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履山河——以色列基布兹的神话与现实

1948年5月15日，随着以色列国建国宣言的发表，阿拉伯多国联军联军入侵新诞生的犹太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入侵的埃及大军沿地中海岸一路向北推进。6月初，他们在以色列南部的战略要地尼格巴，遇上了一个叫做“基布兹”的东西，领教了什么是“基布兹人”。

第一批基布兹成员

尼格巴基布兹建于1939年。埃及军队到达时，这个基布兹的民兵一共只有70人，其中10名女性。为了协防这个中部沿海平原的南大门，刚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基瓦提旅派来了两个排共70名士兵，与民兵一起组成了一支140人的防御部队。这支部队只有80支步枪，8挺机枪，200颗手榴弹，5门迫击炮，他们要迎战的是埃及一个满编步兵营，一个坦克连，一个装甲连，3门野战炮，以及大量的空中火力支援。

在埃及人到达的两个月前，已经预计到这场恶战的尼格巴基布兹的民兵开会商讨战术，代号“约押”的指挥官以撒·杜布诺只说了一句话：“挖战壕！”随后基布兹就开始大规模兴建防御工事，把农庄修建成了钢铁堡垒。“约押”自己在开战前的一次空袭中试图拿步枪打飞机而阵亡，然而他留下的战术却起到了惊人的效果。140名战士在深沟堑壕里躲过了埃及炮火和空袭的狂轰滥炸，然后毫不留情地阻击埃及步兵和坦克的进攻。6月和7月，尼格巴爆发了两场大战，每次埃及都投入了同样的兵力，第二次甚至完全包围了基布兹，然而无论怎样进攻，最远也就攻到防御阵地前50米的地方。尼格巴基布兹被炸得墙倒屋塌，百孔千疮，然而只要炮声一停，基布兹的战士们就从战壕里露出头来，开始顽强抵抗。最后，装备精良的埃及军队丢盔卸甲，在一群岿然不动的“基布兹人”面前仓皇逃窜，埃及的北犯计划就此被打上句号。整场战役，埃及军队伤亡400余人，尼格巴基布兹一方13人阵亡，27人受伤。

尼格巴之战，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南线作战的转折点，3个月后，以军开始横扫南线的大反攻，一路打到红海岸边的埃拉特港，将埃及军队彻底赶出内盖夫。这场攻势的代号是“约押行动”，以纪念那位阵亡的尼格巴基布兹指挥官。

尼格巴之战，埃及人最初以为对手不过是一群碰上了战争的农夫，打到最后才明白，对手是一群碰巧当了农夫的武士。

以色列基布兹运动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浓厚的军事团体的色彩，就肩负着宏大的国家战略的重任。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从零建起，首要任务是以合法的经济形式跟土地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农业是最顺理成章的选择。农业并非目的，而是手段。但是在20世纪初的以色列，要使用这种手段并非易事，无论是购买土地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还是开发农地所需要投入的大量艰苦劳动，抑或是抵抗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贝都因游牧匪徒的武装力量，都是单一的犹太家庭或者单纯的农民所承担不起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你需要的不是农民，而是一支特殊的军队，他们既能占领土地保卫土地，又不会引起奥斯曼土耳其当局的干预。于是基布兹应运而生。这个运动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背景，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一度主导，但它在1910年诞生，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早了至少20年的时间，最初的那些建立者参考的并非共产主义农庄，而是古希腊的斯巴达文明——一种用集体生活培养寡欲的人生态度，用高强度训练培养勇猛的战斗精神的军事贵族制度。

事实上，基布兹的军事性并不只体现在集体生活、军事训练和参加战斗上，而是从选址定位时起就优先考虑战略价值了。基布兹大多修建在易守难攻的地势上，房屋围墙的修建也都考虑到战斗时的军事用途，但这只是浅层面的事情。实际上，每个基布兹的位置选择，整个基布兹网络的地理分布，都是国家开疆拓土的宏大战略的一部分。像尼格巴这样的基布兹，绝对不是凑巧修建在连接南北的战略要地上的。可以说，在埃及人进攻的十年以前，犹太国的战略家们就预计到这场战役，并在这里埋下了一支精兵。

在大多数情况下，建得越晚的基布兹，其战略布局的目的就越明显。1946年10月5日，在得知分治计划要把内盖夫划给阿拉伯国的情况下，犹太人一夜之间在内盖夫建起了11家基布兹，基本上每一家都只是建了一座水塔，住了一小队“哈加纳”民兵，由此将这一大片荒原收入了以色列国的版图。以色列建国以后新建的基布兹则绝大多数是以色列国防军“拿哈勒”项目一手建立的。该项目的108家基布兹几乎全部坐落在以色列边境地区的战略要地上，基布兹成员直接就是国防军士兵。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特别是在那些以色列一时处境不利的战争中，比如赎罪日战争，这些基布兹都发挥了铜墙铁壁般的堡垒作用。

现在270个基布兹的分布位置

毫不奇怪的是，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基布兹都把自己看作是与国防军平起平坐的一支武装力量，很多基布兹要求分享国防军的军费，有些甚至自己出钱购买军用物资，并制定自己的堡垒型防御战略。

第2则-铁血精英-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趁犹太“赎罪日”举国闭门斋戒之际发动偷袭，以色列南北两线被突破，生死存亡之际，国家命悬一线。

第二天早上，在西奈半岛的一个加油站，一群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士兵在焦急地等待着，不知所措。这时候从后方开上来一辆坦克，坦克车里有人探出身子，大喊：“有机师吗？我们缺一个机师。有了机师我们就上前线去！”回答他们的是一片沉默。此时前线处于崩溃状态，后方援军尚未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清楚：临时拼凑并送上前线的小队士兵和坦克都是有去无回的过河卒子，牺牲他们的目的是拖延埃及军队的进攻速度，为后方组织军队赢得宝贵的时间。

坦克绕了两圈，无人应答。正准备离去时，一名在加油站打工的基布兹青年从房间里冲出来，说：“我是机师。”便纵身跳上了坦克。坦克卷起一阵浓密的沙尘，义无反顾地向炮声隆隆的巴列夫防线驶去。

从此再没有人见过这辆坦克，也没人再见过那位基布兹青年。

如果从1920年的生命岭之战算起的话，阿以冲突至今已整整100年。在这100年中，以色列共阵亡23000余名官兵，其中3067名是基布兹人。基布兹人在历次关键战争中的阵亡比例都高得惊人。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基布兹士兵的阵亡比例是10%，比一般人群的6.6%高出30%以上。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阵亡780人，其中有190名基布兹人。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基布兹阵亡士兵占了阵亡总数的18%。考虑到基布兹人占以色列犹太人口的比例最高时不过6.5%（今天只有1.8%），说基布兹人比一般以色列人勇敢几倍，恐怕没人能够否认。

但勇敢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基布兹人不仅比一般以色列人勇敢，也远比一般以色列人更富有军事天才。在独立战争时期以军的11名统帅级将领中，8名是基布兹人，其中摩西·达扬、伊茨哈克·拉宾、伊戈尔·阿隆、以色列·加利利、伊茨哈克·萨代等，都是威名远扬的一代名将。基布兹人不仅出战将，而且也出精兵。在以色列精锐野战军、伞兵部队、战斗机飞行员中，基布兹人的身影随处可见，其比例和表现都远超常人。以色列国防军不仅想方设法招募基布兹士兵，甚至还为基布兹士兵制定了专门的培训计划和服役安排。1953年8月，阿里尔·沙龙组建101部队，这支国防军“精锐中的精锐”在其高峰时有50名士兵，其中33名是基布兹人，该大队后来与伞兵部队合并，结果新部队的骨干军官几乎全是基布兹人。

受伤的沙龙与以色列独眼名将摩西达扬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布兹人杰出的军事才能并非令人惊奇的事情。考虑到基布兹作为军事组织的基本性质，基布兹的孩子可以说就是在军事单位里成长起来的，就是为军事生活而培养的。他们从小就过集体生活，十三四岁就开始参加劳动，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性。因为没有私有财产观念，基布兹人在心理上普遍寡欲，很少有执念，很少因为迷恋什么东西而不能自拔。因此，基布兹人参军后不存在一个适应集体生活的问题，也不在乎训练和作战的艰苦卓绝。而没有执念的心理特征也使得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拼搏意识和牺牲精神。

这样一种品性和心理素质当然不只是使基布兹人在军事上能有优异的表现。事实上，基布兹人事业上的成功在很多方面都是异乎寻常的。大批的将军以外，基布兹为以色列政府输送了大批的议员、部长、总理，为以色列文化贡献了杰出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为以色列经济贡献了一批顶级的企业家。在顶峰时期，以色列国会的120名议员中25名左右是基布兹人。

因此，基布兹人虽然一生耕田种地，但他们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定位从始到终都是“社会精英”，以色列人对基布兹人的态度完全不是其他文化中常见的对农业人口的歧视和轻蔑，而是一种略带嫉妒的仰视和尊敬。即使是在生活水平方面，基布兹也一直走在以色列全社会平均水平的前边。五十年代以色列物资困难的年代里，基布兹人凭借自己的农业收成丰衣足食。六十年代，在大多数普通以色列人还没见过游泳池的模样的时代，基布兹就普遍拥有了自己的泳池。即使是在基布兹运动已然衰落的今天，很多基布兹人的收入仍然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在一个名叫贝艾利的基布兹，一个基布兹成员家庭每月的现金收入大约是25000谢克尔（1美元约等于3.2谢克尔）。考虑到该基布兹保留了传统生活方式，衣食住行都是免费提供，这笔钱大概能抵上一个特拉维夫家庭40000谢克尔以上的收入，而以色列的平均工资不过12000谢克尔，40000谢克尔几乎是顶级雇员（大学校长、电力公司总工程师）的工资收入。虽然这是一家比较富有的基布兹，但仍然是很有代表性的。甚至基布兹的传承也像贵族一样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今天，如果你不是基布兹人的后代，你是基本上没有可能被接纳为基布兹正式成员的。
第

1948年10月18日，正在法国访问的以色列南方战区司令伊戈尔·阿隆从东道主那里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以色列政府通知法国政府，阿隆已经被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撤职并强制复员了！接替其职位的是比他资历浅得多的摩西·达扬。法国人对无比尴尬的阿隆深表同情，表示愿意继续接待他按原计划访问，只是他的官方身份不能再使用了。

战争年代基布兹成员练习射击，保家卫国

若论军事才华，若论独立战争期间的战功，当时以色列国防军的任何一个将军都无法与伊戈尔·阿隆相提并论。作为以军的高级统帅，阿隆指挥了北部、中部、南部三个战区的四场大战。毫不夸张地说，1948年以色列国的半壁江山是他一手打下来的。如果不是本·古里安拦着，阿隆会挥师攻下整个西奈半岛，让以色列的国土在一夜之间成倍增加。相比之下，那位深得本·古里安信赖，受到破格提拔，抢了他南方战区司令一职的摩西·达扬在独立战争期间打了一连串的败仗，而且因为率部撤出战斗，让友军陷于险境而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

如果问人类历史上有过什么与基布兹相似的现象的话，我能想到的是十字军时代的圣殿骑士团。这支英勇善战的骑士军团攻城掠寨，为十字军王国立下汗马功劳，也由此积累了大笔的地产和财富，成为地位高贵、势力庞大的军事贵族集团。当然，无论是圣殿骑士还是基布兹人，这种同时手握军权财力的势力集团在任何权力系统中都是受人猜忌的对象，迟早会遭清算，只不过斗争方式不同，斗争的结果不同而已。

伊戈尔·阿隆正是这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以色列国防军在建军之初就爆发了基布兹集团所主张的“人民军队”与本·古里安所主张的“国家军队”两条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当时以军的主力部队是地下武装“帕尔马赫”整编的三个旅。“帕尔马赫”原是二战中英军训练的犹太军队，在42年被英军解散后转入地下，并被基布兹吸收为耕战结合的基布兹武装。“帕尔马赫”在开国一战中劳苦功高，不仅这三个旅能征善战，远超其他部队，而且以军的主要将领也大多来自“帕尔马赫”派系。由于“帕尔马赫”在军队中势力强大，而且其中不少人有亲苏的倾向，因此按照基布兹武装的模式、按照“人民军队”的模式打造新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就成了他们的理想。所谓“人民军队”，实际上是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军，强调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淡化军阶等级和指挥序列的严肃性。而本·古里安主张的“国家军队”则是模仿英军模式，强调军队的非政治化和国家属性，建立严明的军阶等级和指挥序列。

建军路线之争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到建国前后，以色列基布兹运动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他们认为基布兹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相通的。在很多基布兹中，斯大林被称为“全世界各族人民的红太阳”。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恰逢犹太普珥节，基布兹人为表示哀悼而取消了节日庆典。斯大林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全力支持以色列，在美国对以色列禁运武器的时候让捷克给以色列运去大批军火并培训战斗机飞行员，并非是因为对犹太国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看好这些共产主义者，希望能在中东建立起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英国在战争前后的政治和军事措施，包括联合阿拉伯各国打击以色列，也始终有担忧共产主义入侵中东的影子。独立战争前后，基布兹人不满足于当国家的防御堡垒，而是成立了联合工人党（Mapam），在竞选中角逐政治权力。与此同时，基布兹领导人鼓励基布兹人参军，强调“工人群众”（他们并不把自己看成农民）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所有这一切，都引发了本·古里安深深的不安。他担心基布兹集团影响以色列国防军的建设；他担心联合工人党将基布兹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以色列其他国民，把以色列搞成一个缩微版的苏联；他更担心军中强大、与联合工人党纠缠不清的的“帕尔马赫”派军人会有什么动作，出现俄国式的暴力革命。用他的话说，基布兹集团已经构成了对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威胁。早在独立战争进行期间，本·古里安就通过一系列政治动作削夺了总司令以色列·加利利的军权。建国战争后，军中权高位重的“帕尔马赫”派领袖伊戈尔·阿隆热心于抛头露面，在49年初仍然公开参加联合工人党的政治活动，引起了本·古里安的严重危机感，迫使他下决心铲除隐患，进一步削去军中基布兹集团的兵权。于是便有了本章开头的那幕“外访释兵权”。

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

阿隆被突然解职，引发了以色列国防军中基布兹官兵的严重不满。为了表示抗议，一大批基布兹将领挂印求去，解甲归田。对于本·古里安来说，这股辞职风可以说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因此并不加以阻拦。结果，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国防军中原有的350名基布兹军官跑得只剩下了78人。独立战争期间的基布兹统帅级将领或被罢黜或自行辞职，几乎全军尽墨。坚持留下来的，比如拉宾，也只能躲进训练基地充任闲职，不再掌握兵权，才算逃过了清洗。很多军官此后再未重回军旅，比如以军第一个坦克营的营长，后来在公交公司开了一辈子公共汽车。

为了进一步与基布兹力量对抗，以色列国防军设立“拿哈勒”项目，建起了属于军队的基布兹体系，以此吸引青年志愿者，将其变成国防军的指挥之下的准军事力量。1954年，摩西·达扬出任参谋总长。他在任期内推动奠定了以色列“预警、遏制、决定性打击”的进攻型国防策略，立足于将战火引向敌方国土，因而严重削弱了基布兹堡垒型“地区防御”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由此大大降低了基布兹的国防地位，并剥夺了基布兹所享用的军事资源。

不过，本·古里安的纯英军模式建军也导致以军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后来以军又重新引进部分“帕尔马赫”传统，打造了一支“人民军队”与“国家军队”相结合的奇异武装。尽管如此，这场军事路线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仍然以基布兹的全面失利而告终。不过，此时基布兹集团虽然失去了主导国家政治军事大局的机会，但其自身的完整性尚未受到影响。当然，40年代末的基布兹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30多年后，一场更加灾难性的打击将从天而降，深刻地动摇整个基布兹运动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方式。

1983年10月6日，在几乎让以色列亡国的赎罪日战争爆发整整十年之后，以色列银行体系遭遇了自己的赎罪日战争。这一天，全国股民都在疯狂地抛售以色列银行股，银行股一家接一家跌穿底线，最后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宣布将股市关闭两周，才暂时稳住了局面。

以色列建国时的经济体系里有很多政府集权的成分。银行便一直是以色列政府直接管理的。由于有政府背书，以色列的银行股一向信誉不错，是国内的投资热门。然而，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经济陷入十年高通胀低发展的停滞时期。政府不断扩大开支，财政赤字高达GDP的17%；财政赤字靠银行印钱来填坑，其结果自然是不可遏制的大幅度通货膨胀；而工会控制的民众工资与通胀挂钩，水涨船高，不断把通胀推向高潮。到1983年，以色列通货膨胀率高达400%，当时的说法是谢克尔每天贬值1%。到1984年的上半年，以色列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创纪录的1000%。民众对谢克尔失去了信心，为了不让手里的钱变成垃圾，都在抢购美元产品，以色列的银行股自然就成了垃圾股。

1984年7月，西蒙·佩雷斯在大选中胜出，出任总理。他上任不久，便出台了“经济稳定计划”，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其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主要是取消各种食品补贴），冻结工资，提高利率，同时冻结了银行增发货币的权力。以色列的通胀率一年之内便跌到了20%。这场改革的后果之一是：银行手里没钱了，“庞兹骗局”的玩家们再也没处借债了。大潮退去，裸泳者从此无处藏身。1985年，以色列人惊奇地发现，这些赤身裸体被晾在沙滩上的破产者中，竟然有以色列最高贵的精英群体：基布兹——不是一两家基布兹，而是所有的基布兹都在一夜之间破产了！

西蒙·佩雷斯：用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终结了经济危机，打开了以色列经济起飞的通道。

基布兹是战功卓著的特殊军队，是培养人才的温床，是理想社会乌托邦的实践者，但基布兹从来都不是成功的经济实体！基布兹的原始资本——土地是全民和国家无偿供给的。最初基布兹购买土地的资金主要来自世界各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捐款，后期则是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中攻掠所得，由政府免费交给基布兹使用的。基布兹的运作，主要是依靠大量借债。然而基布兹的经济模式是供给制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虽然也能生产不少东西，但从来不考虑经济效益。其产出能够自己吃喝穿戴就很不错了，要想还债是不可能的。基布兹的办法基本上就是借更多的新债，一面还旧债，一面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到没人肯再借钱的时候，就形成了债务危机。第一家基布兹建于1910年，到20年代就爆发了第一次债务危机。此后基布兹的债务危机几乎每十年就要爆发一次。由于基布兹在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中的特殊地位，保护基布兹被看成是一项政治任务，不能算经济帐。建国前，基布兹的债务危机由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金融机构偿还；建国后则由以色列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直接予以注销。这样循环往复，就形成了以色列经济中奇特的基布兹债务现象。基布兹自己知道还不上债，银行也知道基布兹借了债是不打算还的，但是一个敢借，一个敢给，反正最后都是政府财政买单，怕什么？基布兹借了债就去造房子，买农机，修设施，建工厂，发福利。至于这些投资是不是收得回来，什么时候收得回来，是从来没人考虑的。发展到后来，基布兹甚至从银行贷款去炒股，反正赚了是自己的，赔了是国家的，不炒白不炒。

在基布兹的整个发展史上，绝大多数基布兹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亏损的，只有85年破产的前十年，突然开始盈利了。那是一种很奇特的盈利模式。由于有政府担保，基布兹跟银行借的债不与通货膨胀率挂钩，在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几百的时代，借贷本身就可以发财，而且不在乎今年借的债利率是100%还是200%，反正年通胀率是400%，这点钱到了明年可以借新债还上，还能赚上一笔。

1985年，以色列政府稳定经济一声令下，基布兹突然发现自己没处借钱了。而大量已经借的贷款利率高的吓人。由于基布兹借贷是通过基布兹联盟联保，所以所有的基布兹都陷在同一个债务大坑里，没有一家能逃掉。到1993年以色列政府解决基布兹债务方案出台之前，基布兹一共欠银行117亿新谢克尔（42亿美元）。当年基布兹人口约12万，相当于每个基布兹人欠银行35000美元，而当年以色列的人均GDP只有14000美元。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是全国性的，以色列政府自身难保，拿不出钱来给基布兹救驾。全国上下的共识是：传统的基布兹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改革势在必行。

基布兹改革的基本出路就是私有化，商品经济化，以此提高经济效益。到2020年，全国300家基布兹中，保留原有集体生活和分配方式的只剩下30家。这30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率先进入市场经济试水成功的基布兹。60年代起，基布兹开始兴建工业。有商业头脑的基布兹很早就把企业从基布兹传统实体中剥离出来，雇佣外来工作人员，按市场经济规则运行这些企业，用这些企业的利润来给基布兹成员分红，以此保持传统的集体生活方式。前文讲到的贝艾利基布兹就是靠一家成功的印刷公司而维持高水平的传统生活的。这样的基布兹可以说是成功的，但还保留了多少传统的基布兹价值观就很难说了。基布兹人应该是自食其力的，雇佣外来工人岂不就成了资本家？基布兹里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基布兹成员比外来工人享有更高的待遇和收入，难道不是在剥削？

基布兹

当然，基布兹的经济问题还有更复杂的因素，至今为基布兹辩护的研究者也仍然存在；基布兹改革的模式也多种多样，很难在这样短的篇幅里一概而论。

理解基布兹，不能脱离犹太复国主义的特殊历史，不能脱离基布兹军事贵族体系的本质。简单地把基布兹的集体生活、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拿出来，可以满足自己对乌托邦生活理想社会的幻想，但与现实相距甚远。如果我们把这种生活方式放在基布兹军事属性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同袍情谊”并不是基布兹人独有的，我们中国的诗人几千年以前对此就有了观察。《诗经·无衣》写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平等是非常美好，但也是极其昂贵的。本·古里安不是不喜欢基布兹的生活，他从政坛退隐后，自己也去内盖夫当了一个基布兹人。他只是明白这种军事贵族体制只能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存在于一个有限的特殊人群之内，他只是明白基布兹是依靠全民供养才得以伟大的——如果把以色列变成了基布兹，那么谁来供养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