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恒: 美国与中国人的美国观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作者: 王睿恒

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美国在中国人眼中的国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对美外交的态度与方式。为了促进对外关系与实现国家利益，现代国家往往极力在海外塑造有利于本国的国家形象，以图影响他国对本国的认知与外交决策。自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后，有关海外国家形象塑造的研究出现了一波新的热潮。在现有学术成果中，学界已经对中国人的美国观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关于中国人有关美国的知识和见解源自何处，美国人对海外美国形象的塑造和知识输出与中国人之美国观的关系，尚缺乏全面的探讨。事实上，中国人的美国观是一个异常庞杂的观念体系，在不同时代有着各自的特点。总体说来，大致可以将18世纪到1949年间中国人的美国观划分为三个阶段：1840年之前“化外蛮夷之邦”时期，1840~1899年“走下神坛的理想国”时期，以及1899~1949年“令人爱恨交织的帝国”时期。

一、“化外蛮夷之邦”（18世纪~1840年）

自明朝中期开始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之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就越来越狭隘。国人自诩“天朝上国”，周边国家都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不值一提。以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两百年之后，中国人仍不知美洲在哪。最早向中国人传授美洲知识的是欧洲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

魏源曾在《海国图志》中记载，在中国介绍美洲，“自明代西人之书始”。1581年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向明廷进献《万国图志》，是在中国传播“天下分五大洲”学说的第一人，而五洲之一的亚墨利加州即今日所谓美洲。此后，又有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著《职方外纪》并附《万国全图》，以及清廷延请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作《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这些欧洲传教士介绍“域外地理学”的书籍，向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开启了认识美洲乃至世界的第一扇窗户。

可惜，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和士大夫一开始并不怎么相信传教士的说法。在他们看来，传教士笔下的世界“多奇异，不可究诘”，对西方国家的介绍有“夸大”“粉饰”之嫌，因而“表面勉为敬崇，而不用其学说”。此时的中国人并非完全没有了解世界的途径，只是欠缺接纳新鲜事物的胸怀和眼界。特别是当这些外部输入的有关美洲的知识尚局限于抽象的文字和地图时，足不出国门的中国人很难相信其真实性。偶有国人著述提及美洲，也是张冠李戴，错误百出。如乾隆名士杨复吉错将加里曼丹岛和菲律宾群岛当成南北美洲；而道光年间所修的《广东通志》，竟将南北美洲划入非洲境内。可见，在中国人真正接触美国人之前，他们对太平洋彼岸那片新大陆的认知是相当混乱的。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直接接触，最早发生在1784年。当时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刚刚独立，为了削弱对英国贸易的过分依赖，美国商人驾驶着“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漂洋过海，抵达广州口岸，开启了中美两国交往的历史。从此时起到《望厦条约》签订，中美之间维持的是一种非官方的贸易关系。此时的美国在中国人眼中和英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它们都是“化外的蛮夷之邦”，附属于“天朝上国”。清朝人的世界观局限于它所能看到的“天下”，而不是真正的世界，这反映出中华文明长久以来在东亚地区无可争辩的优越地位以 及闭关锁国之后造成的盲目自大。

中国皇后号

在传统的儒家观念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映在清朝时期，则具体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和“化外三邦”的三重关系。作为“天朝上国”，清政府拒绝与这些“化外蛮夷”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为了彰显大度和“怀柔远人”的政策，清政府允许他们从事朝贡贸易。这也是美国商人得以来华的原因。在这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世界观的指导下，中国人将美国视为诸多“化外蛮夷” 之一，对美国国内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也不屑关注。据“中国皇后号”上的管货员山茂召（SamuelShaw）的日记记载，初次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广州商人尚且分不清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何差别，只有少数有经验的行商，在与美国人打交道后，才发现美国人的态度更为谦和友好，把他们称之为“新国民”。广州人用美国商船上的星条旗指代美国，称之为“花旗国”，中国官方则将美国国名译为“咪唎坚国”。这仅是对“America”的音译，完全忽略了“United States”的意思。

到19世纪初，美国对华贸易飞速发展，到达广州的商船已有三四十艘，可是清廷对美国的认知依旧止步不前，常常李代桃僵地将对英政策适用于美国人。对此美国商人十分不满。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了美国在华商人的利益，专门派一位在纽约的中国人回国“传送消息”，希望中国政府清楚地认知“我们的情况和品格”，了解“我们与英国人之间的不同”，从而在“政策上对我们分别看待”。可惜这一外交举动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实际上，早期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中国的作为并不相同。英国商人仰仗庞大的东印度公司的庇护，常常作威作福，不服从清政府的管制。而相形之下美国在华商人势单力薄，更愿意遵从清廷制定的规则，也更重视与中国人维持友善的关系。这在德兰诺瓦事件中美国人决定服从中国管辖权一例得到明证。用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的话来说，“美国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太逞能，或是以他们本身的自尊自大来报复中国人的自尊自大”。在维护中华正统的中国人和傲慢又富侵略性的英国人之间，美国人总是扮演着温和而又势利的中间人角色。它时而站在英国人一边共同谋求在华利益的最大化，时而站在中国人一边对抗英国垄断中国市场的种种企图。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后。

1814年英美战争结束后，美国迅速壮大，它在中国的权势也与其国力同步增长。与之相应，美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屈服逐渐转向强硬。早期英美在华贸易中产生的摩擦，逐步被合作所替代。美国人开始追随英国贩卖鸦片，破坏中国主权和禁令。可是，这样一个逐步强大的美国依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直到《望厦条约》签订之前，清廷代表对美国何时立国、何时来华通商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概念。

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长期停留在“查明旗号”的阶段，至于地理位置、历史沿袭、风俗习惯等具体细节，倒是错误的知识比正确的还多。就连学识广博又关心外事的梁廷楠，也在《粤海关志》中沿袭旧说，将美国当成非洲的“利未亚之地”。另一种流行的错误观念是，美国为“海中孤岛”，面积狭小。还有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认知不清，称北美独立战争经历“十余年”，“设十二酋长以理事，一酋死，复公举之”。就连林则徐初到广东时，也曾闹过“美利坚国并无国主”，只有“二十四处头人”的笑话。这说明他们根本不理解美国的民主制度。

正是因为清朝统治者的故步自封，导致中国人对外部事物的认知越发落后。早期中国人的美国观是混沌一片的，它将美国置于中华帝国的天下观当中，罔顾其国家发展的真实情况，想当然地将它作为“化外蛮夷之邦”不加区别的对待，甚至不屑打探这些“外事”的内情，从而使得中国人对美国的认知严重脱离现实。在清朝统治者的观念中，只有自我，没有世界。它将中华民族孤立于世界进步的大潮之外，以为“封关”“禁海”就可以“制夷”，却不知“夷情”为何。就在中国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时，外部世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中国情愿与否，最终都被英国的大炮“轰出中世纪”，不得不“开眼看世界”。

二、走下神坛的理想国（1840-1899）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们的传统世界观受到震动，不得不正视那些西方“蛮夷”。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置于割地赔款的屈辱地位。这一奇耻大辱，迫使少数中国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找“制夷”之策。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惊觉美国不仅不是“蛮荒之地”，还有诸多值得称道学习的地方。在美国传教士和清朝知识分子的描述下，美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被理想化的完美国度。

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魏源辑录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编著的《瀛环志略》和梁廷楠编著的《合省国说》，可谓第一波开眼看世界的浪潮下介绍美国概况的代表性著作。但是，正如王立新教授指出的那样，这四部著作有关美国的认知和见解主要来源于欧美传教士。其中，《四洲志》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广州、澳门和南洋等地的外人报刊，而鸦片战争前后在华办报的主要是基督教新教教士。《海国图志》的资料除录自《四洲志》外，也主要来源于欧美传教士的著作，特别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出版于1838年的《美理哥国志略》。而徐继畬编著的《瀛环志略》，则主要是通过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甘明（W .H . Gummings）和在厦门英国领事馆访谈得来。不同于前三部以编撰“夷国夷语”为主的书籍，《合省国说》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有关美国的著作，但是作者梁廷楠依据的依然是裨治文撰写的《美理哥国志略》第二版，即《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这说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之时，首先看到的是以美国传教士为首的西人向中国所描绘的美国。这样一种美国形象，集中体现在第一本向国人介绍美国的中文书籍《美理哥国志略》中。

《美理哥国志略》由美国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裨治文撰写。1838年，该书最初在新加坡印行，鸦片战争后修订再版，更名为《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后来正是因为魏源、徐继畬等人大量征引该书，这本介绍美国史地知识的小书影响力大增。于是，裨治文在1861年修订后再出第3版，定名为《联邦志略》，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裨治文，新教美国公理会在华传教士

裨治文在序言中表明了他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打破中国对美国一无所知的现状。来华七八年后，裨治文发现中国人“不好远游”，对“西国之光彩规模，杳无闻见,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或者上帝之启予心乎？”所以他才著书立说，希望可以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知识和基督教福音，以达到“联四海为一家”的目的。裨治文在书中不仅介绍了美国的地理概况，还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礼乐教化和商业活动进行了大篇幅的描述，旨在全面展现美国的文明与富饶。这与中国人对美国蛮荒落后的“孤岛”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仿若另一个国家。这样一种正面的美国形象无疑对中国人过去的世界观造成冲击，甚至对“天朝上国”的既有观念提出了挑战。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地理和科学知识的增加和眼界的开阔,而在于承认在华夏文明之外还有其他文明形式的存在”。

裨治文书中所描绘的美国景象经魏源、徐继畬、梁廷楠等人的转述和传播，对中国人的美国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对《美理哥国志略》推崇备至，甚至在《海国图志》中几乎全部辑录了《美理哥国志略》的原文。通过他书中的评论，可见魏源对美国战胜英国的独立战争有着浓厚兴趣。他用“武”“智”“公”“周”“富”“谊”六字生动形象地评述了美国从殖民地独立到建立民主政体的过程。美国的这段历史让魏源意识到，英美之间利益不同，可以利用其矛盾“远交近攻”，“以夷制夷”。

但是，魏源对美国的认识过于表面化和理想化，他称美国“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施驱”，是友谊之邦。与英国“以鸦片岁数千万竭中国之脂”不同，美国对中国而言有益无损。这种看法显然受到裨治文著作的影响甚大，只看到美国的优点而忽视了其在中国的野心。实际上美国也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并搭乘英国武力的便车，迫使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

除了魏源，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也对美国评价甚高。他将美国国名译为“米利坚合众国”，已经大致接近现代译法。徐继畬最为推崇的是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叹其“异人”，“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自此，华盛顿成为中国人尽皆知的伟人。据学者考证，徐继畬对华盛顿的事迹以及美国民主政体的认知，皆得自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的传授。可见美国传教士在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时，已潜移默化地传播了美国知识和亲美观点。

梁廷楠也是在参阅《美理哥国志略》的基础上写成的《合众国说》。但这本书已不是简单的编撰摘要，而是他独立编写的美国史。梁廷楠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印象深刻，认为美国已将儒家的民本思想付诸实践。他在序言中写到，美国“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特别是由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即“统领”，“限年而易”，“不能据而不退”，这才真正实现了“视听自民”的理想。梁廷楠还从地理环境、政治、民情等方面讨论了美国民主共和制确立的原因，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已由表及里，“这是从感性向理性的起步”。

近代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将有关美国的知识和他们对美国制度的评论通过译著编著传播开来。但是在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时，受到美国传教士等西人著述的影响，一味地对美国进行全盘肯定，称颂其“贤辟”之政，“无弊”之法，将美国描述为理想的国度，却忽视了其侵华本质。在近代历史上，美国与英、法、德等西方列强确有一点不同，就是它没有将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计划，而是更关注对中国人思想的改造与“提升”。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犀利地评价道：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为得到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在中国干了这种不体面的勾当，这使美国人能够不必使用武力便享有了进行贸易和改变中国人政治信仰的机会。我想，这正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永久性情感。他们对中国怀有基督教式的冲动感情，但同时又没有承担政治义务。英国海军提供了炮舰，美国人就可以布道了。

中国人的美国观从“化外蛮夷”的一个极端转向“理想国”的另一个极端，反映出近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巨大转变。这种对美国制度毫不吝啬的赞扬和驱除“夷患”的强烈愿望，带有思想启蒙的进步作用，同时也反映出时代局限性。美国传教士在传播这种理想化的美国观时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对传教士而言，中国人的闭关锁国根源于孤陋寡闻和夜郎自大，只有让中国社会认识到自身传统文化的狭隘和落后，推动中国社会的西方化和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个人灵魂的拯救。他们声称要把“西方发明和发现的最丰硕果实”和各种知识传播给中国人，用“知识之炮”轰开中国人的信仰之门。

时至1860年代，在两次鸦片战争接连战败后，中国的洋务派人士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以及西方技术和文化的先进。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日弱，外人日骄……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洋务派希望借助西方专家，“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发起一场“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给洋务派留下了良好印象。他在1861~1867年担任公使期间，在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的指示下，与英法合作，广泛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取代“武力外交”，既不要求占领租界，也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赢得清政府的好感和支持。卸任后，蒲安臣得到清政府的委任，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五国，进行中国近代以来首次外交活动。蒲安臣使团的成功对于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中美之间建立特殊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向欧洲国家宣传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对融入国际社会的渴望，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让清政府增强了对美国人的好感和信赖。另一方面，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的《蒲安臣条约》，开启了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的先河。此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平均年龄只有12岁。这些留美幼童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过美国式的生活，并成为美国学校中的佼佼者。他们回国后，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和知识界各领域，成为晚清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洋务运动的初衷就是“中体西用”，借用西人的“富强之道”，以求中华民族的自强独立。在李鸿章看来，派遣幼童赴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以求洋人擅长之技”，是中国谋求自强、抵御外辱的根本。

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的《蒲安臣条约》

洋务派对美国的看法还直接影响到清廷对美外交的政策。此时，美国是世界强国之一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与英法俄德等国相比，中国人认为美国是“自守之国”，对华亦“无狼吞虎噬之志”。这种看法沿袭了魏源曾对美国“不桀骜中国”的评价以及“以夷制夷”的提议。为了在应对列强侵略时获得喘息，不少洋务派人士主张联美抗英。但是，他们也逐渐意识到，美国虽然“无占我土地之 心”，但亦靠不住，中国人只有变法自强。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不会永远维持理想状态。随着晚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身前往美国，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已不再局限于刻板的书本，还包括华工在美生活的亲身经历和游美旅者的观感。于是，另一个更为真实的美国逐渐显露出来。自1848年加州“淘金热”兴起，大量中国人移居美国，开始在新大陆谋求生计。赴美华工任劳任怨，采矿、筑路、垦荒、农耕，为开发美国西部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却并没有获得与之相称的待遇，反而被称为“黄祸”，面临着被驱逐、迫害、抢劫和屠杀。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使得华人成为不能向美国自由移民的唯一民族群体”，美国国内对华人的不平等待遇已经登峰造极。这样残酷无情、种族主义的美国是此前中国人在书本中未曾见过的。黄遵宪愤而慨叹“倒倾四海水，此耻难洗濯”。郑观应则在《哀黄人》一诗中控诉美国的苛政，对待中国人“视若仇人，贱如牛马”。令中国人不解的是，美国政治言自由，倡平等，“政体之公，为全世界第一”，又为何苛禁华工，“重失道德信义于我华人也”。最终，国人对美国种族歧视的愤怒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爆发出来。美国的排华运动给中国人的美国观也蒙上了阴影。

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的这段时间是中国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开端，也是逐渐形成清晰的美国观的时期。在美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积极推动下，早期清朝士大夫都对美国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这一印象带有对旧制度的不满，亦掺杂着中国人对新大陆的美好想象。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美国，受到种族歧视待遇之后，美国形象的阴暗面即呈现在中国民众眼前。传教士口中的美利坚似乎与中国人真实体验到的美国并不完全一样。至此，被神化的美国逐渐走下神坛，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双眼观察美国。

三、令人爱恨交织的帝国（1899~1949）

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美交往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相互印象与外交关系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西战争之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其对华外交也彻底转变了过去搭英国便车的跟班角色，在1899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随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逐渐取代英国和日本，成为远东舞台的主角，其对中国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力随之达到历史的高峰，以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结盟为顶点。这种影响力，既与中国救国图强、学习西方的内在需求相呼应，也与美国利用其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在华推广美国民主制和思想文化有着直接关联。在美国的影响下，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变得复杂，他们既崇敬其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先进，又憎恨其对华外交中的帝国主义做派，可谓爱恨交织。

19、20世纪之交，中国内忧外患，危机愈深。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现状，中国的仁人志士纷纷提出效法西方，通过改革和革命求得独立与富强。此前国人对美国富饶与民主的艳羡，逐步转变为更深入理解和更迫切学习的愿望。但是，不同的中国人从美国身上想要学到的东西并不一样。

康有为、梁启超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试图效法西方，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以求富求强。康、梁在对美国政治制度仔细研究之后，认为中国不适合照搬美国模式，实行民主共和。这主要因为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美国是“新造之邦”，与欧洲隔绝，没有旧制牵绊，才能实现一种全新的体制。而中国则不同。中国不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有“五千年国俗之旧”，不可能全盘实行美国的制度。梁启超在亲自前往美国考察之后，对美国的政治有着非常深刻的体察。在他看来，美国民主政治虽有很多优点，但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且美制本身存在弊端，有待改善，再加上中国国民性的弱点，都决定了中国不能师法美式政体。但是，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富强之道，修路、兴学、讲求科学，以弥补本国的不足。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同意维新派的观点，认为中国要独立自强，必须彻底推翻清政府，以美为师建立民主共和制。孙中山认为，中国人首先要学习的就是美国的革命精神。1923年，他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要“学美国从前革命时候的人一样”，步美国革命的后尘，利用美国的学问，“把中国化成美国”。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是在借鉴美式政体的优缺点之后，依据中国国情制定的。其中“三民主义”思想深刻受到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到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影响，而其独创的“五权宪法”也吸收了美国联邦宪法三权分立的经验。

孙中山的主张极为符合此时美国人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设定。20世纪初，美国的“所有人都 迷恋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是中国‘现代化’的向导和保护人”。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人相信落后的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可以通过改革走向文明与进步。美国已经位于线性发展的文明最前端，中国只需学习西方，按照美国的模式重塑自我，就可以通过“美国化”实现现代化。这样自负的想法不仅激励着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源源不断涌向东方，还鼓舞着美国政府参与到改变中国人思想、促使中国美国化的行动中去。

总统威尔逊就是这一思想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要追求物质利益，还要扩大美国文化和道德的影响力，将美国这个民主典范扩展到海外，建立起一种美国领导下的、以正义和自由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因此，对于大洋彼岸遥远的中国革命，威尔逊给予了高度关注。1912年，他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鼓励他说：“我一直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中国最近事态的发展，对每一个有望为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人民带来自由的运动表示最强烈的同情”。不仅如此，威尔逊还不顾日俄等国的强烈反对，以单独承认“中华民国”的实际行动支持了中国的共和国实验。这样坚定的支持态度，无疑在中国的革命者面前留下深刻的影响。

一战时期，美国政府成立的第一个官方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承担了向中国传播威尔逊思想的重要工具。依据哈佛大学马尼拉（Erez Manela）教授的研究，公共信息委员会通过国际邮递、无线电报派发新闻和播放电影等方式，将“威尔逊的重要演讲稿和声明——十四点原则、1918年2月的十四点原则讲话，7月4日在芒特弗农（Mount Vernon）的讲演等等”，迅速转变成对外宣传的核心工具。这些材料被转发到中国，并通过1918年在上海建立的驻华办事处，传递到中国人的手上。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向中国本地报刊分发翻译成中文的新闻稿件，以抵达更多的中国大众。这一系列的战争宣传行动立刻让威尔逊的政治主张和美国对战后和平的设计在中国社会变得家喻户晓。

威尔逊提倡的“公理”“平等”“民族自决”立刻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产生热烈反响。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将威尔逊倡导的国联称为实现“将来理想之世界大同”的最良手段。陈独秀亦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上盛赞威尔逊是“现在世界上第一好人”。而蒋梦麟在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作序时称，这些演说“代表大共和国光明正大之民意，为世界求永久之和平、为人类保公共之利权者也”。

可是，美国宣传与中国人的盛赞显然夸大了威尔逊影响国际局势的能力以及帮助中国的决心。因此，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中国时，巨大的希望霎时幻灭，顿时化为愤怒的烈火，中国人 被激怒了。一时之间，“第一大好人”变成了“威大炮”，“十四点原则”也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可是，中国人的愤怒恰恰反映出威尔逊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已是异常深刻。正如胡适所说：“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威尔逊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已不局限于它在当时是否兑现，而在于其启蒙和解放思想的作用。事实上，巴黎和会给美国带来的坏印象很快褪去，在短暂的愤慨过后，中国知识分子依旧对美国抱有美好的幻想。这种美好的印象还来自于美国对华教育和思想文化的输出。在美国私人团体和政府的干预下，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人有了大量接受美式教育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机会。

19世纪末，在美国海外扩张突飞猛进的刺激下，基督教复兴运动掀起海外传教的一个新高潮：以年轻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兴起。而中国，是新一波美国海外传教的重中之重。大量美国传教士在20世纪初涌向中国，到一战以前，美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在华传教规模最大的国家。耶鲁大学学生创办的“雅礼协会”（Yale-in-China）就是这样一个传教团体，他们在中国内地大力推行基督教教育。在其主要负责人胡美（Edward Hume）看来，推行教育，是因为“掌握了学生，掌握了读书人……中国就会取得成功”。而所谓成功，在他看来就是按照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宗教，让中国人变成真正的“世界公民”。也就是说，通过推行西式教育、改变中国青年人的宗教信仰，可以让中国人达到所谓的美国人的成功标准，变成符合国际规范的世界公民。为此，雅礼协会在中国建立了长沙耶鲁诊所、“湘雅”医学院和医院、雅礼中学、护士学校，并在1923年开始着手组建大学和医学院，为中国人学习美国人思考和生活的方式提供重要条件。

雅礼中学

美国政府也开始积极参与这一通过教育改变中国人对美看法的行动。他们希望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亲美人士，通过控制中国人的精神，从而达到促进美国在华利益的目的。这集中体现在使用庚款资助赴美留学生的问题上。在美国驻南京领事看来：“在中国人学习时向他们的脑子里灌输美国思想”，这是建立“美国最持久影响”的希望。而美国伊里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J.詹姆士（Edmund J. James）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说得更加露骨，“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这句话点明了美国试图改变中国人思想背后的利益考量。

在这种情况下，1908年罗斯福决定向国会提议，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半退还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深造和创办清华学堂的费用。在这笔款项的资助下，大批中国留学生赴美求学，对中美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些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知识青年，经过美国文化的侵染，对美国人的态度逐渐从疑惧转向喜爱，对待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态度也从之前的排斥转向主动的接受和学习。回国之后，众多优秀的庚款留美学生成为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先驱人物，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经济学家马寅初、建筑学家茅以升、气象学家竺可桢等。他们在大学里传播西学和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影响了下一代的中国学生。据统计，1909~1929年间，庚款留美学生总人数达1289人。至30年代，美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对美国人而言，中国人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就相当于选择了怎样一种现代化改革的模式与思维方式。杨玉圣教授将中国的留美学生称为“具有过渡性双重人格”的“边际人（Marginal Man）”，他认为留美学生的美国文化观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特别是留美学生对美国文化的介绍与传播，推波助澜地将西方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请到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判断显然是准确的。

美国政府向中国输出有关美国的知识以及民主价值观的高潮出现在抗战时期。1930年代，深陷大危机之中的美国自顾不暇，因此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仅仅回应以“不承认主义”。虽然它在道义上支持中国，但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行径令对美国满怀期待、苦等国际救援的中国人灰心丧气。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将美国拖入大战，中美关系戏剧性地发生了质变。中国从被美国同情怜悯的弱者变成了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并肩作战的盟友。

1943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以及“中美新约”的缔结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平等的新时期。但是，在这表面的平等之下，掩藏的中美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美结盟，实际上给予美国一个深入中国社会、按照自身意愿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产生全面影响的机会。

影响战时中国人的美国观方面，美国政府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具体承担这一重任的是两个文化机构——美国战争信息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和国务院的文化关系司（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实际上，战时中美双方都对自己的盟友感到不满。两国在美援的数量、中国出兵缅甸的时间、政府的民主改革和共产党的地位问题上争执不断。任东来教授将战时的中美两国形容为“争吵不休的伙伴”，而台湾的周锡生教授甚至将他们称之为“剑拔弩张的盟友”。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多次抱怨美国藐视中国，援助微薄。这说明，国民政府对美国援华力度不足、蔑视中国政府权威的举动已经非常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战时中美合作以及鼓励中国政府的民主改革，美国战时的宣传机构战争信息署和国务院文化关系司都接到了改善中国人对美印象的重任。正是因为美国对华实际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有限，所以才更需要在言辞和心理上对中国进行抚慰与鼓舞。战争信息署的驻华办事处旨在通过报刊、电影、图片和广播等媒介，改变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美国的印象，从而推动中美合作；而文化关系司的对华文化项目针对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旨在通过派遣专家来华、资助留美中国学生、捐赠书籍等教育交流和合作项目来促进中国人对美国文化与制度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两个项目都具有推动战争进程和促进中国对美认知的效用。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受到了这些宣传与文化活动的影响，具体反映在抗战时期中国人对美国的一致称赞上。中美新约缔结时，蒋介石高度赞扬了英美主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举动，称“英美各友邦对世界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美国”，跟我政府的“希望完全一致”，并无一点保留的要求，“他们这个举动，不仅是增加了我们同盟国战斗的力量，尤其对侵略各国在精神上给予他们一个最大的打击”。中共党内的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也纷纷写文章表达欢庆之情，而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张道藩、邹鲁以及经济学家夏炎德也发表了称赞美国的政论文章。
1945年的美国国庆（独立日），中国的各大报刊刊登了盛赞美国的社论和文章。如《大公报》作为自由派报纸的领袖，对美国这个民主自由的典范分外推崇，并且对美国将民主原则应用于外交之中满心赞赏。该报编辑在社论中称，“美国的伟大并不在她的地广民众，国力富强，而在于所谓美国精神，尚民主，讲正义”，在他看来，美国的独立不仅是地球上“新添了一个国家”，而且给人类“带来了民主的时代”。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热情地夸赞独立战争和内战都体现了美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中国需要借鉴美国的地方非常多，“而民主团结 最为重要”。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亦有类似言论，只不过它强调的重点是“建屋不能猝就，建国亦然”。美国的建国就经过了“长期的坚贞的奋斗”。中国和美国的建国历史极为相似，所以它们实现民主的道路都是漫长而曲折的。

以上这三家具有代表性的报刊评论中可以看出，由于编辑个人的政治背景不同，他们对从美国这个“民主典范”身上应该学习的东西也有不一样的看法。自由派崇尚美国自由的理念，羡慕美国 的民主制度，并对战后国际合作的理念分外推崇；而共产党强调的则是“民主的权利”和“为自由而 战”的正当性，认为中国应该和国际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对抗法西斯主义；至于国民党为了压制公民对民主权利的要求和对自由理念的信奉，从美国历史中看到了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并通过宣扬罗斯福所提倡的“新自由”，来美化和掩饰国民党 政府的专制制度。尽管各大报纸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毋庸置疑的是，美国作为中国学习的“民主典范”和战后国际合作的“领导者”形象，已经在战时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可。

学者张济顺曾使用“后殖民理论”对美国这一时期的“新殖民主义”行径做出尖锐地批判，认为美国是在主权国家平等关系的外衣下，试图建立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别是话语）的霸权。实际上，战时美国的对华文化输出确实带有文化帝国主义的色彩。中国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而美国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战时乃至战后，美国对中国都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力，甚至试图运用这种影响力来改变中国、再造中国。这就是一种利用资源优势的变相“强加”。这一时期的中美文化交流主要是单向的，美国通过其庞大的经济资源、外交优势以及对各种交流媒介的控制，主导着美国形象的输出，并影响了中国人美国观的构建。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美国的对华宣传与文化外交也将自由、民主和宪政的观念传到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那些普通民众中。这些新观念不仅促进了中国人观念的进步与革新，同时“民主”与“自由”的话语也构成质疑和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重要思想资源。更何况中国人并非被动的接受者，不同群体依据自身的需求，得出的对美国的看法亦不尽相同。他们甚至利用美国人输送的观念来为自身观点辩说。这是美国所无法预测和掌控的，正如战后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