多年后年轻人唱着反战歌曲、头戴花朵前往旧金山一样，玫瑰少年们汇聚到柏林，寻找友谊、爱情和性爱。至1923年，柏林已经有了几百家同性恋酒吧，分别迎合不同群体的需求，米卡多（Mikado）、魔笛（Zauberflöte）和道林·格雷（Dorian Gray）等夜店，成为当时柏林的打卡圣地。

“当时的英语俚语把同性恋现象称作‘德国风俗’（German custom），在法语中则称为‘德国恶习’（vice allemande），意大利人则干脆把同性恋男女直接都称作‘柏林人’（Berlinese）。”由此可见，德国的同性恋文化之活跃。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德国出版了超过一千部关于同性恋的著作。魏玛共和国宽松的审查制度让同性恋期刊、同性恋期刊得以不断出版，甚至还出现了同性恋的个人交友广告。从英国到日本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德国的性科学家是这个领域的权威，日本等国学者的学术著作经常要先在德国出版镀镀金，其后才在自己的国家出版。

伊舍伍德（左）与奥登

来到柏林的同性恋中最知名的就属伊舍伍德和美国诗人奥登（W. H. Auden）。来自英国的伊舍伍德，提到自己三十岁时在德国生活的情况，一言以概之：“柏林意味着男孩们的生活。”奥登认为柏林是“同性恋者的白日梦之地”。当时他们仍是恋人，也处在自己生命和创作的黄金时代。

除了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外，赫希菲尔德良好的人际界面和出众的社交能力，让他成为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他还与人合写并客串了世界上第一部以同性恋为主角的电影，在其中扮演一位以他为原型的性学家，来争取公众对同性恋的了解和支持。当时电影仍是最新鲜的媒介，极具传播力。

这些努力让他和弗洛伊德、金赛一样，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性学家之一，并获得了“性学爱因斯坦”的美誉。

（上图）赫希菲尔德和跨性别人士在一起；（下图）柏林性研究所的化装舞会，赫希菲尔德与伴侣卡尔·吉斯（中）握手。图片来源：赫希菲尔德协会

在花团锦簇的繁华盛景下，也潜藏着危险的阴影。当时开始冒头的纳粹认为“如果我们要为生存而战，德国必须有男子气概”，宣布要杜绝同性恋。希特勒谴责同性恋、左派和犹太人是叛徒，破坏了德国的抵抗意志，导致了德国一战的溃败。就连柏林那些痴迷于男子气概的同性恋中，民族主义、厌女症和反犹太主义也日益猖獗，他们认为赫希菲尔德给闪闪发光的雅利安男性抹了黑。

赫希菲尔德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同性恋，这些都是纳粹最厌憎的。1920年，赫希菲尔德在慕尼黑演讲时，德国本土运动（völkisch，是一项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民族主义运动，和民粹主义、种族优越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有关）激进分子张贴了反对的海报，上面写着“赫希菲尔德博士是公共危险：犹太人是我们的祸根”，并围攻殴打了赫希菲尔德。但赫希菲尔德英勇无畏，继续宣讲他的观点，第二年他在演讲时，再次遭受激进分子的毒打。当警察到达时，因为伤势过重，警察误认为倒在血泊里、血肉模糊的赫希菲尔德已经死亡。

平日里的赫希菲尔德，留着海狮似的胡子，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一双德国犹太人爱穿的笨重靴子，他还喜欢穿着白大褂仿佛刚刚做完一场实验，因此在德国同性恋圈子里，给他起了“氧化镁阿姨（Aunt Magnesia）”的绰号。但看似温良的外表下的内心勇敢而坚定，伤好后，赫希菲尔德仍旧积极地开展治疗和研究，影响力越来越大。

赫希菲尔德声誉日隆之日，也是纳粹崛起之时。终于纳粹党的嚣张气焰，让赫希菲尔德预感到死亡的威胁，他开始考虑移居国外。

这绝非杞人忧天。在1933年-1945年之间，大约10万男性被警方注册为同性恋者，而当中的大约5万人被定罪。这其中大部分人被囚禁在普通监狱，有5000到15000人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同性恋者在集中营中佩戴粉红三角标识，不仅受到纳粹的残酷对待，也受到其他囚犯的迫害，所以同性恋者比较其他“反社会团体”死亡率更高，高达60%。如果留在德国，赫希菲尔德必将首当其冲被定罪，他预见到凶险，逃过一劫。

1930年11月，赫希菲尔德抵达纽约，名义上是被邀请进行性学巡回演讲，但实际上他想看看是否有可能在美国定居——这就是环球之旅的真正由来。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过德国。

赫希菲尔德演讲的广告

通过遍布世界的德国的传教士、医生、学者、官员，赫希菲尔德会在一个国家演讲、游历时，就收到下一阶段的邀请，在环球之旅的中国站他遇到了李兆堂。早前我曾看过讲德国同性恋文化如何昌明发达的文章，但觉得和中国人没有关系，但没想到有个中国人和德国同性恋运动的中心如此接近。

离开中国后，李兆堂陪同赫希菲尔德继续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他们乘船前往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埃及等地。从爪哇到印度，他们探索、拍摄和记录了从与性研究相关的历史和文化遗址；在马尼拉，因为排华法案，李兆堂不得离开座船进入美国占领的马尼拉，只能在船上等；在印尼的邦多沃索，赫希菲尔德和李兆堂在女主人弹奏的动听的乐曲中，和当地的医生畅谈；在纽约，他们与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悠然地喝着下午茶——此前，兰斯顿·休斯的性向一直成迷。

因为赫希菲尔德的声名，在他的环球旅行中，很多人向他吐露心底的秘密；隐藏的同性恋向他敞开心扉。通过环球之旅，他和李兆堂亲眼实证了一个结论：性倾向不分种族、不分地域和国别、不分文化，普遍存在，数量惊人。

一路上，年纪尚轻的李兆堂对赫希菲尔德照顾有加。在印度时，当他们深夜从泰姬陵回到旅馆时，到处都是令人烦躁不安的疟蚊的嗡嗡声。令赫希菲尔德很感动的是，李兆堂立即冲入夜色中，去购买薰蚊子用的蜡烛、涂抹油和喷雾剂——只是很不好买，当李兆堂回到房间时，赫希菲尔德已经被咬了 40 个大包，并染上了疟疾。

风光无限的巡回演讲背后，赫希菲尔德也感到了流亡之痛，李兆堂带给他很多精神安慰，两个人有很多深入交流。赫希菲尔德曾写道：“我与李涛相处了 25个多月，通过个人观察以及与李涛每天的交谈，我对他的生活了解得非常透彻。”

英国哲学家爱德华•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 ）在所著《中间性别》中，曾对同性恋中的老少恋进行过剖析：年轻的一方把对方当做英雄看待，愿意和他相处，听见他的一句褒奖或一句温柔的话就喜不自胜。年长的变成保护者和扶助者，甚至可能引导年轻人共同领略他的人生观、思想及事业。赫希菲尔德和李兆堂的组合，类似国外常见的“洋白老配亚洲小生”，香港学者周华山将其归结于白人文化对亚洲种族在精神方面实施的“后殖民”统治，其起源为双方在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而在现实层面，恋老的同性恋在现实生活中，也面临更多困境，比如容易陷入痛失爱人的境况。

赫希菲尔德已经通过近万例同性恋的实例证明，用药物来治疗真正的同性恋是不可能的，而这常常与各国学者的观点背道而驰，常常就此发生争论。为了避免麻烦，赫希菲尔德“看人下菜”，在清教的美国和当时保守的日本等国家，他很策略地没有对公众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经历了历时两年的环球旅行，1932 年 3 月 17 日，李兆堂和赫希菲尔德经雅典返回欧洲。最初的计划是返回柏林，这样李兆堂就可以完成医学院的学业，并在性科学研究所工作。设想很快就落空了。

三、死别

1932年德国联邦大选后，纳粹党成为国会中最大的政党。德国警方开始执行第 175 条法案，全面打击德国的“不道德性行为”，开始骚扰同性恋中的活跃分子。当德国同性恋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柏林警方就掌握着一份“性越轨者”的名单。在令纳粹讨厌的人中，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被认为最具危险性，因为“他们可能腐蚀年轻人并破坏出生率”。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纳粹发起了“为一个干净的帝国奋斗”的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很多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俱乐部被关闭，同性恋杂志社被查封，同性恋书籍也从书店下架。任何被认为是“污秽”的东西都被禁止进入公众视野。

纳粹掌权后不到四个月，性学研究所就遭遇灭顶之灾。

5月6日上午，研究所遭到大约一百名学生的突袭。他们一大早列队而来，还有乐队演奏着铜管乐。学生们把门砸开，冲进楼里。他们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在地毯和手稿上泼墨水，把研究所图书馆的书籍装上卡车，其中包括许多与性无关的历史著作、艺术期刊等。下午来了一队冲锋队员，进行了更仔细的搜查，显然是在找什么（据传说，纳粹的某些著名成员以前曾是赫希菲尔德的病人，担心记录他们同性恋史的病例可能被泄漏）。

纳粹分子在柏林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性科学研究所挑选要焚烧的书籍。 盖蒂图片社

突击检查结束几天之后，在歌剧院前的广场上，遭查禁的书籍、文件，连同一尊赫希菲尔德的半身像，被当众焚毁。二战前关于同性恋生活情况的大部分历史记录都随着火焰的升腾而毁灭了。

纳粹在焚书

不同性少数会选择不同的策略路径，有的会强调和异性恋没有差异，剪去羽翼，尽可能融入主流；有的会认为要有自己的规则和法度，有自己的恋爱方式、婚姻形式、养老方式，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乌托邦。性学研究所就类似一个乌托邦，存在了14年后，被毁去。

在性学研究所被捣毁且被永久关闭的同时，5月14日，赫希菲尔德和李兆堂抵达巴黎，住进战神广场旁的一栋公寓里。

赫希菲尔德和李兆堂出现在1933 年法国杂志《 Voilà》 的封面故事中，标题是《性学家的科学与爱》，书中介绍了赫希菲尔德的性学成就以及他的爱情故事

1934 年，卡尔•吉斯前往巴黎与赫希菲尔德会合。赫希菲尔德、吉斯和李兆堂，以三人家庭的形式一起住在巴黎。根据吉斯的说法，他们相处得很好，并称李兆堂“对我非常友善和亲密”。但赫希菲尔德的一位熟人说：“他现在生活在两团火焰（李）和（吉斯）之间。”

不过三角关系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法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吉斯忽然在公共澡堂以“公共场所猥亵”罪名被捕，被判入狱三个月。他的法国签证被终止，于 1934 年 10 月被驱逐出法国。一个犹太人是不可能回到纳粹德国的，所以吉斯逃到了维也纳。李兆堂和赫希菲尔德重回二人世界。

从左至右：卡尔·吉斯、赫希菲尔德、李兆堂

在流亡期间，李兆堂向在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举行的世界性改革联盟大会提交了一份印有他和赫希菲尔德名字的论文，在性学界雏凤初啼。

1932 年世界性改革联盟第四届会议上，赫希菲尔德和李兆堂

1934年11月，流亡法国一年半后，赫希菲尔德搬到了海滨度假胜地尼斯，住在英国人大道63号格洛丽亚大厦的公寓里，隔着盎格鲁街的一个巨大花园可以看到大海。李兆堂则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读书。

德国政府正式剥夺了赫希菲尔德的国籍。失去祖国的赫希菲尔德继续研究、写作，雄心勃勃地计划在尼斯重建研究所。在李兆堂一些经历的影响下，赫希菲尔德的研究转向了对种族主义的批判。1935 年 4 月下旬，赫希菲尔德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精神与爱：性心理学》以法文出版，在书的序言中，他描述了自己对法国新生活的期盼。

1935年5月14日，在赫希菲尔德67岁生日那天，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时，他的两个爱人都没在身旁。

赫希菲尔德的骨灰被埋在尼斯考克德公墓里，墓志铭写的是：通过科学伸张正义。

赫希菲尔德墓

四、消隐

英国记者罗伯特•希琴斯写了一本名为《隐藏的东西》(That Which is Hidden )的小说，小说的开头是主人公参观位于尼斯公墓的奥地利著名性专家的墓。在墓地，他遇到了已故医生的门生，一位名叫凌豪的中国学生。凌这个角色在小说中多次提到了对恩师的回忆。从场景和人物的描述来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赫希菲尔德和李兆堂。

在赫希菲尔德去世前两个月，他指定李兆堂和卡尔•吉斯为他的主要继承人，在他的遗嘱中规定，两人都应该将他们的遗产用于性学研究。根据吉斯的说法，“李兆堂相当恐慌……鉴于他还年轻，这既光荣又义不容辞，以至于他都不知道该不该接受。”李兆堂接受了这项任务，此时他没有医学学位，没有以他个人名义发表的论文，也没有来自赫希菲尔德或性学研究所的支持，要独自开展研究。

卡尔•吉斯保存着性学研究所幸存下来的少数物品。1936年他搬到了捷克城市布尔诺，在纳粹占领捷克苏台德地区前夕，吉斯在布尔诺自杀。他新结识的爱人卡尔·费恩1942年被纳粹政权驱逐到捷克的犹太人隔都，第二年年初死去。性学研究所的资料、吉斯从赫希菲尔德那里继承的财产，都在战争和屠杀中丢失了。

在赫希菲尔德去世后，孑然一身的李兆堂进入了“漂泊”时期。和赫希菲尔德在一起时，李兆堂也备受关注；赫希菲尔德去世后，李兆堂仿佛“消失”了。赫希菲尔德的离世给李兆堂的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真空。

在苏黎世，李兆堂一直避免与德国人，特别是德国当局有任何接触。那个时代，欧洲仍盛行优生学和人种论，对于黄种人、对于同性恋者，会有很多歧视，李兆堂默默承受下来。他仍在开展性学研究，但因为他的理论和当时主流相悖，所以颇受冷遇。

幸好李兆堂家境优渥。在家里的支持下，他游历了欧洲和北美，并在包括哈佛在内的众多大学学习，但没有真正完成学位课程。

1958 年，已经51岁的李兆堂回到故乡香港。他孤身一人，并未发达，算不得世俗意义上的衣锦还乡。不知道他是否考虑过重回上海。很幸运他没有像当时很多人那样回去。数年后，十年动乱开始，有海外关系的会被当作间谍抓起来；北大的一位33岁的青年教师，因为被大字报揭发鸡奸，先后两次自杀。香港虽然也受内地很大影响，但终归是避风港。

李鸿章的后人在香港取得很多成就。这个家族一直枝繁叶茂，直系后人在香港在北美都出了不少才俊；外系的赵家出了赵朴初、张家出了张爱玲。他的重孙辈占“家”字，李家昶和李家璟两兄弟，年纪轻轻便离开父母到了香港，身上只有几十美金，经过十数年的努力，成为香港著名的实业家；李家曙1927年出生，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始创业时什么杂活都干过，凭借自己的打拼，硬是闯出了一片天地。

但看了网上的李鸿章家谱，没有发现李兆堂的名字，也没有兆字辈（曾经大量涌现的家谱网站、寻根网站，大部分都打不开了）。李鸿章家族的“占字”是“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八个字往下排的。李兆堂父亲的英文名字Li Kam-tong，翻译回中文可能是李锦（经）堂，在香港是一个极其常见的名字，也没法搜索出有用信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焘生于1889年，比李兆堂大十九岁，李兆堂如果是李鸿章后人，可能是重孙辈。在那个年月，能够读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能在家里的资助满世界游学，李兆堂的出身必定非富即贵。（注：本文对李兆堂身份的确认参照维基百科）

1975年，李兆堂离开香港，前往温哥华定居。此时他已经68岁了，也许只有习惯了一生漂泊的人，才会选择在这个年龄到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城市，开启新的生活。在他走遍世界的旅程中，赫希菲尔德留给他的遗物始终被他带在身边，是他最重要的行李，就连那个从赫希菲尔德脸上拓下来的面具，一路都随着他在各个地方辗转、漂泊。

在温哥华，李兆堂独自住在巴克莱街1260号的公寓里。他年轻时是个运动健将，一直到晚年都喜欢打网球。从80 年代开始，李兆堂开始撰写回忆录和性学新理论的手稿。他讲述了自己和赫希菲尔德当年的逃亡，他们的环球旅行，他如何在苏黎世、香港和温哥华生活期间，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周游世界进行性学研究。他收集的数据也许会让赫希菲尔德大吃一惊，他总结道：40% 的人是双性恋，20% 是同性恋，只有 30% 是异性恋，最后 10% 是“其他”。他补充说，跨性别是人类经历中重要且有益的一部分。

赫希菲尔德认为双性恋者很少，甚至同性恋者也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李兆堂则认为：“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占大多数。终生异性恋者是罕见的。”他写道，他们“应该被归类为濒危物种”。李兆堂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同性性欲甚至比性学家金赛博士的调查结果更普遍——金赛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37%的美国男性曾经发生过同性性行为。

李兆堂声称“同性恋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并断言同性恋是大自然对人口过剩的防御。他一直在传达这样的理念：同性欲望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普遍的一部分。随着出柜压力的减轻，越来越多的人公开了自己的LGBTQ 身份。根据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美国的性少数人口比例为7.1%，比十年前的调查结果增长了近一倍。这项民意调查发现，近21%的 Z 世代美国人（出生于 1997 年至 2003 年之间的人）自认属于LGBTQ+群体。李兆堂的理论似乎提前预见了这样的调查结果。

1993年10月5日，李兆堂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圣保罗医院去世，享年 86 岁。他的兄弟和侄子处理了他的后事，“他是个奇怪的人——他一个人住，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他也不喜欢女人。”比李兆堂年龄小很多的一个侄子如此评价他。尽管李家人都见过很多世面，仍然理解不了李兆堂。

李兆堂墓（拉尔夫·多泽拍摄）

李兆堂的手稿只留下了16 页的内容，余下的都被当做垃圾丢弃了。他的故事注定残缺不全。

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从纳粹德国手中拯救出的性学研究所的书籍，李兆堂的家人想以高价卖给拉尔夫·多泽，但多泽并没有财力购买，最后他们协商出一个合理的价格，时隔80年，这部分书籍在2006年回到了柏林。

在过去的 40 年里，拉尔夫·多泽和赫希菲尔德研究所，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搜寻赫希菲尔德的档案、遗物和书籍。最终在性学研究所最初的一万多册藏书中，他们找到了从纳粹焚书中幸存的35 册。

赫希菲尔德的故事被搬上银幕，电影名为《性学爱因斯坦》

赫希菲尔德奖如今已成为国际性学重要奖项，中国性学家刘达临、胡佩诚分别于1994年、2008年获得该奖。2007年，赫希菲尔德·艾迪基金会（Hirschfeld Eddy Foundation）在德国成立，以赫希菲尔德和女同性恋活动家Fanny Ann Eddy的名字命名。2011 年 8 月，德国联邦内阁拨款 1500 万欧元成立了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国家基金会，该基金会支持有关赫希菲尔德的生活和工作、纳粹对同性恋者的迫害、德国 LGBT 文化和社区，以及消除对 LGBT Q+人群的偏见等研究。

世界大战后隶属于盟军占领军的美国人亨利•格柏(Henry Gerber) ，吸收了赫希菲尔德的许多思想，回到美国后，参照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于 1924 年建立了芝加哥人权协会，这是美国第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尽管这个协会很短命，但也影响深远，后来的玛特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成立于 1950 年，是美国第一个运营多年的全国性同性恋权利组织）就是受了芝加哥人权协会的启发。

李兆堂无疑是中国参与性少数平权运动的第一人，见证和参与了世界性少数平权运动的第一波高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机会带着国外经验在中国的土地上拓荒，在红色中国开展平权活动并无可能。就像战后，国力、物理、化学、医药、乃至性学的重心，都从德国转移到美国，同性恋运动的高潮也发生转移，要一直等到石墙运动，才爆发出世界同运的第二波高峰。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郁郁而终俨然是李兆堂他的宿命。第一个出柜的乌尔里希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能孤军奋战，即便是他最忠实的追随者都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支持他。由于缺少经济和舆论的支持，后来乌尔里希斯自我流放到意大利的一个小村庄，并在那里度过了后半生；德国女同性恋活动家Sprüngli 到了纳粹时代，隐瞒了她激进的过去，从人群中消失，关于她的后半生无人知晓。不被理解、后半生消隐，是早期同志平权人士习见的命运。

性少数都是无子女或者少子女的，如果一个人的真正死亡是他被世人彻底遗忘，那么性少数相比普通人来说，肯定是更快被遗忘的。当私人物品被扔垃圾堆，当记忆全都消散，这个人也就仿佛从没存在过。

在柏林性学研究所的一面墙上，赫希菲尔德曾让人用哥特字体抄了一段歌德的诗：

人的灵魂，
你多么像水！
人的命运，
你多么像风！

运命如水，随波赋形，蜿蜒一生，却又来去轻忽，如清风扫过大地，不留痕迹。而现实总在重复，往事并不如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