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南京时对故宫文物的劫收和处置
来源: 东夫拍案
1933年，总计13491箱（一说为13427箱零64包）故宫南迁文物运到上海，在英、法租界存放了3年9个月。存放期间进行了清点，编印了“存沪文物点查清册”，成为南迁文物的原始清册。1936年南京朝天宫文物保存库建成，年底故宫南迁文物由上海转移到朝天宫库房。七七事变后，迁入库房才半年的故宫文物又分批西迁。由于战事紧迫运力不济，1937年底日寇占领南京时，尚有2945箱（一说为2953箱 ）文物来不及运走留在库房。
南京朝天宫文物库原貌，当时称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库。
有关南京沦陷时期这批文物的资料极为少见，偶有所见则语焉不详。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专刊《朝天宫，国宝在南京的家——国宝南迁》一文，仅有”古物西迁入川，但是仍有2945箱未及运出文物保存库，南京沦陷后，朝天宫库房被日军占用，文物被移往北极阁中央研究院“ 聊聊数语。（《紫禁城》故宫博物院80年专号，2005年5月，作者曹丽）
笔者所见有关专论，只有南京医科大学行政学院孟国祥教授的《故宫文物留存南京研究》。作者功夫下得很大，出示了不少原始资料，意在“通过系统梳理故宫文物南迁存留南京、敌伪劫夺与战后接收的历史经纬”，“对战时留存南京文物有无损失及其归属”发表看法。笔者对这批文物的归属不持立场，只要在祖国就好。倒是从中得知了敌伪劫夺这批文物的情况。简述如下（简称孟文）。
照孟文所述，日寇对故宫南迁文物的处置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文物进行清理，逐一清点和封印后转存各处。
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在军特务部的指挥下，有组织的对南京的图书文献及古物进行收集与掠夺。1938年1月，日本“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派出文化特工到南京收集图书文献；由日籍专家组成的“学术资料接受委员会”、“学术考察队”亦来到南京，占据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收集清点南京的文物和标本。
朝天宫文物保存库是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地下一层，地面三层，可抵挡小型航空炸弹打击。每层两千余平方米，室内以空调控制温度湿度，是当年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化文物保存库。可以想象，这样的建筑战时使用价值很高，必然为日寇觊觎。事实正是如此。有称被日寇当作军医院，这种可能性很大。但占据者显然没有动文物。
孟文披露，1938年6月日军特务部命令打开朝天宫地库文物575箱，清点数字8096件。
1939年5月19日到6月18日，派人另对该库文物2272箱进行整理。前后共清理2902箱，与中方记录（2945箱）大体相符。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17日,开始了第二次清理。逐一清点、封印后，把全部文物从该库搬走，分存于几处。
1942年12月，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前排右）在日本会见东条英机（前左）。
1940年3月汪精卫傀儡政权粉墨登场后，日本为装点“中日文化亲善”，向汪伪政权提出移管“此次事变中，在南京，杭州，上海等处，敝国所搜集，保管，业经整理复兴之文化之资料及设备”，包括“南京保管之古物”。根据日方的要求，1941年4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 该委员会设于鸡呜寺（北极阁）原中央研究院内，下设图书、博物、天文气象三个专门委员会。日本在各专门委员会内安排了为数众多的顾问和重要职员。
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内发见之前清室美术工艺品，清代实录，以及其他重要书类等故物，计3537箱。为保全起见，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由该库搬出。现在由本会保管者，计文献关系书箱2282件，其余关系美术工艺者，全数由博物专门委员会收容整理陈列。 转引自孟文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国民政府查封了南京各文物存放地。1946年1月，成立政府主持的“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故宫博物院等多家接收单位参加，负责清理与发还文物。
故宫南迁文物寄存上海期间，进行了清点并编制了原始清册，西迁的文物也有清点记录，留在南京的文物有多少是有据可查的，清理后损失多少自然一清二楚。
清理办法，据1946年2月清理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会议记录所载：
查敌伪设置伪博物专门委员会时,有日人所编之古物目录,而故宫博物院方面,于其留京文物,每件亦均自备有卡片,本会为求工作详尽周密起见,兹定二项校对步骤,即一以日人所编目录,持本会现已点见之文物,而观其物件与数量,是否悉符,再校以故宫博物院之自备卡片,以见该院留京文物,究竟缺佚若干。 转引自孟文
简言之，将故宫博物院所编目录、日本人所编目录、实物三方进行核对，验明损失情况。
故宫南迁文物的清点，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清点后将文物运回朝天宫库房。
1947年9月3日，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发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讲话，公布留存南京文物的下落和清点情况：
在二十六年（1937年）迁都抢运的时候，最后的二千多箱文物，其中以档案为最多，因为船不靠岸，运回原库封存。不知是那（哪）一年被敌人打开库门，竟把这批文物运出，分存于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等处，与别的机关的文物保存在一起。等到胜利以后，于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派员飞到南京,一方面探听这批文物的下落，一方面交涉收回保存库。同年十二月，教育部会同本院人员及有关机关组织清点委员会。于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开始清点，至五月底运回原库，尚无重大损失。但是印刷所的机件器材，都完全损失了。 转引自孟文
4、其他佐证
此案固然与居心叵测者蓄意栽赃有关，但故宫人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可见一斑。马衡主持清理南京留存文物之际，尚负案在身，如履薄冰；且当时正有留守故宫个别人因“失节附逆”行为受到追究，岂敢妄下结论，授人以柄。内战期间，马衡为保护故宫八方奔走，心劳日拙，拖延阻止故宫文物迁运台湾。建国后继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5年去世前，留下遗嘱将家藏的全部文物无偿捐献国家。高山景行，不容置疑。
马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故宫学专家吴十洲在《紫禁涅槃：从皇宫到故博物院》一书中说，南京陷落区的故宫文物被迁到北极阁中央研究院里，这批文物费了许多时间才点查完毕，虽有凌乱，但大体上并没有什么损失。
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对敌伪汉奸进行了审判。南京市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选择22个日伪要犯的审判材料，编印成《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笔者浏览长达1444页的该书，未发现有对存留南京故宫文物的犯罪记录。与北平故宫文物损失有关的，见之于伪北平市长刘玉书（后被判有期徒刑15年）的审判材料，其“代敌搜购铜三十万斤左右，以供制造军械弹药之原料”被列入罪行之一，但未言及劫掠故宫铜铁器之事。
综上简言之：
南京沦陷时，尚有2900余箱故宫南迁文物未及运出，落入日寇之手。
日寇先是对文物进行了清理登记，后“移管”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会同故宫博物院对这批文物进行清理，结论是“尚无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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