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广州大屠杀:满清屠城七十万,旺了海幢寺香火

作者: 卧阑听鱼

明朝永历四年(满清顺治七年),农历庚寅年公元1650年11月24日,满清平南王尚可喜¹与靖南王耿继茂²指挥的满清兵,在围城近十个月后,经过惨烈战斗,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最终打破了明朝统治下的广州城。

城中人亦婴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清兵环围城外。
明·戴耘野《行在阳秋》

北师两王攻广州不遗力,杜永和督守勤;副将张月总陆兵、吴文敏统水师,背城出战,多捷。
查继佐《罪惟录》

因为攻占广州城时遭到广州民众齐心截击,满清军队伤亡惨重。于是尚可喜下令血洗广州解恨,从11月24日到12月5日间,满清兵将开始对城中居民展开大屠杀,后世称为“庚寅之劫”。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兵民七十万余”,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杀死,死亡人数根据收尸的和尚统计为七十万。

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四记载
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广州市志–宗教志》

在广州大屠杀时,很多广州百姓仓皇跑到六脉渠避难,但当时恰恰下了一场大雨,许多避难的民众被淹死在渠内,造成了“杀人十八铺,塡屍六脉渠案”的惨案。

大屠杀事件背景:

尚可喜原为明朝广鹿岛副将。后金(1636年皇太极称国号为清,之前为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做了汉奸,投降后金,被授总兵官,属汉军镶蓝旗,号其兵为天助兵,寻从征明。到了满清顺治六年(1649年),尚可喜被册封为平南王,此后,受命带领满清兵将南征广东。

荷兰旅行家约翰·尼霍夫所绘的尚可喜画像(1665年)

次年二月,清军攻至广州城下,开始了长达九个月的围城攻坚。至十一月,广州城破。随即发生了满清入关后一系列大屠杀中影响深远的大屠杀事件之一——广州“庚寅之劫”。

屠杀事件经过:

城破之后,平南王尚可喜不曾放过这些誓死守卫自己的故国家乡民族大义的平民,正是这些平民的血性,让这身居高位的汉奸恼羞成怒,加上那个有兵有将才有话语权的年代,他的手下死伤惨重,于是尚可喜毅然下令屠城。

据记载,当时的广州城内一片狼藉,清兵进入广州城后抢夺一切可以抢到手里的东西,遇到的人不管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城内的人死伤无数,侥幸逃出城外的人也没有得到生路,官兵一路追堵,将他们活活逼死在海滨之边。有一定资金的人,利用这笔资金纷纷谋求生路,但更多的人还是被迫的永远的沉睡在这场灾难之中,这场屠杀一直延续十二天,事后,广州城内几乎没有活口。

屠杀事件的评价记载:

关于广州大屠杀的信息,当时的国人幸存者、后世的良心文人和那个时期的外国文献中,均有记载。

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
清·方恒泰《橡坪诗话》
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
《顺治实录》
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清军布告
杀七十万人。
《广东通志》
明末清初的战争,使广州遭尚可喜、耿继茂两藩屠城,当时广州死者70多万人。
林文陔《浅析建国前佛山商业的兴衰》

清初人钮琇《觚賸》记载,在城外成堆焚化的死难者残骸堆积得如同山丘,最后形成了令后人无比悲痛的大墓——“共冢”:

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瘗焉,表曰共冢。
《觚賸》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广州被杀的平民首级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
王鸣雷《祭共冢文》

而《番禺县志》记述“庚寅之劫”,提到被杀的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妇的幼儿:

越日,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攻围十阅月不能破。……及冬,偏将范承恩谋内应,决台之水,……十一月二日,城破,屠之。
凌雪《南天痕》

除了《清史稿》及广东地方文献外,17世纪的来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及荷兰人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或Joan Nieuhof)也记述了这次大屠杀。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其著作《洪业——清朝开国史》提及当时:

……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重建希望的真正破灭……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1614—1666)的《鞑靼战纪》记载:

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者。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鞑靼战纪

当时荷兰联合省东印度公司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在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记述:

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满洲滞纳拷打、杀戮无辜平民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满洲滞纳之手。

在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

满清兵将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而是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早在扬州十日时就有提及。

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
《扬州十日记》
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
《嘉定乙酉纪事》

所以随着满清屠刀的不断挥舞,很多地方的佛庙却在人烟愈发稀少时香火鼎盛了,在广州也是如此。

正是因为攻陷广州后大规模的屠杀,据说让这场灾难的制造者尚可喜从此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噩梦之中。终日不得安宁的他,经常流连于各种各样的寺庙道观,企图能获得心灵的平静。在海幢寺,他遇到了当时的住持天然和尚,在天然和尚的点拨下,尚可喜似有顿悟,想为自己所做之事做些弥补。于是,他听从了天然和尚的劝导,牵头扩建海幢寺,以超度在广州屠城中屈死的亡魂。(简直无耻至极)

海幢寺(1838年)

天然和尚趁尚可喜的支持,广结善缘,发动更多人募捐,官府内外掀起募捐热潮,尚可喜的妻子,王妃舒氏捐建大雄宝殿,尚可喜本人捐资建天王殿,总兵许尔显捐资建韦驮殿、伽蓝殿,广东巡抚刘秉权捐资建山门……本来普通而狭小的海幢寺以惊人的速度壮大着:集香厨、大悲阁、药师佛母堂、幢隐庐、惜阴轩、就树轩、静观楼、闻清钟阁、地藏阁、悟闲堂、画禅堂、诸天阁、塔殿、云水堂、客堂、库房、经坊、普同塔等建筑一一兴建,最开始的佛堂、准提堂也被改为客堂,环以回廊,以增壮观。本来朴素之极的海幢寺,开始尽用绿色琉璃砖瓦盖顶,在当时这是最为华丽名贵的建筑材料,显赫的王府也不见得使用,海幢寺可谓极尽排场。

尚可喜的结局:

攻下广州城后,尚可喜与耿继茂二王同在广州建立王府,放纵部属为害当地人民。1660年耿继茂移镇福建,尚可喜专镇广东。

尚可喜

康熙十二年(1673年),尚可喜因与其长子尚之信不和,上书朝廷请求归老辽东,以次子尚之孝袭爵留守广东。不久尚之孝因兄弟之争主动辞退,康熙帝顺势宣布裁撤尚藩,间接引发三藩之乱。吴三桂致书尚可喜,劝其反清。尚可喜将吴三桂的劝反书呈报给朝廷,以表忠心。

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尚可喜进爵平南亲王,以次子尚之孝袭爵,并授平南大将军。康熙十五年二月(1676年),尚之信发兵围困其府邸,夺取广东最高指挥权,响应吴三桂叛乱。

康熙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平南亲王尚可喜在广州薨逝,享年73岁。康熙皇帝给谥曰“敬”。

乾隆年间,尚可喜被自己效忠的满清帝王列入《贰臣传》。令人唏嘘的是1625年(明天启五年),尚可喜的父亲尚学礼偷袭后金首都未成,战殁于阵;1633年(明崇祯六年)尚可喜长兄长兄尚可进在和后金的战斗中战殁于阵;父兄尸骨未寒,转头尚可喜就于1634年渡海背弃明朝投降后金。

著名史学家顾城先生说:

尚可喜、耿继茂以汉族同胞的鲜血在清朝功劳簿上记下了“名垂青史”的一笔。
文中注释:

①尚可喜(1604年8月25日—1676年12月4日),字元吉,号震阳,初为明朝东江军将领,后投降后金(清),为清初五位汉王之一。

②耿继茂(?—1671年),为清朝初年明降将耿仲明之子,耿精忠之父。清初三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