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子报》因恐怖被明令禁演 其来源于真实谋杀案？

本文配图来自李德生著《禁戏》（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书书封

闲来无事，翻阅清末学者徐一士撰写的笔记《一士谭荟》，这本笔记所涉内容，多是清末民初的人物和掌故，但在最后忽有一章“戏剧琐话”，论及梨园教演、优旦奇人，颇有风味，其中一节竟提到了《杀子报》这出戏剧的由来，不禁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因为这出剧曾经和《乌盆记》一起，因为凶杀和恐怖等原因，曾经一度被明令禁演。

一、案件的时间和地点都是谜

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出剧的读者可能要问了：“《杀子报》到底讲了个啥？”

《杀子报》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被记载于清光绪丁酉年（1897年）敬文堂刊本。另外三大奇案分别是“张汶祥刺马新贻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和“杨月楼与韦阿宝案”，后面这三起案件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杀子案”在真实性上则一直笼罩着一层迷雾，有人认为纯属杜撰，也有人认为真有其事，而就算是后者，在举证上也千差万别、矛盾重重。

就说这一案件的发生时间，有说是道光年间的事，有说是同治或光绪年间的事，南通学者罗锦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述道，他于2005年在乡下买到一部《新刻王官保申冤记全本》，“无确切纪年，但从版式、字体、纸墨及内容等方面鉴定，应为清后期的坊刻本……这是一部唱本，反映的‘杀子报’情节与以往所见的传说故事大体相同。”在这个唱本中，明确指出案件的发生时间为“乾隆三十八年事”——但这个时间与《一士谭荟》中记录的“此康熙乙未事也”又不相同。

还有就是这一案件的发生地点，按照唱本和流传最广的说法，此案发生在南通，但笔者所查询到的两本古代笔记，都说此案发生在山东，这就像《乌盆记》一样，大部分史料记载其案发生在安徽省定远县，但也有说发生在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同样是一南一北，相距甚远。

至于唱本中的故事和笔记中对这一案件经过的记录，差距就更大了。

先说唱本中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南通有个名叫王世成的人，娶徐氏为妻，徐氏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叫王宫保，女儿叫王金定。不久后王世成去世，徐氏与一个名叫纳云的和尚好上了，被8岁的王宫保撞破，别看宫保年纪小，但道德水准一直向圣贤看齐，当场怒斥纳云，将其骂跑，徐氏为了拆除横在她和纳云之间的这个“障碍”，挥刀砍死了宫保，将尸体分成七块装进了油坛，女儿金定将哥哥惨死的经过告诉了塾师，塾师又向州官报告，州官经过明察暗访，终于成功破案，处死了徐氏和纳云。

而在《一士谭荟》中所记载的事情经过，不是这样的。

二、“血腥逼人”的两个瓮

《一士谭荟》中提及《杀子报》，作者徐一士首先强调：“《杀子报》一剧，清人笔记中，有与之甚相似者。”接着徐一士就给出了这部笔记的名字——清代学者景星杓所撰《山斋客谭》。

山东有个做生意的人，经常在外面奔波，很少着家，“其妻与人通”。家里有个儿子，年方九岁，聪敏好学，很得塾师的喜爱。这一天的夜里，小孩子从睡梦中醒来，忽然发现“肩旁有一足”，就迷迷糊糊地问母亲：“是父亲回来了吗？”睁眼一看，只见一个陌生男人躺在床上，顿时惊叫起来！

“其母恶之”，恶狠狠地警告儿子说：“你要是敢把这件事讲出去，小心我活剐了你！”

孩子吓得不行，第二天早晨上学时，在塾堂上神魂不定的，中午不敢回家吃饭，到了晚上还滞留在塾堂，塾师很奇怪，就问他怎么了？他支支吾吾的，塾师看出有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一再追问，孩子才把昨天夜里看到的事情讲了一遍，尤其强调了母亲威胁他的话。塾师听了十分震惊，但自己毕竟不是当官的，不好管人家屋子里面的事儿，只好一再安慰孩子，然后护送他回到家，看他进了门才折返塾堂。

转过天来，孩子没有上学，塾师觉得不对劲，想起孩子昨天跟自己讲过的话，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袭上心头，他匆匆赶往孩子的家里找他，敲了很久的门，门才打开，只见孩子的母亲倚门而立，凶恶的神情中带着几许惊惶，塾师就问孩子怎么没上学？谁知那女人说：“昨天他整整一夜都没回家，我还正要去塾堂找你问是怎么回事呢！”塾师一听就急了：“昨晚我把他送回家，看他进了门才折返的，你怎么能撒谎说他没回家？！”

两个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街市上围观的人们也越聚越多。塾师激动之下，把失踪的孩子目睹的“丑闻”抖落了出来，并怀疑他的失踪很可能是其母杀人灭口！那女人气急败坏，说塾师血口喷人，两个人拉拉扯扯、骂骂咧咧地到了县衙打官司。县令听完两个人的陈述，把脸一沉，对着塾师说：“自古常言说‘虎毒不食子’，哪里有当妈的杀死自己的孩子的！肯定是你这当老师的因为什么原因把那孩子藏起来了，赶紧交出来！”塾师一听傻了眼，怔了半晌，把牙一咬、心一横，对县令说：“那好，您权且等候，我这就把孩子给您找回来！”

说完他出了县衙，回到塾堂，召集了所有的学生，冲到那女人家里，“率徒众登妇楼穷索之”，但就是找不到孩子。塾师失望地准备撤出，“将下楼，已蹑数级”，突然因为视线变低的原因，“忽见二瓮于妇床下”，瓮的边沿有一些暗红色的东西。

塾师咽了几口唾沫，重新走上楼，从床下搬出那两个瓮，只闻得一股“血腥逼人”的气味儿，熏得他毛骨悚然，头皮发麻，“取视之，儿果碎脔于中……”

“事乃白”，孩子的母亲承认，她为了通奸的事情不被泄露，杀死自己的儿子并分尸藏在坛子里的犯罪事实，而那个和她通奸的人，“逃于杭之护国院为僧，并获之就法焉”。

在文末，徐一士特别指出：“此康熙乙未事也。后梨园有演《杀子报》者，即本此，惟增一诉冤之姊耳。”那个增加出来的人物“诉冤之姊”无疑就是王金定。

三、民国的一桩“新杀子报”

笔者以为，相比较《杀子报》戏剧中的故事，《一士谭荟》转述的《山斋客谭》的记录，更加真实和可信，其中“暴露真相”的一点是，凶手的身份在两个版本中截然不同。在《杀子报》中，徐氏是个寡妇，而在《山斋客谭》中，那女人的丈夫并没有死，只是在外经商。清朝虽然是出贞女烈妇比较多的朝代，但如果不是为了争夺夫家的经济利益，或者本人自幼读了太多“列女传”之类的书被洗脑，寡妇们改嫁或追求个人幸福，是很平常的事儿，尤其如果这桩案件发生在清末，比如同光时期，民间的思想在不断解放，死了老公的徐氏跟人要好，也许会被街坊邻里指指点点，但并没有犯法，就算暴露出去，以她狠辣的性格，大可以摆出“老娘爱跟谁好跟谁好，你们爱说啥说啥”的姿态，根本犯不着杀死自己的儿子灭口。反倒是《山斋客谭》里那女人是通奸，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严重的罪行，确实是非掩盖不可的。

不管这起案件的真实情况如何，一个母亲为了性生活的便利杀死自己的孩子，都是非常灭绝人性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北魏的胡太后能与之媲美（北魏胡太后因为荒淫无道，跟自己的儿子孝明帝元诩产生矛盾，将他毒杀），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民国还发生过一起类似的奇案，被记载在吴虞公所撰《民国奇闻》一书中。

宁波有个妇人龚周氏，年方二十四岁，长得很漂亮。她的丈夫龚达患了重病，卧床不起。龚周氏因为家里断了经济来源，便将年方三岁的儿子龚贵忠，交由婆婆抚养，自己到名为“倪贵记”的木匠铺去帮佣，打工挣钱，很快就成了老板倪贵发的姘头。倪贵发的妻子倪周氏一向畏惧丈夫，虽然看在眼里，恨得咬牙切齿，却不敢管这件事。这更加助长了龚周氏的嚣张气焰，不久之后，她竟将儿子龚贵忠接到“倪贵记”，自行抚养。

倪贵发和老婆、姘头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相安无事，颇为得意，谁知他很快发现，龚周氏生就一副水性杨花的皮骨，背着自己又跟别的男人搞上了，气得倪贵发将其劈头盖脸地大骂了一顿。龚周氏想了一圈自己的丑事是怎么暴露的，严重怀疑是三岁的儿子龚贵忠一不小心泄了密，于是开始虐待孩子，没事就用针扎拿棍打，不久，龚贵忠突然患了红痧症，倪贵发当然不会出钱给他治病，而其妻倪周氏见孩子他妈尚且虐待之，这回把一肚子的火都撒在了这孩子的身上，“将孩手指咬去二截，因之气绝而死”。

孩子虽小，也是性命，如今竟被折磨而死，倪贵发知道大事不妙，“正拟备棺收殓”，却被人告发了。原来，住在附近的邻居对这几个人渣男女一起虐待孩子的事情早有耳闻，如今听说孩子突然死去，感到其中有鬼，就通知龚家的亲属们赶来，“阻止棺殓，告知地保，报告警署”。警署以事关人命，至为重要，立刻把相关嫌犯一并拘捕，并派法医给龚贵忠做尸检，发现孩子手指被咬去两截，“且遍体鳞伤，几无完肤，遂将龚周氏等处以伤害人命之罪”。

当时的人们听说了这件奇案，议论纷纷，“说者谓仿佛一出新杀子报云”，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杀子报》这出戏剧的影响力之大之广。其实古代的所谓“教化”，对读书人而言自然靠子曰诗文，而对普通老百姓，就要靠娱乐性强的各种曲艺，像《杀子报》这样，在诡异离奇的剧情后面，说到底还是宣扬“天网恢恢，恶有恶报”的价值观，具有相当正面的教育意义。该剧后来一度被禁演，固然因为这出戏描摹“和尚淫状，淫妇毒状，男童惨状，女童怯状”过于逼真，但忽视了其在教化上的作用，未免因噎废食。其实，毛泽东在1957年上半年的一次讲话中，谈到禁演《乌盆记》时的一段话，很值得后人深思：“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不准演那样……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