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履薄冰——西德联邦国防军对前武装党卫军成员的接纳与审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几乎没人能想象，西德将在短短几年内重新推行自主的国防与安全政策，并组建新的军队，当时的许多人甚至不愿去思考这件事。在联邦国防军组建初期，西德当局曾刻意寻找具有实战经验的二战老兵。然而，一个棘手的问题很快便摆在西德当局的眼前，即联邦国防军该如何对待那些曾服役于武装党卫军（Waffen-SS）的人员？

与魏玛共和国不同，在1949年至1990年之间的两德统一之前的“波恩时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被普遍地视为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尽管如此，这两个共和国都拥有一个共同点  —— 它们都是德国战败后的产物。曾经的德国，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随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崩溃。

不过，这两次战败的性质却大不相同。对于德国而言，1945年的这次失败，是一场不仅发生在军事和政治层面，更是发生在道德层面上的全面性的崩塌。就客观而言，纳粹的统治让德国的国际声誉尽毁，但从主观上来看的话，想让德国人真正地接受这一残酷现实，并在内心深处清晰认清这一点，仍旧还需要时间的继续沉淀。在1945年战败之后的最初几年，德国人对于个人罪责的反思基本上被搁置了，毕竟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应对战败所带来的物质创伤。此外，还有大约一千二百万的德国人不得不离开他们在奥得河和尼斯河以东的故土。

纳粹的独裁与战争的失败令整个民族的心理几乎陷入瘫痪的状态。虽然人们内心渴望逃避政治并回归私人的生活，但这种“避世”的愿望在那时候也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当时的东欧、中欧和东南欧被康米政权所控制，在西德人的眼中，这一现实同样对他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一、艰难的起步

以上的这些内容，已简要地描述了时年尚幼的西德民主制度在怎样的心理背景下逐步具备了自我防卫的能力。在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的民众在态度上呈现出的是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是“与我无关（Ohne  mich）”式的政治冷感，另一方面则是因战争记忆而产生的各种程度的反军情绪。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重建西德军队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随着德国苏占区，即后来成立的东德，组建了营房制的人民警察（Volkspolizei），并加快了军事化的步伐，西德联邦总理阿登纳也于1950年4月要求组建起预备警察（Bereitschaftspolizei）部队。关于“西德将再次建军”的传闻刚一浮现，社会各界便纷纷发出批评声浪，而“与我无关”的民众态度也成为联邦德国初期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之一。

尽管民间反应剧烈，阿登纳依旧决意推行西德建军。1950年5月24日，他任命前德国国防军

装甲兵上将格哈德·冯·什未林伯爵（Gerhard  Graf von  Schwerin）为安全事务顾问。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阿登纳和西方占德当局无疑确信，将联邦德国紧紧绑定在西方阵营之中，是防止出现一个“斯大林恩赐下的德国（Gesamtdeutschland  von Stalins Gnaden）”的唯一有效对策，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在军事上的整合与合作。

毕竟当时盟军的去军事化法令仍然有效，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一场由军事专家组成的秘密会议于1950年10月6日至9日在埃费尔（Eifel）山区的希默罗德（Himmeroder）修道院举行。这场会议最终形成了《希默罗德备忘录（Himmeroder Denkschrift）》，该文献至今仍被视为联邦国防军的奠基宪章之一。

同样被秘密建立起来的还有由什未林领导的国家事务中心（Zentrale  für  Heimatdienst），该部门负责筹备西德未来国防部的组建工作。与此同时，为避免盟军必须与一名前德国国防军军官打交道，阿登纳特地任命基民盟工会出身的西奥多·布兰克（Theodor  Blank）出任军备事务代表。在1950年底至1953年，由布兰克领导的“布兰克办公室（Amt  Blank）”逐步扩展到约700名员工，其中不少为前二战德国军人，其军事部门则由前德国国防军中将阿道夫·豪辛格（Adolf  Heusinger）负责。

阿登纳起初希望通过一项纯粹的“欧洲方案”，即以  德军将作为“欧洲防务共同体（EVG，Europäischen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统一指挥下的部队  为由来建立新的西德武装力量，但法国议会于1954年8月30日否决了该提案，阿登纳的这一设想最终因法国国内的政治局势而宣告失败。

1949年4月4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代表美国签署北约成立文件，而联邦国防军后来也将加入这一组织。

在此之后，联邦德国决定自行建立独立军队，并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加入北约，而联邦国防军作为西德的国家军队被重建的同时，也被完全地纳入北约的军事指挥架构之中。1955年5月6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5月9日，联邦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6月7日，“布兰克办公室”正式更名为“联邦国防部”。在这一时期所发展出来的种种事态，无不意味着西方盟国在密切关注着联邦德国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是否真正有意识地投身于西方阵营，去推动欧洲一体化，而不是倒向苏联那种穿着红色外衣的极权体制，尤其是在苏联抛出的“中立化”的诱惑尚未完全消散的敏感背景下。

事实上，从资金和组织的规模来说，联邦国防军的建设远比戈林在1937年提出的“四年计划”更为雄心勃勃。在当时的务实派看来，重建西德军队虽然是个令他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却也是面对苏联威胁下的清醒抉择，毕竟自由本身也意味着必须正视现实的必要性。

联邦国防军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政治优先”的原则，换而言之，这支军队必须是由民选政府所领导的忠诚工具。事实证明，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一原则之所以得以落实，其关键在于联邦议会对军队的严格监督，以及联邦国防军在内部所推行的“内在领导（Innere  Führung）”理念。这一理念在西德建军初期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议，而不同的派系对此也有不同的解读。

“内在领导”的核心目标是确保这支军队由“穿制服的公民（Staatsbürger in Uniform）”，即那些真正认同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士兵来组成，他们不仅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服从性，更应在军队的等级体制中展现出成熟而理性的判断力和与之所对应的责任感。

那么，如何才能确保联邦国防军不走上老路？其关键在于，联邦国防军在用人方面必须极为慎重，其军队内部也必需形成一种既能维护军事专业精神，又能培育坚定的民主意识的健全文化。尤其是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这两者绝不能被视为对立。

1956年，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右二）在汉斯·斯派达尔（Hans Speidel）中将（左一）和国防部长西奥多·布兰克（左二）的陪同下，视察了驻安德纳赫（Andernach）的联邦国防军新组建的五个连队。

换而言之，联邦国防军不能走自己的“特殊道路”，更不能偏离宪政轨道。在政治与战略层面上，它是魏玛时代的魏玛防卫军（Reichswehr）的彻底反面。当年，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国家的民主秩序脆弱无比，而魏玛防卫军对这一秩序的忠诚却是极为有限的。魏玛防卫军始终试图追求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并最终形成一个自我维系的封闭体系，演变为所谓“军中之国（Staat  im Staat）”。

与魏玛共和国不同，联邦德国在建军问题上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尽管当时许多德国人的内心尚未真正地接受“国家必须拥有军队”这一现实，但在联邦德国的民主制度中，国家的存在却是先于军队的。换句话来说，当时的联邦德国的确面临着危险，但这些危险的性质却与魏玛时代截然不同——1918/19年的魏玛共和国不得不照搬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军事结构，而联邦德国则得益于盟军的重建规划，以及德国人自身从魏玛的覆亡和后续的“民族灾难”中所汲取的深刻教训，有机会从头建立一支真正属于新生国家的军队。

然而，这项任务依然极具挑战性。首先，西方盟国要求联邦德国必须迅速组建一支具备战斗力的军队，同时又必须确保这支军队在政治上绝不能脱离控制。换而言之，联邦国防军绝不能重蹈魏玛防卫军演变为纳粹的战争机器，即德国国防军（Wehrmacht）的覆辙。然而，在军事专业层面，它又必须继承之前的魏玛防卫军和德国国防军的实战经验与技术传统，从而打造一支真正高效的现代化部队。

其次，显而易见，若无来自前魏玛防卫军和德国国防军的专业军事人才，联邦德国的建军几乎无法推进。西德社会当时普遍将德国国防军视为未被纳粹主义严重污染的机构。这一观念的体现之一，就是公众呼吁盟国对那些曾在德国国防军中忠诚服役的士兵作出“荣誉声明（Ehrenerklä­  rung）”，以表明他们的行为不应被一概视为纳粹犯罪的一部分。毕竟，曾在德国国防军服役过的德国人多达一千七百万之众，其影响十分深远。

最后，历史经验表明，对于任何一个独裁体制的清算，尤其是像“第三帝国”这样极端的专制政权，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甚至需要几代人来逐步完成。然而，当时的安全局势根本没有给联邦德国留下这个重要的缓冲期。同时，新生的西德还必须争取到那些对民主制度仍抱观望，甚至深怀疑虑的民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德当局有意将一些在纳粹时代确实与纳粹有牵连的人纳入体系。无论是执政的基民盟（CDU）/基社盟（CSU）和自民党（FDP），还是在野的社会民主党（SPD），都明确争取过曾经是纳粹党员的选民的支持，这其中也包括前武装党卫军成员。

二、冷酷的务实

种种妥协于选民的做法，无不体现了一种牺牲道德纯粹主义的现实主义取向，而这恰恰也是西方所谓的民主的一种特征。然而，冷战局势、德国分裂，以及民众在心理层面上的深刻撕裂，使得这种所谓的“务实”很快便演变为一种集体遗忘的倾向。但这种遗忘可能会适得其反，它既不利于真正地建立起健康的民主政治文化，也会妨碍联邦国防军在制度框架之外，深层次地融入民主社会的整体价值体系之中。

正如联邦议会国防委员会在1952年7月起的会议记录所显示的那样，决策者们对这一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人事审查委员会（Personal-Gutachterausschuss），用于评估所有上校级别以上军官的背景和资格。这一机制在当时的联邦或是各州的层面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毕竟其他的任何机构都没有类似的审查机制。至于那些来自自由职业阶层的功能性精英（Funktionseliten）群体，他们更是完全没有接受过类似的审查。

这个人事审查委员会由联邦总统任命，共有38名成员，其中25人来自文职领域，另外的13人是并没有加入联邦国防军的意愿的前德国国防军的职业军官。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截至于1957年11月，根据法律规定，其主要职责有两项，其一是审查拟以上校或上校以上的军衔任用的军官候选人的个人资格，其二则是制定审查其余军官候选人的资格标准和指导方针。

这一机制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联邦国防军未录用任何一位武装党卫军旗队长（SS-Standartenführer）或是区队长（SS-Oberführer，这两个军衔都相当于德国国防军上校），更不用说将军级别的人员。而曾加入过苏联于1942年5月底成立的“自由德国国家委员会（Nationalkomitees  Freies Deutschland）”人员也同样未被联邦国防军接纳，其原因则是担心联邦国防军被潜在康米主义所渗透。

人事审查委员会最终共接到553份申请，其中51人被拒绝，32人主动撤回申请，另有470人通过审核，获准进入联邦国防军。从1956年夏起，联邦人事委员会（Bundespersonalausschuss）开始与人事审查委员会在职权上产生重叠。例如，联邦人事委员会可以决定谁可以得到破格提拔。1956年8月2日，联邦人事委员会作出决定：前武装党卫军成员，若军衔不高于党卫军上级突击队大队长（Obersturmbannführer，此军衔相当于德国国防军中校），可以按照原军衔直接接纳入伍，而这类人员的审查并不在最初的那个人事审查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之内。

尽管如此，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复杂了。首先，早在联邦国防军正式成立的四年前，联邦德国就已于1951年3月16日组建了联邦边防军（BGS，Bundesgrenzschutz），这支部队具有准军事的性质，其人员构成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前武装党卫军上将保罗·豪塞尔（Paul  Hausser）的观点的影响，他曾宣称武装党卫军成员“和其他士兵没有区别（Soldaten wie andere auch）”。

正在边境地区进行地形研讨的联邦边防军成员，联邦边防军的什未林上尉主持了这次研讨，周围的人员是联邦边防军特种装甲车排的排长及车长，他们于1956年全部被编入联邦国防军第2装甲营。

然而，这一原则在联邦国防军中被明确地否定。换而言之，联邦国防军刻意不接受“武装党卫军成员等同于普通德军士兵”的说法。

尽管如此，那些仍被认为具备  在民主制度下重新社会化  潜力的前武装党卫军成员，在军衔不高于被视为“非政治性”的党卫军上级突击队大队长的情况下，依然有机会作为一名“已民主化”的新时代军人加入联邦国防军。不过，这类人员必须接受一项专门审查，以重点评估以下几方面内容：

• 加入武装党卫军之前的政治活动背景，以及其入伍动机；
• 在武装党卫军中的服役履历，包括所属部队、晋升记录、具体职务和任务；
• 是否参与过战争罪行、种族灭绝，或是否曾在集中营或类似的SS机构中任职；
• 在1945年后的平民经历与政治活动。

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自1943年起，部署在东线的武装党卫军装甲师与机动师曾取得一些显著的防御战绩，尤其在战术层面表现出一定的战斗力。当然，如今的历史研究对此已有更为细致和批判的评估。但在当时，联邦国防军的人事规划者曾对武装党卫军的人力资源寄予厚望，估算其可供调配的军官约有2万人，而士官则多达12万人。

不过，原本预期的大量武装党卫军成员并未如潮水般涌入联邦国防军，这或许也说明，在当时的“经济奇迹”年代，走上平民生活之路，远比加入仍在努力争取社会认同的年轻军队，前景更为可期。截至1956年9月底，仅有3117名前武装党卫军成员递交了入伍申请，其中包括1310名武装党卫军军官、15名候补军官、6名军乐手、1324名士官以及462名士兵。最终，截至1956年底，在这些人当中，真正被联邦国防军接纳的，仅有508人。

这个数据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在当时联邦国防军已服役的8029名军官中，前武装党卫军军官仅占33人，其比例不过0.4%，其中包括5名少校、15名中尉和13名少尉。此外，还有270名前武装党卫军成员以士官身份申请入伍，另有195人为普通士兵。在某些联邦国防军人手紧缺的专业部队中，例如军需军官或军械后勤部队，部分前武装党卫军成员因具备相关经验而更有可能被优先录用。

尽管录用标准相对宽松，联邦边防军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在1951年至1956年间，共有44名前武装党卫军军官在联邦边防军服役，其中有28人后来转入联邦国防军。这其中包括两名1943/44年间由德国国防军转投武装党卫军，专精装甲兵种的突击队大队长（Sturmbannführer，此军衔相当于德国国防军少校），当时联邦国防军装甲兵科的编制设有9名少校军官编制。尽管如此，前武装党卫军军官在联邦边防军中的比例也没有超过5%。

截至1957年1月7日，又有1176名前武装党卫军成员提出入伍申请。负责前武装党卫军申请者审查的特别小组统计如下：

• 总申请人数为4293人，其中军官1458人；
• 实际接受审查者为2311人，其中729人为军官；
• 通过审查并被认定为“适合服役”的共1336人，其中包括296名军官；
• 最终实际被接纳入伍者为582人，其中军官45人。

而仔细审视这45名最终被联邦国防军接纳的前武装党卫军军官，他们并无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自1956年1月1日起，联邦国防军共录用了11名少校、19名上尉，以及15名中尉与少尉军官。此后又在1956年7月1日从联邦边防军中接收了另外25名具有武装党卫军背景的军官，包括1名中校、2名少校、12名上尉，以及10名中尉与少尉。

在军医系统中，前武装党卫军的情况同样低调：1956年2月初至1957年1月底，在40名申请担任医疗军官的人选中，仅有4人被评定为“适合服役”。最终，联邦国防军仅接纳了一名前武装党卫军军医，其军衔为医疗少校（Oberstabsarzt）。

三、可靠的甄选

截至1960年，联邦国防军共接纳了159名前武装党卫军军官、330名士官，以及210名士兵，作为职业军人或合同期士兵。为了确保审查的全面性，负责审查的特别小组还调取并使用了保留下来的SS人事局的卡片档案和人事材料。借助这些资料，审查人员能够较为可靠地排除那些曾隶属于负责看管或管理集中营的前武装党卫军成员，或参与过犯罪行动的申请人，确保其不得进入联邦国防军。

截至1965年，联邦国防军已拥有约43万名士兵和2.5万名军官。在这一庞大队伍中，前武装党卫军成员所占的比例仅为0.2%，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而这一结果也体现了科隆志愿兵接收处在甄选工作中的高效与严谨。

不过，在后续岁月中，仍有五名当年加入武装党卫军的时年尚轻的人员，最终在联邦国防军中晋升为将军，包括准将京特·贝尔（Günter  Baer）准将、阿尔弗雷德·肯齐奥拉（Alfred Kendziora）准将、格哈德·德克特（Gerhard  Deckert）少将、米夏埃尔·施瓦布博士（Dr. Michael Schwab）少将，以及军衔最高的沃尔纳·朗厄（Werner  Lange）中将。

此外，还有三名前陆军总参谋部军官，在二战期间因人手短缺，曾短暂被调至武装党卫军高级参谋岗位，他们战后也重新进入联邦国防军服役，包括后来担任西德第二军司令的利奥·赫普（Leo  Hepp）中将，以及库尔特·冯·艾纳姆（Kurt von Einem）准将与奥古斯特·弗雷德（August Frede）准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位名叫尤利乌斯·多伊森（Julius   Deussen）的军医兼军事心理学专家，曾在1956至1966年间担任联邦国防军的民间顾问，主要负责处理拒服兵役等案件，其工作地点位于科隆的地区征兵办公室。然而，正如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的档案所揭示的那样，多伊森曾参与过T4行动，即纳粹时期所谓的“安乐死”计划。

这再次提醒我们，所谓“武装党卫军成员也是普通士兵”的说法，实际上极其值得怀疑。至于他们是否真的“与其他士兵无异”，只有在经历严格、逐案审查之后，才能得出可靠的判断。

除此之外，有一点在此也不应被忽视，人事审查委员会曾明确反对豪辛格重新入伍，更不用说担任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这一高位。豪辛格曾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陆军作战部部长，人事审查委员会认为，很难相信在这个位置上的豪辛格会不知道在东线战场后方发生了什么，以及纳粹政权在发生于那里的种族战争与灭绝行动中所犯下的系统性暴行。更何况，豪辛格并未参与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这一点也被视为他缺乏道德担当的标志。

摄于1940年，从左至右依次为保卢斯，希特勒，凯特尔，哈尔德，而照片最右者是豪辛格。在《Der  20. Juli 1944 und der Fall  Heusinger》一书中，调查了豪辛格于7·20事件前后以及战后的行为，并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即作为7·20事件的知情者，豪辛格通过向纳粹当局提供信息，背叛了同僚，从而保全性命。

在豪辛格的案例中，西德当局在政治层面的决定最终与人事审查委员会意见相左。西德当局更看重豪辛格作为一名具有战略才能的军事专家的才能，而非其道德历史背景。相比之下，人事审查委员会在评估前武装党卫军成员时，其实反而比在评估前德国国防军成员时更容易做出明确的判断。

因此，在文章的最后，笔者认为有必要再强调一次：对于今日的历史学者而言，在事隔将近八十年的当下，尤其需要警惕任何形式的“分类倾向”，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预设立场或判断。而所有的结论，都应建立在严谨、逐案检视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