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五百年：朝鲜王朝的军事制度、武备与军队

来源: 芝兰学社

于十四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统治朝鲜半岛五百余年的全州李氏王朝（李朝），其绵长的国祚与独特的地缘孵化出以南北轴为空间指向、以崇文抑武为政治方针的军事制度，在此制度下打造了一支以缉盗、戍边和控制人口为主要任务的东亚封建军队。作为李氏王族与两班贵族维持政权秩序的工具，朝鲜王朝的军队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击讨外敌、镇压内乱等外向职能和军队扩编、轮值定役等内部建设，都是军队稳定社会的工具功能；政权设计的兵役制度和军队编制在经历一定时间的发展后，与实际军事形势脱钩，演变为较为单纯的赋役或户籍制度；长期无事或低烈度的治安环境中沦为官府劳动力的军事力量，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外侵迅速崩溃，其后依靠民间义兵重组。本文即以上述特点为线索，粗略梳理近代以前朝鲜王朝的军事制度发展史，兼述当时朝鲜军队与武备状况的变化，并简要介绍李朝的近代化如何在军事领域开展。

（韩国中央博物馆藏《经国大典》书影。该书撰写于十六世纪后半期，是朝鲜王朝最为完备的官制政典，文武两班的官职名称、司职掌事皆记载在内。）

一、 在政变之砧上锤炼：豪族私兵的没落与央地军事制度的成型

李氏朝鲜脱胎于高丽王朝末期的豪族社会。公元十世纪起，朝鲜半岛的大庄园制经济在高丽田柴科的政治供养下发展壮大，导致大庄园主及其武装仆从 的兴起，进而形成中央政权被武臣幕府把持、地方社会由武装地主主导的局面。元朝的统治使得地方上的武装豪族进一步与高丽王权分离，而蒙古治下的总体和平又催生了乡间士大夫阶层。十四世纪后期，部分地方豪族与士大夫出于重构中央政权、统一进行土地利益再分配的共同目的而结成政治同盟。以元朝统治崩溃、高丽王权恢复自主却又缺乏牢固政治基础为契机，凭借抵抗红巾军和倭寇之功上位的李成桂获得了高丽的军事实权和士大夫的拥戴。他于1388年发动兵变“威化岛回军”，夺取高丽政权，并于1392年正式称王、立宗庙社稷（李成桂即朝鲜太祖），此为朝鲜王朝的历史开端。

朝鲜王朝的立国过程决定其军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需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剥夺地方豪族的武装。李成桂出身咸镜道的武臣家庭，但其本人的武力资本主要依靠在高丽的官僚体系内指挥各地兵马积累而成，并不单纯依靠东北家乡的豪族武装。故而李成桂既要把整顿军队、统一军制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核心工作，又不敢过于得罪各地豪强。最终形成的折中方案是合并李氏私兵“义兴亲军卫”、高丽遗留的中央军事机构“三军总制府”和其他地方军队，设置义兴三军府统一管辖。高丽原有的中枢院和六曹之兵曹仍主管军务。从架构上看，又恢复到高丽前中期学习唐宋制度分割军务处理（军令）和军队管理（军政）的模式。但实际上，义兴三军府仅仅整合了豪族社会遗留的部分军队，大批私兵仍在大地主手中，尤以宗室和勋贵为甚。

随着李氏朝鲜的王位继承问题演变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私兵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重要工具，由此酿成了两次“王子之乱”。洪武三十一年（1398），靖安君李芳远发动己方宗室与贵族私兵，攻杀义兴三军府高级官员，除掉了神德王后所生之二子与重臣郑道传，逼迫太祖内禅于定宗；建文二年（1400），李芳远和李芳干私兵火并，最终使李芳远获得王位继承权，是为朝鲜太宗。太宗多次使用私兵达成政治目的，将原本局限于王京朝堂的政争推向了战争。建文四年（1402）年末，太祖逃回老家咸兴组织军队，获得东北地区神德王后一党豪族和官员的响应，太宗派去的“问安使”被太祖亲自引弓射杀，造成了“咸兴差使”事件，引发了父子之间的内战。原本依靠私兵夺得政权的太宗李芳远反而点起了中央禁军和南方各地官军，而本应是中央军最高统领的太祖李成桂此时却要依靠身边豪族的私兵了。这场以响应太祖的安边府使冠名的“赵思义之乱”在太宗亲征之下被迅速平定，太宗借此一举清洗了立国功臣集团的大量私兵军主。

（朝鲜太祖李成桂像。一手创建朝鲜王朝军事制度和军队的他，在晚年被自己的儿子带领自己创立的部队所讨伐。）

凭借私兵起家的太宗自然深知私人武装对君权的威胁，故而早在即位之初就勒令解散所有私属兵士、一切武装力量归属义兴三军府统辖。平定赵思义之乱后，在兵曹之下设置“三军都总制府”管理军政，另设“三军镇抚所”（后改称“义兴府”）掌军机军令。李朝终于在制度和实践上取缔了私兵，并且分割了军事权力，加强了文官在军事决策和军队管理上的话语权。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和地方行政区划改革的深化，失去了武力依仗的大庄园豪族最终走向没落。

而土地与行政改革的深入，加之永乐时期明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强化，秩序恢复稳定、外部缺少强敌的社会环境使太宗得以进一步完善整个军事制度的建构。在建文二年实行“私兵革罢”时，就在制度层面上确立了府兵制度，即十六岁到六十岁的良人男丁每年定时服兵役，加入中央的“正兵”（每年服役两月）或本地的“留防军”（每年服役三个月），加入水军者则需要每年服役两次，每次一个月。良人既是农民又是兵士，上役时需自备基本武具（棍、刀、弓箭等）、衣物与粮食，服兵役期间的武具等费用需要军人自行负担。朝鲜府兵制将正在服役者定为“户首”，将其帮助者定为“保人”或“奉足”，以一名户首与几名保人/奉足组成一个军户，户首服役期间需要保人/奉足每月缴纳棉布一匹助其军资。除去两班官僚贵族中有免役特权者及其私奴婢、僧侣和屠夫外，所有良人原则上都要服兵役；两班中除去免服兵役者，需服役者也从事较为轻松体面的军职；服役者阶层和职业身份的不同，其服役的兵种也不同，如衣冠子弟多为骑兵，猎户多为弓手。太宗、世宗两朝推行的“号牌法”，加强了朝鲜王朝对人口的直接控制，为军队征发兵源提供了直接依据。

良人出身之军人，可参加包含箭术、骑术、枪术、儒学、军事经典知识等科目的武举和仅考察武艺精通的考课，武艺精通考试合格者称为甲士、别侍卫或内禁卫，可以充任中央王宫守卫、都城禁军，或任留防军的军官。当时各地乡间有大量从豪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低级武人“闲良”，他们从豪族地主的武装转化为国家军队的骨干，李朝赐予他们军田以使之能负担武事，武举等考课也成为闲良武人的上升渠道，日后正是他们为赴国难组织义军。而对于王京的衣冠子弟，则将其纳入禁军系统的鹰扬卫或别侍卫，阻止其向勋贵私兵转化。此外，良人中从事贱职者（如屠夫）、官府公奴婢也需要服兵役，他们充入所谓“杂色军”，主要任务是担任辅兵，但实际上多从事各种繁重的手工业劳动和在各官衙当杂役奴仆，杂色军役成为官府集中无偿劳动力的工具，在此后实际转化为劳役。良人所服役的正规军，也有如同杂色军一般劳役化的趋势。太宗时期对两班庶孽（非正妻生子）进行排挤和钳制，规定其必须在司宰监水军服役后才能步入正常仕途，随着日后“庶孽禁锢法”的完善，客观上促生了李朝前中期的两班武吏集团。

（1991年，韩国根据朝鲜王朝守门将服饰而复原成立的传统仪仗队。图为2018年韩国、朝鲜领导人检阅传统仪仗队。）

永乐元年（1403），太宗撤罢高丽时期沿置的都护府体系；永乐十一年（1413）正式划分八道。与行政区划调整相对应的，是“镇管体系”的建立。各道设管辖陆军的兵营和管辖水军的水营，分别防备女真、日本的咸吉道（咸镜道）、庆尚道各有四个兵营和两个水营，全罗道也设两个水营。每道各配兵马节度使（兵使）一至三名、水军节度使（水使）一至三名，兵使和水使各自独立指挥其辖区的军队，各道兵使、水使麾下军队即各道之兵营、水营。兵使所在地称主镇，各道治所之兵使由本道观察使（各道行政主官，又称方伯、监司）兼任；主镇下辖数个巨镇，巨镇下辖数镇，各镇即一郡或一县。巨镇主将由所在地守令以武官衔兼任（守令为地方长官的统称，包括府之府尹或府使、郡之郡守、县之县令或县监），镇主将由本郡县守令以武官衔兼任。镇管制下，诸镇军队由诸镇将领指挥，巨镇将领可统一指挥辖下诸镇之兵，主镇将领可统一指挥下辖诸巨镇之兵。水军与陆军相似，道治所之水使由本道观察使兼任；水使下辖重要浦镇，对标陆军之巨镇，由水军佥节度使指挥；重要浦镇下辖各浦，浦对标陆军之镇，各浦设水军万户。

镇管体系下的地方军队即“留防军”或“镇守军”，又可根据职能分为营镇军、守城军、船军，还有附属于镇管军事设施的国屯田等后勤机构。军事情报的传递则依赖官府的驿站网络，紧急军情还会使用烽火。李朝水、陆军皆实行“将卒不定”原则，将领无固定所属的部队，士卒无唯一固定的主官；这意味着镇管制只是有军事行动时生效的指挥体系，指挥者主要是加武官衔的文官，平时的管理与训练由其他基层武官负责。

（十五至十六世纪朝鲜王朝行政区划图。特别标明了“四郡六镇”的范围。）

天顺元年（1457），通过政变夺权上台的世祖李瑈重新整编军队，设立中、东、西、南、北五卫（又称义兴、龙骧、虎贲、忠佐、忠武五卫），将各地军队编入五卫，其后又设五卫都总管府统领五卫之兵。五卫各自对相应地区实行军事管辖。每卫五部，每部四统，统以下设旅、队、伍。五卫军事力量的骨干是如甲士等通过军事技术考试选拔的军人，但实际操作中只是加强了中央军，地方的镇管体系并未被取代。除此之外，太宗时期制定的军事制度，一直到壬辰战争时期都没有总体上的改变。

二、北进南征：进入冷热兵器混用时代的朝鲜军队

朝鲜太祖李成桂能以抵御女真和打击倭寇两大战功跻身高丽末年的权力核心，可见朝鲜王朝立国以来的两大国防问题就是北方沿边的女真袭扰和南部沿海的倭寇抄掠。女真与倭寇两患具有相似性，即都是缺乏统一组织的高频次侵扰，必须维持常态化的防备与反击态势。李朝建立之初，太祖总体上采取防御为主、囤积备战的方针，在北边尤其是龙兴之地咸吉地区忍让退步，在南部针对倭寇积极扩充水军。待到太宗时期，行政、财政和军事制度改革取得成效，国力增强，在北方采取开拓政策，在对马岛方向则剿抚并用。这一时期朝鲜军队的强化得益于火药武器的列装，在水军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韩国博物馆展出的“火车”，以及配置在车上的中小型“神机箭”。朝鲜神机箭的特点是箭支仍然带有翎。）

高丽末期的大臣崔茂宣从中国商人处获得火药配方，解决了提取硝的技术症结，使得朝鲜半岛具备了自主制造火器的能力。1377年，高丽设立“火㷁都监”，以崔茂宣为判事，大量制造中小型的前装火炮，并且在1380年的镇浦海战中成功应用。李朝建立后，在王京、各道治邑、重要军镇设立军器监等机构生产武器，火器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设计和生产明显向水军战船倾斜。随着北方“六镇”体系的完备和对女真出击次数的增加，火器在陆战上的作用也愈发重要。永乐七年（1409），朝鲜在中国“一窝蜂”的基础上制造了“火车”，在车上安放铁筒，筒内装设数十枚铁翎箭，点燃火药即可发射，这一武器在世宗时期改进为多种型号的“神机箭”。在世宗李祹于正统十一年（1446）颁布“训民正音”两年后，官府刊行了用训民正音写成的火器制造与使用教材《铳筒胜录》。景泰元年（1450）世宗下令各郡县制造“焰硝”（即火药），并在汉城等地设置二十五所焰硝都会所，将各地的火药集中到王京后配发给部队。世宗时期，朝鲜火炮的铁材强度得到显著提高，射程从太宗年间的不过二百步提高到八百至一千步。

建文元年（1399，朝鲜定宗），初步掌握政权的李芳远就下令各道恢复和整顿骑军、船军，大规模制造战船。永乐十一年（1413）设计建造了早期的龟船；永乐二十一年（1423，朝鲜世宗）设计建造了灵巧轻便的“鼻居刀船”；太宗、世宗两朝，又大规模改造兵船和漕运船，架设舰炮。这些战船基本都是针对日本倭寇的船只而进行设计、建造或改装的。太宗朝初期，水军编制达到兵员四万八千五百八十八人、兵船六百一十三艘。然而此时水军分布各地，以巡逻和自卫反击为主，并无针对倭寇的大规模出击活动。太宗试图通过巩固海防压缩倭寇在朝鲜的获利空间，进而与日本对马岛、九州地区和西中国地区的领主建立稳固的贸易关系。但日本地方领主与浪人组成的倭寇集团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主从关系，对日本领主的怀柔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倭寇之祸。永乐十七年（1419），即太宗传位给世宗李祹的次年，来自对马岛的倭寇借助朱印船队的掩护大规模劫掠平安、忠清两道，已经退居为“太上王”的太宗立即决策出兵对马，以三军都体察使李从茂为主将，集结士兵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五名、大小兵船二百二十七艘，前后对尾崎浦、仁位郡发动突击，战斗与搜杀持续十日有余，但朝鲜军队未能占领对马岛、摧毁宗氏政权。直至太宗去世，世宗与对马岛达成和解，此后又订立“癸亥条约”。朝鲜得以在对日贸易中获取武器装备上急需的黄铜和硫磺。此后倭寇侵扰虽然减轻，但仍未断绝，甚至有正德五年（1510）日本侨民响应倭寇的“三浦之乱”，中宗李怿为此设立备边司，朝鲜各道水军直至壬辰战争爆发，都再未承担过大规模出击任务。

（朝鲜水军的主力战舰，板屋船。）

相比于南方海上的多劳少功，北方山区的开拓则显得卓有成效。太祖时期由于国家需要集中精力进行政权建设，且与明朝战和反复，对女真较为容忍，乃至于一度退保镜城。这一时期居住在图们江流域之今庆源、稳城、钟城地区和北珲春地区的女真部族（以兀狄哈部为主）最为强盛。这些女真部族通常同时向明和朝鲜朝贡，叛服无常，频繁以上贡为名向朝鲜官府索要钱财，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咸吉道造成严重的财政和治安负担。自建文四年（1402，朝鲜太宗）在慈江道设理州始，朝鲜王朝开始大规模实行拓北政策。永乐八年（1410），为防止明朝册立的猛哥帖木儿（建州卫分卫）、把尔逊（兀良哈毛怜卫）将其属地属民彻底纳入明朝羁縻，朝鲜军队对毛怜兀良哈展开了大规模进攻，把尔逊被杀，史称“庚寅事变”。宣德七年至八年（1432-33，朝鲜世宗），平安道都节度使崔润德击破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亦是朝鲜军队首次大规模在陆战进攻中应用火炮；同一时期，金宗瑞出任咸镜道观察使，数次击退兀狄哈的侵袭，并陆续设置“四郡六镇”，巩固了朝鲜在图们江（豆满江）的边境。正统二年（1437），平安道节度使李蒇捣巢建州兀剌山城，在鸭绿、图们两江之间拓地。世宗在北境花费十余年修筑“行城（长城）”，将精兵配属于行城各堡。成化三年（1467，朝鲜世祖）席卷整个咸吉道的叛乱，出身边军的叛军和官军都多次使用火铳手和弓箭手组成数层线阵（“彭排队”）进行战斗，最终李朝政府对北方的咸吉、平安两道实行赋税优惠政策，免除咸吉道的多种苛捐杂税和贡物，进而使得更多流民前往北边拓荒。

经过李朝大规模拓北开边，十五世纪中叶，朝鲜国家的北部边境已然成形，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世宗朝主持设置东北四郡六镇的名臣金宗瑞曾作诗云：

朔风掠枝头，明月寒雪地。边陲遥万里，昂首持剑立。

口哨伴呼唤，远飘无阻抑。豆满江洗马，白头山插旗。

可笑腐儒辈，贪安无出息。你我皆男子，凌烟谁留迹。

这位日后得以配飨朝鲜世宗庙的儒将展望未来，朝鲜王国似乎将迎来一个充满开拓机遇与荣耀武功的新时代。然而接下来两百年，朝鲜王朝将面临两次巨大的危机，金宗瑞所凭恃的军队并没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开疆于白山之间，反而是在和平与腐败的泥沼中一触即溃。

三、倭乱胡祸，朽剑作犁：在政治腐败中挣扎的朝鲜王朝军队

世祖李瑈之后，朝鲜王朝的政权运转体系已然定型，军事制度和军队在这种大环境下向敛财手段和劳工队伍转化。在推广太宗时期号牌法的基础上，朝鲜王朝又推行了征收贡物的“防纳制”、监控乡村人口的“五家作统制”和确保兵源的“保法制”。

防纳制使得大量无法负担额外贡赋的农民逃亡，其负担又转嫁到亲族或邻居头上。保法制则使列入军籍的人数大大增加，然而五家作统编制下的民户无法完全满足服役员额。李朝对此展开大规模的“查正军额”，即按照中央政府旧有簿册的兵额在全国范围内摊派军役。大量沦为奴婢的原良人，以及为官衙充当皂隶、罗将或为勋贵担任丘史的良人，其军籍在簿册上并未取消，导致其军役负担加在了其他良人身上。此外，军队时常因为大型劳动工程调动，士兵长期服劳役，服役时间大多超出制度规定的一个月或两个月。这一系列恶政导致越来越多的服役者选择用保人/奉足提供的财物雇人代役。到十六世纪初，代役市价发展到步兵役每两个月十七、八匹棉布，水兵役每两个月甚至超过二十匹棉布。李朝政府鉴于此，下令代役金直接由地方上调配服役人员的官衙收缴使用，以压低代役价格；然而主事官员则往往用公私奴婢、无地流民抵役以贪污，导致镇守军的素质大为降低。随着代役市场被官府管理取代，代役钱也转化为一种税费，许多适役的农民连花钱雇人代役也无法做到，只能选择破产逃亡，连带其保人/奉足也因无法支付助金或避免户首的军役转移到自己身上而同样选择逃亡。越来越多的流民落草为寇，维持社会秩序的镇守军愈发羸弱，使得地方社会的治安日趋恶化。

嘉靖十六年（1537，朝鲜中宗），为调节兵役负担、阻止两班官僚用奴婢顶替良人服役以牟利，李朝开始实行“军籍收布法”，规定凡是已经登记军籍而不服役者每年必须缴纳两匹棉布，即“军布”。缴纳军布者可以获得官府默许的免除兵役待遇。军布上交至中央，由兵曹用于另行募兵或弥补财政亏空。这一政策意在使府兵制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环境下尽可能地延长生命，以制造向雇佣兵制过渡的施政时间。但实际上，在军情紧急时军队仍按军籍任意动员，这意味着军布沦为单纯的新开赋税。这使得李朝直至十六世纪末都没能建立起一种稳固的新兵役制度，军队建设极度混乱。此时军队主力由两班子弟和良人组成，这些人也大多选择缴纳军布而非亲自服役上戍，军布又大多挪作他用而非用于募兵，使得李朝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严重衰退。嘉靖二年（1523，朝鲜中宗）登记有十八万余正兵、十二万余杂色军，共计三十余万军额，直至万历三年（1575，朝鲜宣祖）都无大的变化，背后是大量部队缺员缺编、正规军沦为杂色军。

（棉甲复原品。与火药一样，棉花的种植与纺织技术也在元代末年传入高丽，并迅速成为朝鲜半岛的主要纺织原料。棉布不仅是一般的衣物原料，更是制造铠甲等军用装备的重要材料，朝鲜王朝所征收的赋税中棉布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十五世纪末，世宗时期倾注国力压制的倭寇与女真之患复炽。世宗死后不久，女真诸部对六镇的侵扰逐渐频繁，军队素质不断下降的朝鲜转入守势，甚至弃地。早在景泰六年（1455，朝鲜端宗），刚开拓不久的闾延、茂昌、虞芮三郡就在建州女真的压力下被撤销；天顺三年（1459，朝鲜世祖）又撤废慈城郡。十六世纪中后期，女真借助朝贡对朝鲜进行讹诈、敲诈不成则劫掠又成为东北咸镜道的常态，特别是万历十一年（1583，朝鲜宣祖）的尼荡介之乱，六镇防线被突破，朝鲜边防的脆弱不堪在女真各部面前展露无遗。在南面，麾下水军惰化的李朝对于倭寇的靠山对马岛宗氏无可奈何，愈发严格的官方贸易限制被当作一种对日本人背信弃义的惩罚，但实际上倒逼更多日本浪人和商人通过劫掠和走私谋生。嘉靖二十七年（1548，朝鲜明宗）丁未条约订立后，朝鲜不得已将唯一的对日贸易口岸从荠浦（乃而浦）迁往防御更为完备的釜山浦。中宗李怿设立备边司统筹国防，意图整合南部各道的海防和平安、咸镜两道的边防，但备边司只是一个文武官吏联合办事的机构，两班官吏习惯于息事宁人，满足于修修补补的权宜之计，难以挽救糜烂的边政。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文禄元年，朝鲜宣祖）四月，丰臣秀吉派出九个陆军军团约十六万人、水军战船约七百艘入侵朝鲜，庆尚、全罗两道的镇守军一触即溃。日军在不到一个月内就迫近王京汉城，宣祖李昖“悉发中外精兵，尽出紫门军器”，组织京畿的五卫军试图和小西行长军团决战，结果大败于弹琴台。朝鲜君臣弃守王京北逃，至平壤才集结平安道镇守兵马二千，负责殿后、防御汉江渡口的都元帅金命元仅有八百余名士兵；日军攻克汉城后，朝鲜宣祖在平壤检阅金善余、金义元等将率领的援军，“只有随营牌及无用之军若干”。备边司上呈的报告写道：“朝廷养士二百年，曾无一个男子奋身投袂，每闻敌至，一向退缩。”五月底，日军攻破开城，宣祖又放弃平壤、逃往边境的义州。朝鲜八道之土，此时仅余平安北道一隅，而此时距离丰臣秀吉对西国诸大名下达动员令、正式进行战争准备只过去了一年半。

在开战次年正月明朝军队大举入援前，朝鲜在陆上获得的局部胜利大都依靠地方自发组织的义军或吸收义军重组的镇守军，典型如庆尚道的郭再祐、忠清道的郑仁弘等。地方义军往往由留守的地方官吏、乡间的两班士大夫和闲良武人组织，依靠宗族和乡党的力量在短时间内聚集基层武人、猎户和败军残兵，在游击袭扰中迟滞日军向南方各道深入的步伐。大寺庙有名望的僧侣也能通过寺产和建立在险要地势的佛寺组织僧兵，会同俗界义兵进行抵抗。由于义兵中的战斗骨干是闲良武人和猎户，皆擅长弓术，在与日军的缠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朝官方得出了“但倭贼弓矢则畏之，枪军防牌军则轻侮”的结论，也开始在尚未沦陷的北部边境招募精通射艺的士兵和猎人，多次破格奖赏和提拔在作战中以弓箭取得优异战绩的将士。万历二十年九月，义军收复了庆州；十月，取得第一次晋州之战的胜利。

（韩国电影《最终兵器：弓》剧照。弓箭在以狩猎作为重要产业部门的古代朝鲜是十分重要的装备，壬辰战争时期明朝、日本都对朝鲜神射手的射艺印象深刻。）

水面战场上，日军则未能快速取得主动权。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李舜臣在开战后的五月、六月相继取得玉浦、泗川、唐浦等海战的胜利，并于七月的闲山岛海战中击破日本水军主力，极大地威胁了日本的海路运输。十月，连战连捷的李舜臣试图依靠手中的两道水师收复釜山，结果在登陆作战中被釜山日军迎头痛击，损失惨重。但釜山浦之战也使日军损失了大量后备船只，日本陆军的胜利没能扭转闲山岛海战对海上补给线的毁灭性影响。

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在明朝支援下扭转颓势的朝鲜决定学习明朝南兵，重新整顿军队。设立“训练都监”。军队建制层面，废除了五卫制和地方镇管制，以有偿募兵为主，采用固定指挥官与部队的束伍法，将整军重心放在将卒不定的地方军队上，并且大量吸纳义军。在编制和训练上，一改以往在步兵中只区分一般步兵与弓手的标准，按照兵种职能划分部队，引入戚继光练兵法，编练“杀手”（使用刀剑枪矛的近战步兵）、“射手”（弓箭手）、“炮手”（火铳手），合称“三手兵”，着重训练步兵应用长枪、刀剑（特别是日本刀）、狼筅、鸟铳的战法。此外，水军也由升任统制使的李舜臣统一整编，以闲山岛为基地重组了三道水师。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训练都监练成新军近两万，使得“丁酉再乱”（“庆长之役”）中的朝鲜终于有了一定的抵抗能力，使第二次入侵被遏制在南方。

壬辰战争之后，朝鲜获得了一支经历过战争历练和熟悉新战法、新装备的部队，能够制造鸟铳；并且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朝鲜光海君）直接与日本江户幕府签订了“己酉条约”，消除了倭寇之患，并且能够在贸易中稳定获得大量硫磺、黑角、鸟铳、刀剑等军需物资。崇祯元年（1628，朝鲜仁祖），丹麦韦尔特弗雷等人在遭遇海运事故后漂流到朝鲜，化名朴渊，因其掌握的先进铸炮术得以进入训练都监帮助朝鲜军改进装备和训练方式；崇祯四年（1631），出使北京的大臣郑斗源带回了西式滑膛枪、火炮、千里镜等物。看似朝鲜王朝的国防力量得到了极大增强，并且解决了一个重大威胁。但另一个对朝鲜军队的严酷考验从北方而来。

（朝鲜《武艺图谱通志》之“倭剑谱”。在壬辰战争的军事改革中，来自明军南兵的经验认为提升肉搏能力的重要一环就是学习使用日本刀剑。）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底，明军分四路对以“七大恨”告天造反的后金国发动进攻，朝鲜以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为主将，率领一万三千“三手兵”加入从宽甸出发的明军东路。三月初三，东路军抵达距离赫图阿拉约七十里的富察之野，结果被从其他战场急行军返回的后金军分割进击，朝鲜军在明军主力被击败后也不敌敌骑冲击，朝鲜诸将相继战败投降。三手兵首次出国作战，而且还是面对老对手建州女真，就遭此大败，此次军事失利对朝鲜的政局和外交方针产生了巨大影响。天启七年（1627，后金天聪元年）春，后金二贝勒阿敏率军进入朝鲜，于铁山将明东江总兵毛文龙逐入海岛，又克平壤、逼近平山，朝鲜仁祖李倧遁入江华岛，被迫与后金订立互称兄弟的“江都之盟”。崇祯九年（1636，清崇德元年）年末，以朝鲜背约仍向明朝贡、行明年号为由，清太宗皇太极亲自率军十二万南侵。清军满洲、蒙古、汉军多路进击，马福塔、英俄尔岱率前锋三百化装突袭王京。而朝鲜都元帅不仅在开战之初漠视了边境发来的烽火，连边关向王京告急的启状也被清军游骑截获，导致朝鲜王廷在定州投降的当日才获知清军已经渡江袭来的消息。开战十日，清军已过开城，仁祖逃入南汉山城；次年正月初一，清军攻入王京汉城（汉阳）；正月三十，“丁丑下城”，朝鲜国王向清太宗行三拜九叩大礼，朝鲜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壬辰战争的胜利和宣祖时期的军事改革，并没有让朝鲜王朝的军事实力再度振兴，激烈的政治党争、长期积累的腐败和缺乏实战环境的战备状况，训练都监惨淡经营的新军最终成为了宿敌女真的战果之一。

（南汉山城守御将台，如今已是世界文化遗产。经过四十七天的守城战，朝鲜仁祖着青衣离开南汉山城，在三田渡向清太宗行臣子大礼，标志着朝鲜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四、属于棋盘的棋子：朝鲜王朝后半期的军政败坏与难以自主的军事近代化

壬辰战争与丙子胡乱之后，随着与清朝宗藩关系的稳固以及与江户幕府恢复平稳的外交关系，朝鲜王朝进入前所未有的和平环境。在事实上的安定局面和社会思潮中风行的“宁古塔败归说”等各类外祸将至的论调共同作用下，朝鲜王朝大量修筑堡垒、道路、其他工事和后勤设施，朝鲜陆、水军几乎变成了主营工程建设、兼职缉捕盗贼的官方劳役队伍。虽然在孝宗李淏时期曾以防备日本为名义扩军备战，意图北伐，但在孱弱的财政和清朝的威慑下流产。从肃宗李焞时期开始，王廷将京畿地区诸练兵衙门和守备部队整合为“五军营”，在实行募兵制的训练都监之外，又组建由服兵役之良人农民为主力的戍卫部队，训练都监和被整合的樬戎、守御（后改称龙虎）、禁卫、御营四厅的军队即所谓五军（或称五营）。此后直至朝鲜开启近代化进程，军制都无大的变化。

在一个长期无大型战事的农业国家里维持“三手兵”这样需要长期脱产训练的职业军队，除了开征新税别无他法。宣祖后期，李朝的赋税征收从贡税制转向土地税制（即所谓“大同法”），在制度设计上力求结束税目繁多、苛捐反复的局面，但实际上将财政中用于供养军队的“三手米”（田税的正税中三成用于供给训练都监）和起初用于雇人代役的军布制度化为两种不同的军事税收。随着李朝外戚势力的膨胀，国家治理陷入混乱，财政“三政”成为贪污的高发区。维持三手兵又使得军队显著臃肿，由外戚主政的王廷热衷于打着养兵旗号征收军布和其他杂税，并不关心整顿军队。肃宗初年（十七世纪末）军案登记应征收军布者不过三十万人，至十八世纪中叶达到五十万户，而当时除去孤寡户和各类免役者，实际缴纳军布之户不过十余万，平均每户需负担四至五份身役或军布。以至于发展为“黄口签丁”（将婴儿、孩童记入军案摊派军役）、“白骨征布”（保留死人的军籍以摊派军役），若有人逃役，则实行“族征”（对其亲族征军布）或“邻征”（对其邻居征军布）。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前半期，军布取代贡物成为朝鲜农民最主要的支出，亦即普通百姓破产的主因。五军吸纳的兵员素质也随之不断降低。

（朝鲜英祖李昑像。英祖李昑是朝鲜王朝最长寿的君主，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乾隆十五年（1750），英祖李昑着手整顿军布征收，实行“均役法”。改革之后，在不减少军额的前提下，军布从每年两匹减为一匹，由此造成的缺口则以“结作”（按特定比率从每道收成中课税）、各衙门和官厅宫房的收入、向上层良人开设“选武军官布”来弥补。均役法实行后，五十万军额减收五十万匹棉布（折合一百万两银），其中五十万两的缺口是由各营、各镇节约经费填补的。对于拥有免役特权的上层良人设置的“选武军官布”，则是王廷向这些上层良人授予“选武军官”的荣誉头衔，而获取这一头衔则需每年交纳定量布匹。均役法实行之初，在经济层面实现了赋税均化、减轻民间负担的目标，但此后地主的结作又转移到农民身上，选武军官则演变为公开的卖官鬻爵，导致五军营的军官队伍中充斥大量不通武艺兵法的膏粱子弟。朝鲜军队在均役法的影响下，军官和士兵的素质反而下滑了。在十八、十九世纪两班权势瓦解、中人阶层崛起的社会浪潮中，军人并没有像富农、商人和其他市民技术阶层一样走上时代变革的中心舞台，反而沦为各方政治势力斗争的棋子乃至棋盘。十九世纪民变频发，朝鲜五军又落入治安战的困局之中。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随着朝鲜的宗主国清朝被打开国门，欧美诸国的“异样船”也频繁地在朝鲜海域活动，尤以英、法、俄三国船只为多。而清朝在不平等条约中开放教禁，也掀起了朝鲜的基督教传播潮。同治二年年末（1864），高宗李㷩继位，其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掌控朝政。起初，大院君对于天主教持包容态度，并将法国视为其进行集权强军政策和应对俄国的有力外援；但由于对法谈判的不顺利和宗主清朝因太平天国运动而对基督教持强硬态度，大院君转向锁国排外的“攘夷”政策。此时的朝鲜面对天主教的迅猛传播、洋船多次袭扰和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将不与西方贸易看作一种必要手段，以防止中国社会混乱的灾难在朝鲜重演。

同治五年（1866）镇压天主教徒的“丙寅邪狱”引发了“丙寅洋扰”。八月，朝鲜岸防部队起初在江华岛击退了前来报复的法国舰队，法国驻华公使和亚洲舰队司令对清朝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并威胁对朝鲜进行政权更迭，而接到清朝通报的大院君号令各地官厅加强防备，集结兵马备战，并以肃清内奸的名义加紧镇压天主教徒。法军军舰在传教士李福明向导下抵近侦察时，又发生了美国船来扰的“舍门将军号事件”，“洋警”使得王京汉城大量人员出逃避难，但大院君坚决的抵抗备战政策和法国人的血腥威胁激起了朝鲜各地基层的反侵略浪潮。九月，法军攻占江华岛，试图通过阻断漕运以逼迫朝鲜屈服，然大院君仍继续“斥和”，并在汉江沿岸整修工事、用木筏阻断汉江江面。随着此后两次扩大占领区的行动都被朝鲜挫败，法军在入冬之时撤军。虽然陪都江华被洗劫，但是朝鲜没有被迫与法国缔结条约。同治十年（1871）的“辛未洋扰”，大院君同样秉持斥和、反击方针，在对峙中迫使美国入侵舰队撤军。

（表现“丙寅教难”的图画。虽说如今的韩国已经是重要的基督教国家，但在当时面临欧美国家的“异样船”时，基督徒毫无疑问被视作外国人的间谍。）

两次“洋扰”让大院君的威望达到高峰，一时舆论认为其攘夷锁国之策为保全朝鲜江山的正确选择，加之财政上改革还谷制度、设立社仓、实行户布制，朝鲜进行了新一轮的备战建设。大院君从议政府手中划出了三军府，大规模改善武臣和军人待遇，并大规模增设沿江、沿海要塞与炮台。士人黄玹记载道：“遂大起土木, 京中百司廨宇一新, 官吏承望风旨, 竞相营葺, 穷乡遐陬城郭、亭、台, 焕然照耀, 又年年点检武备, 极其犀利。”然而同治十二年（1873）高宗与外戚闵氏及其他世家势力以国王亲政为名逼宫，掌握了政权，开化通商论主导了朝鲜政坛。三年后的“云阳号事件”与日朝《江华条约》的签订，使朝鲜政府转向了学习西方军制、采用西式军械的强军之路。

丙寅洋扰时，部分朝鲜将领就认识到了法军的装备精良，此后依据《海国图志》试制了一些新火炮和战船，舰船表现不如人意，但用于岸防的新火炮发挥了不错的效益。《江华条约》签订后，朝鲜在与日本、中国的频繁通使中见识到了近代化军队的风貌。高宗和闵妃的执政和开化派的崛起，导致了一系列激进改革政策的出台。高宗本人十分热衷于军事改革，并且得到了日本的积极响应。光绪七年（1881），朝鲜向日本派出“朝士视察团”，使者赞叹日本“海陆军技艺之专精，器械之利捷，足可谓兵强也”，回国后促成了朝鲜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派遣留学生。同年，将旧军五营缩编为武卫、壮御两营；从旧军挑选精锐80人，延请日本陆军工兵少尉堀本礼造为军事教习，成立西式新军“别技军”。次年，别技军扩充到四百余人，拥有统一军服和枪炮装备，并在掌握日语口令后训练效果大幅提高，时人金衡圭在日记中记载：

初头则班家子三十余人，逐队相回，倭人两汉前导指挥，其服色皆着小战笠，服快子衣，此所谓初学法也。其后则常汉兵队近百人，皆以单衣佩刀荷铳，朝鲜人先习者，为之指挥，教以用铳之法而取其速，一齐应指挥者，一队如两班人逐队相回，不知其用于何处也。

别技军还负担起国王的护卫与仪仗，高宗对这支部伍整齐的新军十分满意，进而推出了快速全面裁汰旧军的改革方案。激进的改革和难以追上的配套措施，却让别技军迅速夭折。当时，新旧军待遇悬殊，别技军待遇十分优渥，而旧军两营不仅被裁汰过半，而且一年多都没有领到饷银，军粮也大量掺杂糠麸土砂，旧军对高层和新军的愤怒迅速积涨；王室和闵氏家族的贪污腐败、挥霍浪费终结了大院君时期的一系列内政改革，而别技军由闵氏把持、同于私军；使用日式操典、喊着日语口令的别技军又极大地刺激了朝鲜尤其是汉城百姓的仇洋排外心理，舆论常将抵御外患、勤于内政的大院君与屈从日本、奢侈淫乐的高宗夫妇相对比，乃至有呼别技军为“倭别技“者。光绪八年（1882）夏，高度激化的矛盾终于爆发，领到掺杂大量碎石子、米糠的军粮后，旧军与库吏发生冲突，官府逮捕并斩首了闹事士兵，导致了旧军哗变，大量市民也加入兵变，是为“壬午军乱”。叛军先是请出了大院君，进而逼宫迫使高宗委托大院君主政，闵妃及其党羽出逃；又围攻别技军驻地和日本公使馆，杀死留守的别技军士兵、日本公使馆人员、日本教习和兵曹的一些开化派官员，砸烂别技军的洋枪，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回长崎。

（别技军接受训练时的照片。虽然使用新式枪炮，但军服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朝鲜传统风格。）

壬午军乱引来了清朝和日本的关注，为强化对朝鲜的控制，清朝以淮军将领吴长庆为朝鲜事务大臣、袁世凯为帮办大臣，火速出兵弹压兵变。此后花房义质也带领日军返回汉城。局面为清朝主导，清军将领设计抓捕了大院君，并在之后将其带到天津审判，又迁往保定软禁；叛军营地被清军攻下，兵变头目和部分大院君党羽被清军就地正法。闵妃重新掌权后，朝鲜在清朝的监护下进行近代化改革，设立统理交涉通商衙门（外衙门）和统理军国事务衙门（内衙门）。军事上，编练新军营，驻朝清军设立督练公所，由袁世凯指导，从清军中挑选教官，李鸿章也从天津制造局调拨大批军械物资用于编练朝鲜新军。清朝指导下编练的朝鲜新军共有左营、右营、沁营1500人，枪械由清朝北洋供应，操典也如同淮军一样学习德国。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两国约定从朝鲜撤军，并由第三国教官指导朝鲜新军。朝鲜延请美国教官，并将“新建亲军”扩充到前、后、左、右四营，另外组建了海防营，其后又将亲军四营和海防营改编为统卫、壮卫和总御三营。这一时期，旧有的兵役制度仍然存在。

清朝在甲午战争的战败，不仅使传统的宗藩关系彻底走向终结，也拉开了朝鲜“甲午更张”的序幕。战争仍未结束时，日军就已经扶持大院君执政，由亲日派组阁。内阁七部之中，由军部统辖军务，并剥夺了地方的军事权。1894年12月30日，朝鲜政府颁布《陆军将官职制》；次年以日本人楠濑幸彦为教官，编练新式军队，即“训练队”。但高宗和闵妃十分不满日本人在战时扶持大院君的行为，不仅拒绝训练队守卫王宫，转而亲近俄国。1895年7月，高宗将原来由美国教官训练的部队改组为侍卫队，由此形成了两支新军对峙的局面。侍卫队如训练队初期一样，也下辖两个步兵大队，但因其不隶属于内阁军事改革体制，在兵员补充、日常训练和武器供应上都没有制度保障。10月7日，闵妃下令解散训练队，日本公使三浦梧楼则借用这一契机纠集日本浪人和训练队官兵，挟持大院君攻入王宫，杀死了闵妃，是为“乙未事变”。亲日派金弘集重新组阁，重建了军制，在王京设立亲卫队，地方各道（新十三道）设立镇卫队。

乙未事变再次激起了朝鲜全国上下的反日情绪，各地兴起义兵攻击日本驻军、侨民、行商，刺杀亲日官僚。建阳元年（1896）11月2日发生“俄馆播迁”，高宗和世子李坧逃入俄国使馆寻求庇护，并宣布解散亲日内阁、逮捕亲日派大臣，汉城百姓和军警上街游行欢呼，庆祝国王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金弘集等在被押送警务厅的路上被打死。亲卫队和镇卫队的日本顾问被遣散，代之以俄国顾问和教官，刚刚开启的新军训练也改用俄式武器与操典。俄国还协助朝鲜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建阳二年（1897）2月，高宗回銮庆运宫，于3月底用俄国训练的千余名士兵重建侍卫队，守卫王宫。

（报道乙未事变的西方报纸头条。高宗和闵妃起初依靠日本人来反对大院君，在此后又依靠清朝对抗被日本扶植的大院君。闵妃被杀后，高宗对日本极度厌恶，但每一次抵抗都只能换来更加屈辱的卖国条约。）

光武元年（1897）10月12日，李㷩祭天称帝，定国号为“大韩帝国”，改元、大赦。朝鲜军队也变为“大韩帝国军”。“光武改革”也随之开展，在俄国指导和培训下，中央的侍卫队、亲卫队各有1000兵力、各设五个大队（包括一个炮兵队），另有新组建的“侍从院扈卫军”。光武二年（1898）3月，俄国在韩国民间的反俄风潮下撤离顾问，韩国正式进行独立自主的近代化改革。高宗在政治斗争中多次被胁迫，就是缺乏忠诚于自己的军队，因而“依各国大元帅例，朕亲统陆海军，皇太子为元帅，一体统率”，于宫中设立“元帅府”掌国防、用兵及军事的各项命令，并指挥监督军部与京外各队。光武二年（1898）7月，高宗下令陆军增设10个大队的兵力，并预备设立海军。中央的亲卫队和侍卫队兵力保持在5000—6000人；地方上先设平壤、全州两个镇卫大队以及14个地方大队，光武四年（1900）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又在北部的义州、江界、北青和镜城4处增设镇卫大队，同年7月将所有镇卫大队、地方大队合并为5个镇卫联队，设于江华、水原、大邱、平壤、北青五处地方（后增济州），总数约20000人。大韩帝国军整体向德国陆军看齐，军中开设了德语学校。

从王国升格为帝国，进行了自主的近代化改革，朝鲜军队的战斗力却未见有脱胎换骨。日俄战争期间，韩国“北垦岛观察使”。李范允借着两大国在中国东北交战，率部入侵延边地区，结果不到五日便被“严守中立”的清军击败。日本战胜后，伊藤博文于光武八年（1904，日本明治三十七年）11月率领军队进驻汉城，并胁迫韩国内阁签订《乙巳条约》，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外交权被剥夺，帝国军队也成为镇压本国义兵的殖民地卫队。光武十一年（1907）7月20日，高宗被日本胁迫退位，纯宗李坧继位，侍卫队部分官兵参与了反对高宗退位的游行示威；24日，《丁未七条约》签订，规定解散大韩帝国军；8月1日，正式宣告解散军队的诏令，侍卫队和江原道等地镇卫队掀起暴动，与日军展开巷战。此后，大量帝国军士兵加入乡间的义兵队伍，积极从事复国事业。大韩帝国军本身，却成为了并不出彩的李朝军事史一个悲壮的句号。为李朝殉国的士人黄玹，曾留下遗诗，颇能照应李朝军队的末路：

乱离滚到白头年, 几合捐生却未然, 今日真成无可奈, 辉辉风烛照苍天。

妖氛掩翳帝星移, 九阙沉沉昼漏迟, 诏勅从今无复有, 琳浪一纸泪千丝。

鸟兽哀鸣海岳嚬, 槿花世界已沈沦, 秋灯掩卷怀千古, 难作人间识字人。

曾无支厦半椽功, 只是成仁不是忠, 止竟仅能追尹谷, 当时愧不蹑陈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