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希特勒为什么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行动？

作者: 逆北

1944年7月20日清晨，纳粹德国后备军司令部总参谋长施陶芬贝格伯爵，乘坐飞机抵达了位于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走下飞机后，施陶芬贝格随即乘坐汽车驶入一片密林深处，在那里，坐落着希特勒研判战局走向的秘密基地“狼穴”。而施氏此行的“官方目的”，则是要向他们的元首汇报组建新的坦克和国民掷弹兵师的可能以及相关的计划。

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秘密基地“狼穴”

在当时的德国军界，施陶芬贝格称得上是一个“军人模范”。此人出身于施瓦本的德国贵族家庭，父亲是高级军官，两个哥哥分别是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家世显赫。而他自己在年轻时代也没少花时间研究现代作战，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与法国的战争，他均有参与，身先士卒。后来，施氏又被调到北非的突尼斯战场担任第十坦克师的参谋官，结果，一次盟军的空袭，让他永远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条胳膊。经过抢救，施陶芬贝格的一条胳膊切除，另一条胳膊虽在，但也仅剩下三个手指头。出于对他身体情况的关照，施陶芬贝格被从前线调回后方，再后来又当上了德国后备军司令官弗洛姆的总参谋长。

施陶芬贝格近照

如果简单分析施陶芬贝格的“职场经历”，我们很容易得出他是一个纳粹政权忠实支持者的角色，他的上司也认为施氏是一个干练的将才。这一次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施陶芬贝格来作汇报，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当这名年轻军官到达会议室门前后，希特勒的亲信——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还提醒他，“元首”将在下午三时会见墨索里尼，提示施陶芬贝格一定要长话短说，以免影响到希特勒当日其他活动。

凯特尔哪里知道，自己眼前这个看似“既忠诚又脆弱”的年轻人，竟然带来了一颗定时炸弹。施陶芬贝格表面上作练兵情况的汇报，实则要把他们“亲爱的元首”送上天。

施陶芬贝格因为战争而落下身体伤残，难道他就不恨盟军吗？诚然，施陶芬贝格的残疾之身是盟军战机空袭的结果，但他内心并不在意这些，在漫长的战争中，他的思想已不再像参军之初支持纳粹政权那样简单。

在纳粹德国的占领区，他多次亲眼目睹或耳闻了党卫军屠戮平民和犹太人的暴行，这使他生出了几分对纳粹政权的厌恶。除此之外，与上层建立的紧密联系，也让他意识到纳粹德国赢得这场战争的希望微乎其微。因此，对他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杀死希特勒，建立新政府，然后尽快体面地结束战争，给德国的复兴创造机会。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施陶芬贝格将特制的炸弹裹上一层衬衫塞入公文包中，然后平静地走入了会议室。

随着施陶芬贝格的入座，会议很快开始了。他的汇报工作被安排在了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的后面，这就给了施氏安放炸弹后从容撤走的机会。此时，他早将这颗定时炸弹启动，最多十分钟时间，会议室内的人就会被炸上天。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巨著中，详细讲述了启动这颗特制炸弹所需的过程——

“先打破一个玻璃管，让里面的药水流出来，把一个细的金属线腐蚀掉，于是撞针就弹出来，击发雷管。金属线的粗细决定了从发动到爆炸所需时间的长短”。

由于施陶芬贝格使用的线是最细的，夏伊勒估计“腐蚀掉金属线最多只要十分钟”。

在十分钟内，施陶芬贝格必须趁旁人不注意离开会议室，否则自己也会被爆炸所波及。这倒不是说他怕死，而是他还肩负更重要的使命——“将希特勒和其他在场纳粹高官被炸死的消息传递出去，然后组建新政权，与西方盟军展开谈判，尽快结束战争”。

豪辛格所汇报的内容是波罗的海沿岸的战况，属于东线战场。与诺曼底登陆后向法德边境挺进的美英盟军相比，希特勒更担心苏军集团在东欧的动向。因此，他用放大镜观察地图，试图从豪辛格的讲述中捕捉到扭转战局的机会，这也使他未留意会场其他人的动向。施陶芬贝格利用这个机会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悄悄地放置在距离希特勒只有两米的桌子下方，然后迅速离席，陆军元帅凯特尔瞥见他出去，觉得他目无上级，心里颇不痛快，但以为他是要接电话，所以也没有太在意。

桌前的豪辛格要陈述得内容可不少，时间长了，他的参谋长勃兰特伸了伸腿，想调整一下坐姿接着听，结果碰到了那个装有炸弹的公文包。这个沉甸甸的皮包本该引起他的怀疑，但是勃兰特只是将它挪了个地方，以免影响到自己动弹。

他哪里知道，可能正是自己的这个无意中的举动，意外改变了历史。经勃兰特的“改动”，这颗炸弹不但与希特勒拉开了距离，中间还隔了一层厚厚的木板。至于勃兰特等人，则离死亡更近了一步。

据当时担任希特勒副官的尼·冯·贝洛回忆，豪辛格的汇报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站起身踱步到讲台的另一头想看看地图。就在这时，炸弹爆炸了，时间是12：40。希特勒的副官瞬间被爆炸引发的气浪掀翻，会议室里其他人死的死，伤的伤，乱作一团。而希特勒也被爆炸后的黄色烟雾吞没，他的上衣和裤子都破烂不堪，头发在冒烟，但除了几处皮外伤，这一爆炸对他未造成任何其他伤害。

这就是纳粹德国乃至于整个二战历史上都颇为有名的“720事件”。

爆炸现场

在这次事件中，希特勒与死神擦肩而过，施陶芬贝格和他的战友未能达成目标。但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虽然交代了施陶芬贝格的履历和他刺杀希特勒的原因。但“刺杀希特勒”这件事前后还存在着诸多疑点。例如，刺杀希特勒究竟是施陶芬贝格的个人行为，还是有组织的活动？如果是有组织的活动，那么参与者都有谁？为什么这次“不成功的刺杀”未能颠覆或暂时中止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反过来讲，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和特务系统的纳粹党，为什么没能提前察觉甚至阻止这次针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这一事件给当时的德国社会又造成了什么影响？

这些都是谜团。

其实，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绝非一时兴起，而是与纳粹德国军队内部的“抵抗运动”存在不小的关系。而要解释这场“抵抗运动”的起源，还需要对德国历史作简要的回顾。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军的颓势，没有打醒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这样得到希特勒“眷宠”的名将，但却让像施陶芬贝格这样的青年将领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有道德感，但并没有让这种廉价的道德影响到自己的理性判断。正是在这一时期，施陶芬贝格加入到了军队内部的“抵抗运动”中，并迅速成为贝克等人的亲信骨干。在他们的劝说下，德国后备军总司令弗洛姆也有些动心。

但是，弗洛姆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他明确表示，在没有得到希特勒身亡的确切消息以前，他是不会轻易打响兵变第一枪的。至于贝克和施陶芬贝格等人，不过是他随用随弃的棋子罢了。附带一提，贝克等人在军队内部领导的反纳粹运动，也引起了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注意。不过，掌握党卫军的希姆莱没有声张，更没有告诉希特勒本人，而仅仅是命人收集信息建立起档案。或许这个嗜血魔头也想利用施陶芬贝格等人的手来实现自己浑水摸鱼、夺权上位的野心。

据纳粹德国装备部长施佩尔回忆，后来“狼穴”爆炸，宣传部长戈培尔当面对他提出希姆莱政治上不可靠，因为在“狼穴”的会议室发生爆炸后，

“只有希姆莱手上有可靠的部队能够镇压这次政变，但希姆莱显然已经撤离了，戈培尔也搞不清楚对方这么做的原因”。

希姆莱，左一

以柏林的后备军司令部所在地班德勒大街为中心，抵抗运动在迅速发展。而在西线战场的德军内部，抵抗运动也得到了不少手握实权的高级将领支持，例如法国驻军司令施蒂尔普纳格尔、“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等人。这其中，隆美尔的思想颇具代表性。据隆美尔之子曼弗雷德回忆——“父亲在1944年6月和7月曾秘密约见武装党卫军第一和第二军的指挥官泽普·迪特里希和保罗·豪塞尔，二人均声称继续战争没有前途”。

对于属下的坦白，隆美尔也深有感触，两年前他在北非战场与英军作战时，就感到纳粹德国在对外扩张上已经力不从心。当他返回欧陆一年多后，又遇上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隆美尔原计划趁着盟军立足未稳，一鼓作气将其赶回海里，结果希特勒在这件事上意外的选择消极配合，没有及时把两个坦克师调拨给他，使其缺乏反攻力量，最终眼睁睁看着美英盟军巩固和扩大登陆场。但是，在这件事上，古德里安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隆美尔是在刻意保留力量，好在日后于西线战场发动兵变，与盟军达成妥协。

从事后来看，古德里安说对了一半，隆美尔对希特勒“瞎指挥”的不满以及对战局走向的失望，使他对军队内部反纳粹势力的发展采取了一种暧昧的态度。他既认为这股力量的存在是必要的，又迟迟不肯下领导政变或杀死希特勒的决心。这位老将对儿子吐露了自己的矛盾心情——“刺杀希特勒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是惧怕这个人，而是他在德国群众心中的偶像地位”。

就在隆美尔犹豫不决时，英军的空袭把他打成了重伤。隆美尔因为这次意外中途退出，但也未能因此和抵抗运动撇清关系。希特勒遇刺后不久，曾负责在隆美尔和抵抗运动领导人之间传递情报的霍法克中校就没抗住酷刑，供出了隆美尔与抵抗运动的联系。三个月后，隆美尔在纳粹军官威胁下服毒自杀。

在隆美尔遭遇空袭几天前，西线德军又迎来了新的统帅克鲁格。与弗洛姆一样，克鲁格也是一个立场不坚定的投机分子。对手下将官施蒂尔普纳格尔等人筹划的抵抗运动，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实则想等别人打响反希特勒第一枪后浑水摸鱼。可以看到，德国军队内部的抵抗运动，一开始就建立在没有实权或资历浅的军官和位高权重的“骑墙派”的联盟基础上。这也为抵抗运动的夭折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与法国的情况相比，柏林方面的抵抗运动因准备较早，还是更成熟一些。在施陶芬贝格的推动下，原先的政变计划“瓦尔基里行动”（亦称“女武神计划”），被正式确定为由施陶芬贝格实施对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高管的刺杀，等他得手后，抵抗运动领导人以后备军司令部为中心建立新政府，并以“党卫军叛乱”为名出兵控制局势。到那时候，老将军贝克将出任帝国摄政，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人物。

施陶芬贝格对刺杀希特勒充满信心，可是他们恰忽略了一个更致命的问题——倘若刺杀希特勒没有成功，计划又泄露了该怎么办？或许施陶芬贝格自信可以一击得手，或者他们早已抱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但是，未来瞬息万变，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拉斯滕堡会议室的爆炸，恰恰让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了。

施陶芬贝格安放完炸弹后，迅速乘车离开“狼穴”，直奔机场。在从柏林来之前，他就曾暗示自己的同伙做好政变准备，最少也要控制柏林的局势。然而，当他坐飞机返回柏林郊区机场后，并没有感受到柏林城区戒严的压抑感，等他一路返回班德勒大街，出现在后备军司令部后，奥尔布里希特等人才缓缓进入状态，觉得应该为军事政变做些什么。

施陶芬贝格简直要气炸了，他冒险从“狼穴”返回柏林，而柏林的同党竟然都不知道迅速分兵占领电台，对外封锁消息。当然，这位年轻伯爵也拿不准希特勒是否被炸死，但他觉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自己人继续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将可能被亲纳粹势力的反攻彻底消灭。因此，他和贝克等人统一了“希特勒已被炸死”的口径，然后敦促后备军司令弗洛姆作出反应，因为只有他掌握着调动柏林驻军的最高权力。

可是，对于施陶芬贝格等人的施压，弗洛姆却显得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当天，弗洛姆通过和凯特尔元帅接电话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消息——希特勒并没有死，只是受了惊吓和一点皮外伤。弗洛姆觉得自己如果仓促领导兵变，可能会被当枪使，最终危及到个人的荣华富贵。因此，自己现在应该趁着希特勒等人还没有查明情况，将施陶芬贝格等身边的知情者灭口，好洗清自己的嫌疑。

这不过是小聪明罢了，一方面，德军内部的反纳粹运动从1938年就已经开始了，怎么会只有贝克和施陶芬贝格几个人参与？另一方面，施陶芬贝格是弗洛姆的总参谋长，贝克是他的老上级。他们都涉嫌卷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弗洛姆能因此脱了干系吗？

但弗洛姆不这么想，这正是其可恨可悲之处。在7月20日当天夜间，弗洛姆撤回了大街上的戒严部队，然后在亲信军官的支持下将施陶芬贝格等人擒获并处以枪决。而未来的“帝国摄政”贝克也在自杀未遂后被处死。曾搜查施陶芬贝格办公室的亲纳粹军官斯科尔茨内直言：“政变是从内部自行崩溃的”。

有趣的是，斯科尔茨内在施陶芬贝格的办公桌上发现了“瓦尔基里行动”的计划书。不知道这是弗洛姆刻意放置的，还是有所疏忽。

柏林的抵抗运动在希特勒遇刺事件发生后当天就失去了领导者。而希特勒方面则抓住这个机会，一边用党卫军首脑希姆莱取代弗洛姆的位置，对国防军进行全面清查整肃，一边利用戈培尔等人掌握的宣传系统，不断发出希特勒“大难不死”，政变无可挽回失败的信息。

这信息也传到了法国巴黎。和柏林方面的不作为相比，巴黎的驻军司令施蒂尔普纳格尔此时已经将两千多党卫军投入监狱，并期望由西线统帅克鲁格领导全局。刘怡的《武神与将军》一书中记录了施氏对克鲁格发表的豪言壮语——

“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请您效法隆美尔，脱离希特勒，担任西方自由运动的领导人！请您结束战争，开始谈判，结束这桩杀人流血的勾当！”

在这关键时刻，和弗洛姆相似，克鲁格也退缩了。但是，他尚未像弗洛姆那样下作到杀人灭口，把昔日的同志像仇敌一样随便杀掉，而是要求施蒂尔普纳格尔释放之前关押的党卫军，然后化装潜逃。可是，他又能逃到哪里呢？

施氏最终还是选择了在野外自杀，但是，命运和他仿佛开了个玩笑，子弹没有一下夺去他的生命，而是让他重伤昏厥后，又被巡逻的纳粹军人发现。希特勒命人将其简单救治，然后送上特别法庭进行审讯，最后再折磨至死，真可谓是残忍至极。至于克鲁格更不可能轻易置身事外。早在政变前夕，亲纳粹的古德里安就听到过克鲁格打算背着希特勒与西方停战的传言，现在西线战局糜烂，又发生了国防军将亲纳粹军官缴械的事情，克鲁格自然也“难逃罪责”。

最终，克鲁格决定自行了断，在吞食毒药前，他竟然还给希特勒写了封信表示要“效忠到底”。

这反而弄得早对一切心知肚明的希特勒有些哭笑不得了。

和抵抗运动有直接联系的德军将领被一网打尽，没有联系但对纳粹来说“立场不明”的军官群体也未能摆脱迫害。希特勒的“忠实铁粉”、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意将德军外战失利和“720事件”联系在一起，称“此次爆炸阴谋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陆军的表现如此糟糕”。

据相关统计，从1944年初至战争结束，被纳粹为处置政变者而特设的法庭处死的有4500人之多。希特勒残忍嗜血的一面，连他的“爱将”古德里安都有些看不下去——“实际上，这次谋杀行动给他精神上造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肉体上的。就他的性格而论，他对其周围的人，对总参谋部及其将军们的不信任早已根深蒂固，而现在这种怀疑已变成刻骨之恨”。参与搜捕政变者的斯科尔茨内则认为“希特勒冤屈了不少无辜的人”。但是，在这种压抑的政治氛围中，又有谁敢去公开制止希特勒扩大打击面呢？

奥托·斯科尔茨内

相比于古德里安和斯科尔茨内的敢怒不敢言，备受希特勒器重的纳粹海军元帅邓尼茨的看法颇值得玩味。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公民起来反抗他认为对人民的不幸负有责任的国家领导人，那是可以谅解的。但他决不可狂妄自大，危害那些与他一样的、与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的同国人，或有意识地把他们送往死亡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站到敌人那边去了”。

施陶芬贝格等人在为了德国这个集体的命运去奋战，即便这是徒劳的，而弗洛姆和邓尼茨等人却唯恐少数人的出头会连累到自己。这样一种“假包容而真自私”的心理，恐怕才是德军内部反纳粹运动失败的根源。

“为众人拾薪者，不可使其暴毙于风雪”，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