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威 | 革命与道德——沪军都督陈其美“吃花酒”的历史解读

作者: 杨雄威

陈其美在担任沪军都督府都督职务期间，曾因涉嫌“吃花酒”被舆论多次谴责私生活不检点，还曾传出感染梅毒的消息，一度被冠以“杨梅都督”、“花酒大王”等诸多不雅称号。陈其美作为一位争议性人物，受到史学界不少关注。但其在任沪军都督期间因吃花酒而遭舆论挞伐一事尚未得到学术性的解读。本文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在史实考证的基础上，从章太炎所提出以及时人普遍关心的革命与道德关系层面对陈其美吃花酒暨私德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更准确的把握这一行为中的历史意蕴。

陈其美

一

陈其美在任沪军都督府都督期间，曾多次被舆论界批评私生活不检点吃花酒行为。对此陈其美本人予以部分否认，其他诸如于右任等人也曾为之辩白。真相究竟如何呢？且来梳理一下相关史实。

据某位记者以亲历者的身份忆称：“英公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引文出自“时相过从”的亲历者之口，且其记叙意在正面宣扬，因此所言可信。另据陕西籍同盟会员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是在上海“清和坊的怡情别墅”认识陈其美的，“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出去了，老妈子总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花酒，也是陈英士请的”。

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也曾对陈其美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你够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陶还曾向吕公望、李燮和、王文庆等人抱怨称：“陈英士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我五年来在新加坡等处筹来的款约一百十万左右，汇英士组织革命之用，现在我回去一查，英士就是大嫖大赌用却，对于革命毫无组织过，现再不与他合作了。”从上述革命党圈内人的记叙看，陈其美吃花酒行为的存在应当是确凿无疑的。推其所指，皆发生在陈其美在任职沪军都督之前。

1911年上海“光复”之后，陈其美担任沪军都督府都督。社会上开始出现对他的此种指责。1912年初，有一个叫徐震的人写信指责陈其美“冶游”。陈其美就此登报辩解说：“虽鄙人昔日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为私议之场，边幅不修，无须自讳。但今则军书旁午，日昃不遑，风月情怀，消磨殆尽。乃赐书竟有狎邪之劝，恐外间或有假冒之徒，曾参杀人，大局疑阻。”陈其美坦承光复前曾有冶游行为，但否认担任都督职务后有此事。随后，又有商人龙浩池等给陈其美写信，说是大家都在议论陈其美每天都在清和坊等处逗留，且连续迎娶4名小妾。陈其美收信后，曾委托黄郛、许葆英在报纸上代为答复。对所指认的事实予以否认。答复中透露攻击陈其美等人的“匿名来书者日有数起”。

传言并未就此平息。在陈其美行将卸都督任之际，上海报界开始连篇累牍地就其嫖妓问题做文章。6月29日《新闻报》率先发难，披露说：“去年南省起义，有某恶少忽为都督，狂嫖不已，亦染花柳之毒，猝害杨梅，曾经遣人至三马路某药室，密购珠黄下疳散，闻至今亦溃烂未愈。”全文看似同时取笑一南一北两位权贵，实则意在陈其美。此后报界各种嬉笑怒骂纷至沓来，其中《申报》火力最猛。先是7月1日某作者发表“新唐诗”数首，中有“都督乘轩带局来”句，暗揭陈其美吃花酒事。次日又有戏仿《论语》的游戏文章公开羞辱：“都督曰：‘吾日三省吾身。吃花酒而不勤乎，从妓女游而不密乎，利不贪乎？’”此后整个7月间不断刊文指陈此事。一位作者“仿五柳先生传体”作游戏文章，名为《杨梅都督传》，对陈其美极尽辱骂，特别提到其“性嗜嫖”，“ 惓怀花柳以此自终”。此时舆论的骂声，显然是认为陈其美的嫖妓行为发生在任职沪军都督期间。

在陈其美饱受沪上舆论攻击之时，始终对此三缄其口的《时报》发表对时局的看法：“谣言，今日党争之利器也。以谣言为事实以攻人，又以事实为谣言，以避人之攻。于是谣言与事实相混，而莫辨雌雄矣。然以平心论之，所谓谣言者，由于局中人之误会者半，由于反对党之加功者半。若正真之事实，与乎正真之谣言，则十不得一焉。”陈其美督沪期间，包括吃花酒在内的各种传闻此起彼伏，真假莫辨。1912年9月13日，也即陈其美卸任之后，于右任在《民立报》连载《答某君书》，内称：“英士在沪无聊时，匿谱笙家中，客亦不多见，而攻之者谓其日在清和坊、平安里。公试思之，可怜不可怜！”但传闻未必全假，于右任所说未必尽真。据一位倾向革命的华侨叙述：“陈其美对我这个归国华侨十分客气，一定要留我在都督府吃饭，我虽辞谢，他亦不许，还说，如果不是忙，还要请我去吃花酒呢。旧社会吃花酒的恶劣习惯很流行，我们这位号称革命的都督，也不免沾染这一套。”此事正发生在陈其美在任期间。这位革命同志显然不觉得陈其美只是在说客套话。所谓无风不起浪，陈其美任职期间吃花酒，或有其事。

二

翻检史料，“吃花酒”与“狎妓”两词大体可以互用，这一行为在清末民初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司空见惯。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群体中也甚是流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文人士大夫在清末民初甚少因吃花酒而受责骂。但革命党则不然，他们时常因此受人诟病。陈其美是其中名声最著的一例。后来有论者就此为其辩护说“民初军政要人豪商巨绅，每多于伎家宴客，银灯珠箔，锦桁明帘，清歌载酒，不亚东山丝竹”，但是“癸丑后袁系报纸及反动政敌，竟以之为诋毁之具，称英士为‘风流都督’，闻者多为不平，英士转不以为意，或笑咏东坡‘大江东去’，以公瑾当年自解”。根据引文逻辑，吃花酒在当时上海属于一种风雅行为和常见现象，因此当反对者以此为“诋毁之具”时，方才有人鸣“不平”。但问题是，既然吃花酒既风雅又常见，政敌又为何偏偏选择它来做“诋毁之具”？

事实上，在清末有不少小说都对革命党的吃花酒等不良行为做过讽刺。如吴趼人的小说《上海游骖录》，借书中角色之口说：“凡是气焰万丈，摩拳擦掌要革命的人，一见了妓女，没有一个不骨软身酥，把万丈气焰消归乌有的。”小说《惨世界》借人物角色之心理活动说：“尚海那个地方，曾有许多出名的爱国志士。但是那班志士，我也都见过，不过嘴里说得好，其实没有用处。一天二十四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惨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马车，吃花酒。”《惨世界》的作者苏曼殊本身就是倾向于革命的。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6年，章太炎发表《革命之道德》一文，质疑道：“吾闻古之言道德者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今之言道德者曰：公德不逾闲，私德出入可也。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异乎？”他论证说需要对人加以约束才能“不逾闲”，“吾辈所处革命之世，此政府未立，法律未成之世也。方得一芥不与，一芥不取者，而后可与任天下之重”。

章太炎

大德与小德是一对传统概念。《论语》中子夏曾有“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看法，吃花酒在近代更多被视为小德出入，与大德无碍。清末以尸谏闻名的吴可读因好吃花酒，获得“吴大嫖”的不雅绰号。他在遗书中称“我少好游荡，作狎邪游，然从无疑我大节之有亏者”。宋明以来大德小德与大节小节彼此通用，可知吴可读反过来也自认“狎邪游”是有累小德的。陈其美本人在一次集会上便以吃花酒为例，称其为小德。在近代关于道德的论说中，由梁启超倡导的公德与私德之分，取代大德与小德，成为一对关键概念。相应地，吃花酒常被解释为仅与私德相关。陈其美事件发生数年后，北大文科处长陈独秀因嫖妓丑闻被逐。胡适为其辩护时，便以公私之分立论。只不过把“私德”替换为“私行为”，以期在字面上弱化其行为的道德意味。胡适的说辞与辛亥革命期间雷铁厓为革命者“问柳寻花”之事的辩护几乎如出一辙。后者称之为“个人细行，乃其私德，非关系于公众也，而必求全责备，则完人有几”。

但另一方面雷铁厓也劝告“有志之士既自命救国，当何如磨砺其精神，刻苦其志气，以期早拯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岂有闲情寻温柔之乐乎？此今时之恒言，可谓志士之良药。其属望志士者既奢，责备志士者自严”。在他看来，革命者“流连花酒”而遭外界“吹毛求疵”，是缘于期望值高。这一说法清晰地指明了革命者因吃花酒而形象负面化的逻辑：革命志士身陷温柔之乡，谈何担当救国重任？

实际上该作者是在论述革命党道德问题时提及此事的，认为革命事业“非道德不足维久远”。揆诸史料，近代中国革命具有浓烈的道德意味。正如某报所说的“人人有道德心，故可以言革命”。在章太炎看来，革命者的道德约束尤为重要，乃至“无道德者”便“不能革命”。章氏且认为道德不当区分大小公私。这恰与稍早时候梁启超的论调相暗合。梁启超《新民说》中有1903年所撰“论私德”一节，内称：“就泛义言之, 则德一而已, 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言之, 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 断无私德浊下, 而公德可以袭取者。”梁启超在此显然强调私德对于公德之重要。

但问题是，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仅是一谋生职业，亦即“以革命为生活之职业”。相应就有了“吃革命饭”的贬称。杨杏佛后来即撰文提到“民元之时，人皆詈民党为吃革命饭者”。这世俗的一面与革命的神圣性恰好形成鲜明对比。

杨杏佛在文中指出革命是士农工商之外的新职业。而章太炎在其《革命之道德》一文中则细分了16种社会职业。其中第7种为“通人”：“通人者，所通多种，若朴学、若理学、若文学、若外学，亦时有兼二者。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章太炎认为革命党囊括了“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等6种职业，但“提倡者多在通人”。章太炎既认定通人有能力无道德，对革命前途便心生忧虑，感叹“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救之何术，固不可知”。

这实际上也是清末民初一大历史困境。其结果是辛亥革命在道德上无法带来预期的进步。陈其美卸任前夕，政见相对中立的《时报》刊载某作者对上海的今昔之感，称“昔日官场虽腐败，尚不敢公然冶游。今则军官两界，凡酒地花天，人言不恤矣”。1912年底章太炎在一个社团演说中称“现在革命虽成，而政治腐败如昔”。曾因读了《群学肄言》而“实行参预革命的工作”的熊十力，也发现革命党掌握南方政权后；“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暴露浮嚣侈糜淫佚种种败德。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而过去腐恶的实质，不独丝毫没有改变，且将愈演愈凶”。

总之，对于民初道德败坏的担忧和批判相当普遍，李大钊所谓“光复以还，人心世道，江河日下”决不仅仅是激愤之语。孔教会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尊孔复古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更有意思的是，其后孙中山、蒋介石等人都曾从传统中寻求道德力量。

三

梁启超与章太炎这两位清末民初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对于道德之大小公私的界说，应该出自对国民特别是爱国志士们当前行为与国家未来出路的观察和思考。二人的思虑，在陈其美吃花酒这一案例中得到了清晰的验证。陈其美所受的批评固然不免有“袁系报纸及反动政敌”的暗中运动，但沪上舆论界的强烈响应，个中因果关系还要从沪军都督府的财政问题说起。

梁启超

实际上，沪军都督府始终面临着严峻的财政问题。在成立之初，它一笔重要财政收入来自于募捐。此事一度大张旗鼓，涌现一大批经募的单位和个人，报纸也常予以鼓动。其间出现一些专以募捐为宗旨的团体。官方性质的如陈其美亲任会长的协济总会，民间性质的如俞寰澄、张静江等在上海光复不久组织的国民自助会，其宗旨之一为“协济民军”，特地请陈其美为该会“募饷诸业董”颁发照会“以资信用”。报界还将认捐人的姓名逐一刊登，以示鼓励。政府部门也想方设法宣传鼓动。在助饷收据中专门印有《敬募饷捐约言》，保证“所收捐款专供军事之用，概不移作别项经费”，“捐款随时由上海财政长报告，听候拨用”，“所收各捐除随时登报外，事峻之时，再当分别收解，刊册报告”，“捐款逾一百元者俟事峻后呈请核给奖励，逾一千元者特别优奖”。

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更近似一场利益投资，辛亥年的上海商人阶层，无论其资大小，全都下注于革命”。这一说法在募饷宣传话语中体现得很清晰。一份《丝厂同业募集军用刍言》即鼓动说：“无论金融如何恐慌，如何竭蹶，此为呼吸旦夕，人生危急之秋，各尽其力，各竭其诚，共赴国民之义愤，作孤注之一掷……以期早登和平世界，收桑榆补助之功。”

但问题是，革命运动中的“搭便车”现象相当普遍，像沈缦云这种“毁家纾难”为革命“孤注一掷”者毕竟是极少数。即如丝蚕公所致负责募饷的协济总会的照会所示，该公所所募得款项与该会的要求相去甚远，以致不得不哀告“厂业不支，已及三月，敝董等诚恐设或停工，乃沪埠于二十余万人一旦无所依赖，必致滋闹生事”。虽然朱葆三从沪军都督府财政收支的角度看，“两月之间，所入饷捐，为数有限”，但饷捐毕竟加重了上海市民的负担，因此心理抵触就在所难免。这反过来促使军政府采用了“勒捐”行为。如协济会“募款对象为前清官僚拥有巨款潜居上海的，或者是各地奸商土豪居住上海的，经过总会和分会联系调查后向他们动员筹募军饷。如有抗拒情形，即行逮捕”。在召集在沪湖州官僚富商募捐时，对一部分坚决不认捐或认捐数量少的人，“沈虬斋起而大骂，甚至于掏出手枪来”。因这种粗暴方式有损形象并引起争议，都督府不得不再三下令禁止勒捐，并公布募捐团体名单，最后干脆取消一切募捐团体。

勒捐无疑损害了沪军都督府的形象。在陈其美卸任前后，《申报》出现一幅漫画，画中人物一手拿枪恐吓，一手向妓女手中递军用钞票，反映了陈其美在上海市民中的负面形象。在这种怨气之下，陈其美的吃花酒行为就具有了与一般市民完全不同的负面意义。《申报》的一篇戏谑文章骂其“商民烧我以白纸”，显然就跟沪军都督府的财政问题直接关联。该报的一首诗写得更清楚：“挥金如土最情长，多少龟奴赖小康。我有护身兵甲在，国民谁敢不倾囊。”这些揶揄挖苦都发生在陈其美行将卸任之际。实际上早在1912年初，龙浩池等商人便在信中直接将陈其美吃花酒行为与饷捐问题联系在一起，称“吾辈商人节食节衣，勉助饷银已不在少数，何阁下竟不稍节花酒费以助饷银乎”？

此信作于陈其美上任未久，来日方长，不能不有所辩解。7月，陈其美卸任在即，无心恋战。虽然社会上不满的情绪喷涌而出，沪上各报的讽刺文章连篇累牍，也不辩解。因此报纸讥讽道：“日日被人骂，汝只当不知，汝脸厚否？汝可拿一面镜子照照，汝之本来面目尚在否？”在一副名为《某都督之眼》的漫画中，画中人物戴着眼镜，面前的报纸为空白，意指陈其美看不到报纸对他的谩骂。

由前所知，为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吃花酒辩护者，或谓为小节，或谓为私德。但诚如梁启超所担心的，公私之间只差“一推”，并非是截然两分。章太炎曾谓：“上海光复，攘李燮和之功以为已有，偷儿成群，拥为都督。自言饷糈匮竭，日有征求，而珍翠细饰，逋负数万，斯岂军中所用？”所谓的“珍翠细饰”“岂军中所用”的反问，无疑是指向了陈其美的私生活。陈其美主政沪军都督府，公权力在手，公德与私德便在财政问题上化而为一。这无疑放大了吃花酒行为的负面意义，刺痛上海市民尤其是商人的心，其结果是影响了商人的政治抉择。深深参与了革命进程的张謇曾在1913年描述民众对革命党从希望迅速变为失望的历史过程，上海的革命实践正与之近似。在稍后的“二次革命”中，革命党人已很难再得到上海绅商群体的支持。陈其美因细行与私德而造此恶果，令章太炎对革命道德的忧虑不幸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