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 独立与生存：淫威下的两难抉择

摘自《无穷的困惑》许纪霖 著

在抗战初期开始定型的三角格局中，国民党、共产党、中间党派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如此的失衡，以至于犹如几何学中的一个直角三角形：国民党占据着一条最长的斜边，共产党代表着一条较长的直边，而那最短的一条直边即象征着中间党派。相对于有组织、有武装的国共两党来说，那中间力量之异歧、零散、孱弱，不仅在事实上无力承担起调解国共、促成团结的历史使命，而且自身的地位，也仿佛一叶漂游在水面的浮萍，仅仅依附于国民党的恩准而存在。随着调解国共的实践不断受挫和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故态复萌，黄炎培、张君劢他们愈来愈意识到这个悲哀的现实。于是，中间党派本身的联合和独立就历史性地提上了日程。

事情是从一场“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开始的。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大学召开一届四次大会。由于重庆大学离市区较远，许多参政员都搬入学校的宿舍居住，每日朝夕相处，谈论的多是众所关切的国内政治问题。自武汉失守迁都重庆之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法西斯独裁专制，将抗战初期赐给人民的一些民主权利大部取消，其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向对内“防共”。黄炎培、张君劢他们对此深怀忧虑，大家都觉得，如果民主为统一牺牲过多，则不仅民主倾覆，统一亦难保。

要控制国民党的政策倒退，就必须建立一种凌驾于国民党之上的制约力量。于是，久违了的民主宪政在阴霾密布的雾都重庆又旧话重提。到参政会开会那天，一共出现了七个有关宪政的提案，其中中间党派提议的占五个。张君劢情绪异常亢奋，他代表国社党与青年党的左舜生、第三党的章伯钧等连署了两个提案，一为“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一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

9月15日晚，第三审查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审查上述七个提案。当时亲历会议的邹韬奋事后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他戏谑地将国民党参政员称作“陪客”，非国民党参政员称作“来宾”：

这夜的辩论，在“来宾”和“陪客”之间显然分成了两个阵营。你起我立，火并似的舌战，没有一分一秒钟的停止，一直开到深夜3点钟模样，那热烈的情况虽不敢说是绝后，恐怕总算是空前的。尖锐达到最高峰的辩论，当然要推“结束党治”的这一点了。

“来宾”们一致认为有此必要，一定要把这几个字加入决议案，“陪客”们却又一致大发挥其“不必要论”，一定不要把这几个字加入决议案；罗隆基和李璜两先生发言最多最激昂，老将徐傅霖也挺身而出，大呼“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当时空气已紧张到一百二十分。唇枪舌剑，各显身手，好像刀光闪烁，电掣雷鸣。我在上面说过，保留对于这个提案表决权的第三审查会添了不少临时“转移阵地”的“陪客”，如此表决，“陪客”是占绝对多数的，所以当时“陪客”有恃无恐，大呼“付表决！付表决！”。主席势将付表决，大将李璜跳脚突立，大喊“‘表决’是你们的事，毫不相干，敝党要找贵党领袖说话！”，于是不敢付表决。……

黄炎培

黄炎培不幸做了这一夜会议的主席，尽管在表面上不得不保持调解者的身份，然而他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进行着一场同样“刀光闪烁、电掣雷鸣”的思想斗争？他经历过清末以来的历次宪政运动，真切期待着中国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大道，尤其在这样一个民族艰难、政治黑暗的时刻。在那七个要求宪政的提案中，有一个就是他授命自己的老友江问渔代表职业教育社提出来的，提案的名称很长，却颇反映他的思想特色：

“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二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显然，他要求宪政的根本立足点仍在于“解除根本纠纷”。这又导致他另一面的忧虑：中国确乎应以民主来巩固统一，但倘若民主要求过急不是也会引起分裂？像会场上这种“火并似的舌战”他就很担心会成为公开分裂的导火线。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不仅满头大汗地斡旋着各方，同时也艰难地斡旋着内心冲突的自己。最后僵持到深夜3点钟，黄炎培宣布将当夜各种意见记录在案，汇交第二天再行开会时“慎重考虑”，遂以缓兵之计结束了这场绵延七八小时的舌战。

国民参政会闭幕之后，各中间党派参政员在中共参政员的支持下，在重庆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宪政座谈会，张君劢和黄炎培是二十五个召集人之一。座谈会前后一共举行过八次，逐渐扩展为影响巨大的政治集会。第四次座谈会还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黄炎培等人被推选为筹备会常委。张君劢不久即离开重庆返回大理，继续筹办民族文化书院。他途经昆明时应邀在西南联大做了演讲，呼吁“我们应该大家全体一致地使宪法实行，以期完成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大业”。

宪政运动在国统区的蓬勃高涨，令国民党当局十分头痛紧张，国民党中央总部秘书长叶楚伧不满地说：“研究可以，最好由少数学者在房间里研究研究，不要发表文章，来什么运动！”蒋介石甚至恼怒地责备张君劢和左舜生：“你们怎么也说民主了！这是共产党的口号！”他们只允许自上而下地谈宪政，议宪草，而一旦出现自下而上的趋势时，那脆弱的神经就立即感受到有江山不稳之虞，于是原先承诺的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到临开前夕以交通不便为借口，被无限地延期了。热闹一年的宪政运动就此在暗淡的气氛中闭上了大幕。

然而在那关闭的大幕背后，一支新军却在静悄悄地崛起。在宪政运动期间，各中间党派经常在一起活动，同声相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团体。恰巧这期间乡村建设派领袖梁漱溟从华北、华中战区旅行归来，他向大家介绍了前方的情况，特别提到那里的国共军事摩擦极为严重。他认为，国共党派问题若不速求解决，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解决这一问题，第三者责无旁贷。不过第三者现在过于零散，迅速联合实为第一要事。为此他频频在各中间党派中串联，酝酿合作的事宜。梁漱溟的这些想法与黄炎培可谓不谋而合。黄炎培曾经私下设想过，“待大局演变至某种情形时，预约国共两党以外之同志若干人，联名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内容可包括“痛切戒绝国内斗争，任何意见参商，总须在法律常轨上求解决；劝政府登用贤才，不分派别；劝各党派须倾诚合作”等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39年11月下旬，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问渔、冷通，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曾琦，国社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第三党的章伯钧，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无党派人士张澜、光升等人在重庆集会，组织了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张君劢当时正在大理，他嫌这个组织不是正式的政党，无意列名参加。大家拟订了《十二条信约》，推派黄炎培、梁漱溟将《信约》和会员名单送蒋介石“审阅”。见蒋的这一天，由于黄炎培临时因公离渝外出，梁漱溟便单独前往，与蒋侃侃而谈：“蒋先生屡次要我们说公道话，而不知道我们说话甚难，我们说一句话批评到政府，则被指为接近共产党，或站在某一边了。我们说一句话指摘到共产党，又被人指为接近政府，或为国民党利用。仿佛我们就没有我们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为立场，这是非常苦闷的……我们联合起来，是形成第三者的立场。‘我公’既以说公道话相期勉，先给我们说公道话的地位，那就是要许可我们有此一联合组织。”蒋介石狐疑地提了一些问题，最后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勉强允许。

黄炎培他们终于向中间党派的联合和独立目标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这仅仅是最初一步而已，不仅联合的问题未曾在组织上得到切实的落实，更重要的是，他们依然在独立与依附的内外矛盾冲突中挣扎着。尽管他们在主观上急于摆脱屈辱的依附地位，在政治舞台上树立起自己的旗帜，然而国民党当局却以生存作要挟，压制着他们任何企求离心于独裁政治的举动。这样，外在的独立与依附冲突便内化为自身的独立与生存矛盾。他们缺乏那种“不独立毋宁死”的气魄，不得不在独立与生存之间寻求一种必要的张力，把握那微妙的平衡，从而使这个中间党派组织的独立品格打了一个大的折扣。这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名称上即可窥出端倪，这一名称是梁漱溟提议的，他认为团结统一实为当前急务，只有统一了才有实现宪政之可能。有人反对说：应先求宪政，由宪政而达统一才是现实之道。最后，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梁漱溟的初议，认为强调统一有适应环境的便利之处，因为国民党是喜闻“统一”，不愿“团结”的，更为不能容忍“民主”二字。这样，统一建国同志会自出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的先天不足。成立了一年多，竟然无声无息，舆论界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已为蒋介石默许了的政治组织。

在联合与独立的征途中蹒跚而行的中间党派很快就被逼上了梁山。

1940年冬到1941年春纷至沓来的几件大事，逼迫他们加快了行进的步伐。

1940年12月2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第二届国民参政员名单，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批平日比较进步的中间党派参政员，如章伯钧等竟然被除名了。黄炎培读罢报纸，心情变得十分沉重，他在家里实在坐不住，遂顶着凛冽的寒风赶到张君劢来渝下榻的住处——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的公馆。不一会儿，梁漱溟、左舜生也不约而同地赶来了。四人相聚，不禁长吁短叹，愤懑异常。他们都觉得这是蒋介石向中间党派开刀的信号。黄炎培沉吟半晌，郑重地提出了自己腹议许久的想法：现在我们虽然有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但仍然是各自一摊，没有力量，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国共之外的中间党派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党，团结起来，就真正有力量了。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听了都连连点头称好。第二天，四人继续会商，决定分头联系第三党的章伯钧、无党派人士张澜等。散会时，黄炎培对送到门口的张君劢说了一句颇有深意的风趣话：“在蒋介石看来，你是刚收编的土匪，我是即将叛变的保安队！”一边的梁漱溟、左舜生听了都会意地哈哈大笑。国民党丝毫容不得异己的孤家寡人政策，将这些温和的中间人士逼到了悬崖；他们一退再退，一忍再忍，如今已经无路可退，无可再忍，决意联合起来自救了！

在筹备组织的过程中，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黄炎培闻讯后，深感痛心和不满，他对人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尽管自抗战以来黄炎培在调解国共中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磨难，但这一次空前升级的反共事变依然在他心底激起强烈震动，他感到中间党派以往过于软弱，过于分散，以至于未能尽到斡旋、缓冲的责任，他为此而内疚不安。他认为有必要加快建党的步伐，提出：“国民党是大拇指，共产党是小拇指，我们是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国共要合作非依靠我们来拉拢不可。”同时，“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主张和立场”。张君劢等十分赞同他的意见。他们商定，无论蒋介石是否准许，一定要尽快建立起第三方面自己的独立政党。就这样，在昏暗阴冷的早春天气里，一颗萌芽正顶开头上的沉重石块，破土欲出了。

张君劢

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三个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集会，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后简称《政纲》)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后简称《简章》），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梁漱溟都被推选为常委，分别代表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职教社和乡建派。黄炎培由于他的资望、能力以及在筹备工作中的核心作用，遂被公推为民盟主席。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较之其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在摆脱对国民党政权的依附、走向政治的独立这一点上大大跃进了一步。如果说同志会的成立尚要请示“旨意”，充其量不过是先斩后奏，那么民盟的组建则完全是斩而不奏，抗“旨”而行。仅时隔一年，二者的名称也是一个有趣的对比。在统一与民主这一历史课题下，他们尽管在酝酿同志会时已经意识到失却了民主即失却了统一，但仍然拉来了“统一”作为自己的护身符；而一旦决定摆脱蒋介石的羁绊，他们就毅然将令蒋氏刺目的“民主”作为自己组织的响亮名字。而且，他们在民盟的纲领中也洗涤了同志会《信约》中那些带有保护色的拥护蒋、拥护三民主义之类的词句，突出了具有鲜明政治个性的独立主张：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唯其在相当的程度上摆脱了对蒋介石的政治依附，成为国统区中一支相对独立的民主力量，后来当它公开的时候才受到了如此截然分明的政治礼遇：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欢迎和国民党当局的猜疑忌恨。

在民盟成立之日，大家曾经商定，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破坏，组织暂行保密，先去香港建立言论阵地，待时机成熟后再行公开。

不料蒋介石的耳目十分灵敏，仅过两天，风声便透到了当局那里。蒋勃然大怒，在宴席上当众斥责负有应付各中间党派使命的四川省主席张群：“他们在特园集会都好几次了，还制定了纲领十二条，你竟然一无所闻？”蒋气咻咻地命其立即查清。张群不敢怠慢，立即打电话向张君劢质询，张君劢闻讯色变，连连加以否认。次日张群又驱车来访张公馆，幸亏张君劢外出未遇，不然的话，依照梁漱溟后来的分析，倘若张群穷追不舍，书生气十足的张君劢也许会挺不住，如实招供的。黄炎培、梁漱溟他们接报后立即紧急磋商，拟定应付措施。随后他们主动去见张群，告以所谓组织，无非前之统一建国同志会，所谓十二条，即同志会《信约》十二条，皆承蒋委员长谅许，云云。这才搪塞过去。

此次意外的插曲在黄炎培的心底投下了忧郁的阴影。他格外强烈地感受到从事政治的艰危。独立与生存，不仅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和平政党的两难抉择，而且也是对其中每一个成员的冷峻考验，黄炎培不是那种不知廉耻的浑浑噩噩之辈，他特别敬仰历史上那些杀身成仁的气节之士，对鲁迅这样的同时代人也感佩万分。当1936年鲁迅逝世的时候，他在职教社的悼念鲁迅大会上做过一次题为《从鲁迅之死说到中国民族性》的讲演，其中说了一段深有意味的话：

鲁迅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分子，他不怕恶势力，把一切怪现象毫不客气的揭穿，这种精神就是古人所说“特立独行”精神。……我绝对相信，中华民族的生命，就寄托在这一班“特立独行”的人身上。

此后黄炎培就经常以“特立独行”自勉，唯其经常自勉，也就意味着他自感有愧。他难以淡忘早年“新场党狱”所留下的阴暗记忆。特立独行者的最高精神意境在于超度了对生的执着。像鲁迅去参加杨杏佛葬礼时不带家门钥匙的那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之气概，毕竟是罕见的品质，对一般人来说可谓可望而不可即。在血淋淋的屠刀之下，黄炎培所顾虑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还有他的事业。职业教育不是一项营利的事业，它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维系于社会和政府的资助。他认定他的事业有利于广大的平民百姓，关系到许多人的生计。这不是他个人的事业，他没有权利为了其他的目的而连累、葬送了职业教育的前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将职业教育视作他的第一生命，爱这事业甚至超过了爱他自己的生命。这样，他就比一般人在追求独立的时候又多了一层顾虑。几十年在独立与生存间的踯躅徘徊，渐渐使他总结出一种在两难中力求两全的处世之道——“外圆内方”，以外圆应付生存，以内方维持独立。后来他曾这样描述自己“从二三十年艰苦奋斗中间磨炼出来的一套做法”：

正面绝对不通融的，但侧面未始不可以周旋。在趋向相同的某项工作范围内，未始不可以周旋，但立脚点是绝对不动摇的。

当依循“外圆内方”的处世原则考虑民盟的处境时，他就显得分外的小心慎重。他是民盟的主席，不能不称量整个组织独立与生存的平衡；尤其当职业教育作为一块举足轻重的砝码加入其间时，思虑的天平就稍稍向生存一端倾斜。他深知蒋介石之为人，为了统治上的需要此人是什么手段都不吝采用的。老友史量才的饮弹身亡、《申报》事业因此由盛而衰的情形他至今记忆犹新。他感到，对国民党政府的抗争须像老子所说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只有避其锋芒，才能以柔克刚。何况“国危至此，扶持之、弥缝之不暇，岂可复自暴其弱点，自促其灭亡”，为了民族团结之大局，即使暴露黑暗也应适可而止。

1941年4月5日，黄炎培向民盟提出了四点意见：

（一）对政府取协助之义，其有所见，为善意的劝告。

（二）对内各个的求充实，整个的求团结。

（三）对各友团维持友好，视情态之可能，得就某事件与之合作。

（四）在不背第一点之下，设法与国人及国际相见，咸知吾人对国事之苦心与努力。

这最后一点，指的是民盟公开的问题。黄炎培感到，在当前险恶的环境下，应“力避刺激国民党”，以免遭不测之祸。不久以后，梁漱溟飞赴香港，按原定计划筹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准备在这年“双十”节公开《政纲》，亮出旗帜。黄炎培再三斟酌了十二条《政纲》的措辞，感到最后的四条过于“有力”，建议民盟缓发为妥。在此项建议遭到否决之后，他反复权衡，最后向梁漱溟等人表示，由于“其环境实不容其出名参加同盟”，决定不在民盟的《政纲》上列名，同时辞去主席一职。

然而黄炎培并未因此而退身旁观，他以另一种婉转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补偿了自己的怯弱。

1941年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了“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经过修改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十大政治纲领”，后简称《纲领》）。几天之后，黄炎培在《国讯》上发表了一篇《我之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予以呼应，他说，吾自“九一八”以来，为抗日救国，竭尽努力，“兹者诸友好之有政治结合者，为民主政团同盟之组织，发表宣言于报纸。我虽未籍隶任何政团，在此何可无一言”。接着，他对民盟《纲领》中的主要主张都一一表示赞同和声援，特意强调说：“对此以民主为目标之团结组合，安有不表同情之理。”

由于民盟在公开《纲领》《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时没有有关发起人的署名，国民党方面就借此诬蔑所谓民盟组织是“招摇撞骗”，“绝无其事”，是“第五纵队”的活动。为了揭露国民党的造谣中伤，争取合法公开的地位，民盟决定以新任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四个人的名义，趁二届二次参政会开会期间，在重庆举行公开茶话会，招待各党派参政员。这天会场的气氛异常沉闷，出席者皆知晓蒋介石“党外无党”的忌讳，因而发言者甚寡。民盟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报告了民盟的宗旨、主张之后，黄炎培在一片缄默之中缓缓地站起身。他平静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讲了一个故事，大意说：上海有两个小贩穿街走巷卖油条，前面那个大声吆喝着“卖油条！卖油条！”，另一个跟在后面随声应和着“我亦然，我亦然”。

黄炎培讲完这个故事就不作任何解释默默地坐下。听者无不相顾愕然，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唯有知晓内情的民盟同人听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黄炎培不是在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态度吗？他们是民盟盟员；而“我亦然”！知情者不禁在心里暗暗感叹：任之先生为了准备这次发言，可谓煞费苦心！

其实，煞费苦心的又岂止这次发言呢?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下，黄炎培和像黄炎培这样的知识者为了在良心与生存之间实现某种“外圆内方”的调和，付出的是何等沉重的精神代价，耗费的又是多少智慧、心计和才华！这是悲剧呢还是喜剧，抑或亦悲亦喜的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