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照片记录的一段历史
作者: 李祖华
护国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保留有一张1916年1月16日蔡锷出征前,护国第一、二军主要领导合影纪念照片(照片一),李曰垓的后人在文革结束后,将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无偿捐赠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笔者在云南讲武堂纪念馆见到又一张(照片二),是云南都督唐继尧与督府参赞、参议及部分护国军将领的合影(共12位)。由于笔者是李曰垓的后人,对先辈所经历的那段历史格外关注,虽然片距今已百年,也想就两张照片所衔接的那段历史作一简要表述。
照片一。自左至右: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瓛、李烈钧。
照片二
一、云南首义护国军的组建与照片一
1、举义与蔡锷的到来
袁世凯欲复辟帝制而自图之心,早已有之。1915年8月以来,在滇中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朝野军政人员坚定不懈的努力下,唐继尧知反袁为人心所向,迫于朝野形势,于10月底同意反袁起义。滇议既定,各种准备工作秘密地进行。12月,滇中不稳消息传至北京,袁派其爪牙路孝忱来滇调查,并催唐继尧派大员到京觐见,唐继尧原拟派滇军师长张子贞前往,几经商议,乃改派滇军第三旅旅长刘云峰去京,名为觐见,实为了解段祺瑞、冯国璋对袁称帝态度,并联系蔡谔。刘云峰遂与路孝忱经越南到香港再转船北上。
12月上旬,蔡锷借口治病摆脱袁世凯的控制,经天津到日本再赴云南。蔡锷离日来港前,安排谷九峰(钟秀)自长崎电告张荣庭。
二次革命失败(民国二年),反袁力量散于海外和香港。那时,云南腾冲人张荣庭(又名瀛亭字木欣,儒商、著名收藏家,1881-1964年。1909年加入同盟会,辛亥后加入中华革命党。曾荣获二等大绶嘉禾章、三等文虎章。)在香港所经营利源长行、富滇银行香港分行(米街富记)等商号,成为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港或出国避难的革命党人的秘密接待站,由张荣庭安排居处迎来送往并提供活动经费。
蔡锷抵港前,袁世凯已察觉蔡的行踪,要求驻华英使朱尔典让港英方在码头布置警察密探缉拿蔡锷。张亲自到港口迎接,见有巡捕及便衣密探多人,船到时天已黄昏,蔡着长衫马褂旧式商人打扮,侥幸混过,平安离开码头,乘张备好的汽车至利源长行栈。张称蔡为“蔡颂荪先生是我的商界好友”住在商号,担心蔡的安全次日又将蔡移匿至腾商好友家。张荣庭了解到香港至越南近日无定期轮班,有艘开海防的船要待装载满货才开,考虑蔡锷欲速赴云南,且在港停留之危险状,张决定花钱包船。张荣庭随即找到该船东,编一理由,要求提前于次日开船,张承担船主提前开船的全部损失外,并再给予不菲的酬劳共计万元,船主为利所动允诺。这样,张荣庭得以让蔡锷、殷承瓛、刘云峰、戴戡(循若)、韓凤楼、何鹏翔等及时秘密安全离开香港,躲过之后的全港搜捕。
在等待张荣庭安排轮船时,殷承瓛亦到港口了解情况,恰见在港口等去京班轮登船的刘云峰,悄悄示刘到一旁告之蔡锷到港,刘即去码头找与其同去京的路孝忱,以腹泻难支无法乘船为由,让路孝忱登船先行。刘云峰遂与殷去见蔡锷,告蔡锷滇省反袁准备的详细情况。(刘云峰《护国军纪要》)
张荣庭在其所著《木石居士事实录》中记述:“当民二失败,往东西各国并南洋群岛诸同志,先后归集于港。帝制初起,首入滇者为方韻松声涛,后继者李燮和烈钧,熊锦帆克武,旦怒刚懋辛,程颂云潜等;最后一批为蔡松坡锷、戴星若戡、王伯群、刘晓岚云峰、殷叔恒承献、韓五峰凤楼;留港奔走各方者有钮惕生永建、李印泉根源、曾其衡彦、林隐青虎、杨畅卿永泰、文绍云群、程子楷松声,尚有同志若干,专供奔驰之劳。此时各同志已失经济能力,一切旅费并居处大小款项事皆由余筹,共支大洋二十余万元。”云南发起护国起义,张荣庭功不可没。
蔡等一行于20日抵达昆明。此前,17日李烈钧(协和)熊克武、但懋辛等人也已潜赴到昆明。唐蔡等即商举义具体事宜。
12月21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罗佩金、方声涛等举行秘密会议。22日来滇诸革命同志和滇军政要人歃血誓盟。
按决定,23日先以唐继尧(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任可澄(云南巡按使)联名发出致电袁世凯请撤消帝制之“漾”电,请将杨度等人按内乱罪明正典刑,重申拥护共和誓言,“谨率三军,翘企待命”限24小时答复。表达出:否则将武力解决之意。24日蔡锷、戴勘联名向袁世凯发出请撤消帝制的“敬”电,呼吁各省拥护共和。25日袁世凯无复电,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李烈钧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全国(即通告全国共同劝告(袁)之“有”电),申明万不得已,誓永除帝制,讨袁保共和。
在短短三天中,采用先礼后兵策略,先分别后联合进劝,再宣布用兵。(注:关于刘显世参予与否及贵州宣布独立另文叙述。)
事后定25日为云南拥护共和纪念日,每届纪念。
“漾”、“敬”、“有”三电宣布了云南人民抱定永除帝制、护卫共和之决心,将举义讨袁。但一些著述中说“有”电“即日宣布独立”。护国相关电文多由李曰垓执笔起草或修改,在李曰垓留下的文字和记述护国的重要著作《客问》和《汗漫录》中所录,由他起草的电文中,并无“宣布独立”字样。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1917年)、刘达武《蔡松坡先生遗集》(1943年)所录25日正式“有”电中,也均无“宣布独立”词句。且《汗漫录》所录27日声讨袁逆之通电、31日声讨袁逆并宣布政见之通电,及在这几天中其所拟电文,亦无“宣布独立”一词。
“漾”“敬”“有”三电迟迟于28日才在昆明的《觉报》登载。在此之前,社会上最早见到使用“宣布独立”的电文,出自12月25日《共和报》的紧急号外,其上登载了梁启超交该报的,他在天津与蔡锷密商时预为蔡准备起义时用的通电稿(即后来的“有”电稿),稿中有“宣布独立”一词。但梁不知稿中这一用词,在发给各省大员的正式“有”电中已被删去。12月29日《申报》的编者按:“云南独立消息纷传多日,业已证实。所有唐继尧等宣布独立之通电及中央政府加以驳辩之电稿,已并列今日本报。”(李开林《评唐继尧护国》),但未刊登25日“有”电正 文。这成了导致“漾”、“敬”、“有”等电有三个出处的原因之一。
2、护国军的组建
在商讨举行讨袁首义中,关于讨袁义军(后定名护国军)的编制,原议是采纳滇军罗佩金等将领在蔡到来前的方案(此方案包括预先派滇军两个营以铲烟剿匪为名向滇川边运动),为蔡所赞同,决定先组建一个军。在确定使用“护国”一名后,这个军称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让将来各省起义的军队挨次按第二军、第三军序列排下去。组建一个军意见一致,按此决定,护国军总司令部在昆明八省会馆设立,蔡锷任总司令兼第一军长,罗佩金任参谋长,李曰垓任秘书长,殷承瓛任总参议。第一军下辖三个梯团(相当于旅,由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分领)全由滇军组成。李曰垓始终参与了军中的重要决策、拟定护国军编制和作战计划,军中重要函电书檄大多出自李曰垓手笔。
在《护国运动资料选编》所载12月31日《吴尧家书》中“前部先锋已过昭通…护国军总司令蔡松坡亦将出发。其部下系原来旧人,罗、殷诸人皆随军出征。唐公留守,李烈钧专司南洋运饷械事,…”。可看出这时尚未有第二军组成,且有在云南组三个军分三路进军的意见,按云南的财力和滇军兵力,组建一个军尚可,难以再组两军,分歧颇大。在第一军组建后,组建第二军以李烈钧为军长出 广西,并成立挺进军由黄毓成(斐章)为军长入贵州与黔军合营出湘。第二军的组建多费周折,成军就晚多了,组建毕李烈钧开跋已是2月20日之事。此时只组成了第一军、第二军和挺进军三支护国军。蔡、李离开后,唐继尧筹组第三军(注:有后人所写的第三军编制,未有成军报道,终建成否,未见定论。)但在2月,袁世凯委为云南查办使的龙靓光率兵万余,从广西进犯云南时,唐继尧派以黄毓成领军的挺进军及留守云南警卫二团团长赵世铭部,与李烈钧第二军合击歼灭了龙军。(后,有文将此归为第三军的战事。)此为文献所见之宣布起义后,成立护国第一、第二、挺进军的过程及第三军的说法。
李曰垓在所著《客问》中记述:“客曰:讨袁电宣布后护国军用兵之方略如何?曰:电发后贵州方在进行中。用兵计划,除滇军入蜀为必不可避免外,全部计划骤难确定,及至刘如周氏决意加入,始成滇黔合兵之局。分为两种任务,蓂赓督滇、如周督黔为居者,松坡将兵出战为行者,三人间曾有简单约文。故,滇黔出战军队一时统属于松坡,号曰护国第一军。谓之第一者,盖留第二,以下以待他方之响应也。第一军所部滇军,则有刘晓岚氏之第一梯团出叙府,凤阶、小斋之第二、第三梯团出泸州,皆直辖于松坡。黔军则有熊克丞氏之左翼出綦江、王电轮氏之东路军出辰州,由循若统之受松坡节制。滇军中别有斐章所统之挺近军,不定方向视各路缓急临时侧应。此初议也。”第一军“出发未毕,权限争执变更计划。松坡之第一军如故,蓂赓又组织第二军以协和统之入广西,斐章所统之挺进军不定方向视各路缓急临时侧应。又以赵毓衡氏所领之华封歌一团入黔,欲合之东路军为第三军,由蓂赓自兼。此后战事接触,形势又变,粤来龙部乘虚袭滇,赖有协和之第二军应之。斐章之挺进军亦折入桂境为之策应,而毓衡所部又折入松坎策应熊军,故蓂赓自兼之第三军竟未成立。”(见《护国文献》)
3、照片一的拍摄
第一军于1916年元旦誓师分批开跋,蔡锷1月16日离开昆明,经贵州毕节到四川将司令部设在永宁。蔡锷离开昆明前,第一军主要领导蔡锷、罗佩金、李曰垓与殷承瓛、李烈钧合影纪念。这张珍贵的五人照中有李烈钧而无第二军的参谋长何国钧,意味着在蔡走前有了以李 烈钧领第二军军长的决定。(注:照片中人物自左至右依次为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瓛、李烈钧。在贵州宣布举义参加护国讨袁,黔军与第一军戴勘第四梯团编为第一军右翼军,殷承瓛任第一军右翼军总参谋长。)
二、讨袁主战场停战后的变化与照片二
1、四川前线停战护国军对“若再起战事”的设想
四川是护国讨袁战争主战场,护国军第一军经三个月摧枯拉朽的战斗,袁军失败。1916年4月初,袁世凯电告护国军要求停战。护国军方面对袁政府的停战建议保持较高的警惕。对于尔后的战争方针进行酝酿,是护国军领导人必做之事。
“唐继尧的设想与起义之初五路出兵会师武汉大致相似。具体计划是:再组五个军以第四军加强第一军兵力出川,第六军加强第二军兵力出粤,第五军由会理、宁远出陕西,第七军由桂林出长沙,唐继尧则自率第三军及警卫军经黔出湘,各路护国军会师武汉。”
蔡锷不赞同多路分兵,坚持“滇中增援之师,以全力趋泸或出綦渝为当。就现在形势论,兵出綦渝较易得手。”他说:“凡大军作战,首在将其主力摧破,其余自迎刃而解。次在夺据其咽喉重地,现逆军主力之七、八两师,悉集泸纳,我若将此军击破,则成、渝唾手可得。其次则重庆为逆军唯一之咽喉重地,我若得此,则在川逆军接济立断,久将不战自溃。”
李烈钧则坚持以该军主力出湘,控制长江中游。他认为:“粤东方向,桂已独任,我军似可迅速出湘;果能冲断江流,则影响大局,获益犹巨。且川南得遥应之势,逆军将不战自溃。”
此后,由于双方没有重新开战,蔡、唐、李的上述计划,均未受到实战的检验。但加紧进行军事准备,扩大军队编制,补充训练新兵,筹集军械给养,以备再战,已是共识。(见《中国近代战争史》,但未举出唐蔡李三人间对此议题的相关往来电文。)
2、第三军及扩编护国军的变化
随着起义省份的增加,岑春煊、陆荣廷、梁启超等打算把护国讨袁的重心由滇、黔移到两广,因此计划筹组一个中央机构,实际就是与袁政府相对峙的临时政府。四月下旬岑春煊由香港抵达肇庆后,先由两广军方联名通电推戴岑春煊为护国军都司令。5月1日两广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进而于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宣布成立与袁政府对抗的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和西南各独立省份的督军、总司令等为抚军。军务院的任务是指挥全国护国军的军事,筹办全国庶政,逼迫袁世凯交出政权。“总统之下有国务院,现当军政时代,则设一军务院,易国字为军字,庶觉名实相副。”(梁启超语)。军务院就是行军事政务职权,以取代北京国务院。
5月8日,发布《军务院各首领就任宣言》。“北京黎大总统,云南、贵州、南宁、广州、杭州都督府,泸州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南宁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及护国军各地前敌总司令,各省将军、巡按使、巡阅使、镇守使,各师旅长,各道尹县知事,暨两广各团体、各报馆公鉴:护国军军政府宣言如下:
本军政府设置军务院,权理军国重事,业经宣言,并将组织条例公布在案。今于五月八日组织军务院成立,遵照条例,以继尧、显世、荣廷、济光、春煊、启超、锷、烈钧、炳焜等任军务院抚军,并往复通电,互选继尧为抚军长,春煊为抚军副长,启超领政务委员长,暂定广东为军务院所在地。继尧因云南地方职守未能远离,依条例第四条第二项由春煊摄行抚军长职权。继尧等菲德庸才,迫于时艰,勉肩生任,谨掬血诚,誓以公心效忠国事。一俟大难削平,即当退避贤路,皇天后土,实鉴斯言。为此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再,浙江都督吕公望,遵依条例应任抚军,因交通阻梗,电商未复,除专电敦请加入外,合并声明。”落款是“云南都督唐继尧、贵州都督刘显世、广西都督陆荣廷、广东都督龙济光,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两广护国军都参谋梁启超、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广西护国都督陈炳焜。青。印。”
从此布告的抬头落款,未出现护国军第三军及唐继尧计划在云南扩编的五个军番号,可见唐继尧主张多路出击组建五个军尚未实施。护国军军务院只将两广境内的军队统编为五个军直辖:滇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桂军第四军(莫荣新)、桂军第五军(谭浩明)、肇军第四军(李耀汉)、粤军第六军(林虎),准备分别向湖南、江西、福建开进,大举北伐。(谢本书《护国运动史》)
3、照片二拍摄的时间
有文章说,到5月底,云南护国军即由原来的三个军扩编为八个军,共约五万余人。将原挺进军改编为第四军(军长黄毓成),另扩编第五军(军长叶荃)、第六军(军长张子贞)、第七军(军长刘祖武),并增编一警卫军(军长庾恩旸)。(《中国近代战争史》)。
云南都督唐继尧作为云南护国军后方督滇,负兵源军械弹药粮饷筹措之责,肯定要招兵扩军,筹划扩编五个军当属正常。
此说与照片二标注将领的军階相符(未注番号)。在袁世凯故亡前后,黄毓成、刘祖武均不在昆明。这张照片拍摄时间,应在黎元洪继任总统推行裁兵,至7月中旬护国军方面宣布撤销军务院之前。
4、袁亡故后段祺瑞政府的裁兵
6月6日,袁世凯病故,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原副总统黎元洪于6月7 日继任总统。29日,黎元洪恢复国务院,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陆军部长,宣布召开国会。黎当总统后,认为总统和总理应该分权分工,总统以陆海军大元帅地位管理军事,内阁总理则专管政务,军权集中于中央。段则认为全国军权都应该由陆军部掌握,所谓中央只是责任内阁。黎极力推行裁兵计划,全国普遍裁兵,无论南北,不厚此薄彼。但段祺瑞裁兵目的与黎元洪不同,段是要大量裁减南方的军队,对自己所能控制的北洋军不裁反扩。
这期间,7月14日,护国军方面宣布撤销军务院。25日,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至此正式宣告结束。军队收束后按新番号列序,不再冠以“护国军”称号。护国第一、二军亦改“军—梯团—支队”建制为“师—旅—团”。
按北京段祺瑞政府要求,云南境内军队缩编为三个师。在四川的黔军、滇军及川军分别缩编,只保留黔军一个师、滇军二个师、川军三个师一个旅。(此即蔡锷离川前留给罗佩金的四川整军“三、二、一计划”。时川军有五个师。)
对中央政府将会进行裁兵的举动,早在护国军领导的预料之中。袁世凯在位时,就曾授意黎元洪发出主张各省军民分治,和废督裁兵的通电,袁意思是裁撤各省都督,将都督和民政长两个职务分开(改为将军、巡按使),然后着手裁兵,各省军队一律直属中央,把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转变成中央(袁一个人)集权的局面。但各省对此均不热心,裁兵未能进行。西南各省军事实力派都清楚,裁兵就得由各省上报现有军队编制,清理欠饷。裁撤中央规定允许保留之外的编制,中央应给予相应的遣散费。如果遣散费得不到兑现,欠饷无着落,带兵人不可能把兵解散出去,维持现状就成为现实。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唐继尧因此报出在川、黔、桂部署的护国第一、二军、挺进军、留滇的第三军及前述为准备继续战争扩编的四个军,共八个军。
《护国运动史》的记述,护国战争结束以后,段祺瑞北京政府即致电护国军,要求清理饷项,收束部队。“本来,战事已经结束,收束部队亦在意料之中。然而,北京政府的目的却在藉此削减南方响应护国各省的军队。此时,唐继尧所领之护国军,名义上已扩大为八个军”。“唐继尧在给段祺瑞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各项需要,其总数达八百多万元”。北京政府则以“交财政部查酌办理”来敷衍。段祺瑞陆军部规定云南只保留三个师,唐继尧以已缩编为四个师回答,“再裁一个师,保留三师,但所裁滇军第四师,裁减费又需要四十三万一千五百五十二元四角九,要求北京政府连同过去滇军提出的款项,迅速拨济,以便如期执行”。北京政府最后不得已拨给滇军四十万元。
唐继尧如此扩军当然另有打算。对此蔡锷心知肚明。当护国战争处在成败的紧要关头,蔡多次给唐发电要补充兵源枪械弹药,唐应以无财力,均得不到的支援。袁世凯死后很快就扩编为八个军,不仅下令顾品珍、赵又新两师,离川必须经他同意,还计划出川出陕出湘。袁泉在《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文中记述,在袁世凯呜呼哀哉之后,“唐继尧却把护国三军扩充为八个军,计划出川出陕出粤出桂,大有亲自勒兵,‘会师武汉之志’”。
对唐继尧欲图川不许滇军撤回之心,蔡锷在离成都去治病之前,去电规劝道“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澈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慝所挟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队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尅期出发。锷诚愚陋,实不解命意所在。近则竟与川军冲突于宁远矣。若竟徇某君等一意孤行,必致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锷为滇计,为蓂公计,不忍不告,务望力图设法挽救是幸。”(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唐继尧未听蔡的劝告,执意奉行强滇弱川,扩大滇军。在蔡锷离开成都后,从云南招募-新兵徒手开赴四川,取用成都兵工厂的枪械装备,等于把成都兵工掠为己有,先后共装备新编了滇军四个旅,派驻滇川交界,由他个人指挥。”(李丕章《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
蔡锷的担心不无道理,蔡锷走后川局果然大乱。
至1917年张勋闹复辟,唐继尧祭起反复辟护法大旗,组建靖国军,唐继尧任靖国军总司令,李曰垓任靖国军参赞。唐把所部滇军扩编为六个军,以顾品珍、赵又新、庾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分别为第一至第六军司令,以罗佩金为第一第二两军总司令,唐自兼第三至第四军总司令,以叶荃为第五第六两军总司令。(注: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原在粤由李烈钧指挥,8月段祺瑞调李烈钧到北京,张、方两军改交叶荃指挥)。之后的护法运动历史,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