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最后卫士，马可·布鲁图斯

摘自:《古罗马帝国的辉煌》 赵林 著

共和国的最后卫士马可·布鲁图斯

在古代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笔下，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公元前85年一公元前42年）是一位品格高尚、人格完美的贵族青年。关于他的出身问题，素来存在着两种不同说法：其一认为他出身于罗马的显赫世家，其先祖就是大名鼎鼎的共和国开国元勋老布鲁图斯；其二则认为他并非老布鲁图斯的后裔，其祖上原是平民阶层，后来因经营有道才跻身朝政。虽然关于马可·布鲁图斯的父系血胤存在着不同看法，但是他的母亲塞维莉娅（Servilia）确是出身名门世家，其祖辈曾有过捍卫共和、反抗暴政的英雄业绩。马可·布鲁图斯的父亲当年曾与平民派领袖雷必达站在一起共同反对苏拉派，战败后被庞培下令杀死；他的母亲则是元老院领袖小伽图的妹妹，后来布鲁图斯又娶了小伽图之女波西娅为妻。可以说，刚烈正直的小伽图对于布鲁图斯的一生影响巨大。

布鲁图斯从小受过良好教养，性情温良，知识渊博，精通希腊哲学和修辞学。成年后的布鲁图斯对政治不感兴趣，专注于经济活动，以擅长放贷理财而著称。但是公元前49年恺撒与庞培公开决裂后，布鲁图斯退出金融界加入庞培和元老派的阵营，尽管庞培与他有杀父之仇，由此可见他的共和主义立场。但是他在军营中从来不和庞培说一句话，因为在罗马人看来，与杀父仇人说话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布鲁图斯的母亲塞维莉娅既是小伽图的胞妹，也是恺撒最知己的情人。恺撒不仅驰骋战场，而且在罗马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中也是春风得意，与许多政要的女眷都结有情缘。例如他与克拉苏之妻、庞培之妻曾有过浪漫故事，而恺撒与塞维莉娅的恋情更是时人尽知。罗马有一段谐谑的小插曲流传甚广：

公元前63年，罗马元老们在元老院里激烈辩论着喀提林阴谋事件，正当小伽图在台上慷慨陈词时，他突然看见有人走进来悄悄递给了恺撒一封信，恺撒则匆匆写了一张小纸条交给来人带走。由于恺撒当时是站在为喀提林集团辩护的立场上，因此小伽图断定这封信件一定与喀提林阴谋有关，于是他便对在场的元老们说道，恺撒现在仍然还在给院外的喀提林集团通风报信。

小伽图执意让恺撒把这封信件交给他当众展示，恺撒起初坚决不允，小伽图更加认定恺撒心中有鬼，恺撒迫于无奈，只好把这封信交给了小伽图。小伽图打开一看，此信竟然是其妹塞维莉娅写给恺撒的情书。小伽图非常尴尬，将信件揉成一团扔向恺撒，悻悻地说道：“荒唐汉，见鬼去吧！”然后又继续发表他的政治演讲。

在法尔萨卢会战前夕，塞维莉娅专门托人给恺撒捎来口信，请求他不要伤害正在庞培营中的布鲁图斯。一向重情义的恺撒传令麾下将士，任何人都不得伤害布鲁图斯。后来布鲁图斯果然在战俘营中被找到，恺撒对他既往不咎，反而还加以重用，在恺撒被刺的时候，布鲁图斯已经升任为罗马的首席法务官，大有希望在近年内出任罗马执政官。但是布鲁图斯最后还是与卡西乌斯共同策划了刺杀恺撒的阴谋。

这次刺杀活动的主谋是布鲁图斯的妹夫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卡西乌斯原本也是庞培的部将，在庞培战败之后归降了恺撒，恺撒同样委之以重任，公元前44年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一样成为罗马法务官。与温良谦和的布鲁图斯不同，卡西乌斯性情暴烈，刚愎自用，虽然官居高位，但是他仍然对恺撒耿耿于怀，其中既有公愤，也有私怨。公愤是由于他认为恺撒要实行独裁专制，身为罗马元老的他必须起来捍卫共和国；私怨则是由于他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比布鲁图斯更加优秀，但是恺撒却因塞维莉娅之故而偏爱和重用布鲁图斯。虽然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同为法务官，但布鲁图斯却是首席法务官，因此争强好胜的卡西乌斯颇为不满。正是这些公愤私怨促使卡西乌斯策划了刺杀恺撒的阴谋。

恺撒本人没有儿子，埃及女王克丽奥佩特拉为他所生的儿子（恺撒里昂）只是外国情人之子，不能享受罗马公民的正当权益。而且恺撒深知罗马政坛之险恶，因此对于这个非婚生子一向低调处之，只想把他扶植为将来的埃及法老，决不让他参与罗马政治。有一种观点认为，恺撒一直把情人塞维莉娅之子布鲁图斯视若亲子（甚至认为布鲁图斯就是恺撒与塞维莉娅的私生子，此说显然属于无稽之谈），所以刻意培植重用他。实际上，在恺撒把自己的甥外孙屋大维确立为养子之前，他视同子嗣的是另一位布鲁图斯——德奇姆斯·布鲁图斯，他是马可·布鲁图斯的堂兄弟，也与恺撒沾亲带故，一直都是恺撒深为信任的部将（尽管这位布鲁图斯后来也参与了对恺撒的刺杀活动）。但是恺撒对品性高尚、富有睿智的马可·布鲁图斯也是青睐有加，如同当年苏拉对待庞培一样加以扶持。而马可·布鲁图斯先前虽然曾站在庞培和元老派一边与恺撒为敌，但是自从归顺恺撒之后，也确实为恺撒的雄才大略所折服，从心底深深地钦佩恺撒的英雄气概。然而，尽管马可·布鲁图斯对恺撒的人格魅力多有敬重，他仍然在共和理想的驱使下，以及在其妻波西娅的激励下，毅然决然地参与了刺杀恺撒的行动。

布鲁图斯在刺杀恺撒之前有些犹豫，他的妻子波西娅看出了丈夫的踌躇，想要为丈夫分忧，但是罗马男人一向不愿意把政治事务告诉女人。于是波西娅就拔出短刀，刺向自己的大腿，血流如注，然后她义正词严地对布鲁图斯说道：“布鲁图斯，我是小伽图的女儿，自从与你结婚以后，不只是一个同寝共食的侍妾而已，应该要分担你的荣辱凶吉而且生死相依。……我一直以身为小伽图的女儿和布鲁图斯的妻子感到无比的自负，要是这两个头衔还无法获得信任，现在经过自我的考验，发现能够无视于肉体的痛苦。”（普鲁塔克）在这种情况下，布鲁图斯便把刺杀恺撒的计划和盘告诉了波西娅，她听后鼓励布鲁图斯说：“如果你功败身死，我也决不苟活！”

“3·15事件”与恺撒之死

恺撒这个人一向襟怀坦荡，充满自信，少有防人之心。战胜庞培之后，他被崇拜英雄的罗马人民奉若神明，同时也采取了一些赢取民心的改革举措，更是深受民众的爱戴。当他大权独揽，相继获得了无限期独裁官和终身执政官等要职之后，他要求元老院集体宣誓捍卫他的人身安全，然后就主动解散了自己的卫队，平时出门只带几个亲信，对任何人都不加提防。

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记载，在恺撒被刺的公元前44年3月15日这一天发生了许多“不祥的征兆”，例如3月15日前夜罗马遭到了巨大暴风雨的袭击，罗马广场上聚集了大群的鸦鸟，有占卜师曾向恺撒作出过“留意3月15日”的预言等。尤其是恺撒之妻卡尔普尼娅在夜里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恺撒遭遇了血光之灾，于是她极力劝阻恺撒前往临时用作元老院的庞培剧场。

但是恺撒却因三天后就要远征帕提亚，有一些重要事务和人事安排需要布置，再加上他本人素来对卜术迷信嗤之以鼻，所以坚持要去元老院参加会议。正在犹疑之间，一直为恺撒所重用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斯来到恺撒家中，他代表元老院专程前来迎奉恺撒。据说这位德奇姆斯·布鲁图斯才是老布鲁图斯的嫡传后裔，具有渊源深厚的贵族血统，他早在20岁左右起就一直追随在恺撒的身边，参加过高卢之战和罗马内战，是恺撒特别信赖的年轻将领。恺撒平时将其视同嗣子，准备在临行前任命他为山南高卢总督，负责镇守意大利的北大门。在恺撒死后所颁布的遗嘱中，德奇姆斯·布鲁图斯被列为屋大维之后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但是德奇姆斯·布鲁图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也在捍卫共和政制的理想驱策下参与了卡西乌斯、马可·布鲁图斯等人主使的谋杀阴谋。

由于对德奇姆斯·布鲁图斯充满了信任，况且还有恺撒的另一位心腹——当年的执政官安东尼相陪同，于是恺撒就坦然地与他们一起前往元老院。

在去往庞培剧场的路上，恺撒正好遇上了那位预示过不祥之兆的占卜师，他戏谑地调侃道：“今天不是3月15日吗？”

言外之意是说自己仍旧安然无恙。结果这位占卜师回答道：“不错，今天是3月15日，但是今天还没有过去！”

当恺撒一行人来到庞培剧场时，一位参与阴谋的元老借口有事要与在任执政官商量，把身强力壮的安东尼拦在了门外。恺撒进入剧场议事厅之后，在数百位与会者的众目睽睽之下，遭到10多位怀揣短剑的元老们的攻击，最后身中23刀（一说为43刀）而死。他看到连自己钟爱的德奇姆斯·布鲁图斯也拔出短剑刺向自己时，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还有你吗，孩子？”然后拉起衣袍遮住面孔，倒在了庞培塑像的阶下，时年56岁。后世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往往把这里所说的“布鲁图斯”当作了马可·布鲁图斯。

参与刺杀恺撒阴谋的一共有14位元老，其中9位是庞培的旧将（如马可·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恺撒对他们从来不加防范，还予以重用；另外5位则是恺撒的部将（如德奇姆斯·布鲁图斯等），他们长期效命于恺撒麾下，深得恺撒的信任。这些不同政治背景的罗马要员都参与了卡西乌斯和马可·布鲁图斯主使的刺杀阴谋，其共同的原因当然都是对共和政体的忠诚和对专制君主的憎恶。庞培的旧部或许还受一些罗马传统的报恩复仇心态的影响，而恺撒的拥趸们，以及与庞培有个人宿怨的马可·布鲁图斯，则超出了个人恩怨，完全是出于一片捍卫共和国的赤诚之心，这在当时德行沦丧、人心不古的政治环境中可谓是弥足珍贵的，虽然其间也难免夹杂着一些对恺撒政治变革方略的误解。

由于马可·布鲁图斯是刺杀恺撒的主谋之一，所以作为恺撒养子的屋大维得势之后，自然就对布鲁图斯加以贬抑。一直到罗马帝国终结乃至在中世纪西欧社会中，布鲁图斯都声名狼藉，被归于奸邪大恶之流。在中世纪大诗人但丁的长诗《神曲》中，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被打入地狱的最下一层“犹大狱”中，在那里有3个正在遭受折磨的罪大恶极之人，除了出卖耶稣的首恶犹大之外，另外两个就是刺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

“那受到最大的刑罚的上面那个就是犹大·伊斯喀里奥，他头在里面，两腿在外面使劲划动。把头朝下的那另外两个中，那从黑色的脸孔吊下来的是布鲁图斯——看他怎样扭动，不发一言；那另一个是卡西乌斯，四肢似乎多么僵硬。”

但是后来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恺撒大帝》中，却把马可·布鲁图斯描写成为一位不畏强暴、伸张正义的高尚青年，从此以后布鲁图斯就成了西方人心中的英雄楷模。

恺撒悲剧的历史意义和深刻教训

经过法尔萨卢会战和北非、西班牙等一系列战役，恺撒消灭了庞培派势力，极大地打击了元老院和贵族寡头，实现了大权独揽的政治宏图。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踌躇满志的恺撒在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变传统共和体制的政治改革之后，正准备进一步实现亚历山大伟业——征服帕提亚——的前夕，遭到了马可·布鲁图斯等元老派的刺杀。恺撒遇刺后，罗马共和国再度陷入混乱，“后三头同盟”应运而生，罗马共和政体不可挽救地走向了彻底瓦解。

恺撒的结局固然是一场悲剧，但是恺撒却与前面的那些政坛巨星不一样，虽然恺撒本人也充满了追求权力和创造辉煌的野心，但他却是一个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的政治家。曾经治理过西班牙、高卢等海外行省的恺撒非常敏锐地洞察到，以往那种以元老院为主体的寡头统治形式，可以有效地治理小国寡民的共和国，却很难适应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帝国。一方面，寡头统治集团的治理能力随着国家版图的迅猛扩展和自身德行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日益捉襟见肘；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甚至外省人获得了公民权，作为全体人民意志代表的罗马公民大会已经变得名不副实，完全沦落为一个由城市暴民组成的政治机构。在罗马的寡头集团和平民大众双方都竞相走向腐败堕落，而新兴的军队要素在政坛上的重要性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时代就开始呼唤一位手握重兵且拥有民心，用武力和集权方式来威慑元老院的雄才大略者，而恺撒就是在这种现实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历史性人物。生活在共和国末期、经历了社会动乱的恺撒深切地意识到，传承了四百多年的共和体制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像苏拉那样苦心孤诣地去修补共和制度的做法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重建一种更新的政治体制来替代它。虽然恺撒最终功亏一篑，遇刺身亡，但是他所推进的政治变革事业却被屋大维继承和实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担任终身独裁官却“壮志未酬”的恺撒，还是被尊为“奥古斯都”而大定乾坤的屋大维，都是时代潮流的顺应者。英国著名的罗马史专家塞姆在《罗马革命》一书中写道：

“恺撒能够看到，在一个世界帝国里，显贵阶层的统治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而在全意大利的居民都已取得公民权的情况下，罗马平民掌握的权力也已落后于时代。恺撒确实比许多人所设想的更加保守，更像一个纯正的罗马人……但恺撒被强行推上了独裁者的位置。这意味着一个人将取代法律、政体和元老院进行长期统治，意味着新的力量与观念迟早要获得胜利，军队和行省的地位将要上升，而从前的统治阶级则已日薄西山。……历史上的悲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是’与‘非’之间的冲突所酿造的。根据各自的立场来看，恺撒和布鲁图斯都是正确的。”

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一直到近代的孟德斯鸠，西方许多政治学家都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观念，他们认为民主制只能运用于雅典这种小国寡民的城邦，共和制可以适应罗马共和国这种中等体量的国家，而君主制则更适合于帝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充分印证了这种观点，随着罗马迅猛膨胀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少数寡头控制的元老院和乌合之众组成的公民大会已经没有能力来治理这个国家了，于是拥兵自重并收揽人心的政治强人就会脱颖而出，从而水到渠成地将共和制转化为帝制。帝制就像腐蚀剂，逐渐从外部向内芯渗透，从对外扩张的霸权逐渐演化为国内政治的强权，最终使帝国的内政外交全都掌握在一个依仗军队高度集权的专制君主之手。

苏拉是第一个率领外省军队来夺取罗马政权的人，恺撒也如法炮制，挥兵越过卢比孔河而颠覆了元老院的统治(苏拉和恺撒所开创的以军干政的先例后来在罗马帝制时代愈演愈烈）。

苏拉试图依靠军队和元老贵族的支持来修复传统的共和体制，恺撒则想利用军队和广大民众的拥护来改变共和政体。苏拉最后寿终正寝，他想要完成的事业很快就付之东流；恺撒虽然遇刺而死，他所推行的变革事业却被屋大维最终实现。由此可见，苏拉与恺撒这两个强权独裁者，其个人命运和历史意义是迥然相异的。

恺撒的政治变革之所以功败垂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未能建立起一支忠诚强大的政治团体或党派。恺撒只是靠着个人魅力和利益诱惑来推行改革措施，他的支持者们是一个良莠混杂的庞大群体，其中既有他的忠诚部属，也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投机者，利用他的宽宏大度来猎取政治利益，很难与他同心同德。从刺杀恺撒的那些同谋者的组成情况，就可以看出恺撒身边缺少一些理想信念相近的政治同道者。仅凭着军队的效忠和民众的拥戴，恺撒是很难实现他的政治变革理想的，他还必须建立一个同心协力的政治团队，依靠一批志同道合者来共同推进变革宏图。

恺撒最初是以马略、秦纳事业继承者的身份而受到了平民阶层的大力支持，而后又因与克拉苏、庞培等权贵建立政治同盟而势力大涨，再往后则依靠军队的效命而攫取了国家政权，并且使得许多趋炎附势的元老贵族如蚁附膻般地归降帐下。如此看来，恺撒阵营实际上是一个五味杂陈的大缸。无论是什么身世背景、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只要具有才能并愿意依顺，恺撒就一视同仁地予以重用。甚至连穿长裤的高卢人，也被恺撒增补进了罗马元老院，从而遭到穿托加袍的元老们的嘲笑。

为了笼络人心，恺撒将元老从600名增加到900名，财务官从20名增加到40名，法务官从8名增加到16名，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然而这种宽宏的做法却为自己的悲剧埋下了种子。现在元老院和高官行列中充满了各色人等，既有恺撒的忠实拥趸（如安东尼），也有见风使舵的中立派（如西塞罗），还有庞培的党徒（如卡西乌斯），以及出于高尚动机的叛变者（如两位布鲁图斯）。这些人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怀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全都因恺撒的宽容和慷慨而聚集在一起。结果，当恺撒在庞培剧场遭到14位元老——其中的好几位已经被恺撒内定为各行省总督，甚至稍后的罗马执政官——刺杀时，其他数百位元老都瞠目而视，袖手旁观，竟无一人施以援手（恺撒的死党安东尼被早有预谋的刺杀者同党拦在了门外）。这恰恰说明恺撒在“结党营私”方面的失败，他太过自负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慷慨仁慈，而未能建立起一支忠心耿耿、精诚合作的政治团队。

后来屋大维充分吸取了恺撒失败的深刻教训，他在统一罗马、攫取政权的过程中，不惜将整个国家机器全部打散重组，创建了许多新的权力机构和行政组织，将老一辈权贵打得落花流水，培养了一批忠实于自己的新生代党羽，从制度上和组织上确保了他的至上地位和绝对权威。因此，恺撒未竟的政治变革方案到屋大维那里得以顺利实现。

共和国的危机与政治强人的应对方略

马其顿战争和布匿战争结束之后，随着罗马版图的不断扩大，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危机日益暴露，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

格拉古兄弟开启了最初的改革，他们试图缓解民间疾苦，扩大公民范围，通过建立平民和骑士阶层的同盟来抗衡贵族与元老的统治。但是他们的改革导致了暴乱的发生，进一步加深了平民与贵族、穷人与富人、意大利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仇隙，致使共和国危机四伏，从而促使萨图宁、苏尔皮奇乌斯、马略、秦纳等野心家利用民众的不满而煽动起暴民政治。当贵族和平民双方都公然将暴力活动引入政坛时，政治改革就开始转化为社会革命，共和国也就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苏拉试图力挽狂澜，拯共和于将倾之中。他以军队为后盾，采取独裁手段来重建共和体制，通过一系列复古改革措施，以加强以元老院为首的贵族寡头统治。但是苏拉充其量只能维持共和制度的外观，却无力挽救共和精神的沦丧；他可以修复一座堡垒，却未能培育出一支守军。由于没有后继者来进行守卫和维护，共和国很快又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伟大的庞培”试图在激烈的政治冲突之中卓然傲立，一方面他以赫赫军功赢得了民众的崇拜，另一方面他始终与元老院及权贵寡头保持着良好关系。然而，尽管庞培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但他在政治上却缺乏远见卓识和雄心大志，因此只能长期游移于平民与贵族、军事与政治、恺撒与元老院等一系列二元因素之间，既无独到的改革方略，亦无坚定的保守立场，最终沦为罗马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沧海横流的共和乱世中，善于审时度势的恺撒借助格拉古兄弟和马略、秦纳等人所鼓动的民势，笼络保民官，驾驭公民大会，并且倚重于政治权重日增的强大军队，用独裁方式来削弱元老院的权力，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一劳永逸地解决共和国危机。恺撒虽然功败垂成，他的未竟事业却由屋大维完成，屋大维最终实现了从共和向帝制的历史转化。

概言之，对于日趋颓败的共和旧舍，格拉古兄弟首先开启改革来“拆墙”，苏拉试图通过复古更化去“补墙”，庞培首鼠两端，游移不定，恺撒和屋大维则要将共和旧舍推倒重建，最终建立起宏伟的帝国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