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与满洲: 铁骑狂飙下的欧亚
编者按
旅美华裔学者许倬云新著《经纬华夏》将西周后中国视为多重结构的共同体，其“内”“外”之别不再是单纯的“夏”“夷”二分，而是“网内”“网外”多层次的主体。书中指出“游牧与农耕并存的形态，成为东亚农耕国家与游牧群体之间对立而并存的常态”，而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联动下）在欧亚大陆的移动“建构了中东和西欧的历史”。其论述误将满族归入“游牧”，忽略了游牧之外渔猎等内亚经济、文化类型，并隐含“东方情愫”，却不失为一种跨越中国内外多重主体网络结构历史叙事的尝试。相对一般现代意义上的“国别史”，堪称是对“现代性装置”的重整与超越。其叙事虽不乏钱穆式的历史“温情”，却有远超钱氏的宽阔、深邃的全球视野与关怀。这无形中解构了《国史大纲》式的历史叙事，成为一次“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试探，也与内亚研究及“新清史”实现了某种沟通和对话。许倬云开篇发问：“人类该如何避免互相伤害，而走向互利共存？”——避免割裂孤立、顾盼自雄地各述国史，以文化自觉之姿置身多重主体的复线历史流转中体认历史，亦不失为一种温情，这或许正是书中隐藏的答案。
原文刊于《经纬华夏》（许倬云，南海出版社，2023），第一~四节选自第十二章，第五节选自第七章，行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拟定。
一
成吉思汗崛起于东方，如暴风席卷亚欧，建立蒙古大帝国。这一帝国有其特殊结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多次西征，建立了不少的汗国，原本应该遵照草原传统，尊奉一位共主，但等到留驻汉地的忽必烈汗被选为共主的时候，汉地以西的许多汗国都已经在当地本土化。这就出现了奇怪的现象：蒙古狂飙征服的疆土如此广袤，却并未真正形成蒙古大帝国。那些分裂的汗国甚至是彼此对立的。当然，忽必烈汗领有的汉地内部也有相当程度的多元性。例如契丹人留下的“投下”州县，以及汉人地方豪强诸如“河朔九公”等，凡此存在都呈现出元代的多样性。
成吉思汗（ᠴᠢᠩᠭᠢᠰ ᠬᠠᠭᠠᠨ，Činggis qaγan，1162~1227），名铁木真（ᠲᠡᠮᠦᠵᠢᠨ，Temüǰin），大蒙古国首任大汗，元朝建立后被追尊为太祖。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中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帝王、政治家、军事家。他统一蒙古各部，奠定其后世进行“西征”的政策基础，开创的蒙古帝国称霸欧亚，为欧洲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征战欧亚国度以屠城劫掠闻名，被许多人视为种族灭绝的统治者。
由于苏联施压，《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纪念》邮票停止发行流通，1989年在档案馆中尘封近30年后，加盖重新发行。
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服行为中，匈奴、鲜卑、契丹和蒙古一样，都是从北方草原的东方，尤其在东北角上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带壮大，然后向西、南方发展出各自建立的征服王朝。除匈奴的西征造成西方人心目中恐惧的所谓“黄祸”以外，一般言之，这些起自东方的游牧民族，向西的活动都停顿在阴山之下，其扩张的目标，仅限于汉地。鲜卑实际上未曾大规模向西开展。党项和契丹的扩张最远能到甘肃、宁夏之间那块草地，只是他们建立的西夏和短暂的西辽，都并没有进一步往西延伸的机会。这三个族群在汉地的单元，终于都同化为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甚至于很快就忘记了其自身的语言和族群背景。
▲Attila the Hun
John Man, London: Bantam, 2006
对欧洲人而言，“黄祸”（Yellow Peril）一词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西迁至欧洲的匈人（Hun）。阿提拉（Attila，又常称Attila the Hun，约406~453）缔造了匈人帝国。作为匈人领袖，是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最主要的敌手，两次率众横渡多瑙河，掠夺巴尔干半岛。匈人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古代中国文献中记载的匈奴，对此学界尚无一致看法。杉山正明认为匈奴是多民族与多人种混合结盟形成的国家而非民族或人种的称呼，匈人继承了该国家名称。
相比之下，蒙古的征服有其特点。当时整个蒙古的武力，分成二十四个万户府。蒙古人进入汉地，成吉思汗留了六个万户府在此，很快就建立了一个由木华黎以太师、国王的名义经略的政权，辅助幼子拖雷镇守；其主要力量还在草原，他与子孙率军远征，每一代都由一个王子作为主帅，率领部众一拨拨向西进发，进入中亚以后继续向南、向西扩张。
▲蒙古西征路线图
铁木真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后屡次扩张，经窝阔台汗、贵由汗，至蒙哥汗（ᠮᠥᠩᠬᠡ，Möngke，1209~59，成吉思汗之孙，拖雷长子、窝阔台养子）四朝，共三次西征，侵吞40余国。蒙哥去世前已占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西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的广大地域。
首次西征（1219~21/23）由成吉思汗发动并任主帅，灭西辽、花剌子模、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越过高加索山击破钦察人各部；二次西征（1236~42）于窝阔台汗在位时，拔都（ᠪᠠᠲᠣ，Batu，1208~55，成吉思汗之孙，术赤次子）为主帅，征服了伏尔加保加利亚（卡马突厥国）、基辅罗斯，击溃波兰王国，使匈牙利王国、保加利亚第二帝国等国大败；三次西征（1256~60）于蒙哥汗在位时，旭烈兀（ᠬᠦᠯᠡᠭᠦ，Hülegü，1218~65，成吉思汗之孙，托雷第六子）为主帅，灭木剌夷（暗杀组织）、两河流域阿拔斯王朝，重创叙利亚阿尤布王朝。
这一拨一拨的扫荡，诚如本书前述的狂飙。近一个世纪的过程中，蒙古远征军自北而南，从乌拉尔山、高加索地区、里海直到印度河畔，横扫了整个西亚和部分欧洲，占领亚欧相交处黑海周围，也就是东正教的地盘后，在臣服之地先后建立了四大汗国。那里居住的人口，一部分是白人的斯拉夫民族，一部分是突厥族群的各分支，例如哈萨克、吉尔吉斯等。他们的贵族阶层当然有蒙古战士的后裔。
▲印度河战役
札兰丁渡过印度河，逃离成吉思汗及其军队。
1220年春蒙古攻占花剌子模，逃亡途中扎兰丁·明布尔努（جلال الدين منكبرتي，Jalal al-Din Minghurnu，？~1231）即位承袭沙阿称号（却自称苏丹），于次年结集10万军队反击。由于部将不和军队分裂，退至印度河畔被围。1221年11月24日，两军对战，札兰丁战败跃马驶入印度河，为表对其勇敢的尊重，成吉思汗禁止弓箭手射击，其家人和几乎所有军队却被蒙古人屠杀。是为蒙古人征服花剌子模帝国最后一战。
理论上，成吉思汗建立了世界历史上幅员最广的帝国之一。实质上，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但知征伐不知管理。日久之后，汗国本身的蒙古战斗部队因其胜利者身份占有权力地位、声色犬马，终于腐化。如钦察汗国，在蒙古体系内被称为“金帐汗国”，后来居然已懈于管理自己的疆土，甚至不知如何收税。终于，替金帐汗国收税的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取而代之。除萨满巫觋信仰以外，蒙古人未曾带来其他文化基础，所以，这一庞大的金帐汗国终于屈服于东正教的扩张。至今，黑海北面克里米亚一带还有“阿速卫”的名称和族群，可以视为金帐汗国和元朝遗留的记忆。
▲贵由汗印
源自1246年贵由写给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波斯文回信。该信今存于梵蒂冈，信中要求教皇和其他欧洲君主向蒙古臣服。
蒙古第二次西征高后，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1195~1254）派遣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1252）携敕令前往蒙古帝国，以说服其皈依基督教停止对基督徒杀戮。1245年春柏郎嘉宾从法国里昂出发，次年春在伏尔加河下游受钦察汗拔都接见，拔都派其去蒙古草原见大汗；1246年7月22日他抵达距离哈拉和林只有半天行程处，选举大汗的忽里台大会正在此召开。他目睹了8月24日贵由（ᠭᠦᠶᠦᠭ，Güyüg，1206~48）的当选。随后未能说服贵由，得到回信后于11月13日踏上归途，经拔都驻地，于1247年11月回到里昂。
另有伊利汗国，在地中海东面，涵盖两河流域以及里海到地中海之间的海峡，包含部分旧日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其族群成分非常复杂，主要民族是突厥族群，今天瓦罕走廊以及土耳其的不少人口，都是这一群人的后代。这一古老地区的文化基础是古代波斯的文字和管理制度，波斯覆亡以后，伊斯兰信仰成为最多族群的文化基础。犹太人在此地区则占有特殊地位，他们以经商为业，并不屈服于任何势力，独自发展。
旧日统治这一地区的拜占庭帝国，被蒙古的狂飙完全粉碎。蒙古人在此建立的汗国，其中很大部分成为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这个国家的军人也不再是蒙古人，而是突厥族群的子孙。这些操突厥语的战士们所组成的军人集团，终于逐渐篡夺了蒙古人的权力。在宗教信仰方面，伊斯兰教一分为二，逊尼派和什叶派彼此对立，代替了昔日的波斯信仰。
▲莫卧儿帝国
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乌尔都语/波斯语：مغلیہ سلطنت，Mughliyah Saltanat，意为“莫卧儿苏丹国”，1526~1858）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后裔巴布尔（波斯语 بابر, Bābur，1483~1530）自阿富汗南下入侵印度建立的征服王朝。巴布尔之母是成吉思汗后裔（巴鲁剌思氏），父亲是帖木儿帝国君主，为突厥化蒙古人，母语为察合台语。“莫卧儿”（蒙兀儿）即波斯语“蒙古”一词转音，是波斯-突厥化的蒙古帖木儿王朝。帝国全盛期领土几乎囊括印度次大陆及中亚的阿富汗等地。帝国政府由穆斯林构成，官方语言为波斯语，乌尔都语是宫廷、公众事务、外交、文学和上流社会语言。
第三个地区是在印度半岛。在16世纪，蒙古贵族帖木儿的后裔崛起建立莫卧儿帝国，逐渐扩张成为印度半岛大部分地区的主人。可这个帝国内部，也分裂为二：德干高原部分，以信仰印度教的当地居民为主体，依然延续印度教种姓制度；在印度河流域，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另一片领土。莫卧儿帝国治下，二者尚可共存，可是未曾设立一套管理制度。当英国开始向东方发展时，东印度公司职员克莱武以替莫卧儿帝国收税、维持地方秩序及训练土兵为手段，终于篡夺了莫卧儿帝国的主权。从此，英国成为“帝国”，他们的君主自称“印度皇帝”和“英国国王”。印度这颗“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在二战以后世界各处的殖民地都寻求解放时，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最后在恒河下游又分裂出孟加拉国。印度以信仰印度教为主，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则是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孟加拉国沿着恒河下游立国，虽然气候温暖、水土丰富，却是世界最穷困的国家之一。
▲第一次帕特战役（First Battle of Panipat）
巴布尔以11岁长子身份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在中亚锡尔河上游称王，后为乌兹别克人所败成为帖木儿帝国末任君主，被迫离开中亚。1504年趁阿富汗内乱，率300部下攻进阿富汗建立以喀布尔为首都的国家；1525年率军进击北印度。1526年在第一次帕尼帕特战役中使用火绳枪和大炮，以12,000人部队击败德里苏丹国10万大军和100头大象，苏丹易卜拉欣·洛提（Ibrahim Lodi，1480 ~1526）阵亡。随后自立为“印度斯坦皇帝”，结束德里苏丹国在印度320年统治，建立莫卧儿帝国。
从上述三个地区近代的变化可以看出，蒙古人征服的大片土地最后居然完全不带“蒙古”二字，也失去了蒙古封君的主权了。
在向西征伐过程中，蒙古的扩张和后世满人的扩张也有不同之处。清朝统一整个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是经过康雍乾三代，以汉地的钱粮作为后援，以满人和归附清朝的蒙古两股力量的配合，发展到今日帕米尔高原为止。在征服回部后，清朝就成为汉地和草原的“两合帝国”：在汉地，以北京为首都，清朝君主是中原王朝的皇帝；在北方草原以承德为中心的藏传佛教区域，清朝君主就以“众汗之汗”的名义，每年夏日在帐篷中，接见草原上的大小领袖。
▲《万树园赐宴图》
郎世宁、王致诚等绘，绢本设色，221.2×419.6cm，1755 故宫博物院 藏
1753年冬，厄鲁特蒙古四部之杜尔伯特部由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史称三车凌）三台吉率所属三千多户、万余众离开额尔齐斯河，投奔至清廷管辖地乌里雅苏台。次年春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宴会隆重招待。
如此安排，蒙古从来没做到。因此，蒙古辛辛苦苦三次西征，在中亚以西建立的汗国并未整合为一。甚至于在新疆的“大王”们，既不属于西方汗国，也不属于东方皇帝。在明朝颠覆元朝以后，草原留下的蒙古余部实质上还分裂成两片：一个是在广大的漠北地区，一个是在河套一带的所谓“小王子”达延汗巴图孟克的领地。
▲元与四汗国略图
1260年忽必烈自称“大蒙古国皇帝”，阿里不哥争位，引发内战导致蒙古帝国分裂。原属蒙古帝国的术赤后王封地、察合台后王封地、窝阔台后王封地和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的封地独立为“四大汗国”，分别为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今俄罗斯）、察合台汗国（今中亚地区）、窝阔台汗国（今阿尔泰山以南、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和伊儿汗国（波斯）。
只是，蒙古帝国终于消灭了偏安南方的南宋，也征服了西南的云贵山岳地区，这片大区域纳入大一统的疆域，是在忽必烈子孙治下完成的。
▲推举铁木真以成吉思汗尊号
《蒙古秘史770周年》，蒙古邮政，2010.2.5
忽里台大会（ᠬᠤᠷᠠᠯᠲᠠᠢ, Хуралдай，The Kurultai），又作“忽里勒台大会”，古代蒙古及突厥民族的一种军政议会，负责推举部落的可汗或其他长官，是内亚民族贵族/军事民主制的体现。早年大蒙古国的大汗（铁木真、窝阔台、贵由、蒙哥）均由其推选。元朝忽必烈废止该传统任命次子真金为皇太子。
为推举蒙古部落的汗，1189年召开了一次由部落贵族参加的忽里台大会，铁木真提出推举本家长者，但无人敢接此任。萨满传达神意后，众人拥戴铁木真为汗，即成吉思汗。
按照蒙古本有的制度，大汗必须在忽里台大会经由若干各自统领所属部众的汗王推举当选，才能取得合法性。第一次西征以后，成吉思汗去世，众人推举其子窝阔台为大汗，此后的蒙哥汗也是经由忽里台大会推举登位。然而，蒙哥死后，忽必烈以幼子守家的身份统治汉地，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从那时开始，大蒙古国解体。他们西征欧洲，在各地建立了许多国家，这些国家彼此之间无复隶属关系，对当地也并未组织真正的统治机制，只是征服了、掳掠了——蒙古人的子孙们，凌驾在当地百姓之上。
▲窝阔台
《〈蒙古秘史〉780周年》，235×195mm，蒙古邮政，2020.11.16
窝阔台汗（ᠦᠭᠡᠳᠡᠢ，Ögedei ，1186~1241），成吉思汗第三子，大蒙古国第二位大汗，1266年元廷追尊庙号太宗。在位期间完成灭金，由此蒙古族先后建立的大蒙古国、元帝国两政权统治北方中原黄河流域134年；完成灭金后开启对南宋战争，出兵高丽；以拔都为主帅发动第二次西征，占领除诺夫哥罗德外俄罗斯领土，及波兰王国和匈牙利王国的一部。死后长子贵由（ᠭᠦᠶᠦᠭ，Güyüg，1206~48）继任为大蒙古国第三任大汗。
二
真正说到蒙古帝国在汉地的部分，最直接的表现，乃是忽必烈借用汉人典籍《周易》中的“大哉乾元”，将自己主持的新朝命名为“元”，而且接受汉人官吏的建议，以此前的朝代传统作为借鉴，排列自己帝国的位置。忽必烈属下的汉地，确实获得许多儒生的支持，办学校、开科举，有些官名也套用传统官名。从这个角度论，忽必烈的元帝国是中国朝代之一，因为这一套运作前有北朝、后有清朝。而且，假如考虑到此时北方还有金人残余的势力，南方又有南宋的存在，忽必烈的元帝国，毋宁说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南北朝”形态。
▲《元世祖忽必烈画像》
元·刘贯道 绘，国立故宫博物院 藏
忽必烈（ᠬᠤᠪᠢᠯᠠᠢ，Qubilai，1215~94），成吉思汗之孙，拖雷（ᠲᠤᠯᠤᠢ，Tolui，1191~1232）第四子，蒙哥之弟。1260年自立为蒙国大汗，1271年定汉文国号为“大元”，元朝建立。1279年3月起统治全中国，在位34年，作为全中国皇帝在位近15年。元朝承袭蒙古帝国在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部分地区的领土，但蒙古帝国西征而来的土地大多不属元朝实际控制而由四大汗国掌握。其在位期间蒙古帝国发生内战和分裂，除伊尔汗国外其他汗国不承认元朝宗主地位。忽必烈逝世，元成宗铁穆耳（ᠲᠡᠮᠦᠷ，Temür，1265~1307）继位后，四大汗国始承认元朝名义上的宗主地位，并认同元朝皇帝为名义上的”蒙古大汗”继任者。
元帝国算得上中国的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只是我们也必须认清：如此帝国，大概维持不过百年。而且，这一帝国的结构及其内部分工方式，并未转嫁到蒙古人在西面建立的四个汗国。换言之，中国式的“朝代”只存在于汉地而已。
蒙元是否汉化，乃是历史学家经常辩论的问题。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为了表彰中国历史的强大，有些学者主张“蒙元”是一个中国朝代，将“蒙古”与“元朝”画上等号，认为中国人曾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这一问题，一方面成吉思汗与忽必烈两个时期，的确有若干汉人或汉化的契丹人、金人等为其服务，例如耶律楚材、刘秉忠、张德辉、廉希宪等人，参与设计统治汉地的制度。成吉思汗西征，也曾经邀请全真道的丘处机远赴西征前线，征询他的意见。也因此，元朝被朱明取代时，有汉人军阀替蒙古皇帝撑持一些地方性的抵抗。
▲元时期全图
元朝（1271~1368）领土经多次扩展，1309年窝阔台汗国灭亡，其领地被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瓜分，元朝领土达到全盛，西到吐鲁番，西南包括西藏、云南及缅甸北部，东到日本海，北至都播南部与北海、鄂毕河东部；其藩属国涵盖高丽与东南亚各国。
不过，另一方面，元朝究竟有没有真正上轨道的传统帝国行政制度？从明初许多民间记录可以得知，并没有如此规律化和正常化。民间记载，蒙古军户横行，地方政治根本就没有步入正轨。丘处机劝告成吉思汗不应屠城，但是蒙古西征屠城之事不一而足，最多是将城内的工匠留下不杀，因为这些是有用的人才。元代也依照汉人政府组织的纲要和文书，编过一套《元典章》，至于其中的记载，大部分只是说应当如何，其实未必完全落实。整体言之，除汉地以外，蒙古在西方的各个汗国根本就没有经历同样的过程。我们可以将元朝与中亚、西亚各汗国的情形加以对比：假如说元朝的统治有过相当程度的汉化，西方各蒙古汗国则是被当地文化传统暗中转换，然后又由欧洲的西方力量“整盘端去”；中间还有伊斯兰教，一处处渗入汗国内部，使其转变成为中东的伊斯兰国家。这些例子与汉地的发展比较，则所谓蒙古之“汉化”颇有讨论之余地。
四大汗国又多次分别衍生许多汗国，大大小小也有十来处。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在忽必烈的元朝与西方各汗国之间，今日的新疆地区曾经由海都大王据有，拦住蒙古大帝国群彼此间的驿道系统，并不接受元朝的诏令和指示。
另外值得注意者，是西方四大汗国各自的起起落落。他们多次西征，并未再依靠汉地钱粮和人力的支持。那些开疆辟土的大汗们，如何支持这么大规模的西征，一次次转战四处？我们只能说，以蒙古人开疆辟土的习惯而论，战争的消耗，无论人力物力，都取之于当地的被征服者，包括敌人的生命以及他们所有的财产。如此庞大的征服帝国群，若从这个角度加以评价，历史学家有不忍下笔之处。
再以忽必烈的元帝国与南宋的关系论，南宋虽弱，居然存续、抵抗了相当长时间。蒙古军队还得设法从西边绕道，自蒙哥打合川以至于后来多次侵犯南宋，都在西南角动手。蒙古进入云南，是另有一批穆斯林组成的西域签军，由忽必烈、兀良合台率领取得。从此以后，避处一隅的南宋残存势力，除了要面对自北而来的蒙古军队威胁，还要顾及由西南而来的敌人。
南宋疆域恰巧在胡焕庸线最南的一部分，从长江口到两广。如此思考，似乎可以用这个案例，与考古学上北边来的游牧民族，例如戎狄，进行对照研究——这些人群一旦深入到汉地北方的农村地带，聚落密集、人口众多，就不能再往南走了。而且，蒙哥在合川城下过不了关口，那一努力何尝不是在这条线靠西的中段，最终无法跨越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
1935年6月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胡焕庸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统计并手工制作《中国人口分布图》，以1点表示2万人，将2万多个点逐个落到对应的地图区域上。他认为，产生两侧差异的三个原因是：自然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其中自然环境因素影响最大，尤其是气候。胡焕庸线不仅是人口密度的分界线，还是半干旱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农业与牧业生产区的生态分界线。
三
蒙古人在西亚建立的汗国前后不亚十来处，可是统而不治，一个接一个转变成其他族群统治的国家，而且绝大多数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整个制度伊斯兰化，远离了蒙古人本来的传统。
在汉地，元朝的局面也不过是军阀割据。许多将领率领兵马在各处占领地盘，有很多还是汉人。灭宋的过程中，统军大将史天泽、张弘范以及西征的郭侃，都是前述“河朔九公”一类的汉人军阀。
元朝的统治制度非常混乱：真正据有汉地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设有行中书省，后来变成明清以后的行省；有时候置行御史台，使中央的司法系统也可以派一批人到地方执行公务；行御史台和行中书省之间，并没有统属关系。《元典章》所描述的政治制度，其实可能仅具空文而已，未必按照条文执行。
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国之内，至少有两部分群体：一个是当时其手下的万户，自己领有属民，随时可以征调出征；其余部分则是宋辽所属的州县——辽国是既有投下（部属）州县，又有本国的州县。辽国北部由北院管理，南部由南院管理，可并非按照地理边界平分，而是以封地为界，中间有交错的部分。蒙古继承辽国制度以后，并没有任何系统性的规划。因此，据有汉地的忽必烈，其统领的区域之内，也并不像一个完全继承汉地朝代的国家。元朝的统治，相对于清朝，其实不如其有实效。
在元朝，人们被划为高低不同的等级，汉人中的“蛮子”（也就是南宋的人民），地位被排到最后，儒生又被列入其他行业之后。这种分等制度，也非正常的国家统治方式。如果我们将元朝当作中国朝代来看，可以说是“混乱的时代”。权力的分配和执行，完全是以意为之，不按规章办事。
成吉思汗在第一次远征时，将大皇后及嫔妃留在蒙古北面杭爱山附近的草原上。这一皇后的后帐斡耳朵，理论上是他可以回去的大汗宫帐，由皇后主管。然而，自出征以后，他却从未回去过，死后衣冠冢也在今天内蒙古的伊金霍洛旗。从上述现象看，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可以类比的模式。
▲1954年重建中的成吉思汗陵
该照片由伊锦文之子特木其勒提供，伊锦文是1941届蒙藏学校学生，曾任伊盟中学校长、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馆长，1953~55年他主持兴建了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的衣冠冢在建成“成陵”前经多次迁移。1939年初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赴重庆，其间向国民政府建议将成吉思汗灵柩迁至青海以避战乱；1939年6月灵柩西迁至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途中共举行了祭奠仪式；1949年8月初在马步芳命令下迁至青海省塔尔寺，1954年迁回故地伊金霍洛旗。
不过，元代社会还是有许多改变，最主要者，应是儒家知识人失去了传统的优越地位：“九儒十丐”，儒的地位只是高于乞丐而已。元朝反而给予宗教人士一定的身份：藏传佛教的喇嘛、汉传佛教的和尚、道教的道士以及伊斯兰教的阿訇，甚至于犹太人的教士，在元朝统治者的眼中都是很可靠的知识人。因此，与汉唐时代相比，中国社会在既无精英也无士大夫的情况下，每个地方都必须自己寻求彼此相处的个别模式。在各处家族制度之下（如上章所述“义门”），尤其南方一些县份的士族并不分家，族内种种事务大家共同决定。大族附近的小家小户，也随着大族的影响，至少在一个社区之内有一定的规矩。如众所知，元代知识人地位甚低。然而，正是由于乱世无所依傍，地方层次的聚族共居、彼此保护，竟依然是以知识人的士族为主体。同时，元代的科举制度并未完全按照常规进行，许多知识人流落无所归依，反而将其所知所学转化为谋生工具。
▲《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
韩书力、边巴顿珠，513×394 cm，2016
八思巴（འགྲོ་མགོན་ཆོས་རྒྱལ་འཕགས་པ，1235~80），藏传佛教萨迦派五祖之一，乌思藏萨斯迦人（今西藏萨迦县）。1260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任中原法王，统领全国佛教；首任总制院院使。总制院后称宣政院，是元朝设立的直属中央政府管辖的国家机构，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宜并统辖吐蕃（今西藏）地区军政事务。
四
在欧洲人的世界，蒙古西征当然带来极大的灾害。可如前所述，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冲击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和教廷权威，也使得欧洲人向内反思、向外寻找，希求重建一套安身立命的依据——这才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契机。
元朝的情形与欧洲并不完全一样。原有的佛、道及其各种支派，在元朝治下基本有相当开阔的存在余地。有些教派僧侣，例如藏传佛教的喇嘛，在元朝被称为“番僧”，常常是政府用来搜刮汉地过去帝王陵墓或者巨家大族坟墓的爪牙。一般言之，蒙古人对宗教相当容忍。在元朝的公文记录中，常见将各个教派的僧侣及其领导层依次列举，放在一般老百姓之前的情况。例如，公文书称其“和尚每”（“每”等于今日的“们”）、“先生每”（指道士），与番僧并列，他们的社会地位其实不低。
蒙元屡次西征，因为军事行动的要求，自东徂西，水陆道路都很畅通。而且因为有驿道制度，行旅基本上相当方便。这种措施，就带来了亚欧大陆上东西来往的商贩与络绎不绝的旅行者。他们因此成为东西文化的中介，由他们将所见所闻向西带到欧洲，或者向东将欧洲的文化带到中国。马可·波罗曾长途跋涉，往返于东西之间。其实，从其叔父开始，这个商人世家就在贩卖东西方的特产。他往来中国的方式不单是经由陆路，至少最后一次便是走海路，据说其任务是护送元朝公主嫁至西方的蒙古汗国（这一说法的可疑之处在于：元朝的公主怎么会嫁给身为自己堂兄弟的伊利汗国王室？），从中国回到印度河口，再转入蒙古人在欧洲的汗国以及欧洲内部的商港。
从中国起航的港口，至少有山东的登州、长江流域的扬州，更往南则是宁波、泉州、广州，这些道路上都有在东西方穿梭的商贩与旅客。上述口岸中，泉州、广州最大，从宋代以来就是东西航道很重要的东方起点。到今天，泉州的清真寺以及外商的墓园依然存在。
▲清净寺
位于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又称艾苏哈卜大寺（مسجد الأصحاب），始建于北宋（1009），元、明多次重修扩建。现存门楼、奉天坛、明善堂等建筑。中国现存最早的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清真寺，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宋代以来，经由太平洋转入印度洋的航道，其实已相当发达。这条航线上有印度船、中国船和阿拉伯船，三种船只的构造都有其特点。例如，中国船只水线上的披水板、尾舵都是保持船只平衡的设施；印度船的三角帆和阿拉伯船的多帆桅杆则各有不同。宋代以后，中国的指南针作为寻找航向的工具，逐渐被海盗、航商普遍使用。在元代，中国航道上的“牵星术”也被印度人和穆斯林采用，作为寻找方向的方法。
在此航道上来往的海商，不仅运送货物，也附载各种乘客。这些不同来历、不同身份的乘客，大都是对航海有特别兴趣的人物；对于这条东西航线的两端，他们也有相当程度的介入，《马可·波罗行纪》就是这种旅行记录的产物。于是，当时中国的文献增加了不少西方知识，大幅度扩张了唐宋以来中国对印度洋的认识。明初郑和下西洋的盛举，就是因应于上述中国航商取得的西方知识和印度洋航道上的各种情况，才得以进行。《马可·波罗行纪》带去的东方知识，当然也引发了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向往。
▲马可波罗的亚洲之旅（1271~95）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威尼斯共和国商人和探险家。与父亲和叔叔于1271年从威尼斯出发，通过丝绸之路于1275年到过大元。担任大蒙古国的扬州地方长官3年，在中国共度过17年。
据欧洲历史学家的意见，马可·波罗现象还引发了欧洲人前往东方寻找新航道的动机。当时，蒙古帝国的伊利汗国正处于发展晚期，有些汗国已相当分裂，以至于占据红海以及阿拉伯半岛沿海汗国的苏丹窃取了蒙古汗国的收税权力，在一些航道必经的港口，他们勒索航商、垄断航道。如此情形，是欧洲人汲汲于寻找东方航道的主因。至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乃是由讯息的错误引发了意外的后果。西方各蒙古汗国与元朝之间还是有密切来往：在陆地上，有一条相当畅通的通行路线，相当于驿道的设置；在海上，从扬州、明州、泉州、广州等处，来自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各种外商穿梭往来，也使得这条通道成为大家熟悉的航路。郑和本人即是随蒙古军队迁移到云南的穆斯林后代，其副手也是穆斯林。成祖派他们率领强大的舰队访问太平洋和印度洋各处，也是因为这些人物擅长海上贸易。这一航路，从元代开始一直到1840年，都是中国新开辟的向外开拓的路线。它曾经带来财富，后来则带来灾祸。
于是，这条新航道渐渐代替了传统的丝绸之路，不仅商货经此流转，许多讯息也在东西两边传递，带来了相当的影响。世界从此不再是分隔的：“全球化”的第一步，毋宁已在此时踏出。在那以后，五百年世界改变，其剧烈的程度和幅度都前所未有。只是，五百年来的“全球化”，究竟是互相裨益，还是因斗争而带来极大规模的冲突？抚今视昔，我们唯有无言搔首，举头望天。
五
满洲崛起于东方，取代明朝并统一全国。清朝君主既是中原王朝的皇帝，也是满洲大汗。东边的辽东是满洲人的老家，坝上以北的广大地区则是蒙古余部所占据的区域，清廷将其作为兄弟之邦纳入统治。所以，清代的体制是“满汉双轨制度”。康雍乾三代，清廷花了极大力气，三征蒙古，以满洲与蒙古部属的力量统一了广大的蒙古，并平定了南疆的回部，还有满人早就视作自己宗教故乡的藏地——那个由藏传佛教统治的高山地区。
▲《呼尔𫞩大捷图》（残本）
郎世宁等，设色绢本
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的一次战役。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率军自乌鲁木齐挺进南疆，援助被大小和卓围困的定边将军兆惠（ᠵᠠᠣᡥᡡᡳ，jaohūi，1708~64，乌雅氏）。至巴尔楚克，与参赞大臣舒赫德（ᡧᡠᡥᡝᡩᡝ᠋，šuhede，1710~77，舒穆禄氏）统辖新调兵会合。翌年正月六日，师抵呼尔𫞩（巴尔楚克西南30里），霍集占拥兵5000迎战，时清军马兵仅600，鏖战至九日晚，参赞大臣阿里衮（ᠠᡵᡳᡤᡡᠨ，arigūn，？~1769，钮祜禄氏，额亦都之曾孙）督军马至，小和卓霍集占兵败。
从辽东本部直到藏地，这个大的弧形地带三面包围了汉人华夏的部分。于是，清帝国的双轨制即：大弧形上的游牧群，在宗教方面接受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经济上以汉地的钱粮维持满蒙的武力；汉地由大清帝国的六部管理，北方诸汗和藏地则属于满洲大汗统领，由大汗委派的都统、将军、大臣、佐领等等监督各处的旗、盟等单位。
满人以东北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个不大的部落，居然在努尔哈赤手上整合附近其他部落，成为强大的部落群。终于，他们尽其全力，收服了蒙古各部，成为明朝的主要挑战者。趁着明朝式微，统治者无力兼顾，北京陷落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开门迎敌，满人得以入主中原。历来北方少数民族夺取中原的事件，以这次最为容易。清军入关以后，利用毛文龙在皮岛的旧部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带领的火炮部队（被称为“乌金超哈”）作为前锋，得以横扫中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炮兵部队，却是用明朝的降将征服明朝。
▲恩格德尔来上尊号
漠南蒙古内喀尔喀部位于辽河流域，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带，内分五部，长年互攻，冲突不断。五部之一巴岳特部贝子恩德格尔是首位内附建州的喀尔喀贵族。1606年恩德格尔引领喀尔喀五部使臣给弩尔哈齐（ᠨᡠᡵᡤᠠᠴᡳ，nurgaci；1559~1626）上尊号“昆都伦汗”（ᡴᡠᠨᡩᡠᠯᡝᠨ ᡥᠠᠨ，kundulen han，恭敬汗）。
清代最大规模的征伐，是康雍乾三代连续征讨北方草原上的蒙古部落、西北的回部、藏地的固始汗以及大小金川羌人的碉楼群落。如此功业，在清人的心目之中，甚至比入主中原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清帝国一揽北方草原和西部高原上的藏传佛教政权后，如此定义这一成就：满洲大汗乃是整个亚洲大草原的主人。他们认为，除成吉思汗以外，其他族群没有做到过如此规模的征服。实际上，康雍乾三代乃是以汉地的钱粮、火器及满洲的健儿，穷举国之力方成就如此结果。为了这个“汉地—草原”的二元帝国，清朝几乎用尽了手上掌握的全部火器。蒙古人以驼城布阵，可能以万计的骆驼都在炮火之下化为灰烬，亚洲骆驼从那时候开始数目大减、一蹶不振。而满人的耗损，在康雍乾三代以后就可以看出：八旗已无健儿，火器营的火枪也用旧了。
这次成就的二元帝国，以热河承德作为蒙古诸汗以及藏地僧侣朝见满洲大汗的地点。那里有喇嘛教的“八大庙”作为游牧帝国的信仰寄托，还有大片的草地，象征着北方草原上的牧场。来朝的蒙古大小诸汗及王爷，可以支撑帐篷，围绕着满洲大汗出席种种典礼，其中最重要的是“木兰秋狩”的围猎，以此确认满洲大汗在草原上的共主地位。汉地的钱粮用于供养北方游牧大帝国，蒙藏回部的大小头领从此生活舒适优越，不再需要投身于无穷的掠夺和战斗，也使得北方草原上的马上男儿不再剽悍勇健。
▲普宁寺匾额
右起依次为满、汉、蒙、藏文字
承德普宁寺始建于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平定准噶尔蒙古台吉达瓦齐叛乱后，厄鲁特蒙古四部来避暑山庄朝觐乾隆。为纪念此次会盟，乾隆仿康熙与喀尔喀蒙古会盟建立多伦汇宗寺先例，依西藏三摩耶庙形式修建了这座喇嘛寺。
在草原称霸的部落同时称帝，清王朝这种二元帝国的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汉朝与匈奴纠缠了四百年，或战或和，后来是以和亲为手段笼络了匈奴的一部分，至少南匈奴与汉人的关系几乎就等于藩属。然而，南单于仍旧号称是北方草原的主人—这个结构也就意味着：汉朝的皇帝，同时也是南单于之上的领主。
“五胡乱华”时代，至少在羯人建立的赵国、氐人建立的前秦，其领袖都使用双重名称：大皇帝和大单于，或者天王和大单于。在他们的心目之中，隐隐然也有个双重结构。突厥盛时，势力凌驾于后来的隋唐之上，杨、李二家虽然后来不承认，但实际上都曾经认突厥单于为主。等到大唐国力强盛，尤其是太宗朝盛极一时，太宗自己是中原王朝的皇帝、大唐天子，而草原上的族群则称他为“天可汗”。这一结构，明明白白也是个二元帝国的结构。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名义上也罢，实质上也罢，草原与汉地的关系其实相当复杂：可以对立，也可以并存，而更可能是名义上的两个部分——一个南边的汉地政权、一个北面的草原政权并行的双重结构。至于宋代，辽宋互称“南北朝”，以条约和互相之间的赠送维系平衡，实质上是中原王朝借岁币和互市与草原保持平行的关系。然而，宋与西夏之间就并非“南北朝”的关系，而是很勉强安排的上下之间的关系，也是用岁币和互市维持长期的和平。这种方式就不再是二元制度，而是一种列国体制的形态。
从这些角度考虑，北方草原与汉地之间的共存，并非草原是一片、汉地是一片这种单纯的分区。“新清史”的观点，提出了一个角度的看法；整体而言，我们更应该注意，这汉地与草原之间，煞费心思安排出了一种互相依赖的“暧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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