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涌动——浅谈盖伦组织与战后西德的重新武装

作者: 夏逸凡

题图：1956年，首批西德联邦国防军士兵正式入伍，这一刻的到来，是西德在过去十年来不断努力的成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西德早期情报机构的协助与铺垫。

注：本文编译自《Militar & Geschichte 2025 Nr.4》，由Dr. Christoph Nübel所著的《„Organisation Gehlen“ – IM SCHATTENREICH》。

虽然联邦国防军在1955年末才正式成立，但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时间，其起源之一，是在西德初期一个由前国防军军官和党卫军成员组成的情报机构，即盖伦组织（Organisation Gehlen）。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天，50个箱子被埋在”阿尔卑斯堡垒”中。这些箱子里装着由德国陆军总参谋部  东线外军处（Fremde Heere Ost）  多年以来精心收集整理而成的与苏军相关的情报资料。这个隶属于国防军的情报部门专门负责收集东欧军事力量的情报，其工作重点是苏联红军。

东线外军处当时的负责人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亲自下达了这项掩埋命令，他希望这些情报能引起西方盟国的兴趣，为他提供一个有利的谈判筹码，以便将来他能与胜利者一起联手对抗昔日的东方宿敌。事实证明，盖伦的判断是正确的。

一、山雨欲来

盟军之间很快就爆发了最初的矛盾，而这也成为了冷战的开端。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所说的那样，一道“铁幕”就此此横贯中欧。值此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之际，西方国家开始利用德国高级军官的知识与经验，为随时都有可能与苏联爆发的战争做准备。

各种情报机构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而盖伦也恰好从中受益。1945年5月23日，他被盟军俘虏，随后，他与几名旧部一起投靠美国情报部门，开始为其效力。他们向美国提供与苏联相关的情报，并开始组建情报网，从事对东欧的间谍活动。

莱因哈德·盖伦，左摄于1944年12月，右摄于1951年。战时，盖伦是东线外军处的负责人，专门负责评估苏德战场的敌情态势。战后，他主导由美国扶持的盖伦组织，该机构于1956年正式转型为西德联邦情报局，盖伦本人则出任首任局长，直至1968年。

这个不断扩大的情报组织，很快被称作“盖伦组织”。该组织最初受美国陆军情报部领导，1949年起则转由CIA接手管理。在美国的支持下，盖伦得到了充足而宝贵的美元资金的支持，再结合其本人拥有的一流的人脉关系网，盖伦得以借此系统性地建立起一个情报机构——这不仅揭开了西德联邦情报局（BND）的前身盖伦组织的漫长序幕，也标志着西德军事历史在战后时期的逐渐起步。

长期以来，发生在1950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认为是西德联邦国防军漫长建军历程的开端。在西方世界，这场战争被视为康米主义的威胁已迫在眉睫的明证，也清晰凸显出倘若西德缺席，欧洲防务将无法维系的严峻形势。毫无疑问，亚洲爆发的这场血腥冲突在最初加速西欧诸国对西德重新武装的谈判进程，但随后的协商却依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1955年11月，第一批西德士兵才终于获得了任命书。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正如历史学家阿吉洛尔夫·凯塞林（Agilolf  Kesselring）的研究《盖伦组织与联邦共和国的重新武装（Die Organisation Gehlen und die  Neuformierung des Militärs in der Bundesrepublik  ）》所揭示的那样，早在联邦国防军正式组建之前，许多建立西德军队的重要前提条件就已悄然到位。随着众多情报机构档案的解密，我们得以了解到那些后来在组建联邦国防军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网络。这些档案显示，许多线索最终都汇聚于华盛顿——在美国的帮助下，莱因哈德·盖伦，这位前国防军情报人员，成为了西德重新武装的核心人物。

盖伦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情报的收集与分析，他同样具备政治远见。在他看来，西德的未来必然属于西方阵营。不过，他个人并不关心如何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这位坚定的反康主义者深受威权保守思想影响，他更在意的是如何重新武装西德，让其在军事方面为未来将与东方爆发的冲突做好万全的准备。然而这一目标，唯有依靠西德与西方盟国的结盟才能得以实现。

二、立场先行

盖伦对过去所持的暧昧态度，在盖伦组织的人员选择标准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他而言，反康立场远比法治观念，或是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切割更为重要。因此，在盖伦组织的队伍中，不乏战犯、SS和盖世太保成员，例如战时军衔为上级突击队大队长（SS-Obersturmbannführer）的SD高官威尔海姆·赫特尔（Wilhelm  Höttl）。

直到1960年代，仍有大量有纳粹背景的人员为联邦情报局工作。尽管战争刚结束不久时，德国战犯曾受到严厉的追查，但美国人很快就开始对这类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甚至刻意掩盖某些案件，对部分德国战犯予以庇护，因为在他们看来，反康斗争远比清算过去更为重要。听起来或许充满了讽刺，但事实就是一些纳粹罪犯居然也成为了西德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一体系，是在美国的主导与控制下建立起来的。

类似的立场转变也发生在对待国防军高级军官的态度上。起初，这些人受到盟军的高度警惕，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了战争罪行，他们都被视为根深蒂固且无可救药的军国主义代表，而军国主义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然而，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若想铁幕的对抗与较量中占据上风，利用这些德军军官的知识和能力，或许是一种务实而有利的选择。

在招募下属时，盖伦不仅从SS的圈子中物色人选，也依赖旧有的战友情谊与人脉网络。因此，盖伦组织中也包括大量前国防军军官，他们有的是正式成员，有的则是所谓的“特别联络人（Sonderverbindungen）”。毫无疑问，这个战争结束、被俘以及个人困境接连涌现的特殊时期，对于许多前德军高级军官而言是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即便时局艰难，他们中的许多人依旧保持着原有的人际关系网，如第116“灰猎犬”装甲师，第25步兵师或是OKH。许多OKH出身的前德军军官最终都加入了所谓的“组织（Org.）”，这也是盖伦组织的另一个称呼。

在盖伦组织的成员中，前中将阿道夫·豪辛格（Adolf Heusinger）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后来成为联邦国防军的首任总监察长。二战时期，豪辛格曾是OKH作战部门的负责人，是盖伦的上司，但在盖伦组织中，两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则发生了逆转，豪辛格成为了情报评估部门的负责人。除了豪辛格这位后来被视为联邦国防军奠基人之一的重要人物外，还有自1957年起先后担任北约中欧陆军总司令的前中将汉斯·斯派达尔（Hans Speidel）和前总参上校约翰·阿道夫·基尔曼塞格伯爵（Johann Adolf Graf von  Kielmansegg），他们同样也是盖伦组织的特别联络人。除此之外，还有“内在领导（Innere Führung）”中心的首任负责人，后来的阿瑟·韦伯（Arthur Weber）少将，以及在1968至1971年间担任陆军监察长的阿尔伯特·施内茨（Albert Schnez）中将。

摄于1952年，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成员正在规划西德重新武装，从左至右依次为约翰·阿道夫·基尔曼塞格伯爵、汉斯·斯派达尔和阿道夫·豪辛格。

上述这些人早在最初阶段就深度参与了西德的重新武装工作。1950年年初，豪辛格、斯派达尔就与同为盖伦下属的前步兵上将赫尔曼·福尔奇（Hermann  Foertsch）共同起草了与重整西德军队相关的政治与军事基本原则。他们在文件中提出的许多要点，后来成为了于1950年10月完成的著名的《希默罗德备忘录（Himmeroder Denkschrift）》的核心内容，而他们也都参与了这份备忘录的撰写工作。

不过，盖伦组织并不仅仅从事重新武装的理论准备，他们甚至已经为苏联方面突然发动攻击的情况做出了具体预案。战争刚结束不久，南德就出现了一个由第25装甲掷弹师退役士兵组成的“士兵互助组织（Soldatenselbsthilfe）”。从1951年起，这个组织便由盖伦接管，以“保险企业”的名义运营，当时该组织的参谋长，是前总参上校施内茨，他的公开身份是某“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板。这当然是个为了掩盖他的情报活动而编造的假身份，就像他此前“在南蒂罗尔当木材商人”一样——实际上，他当时是奉美国之命，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游击组织。

三、暗潮汹涌

上述的种种例子说明盖伦组织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情报机构，正如CIA在1955年的内部文件中所述的那样，它同时也是一个专门安置前德军高级军官的“救生艇”，而这些人也将构成西德全新的武装力量的起源。

在知情人士的圈子里，这一点早已不是秘密。前装甲兵上将格哈德·冯·什未林伯爵（Gerhard Graf von Schwerin）曾于1950年被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

任命为安全事务顾问，什未林很早就察觉到盖伦试图把他的盖伦组织打造成新德国国防军领导层的核心。

民主派的什未林是盖伦的强烈批评者，当然这也表明，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并没有人能确定盖伦组织最终一定会成为西德的核心对外情报机构。毕竟美国人当时并非只押宝于盖伦，他们同时还支持其他的阵营，例如从事反间谍工作的前中校赫尔曼·鲍恩（Hermann Baun），他在二战期间曾负责领导前线侦察站“瓦利（Walli）”。战后，鲍恩同样也为美国效力，直到他在1948年被盖伦排挤出局。

作为阿登纳的安全事务顾问，什未林最初其实处于一个极为有利的位置，在情报领域的多方博弈中具有强大竞争力。他拉拢了前中校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Friedrich Wilhelm Heinz），将其招至身边，后者以“当代研究档案馆（Archiv für Gegenwartsforschung）”的名义组建起一个小巧精干的情报机构。

什未林的继任者，后来的西德首任国防部长西奥多·布兰克（Theodor Blank），于1950年接手了这个名为“FWH组织（FWH-Dienst）”的情报机构，并计划将其发展为西德的军事情报部门。布兰克并不信任盖伦，原因在于盖伦雇佣大量“不可接受的人员（untragbare Elemente）”，即纳粹战犯，且盖伦还频繁地干涉西德内政。

1955年11月12日，在首批联邦国防军士兵的任命仪式上，豪辛格中将与联邦国防部长布兰克、斯派达尔中将在记者面前并肩合影，一同见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然而，即使是在职业军人之间，个人恩怨和竞争意识也在发挥着作用。

权力意识极其强烈的盖伦开始不择手段地打压海因茨，他并不希望德国情报系统出现分裂，而是要建立一个由他主导的统一而集中的情报机构。最终，在美国的支持下，盖伦成功胜出，击败所有竞争对手的盖伦组织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于1956年改制为联邦情报局，转变为西德正式情报机构。美国方面的目标与盖伦高度一致，与早已被CIA深度渗透的盖伦组织的合作，最终确保美国能够继续对西德施加影响力。

总而言之，盖伦组织不仅仅是一个情报机构，它更是联邦德国早期军事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该组织协调着一个秘密的德军老兵人脉网络，这些老兵仍具有战斗意愿，为未来的联邦国防军提供人才储备。盖伦组织与FWH情报机构之间的博弈也表明，在西德重新武装的过程中，西德内部曾爆发过激烈的权力争夺战。

总的来说，尽管盖伦推动的重新武装路线为联邦国防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是战后西德军事重建的关键纽带。然而，不能仅从历史结果出发，来简单地评判盖伦组织的作用，毕竟这些与权力相关的明争暗斗，不仅提前终结了一些前景光明的军官的职业生涯，也扼杀了可能更符合民主价值的另一条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