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俄罗斯：我们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

1813年10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得知莱比锡战役获胜的消息。他和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一起。莱比锡战役加速了拿破仑的倒台。

“1812年的孩子”一代崇尚发自内心的自然情感和不拘礼节的率性生活。他们放弃墨守成规的政府公职与意味着契约和效忠责任的贵族身份，把大量时间用于逸乐和文学艺术消遣等方面，对生活在彼得大帝阴影下的父辈秉持的社会等级与秩序嗤之以鼻。他们放弃了旧式沙龙式的修辞语言，转向一种更为简练的笔触讴歌俄罗斯农奴的日常劳作和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他们致力于塑造一种旨在让各个阶层的人都能理解的语言风格。这意味着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已然发酵。

尽管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位有着进步和开明思想的君主，但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将军实施的军屯政策强制农奴出身的士兵为国家种地并进行其他义务劳动。军屯政策得到了沙皇的支持，激起了以沃尔孔斯基、彼斯捷尔等人为代表的同情农奴的贵族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后者暗中密谋旨在推翻沙皇统治的起义。不幸的是，由于组织不周全、行动不果断，起义未能成功。大逮捕和大清洗随之而来。由于当时俄罗斯官方已经废除了死刑，沙皇决定将大多数被称之为“十二月党人”的涉事贵族军官流放至西伯利亚。

寒冷、荒芜的西伯利亚并没有消磨这些被流放的贵族军官的意志，反而促成了他们的坚韧和团结。他们的妻子追随他们的足迹，与他们一起在这片土地上开辟出一种更加简单、更具有俄罗斯农民的风俗和习性的生活。家庭关系变得更为亲密。流放者自己带孩子，从而塑造出相较于18世纪贵族家庭遵循的由仆人照看孩子的方式，家庭成员之间更为融洽的代际关系。他们将西伯利亚视作一片充满了民主和希望的土地。如果说1812年的俄法战争使俄罗斯贵族摆脱了法兰西贵族的文化殖民，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则意味着俄罗斯贵族在远离政治与商业中心的边陲地区建构本土文化认同的努力。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在莫斯科建都，使这个城市彻底跃居彼得堡之上，成为苏联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马列维奇等无产阶级左翼艺术家为这个城市设计了大量蕴含革命理想诉求的建筑工程。斯大林执政时期，莫斯科被塑造成为一座新的帝国之城。然而二战时期，当希特勒率领的纳粹军团在莫斯科被迫后退，这个城市再一次成为俄罗斯人屹立不倒的精神“家园”。用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莫斯科就是午夜居民和睡梦者所珍惜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