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与东非奴隶贸易

来源:《世界历史》    作者: 舒运国

研究东非奴隶贸易，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早在本世纪（20世纪——小编注）30年代末，英国著名非洲史学家库普兰(R. Coupland)就在其著作《东非及其入侵者》(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和《东非的开发》(The Exploitationof East Africa)中提出：阿拉伯人在东非从事奴隶贸易至少有二千年时间。换言之,阿拉伯人早在西方奴隶贩子进入东非前已开创了这类活动。马什(Z. Marsh)和金斯诺思(G. W. Kingsnorth)进一步阐述了库普兰的观点,他们在合著的《东非史简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一书中断言:促使东非奴隶贸易不断扩大的,最重要的外来奴隶贩子是阿拉伯人。若按此推理,东非奴隶贸易的主要责任者非阿拉伯人莫属了。近年来,国外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但这种观点仍颇为流行。①

史学工作者必须用科学的眼光观察和分析历史,其中“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②本文愿以此为准则,剖析阿拉伯人在东非买卖奴隶的历史及其演变过程,并据此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

历史上,阿拉伯人与东非沿海地区很早就发生了往来。阿拉伯人以印度洋为商道,利用季风变化的规律,一年一度驾船往返于阿拉伯和东非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公元初成书的《古红海环航记》是最早介绍阿拉伯人在东非活动的史籍,书中写道:阿拉伯人每年去东非沿海地区,他们带去了本地制造的长矛、战斧、短剑、锥子及各类玻璃制品,然后购入东非出产的象牙、犀角、龟板和椰子油。除上述交易外,阿拉伯人也贩运少量奴隶去亚洲。《古红海环航记》强调指出:在相互往来中,阿拉伯人“为了博得当地居民的好感——而非为了做生意——特意带去了少量的酒和小麦”。在年复一年的往来中,阿拉伯人“与当地居民关系融洽,彼此通婚,他们熟悉整个沿海地区,并通晓当地的语言”。③

直至15世纪末,阿拉伯人在东非沿海地区的贸易活动尽管有涨有落,起伏不一,但其基本格局始终没变。这一时期可供利用的资料并不多,主要是一些阿拉伯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著作,但这些史籍所勾画的阿拉伯人活动概况与公元初的情况大致相同。

公元10世纪阿拉伯学者马斯乌迪(Mas’udi)指出:东非沿海地区主要出产豹皮、龟板和象牙,这些产品由阿拉伯人“运往阿曼,然后再转运中国和印度。这是一条主要的贸易路线。”④

12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易德里西(Al-Idrisi)叙述道:东非沿海地区“没有自己制造的船只,他们都使用来自阿曼的船只。……外来商人(指阿拉伯人——注) 在这里出售他们带来的货物，并购入当地产品”。 ⑤

13世纪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东非沿海地区“贸易活跃。许多商船带着各类货物抵达,返回时载走当地产品——主要是象牙”。⑥

这一时期对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也有零星记载,主要见于中国史籍。唐代的段成式在9世纪成书的《酉阳杂俎》中云:拔拔力国(今索马里沿海的柏培拉)“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宋人周去非写于13世纪的《岭外代答》中也提及：“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今桑给巴尔——注)。……又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卖为蕃奴。”

综观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葡萄牙人侵占东非前(即15世纪末之前),阿拉伯人与东非沿海地区长期存在的往来是一种互通有无的商业贸易活动,它沟通和促进了两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在贸易活动中,阿拉伯人时而也买卖奴隶,但数量不大，规模有限,它仅仅作为一项附带的活动而已。笔者同意著名非洲史学家戴维逊(B.Davidson)的结论:“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奴隶买卖曾经在这种与东方的贸易中占压倒一切的地位,或者曾经不只是次要交易项目。现有的证据虽然微乎其微,却证明情况完全相反。……实际上印度洋的奴隶买卖就象中世纪时许多国家之间的奴隶买卖一样,虽然持续不断,却是小规模的——是一种悲惨的然而是次要的贸易,在财富和事业的总账中,没有什么重要性。”⑦

把15世纪末以前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与西方在东非进行的奴隶贸易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它们在许多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

首先,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

15世纪末之前的十几个世纪中,无论是阿拉伯或东非地区,都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在奴隶社会,奴隶制一统天下,奴隶买卖十分盛行,即便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奴隶制残余的存在和影响,小规模的奴隶买卖还不足为怪。这种现象并非阿拉伯和东非地区所特有,它在西方乃至世界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因此,15世纪末之前阿拉伯人奴隶买卖的活动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带有普遍性的常规现象。西方的奴隶贸易则完全不同,它是适应资木主义的发展需要,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而诞生的,西方殖民者用暴力掠夺非洲人力资源,然后把他们作为奴隶运往各自殖民地,非洲黑奴用血汗开发了这些地区,为西方创造了大量财富,从而有力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显然,奴隶贸易只是借用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奴隶买卖的形式,而其实质已大相径庭。

其次,获得奴隶的来源和手段不同。

15世纪末以前,阿拉伯人买卖的奴隶,一般都是东非地区因战争或天灾而失去家庭的人,当然,个别人唯利是图,“掠卖”或“诱擒”的现象也不能完全排除。但从现有的资料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说,当时并不存在专门从事奴隶买卖的商人或集团,也不存在大规模的猎奴战争。因此,当时可能沦为奴隶的东非居民是十分有限的。西方的奴隶贸易则完全不同,西方奴隶贩子把所有东非居民(包括上层的首长及其家庭成员)都视为猎奴对象,因此全体东非居民都有沦为奴隶的可能。在奴隶贸易期间,以获得奴隶为唯一目的的猎奴战争随处可见,这使全体东非居民的安全和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第三,奴隶的用途和处境不同。

15世纪末之前,阿拉伯人把东非奴隶贩运到印度和阿拉伯等亚洲地区。受这些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东非奴隶主要被用作家仆、手工艺人、士兵、水手和婢妾,他们很少参与商品生产。在阿拉伯地区,奴隶是主人的私产,但在主人同意下,奴隶可以有自己的财产,可以独立经商,可上法庭作证,若受主人虐待,甚至可上法庭控告,奴隶每周有2天时间(至少为1天)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劳动,所得归己所有。在阿拉伯历史上,甚至出现过奴隶受其主人委派而担任地方行政官员的现象。⑧西方奴隶贸易中的牺牲品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大多被投入种植园。近代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是大规模商品生产的经济形式,东非黑奴在北美、巴西和马斯克林群岛的种植园从事烟草、棉花、可可、咖啡等经济作物的生产。种植园经济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紧密联系,因此黑奴们实际上成为资本商品的直接生产者。黑奴们的处境十分悲惨，他们失去自由,被迫从事超强度的劳动,因而死亡率高得惊人。公布于世的这类资料十分丰富,本文不再多述。

第四,对东非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同。

15世纪末以前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其规模有限,充其量只是贸易活动中一项次要和附带的项目、尽管目前对这一时期买卖奴隶的总量难以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有些材料还是颇能说明问题的。10世纪成书的阿拉伯著作《印度的奇迹》,对阿曼与东非的贸易往来作了叙述。阿曼是阿拉伯地区中与东非联系较早、也是较频繁的国家,10世纪后期,阿曼约有1000条船参与对东非沿海地区的贸易,而每年贩运回来的东非奴隶仅200人,⑧这意味着平均5条船才贩运1名奴隶。由于奴隶买卖规模甚小,因此不可能给东非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力量。西方的奴隶贸易则完全不同,有计划有组织的猎奴战争从沿海燃向内陆,东非居民生灵涂炭,数以百万计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失海外,极大扰乱了东非社会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严重摧残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出,15世纪末之前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与西方奴隶贸易虽具有相似的外壳,其内核却全然不同,它们属于不同范畴的事物。因此,把两者混淆一起，进而把东非奴隶贸易创始人的罪名强加在阿拉伯人身上,显然是错误的。其结果只能为西方奴隶贸易开脱罪责。

二

15世纪末,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占领东非沿海地区。作为奴隶贸易的鼻祖,葡萄牙人把奴隶贸易也引入东非。他们从东非载运“许多男女奴隶”,甚至“国王的船只与私商的船只一样,贩运许多奴隶。” ⑩ 奴隶的主要去向是葡萄牙本土及其殖民地印度和巴西。在葡萄牙占领东非沿海地区的200余年中,奴隶贸易始终没有中断过,其规模与同时期的西非相比,可谓有限,如对印度每年输出奴隶仅500—1000名, ⑪但它却揭开了东非奴隶贸易的序幕,并使东非社会生活开始受到有力的冲击。在葡萄牙人占领期间,他们对贸易(包括奴隶贸易)实行垄断,因此阿拉伯人卷入奴隶贸易的程度尚不深。

17世纪末,葡萄牙明显衰败,1698年,阿曼素丹挥师南下,驱逐葡萄牙人,并控制了德尔加多角以北的东非沿海地区。葡萄牙人退出了,但奴隶贸易并没因此而消亡。18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者为解决其印度洋上殖民地——马斯克林群岛的种植园奴隶劳动力来源,开始把目光转向东非。1722年,法国与阿曼素丹订约,规定法国从东非贩运1名奴隶,付人头税5皮阿斯特。该条约实际上没有生效,而法国奴隶贩子却从此涌入东非。1776年,法国奴隶贩子莫里斯(Morice)与基尔瓦素丹订立条约,规定:“每年由基尔瓦素丹供应一千名奴隶,每名价20皮阿斯特,每购入一名奴隶,莫里斯向素丹交纳2皮阿斯特的赠礼,条约有效期为一百年,为保证条约的履行,基尔瓦素丹向莫里斯提供一座悬挂法国旗、配置火炮的要塞。”⑫

莫里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曾建议法国政府武装占领基尔瓦,作为法国在东非的奴隶贸易基地,并计划数年后从东非每年贩运1万名奴隶。⑬

18世纪70和80年代,法国奴隶贩子的活动十分活跃,一位目睹者说,法国人“相互竞争,……因此出现了三、四条贩奴船在同一地方并相互排斥的现象”。 ⑭

奴隶贸易的恶浪冲击了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由于法国等西方国家对东非奴隶劳动力的需求持续上升,奴隶供不应求,因而价格直线上涨，1770年代每名奴隶售价20皮阿斯特,1785年升至25皮阿斯特,1802年已达40皮阿斯特。 ⑮ 奴隶贸易的丰厚利润诱使一些阿拉伯人改弦易辙,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印度洋贸易,转而专营奴隶贸易,并为西方奴隶贩子提供奴隶,成为阿拉伯奴隶贩子。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史籍中,我们已能发现这类人的踪迹。择一法国奴隶贩子的报道为例:在东非沿海,“阿拉伯人把黑奴带来卖给我们”,“奴隶的质量是上乘的,不过我们自己无法挑选,这完全取决于阿拉伯奴隶商人的意志。然而,他们现在很了解我们的需要,他们也十分清楚,对我们说来,为了绕过好望角,必须在一定的季节里启航。” ⑯为了获得奴隶来源,阿拉伯奴隶贩子建立各种规模的商队(少则几十人,多者数百人),定期深入内陆猎奴,他们开辟贩奴商道,不断由沿海向内陆伸延,并在商道沿途建立一系列商站；猎奴和贩奴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和有目的的活动。不少阿拉伯奴隶贩子长期与法国人打交道,甚至学会了法语。据不完全统计,1775年后,阿拉伯奴隶贩子每年为西方提供奴隶1500名,1811年已上升到2500名。⑰这个数字意味着阿伯人买卖奴隶的总量中,已有约1/2进入了西方奴隶市场。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820年代初。

由上可见,15世纪末以后,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受到西方奴隶贸易的腐蚀,其内容发生了演化:从阿拉伯商人中分化出一批专事奴隶买卖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为其一；阿拉伯奴隶贩子逐渐抛弃了传统的印度洋贸易方式,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猎奴和贩奴活动,从而使奴隶买卖的规模急剧膨胀,为其二；奴隶去向不再是单一的亚洲地区,而是愈来愈多地经西方奴隶贩子手,被投入美洲、马斯克林群岛等西方殖民者的种植园,此其三。毫无疑问,这一时期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已有相当多的部份被纳入西方奴隶贸易的轨道,因而日益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了。

三

1822年,英国强迫阿曼素丹赛义德·萨伊德(Seyyid Said)签署禁止奴隶贸易时期条约,从此东非进入了禁止奴隶贸易时期。之后,英国于1845年和1873年进一步同萨伊德素丹及其继承人订立同类条约,禁止奴隶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惩罚措施一再升级。令人寻味的是,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活动不但不因此萎缩,反而呈现扩展态势。1822年前后，阿拉伯奴隶贩子每年贩卖奴隶约6000名, ⑱ 1830年代为6500名, ⑲ 1840年代为13000-15000名, ⑳ 1860年代达20000名。【21】直至1880年代后,这类活动才逐渐消亡。

在禁止奴隶贸易时期,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活动内容进一步演化,他们除了继续为西方提供奴隶外,还开始自身就地使用奴隶。

禁止奴隶贸易后,西方奴隶贩子的活动并没有立即停止,各种变相的奴隶贸易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走私是一种常见的形式。在禁止奴隶贸易期间,法国、美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奴隶贩子经常出没于东非沿海，他们继续从阿拉伯奴隶贩子手中获得奴隶,然后偷运回各自殖民地。【22】“自由劳工移民”是法国殖民者采用的另一种形式。所谓“自由劳工移民”,就是打着招募自由劳工的旗号,公开恢复奴隶贸易。法国政府自1843年在西非推行“自由劳工移民”,至1864年才告结束,历时20多年。马克思曾愤怒批判这种赤裸裸恢复奴隶贸易的行径：“这是一个最卑劣的形式,即借口黑人向法国殖民地‘自由移民’来恢复这可耻贸易。”【23】十分明显,猖撅的走私活动和“自由劳工移民”的长期存在,客观上为阿拉伯奴隶贩子的继续活动提供了条件。

自1830年代起,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活动发生新的变化。他们在内陆猎取奴隶后,把其中一部份投入当地的种植园或贸易商队,让他们生产或运输西方市场所需产品,例如象牙和丁香。

19世纪初,西方的象牙加工业发展迅速,世界市场上象牙供应出现短缺,价格暴涨。东非是传统的象牙出口地,因而西方商人纷至沓来。掠夺性的收购很快导致沿海地区的象牙绝迹,于是猎象路线不断深入内陆,距海岸日益遥远。为把内陆的象牙搬运到海岸以供应西方商人,阿拉伯奴隶贩子组织的商队在内陆既猎奴又猎象,然后让奴隶当脚夫,把象牙搬运到沿海地区。19世纪中叶,东非每年出口象牙在40万磅以上,【24】可以设想一下,在既无完善的道路系统、又无良好的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如此巨量象牙完全依赖人运输,该需要多少奴隶！掠夺象牙就是掠夺奴隶,杜波依斯指出:“据统计,在每五个背象牙的脚夫中,只有一个能够活着到达口岸。……他们确实用自己的骨头铺满了漫长的道路。”【25】用奴隶尸骨换取的象牙源源运往西方市场,19世纪初,东非每年出口象牙40000-200000磅,1859年猛增至488600磅,以后也一直保持在400000磅以上。【26】

奴隶生产的另一重要产品是丁香。1818年法国殖民者在桑给巴尔引种丁香成功,由于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的需求量很大,因此销路看好。于是,许多阿拉伯地主和商人创办种植园,投入大量奴隶,专门生产丁香。至19世纪后半叶,仅桑给巴尔岛就有丁香种植园2000多座,奔巴岛也有1000多座。种植园主(其中不少是阿拉伯奴隶贩子)为了追求利润,超强度役使奴隶,致使许多人早夭。据统计,丁香种植园中奴隶死亡率高达22-30%,【27】这就是说,每3 – 4年种植园便要全部更新一批奴隶。1830年代后,东非丁香出口大幅度增长,1839 -1840年为315000磅,1846-1847年为3395000磅,1853-1854年已达4600000磅。【28】随着丁香生产规模的扩大,投入丁香生产的奴隶也不断增加,以桑给巴尔岛为例,1819年该岛有奴隶仅15000名;1835年增至100000名,1859年已达200000名。【29】浸透了奴隶鲜血的丁香,主要运往西方各国及其殖民地,据统计1859年英国、英属印度、美国、法国和德国进口的东非丁香占东非出口总量的94%;1864-65年占91%,1867-68年占97%。【30】

值得指出的是,禁止奴隶贸易期间,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活动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某些西方国家所提供的方便和保护。

枪支和火药是阿拉伯奴隶贩子猎奴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禁止奴隶贸易后,西方对东非的枪支、火药输入不但没有得到相应控制,反而迅速增加。1848年,英国官员指出:美国和德国输入东非的主要产品是棉布、滑镗枪、铁器和铜。【31】1856年,美国的一份官方报告列举了英国输入东非的各种商品后强调:“其中念珠和火药是最大的项目。”【32】据统计,1840年代西方国家每年输入东非的枪支为5000支,以后陆续增加,1880年代已达100000支。【33】枪支和火药使阿拉伯奴隶贩子获得了以少胜多的手段,他们有恃无恐,深入内陆,用枪支对付手持弓箭的土著居民,肆意猎取奴隶。斯坦利(H·M·Stanley)曾感叹说:“如果没有火药,……阿拉伯人及其同伙不敢走出商站一里外的地方去冒险。”【34】

“船舶法国籍”是某些西方国家为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活动提供保护的典型例子。所谓“船舶法国籍”是指凡在法国殖民地拥有土地或房产的阿拉伯船主,将其船只向法国殖民当局注册后便取得了“法国籍”。众所周知,禁止奴隶贸易后,英国海军巡查船进入东非海域,对有贩奴隶嫌疑的阿拉伯船只进行拦截和检查,这使阿拉伯奴隶贩子的贩奴活动遇到困难。“船舶法国籍”为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因为英国海军无权拦截和检查法国船只。一位西方外交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阿拉伯人十分清楚,只要他们愿意承担费用,法国国旗是容易到手的。……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是在贝岛或其它法属岛屿上购买一间小屋或几平方米的土地。因此说,只消花几个卢比便能买到法国的保护,这并不过分。”【35】

综上所述,在禁止奴隶贸易时期,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继续演化,具体表现为：阿拉伯奴隶贩子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贩卖奴隶的数量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从内陆猎取的奴隶“除满足西方奴隶贩子的需求外,已有相当部份留在本地,生产和运输西方所需产品。毫无疑问,这种演化与西方殖民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禁止奴隶贸易的出台,是西方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对非洲殖民剥削方式作出的调整,其殖民剥削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变。因此,禁止奴隶贸易只是对奴隶贸易的继承和发展,两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禁止奴隶贸易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一时期走私等各种变相的奴隶的存在,以及“船舶法国籍”等对奴隶贸易所提供的保护措施,都证实了这一点。其次,自从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被卷入奴隶贸易的漩涡后,阿拉伯奴隶贩子实际上已成为西方殖民者的工具,因此,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殖民政策的制约。西方提出禁止奴隶贸易,其根本目在的于把非洲变成西方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当局曾为此指示其驻桑给巴尔领事:“你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让阿拉伯人得到这样的印象:……他们应当尽快从事农耕和合法的贸易。”【36】显然,阿拉伯奴隶贩子把原先外运的奴隶留在当地使用,让奴隶从事“农耕”,生产丁香,让奴隶从事“合法贸易”——象牙贸易,完全迎合了西方殖民剥削方式的变化,符合西方的殖民利益。

通过对阿拉伯人买卖奴隶活动的三个不同时期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以15世纪末葡萄牙殖民者侵占东非为界,其性质发生了变化。公元初至15世纪末,这种活动与当时阿拉伯及东非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纯属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15世纪末至19世纪初,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日益被纳入奴隶贸易之中,因此已明显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色彩。进入禁止奴隶贸易时期(19世纪20年代初至80年代),阿拉伯人买卖奴隶的活动随着西方殖民剥削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迎合西方殖民利益的需要,客观上推动了东非经济向殖民地化的过渡。

第二,在东非奴隶贸易中,阿拉伯奴隶贩子向西方提供了大量奴隶劳动力。为此,他们组织商队,深入内陆,发动猎奴战争。猎奴活动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猎奴商队所过之处,人丁牲口被抢劫一空,土地荒芜,一片凄惨景象:“几天前还是繁华的村庄,谷物遍野,而现在却毁于一炬。老人、妇女和儿童被烧成半截的尸体,比比皆是。”【37】随着奴隶贸易的升级,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活动的破坏性也更加强烈。猎奴活动扰乱了东非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给东非居民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对于阿拉伯奴隶贩子的破坏作用,无疑是应该加以否定的。

第三,阿拉伯奴隶贩子在东非奴隶贸易中的活动绝不是孤立的,它始终受到西方殖民政策和殖民利益的支配。葡萄牙殖民者在东非开创奴隶贸易,使东非成为奴隶劳动力的供应地,这是导致阿拉伯人卷入奴隶贸易的根本前提,西方对东非奴隶劳动力持续增长的需求为一些阿拉伯商人转营奴隶贸易、成为阿拉伯奴隶贩子良好的客观环境。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活动范围、猎奴和贩奴数量及其活跃程度,都直接受制于西方奴隶贸易,两者表现出同步发展的态势。进入禁止奴隶贸易时期后,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活动方式和内容发生变化,究其实质而言,这种变化正是西方殖民剥削方式改变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说明了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活动被进一步纳入了西方殖民利益的轨道。由此可见,阿拉伯奴隶贩子在东非奴隶贸易中仅仅充任了西方殖民者的工具的角色,而东非奴隶贸易的最终责任无疑应由西方殖民主义者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