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与辩护：德军将领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后叙述与反思

本文译自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弗莱堡军事档案分馆馆长的曼弗雷德·克里格（Manfred Kehrig）发表于《Stalingrad: Mythos und Wirklichkeit einer Schlacht》的“Stalingrad im Spiegel der Memoiren deutscher Generale”。

1942/1943年冬季，德国第6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部分单位以及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歼灭，德国这场惨痛的失败至今仍吸引着历史学家、行为学家和文学作者的目光，目前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过程已经被学术界基本研究清楚。然而面对阵亡失踪的25万官兵，公众不断思考这场战役的意义何在？他们的牺牲又有何价值？德国军政领导层为何要将一支强大的集团军滞留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直至全军覆没？德军将领战后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评估和总结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场军事灾难的责任问题本就应该由他们解答。

德国将领们的陈述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便得以完成，美国人曾极度渴望汲取他们的经验。虽然美国陆军历史部为美军开展的研究报告仅限内部参考，但许多成果仍构成了日后公开发表著作的核心基础。

在40年代末期出版回忆录的将领们，都曾以不同形式参与过反抗希特勒的活动。而50年代初期回忆录大量创作，则已带有冷战和西德重新武装讨论的时代印记——这些著作不仅旨在为德国军官辩护与恢复名誉，更试图在联邦国防军的框架下延续德国军事历史的连续性。在此过程中，斯大林格勒战役长期以来一直是引发激烈争论的催化剂，这场争论围绕着军人服从的界限与条件展开，随着岁月流逝，背后答案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

自1938年起担任德国国防军参谋长的威廉·凯特尔元帅在其纽伦堡审判被羁押期间撰写的未完稿的简短回忆录中（该回忆录于1961年由瓦尔特·格尔利茨编辑出版）对斯大林格勒战役作出明确表态：1942年11月末面对第6集团军明显将被合围的局势时，只能选择立即停止城内攻势并让全军向西撤退。不过他未曾提及这样的决策将带来战略性后果——A集团军群需撤离高加索地区并放弃争夺高加索的石油资源。此外需注意的是，有充分的档案证据表明他曾竭力阻止呈递关于第6集团军局势的真实报告以及对希特勒决策的建议。凯特尔的思考核心虽聚焦于军事决策，但即便在职业兴趣占主导的情况下，虽然是事后回忆，但他终究未完全忽视这场悲剧的人性层面的思考——他将第6集团军的命运列为此生“最恐怖的记忆”。

凯特尔的回忆录，书中还收录了他的信件和私人留存的文件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指挥局局长约德尔大将未曾留下回忆录，但他的副手炮兵上将瓦利蒙特却以留下了著述。基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日志、私人日记、希特勒同将领的谈话记录及签署的指令等史料，他在1962年出版的《德国国防军大本营1939~1945》以批判性的笔触明晰了主要人物的责任边界，同时分析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指挥局对希特勒决策的影响和该部门同陆海空三军参谋部的协作模式。这样的论述思路同样体现在他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看法上，对战略态势的洞察是他叙述吸引人的地方，他主要从“责任归属”与“职权划分”的角度关注战役结局，当他能够确证“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指挥局在决定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命运的决策过程中未被赋予实质性影响力”，而真正有影响力的是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大将及其领导的陆军总参谋部时，他的主要目标也就实现了。对瓦利蒙特来说，斯大林格勒战役非常适合用来论证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业余的指挥体系和海陆空三军指挥部之间的严重对立，更能揭露希特勒性格上的缺陷——当第6集团军在1943年1月底投降之后，这位元首竟然当众辱骂他的高级指挥官。

瓦利蒙特著作的中文版

根据瓦利蒙特的论述，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时任陆军总参谋长的蔡茨勒及其前任哈尔德的观点，虽然后者早在1942年9月25日离职。1949年，哈尔德在美国陆军历史部利用顿河集团军群与第6集团军的档案资料，仓促撰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统帅希特勒》（Hitler als Feldherr），顾名思义，报告从军事统帅的角度对希特勒进行分析和评价，因此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哈尔德在报告中认为第6集团军被围本身在战略层面尚不构成灾难性局面，若希特勒当时能作出唯一可行的军事决策——让该集团军立即停止在斯大林格勒的攻势并命令其向西突围，哪怕到了1942年12月20日左右，第6集团军仍有可能成功突围，从而“即便承受重大损失，至少也能挽救大部分凭借英勇战斗证明自己的德军官兵”。

哈尔德的论述整体上存在明显缺陷，他既未阐明第6集团军撤退对高加索地区的A集团军群所造成的战略影响，也未曾丝毫提及1942年12月中旬第6集团军自身岌岌可危的后勤状况。哈尔德在报告中试图将希特勒塑造成“斯大林格勒灾难”的唯一责任人，极力弱化前线指挥官与陆军总参谋长本应承担的共同责任，同时将希特勒描绘成一个对数十万官兵生死漠不关心的军事统帅。这不禁让人怀疑哈尔德将希特勒妖魔化，其目的是在否认自身对这场惨败应负的责任，或至少将个人责任最小化。

蔡茨勒战后曾深入研究斯大林格勒战役，但从未以德语形式公开出版过他的研究成果，其手稿现存放于德国弗莱堡军事档案分馆，编号为BA-MA N 63/81、N 63/79、N 63/43，他之所以投入巨大精力研究这场战役，是因为当时他是希特勒在东线战场的最高军事顾问，始终需要承受这场惨败的责任重压。他的论述重点是希特勒和戈林的分歧，主要观点是自第6集团军被围困之势显现起，他便基于军事专业角度不断向希特勒要求从斯大林格勒地区撤退。蔡茨勒对这些争论的描述极具戏剧性——“总是争吵，总是冲突”，但其细节的真实性既无法从档案中得到证实，也没法从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们战后的证词中得到确认，因为他们通常并不参加局势汇报会议。尽管如此，仍可认同蔡茨勒论述的基本脉络，尤其是考虑到他的作战处处长豪辛格在他的回忆录《矛盾的命令：德国军队的命运时刻 1923~1945》（Befehl im Widerstreit. Schicksalsstunden der deutschen Armee 1923—1945）中对事件作出了完全一致的描述。最令蔡茨勒愤慨的，不仅是希特勒坚持死守斯大林格勒的固执态度，更是其冷酷地将数十万官兵的生死看作冰冷的统计数字。他称希特勒始终对外展现着“双重面孔”，虽然他一再声称自己心怀怜悯，但实际上根本缺乏对“受难者的温暖同情心”。

蔡茨勒的手稿令人信服地展现出他对斯大林格勒被围将士处境的深切认知。他不仅连续数日要求自己和陆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们遵守与斯大林格勒被围部队相同的配给标准，更向希特勒汇报了这种饥饿带来的切身感受，同时阐明了那些必须履行军人职责的指挥官们所承受的精神重压。蔡茨勒在最后主要聚焦于官兵面临的人性问题——他们意识到战局和补给状况日益恶化，担心得不到照顾的家人和父母以及看到战斗越来越没有希望，对高级军官而言这种绝望感尤为强烈。对蔡茨勒而言，斯大林格勒危机期间与希特勒的深层交往经历，促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这位德国元首的关系，并批判性反思他所代表的整个纳粹体制。

时任B集团军司令的魏克斯曾负责指挥第6集团军，直至1942年11月26日。战后他曾计划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但在完稿前却突然离世，其手稿（1942年6月28日~11月末）现存放于弗莱堡军事档案分馆，编号为BA-MA N 19/17。

对于已探明的苏军针对第6集团军的两翼的进攻准备，魏克斯未能做好防御措施，也未能成功说服希特勒批准其他和保卢斯提出的将第6集团军西撤至顿河-齐尔河地区以避免被合围的风险。这些责任令他倍感沉重，他撰写回忆录的目的也是为了阐明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曼施坦因元帅接手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权之前）的各级责任归属。根据魏克斯的手稿，他不仅在1942年11月23日向陆军总司令部提出第6集团军西撤的请求，更决定在没有获得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于次日自行命令第6集团军西撤。

但希特勒最终作出相反指令，即命令第6集团军坚守斯大林格勒，魏克斯将其称为希特勒“最具代表性且后果最严重的干预行动之一”，当收到这份灾难性命令后，他本想辞去集团军群司令一职，可在同僚的劝说下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自11月26日曼施坦因成为第6集团军新的命运责任人后，魏克斯在一旁目睹了该集团军逐渐覆灭的全过程，最终证实了他先前主张西撤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魏克斯将这场战役及其结局称为“悲剧”，但他对希特勒道德层面的厌恶，主要是因为这位独裁者对待海姆中将的方式。魏克斯的反思不仅涉及军事专业层面，更蕴含着对斯大林格勒战役深远的伦理思考。

曼施坦因凭借其公认的卓越战役指挥才能、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职务地位及其个人威望，始终处于被关注的焦点，所有影响其负责战区局势发展的决策均围绕他展开。在其战后撰写的回忆录《失去的胜利》中，这位德国陆军最富盛名的战役指挥天才清楚地认识到除了为他赢得元帅权杖的克里米亚战役之外，斯大林格勒战役也应是他叙述的重点。对此，曼施坦因在回忆录中首先发表了一番个人感想。在谈及“在那片土地上陨落的德国军队所做出的牺牲”，赞扬德国军人的英勇、忠诚与尽职时，他称唯有与波斯帝国专制君主薛西斯的亚洲大军对抗的斯巴达人可与之相提并论，应该为在斯大林格勒阵亡、饿死和冻死的德军官兵竖立起一座十字架或纪念碑。他还称尽管胜利者的欢呼声早已消退，尽管德军士兵对痛苦的抱怨、对失望和不满的怒吼已归于沉寂，但对他们所遭受的无以言状的苦痛和伤亡，对他们表现出的史无前例的英勇、忠诚和尽职的缅怀，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在纳粹主义目标更加清晰明了的1954年，曼施坦因仍然指出，尽管希特勒滥用了忠诚、勇敢和尽职这些品质，但由于官兵们展现出的真诚信念，这些美德依然堪称“德国军人精神的崇高颂歌”，“第6集团军官兵兵们坚持到底的牺牲精神所体现的道德价值不容抹杀”。他还指出“要恰当描述第6集团军的英勇事迹，恐怕只有杰出诗人才能胜任”，“德国军人的苦难和牺牲是神圣的，不应被用来制造骇人听闻的噱头、成为怀疑资料可靠性的论据或引发政治争论的导火索”。

在这些“讨好”的开场陈述之后，曼施坦因的真正意图逐渐明晰：一是从军事专业角度阐述1942年11月26日接管指挥权至第6集团军投降期间的战役过程，二是揭示集团军对其覆灭所应承担的军事责任。后者是他叙述的重点，因为身为集团军群司令，他对所作决策承担着主要责任。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曼施坦因的有两条清晰可辨的思路：一方面称自己的决策既完全符合军事态势，又在希特勒所规定的指挥权限内；另一方面则称第6集团军司令部既倾向擅自主动行动，又对局势作出过度乐观判断，始终未能领会集团军群司令部目标明确的战役意图。曼施坦因始终坚称，自己从一开始就向希特勒和第6集团军司令部明确表明撤出被围部队是最终且不可避免的必要选择。他确实跟希特勒这样讲过，但未向保卢斯及其参谋部明确表达过这一点，至少现存档案无法证实他的说法。

在论述霹雳行动时，曼施坦因将1942年12月第6集团军未能实施突围的责任归咎于保卢斯及其参谋部的意图显得尤为明显，从其个人立场来看或许情有可原。但现存档案无法支持曼施坦因的说法，也不支持他的结论——第6集团军司令部未能抓住顿河集团军群通过霹雳行动提供的最后机会，而他将此归咎于保卢斯无力违抗希特勒固守命令的说法更是难以成立，因为曼施坦因在12月19日曾明确告知保卢斯，他尚不能批准突围准备工作。曼施坦因的立场显得尤为令人费解，因为他早在1942年11月底就向希特勒强调过第6集团军撤出包围圈的军事必要性，这是在他认清空军运力不足、解围部队兵力薄弱以及第6集团军战斗力急速衰减之后作出的判断。此外，他反复要求批准第6集团军突围的主张，意味着其集团军群辖区要承担重大作战风险。档案资料印证了他为拯救被围部队所作的努力，几乎无可置疑地表明他始终力求履行军人职责。事实上，他在回忆录中的这些疑似洗白自身的论述都是没有必要的。

保卢斯的参谋长亚瑟·施密特（Arthur Schmidt）战后从苏联战俘营获释后，曾撰写一系列详细的文章严厉驳斥曼施坦因，他的手稿也存放于弗莱堡军事档案分馆，属于BA-MA N 601系列。根据保卢斯儿子亚历山大的说法，当保卢斯临终前得知曼施坦因对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指责时，曾表现出痛苦、愤慨与失望。保卢斯作为战俘被关押期间撰写了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材料，瓦尔特·格尔利茨（Walter Görlitz）将保卢斯的手稿、书信和留存文件编辑整理，于1960年出版，书名为《保卢斯：“我在此奉命坚守”：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元帅的生平》（Friedrich: »Ich stehe hier auf Befehl!« Lebensweg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Friedrich Paulus）；1963年再版，书名为《保卢斯与斯大林格勒：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元帅的生平》（Paulus und Stalingrad. Lebensweg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Friedrich Paulus），该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作战的基本原则认定”。在此部分中，保卢斯勾勒了第6集团军在1942年11月19日~1943年2月2日期间的作战经过，并特别强调其本人与参谋长同上级指挥机关的密切意见交流，以此明晰当时他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基础。

保卢斯努力通过冷静的事实陈述来清晰界定自身、上级及同级指挥官的责任范围。保卢斯指出，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各级指挥官始终以完成军事任务为首要目标；而自1942年11月苏军发动反攻开始，他和其他军官都已清醒认识到对德国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自身全面溃败，从而避免战败的命运。保卢斯也在这一框架下阐释了自己的决策，并解释了他为何要遵守希特勒在1942年11月24日下达的固守指令，他称自己若擅自行动只会导致东线南翼整体陷入混乱与崩溃。

他还指出在1942年12月解围行动失败后，第6集团军的首要目标是坚守包围圈，为重建南部战线及拯救高加索地区军队争取时间。这种说法值得重视，因为保卢斯在1941/42年冬季曾担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第一军需长，深度参与过德军在1942年的战役规划，并完全清楚顿河与伏尔加河侧翼安全对高加索德军的重要意义。然而主观上认识到军事局势的绝望性在他看来不足以构成拒绝服从命令的正当理由。保卢斯毫不推诿地承担起作为集团军指挥官对整个集团军覆灭应负的责任，他写道“那种试图通过蓄意促成军事失败来推翻希特勒与纳粹体制，从而扫清战争结束的障碍的计划，我既没有考虑过，也没有从我的整个指挥范围内以任何形式了解到。”

如果以严格的正式标准，保卢斯的说法或许是正确的。但经细致审视与辨析，仍能发现包围圈内中有“不守规矩的家伙”——瓦尔特·冯·塞德利茨，这位第51军军长在1942年11月25日致保卢斯的备忘录中，明确要求这位集团军司令违抗希特勒前一日下达的固守命令，率领被围部队实施突围，塞德利茨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斯大林格勒：冲突与后果》（Stalingrad. Konflikt und Konsequenz）中再次公开了这份文件。赛德利茨的参谋长克劳修斯（Clausius）总参谋部上校负责起草备忘录，赛德利茨本人负责签署，他们不仅援引了集团军司令部也知晓的战役与后勤方面的理由，更以近乎康德式的严苛态度强调了军事指挥官在特殊情境下的责任：“若陆军总司令部不立即撤销固守刺猬阵地的命令，那么基于对军队和德国人民的良知，指挥官应该自行夺回被现行命令所剥夺的行动自由……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备忘录中所体现的道德立场，令人联想到1938年贝克大将的备忘录，他在其中表明自己反对希特勒战争政策的立场。

赛德利茨的备忘录对集团军司令部的决策没有产生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保卢斯和曼施坦因都仔细阅读了这份文件。此外，赛德利茨坚决否认其在1942年11月22日至23日夜间下令第51军独立后撤的行动具有任何预设性意图。他指责保卢斯及其参谋部两次未能把握可以自主行动的机会，即1942年11月与12月；但他也在1943年1月认为最高统帅部犯下了罪行级别的过失。这一认知促使塞德利茨积极参与“德国军官联盟”（Bund deutscher Offiziere）和“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Nationalkomitee Freies Deutschland）。同保卢斯一样，塞德利茨的回忆录展现的是高尚的人文关怀，对第三方的严厉评判往往只是暗示，而非直白陈述。

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核心人物们对此战讨论的详细度和激烈度堪称所有战役之最，这也不难理解，面对整个集团军覆灭的惨重失败，参战者必须得思考责任归属。因此，责任厘清自然成为他们论述的核心议题，而非其指示、命令与疏忽对堑壕中士兵所产生的具体后果。尽管所有人都表达过官兵的苦难与付出的关心，这一点从他们遗留的手稿和档案都能得到印证，但其实际论述重心始终集中于责任归属的辨析。

令人惊讶的是，其他将领的回忆录仅稍稍提及第6集团军的这场灾难。对多数将领而言，此前由连续胜利支撑的自信在斯大林格勒之后开始动摇，尤其当他们如拉贝·冯·帕彭海姆（Rabe von Pappenheim）将军般，能在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和评估同盟国的情况时。

莫里茨·冯·法贝尔·杜·福尔（Moriz von Faber du Faur）中将在1953年出版了《权力与无能为力：一位老军官的回忆录》（Macht und Ohnmacht. Erinnerungen eines alten Offiziers），其中阐释了最深刻、也许也是最有趣的反思，该书在出版前就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该书旨在“保护第三代免遭厄运，当人们因沉溺于幻想而对现实视而不见时，这种命运终将如期而至”。作为一名曾在第4装甲集团军服役的军官，他有机会了解希特勒和部分将领所处在的“超现实世界”，也亲眼看到其中多数人沉醉于“元首魅力”中。对于国防军同纳粹体制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这一事实，他将其归咎于那些陆军元帅，无论是龙德施泰特、凯特尔，还是被裹挟的隆美尔和克鲁格。这位曾经的符腾堡王国军官还认为德国军界对于新时代的世俗诱惑与危险毫无防备力，因其根本未能为新的挑战做好应对准备。

德军将领战后对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第6集团军覆灭的思考在角度上呈现多样性，既有当事人的激烈争论，又有毫无省思的简单记述，还有对德国军官团（尤其是高级将领）的有趣分析。只有少数人洞察到了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及其后果，但事后也因显而易见的个人原因而很少进行深入思考。他们的叙述重点不是前线普通官兵的日常生活，而是由战局衍生而来的指挥、后勤、教育和训练方面的问题。但军事指挥官的根本职责始终贯穿其中：对士兵的生命负责，照顾他们。因而许多将领将回忆录献给阵亡官兵的做法并不令人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