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精锐步23团与砥平里大战(一)

作者：西点教授     汉伯格上校

序言

我初次来到第82空降师时，还只是一名刚毕业的中尉。炮兵营副官办公室的一张彩色油画，使我首次知道第23步兵团和砥平里战斗。美国陆军为使士兵们了解部队的辉煌历史，印制了一些关于著名战斗的招贴画。在我的记忆中，画的基调是蓝色，战斗场面繁杂混乱—在冰雪覆盖的战场上，激动的士兵们正在肉搏。这幅画贴在办公桌后的墙壁上，每当我被召去第一眼就会看到它。当时我很纳闷儿，是否所有战斗都象画上描绘的那样混乱不堪。几乎整整20年后，当我作为炮兵营长驻防韩国时，发现当地许多办公室仍然贴着那幅画。后来到了西点军校，为开设关于朝战和越战的选修课，我开始着手认真研究朝鲜战争，才将这幅画与战史资料联系起来。我发现，砥平里战斗原来是那场战争中最著名的作战行动。我越深入研究，就越感兴趣，同时也深感困惑。这场战斗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数量不多且四面被围的联合国军是如何获胜的？对我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是如何鼓起勇气以面对极端不利的形势？领导者应如何引导并鼓励士兵们英勇战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往往会形成牢固的纽带，可以使人们为战友和事业而牺牲生命。这同时也是军事史上难以解释的一个谜团，甚至曾经亲历战斗的老兵们也说不清楚。在本书中，我试图对此问题作一番探索性研究。

在西点军校历史系期间，我曾尽可能详细地研究这场战斗，并利用一次教官假期，集中精力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系主任及教授罗伯特·道蒂（Robert Doughty）上校积极支持该项课题，“西点军校毕业生协会”则提供了研究经费。驻汉城的第8集团军军史专家汤姆·瑞安（Tom Ryan），陪我踏勘了战场，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美国陆军训练和理论司令部驻巴黎联络办公室，协助我对联合国军法国营的档案资料进行了调研，该营当年曾隶属于第23团。当我在法国期间，斯蒂夫·阿拉塔（Steve Arata）和丹尼斯·阿拉塔（Danise Arata）热情招待了我，斯蒂夫提供的法军资料尤其重要。在文森斯堡的圣西尔军校和法军档案馆查找资料期间，凯茜·罗伯特（Cathy Robert）作为助手和翻译付出了大量心血。宾夕法尼亚州卡尔斯军营的美国陆军军史研究所和马里兰州苏特兰的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帮助。特别需要感谢的还有卡尔斯军营的理查德·萨莫斯（Richard Summers）和戴夫·凯奥格（Dave Keough）。

一些朋友主动提出阅读部分或全部手稿，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以使本书更加通俗易懂，既适于初学者也符合专业人士的需要。

然而，关于双洞和砥平里战斗的资料，主要应归功于那些参战的老兵。由于我曾经答应他们保守秘密，所以在文稿中没有标出具体引用了哪封信件或采访记录。我将把在写作本书时所使用的全部信件和笔记都存放在美国陆军战史研究所，以供其他历史学家使用。在回忆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件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诸多冲突，但大多数内容仍令人惊奇地一致。无论本书到底有何价值，其荣誉应归功于这些老兵。不少法国老兵也提供了他们的故事。

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提供回忆录的老兵，对我如何使用资料及作出何种解释不负任何责任。我几乎可以肯定，书中部分观点甚至会遭到某些老兵的坚决反对。任何事实上的出入或理解上的错误，都由我负完全责任。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对我那单调沉闷的写作生活毫不在意，并且给予了巨大支持。凯特和丹阅读了部分稿件，她们提出的问题促使我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的妻子珍妮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写作，并且提供了舒适的工作环境；她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也使本书文字显得更加生动。

双洞和砥平里战斗的故事，使我们能够对在极端条件下拼死作战的人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我唯一的希望便是忠实地纪录参战者的功绩，并能为未来战斗的领导者提供一点有用的借鉴。

前言

本书深入分析了第23步兵团战斗群和联合国军法国营在朝鲜战争头8个月的作战行动，特别是1951年2月关键性的双洞和砥平里战斗。本书的目的是研究从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的领导艺术，力图弄清领导者和追随者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期间是如何行动的，无论他们是取得了成功还是遭到了失败。本书希望能够忠实记录这两支部队的作战行动，并对促使人们在战斗中追随领导者的种种原因有所揭示。

战后接受表彰的法军士兵，最左侧是营长

本书的原始资料来源于多个渠道，包括官方战史以及对参战者的采访记录，都提供了重要的内幕消息。在韩国静谧的群山之间，当年的阵地仍清晰可辨。我漫步其间并仔细观察，往往会顿悟指挥官们为何会做出那些重要决定。不过，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仍然是参战老兵们提供的回忆录。共300余名老兵在采访中或来信里向我提供了素材。他们对自己参与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提供了生动的回忆。

本书进行的是历史性研究，其主旨并非是要僵死地、科学实验般精确地记录历史，或是指望在其它情况下可以如法应对。作战行动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混乱而无序的现象。没有哪两次作战行动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在时间、空间上十分接近的两次行动也会存在诸多差异。关于双洞和砥平里战斗的记录，往往会有半打左右的说法可供选择。甚至官方公报、战后报告都尽可能地揽功推过，对犯下的错误、丧失的战机轻描淡写，极力推卸自己对失败应负的责任。目击者的报告很少有意作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下意识地修改记忆中的所谓“真相”。鉴此，历史学家唯一能做的，是对各种记录进行分析，重视距事件发生更为切近的记录，并就事件发生的真实进程，独立地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

《百炼成钢》一书的开端，是195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西北部一个绿树成荫的军营，第23步兵团在那里进行和平时期的日常训练。朝鲜战争爆发后，新指挥官保罗·弗里曼上校率领该团前往远东。洛东江防线上的绝望形势，很快便使该团官兵都获得了战斗经验，并使这支凝聚力很强的部队更加团结。仁川登陆成功后，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联合国军其它部队一道，该团向中朝边境迅猛推进。但在“感恩节”后，中共军队又迫使联合国军迅速后撤。

1951年，第8集团军迎来了一位新指挥官，即马修·B·李奇微中将。法国也派出一个步兵营，由颇具传奇色彩的拉尔夫·蒙克拉尔中校率领，来到了朝鲜战场。在短短两个月里，法国营和第23团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在朝鲜战争中几乎无与伦比。1月底，这两支部队在双洞地区与中共军队进行了一场激烈而艰险的战斗。2月中旬，约两个军的中共军队在砥平里包围了第23团和法国营，对他们进行了三天的猛烈进攻，直到一支坦克特遣部队突破包围圈。

这两支部队及其战斗故事，主要是关于成功或不成功的指挥官们的领导艺术。它还是关于那些在艰苦环境中共同生活和战斗者的故事，其中许多人得以幸存，而更多的人则已死去。他们将人类的忍耐力发挥到了极限，他们的故事才是这部著作的关键所在。

一、第23步兵团和保罗·弗里曼中校

一条至高无上的原则需谨记在心：永远不要虚伪地对待自己的士兵。士兵们一眼就会看穿你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

——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

谁要认为以武力建立的权威，要比以感情铸就的权威更为有效，那他就犯了大错。

——泰伦斯（古罗马剧作家）

纪律必须强迫，忠诚只能争取——只有上下级相互忠诚，才会有真正可靠的纪律。

——奥布雷·“雷德”·纽曼少将

在1950年炎热的夏季，第23步兵团的官兵们，还根本想象不到将在朝鲜遭际的命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该团将连续两次荣获“总统部队嘉奖”。这是美国授予作战部队的最高荣誉，所有官兵都将获得政府授予战斗英雄的全套勋章。不幸的是，许多人都是在死后被追授这一最高荣誉。战争的恐怖和荣耀，永远地改变了第23团全体官兵的命运。

第23步兵团

二战欧洲战事结束后，第23团返回美国，进驻德克萨斯州斯威夫特兵营，位于奥斯汀市以东约40英里。该团在那里一直呆到1947年，随后迁往华盛顿的路易斯堡。第23团隶属于第2步兵师，后者是战后美军第一个整编步兵师。尽管如此，第23团也面临着战后所有步兵团都存在的问题。兵员很不充实，装备皆剩余物资，大多数需要修理。该团还需要应付日常杂役等任务，各步兵连往往只剩少数人可以训练。战后陆军高度重视体育竞赛，其要求往往达到半职业水准。无论在哪一方面，第23团大概都可视作1950年6月时美军步兵团的典型代表。不过，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该团还有许多独特之处。[1]

第23团驻扎在北路易斯堡，距路易斯堡主营区很远。部队住在战争动员时建造的木屋里，躲开了师部参谋们的日常检查，后者则住在主营区的砖房里。按照陆军的俚语，第23团的官兵们“离旗杆很远”。这意味着在安排日常活动时，他们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独立状态，似乎有利于培养第23团官兵的团队精神，因为他们很自然地觉得自己有别于其它团队。在北路易斯堡，第23团拥有自己的军官俱乐部、士官俱乐部和士兵俱乐部，都以食物精美和娱乐高档著称。

第23团与“普通”步兵团最大的差异，即它是第2步兵师的一部分，而该师是美国大陆唯一常备步兵师。美国大陆上驻扎的其它步兵师，只是用于训练新兵的所谓“训练师”。1948年前，第2师也一直在做这种工作。二战中，陆军在作战部队之外设立了专门机构，以便对新兵进行军事基础训练。二战后，陆军大幅裁减兵员，作战部队以外的机构都被认为纯属浪费。为解决军训问题，使用现役陆军师训练新兵，被认为是个不错的办法，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在这些训练师中的士兵，可以进行队列、单兵和班组武器等基本军事训练。执行训练任务的部队，并非是要将士兵们训练成一支具有内在凝聚力、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作战部队。对大多数军人而言，这项任务没有什么吸引力。许多职业军士从欧洲、日本回国后，为避免去训练师便都申请到第2师。大多数士兵都宁愿呆在一支进行集体军事训练的部队。士兵们在紧张的高级军事科目训练中，可以建立起极其牢固的战友情谊。

第23团的另一特点，是拥有大量身经百战的军士，许多人都在二战中积累了丰富战斗经验。许多步兵排的军士曾在战场上被任命为预备军官，至少有一个排拥有多达7名此类军士，至少有一名军士曾获得“荣誉勋章”。在战后裁军时，这些“火线军官”为留在现役部队，大多数又都降为士官军衔。第23团堪称人才和经验的宝库，这一点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团拥有大量“士兵领袖”，知道如何使新兵融入部队，并将生存技巧传授给他们。此外，这还意味着该团拥有许多有望成为顶尖职业军官的优秀士兵。

军官们来自于陆军规定的各种渠道。少数军官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大多数来自各大学“预备军官训练团”，或是各兵种的“候补军官学校”。另外，还有极少数军官是被特许保留其军衔的“火线军官”。

1949年夏，第2师不再训练新兵，被定为常备步兵师。当年秋季，该师开始代号为“米基行动”的军事训练，即对夏威夷进行两栖攻击演习。准备和实施此次演习的过程，成为将第2师锻成纯钢的催化剂，同时使官兵们得以专心进行实战训练。虽然无法逼真地模仿实战行动的高强度和紧急性，但那种24小时不间断的团队训练、艰苦工作与协同行动，与敌我两军真实交战倒也相距不远。这次演习对于提高多兵种联合作战能力特别有效，即步兵、坦克和炮兵在近距离空中支援配合下协同作战。另外，士兵和军官之间也增进了了解，明白什么人可以完全信赖，什么人需要加强监督。虽然在赴朝作战前，第23团的义务兵大都离队，但军官和军士骨干都保留了下来。

1950年春，第23步兵团进行了班、排、连训练，包括与炮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训练。此次艰苦训练为军官和军士们打下了坚实基础，使他们可以作为一支多兵种团队协同作战。无论是在夏威夷演习中，还是在协同作战训练中，共同经历近似实战的巨大压力，对于官兵之间形成牢固纽带无疑是一种最好的体验。这样做有助于使该师官兵团结紧密，大大增强了团队精神。这一点意义极其重大。因为第23团的普通士兵虽然优秀，但大多出身贫寒且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少人之所以参军，是因为法官让他们在坐牢与参军之间作出抉择。（译注：暗指他们是轻罪犯。）一名军官回忆，他指挥的士兵中只有1%是高中毕业生。

当士兵们集体艰苦训练时，相互间形成了牢固纽带，使其合力超过了简单相加的总和。他们不再只是一群身着军装的单个士兵，而是形成了一支似乎具有生命力的作战部队，可以协同动作以完成任务。最终，激烈的战斗使他们形成为一个整体。一位颇具洞察力的学者曾就人们在战斗中的体验提出过如下看法：

在战斗中，领导者应明白，战友情谊产生于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的过程。一支士气高昂的作战部队，就是官兵们都有共同的想法和决心，自觉自愿地为实现共同目标，克制个人的欲望……

在极端情况下，战友情谊会表现为一种狂热……大多数人本能地渴望与其他人沟通和交流，但在实现过程中经常会感到尴尬和无助。一些极端性的经验—如死亡的威胁或毁灭的危险—却会使我们同战友们融为一体，或者说能够满足我们本能的渴望。当然这非常遗憾，因为只要人们愿意去寻找，应该是存在更为积极且不那么恐怖的其它途径。自古至今，战争之所以富有魅力，正是由于我们在那可怕的死亡深渊中，能够体验到集体性欢悦的神秘力量。战斗可以培养钢铁般牢不可破的战友情谊。[2]

虽然演习风险小，胜负无关大局，但上述效果也很突出，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因此，通过野外演习来培养团队精神，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50年时，步兵团的编制是3781人。每团辖3个步兵营，每营编制919人。此外，其建制中还包括一个指挥部连、一个重迫击炮连、一个中型坦克连和一个卫生连。[3]在二战中，美军认识到，在一个基本作战单位中，要善于使用各种地面作战武器协同作战。1950年，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提出了团级战斗群的概念。高级指挥部，往往是师部，可根据任务需要，对步兵团进行编组，为其配属额外作战部队，以组成团级战斗群。指挥和控制则由该团负责。配属部队一般包括一个野炮营、一个高炮连和一个战斗工兵连。当执行特殊任务时，还可配属额外的步兵、坦克、重炮、通信、宪兵和游骑兵。经过加强的团级战斗群，一般要比普通步兵团多两千人。这种组织形式可使各部队相互了解彼此的能力、技术和缺点，士兵和指挥官之间也可相互熟悉并产生信任感。

团级战斗群是支“自力更生”的作战部队，拥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它的任务是，“通过火力和机动接近敌军，以便俘虏或摧毁对方；或者通过火力和近战，击退敌军的进攻。”它的功能包括建立一个火力基地，随后向其它部队所在位置机动；夺取并坚守某地；在任何地形或天气条件下进行机动；提供反坦克防护和支援；提供自身所需的通讯、侦察和医疗服务，进行自我补给和维修保养。另外，团级战斗群在必要时可脱离上级指挥部单独行动。[4]

1950年6月，当杜鲁门总统决定美国将保卫南朝鲜时，决定第23步兵团命运的骰子便已掷下。1950年7月9日即周日清晨，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被任命为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后的次日，五角大楼命令第2步兵师转归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指挥。没有经历过这种突然变动的人可能会认为，参战通知会使部队士气下降。但对第23团而言绝非如此。相反，该团许多职业士兵的士气极度高涨。当官兵们积极准备启程前，违纪事件也下降到令人惊讶的水平。为准备启程，士兵们24小时不停地作着装备和人员方面的准备。师里谣传说，此次行动不会比演习更紧张。不过是与外国军队进行的实弹演习，而且对方顶多算支二流军队。士兵们奉命带上礼服，以便在战后执行占领任务。这点与二战截然不同，当时步兵们在参战时被告知，他们将面临艰难困苦，甚至可能会战死。这种过度的自信，使士兵们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去面对朝鲜战场上的严峻形势。[5]

为使该团齐装满员，向其它部队发出了征召志愿者的号召。从别的师还抽调了一些兵员，不少人只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补充兵员里也有些老兵，二战后曾在朝鲜执行过占领任务。很多根本未受过步兵训练的士兵，很不情愿地从其它部队或兵种来到路易斯堡。许多补充兵员身体素质不佳，达不到普通步兵的标准。[6]

一名士兵来到第23团时的情绪如何，往往取决于他是自愿前来的，还是从其它部队征调来补充空额的。心怀不满的战士，对领导者而言是个挑战。一等兵卡尔顿·C·克莱克（Carlton C. Kluck）就是从其它部队征调来的：

我是被运兵列车从堪萨斯州的雷利堡（Fort Riley）运到路易斯堡，以便第2师在出兵海外前补足空额。那会儿，我是一等兵，是个坦克手。在去路易斯堡的路上，有人告诉我，由于地形原因，朝鲜用不着坦克，所以现在我成了步兵。这使我很不愉快，我在1948年参军时就是坦克兵。我的要求并不高……

很多补充兵员都被重新分类以填补空缺，而不是按照我们的能力或受过何种训练。不久，我们就发现，这种犯罪行径不仅发生在低级士兵身上，在一些士官身上也是如此。

克莱克的不满可以理解。正是由于从未受过步兵训练，他在抵达朝鲜不到一周后即负伤。

与来自其它部队的征调兵员不同，二等兵霍夫曼（D. W. Hoffman）是志愿参战，被分配到路易斯堡的工兵营。霍夫曼高中退学一年后参军，时年19岁。他的连长站在营房前面的街道上，号召全连官兵志愿参加第2步兵师。全连共250人，有200多人志愿参战。后来，霍夫曼回忆道，那些不愿参战的都是拖家带口，或是岁数太大不宜作战。他记得，当时的主要动机还是强烈的责任感。

在发布动员令两周后，第23团便从普吉特海湾出发，登上了驶往朝鲜的7艘运输船。横渡太平洋的旅程波澜不惊。一些部队为缺乏步兵训练的士兵们作了安排，让他们在船尾练习射击，熟悉自己的武器。当时，一等兵克莱克心里很不痛快。他对训练活动有如下回忆：

军官们把木块扔到海里，这就是你要射击的目标。我觉得，这很象是从电梯里朝反向运动的电梯射击。我们都按舱室为单位被叫到船尾甲板。有些人不愿弄脏他们的枪，便溜到别的舱室。管理极其松懈。

在主甲板上，教官们训练士兵们分解并重装M1步枪、勃朗宁自动步枪和点30英寸机枪。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并非船上最笨的步兵。

我不记得船尾甲板的打靶是什么时候停止的。有传言说，一些家伙朝着海鸥射击，据说比射击木块容易得多。结果，[船上的]水手们强烈抗议。这触犯了国际惯例，同时也是个恶兆。

其它部队也开设了课程，声称北朝鲜士兵素质极其低劣。他们说，北朝鲜兵不会射击，不会开炮，害怕黑夜。在太平洋上的运输船上，大多数人对即将到来的艰苦战斗毫无思想准备。他们唯一能够记得的，就是在两周航程中所感到的极度无聊。

弗里曼上校

1950年6月，陆军挑选小保罗·拉马尔·弗里曼（Paul Lamar Freeman Jr.）担任第23团团长。弗里曼是名军医的儿子，在东亚度过了童年大半时光。他的父亲在菲律宾和日本服役，后半生则在美国一些偏僻的军营里当军医。弗里曼时年43岁，是西点军校1929届毕业生。弗里曼退休后曾回忆道，成为军官“似乎是唯一自然和正常的事情。对我而言从未有过任何其它想法。”1925年，共有200名候选人去争取区区12名军校总统提名，弗里曼名列第13。[7]他们家的一位朋友回忆道：“于是，就开始疯狂地搜索有总督岛—弗里曼父亲的部队驻地—附近军校空额的国会议员。当只剩10天时，他接到来自位于布鲁克林的纽约第3国会选区的电话，问他是否还有兴趣。保罗答道，‘当然！’当他到了那个选区后，才明白为何连续几年都没人上军校。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保罗立即在布鲁克林租房住下，1925年7月进入西点军校，成为1929届学员。”[8]

小保罗·拉马尔·弗里曼

在西点军校，弗里曼表现并不出色。整整4年时间，他始终是名二等兵学员。按照他自己的评价，他的“军校生涯平淡无奇”。后来，弗里曼回忆道，西点军校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教育水平是一流的。尽管如此，他认为军校教育在写作、外语及军事知识方面存在缺陷，尚不足以为未来的优秀军官奠定坚实基础。[9]在西点军校校刊《榴弹炮》（1929年）里，他的同学写道：“保罗性格温和可亲，在进入野兽营（译注：即新兵营）时，几乎无人注意他。但不久之后，他便成为许多人的亲密好友，并且得到所有人的喜爱。他性格无忧无虑，但并非大大咧咧。他能够以极其顽强的决心，解决非常棘手的问题，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这是他独有的性格。”[10]

虽然他希望加入陆军航空兵，但在军校期间视力不断下降，最后只能被任命为步兵军官。在佐治亚州本宁堡，他完成了步兵训练，随后到德克萨斯州的胡德堡报道。他开始服役是在第2步兵师的第9步兵团。

1933年，他开始了首次远东之旅：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呆了3年。不少老兵及熟人都将弗里曼在朝鲜战争中的成功，归因于战前他与中国人的长期交往。作为本宁堡步兵学校教官，他去了全国许多地方，随后又返回中国学习汉语。1941年，他被派往重庆担任助理武官，直到日本轰炸珍珠港。当约瑟夫·W·史迪威中将来到新成立的中缅印战区时，弗里曼给他当了几年后勤参谋。[11]一位朋友曾如此描述过他的战时职务，“就象福赛斯（Forsyth）小说里的情节：由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的一名中国人陪同，开着破旧的福特牌汽车前往中国西北执行任务，对苏联在中苏边境上的活动进行调查；在仰光会见海明威；去缅甸眉苗（Maymyo）的英国突击队学校；开车沿着残破的缅甸公路由仰光到重庆，担任陈纳德将军及其飞虎队的联络官；与英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巡逻队在日军后方活动。”[12]

结束在中国的任务后，弗里曼在陆军部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呆了几个月。在那里，他为美军重返菲律宾制订了作战计划。随后，弗里曼担任了驻菲律宾第77步兵师参谋长，执行了他刚参与制订的作战计划中规定的一些任务。占领马尼拉后，他奉命返回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担任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联络官，任务是指导麦克阿瑟遵守雅尔塔协议条款。[13]

弗里曼随后去巴西呆了两年，担任“巴美联合军事委员会”陆军分部主任。在那里，他的上级是马修·B·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中将，后者当时任“美洲防务委员会”主席。李奇微对弗里曼影响极大。弗里曼回忆与李奇微在巴西和朝鲜共事的经历，将李奇微称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作战指挥官”。[14]

弗里曼是位帅气的军官，身材笔直而修长，看上去比实际高得多。朝鲜战争后，老兵们在见到他时，经常会说“他在朝鲜时似乎要高得多”。一名老兵说道：“上帝，我以为那人有7英尺高，原来只比我高1英寸，大概5英尺8英寸。”弗里曼不事张扬。他不象有些指挥官，吉普车上既无军衔符号，也无闪光灯或警报器。在第23团团部，从来不插上校的旗帜。他的部下都记得，弗里曼在朝鲜从不戴钢盔，只在脖子上系条蓝色的步兵围巾。在士兵们眼中，弗里曼“象是刚从乐池里走出来的琴师”。虽然他佩戴上校军衔，“但不知为何不太显眼”（显然他本人的气场太强，以致于大家都不注意外在的东西）。

弗里曼以其行动展示了自己的指挥理念，与美军许多优秀指挥官基本相同。他认为，自己必须走出去，要让部下看得见。他深信，一般来讲，无论形势多么艰难，美国大兵都会尽力完成任务，只要他信任上级指挥官并知道后者正在竭力提供支援。当弗里曼和部下熟识后，他只是下达命令而已，相信他们会尽力执行，并不亲自进行监督。当任务十分危险时，弗里曼会尽可能地亲自召见部下并下达命令。他会微笑着同对方握握手，或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你必须在第一线）。弗里曼总是口头发布具体命令，很少下达正式的命令书。[15]第23团到朝鲜数周后，他完全放弃了下达正式书面命令的做法（效率才是生命，别扯TMD蛋）。

弗里曼待人友善、毫不做作，在士兵面前从不摆架子，许多士兵都记得，他们在朝鲜曾同弗里曼随意地聊过天。弗里曼虽态度随和，但决非松松垮垮。他态度十分坚定，必要时甚至会十分粗鲁。例如，他在坚守阵地问题上态度决不妥协：他认为在敌军未冲上阵地的情况下，一支部队如果主动放弃阵地，在撤退过程中会遭受严重伤亡，在奉命反攻时又会死伤更多人。在敌军实力占压倒性优势时，他可以理解手下部队被敌军冲垮，但决不原谅主动放弃阵地的行为。由于这一作战理念，弗里曼的部队在朝鲜战场以防守顽强而著称。第23团以其坚毅顽强，不止一次让敌军大吃一惊。

最重要的是，弗里曼理解自己的士兵，并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这种奉献精神也得到了百倍的回报。曾在弗里曼手下服役的第23团老兵，在回忆往事时都对弗里曼充满感激之情。

战争爆发前几天，弗里曼被任命为第23团团长。战争一爆发，他便卖掉了华盛顿的房子，匆匆前往路易斯堡，在第23团出发前就职。在挑选弗里曼担任团长问题上，李奇微似乎发挥了作用。不管怎样，弗里曼很高兴，他觉得第23步兵团战斗力强、训练良好，营长们的能力也都很强。[16]

在出发前疯狂备战的日子里，弗里曼视察了该团所有24个连队。他不拘形迹地同士兵交谈，站在食堂大厅台阶上或其它类似地方讲话。他的讲话绝不虚张声势，态度十分真诚。他善于同士兵沟通，在这方面很有技巧。即使弗里曼是对一群人讲话，每个人都会感到团长是在直接同自己交流。下士莱斯利·盖恩斯（Leslie Gains）记得，弗里曼告诉他和他的战友，在战斗中所有人都会害怕。如果有人不怕，那他不是骗子，就是傻瓜，第23团可不需要这种人。他还告诉他们，永远不要自高自大，以至于认为不必祈祷上帝。盖恩斯说，这些话伴着他度过了朝鲜最艰苦的战斗。没有哪个老兵还清楚地记得这次讲话，但许多人都记得弗里曼给士兵放3天假处理个人事务。当时各种事务纷乱如麻，这个承诺未免过于慷慨，但他一言既出便信守到底。

当第23团接到赴朝参战命令后，在一位军士身上出了件事儿，显示出弗里曼对士兵福利的关心。中士弗兰克·巴特勒（Frank Butler）原计划于下半年结婚。结婚预告已经发布，未婚妻也于动员令下达前一天来到路易斯堡。巴特勒中士找到天主教堂教士，告诉他婚礼必须提前举行。教士拒绝了，声称不能随便举行婚礼。绝望的中士将此事告诉了连长，后者则报告了弗里曼上校。当天晚上，弗里曼立即安排在该团小教堂举行婚礼。

上校对所有官兵都和蔼可亲，但如果所有人都一团和气的话，一支部队将无法运转。在必要时，必须有人扮演恶人。正如许多优秀团队一样，这个重任落在了二把手身上。弗里曼的副团长（开始时是少校作战参谋）是弗兰克·梅斯扎尔（Frank Meszar）中校，他以士兵身份考入西点军校，毕业于1940年。

在西点军校，梅斯扎尔更象是士兵而非学者。在整个军旅生涯中，他都以出色的野战军官而闻名。当第23团启程赴朝时，梅斯扎尔还未到35岁，与弗里曼一同上船。两人在船上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在随后半年共同度过艰苦的战斗岁月。

弗里曼并非刻板的纪律主义者，非常不愿意触怒任何人。梅斯扎尔便充当起弗里曼的“宪兵”。他会毫不犹豫指出部下的错误，不管其军衔和职务为何。梅斯扎尔具有一种特殊能力，能够以几乎称得上“温和”的方式，处理一些不得不干的“脏活”。当然，在形势要求采取更为粗暴的方式时，他也决不会怯阵。[17]

弗里曼和梅斯扎尔这两个人的组合，使该团有了美军历史上最杰出的一对搭档。知人善任的弗里曼成为全团官兵慈祥睿智的父亲，强硬严厉的梅斯扎尔则是负责管教他们的兄长（弗里曼是俺兄弟，NND）。

二、洛东江畔的战火洗礼

我们战死在这里，因为我们不愿生而羞辱我们生长于斯的土地。同样，我们也不愿使战友或自己蒙羞。

——A.E.豪斯曼

我相信，一个人如果能去做他害怕的事情，便可以征服恐惧心理。只要他坚持去做，并且尝到了成功的甜头。

—艾莉诺·罗斯福

士兵的首要素质是能够忍耐艰苦，勇气倒还在其次。贫穷、艰苦和匮乏是培养优秀军人的学校。

—拿破仑·波拿巴

第23团来到朝鲜后，发现自己置身其中的战争，与以往美军经历的完全不同。他们也从未预料到会这个地方进行战斗。无论是美国人民还是他们的士兵，都未曾预料美军会在遥远的亚洲大陆作战，同时没几个人能在地图上找到朝鲜的位置。几乎没人认为，这场战争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

战争爆发及初期作战

朝鲜半岛是由亚洲大陆向日本列岛伸出的一长条不规则的陆地。半岛长约500英里，宽约150英里。在汉城与平壤附近地区，半岛宽度缩至100英里左右。在向北延伸到鸭绿江畔的边界时，半岛宽度又增至约500英里。1950年，这条北部边界线将朝鲜与新中国和苏联分隔开来。朝鲜的纬度大致相当于洛杉矶至波特兰之间，但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气候上都截然不同。朝鲜半岛崎岖多山，小块平原镶嵌其间，对当地农民而言异常珍贵。一名美国大兵说道，“如果有人能把朝鲜砸平，这可真他妈的是块好地方”。在朝鲜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残存的森林几乎被砍伐净尽。山脉纵横交错，甚至对强壮的步兵而言，都是个严峻的考验。气候有些极端，夏季短暂而炎热，冬季漫长而寒冷。每年的气温低至华氏零下，高至华氏100度。[1]

1945年8月，当太平洋战争突然结束时，获得胜利的美苏两国漫不经心地达成协议，沿着北纬三十八度线划分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当时，所有美国人都认为，这纯粹是为了便于接受驻朝日军的投降。然而，在随后的岁月里，它成为冷战的象征之一。美国不久便成为南方政府的恩主，而苏联则竭力培养北方政权。不过，直到战争爆发，南北朝鲜各自保护人在态度上的差异才显现出来。俄国人支持曾在苏联受训的金日成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美国人则竭力使南朝鲜实现自立以图脱身。美国陆军尤其希望能将占领军撤回国内。南朝鲜领袖是李承晚，是个头脑固执、思想保守的家伙，拼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维护本国的利益。

战争起因过去一直笼罩于神话和传说之中，其真相近年来正逐渐地浮出海面。随着中国和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学者们正试图理清错综复杂的事实。但只要北朝鲜档案没有完全解密，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彻底澄清。[2]不过，作战行动的具体经过倒是很清楚。1950年6月25日，周日凌晨时分，北朝鲜人民军的精锐步兵，在大量坦克和重炮的掩护下，对南朝鲜发动了闪电战。美国训练的南朝鲜军队没有坦克、重炮也不多，遭到进攻后迅速崩溃。朝鲜半岛上似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南朝鲜的覆灭。

东京麦克阿瑟的参谋部和华盛顿的军政要员们，匆匆忙忙地对朝鲜局势进行了评估。虽然杜鲁门政府将朝鲜半岛划在了西太平洋防御圈之外，但对这种狂妄无理的征服行动视而不见似乎不可思议。在杜鲁门总统看来，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动，将成为未来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他毫不犹豫地告诉国务卿艾奇逊：“我们必须挡住那帮狗崽子，不论付出什么代价。”[3]

杜鲁门将此提交安理会，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可以派遣军队到朝鲜，协助南朝鲜抵抗侵略。距离冲突最近的美军部队，是驻扎在日本的占领军。麦克阿瑟作为远东美军司令，立即派部队前往南朝鲜。

当6月底美国决定插手朝鲜半岛事务时，军队内部几乎一致认为不会有什么麻烦。麦克阿瑟参谋部拟订的计划，多少反映了他们的这种一厢情愿。最早的计划乐观到了荒谬的程度，包括立即派部队在仁川登陆。这是汉城附近的港口，位于朝鲜西海岸中部。在仁川的两栖登陆行动，将与在釜山的登陆行动相互呼应。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爱德华·M·“内德”·阿尔蒙德（Edward M.“Ned”Almond）少将，指派第1骑兵师准备于7月份在仁川登陆。他告诉师长，行动一定要快，否则第24步兵师可能会先进汉城，而第1骑兵师只能跟在屁股后头。事实证明，此言荒谬之极。

事实证明，美国训练的南朝鲜军队，根本不是苏联训练的北朝鲜人民军的对手。开战仅几天，南朝鲜军队便被北朝鲜人民军打得溃不成军。在最初几次战斗中，美军同样被北朝鲜人民军打得步步后撤。8月初，当第23团抵达时，北朝鲜人民军已经将联合国军挤到了釜山港周围的防御圈内。这就是著名的釜山防御圈，也称作洛东江防线。[4]

北朝鲜人民军远优于南朝鲜军队。二战结束后，苏联顾问就开始训练北朝鲜人民军，不少人直到1950年下半年仍呆在部队里。不过，苏联顾问并未参与入侵南方，在战争前夕便被召回国内。斯大林担心这些顾问可能被俘，就会成为苏联支持侵略的罪证。北朝鲜人民军兵力两倍于南朝鲜军队，其中约1/3是打过内战的中共老兵。他们受过良好训练，战斗经验丰富，成为北朝鲜人民军的核心。南朝鲜军队完全不具备这些优越条件。

按照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美国训练的南朝鲜军装备低劣，实在算不上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其最大弱点是缺少坦克和重炮。南朝鲜军只拥有105毫米榴弹炮，射程仅为7500米。相比之下，北朝鲜人民军的师属76毫米加农炮的射程则达到14000米。但在1950年，无论是南朝鲜人还是美国顾问，都未能看出北朝鲜人民军的优越性。在战前谈及此事时，美国军方总是信心十足，声称南朝鲜军有能力保卫自己。美军顾问团长夸口说，南朝鲜军是“亚洲最精锐的军队”。[5]

第23步兵团参战

8月5日，第23团在釜山登陆。在正式参战前，该团用了两周时间进行休整，接收武器装备并进行作战训练。卡车司机努力掌握在复杂地形驾驶车辆的技能，通信兵、炊事员和机械师都认真地进行了全天野外作战训练。全天24小时进行全方位防御，逐渐成为全体官兵的“本能”。华盛顿的官僚们对北朝鲜军极为蔑视，其标志就是五角大楼的参谋们决定，第2步兵师在海运时不必“战斗装载”。也就是说，一支部队的所有人员和装备，并非尽可能地集中装载在同一艘船上；而是为充分利用船舱空间，将人员和装备分散装载在多艘船上，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迅速投入战斗。第23团的官兵先抵达朝鲜，武器装备几天后才到港。在这段时间里，第23团大抓训练工作，特别是强行军训练，以便锻炼官兵身体，提高他们的忍耐力。

虽然有些人中暑，弗里曼仍然认为，身体素质锻炼对提高战斗力极有好处。无论如何，全体官兵迅速适应了当地气候和地形。许多刚刚编入该团的补充兵员，在训练中也完全融入了各自连队。[6]

刚到朝鲜，弗里曼立即着手将第23团打造成一个团级战斗群。第2师给该团配属了第37野炮营、第82高炮营的一个连、第2工兵营的一个连。野炮营包括3个炮兵连，装备有105毫米榴弹炮。高炮连拥有8个炮兵排，每排装备一辆双管40毫米高射炮和一辆四管点50英寸高射机枪。这些二战时期的老式武器，被士兵们称为“防空炮车”。四管点50高射机枪装在半履带车上，双管40高射炮装在坦克底盘上。这两种防空武器为步兵们提供了可怕的火力。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的对手几乎没有实施过近距离空中支援。于是，指挥官们便将防空武器作为额外的火力支援。战斗工兵连拥有9个排，负责建造或摧毁野战工事和掩蔽部，必要时也可作步兵参战。如果所有支援部队都齐装满员，将使总兵力3781人的第23团又增加约1100名战斗员。但在实际上，所有部队都存在缺编现象。[7]

8月中旬，第23团所有指挥官都明白局势危急。在随后的一个月，直到仁川登陆在北方开始实施，负责指挥朝鲜半岛所有联合国军部队的第8集团军不得不为生存而拼死战斗。8月19日，第23团奉命在第2师由釜山至大丘的主补给线上占领防御阵地。此时，其它部队正与企图攻占大丘的大批北朝鲜人民军拼死作战。大丘是洛东江防线的关键，是前线与釜山间的交通枢纽。如果大丘陷落，第8集团军必须考虑由朝鲜半岛撤退。[8]

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H·沃克（Walton H. Walker）中将认为，第23团在朝鲜首次参战便拯救了大丘。8月22日，北朝鲜人民军发动了一次进攻，伤亡十分惨重。8月22日至23日的夜间，弗里曼上校和梅斯扎尔少校都赶到前沿，指挥作战行动。凌晨时分，第23团发动了反击。两个营发起了坚决的进攻，夺取了攻击目标，并顶住了敌军整天的疯狂反攻，一直坚持到深夜。21时许，第2营F连遭到敌军全力攻击。他们消灭了大量敌人，最终击退了进攻。团属重迫击炮连与野炮营密切配合，迫使敌军无法在阵地前沿集结兵力。8月24日凌晨，战斗终于平息下来，敌军伤亡极为惨重，守军损失极微。第23团的伤亡微不足道，北朝鲜人仅在阵地前沿便遗尸约500具，间接射击造成的伤亡不计在内。据被俘的一名北朝鲜中尉后来交待，他所属的步兵团在此次作战中“几乎打光”。[9]

第23团的许多军官和士官都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很了解首次遭到敌火射击时的恐惧心理。不过，大多数低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都是在洛东江畔首次接受战火洗礼。D·W·霍夫曼（D. W. Hoffman）在坟墓登记队里呆了几周，负责掩埋阵亡者的尸体，随后才被派到作战部队。他对首次参战作了生动的描述：

一到F连，我们就被介绍给军士长。当时，连长不在，前一天刚受伤。我记得，连里只有4名军官；都是少尉，而且都是火线任命。随后的17个昼夜，F连几乎是不停地遭到暴打。

我被带到第3排排长詹姆斯·D·居里（James. D. Currie）少尉面前，上周他还只是排里的士官。他没什么废话，总是直截了当，安排我和一名有经验的老兵呆在散兵坑里。他拿走我的M-1步枪，给了我一支M-2卡宾枪，上面插着两个用胶布捆在一起的“香蕉型”弹匣，另外还给了6个同样的双弹匣。[10]他告诉我，要听战友的话，“你会干好的”。我的散兵坑“战友”是斯坦·莱德拜特（Stan Ledbetter）。他是名下士，到第2师已有两年。

在我上前线后的第一个晚上，大约凌晨3点钟，便经受了首次战火洗礼。北朝鲜人似乎用所有的武器向我们猛攻。在我看来，战斗似乎持续了数小时之久，但实际上只有45分钟。

我一枪没开，一颗手榴弹也没扔。我就是象个婴儿一样蜷缩在坑底，乞求万能的上帝救命。天亮时，我终于醒了过来。斯坦背靠坑壁，坐在那儿，M1步枪搁在大腿上。他问道，感觉如何？我说，挺好。实际上，我觉得自己象头蠢驴。他说：“别担心。你会好的，就是需要时间。”

居里少尉四处转悠，检查所有的散兵坑。他走到我们这里，询问情况如何。斯坦说挺好。随后，居里少尉要看我的枪。看过后，他说：“你没用这支枪开火，是吗？”我说：“没有。”于是，他有意用缓慢的语调，向我解释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儿？为了保命必须怎么做？

从此之后，我们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彻底的信任和尊重的关系。哪怕是下地狱，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追随他。他是个极其优秀的军人。他从来不大声叫唤，说话不急不躁，总是就事论事。他似乎不怕任何事情，也不怕任何人。我不断地调整自己，最终成为第3排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正是这种信任和尊重的关系，伴随着霍夫曼顺利闯过更多更艰苦的战斗，一直熬到了战争结束。

当一名平民参军后，便开始了向军人转变的过程。当他加入一支部队后，通过基础训练和班组训练，会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他可能会在数月甚至数年内都不会有一次实战经验。在和平时期，无论指挥官们多么努力地企图通过艰苦训练和军事演习，使士兵们处于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精神状态，但仍无法使每个士兵在实战时整齐划一地作出合理反应。有些士兵可能会想象得到将要面临的危险局面，并使自己在思想上做好承受重担的准备。但是，激烈的战斗仍然会使许多人精神崩溃。这决非轻而易举之事—习惯于亲眼看到朋友们受伤或阵亡，承认杀死其他人类的绝对必要性，接受自己可能负伤甚至死亡的风险。一般来讲，这需要人们能够预见危险，并决心采取任何必要行动，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一旦军人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巨变”，要想回到“正常”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奥迪·墨菲（Audie Murphy）是二战中获得勋章最多的美国军人，他的看法大概最能反映大多数老兵们的感受。有人问他，如何才能在战争中幸存？墨菲答道：“我不认为有人能做到这一点。”[11]

中士道格·格雷尼（Doug Graney）是E连通信班长，他还记得在洛东江畔头几天的感觉：

我不好说其他人如何，但在我们刚刚投入釜山防御作战时，生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因为认识的人死得太多了。可能和你并不熟，但在一起训练过，不是死了，就是负重伤，离开了连队。肾上腺素经常会喷涌而出，你会感到浑身颤抖，似乎永无休止。无烟火药的刺鼻气味，腐烂尸体的恶臭之气，缭绕在洛东江阵地周围，就象是把脑袋伸进了死老鼠的肚子，并且一直留在那里。[12]

后来，至少我变得不那么紧张、害怕了，看到人们被杀死或炸成碎片也不怎么在乎。到了最后，甚至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浑身臭哄哄，破衣烂衫也不以为意；住在灌满雨水的散兵坑里，挖掘坚硬的冻土，像野兽一样活着，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至少感觉是这样。

有时，我觉得自己“刀枪不入”；有时，则唯恐散兵坑挖得不深。我坚信自己会安全地回到家乡。

第23团有理由对自己在朝鲜战争中的首次战斗感到自豪，但它不可能躺在荣誉上睡大觉。随后3周里，第23团经历了自己在朝鲜战争中最激烈的几次战斗。

随着战斗日夜不停地持续进行，守军伤亡数字也不断攀升。在洛东江畔的残酷战斗中，大量下级军官在敌军的进攻中伤亡。不久，第23团就必须从有经验的军士中选拔军官。在步兵部队中，下级军官的领导才能至关重要；而激烈战斗的特性，又决定了优秀下级军官伤亡率极高。不久，对尉官的需求迫使整个第8集团军各支部队，都开始拼命从军士中挑选具有担任合格尉官潜力的人员。不少军士曾在二战中接受过战地委任，但在战后又降到了军士军衔。由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对再次接受战地委任十分犹豫。其中不少人来自农村，惯于艰苦劳动，颇富主动精神。但是，他们往往缺乏良好教育且不擅社交，不能满足和平时期对军官的要求。战争结束后，美军只是简单地通知他们，或者降为军士，或者复员回家。第2营的军士长罗伯特·W·寇蒂斯（Robert W. Curtis）便是一名“火线军官”，他坚决拒绝接受委任。第2营营长詹姆斯·爱德华兹中校和绰号“荷兰人”的第2师师长劳伦斯·B·凯瑟（Laurence B. Keiser）少将耍了个花招，才使寇蒂斯勉强接受了尉官军衔。爱德华兹通知寇蒂斯去师部报到，参加授勋仪式。到师部后，凯瑟将军便把军衔别到了他的军装上。寇蒂斯摘下军衔递还将军，但在劝说之下最终只好接受，以免让将军下不来台。在洛东江畔及后来的关键性战斗中，寇蒂斯中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朝战初期，弹药不足是个严重问题，指挥官不得不节约使用，特别是野炮营和高炮营。正如弗里曼所说：“我们的弹药总是快要打光。我们总是吓得要死，生怕那时遭到进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与二次大战和越南战争不同，美军炮兵很少进行骚扰和阻断射击—即炮兵对可能或怀疑藏有敌军的地点进行炮击。[13]

虽然弹药不太充足，官兵们还是利用手头的装备，采取了颇具创意的炮击方法。在洛东江防线的一次战斗中，第23团高炮连连长肯尼斯·布里昂（Kenneth Bullion）上尉向弗里曼建议，可以使用高射炮扫清敌军山脊阵地，而不是象以往那样使用榴弹炮。40毫米高射炮弹安装有定时引信，可在预定高度的飞机附近爆炸。布里昂发明了一种巧妙的作战方式，后被陆军定为标准战术动作。他将双管40高射炮开上前沿，与山脊保持适当距离，随后开始猛烈射击。炮弹飞至山脊上空时，定时引信使其凌空爆炸，弹片如暴雨般倾盆而下，将敌军阵地打得稀巴烂。由于布里昂的高射炮能够“清扫山头”，弗里曼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吸尘器”。[14]

8月底，北朝鲜人民军的指挥官拟订了新作战计划，并预计这将结束整个战争。虽然美国大兵们对此一无所知，但第8集团军的情报部门却已基本掌握其内容。北朝鲜人民军并不准备针对某处薄弱地点发起突破行动，而是打算使用几支师规模的纵队从几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沃克将军明白，自己只能将部队全都部署在150英里长的防线上，各部队的防御正面扩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例如，第23团第1营的防线长达16公里。这意味着防线不可能连绵不断，而是由相隔数英里的几个连阵地构成。[15]

沃克将军

当时，弗里曼率第23团位于釜山防御圈西南角。第3营被抽去增援北面的第1骑兵师，使该团战斗力减少了约1/3。第23团将一个营部署在前沿，另一个营部署在后方，团部位于两营之间。

在意大利的安齐奥战役中，第2师师长凯瑟将军曾任第6军参谋长。在那次两栖登陆中，美国兵缺乏攻击精神，不愿离开散兵坑，不愿向内陆突进，遭到舆论界的猛烈抨击。可能是由于这一惨痛教训，凯瑟将军发下话来，禁止建造强固工事，以免削弱攻击精神。凯瑟的指示颇欠考虑，导致美军防御阵地十分脆弱。8月31日23时许，先头营左翼各阵地同时遭到进攻。北朝鲜人民军约4个营的部队，在重炮火力掩护下，对左翼C连阵地发动了猛攻。同时，阵地中央的B连也遭到了大约同等兵力的攻击。虽然两个连顽强抵抗，北朝鲜军仍冲破了美军阵地，对A连阵地南翼发动攻击，并直接威胁到营指挥所的安全。9月1日凌晨，前沿所有部队都遭到攻击，伤亡十分惨重。[16]

不久，C连显然已经无法坚守阵地。于是，弗里曼上校命令后方的第2营，立即建立强固的阻击阵地，防止北朝鲜人民军通过。[17]第2营副营长劳埃德·K·詹森（Lloyd K. Jenson）少校，率F连及H连一部立即行动，夺取了控制C连后方公路的高地。此处靠近该营前沿电话交换台，所以被称作交换台阵地。同时，弗里曼将G连配属给第1营，命该连在高地上建立阻击阵地，以确保第1营各连顺利撤退。

弗里曼强调，在G连到达前，第1营一定要守住阵地。他命令C连一个排坚守阵地，等待G连抵达。他给该排配备了大量重武器，包括一个75无座力炮排、一辆双管40高射炮车和一个坦克排。尽管形势极端不利，这个加强排仍进行了顽强阻击。无座力炮、防空炮车和坦克等重武器提供了火力支援，掩护步兵向后方撤退。

北朝鲜人民军不断向前推进，排长在决定撤退前引爆了预先埋设的凝固汽油桶（“fougasse”，古法语意为陷阱或地雷）。在朝鲜战争中，这是指装满汽油与机油混合物的55加仑汽油桶。在准备防御阵地时，士兵们将汽油桶以一定角度埋好，对准敌军可能接近的方向。桶底埋有白磷手榴弹、迫击炮弹或梯恩梯炸药包，士兵们可从远处用导火索引爆，使汽油桶里的混合燃料发生爆轰，如火山爆发般喷射出类似凝固汽油弹的烈焰，吞没阵地前沿大片地区，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北朝鲜军被烧得焦头烂额，后卫排得以顺利撤退，几乎没有什么伤亡。

北朝鲜军在攻击开始时，将C连与该营其它部队割裂。午夜后不久，敌军将C连彻底打垮。C连残部33人设法逃到詹森少校刚建立的交换台阵地，连长和大多数士兵在战斗中失踪。

在C连阵地陷落的同时，A连南翼也遭到攻击。营长克莱尔·E·哈金（Claire E. Hutchin）中校命令他们依托左翼固守阵地。哈金是在第23团参战时才接任营长。由于他以前担任参谋，到作战部队只有一年，手下军官都有些担心。不过，该营参谋能力很强，哈金也从善如流。在此次防御战的表现，使他赢得在朝战期间的首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18]

经过一夜艰苦战斗，哈金中校命A连于7时30分向“交换台阵地”撤退。下午，第1营的残部在此建立了阵地。几个相连山头为营部提供了掩护，对建立环形防御圈十分有利。[19]威廉·R·古斯瑞（William R. Guthrie）上尉是重武器连即D连连长。他对这个环形防御圈有如下回忆：

哈金中校命我返回后方，在两辆坦克掩护下，带着伤员和[缴获的]秘密文件，再运回弹药、食品和水。去团部的路上很有意思。我们看见北朝鲜人民军的一个营正向第1营后方挺进，经过正以最快速率开火的第555中型炮兵营，最后挺进到了第23团团部附近。我向弗里曼上校报到，搜集了弹药、食品和水，准备返回第1营阵地。恰在此时，北朝鲜人的自行火炮击毁了头一辆卡车的轮胎。弗里曼上校命我在环形防线上找个空位协助防守。我还没走开，弗里曼上校便打电话，批准哈金中校可以撤退。哈金中校答道：“不，我宁愿呆在原地不动。”弗里曼上校表示同意。

9月1日早晨，弗里曼所在的团部，在只有一个指挥部连保卫的情况下，经受住了约400名北朝鲜人持续3小时的进攻。最后，团部后撤至数百米外的第2营营部。

下午，哈金中校派A连的一个排，在一个坦克排的掩护下，对后方情况进行侦察，看东面的山头是否安全。不久，这支部队返回后报告，至少一个营的北朝鲜军占领了重要山口，可能是昨晚夜战时渗透过来的部队。鉴此，哈金中校认为坚守不动才是上策，并通过电话报告了弗里曼上校，后者再次表示同意。哈金中校遂指挥部队，利用白天余下时间大挖工事，拼命加固环形防御圈，准备迎击北朝鲜人的再次进攻。[20]

当天下午，凯瑟将军组织了一支特遣部队，以便巩固并守住阵地，防止敌军切断第23团后方主补给线。这支部队由师炮兵指挥官罗亚尔·M·海恩斯（LoyalM.Haynes）准将指挥，所以称作“海恩斯特遣部队”，包括第38团和第23团，还有师属炮兵分队和一个坦克连。特遣部队立即开始着手建立防御阵地。当晚有消息传来，麦克阿瑟和沃克将军命令，驻朝鲜各部队“不得再放弃一寸土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21]

弗里曼和海恩斯之间磨擦不断。弗里曼后来回忆道：

海恩斯对来到决死肉搏的前沿毫无兴趣—这是往好听了说。我和海恩斯的头一次冲突，是他要求我到后方几英里的指挥部报到。当时我们正在击退敌军的猛烈进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连打两次电话。我不仅需要离开指挥部，而且需要冲过敌军渗透部队的阻击阵地，才能到达海恩斯的指挥所。最后，我十分“尊重地”告诉他，在激战中将指挥官召回后方的做法极其不妥；并且，建议他派一名参谋到我的指挥部来，如果他本人不愿意来的话。此外，他还调走了一个原本要增援我们的坦克连，去保卫他自己的指挥所。[22]

双方的关系急剧恶化，海恩斯打算撤销弗里曼的职务。他破天荒地跑到第23团团部，命令弗里曼去师部报到。弗里曼气呼呼地驱车前往师部，刚到那里便疲惫地倒在地上睡着了。凯瑟少将曾是弗里曼在西点军校的战术教官，后者几度在其手下服役。在弗里曼呼呼大睡时，凯瑟派作战参谋莫里斯·霍登（MauriceHolden）上校到前沿调查。在听取了第23团军官的汇报后，霍登上校建议凯瑟少将不要撤销弗里曼的职务。师长表示同意。[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