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绝望中抗争的人”——索比堡起义

作者: 拾起列宁的枪

在美国民众的想象中，奥斯维辛集中营集中营常常让其他纳粹杀戮中心黯然失色。出于历史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在1945年1月27日红军到达之前，来自欧洲各地的110多万犹太人在这里被杀害，这里既是一个强制劳改营，也是大规模机械化屠杀的场所。这一惊人的数字并没有使受害者的人数接近饱和。7万多名波兰人、2万5千名罗姆人和辛蒂人，以及1万5千名苏联战俘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丧生。许多幸存者，他们的书籍和演讲深刻地塑造了我们对大屠杀的理解。

然而，将奥斯维辛集中营改造成这样一个象征，可能会对第三帝国种族灭绝的许多受害者造成不公。那些在被德国占领的东欧贫民区的人，或者那些在Einsatzgruppen枪口前倒下的人(由党卫军、盖世太保和秘密警察组成的特别机动杀人小队)的经历，虽然不能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所代表的那种工业屠杀相提并论，但我们并不能忘记。我们也不能忽视1945年在集中营死亡游行中失踪的人的遭遇。此外，索比堡、特雷布林卡、贝尔泽克、切尔姆诺和马吉达内克等纳粹在被吞并的波兰领土或在直接占领的波兰地区建造的其他杀戮中心，也应该得到他们自己独特的历史对待，既注意与奥斯威辛-比克瑙类似的地方，也注意与之不同的地方。

德占波兰内的强制劳动营

这篇文章简要回顾了来自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纳粹死亡集中营索比堡越狱事件。这个故事扣人心弦，鼓舞人心，同时也令人心碎，这是发生在1943年10月14日的事情。1987年，根据罗杰·拉什克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电影《逃出索比堡》让英语国家的许多人了解了这一事件。学习电影的学生也可能知道克劳德·兰茨曼在2001年拍摄了关于起义的纪录片《索比堡》。75年后，随着大屠杀幸存者人数的减少和反犹分子胆子越来越大，这段历史对我们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2018年10月27日，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匹兹堡生命之树犹太教堂杀害11人，这让我们意识到，20世纪最糟糕的日子并不遥远。

1944年索比堡幸存者照片;第一排，从右起是利昂·费伦德勒

1941年夏末秋初，希特勒与纳粹党卫军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会面，标志着第三帝国反犹太的激进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也是最后的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采用强迫驱逐、隔离或枪毙等手段，转而用毒气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希姆莱依靠帝国安全总部的头头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而海德里希反过来又依靠他的下属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把希特勒噩梦般的愿景变成种族灭绝的现实。

索比堡的死亡集中营将在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一个由希姆莱、海德里希(在他被暗杀后，由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接替)和艾希曼组织和指挥的、系统的、国家主导的、遍及整个大陆的种族灭绝计划。

索比堡，连同贝尔泽克和特雷布林卡，是所谓的莱因哈德行动中所组建的死亡集中营之一。这是他们中最东边的一个，就在乌克兰帝国军粮供应中心的对面。在奥地利党卫军警察领导人Odilo Globocnik的努力下，这些以莱茵哈德的名字命名的新灭绝中心得以建立。Globocnik不知疲倦地工作，以确保有毒气设施的营地随时准备接收从波兰和其他地方被驱逐的犹太人。理查德·托马拉是一名建筑师，他负责监督犹太劳工建设营地，并毫无怜悯鞭策犹太劳工加快建设速度。

1942年5月，索比堡集中营开始了屠杀行动。党卫军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许多欧洲国家运到索比堡。其中大部分来自波兰、奥地利、斯洛伐克和荷兰。在最初的屠杀阶段，索比堡集中营的指挥官是弗朗茨·斯坦格尔。斯坦格尔出生在奥地利，和格罗博尼克一样，他的经历反映出，许多其他纳粹分子也参与了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他参加了在哈泰姆和伯恩堡安乐死中心杀害成年残疾人的T-4计划。1941年8月，希特勒出于公众的愤怒，下令暂时停止T-4计划，斯坦格尔被派遣去担任新的职务。在索比堡，他经常穿着白色亚麻夹克主持进行毒气室的“选择（屠杀）”。据说，他的一名下属安慰这些惊恐地进入毒气室的人们，承诺他们将很快被送往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国家生活和工作。为了维持这种谎言，纳粹经常允许这些进入集中营的人，尤其是西欧的犹太人，让给他们所爱的人写明信片，安慰他们一切都好。由于专注投入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斯坦格尔被证明是最有能力的种族屠杀者。据伊扎克·阿拉德(Yitzhak Arad)说，仅在集中营的头90天里，就有9万至10万犹太人在索比堡被杀害。由于交通困难导致索比堡从1942年7月底到初秋暂时关闭了。那年的十月当弗朗茨·莱特纳接替斯坦格尔(斯坦格尔后来被调到特雷布林卡)的职务时，开始恢复了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索比堡纪念馆入口

纳粹的策划者把索比堡分成了四个部分。办公区。包括入口大门、铁路和党卫军人员以及身穿黑色制服协助他们的乌克兰警卫的住房。接收区包括关押被挑选出来充当劳工的囚犯的集中营。那里有铁匠、皮匠、细木工和裁缝的作坊，这对索比堡起义的组织者非常重要。灭绝区。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在这通过“管子”，那是一条被围墙圈起来的小路，把接收区和毒气室连接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能听从党卫军指示脱下衣服，放弃他们身上的所有财产。在行进到“管子”一半的时候党卫军命令这些妇女把头发剪掉。他们解释说这只是为了解决卫生问题。在第二营的其他地方，乌克兰警卫带走了许多病人、老人和儿童，并在德国人的授权下，把他们射杀在壕沟里。第三营是对极端不人道的证明。这一地区包括毒气室、掩埋坑、警卫的兵营和Sonderkommandos（译者注:德语，意为特殊单位，由死亡集中营中的犯人所组成，专门从事清理在毒气室中遇害的犹太人遗体）的住所。Sonderkommandos是犹太囚犯被迫从事最恐怖工作，即处理人体遗骸。

索比堡灭绝营的党卫军看守们在 “快乐跳蚤”的露台上款待一名海关官员。其中几位即为本文中登场人物， 左二为营地长官赖希莱特纳、左三代理长官中尉约瑟夫·尼曼、左五毒气室操作长鲍尔

党卫军和乌克兰警卫用鞭子和警犬无情地将囚犯赶进毒气室。大屠杀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提到了一名暂时驻扎在索比堡的党卫军士兵的叙述，他回忆到他们用从苏联坦克上缴获的一个200马力、8缸发动机，将一氧化碳气体释放到毒气室。毒气室一次可以容纳200多人。索比伯从未安装过火葬场。住在营地附近的居民都记得，在夜晚，万人坑里燃烧尸体的火光照亮了天空。随之飘来的地狱般的恶臭简直无法忍受。

面对这样的恐怖，犹太人做了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在几十年的大屠杀教育之后，许多人仍然对犹太人的被动态度持有浅薄并明显错误的刻板印象。以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Emanuel Ringelblum)为例，他是华沙犹太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译者注:林格尔布卢姆在二战爆发前是波兰著名的犹太人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是关于中世纪犹太人史），在波兰沦陷之后，林格尔布卢姆详细纪录纳粹对犹太区居民的野蛮行径，为战后人们探究华沙犹太区情况提供了一手资料。让世界都知道了纳粹在波兰华沙的罪行。犹太人也曾组织了逃脱行动。他们战斗，用他们所有的一切去战斗。

根据幸存者回忆制作的索比堡灭绝营平面图

回想起来，1943年是犹太人区和集中营开展大规模抵抗的一年。那一年，由纳粹在东欧，为独裁统治精心创造的恐怖主义和灭绝制度面临着最直接的挑战。那些陷入党卫军魔掌中的人理所应当是为生命和自由而战。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意识到自己绝望的处境，但是依旧拿起武器，以捍卫尊严的方式死去。犹太抵抗组织的成员在大屠杀期间也是在是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发起了最著名的武装起义——1943年4月爆发的华沙犹太区起义持续了近一个月。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起义的消息却穿透了犹太隔离区的墙壁和集中营的铁丝网。在特雷布林卡，一个自称为“组织委员会”的抵抗组织得知华沙武装分子的抵抗行动后，于8月2日发动了起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中300人逃脱了纳粹的追捕。两周后，在其最终屠杀前夕，由亚伯拉罕•施隆斯基(Abraham Shlonsky)、海卡•格罗斯曼(Haika Grosman)等人领导的一场暴动发生在波兰东北部的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犹太人隔离区。虽然只有少数人，如格罗斯曼逃脱了，但暴动部队坚持了一个星期才被德国人镇压。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由犹太复国主义者Abba Kovner领导的游击队联合组织在维尔纳犹太人隔离区宣布:

犹太同胞们！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死亡是注定的。
当杀人犯们有计划地谋杀时，谁还相信自己能够幸免于难呢？
刽子手的魔掌将伸向我们每一个人。
躲藏和胆怯拯救不了我们的生命。
只有武装反抗才能挽救我们的生命和捍卫我们光荣。

然而，柯夫纳面对德国军队进入犹太人区所表现出的毋庸置疑的英雄主义，并没有激起其它犹太人们的反抗。所以，没有更好的选择留给他们，他和数百名战士设法离开。索比堡也会走上公开起义的道路吗?

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前苏联犹太军官亚历山大·佩切尔斯基(Alexander ” Sasha ” Pechersky)身上。多亏了荷兰学者塞尔玛·莱德斯多夫的研究，她在索比堡失去了祖父母，我们才能更了解佩切尔斯基的事迹。佩切尔斯基，1909年出生在乌克兰的克列门丘克，来自一个被同化的犹太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家人搬到了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在残酷的俄罗斯内战中幸存下来后，他被布尔什维克的理念所吸引，并对戏剧和艺术产生了兴趣。

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的第一天。佩切尔斯基的生活从此改变了。他立即被征召入伍。在白俄罗斯经历德国入侵最黑暗的日子里，他被安排在苏联第19军第596榴弹炮团的指挥部服役，他很快被提升为技术军需官，本质上是中尉军衔。

1941年10月，当第19军试图阻止国防军挺进莫斯科时，佩切尔斯基的部队被德军包围，他成为战俘。此后，他亲眼目睹了德国军队对待苏联战俘的残忍行径。最初，他被关押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市附近的一个地点，随后，德军将他转移到了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东北的鲍里索夫。在这两个营地中，他都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犹太身份。在鲍里索夫，他感染了斑疹伤寒，但没有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任何医疗照顾，竟活了下来。

佩克希的坚毅和好运对他很有好处。1943年5月，在一次逃脱行动失败之后，德国官员把他从鲍里索夫转移到了史塔拉格352号集中营，这是二战期间最残暴的集中营之一。从1941年7月到1943年8月，多达8万名苏联红军士兵死在这个位于明斯克的营地。

佩切尔斯基被关押在附近马苏科维奇中国村的一个叫做Waldlager(森林营地)的地方。1943年8月，他的好运似乎到头了。德国人调查了哪些人受过割礼后，发现了他的犹太身份。营地官员迅速将佩切尔斯基关进战俘营的一个地下牢房，德国人把他关在那里直到9月18日。那天，一列载有2000多苏联战俘的火车驶向索比堡，其中就包括佩切尔斯基。谢天谢地，纳粹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将会一直困扰他们。他们挑选了大约80名士兵充当劳工，使他们暂时逃脱死亡的命运，佩切尔斯基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到索比堡就让党卫军相信他懂木工。这个谎言救了他的命。随后他和其他苏联人就找到了一个集中营的地下组织，这个组织已经在波兰犹太人利昂·费伦德勒(Leon Feldhendler)的领导下成立。

在被驱逐出境之前，费伦德勒曾在犹太议会(Judenrat)任职。犹太议会是一个政治机构，创建了波兰的犹太人社区，以确保遵守德国的法令。

他在营地里待了将近一年，对索比堡非常熟悉。看到自己的逃跑计划一再受挫，费伦德勒担心时间不多了。他不知道的是希姆莱已经决定结束索比堡的屠杀行动，准备把这变成一个集中营。当然这并不重要。如果没有费伦德勒的知识、组织能力和决心，起义就不可能成功。

这两个人构想了二战中最大胆的计划之一。大约2700名白俄罗斯犹太人在索比堡被清洗后不久，他们就开始这样做了。费伦德勒认识到苏联战俘的巨大作用，同意佩切尔斯基在本组织中拥有更大的权力。10月7日，他们见面下棋。他们在游戏中讨论的一个关键部分，即确定通过挖掘隧道逃脱是否可能成功。他们能否在夜幕降临后撤离仍在索比堡的600名囚犯?两位领导人否定了这一设想。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所有人在黎明前出来。作为替代方案，他们最终确定一个需要高度协同、武器、充满危险和依靠运气的计划。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这件事。一名犹太卡波(译者注:囚監，又稱為功能性犯人，指的是被納粹黨衛軍委任監督集中營中的勞工工作、承擔管理任務的犯人。犯人的自我管理制度使得集中營對納粹黨衛軍監工的需求下降，從而節省了人力資源。在這種發動受害者相互對抗的自我管理制度之下，集中營守衛通過壓迫普通的勞工來討他們的黨衛軍上司歡心)被他们争取过来，在营地内听从他们的指挥。德国军官将被引诱到作坊里，然后暗杀掉。这必须在下午5点点名前一小时内完成。然后就会召集囚犯们一同冲出前大门。这样就有足够的光亮来消灭党卫军士兵，并在乌克兰警卫中制造混乱，然后逃跑。随着十月白昼的缩短，纳粹在夜幕降临之前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抓捕他们。佩切克西选定勒纳作为刺杀德国军官的人。本文早些时候引用了克劳德·兰茨曼(Claude Lanzmann)关于起义的电影，这部电影很好的重现了勒纳与德国军官进行惊心动魄搏杀时候的场景。

1944-45年间的佩切尔斯基

计划的制定使那些曾经受到死亡威胁的囚犯重新找回了对那些施以暴行的凶手进行反抗的勇气。佩切尔斯基和费伦德勒给了他们希望。起初，囚犯们决定在10月13日开始起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是犹太赎罪日。由于一群党卫军出人意料地短暂驻扎在索比堡，勒纳和佩切尔斯基将起义推迟到了10月14日。好运眷顾了囚犯们。14日没有火车到达索比堡。此外，雷切特纳司令和他的主要副官之一——施虐狂古斯塔夫瓦格纳(Gustav Wagner)也在休假。下午4点，营地一号的囚犯们开始行动。佩切尔斯基在家具工坊里监视着一切。囚犯们准备利用纳粹分子的守时以及他们的贪婪和虚荣将他们一一诱杀。亚历山大·舒巴耶夫(Alexander Shubayev)是佩切尔斯基的战友之一，他邀请党卫军副司令官约翰·尼曼(Johann Niemann)去裁缝店试穿一件新外套，随后用斧头朝他的头部狠狠砍去。他的尸体被推到床下。十五分钟后，又一个党卫军看守尾随其后，舒巴耶夫如法炮制，将他暗杀。不久之后，勒纳和阿尔卡迪·瓦斯帕皮尔干掉了西格弗里德·格拉切斯库斯，他是索比堡乌克兰看守的指挥官。另一名党卫军士兵因为贪婪一双靴子而被暗杀。总之，大约有十来个党卫军是被这些诡计所杀害的。传递员让每个人都知道所取得的进展。佩切尔斯基的人缴获了德国人的武器，等待下一步的行动。

就在4:30之前，囚犯摧毁了发报机电报和切断了电话线，阻止剩余的德国人通知他们的上级。费伦德勒的人控制了二号营地。5点的点名时间迫近了。在营地的其他地方，事情并不那么顺利。夺取军械库的企图失败了。卡尔·弗兰泽尔(Karl Frenzel)在发现他的同事们的死亡后，召集了剩下的几个党卫军。当卡波召集所有人在营地前面排队点名时，没有党卫军出现。囚犯们意识到胜利在握，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在混乱中，佩切尔斯基简短地向囚犯们讲话，讲述他们的勇气、愤怒和正义感。

“前进,同志们!为了斯大林!与法西斯决战！”这些话把起义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式的英雄气概联系起来，却忽视了斯大林对革命的背叛和与希特勒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据参与者之一托马斯布拉特(Thomas Blatt)说，佩切尔斯基命令那些参与逃脱的人“要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几十名犹太囚犯被这段简短的讲话所鼓舞，一股脑涌向前大门。德国人和乌克兰人此时开始向他们开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包括佩切尔斯基在内的苏联人，以及那些拥有武器的人进行了还击。有些人疯狂地穿过带刺的铁丝网。而另一些人爬上围墙，不顾一切的想靠运气穿过德军在铁丝网外埋下的雷区。佩切尔斯基回忆说，穿过围栏后，他跑过一片开阔的田野，才跑到林边。他还记得看到许多囚犯在那片区域被索比堡的追杀者射杀。一进入森林，佩切尔斯基和他的一些同伴就决定与大群逃犯分道扬镳。因为规模较小的一群人更有可能躲过德国人和波兰的协助者，后者可能会向德国人提供情报。

电影:《逃离索比堡》剧照

许多波兰囚犯前往西部。与此同时，佩切尔斯基命令他的人只在夜间行动。他们排成一列行进，彼此一句话也不说。白天，他们尽可能地隐藏自己。佩切尔斯基的这伙人从当地民众那里得到了食物和关于德国巡逻队下落的信息，当地民众常常对这些武装人员感到震惊和害怕。最终，他们在10月19日至20日的晚上游过了布格河。回到苏联领土后，他们在几天后与一队游击队取得了联系。许多前往相反方向的波兰犹太人都有自己的悲惨遭遇，他们遇到了波兰抵抗组织的游击队，以及乐意把他们交给德国人以换取报酬的波兰合作者。这里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直到1944年夏，苏联红军才解放了这片区域。

在索比堡起义中，有大约300人逃了出来，这个数字在书中已经跃然纸上。莱德斯多夫认为有184名囚犯没能逃脱。德国人在囚犯冲向大门的过程中杀死了其中41名。逃跑的300人中有58人活着看到了战争的结束。可怕的是，有些人疲惫不堪地跑到了森林里，而后又被德国人重新抓回到了索比堡，他们无一幸存。

1990年索比堡幸存者聚会;阿尔卡迪·瓦杰斯帕皮尔(Arkady Wajspapir)左起第二，亚历山大·佩切尔斯基(Alexander Pechersky)左起第三

索比堡的灭绝行动在起义之后立即停止。党卫军杀死了那些没有逃跑的囚犯。后来，在希姆莱的命令下，他们彻底拆除了索比博的杀戮设备，推倒了那里的大部分设施，并种植树木来覆盖现场。纳粹强迫来自特雷布林卡的犹太人协助这项工作，他们完成任务后就被处死。虽然一些德国训练的警察一直呆在那里直到1944年春天，但党卫军领导层的意图是让这个灭绝中心永远从地球上抹去。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希姆莱对索比堡起义的野蛮反应现在只能使那些故意无知的人感到震惊。在被占领的波兰卢布林地区，他对幸存的犹太劳工所做的一切，体现了他的组织的“独创性”。由于担心进一步的叛乱，党卫军实施了Aktion Erntefest(丰收行动节)。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代号之下是野蛮大规模杀戮的行动。1943年11月3日，希姆莱的手下清剿了图瓦尼基和波尼亚托瓦的两个劳改营，这两个地方都是马吉达内克的下属劳改营。党卫军向坑里的数千名劳改犯开枪。同一天Majdanek，党卫队把犹太人和其他囚犯隔离开来。在枪口的威胁下，他们被迫脱光衣服，把手放在脖子后面，爬进营地围墙外的防空战壕里，然后射杀。尸体蹭蹭叠加，填满了战壕。德国人还把附近劳改营的犹太工人运到那里杀害。几个小时以来，扬声器一直在播放音乐，以掩盖枪声和尖叫声。至少在规模上，11月3日发生在Majdanek的无法言说的恐怖事件盖过了种族灭绝前后的一切。共18400人在那一天被杀死。纳粹在5年的时间里，在同一地点对犹太人进行了数百次屠杀，其规模之大，无人能及。总共有4万2千多名犹太人被杀害。随着丰收节的到来，纳粹为极端邪恶树立了新的标杆。

一些学者认为索比堡的遇害人数为25万人。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的研究人员给出的估计数字要低得多，为17万人。费伦德勒经历了种族灭绝，但据报道，他在1945年4月死于波兰反犹分子之手。佩切尔斯基写了他自己对这些事件的描述，1962年在苏联受审时作证反对乌克兰的合作者，1984年在西德对索比堡犯罪者的审判中提供证词。尽管他致力于共产主义政治，但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苏联政权蔑视他，并利用克格勃来恐吓他。在晚年，佩切尔斯基珍惜与其他幸存者的接触，珍惜与索比堡战士的团聚。1990年，拉什克的书和1987年的电影上映后，他去世了，享年80岁。

2016年3月10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佩切尔斯基孙女追授勇气勋章

2018年俄罗斯版《逃离索比堡》剧照

2018年，俄罗斯制作的电影《索比堡》(Sobibor)在索比堡起义的历史上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希望这部电影能引发新一轮的讨论和辩论，讨论这一重大事件的意义，以及在此之前发生在希特勒毁灭体系中的其他抵抗行动。纳粹种族灭绝的每一个阶段(犹太人隔离区、大规模枪杀、死亡集中营、死亡游行)都必须谨慎而认真地加以研究，而不能让“奥斯维辛”或其他任何单一的方面或恐怖的地点盖过其他地方。我们对历史的了解越严谨、时间越久，就越能够同今天那些否认历史的反动势力作斗争，或者防止再有人以历史的名义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