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日以来的日本人

节选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

《菊与刀》1946年首版封面

对日本人来说，美国的最终胜利改变了形势。如同通常日本人生活中的情况一样，他们的最终失败带来的是对他们过去所追求的方针的摒弃。

日本人的独特伦理道德观使他们能够将一切擦去。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了在擦洗干净之处记下新的羞辱的符号，而只是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是战败的“必然后果”的事情，这种做法取得了效果。

天皇的保留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事处理得很好。是天皇首先拜访了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先拜访天皇，这是给日本人上的一堂直观教学课，其影响力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

据说，在建议天皇否认其神性时，天皇提出异议说让他抛弃他本身没有的东西会使人感到很难为情。他诚恳地表示，日本人并未把他看作西方意义上的一个神。然而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力劝他：西方人关于“天皇主张神性”的观念将有损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同意承受否认神性带给他的难堪。

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将世界各报纸关于他的消息的所有评论翻译给他看。读了这些评论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自己很满意。

鲁思·本尼迪特克

美国的政策还使日本人得到了某种满足。国务院、陆军、海军部的指令上规定：“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团体，应给予鼓励并提供便利。”

日本劳力在许多产业中组织起来，曾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农民联合体也重新兴起。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这种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的态度，就是日本也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些什么的证明。

一名美国通讯记者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东京一位罢工者抬头看着一个美国士兵露骨地眉飞色舞地说：“日本‘胜利’了，是吗？”今天日本的罢工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很多相似点，农民的控诉常常是他们所承受的赋税和徭役会妨碍正常的生产。它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因为它们没有企图改变制度本身。

时至今日，遍及日本的罢工也没有减缓生产。日本人比较喜欢用的形式是由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通过增加产量使管理人员丢脸”。三井所属的一家煤矿的罢工者把管理职员全部赶出矿井，并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了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们在一次“罢工”期间也增加了生产，并把他们自己的工资提高了两倍。

当然，不管可接受的政策显得多么通情达理，任何战败国的管理总是困难的。在日本，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是不可避免的尖锐问题。并且，由复员军人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以及由于这些人的加入而壮大的秘密社团带来的暴力问题都在困扰日本的战后重建。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的职员的管理，它们势必同样尖锐。

这些问题要求重建日本的经济，这能让现在二三十岁的人得以谋生并在社会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它们要求改善农民的命运。每当经济不景气时，日本人总会回到他们的故乡——农村去，但是，很小的农庄会因此负债，很多出租的地方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工业也必须起步了，因为反对给较小儿子分遗产的情绪很强烈，除了长子之外其他的年纪小的最终都要到城市里去寻找他们的机会。

麦克阿瑟和时任日本天皇

无疑，日本人面前是一条漫长而困难的道路，但如果国家预算不供给重装军备，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日本这个国家在珍珠港事件前10年间，把国家收入的一半都花在军备及军事力量上，如果它取缔这样的支出并逐步减轻取自农民的地租，是可以建立一个健全的经济基础的。

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方式是耕种者得60%，40%用于支付税金和租金。这与缅甸、暹罗这样的稻谷种植国家大不相同，那里的传统分配方式是90%留给耕种者。日本耕种者身上的巨额税金最终都变成了维持国家战争机器运转的费用。

就欧洲和亚洲而言，今后（指战后）十年间不扩充军备的国家都将比扩充军备的国家具有潜在的优势，因为它们的财富可以用来建设健康、繁荣的经济。

对美国来说，我们在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中几乎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家（指美国），我们不会由于国防计划的费用而陷入贫穷。我们国家没有遭受破坏。我们也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

我们完善了大批量生产和机器设备，除非我们着意搞大规模军备、奢侈品生产、福利和研究设施，否则我们的国民就会找不到工作。资本对有利投资的需要也是急切的，但在美国以外这种情况完全不同，即使在西欧也是不同的。

德国尽管有赔偿的所有要求，但它不被允许重建军备，在以后十年里如果法国的政策是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德国就会建立起法国不可能做到的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日本可以充分利用相同的优势超过中国。

如果日本在其预算中不包括军事化，如果它愿意，能用极短的时间打下繁荣的基础，使自己在东方的商贸中不可或缺。它可以把经济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一个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一个荣耀的地位，如果美国能继续利用它的影响来支持这项计划，对日本将会是极大的帮助。

美国和其他国家不能去做的，就是用命令的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对于任何一个被统治的国家来说，这种办法从来就没有效果。

对于一个具有不同习惯和观念的民族，任何国家都不能对其发号施令去遵循自己想象的生活方式。日本人不能通过立法去承认被选举出来的人们的权威，并无视在其等级制度中建立起来的“适当位置”。

他们不能通过立法来采纳我们在美国已成习惯了的自由和随随意的人际交往方式，还有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之人的迫切要求和个人选择自己的配偶、自己的职业、自己想住的房子以及他愿意承担的义务的激情。然而日本人自己对他们认为必要的这个方向的改变已非常清楚。自战胜日本那天以后，他们的当政者说，日本必须鼓励它的男男女女过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当然，就算他们不这样说，日本人民也会明白，因为他们已开始怀疑“羞耻”在日本的作用，并且希望自由在他们的同胞中有新的发展：不会去担心“社会”的谴责和排斥的自由。

战后的日本

因为在传统的日本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实在太多了。社会压力要求日本人隐藏自己的情感，放弃自己的欲望，并作为一个毫无掩饰的家庭、组织或民族的代表去面对。

日本人已经表明他们能够忍受这样一种方针所要求的所有自我约束，但是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太沉重了。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过度抑制自我，不敢要求过那种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他们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了一条代价没有止境的路途，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他们变得自以为是，并鄙视有着较少苛求的伦理观念的民族。

通过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和失败”，日本已向社会变革迈出了第一大步。他们希望在和平国家中赎回一个受尊重的地位，实现此事的前提是必须实现世界的和平。如果俄国和美国在未来数年致力于军备，日本则会利用它的作战知识参与那场“战争”。但是，承认这种确定性并不能让我们怀疑一个和平的日本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情况变化的，如果状况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它的位置。反之，就是在一个组织成武装阵营的世界里谋求位置。

目前，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之光已经熄灭。他们会注意去看在世界其他国家军国主义是否也已失败。如果没有，日本会重燃自己的好战激情并展示它能为战争做出多“好”的贡献。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地方也已失败，日本也能证明，它已经很好地吸取了帝国主义王朝的野心并非通往荣誉之路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