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史话 | 五四运动：身前与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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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帝京：身前的澎湃

1916年底，蔡元培来到了北大。

经过四年的动荡，他终于又来到了这片土地上。曾经，他和他的同伴披着革命的旗帜，一路向北，前往这个注定充满不和谐音符的地方。曾经，他是作为胜利者之一，目睹中国前景呈现光芒，却又转瞬间遁影于无形。就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革命、再革命、立法、废法、造党、拆党、称帝、伐帝……一幕幕闹剧，就这样以极快的帧速上映着，令人称奇。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人们都了解蔡元培是个伟大的教育家，却往往不知道他的起点在政坛。1904年，他与友人共同组建了光复会，一年后又并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了革命党的中坚人物之一。既然选择了迎击风雨，便难免在动荡之时成为靶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蔡元培前往法国，在那里一待就是四年。1916年，取代袁世凯的大总统黎元洪恢复《临时约法》后，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行人才得以回国接受委任。而对于此时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他来讲，另一条路已俨然摆在眼前。

蔡元培希望，今后的北大，将成为知识分子的殿堂，成为有思想者的圣所。彼时经历过革命洗礼的人，都懂得思想禁锢是怎样的噩梦，而思想解放又是何等的可贵。要让一个国家的思想走向振兴，从头脑最活跃的青年人起步无疑是个优胜策略。这样，一场发端于悄无声息之间的新文化运动，便从北大里面萌芽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一批持先进思想的人士来到北大，他们带领一批初见世面、渴望探索的学生，走上了思想革命之路。不过，尽管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他却不阻碍其反对者在北大内部发声，例如，曾与泰戈尔同获诺贝尔奖提名的英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便大力提倡传统儒学的魅力，批判“一味批判孔子”的行为。一时间，没人说得上孰对孰错、孰优孰劣，辩论与竞争的火花，闪出了学术本该有的样子，这是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决策走向纵深的影响。

蔡元培走上知识分子的道路，至此算是进入了平缓期。然而，并不是每个曾经热衷于政事的学者，都能有这般的幸运。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时，蔡元培和他的同伴们丢掉了刚叱咤了两年的风云，国民党在混战中走向了解体。然而，与国民党对立的另一党派——进步党，却在袁世凯的扶持下获取了权力。而这个进步党的召集人，正是我们所熟悉的梁任公先生——梁启超。

“饮冰十年，难凉热血”的梁启超

大家都熟悉梁启超的学者身份，他作为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是当时罕有的全才。然而，在转入教学领域之前，梁启超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历史课本上刻画的梁启超，不过是戊戌变法中其师父康有为的一个助手，实际上辛亥革命后康、梁二人便分道扬镳。面对初生的共和国，梁启超选择了相信袁世凯。然而袁世凯称帝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看错了人。经过这样一番周折，进步党风光不再，当蔡元培踏上故土时，已难免分裂危机。

进步党分裂后，梁启超领衔的宪法研究同志会，很快与汤化龙率领的宪法研究会结合，组成了新的“宪法研究会”（也简称研究系）。这就是说，梁启超仍未放弃在政坛中进一步发展，这一次他需要一个更可靠的、更有才能的政治领袖，他选择了皖系首领段祺瑞。

我们很喜欢把北京民国政府（就是“北洋政府”）称为“军阀政府”，实际上北京政府在名义上仍保留着民主共和国的各种体制，只是因为军权掌握在了几个各据一方的家族手里，所以军阀特性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不过，在几家最有威望的军阀中，并非每一家都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因为有人可以单靠玩弄政治权术，便能使自己立于历史的浪尖。段祺瑞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所率领的皖系虽然军事力量一般，却从黎元洪上任起，便牢牢地控制住了政治大权。

尽管政权频繁更迭，但除开张勋复辟一事，总算是没有了明处的闹剧，北京也进入了短暂的平静期，这便为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北大的教师们，多爱关注国内外时事，针砭时弊，论说古今。而北大的学生，也在这一环境中得到了熏陶，他们对于自己并不熟悉的外界，也都充满了某种期许和怀疑。

当一战结束的消息悄然传到校园里时，学生与老师，无不感到由衷的振奋。自鸦片战争起，已近80年，中国首次作为战胜国在国际谈判桌上出场。所有人都为即将在巴黎上演的这次美妙的会议作出了最美好的预期，有人甚至希望中国能借此挽救过去80年里丢掉的一切尊严。

然而，也正像巴黎和会开始时的消息那样给人带来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样，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也给人带来了轰天雷般的震撼。

1919年5月2日，不知谁从《晨报》头条上看到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不知是谁，又将这句话带进了北大校园里，让全部的学生，都意识到一件他们所未曾料到的事：曾一度鼓吹推动和平的“十四条计划”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欺骗了中国人；至今还假惺惺地把北京政府的代表列在战胜国席位上的西方列强，欺骗了中国人；那些本应该履行保卫祖国尊严的北京政府公职人员，欺骗了中国人。

为何说北京政府欺骗了中国？《晨报》上更多的文字其实已经写明白，本来理应进展顺利的巴黎和会，之所以会出现日本横插一脚、干涉山东主权的笑话，是因为北京政府不久前曾与日本算过一笔“糊涂账”，而日本人如今将它拿出来，作为索求的契约。

五四爱国运动

因此，愤怒的学生涌上天安门前，拉起横幅，大声呼喊，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三个人：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现任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曾经参与过段祺瑞与日本人“糊涂账”计算的财政总长曹汝霖。学生一路奋进，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其矛头已间接指向北京政府。

这即是我们所了解的五四运动，其若骇浪之澎湃，叫人至今仍感余韵。

然而，正如历史一贯的模样，简单背后总有说不尽的复杂。

暗潮涌动：背后的弈棋

1918年10月，徐世昌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

徐世昌是一位官场老司机，他很清楚自己来到这个位置上，少不了段祺瑞的帮助。此时的段祺瑞是什么身份？从袁世凯死后，他便为夺取政治上的核心权力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黎元洪任总统后，两人之间在国家决策上很快出现了冲突，史称“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的插曲戏剧性地终结了府院之争，却同时也给了段祺瑞崛起的机会：张勋复辟被平息后，国会重新选举，段祺瑞及其皖系成员借此牢牢地控制住了国会的势力。

段祺瑞需要一位合适的大总统，而徐世昌也需要外人赋予他权力，因此两个人都得到了成全。

大总统徐世昌

段祺瑞和徐世昌面临的时局并不太平，可谓内忧与外患并存。虽然一战使得欧洲各国暂时放松了在华行动，“自己人”却带来了不少烦扰。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南方军阀联合起来成立了广州临时政府和“非常国会”，与北京政府相对立。徐世昌上任时，南北双方正处于谈判的窘境。

1918年10月，一战结束，段祺瑞总算可以向世人证明，他在与黎元洪争辩该不该对德宣战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照例，中国作为战胜国应当派出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第一位代表无疑是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陆徵祥，而政界的各位风云人物，也都纷纷把自己的力量安插到外交代表团里面：段祺瑞派出了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驻美公使顾维钧，而广州政府派出了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

令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好事会急速地转化成坏事，德国本该归还中国的权益，竟然被半路杀出的日本所截走。这件事归根到底是源于亲日的皖系曾与日本算过一笔关于山东权益的“糊涂账”，之所以说是“糊涂账”，一方面因为模糊的协定使中国人与日本人各怀有不同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密约，甚至外交代表团一开始也不知道。此外，意大利由于对合约不满，半途退出和会，这让日本学会了一招强大的技能——以退出和会为由威胁英、法、美。一心要建立国联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只好让步，牺牲了中国的权益，以争取日本的支持。

决定一个国家沉浮的人们，都不想当昏君、卖国贼。即使是袁世凯，也不会兴高采烈地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段祺瑞政府有口难辩，山东问题确实发源于经他手下的“糊涂账”，但和会失败的真正原因却是大国利益博弈。此事上层人士无不头脑清晰，倘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只需要思考下一步如何对外决策。可是，或许徐世昌没有想到，或许段祺瑞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命运即将被彻底改变。

五四运动期间，学生火烧赵家楼

彼时没有当今的网络技术，欧洲的实况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传达给北京政府，政府以外的人不易得知实情，并且这些实况是否该传达也要由外交代表团决定。然而，这条通信路线并非如此狭窄，陆徵祥、顾维钧在会场上进退斡旋之时，还有一个人在巴黎纵览时局，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

段祺瑞没有料到，他在1918年控制国会，走上人生巅峰之时，也埋下了祸根。

在张勋复辟中，梁启超领衔的研究系与段祺瑞代表的皖系站在了统一战线上，而他们胜利后并没有均分战利品：段祺瑞在1918年的国会重新选举中强势排挤研究系成员，构建了由自己操控的“安福国会”。这个账，梁启超记在了心里。
当英、法、美已经倒向日本时，梁启超立刻给国内的研究系成员林长民发送电报，告知他欧洲大陆上正在发生着怎样的事情。林长民立即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并发表在《晨报》上，开头的就是那几个字：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这篇文章点名了要害，道出了山东问题的产生是由段祺瑞政府的“糊涂账”造成的。当安福国会反应过来时，时间已经晚了。

1919年5月4日，徐世昌正在与国务院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设宴，曹、陆、章三人大概还没有料到，他们已经被“册封”为卖国贼。当章宗祥回到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时，被拥上来的愤怒的学生一通好打；曹汝霖虽逃过皮肉之苦，自己的住宅却毁之一炬。身为政坛老司机的徐世昌此时丝毫不慌乱，情急之下，他派出警察逮捕了部分学生，五四运动进入高潮。

一时间，就像历史课本中所讲述的，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发声，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反抗北京政府的专制与无能。这些人都是谁呢？除了最早发声的研究系外，还有广东政府，他们早就盼望着一路北上进驻中原；还有当时的“常胜将军”吴佩孚，其所在的直系和皖系本身便具有对立性；甚至还有保守的康有为，他与张勋一起复辟时，没少吃段祺瑞带来的苦头。

当然，也有一批知识分子，在这个历史关头主动走到了舞台中央，他们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有蔡元培，还有同他们一样的许多人。

面对学生被捕，蔡元培等人站出来，要求释放这些青年。北京政府并没有令他们太失望——5月初，就在蔡元培要求保释的同一天，警察厅直接释放全部学生。这就意味着，这一切都没有经过“例行程序”，警察厅在皖系的暗中指挥下直接行使权力。国务院总理钱能训收到了这个信号，立即主动请求辞职；徐世昌收到了这个信号，也立刻明白，内阁与国会的矛盾已初现端倪。

任何炮弹打出了坑，就得要有人去填；任何国家利益蒙受了损失，就要有人去当卖国贼。古时如此，今时亦然。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就这样背了第一口锅，然而他们并不是真正要背这口锅的人——五四运动后，安福国会摇摇欲坠，南北谈判宣告失败，徐世昌经历了先辞职后复职的一场笑话，陆徵祥演绎了该做主时便生病的一出好戏，最终把中国的外交动向全部交待给了顾维钧一个人。

曹汝霖 陆宗舆 章宗祥

那么，青年到底做了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要记住五四

尽管五四的开端，是一场政治斗争，五四的演化，成了一场政治游戏，我们还是能看到，五四之后，很多重要的地方变得和过去不同。

尽管名义上实现了民主，尽管军阀分治避免了一家专制的发生，仍然有政权的垄断者，也仍然有军队的大本营。尽管推翻了封建政府，尽管建立了合法的民国政府，就在堂堂中国大陆上，仍然同时存在着两个政府，仍然同时运行着两个国会。

尽管各政治派系你争我抢，尽管活跃的政治家此去彼来，一个强势的皖系还是可以通过控制国会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一个羸弱的内阁还是可以通过推卸责任保全自己的功名。袁世凯死后，那是“北洋三杰”的天下，那是一个想掌控全局再容易不过的时代，只是这时代就在1919年结束了。

因为，没有人能料到，一群学生能够引发政权内部的骚乱；也没有人能料到，一次学生运动引发的浪潮，可以逼迫一个堂堂大总统屈尊递交辞呈；更没有人能料到，仅靠对这次学运提出评论、针砭时弊，就能彻底地改写各界力量的此消彼长。

青年不是最明白的人，他们不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外交代表团是无奈的——他们作了最大幅度的争取；他们不知道，在当时的局势下，中国同意签署《凡尔赛和约》，未必是“丧权辱国”之举——如果拒签德约，就意味着德国在华利益仍归属德国，中国只好单独争取。

然而，青年确实在这场运动中，唯一说实话的人。

政治家们未必说了实话，他们或者希望借此攻击自己要攻击的人，或者为自己的清白而辩解。支持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权与势的需要。

青年不需要这些，他们只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真相。

为什么五月四日的北大学生要发怒？不是因为北京政府同意签订《凡尔赛和约》——那时签约工作还完全没有开始——而是因为他们竟然对山东密约之事，一直闻所未闻。林长民一文之所以能投入学生怀抱，也正是投到了这一点上。

学生需要知道真相，就像他们在学堂互相争辩之时，需要知道作为论据的事实；就像他们在课上听教授讲解之时，需要知道构成学术的知识。其实，不止学生，不止青年，在这个舞台上站出来的人，有许多是从前不问政事的过客，而他们如今意识到，自己需要成为其中的一员，需要获知事情的真相，需要用自己的思考去还历史一个答案。
这不是学生精神，也不是青年精神，而是——知识分子精神。

我想，青年节也何尝不是知识分子节，青年也何尝不是一切求知者。敢思考、敢辩论、渴望真相，这样的人永远年轻，每个五四都属于他们。

王开岭在《精神明亮的人》一文中，将值得尊敬的成年人定为“直至成年仍童心未泯的人”。此处童心，当然不是幼稚胡来，而是对生活的热忱、好奇与求索。一个国家，需要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是探索者，也是开创者。他们做得到探索与开创，不是因为他们有着高超的天赋、罕见的智商，而是因为他们有属于他们的向往。

五四之后，没有人会觉得，一群求知者改写历史潮流是个笑话；如果有一天，有人淡忘了五四，认为怀有知识分子之热情的人们不过是历史的分母，那么他们和他们的时代，也要终究成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