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精锐步23团与砥平里大战(二)

作者：西点教授     汉伯格上校

正是在洛东江畔，第23团的士兵们成长为真正的老兵。道格·格雷尼中士回忆了E连连长佩里·萨戈尔（Perry Sager）上尉在洛东江战斗中接管该连的原委。当时，由于上级无法及时了解前沿战斗，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连长]是个好军官。我是他的报务员。他带着这个连从路易斯堡来到朝鲜。他是那种思维严密的人。他知道连里大多数人的名字，如果一件任务完成得好，他会毫不犹豫地公开表扬。我们连的防线位于距洛东江约1000码的山头上，我们在那儿挨了顿胖揍。我们被打垮了，丢失了山头。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夺回山头。

我们组织了突击排……眼前的这座山头，与丢掉的山头很像，有着刀锋般的山脊，伸向我们连的右侧。北朝鲜人有一挺机枪，封锁了正面的山坡。我们打算冲过山脊，跑到反斜面，以避开那挺机枪。攻击部队翻越山脊时，遇到了麻烦。反斜面被另一挺机枪封锁，我们当场损失两人。

[连长]研究了地图，取消了这次进攻。我们使用的是日本人绘制的地图，上面未标出反斜面上的一块巨石，北朝鲜人的机枪阵地就设在那里。[他]试图向爱德华兹中校解释此事。谈话通过我负责的电台进行。最后，爱德华兹中校下令，必须立即拿下山头，否则[上尉]将被撤职。[他]选择了被撤职。副连长奉命接替指挥，并下令继续发动攻击。士兵们冲了没几步，便被机枪打死两人。副连长精神崩溃，哭了起来。一名中士赶忙取消了进攻。

爱德华兹中校通过电台告诉我们，萨戈尔上尉正前来接管E连。直到萨戈尔赶到，爱德华兹中校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萨戈尔建议，应命令位于机枪阵地上方的F连压制其火力—F连这么做了，我们没费什么劲，便顺顺当当走了过去。我听说[前连长]被称作懦夫—他当然不是。这事儿其实很简单，就是地图、联络和信任方面出了乱子。

萨戈尔上尉是我见过的最优秀军官……他有幽默感，总能在最危急的时刻，使部队保持高昂士气。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在开始攻击前仔细指出敌军的部署、可能会遭遇的情况。他身高6英尺，脸色红润。即使子弹飞舞，身板总是挺得笔直，在战士们眼中显得更为高大。他从未流露过对敌军或对死亡的丝毫恐惧……

二战时，萨戈尔曾在第1骑兵师—我记得他是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如果所有指挥官都象他那样，我们就会有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当士兵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当众臭骂其指挥官。对此我们都很理解。他在火线上极其冷静—总是如此—我从未见到他犹豫或紧张。这当然也是他成为一名优秀军官的原因之一……他精通步兵战术，非常熟悉地图。

9月2日，各营都进行了空投补给。现在，弗里曼实际上已完全无视海恩斯的存在，而是直接指挥这支特遣部队。他派出一支巡逻队，为第1营寻找撤退路线。巡逻队发现了未设防的一条小道，弗里曼从第38团抽调了一个营，前去增援被围的第1营。在随后3天里，特遣部队击退了北朝鲜人不分昼夜的进攻。8月3日，第1营及第38团的部队终于撤至特遣部队阵地。两个团随即大修工事，建立起强固的防御阵地。

大约就在此时，士兵们开始了解到对手的残暴无情。北朝鲜人在进攻时，往往驱赶平民冲在前头，迫使美国兵朝着他们开枪。命令士兵向平民开火需要极大的决心，但如果不开枪便会被紧随其后的人民军冲垮。另外，在洛东江防线的其它地区，美军发现北朝鲜人枪杀了数十名双手反绑的战俘。[24]

9月6日，弗里曼信心十足地下令反攻，夺回先前丢失的阵地。当晚，第23团重新返回洛东江畔的阵地。次日，该团接收了374名南朝鲜补充兵。这些士兵被戏称为“卡秋莎（KATUSAs）”，即“美国军队的朝鲜补充兵”的缩写。在战争头一年，这些南朝鲜士兵不过是穿军装的老百姓而已。实际上，他们未受任何训练，没有武器装备，大多不懂英语。第23团将他们分配给美军士兵，由后者以手势教他们如何打仗。虽然“卡秋莎”们从未真正融入该团，但大多数都忠诚于自己的美国战友。反过来也是如此。不少美国兵充满感情地回忆自己的南朝鲜战友，深信在必要时他们都会为援救对方而牺牲性命。[25]

9月7日，第23团发现敌军正在阵地前集结，立即以榴弹炮进行了猛烈炮击。次日凌晨，北朝鲜人民军对该团发起了凶猛的攻击，由重炮和自行火炮提供火力支援。不久，他们便在F连阵地上冲开了口子。缺口不断扩大，敌军士兵开始涌入。如果不能堵住缺口，整个阵地都将陷入危机。弗里曼从第1营抽调援兵去堵缺口。在漆黑的夜晚，援兵冒着敌火，冲到了缺口处，成功地挡住了敌军，坚守阵地直到天亮。最后，敌军的进攻被击退。增援部队重新编组并深挖工事，准备迎接下一轮进攻。[26]

北朝鲜人如期而至。虽然当天凌晨没有形成突破，但B连、F连和G连都遭到了猛烈攻击。伤亡十分惨重，天亮后不久，所有前沿部队都呼叫增援。弗里曼只好从未遭进攻的地点抽调兵力，以便增援压力最大的地点。局势不断恶化，弗里曼动员了所有非战斗人员，包括文书、厨子、司机和机械兵。最后，几乎全团官兵都上了前线。有那么一阵子，弗里曼的预备队仅剩6人。形势已经绝望，如果北朝鲜人继续进攻，第23团肯定会崩溃。幸运的是，午后不久攻势逐渐平息，前线重新恢复了平静。[27]如果进攻部队在通讯和协同方面更好一些，他们可以很轻松地打垮美军防御部队。在朝鲜战场上，敌军经常暴露出这一弱点，而且从未真正弥补这方面的缺陷（认识决定了死活，指挥啊！）。

在上述战斗中，第23团官兵将忍耐力发挥到了极限，而弗里曼亲临前线对他们而言无异于一针兴奋剂。有位老兵对这位团长作了如下描述：

当战斗开始时，他让营长们全权负责指挥，让他们按照自己认为适宜的方式，安排各步兵连的战斗。他总是能够及时赶到杀戮场，从一个散兵坑到另一个散兵坑，在敌军冲锋时站得笔直。他希望部下看到自己，知道团长冒着同样的风险。一次，他乘吉普车行驶在山路上，不断有迫击炮弹从天而降。他告诉司机，立即把时速减到5英里。

“如果当兵的看见时速超过5英里，他们会以为我害怕了，”他叫道。

作战参谋约翰·杜梅因（JohnDumaine）少校，当时正和弗里曼在一起。

“您不怕吗？”他天真地问道。

“你疯了吗？我当然怕得要死，”弗里曼答道。

……当巡逻队出动执行危险的任务，或者某个营遭到敌军猛攻时，他会不吃不睡，直到巡逻队脱险，或那个营摆脱困境。

他会说道：“我要去那儿，看看那些家伙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儿。”然后，便跳上吉普出发。团部里会显得十分紧张，所有人都会担心团长的安危，直到他安全归来。

“如果有消息传来，说老保罗在某个地方被朝鲜佬围住了，”[中校弗兰克·]梅斯扎尔说道，“团部所有人，包括厨子们，都会拿起枪，冲出去救他。”[28]

弗里曼有能力战胜或至少是掩饰恐惧心理，能够在前沿部队面前表现得英勇无畏，是许多优秀作战指挥官共有的特点。他们知道，在可以安全地呆在后方指挥部时，亲临险境与官兵们同甘共苦，对于保持高昂士气至关重要。一名指挥官在前沿阵地可能没什么用，但至少他体验了自己要求部下忍受的艰苦环境，同时也表达了对士兵们的慈父般的关怀。

随后几天，第23团遭到了连续不断的进攻，但其程度已经不那么猛烈。该团召唤炮兵和空军火力，对前沿敌军进行打击。如果北朝鲜人能够继续发动9月8、9日那样猛烈的进攻，第23团将很难坚持下去。作战实力已经下降到38%，预备队已经完全用光。[29]在9月11日，一名空中观察员报告，第23团阵地前约有1500具敌军尸体；第23团对敌军的惩罚性打击，耗光了攻击部队，也几乎耗光自己。[30]

不少老兵在回忆空袭行动时，一般都会对空军的援救表示感激。不过，他们有时也会悲痛于空袭造成的误伤，并反思应如何提高空袭效率。中士道格·格雷尼记得有一次空袭因缺少地面联络而造成误伤：

“野马”式战斗机对敌军阵地前沿的山坡进行了扫射，但似乎只是浪费弹药而已。空军能使敌军迫击炮和榴弹炮暂时平息，但只要它们一离开便又立刻开火。当E连攻击俯瞰洛东江的山头时，两架“野马”式战斗机打死打伤了许多人。当时，我就在突击排，通过电台要求营部取消[空袭]，但却被告知那里没有空军联络官，因此空袭便继续进行。我能将这些事儿写给你纯属运气。突击排的大部分人都无辜受戮。没有掩蔽。我们只是坐在那儿，看着飞机向我们扫射，随后又投掷了凝固汽油弹。最后，他们才得知正在屠杀自己人。

这会给人们留下痛苦的回忆，但毫无疑问空中支援极其必要。不过，空军和步兵应该进行联合作战训练—就象海军陆战队那样。

官僚机构间的争权夺利，使空军不太关心近距离空中支援，并导致空地协同作战效率不高。下士詹姆斯·卡迪纳（James Cardinal）对此有着更为惨痛的回忆：

空军和海军为争夺地盘和预算而尖酸刻薄地争吵不休，陆军要求更好地支援地面部队以赢得战争的呼吁则无人过问。朝鲜战争前，陆军默认空军带着所有装备脱离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

由于陆军的疏忽大意和空军的玩忽职守，步兵在朝鲜战争头几个月付出了惨重代价。由于空中支援不足，数以百计的官兵毫无意义的死去。空军花了几个月时间，才重新掌握二战后便荒疏了的战术，其代价则是大量官兵的生命，有些人是死于机枪扫射或被凝固汽油弹烧死。有一次，我看到8名士兵的残骸。由于飞机瞄错了目标，他们都被烧成了一小块焦炭。

海军陆战队非常明智，坚持完全掌控自己的空中支援力量。在向地面部队尤其是陆战队员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方面，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受过非常全面的训练。这也是陆战队航空兵能够保留至今的主要原因。

联合国军反攻

第8集团军在洛东江畔的形势岌岌可危，不过官兵们至少在某些方面还拥有优势。虽然第8集团军也存在物资短缺问题，但毕竟比对手要强得多。北朝鲜人民军处于其后勤供应系统的末端，其运输线在汉城至北朝鲜之间存在“瓶颈”。在白天，麦克阿瑟的远东空军不断对运输线进行轰炸扫射。除了搬运工所能背运的少量物资，没有多少可通过南朝鲜糟糕的公路运上前线。不过，最重要的是，麦克阿瑟正准备采取行动，美军的命运将一夜间戏剧性地改变。

只要军史专家们还喜欢说“如果……就会……”，那么仁川登陆便永远会是人们争论的话题。这次行动困难重重，令人担忧。海军陆战队认为，成功可能性为1/5000。然而，仁川登陆却取得了成功。洛东江防线的压力顿然减轻，守军甚至可以向北挺进，在几天内便与登陆部队会师。在短短几周内，联合国军便插入北朝鲜境内纵深。

9月15日，凯瑟将军解散了海恩斯特遣部队。第23团第3营也由第1骑兵师归建，使第23团战斗群恢复了正常作战实力。第8集团军计划向洛东江对岸发起攻势，以配合150英里以外的仁川登陆。兵力相对充实的第3营充当本团先锋，在洛东江上占领桥头阵地。

9月16日，北朝鲜人民军对第23团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凌晨时分，敌军发动攻击，冲进了C连阵地。经过残酷的肉搏战，该连收复了阵地，但损失极为惨重。C连的几乎全体军官，以及配属该连的D连重武器排排长，都在战斗中阵亡，仅有一名军官幸存。7时15分，在击退北朝鲜人的进攻后，第3营在第72坦克营C连支援下，从第2营的阵地发起进攻，一路狂奔冲向洛东江。与此同时，损失惨重的第1营，也对第23团左翼的山脊发起进攻。第3营遭遇到一些抵抗，但都迅速予以清除。10时许，弗里曼报告师部，由于第9团行动缓慢，其当面敌军对突前的第23团左翼形成威胁。16时许，第23团当面敌军终于崩溃，该团在洛东江东岸建立防御阵地。他们估计，北朝鲜人民军当天损失约1200人。同时，第23团准备渡过洛东江，官兵自到朝鲜后便一直在这条江边呆着。

由于缺少架桥器材，弗里曼必须采取应急措施。士兵们用沙袋垒成渡口，供车辆驶过清浅的江水。他们计划使用冲锋舟，将首批士兵运过江。[31]9月20日凌晨，第37野炮营停止对敌军的骚扰性炮击。3时30分，第3营官兵乘坐冲锋舟，静悄悄地滑过江面。

由于冲锋舟数量有限，不少士兵抓着船舷渡江。突击行动出敌不意，取得了彻底的成功。L连进至目标时，发现一名敌军中校和参谋们正呼呼大睡。当晚，第23团其余部队全部渡过了洛东江。次日，该团在西岸建立了巩固的桥头阵地。[32]

不幸的是，在随后4天里，高级军官之间的磨擦，要比美朝两军之间的战斗多得多。凯瑟将军为了向汉城挺进，仿效此前的海恩斯特遣部队，又组织了一支特遣部队。这次，他派师长助理斯拉登·布雷德利（Sladen Bradley）准将，负责指挥第23团和第38团。

弗里曼将他的第3营“机械化”，以使整个部队的前进速度，不再受限于步兵的速度。为达此目的，他动用了团属坦克连和一个配属坦克连，机动火力也得到了大大加强。同时，他还为该营配属了更多车辆，以便在未与敌军接触时，可以提高推进速度。这意味着，步兵在行军结束时不至于太累，因为沿途都是乘车行军。弗里曼提高第3营的机动能力，也使该团在朝下一个目标高敞（Kochang）村前进时，远远地超过了第38团。但是，布雷德利准将命第23团的坦克让路，让第38团的部队优先通过，从而获得攻占该村的荣誉。弗里曼愤怒之极，并将此事归咎于第38团战斗群指挥官乔治·派普洛（George Peploe）上校的嫉妒。第23团的士兵们听到了上校和将军们的争论，都认为特遣部队指挥官出卖了自己。正如第3营营长罗伯特·施拉德（Robert Sherrard）中校所说：“保罗·弗里曼是位出类拔萃的士兵领袖；我们都觉得，斯拉登·布雷德利的命令是对他的叛卖。对士气的打击太大了，‘高贵的第23步兵团’的全体官兵都十分沮丧。这个傲慢无礼、爱慕虚荣的暴发户，在士兵们拼死作战、团队精神至关重要的时刻，却对自己的宠儿滥施恩惠。”[33]

9月26日下午，当指挥官之间的磨擦结束后，布雷德利命弗里曼攻占高敞村西南几英里外的安义（Anui）村。第23团天黑后才进抵该村，发现那里的稻田都灌满了水，与几天来经过的其它地方截然不同。官兵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村子里扎营。学校是唯一的空地，整洁干净得出奇，桌子上甚至摆着鲜花，弗里曼对此心怀疑虑。不过，他觉得既然周围稻田有水，布雷德利也明确下令占领该村，那么除了进村外便别无选择。事实证明，弗里曼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敌军炮兵事先已瞄好校园。次日拂晓，安义村遭到榴弹炮和迫击炮的猛烈炮击，第3营副营长和4名参谋被炸死，施拉德中校和25名士兵负伤。[34]

很快，每日作战行动成了平淡无奇的例行公事，士兵们没费什么力气便不断向前推进。随后两周，直到10月11日，第23团战斗群一直向北挺进，并派出巡逻队搜剿附近敌军残部。最后，该团抵达汉城附近，花了10天时间进行补给和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小部队战术、巡逻行动、武器保养和轻武器射击等。指挥官们特别重视火箭筒射击训练，因为洛东江之战后配备了大量火箭筒。各级官兵都学习了如何校正迫击炮和榴弹炮射击。

自突破釜山包围圈后，快速挺进耗尽了第2师的后勤能力，导致许多物资都十分缺乏。所有武器、车辆都需要维修保养和重新校正。实际上，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武器装备也需定期维修保养。第23团战斗群装备的那些老爷车，何止是“进行了正常的训练”，但却只有最低限度的保养，只要能够继续使用就行。在一系列的战斗中，第2师的兵员损失数量惊人。直到10月初，补充兵员和归队人员的数量才首次超过伤亡总数。[35]

三、北方的灾难

我一直认为，在激烈的战斗中作决定，可能并非最难。面对一些愚蠢的计划，部队被投入必败的行动，这时说出自己的想法可能要更难。无论如何，对任何国家而言，年青人才是最宝贵的财产。对作战指挥官而言，浪费士兵的生命罪恶滔天。在任何行动中，在必须付出的牺牲与希望达到的目标之间，你必须学会保持平衡。除非有证据表明，为完成作战行动而付出的生命是必要而合理的，否则我宁可选择放弃。

——马修·B·李奇微将军

与高超的战略家相比，我更看重高超的战术大师，特别是那些能够将一手烂牌玩得很漂亮的战术大师。

——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P·韦维尔爵士

在任何环境下都保持冷静和不动声色，可使一个人对其他任何人都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托马斯·杰斐逊总统

11月1日，第23团部署在海州（Haeju）附近，这是平壤西南海岸的一个深水港。士兵们，甚至也包括保罗·弗里曼上校在内，都认为战争即将结束，而第2师将首先被调往欧洲。士兵们猜测，几周内他们就会乘运兵船离开朝鲜。当然，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梦幻泡影。10月31日，第2师《定期情报报告》已经预示了他们的命运。该报告估计：约有31.6万名中国士兵，由44个师组成的12个军，集结在北朝鲜与满洲边界上。[1]

1950年11月底参战的中国军队，堪称现代历史上最精锐的轻装步兵。他们自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手们则称其为“中共军队”。许多指挥员都身经百战。自1927年以来，这支军队便一直在为民族独立而战斗，在二战中还曾与日军长期作战。

朝战初期，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并不比内战时期强多少。但是，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提出了“机动游击战”理论，并据此对中共军队进行了训练。实际上，中共军队的战术并不新鲜，也没有进行革命性的创造。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中共军队参战时美军对他们了如指掌。中共军队的战术简单而有效，包括组织周密侦察、集中兵力攻击要害、在夜间发动奇袭、胜利后迅速撤退等。[2]

中共军队入朝参战时，装备杂牌轻型武器。弹药带得不多，主要依靠缴获。他们有少量火炮、坦克，几乎没有空中支援。士兵冬装包括一套厚厚的竖绗棉衣，带帽舌的棉帽，鞋底很厚的棉鞋。与美军配备背包不同，他们肩上斜挎一条布袋，盛满斯巴达风格的粗糙口粮。

士兵们完全依赖自身携带的口粮和弹药：100发子弹、3枚手榴弹、2至10天的口粮。补给主要依赖大批苦力，使用A形背架，可运70至100磅。在进攻时，一支部队依赖自身携带物资，可进行一两次短促攻击。[3]

这种后勤支援水平，意味着每名中国士兵每天所需物资不过10磅，而每名美国士兵每天需要60磅物资。一个8000到10000人的中国师每天需40吨物资，而一个美军师则需要600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廉价后勤”也为自身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当与美军作战时，一旦后者充分发挥强大的后勤优势，中共军队就将付出惨重代价。

战斗中的志愿军士兵

为避开联合国军空军和炮兵的压倒性优势，中共军队白天习惯于隐蔽起来，午夜至3时之间发起攻击。天气良好时很少在昼间发动进攻。朝战期间天气不太好，空军经常无法进行空袭，这一点对中共军队帮助很大。他们极其擅长隐蔽和伪装，常常会放巡逻队走过伏击阵地，然后再发动突然袭击。当中共军队进攻时，联合国军士兵感觉攻击者似乎“是从地里突然冒出来”。他们极其擅长渗透守军阵地，在战争初期常常渗透到美军阵地内部而不被察觉。他们的通讯手段包括军号、哨子、喊叫、闪光灯和火炬。电话只装备到营级单位。

中共军队编制的关键环节是步兵班。每个班包括由3名士兵组成的3个作战小组，再加上一名班长。这就组成了一个团结高效的战斗单位。同一个班的士兵们共同生活，吃饭、工作、训练和战斗都在一起。他们相互照顾也相互监视，防止战斗小组成员的行为越轨。他们的主要战术是以压倒性兵力猛攻，寻找漏洞并蜂拥而入，或从侧翼包抄并切断补给线。一般而言，中国士兵多是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农民：身强体壮、吃苦耐劳、严肃认真、聪明机智。此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信仰，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纪律观念。

中共军队武器装备简陋，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掩饰了士兵们所受军事教育之不足。在现代化武器装备面前，中国士兵伤亡极其惨重，但所表现出的坚忍精神，常令西方军人手足无措。中国士兵攻击勇猛，几乎可以称得上狂热，第一冲击波的许多士兵有时连枪都不带。（译注：对投弹组及爆破手的误解。）中共军队机动能力令人震惊，一般在山地每天可走10英里。他们是严肃认真的对手，往往带着仇恨投入战斗，当然不排除还有其它动机。总而言之，中国步兵装备极其轻便，极能吃苦耐劳，攻击性极强，机动性极强。[4]

中国人十分羡慕美军的武器装备。在首次与美军交火后，中方总结道：

迫击炮和坦克的协同行动是构成其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他们的火力极具威力……他们的火炮极其活跃……他们的飞机扫射、轰炸我们的运输线，威胁很大……他们的运输系统极其有效……他们的步兵火力极其猛烈，远程火力威力更大。[5]

他们极为蔑视美国士兵的作战能力。当后方被切断后，美国士兵就会：

抛弃所有重型武器，扔得满地都是，然后落荒而逃……他们的步兵极其虚弱怕死，无论攻防都缺乏勇气。他们依赖于他们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同时，他们害怕我们的火力。前进时只要一听到枪声，便会趴在地上不敢前进。他们害怕继续前进……他们只敢在白天作战。他们不熟悉夜战或肉搏……如果被击败，他们就会乱作一团。如果没有迫击炮火支援的话，他们就会完全不知所措……他们会晕头转向，完全丧失士气……在云山，他们被包围了几天，却无所作为。当后方被切断时，他们就会害怕。当运输线被切断时，他们的步兵便丧失战斗的意志。[6]

其它不利因素

对于联合国军官兵而言，严寒如同北朝鲜人或中共军队一样，都是同样致命的敌军。1950年至1951年的冬季，气温降低至华氏零下30度，大风更是雪上加霜。这个“敌人”无所不在，士兵们根本无法回避。中共军队可能会许多天都不进攻，寒冷却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士兵们可能会被冻成轻伤，甚至可能会终身残疾。在最好的情况下，士兵们穿上更多衣服或躲进掩蔽所便可御寒。然而，当气温降至华氏零下20度时，30节的风速会使风寒度达到华氏零下80度。此时，防寒便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士兵们必须吃得更多，以维持身体的能量，为防冻伤还要注意防风。寒冷消耗了人体的能量储备，使思维变得迟钝，判断力水平下降。部队指挥官必须集中全力完成看似简单的任务，那就是让士兵们以尽量少的代价熬过严寒天气。

如同敌军的子弹一样，严寒也会造成伤亡，各级指挥官必须时时防备这一威胁。卫生员可对轻微冻伤作处理，但如果伤势比较严重，就要通过医疗渠道撤往后方。北方兵往往知道如何对付寒冷天气，而在热带长大的士兵则必须学习如何防冻。一名从未经历过严寒天气的士兵，在感到疼痛时会以为正常反应，而意识不到这是冻伤的先兆而已。士兵们必须经常活动手脚，以保持全身血液流通。[7]

唯一可以抵御严寒的是防寒服或掩蔽所，但在朝鲜战争头一个可怕的冬季里，联合国军司令部两样装备都没有。士兵们没有厚实的羊毛服装，只好依靠棉质法兰绒衬衫和外套应付严寒，最多时会穿7层之多。典型的服装包括：下身服装包括棉质或羊毛内衣、羊毛裤子和吊带野战军裤；上身服装包括一件内衣、一件或更多的羊毛衬衫、羊毛背心、野战夹克和带活动衬里的派克短大衣。身穿多层服装当然会严重影响人体活动，特别是他们处于敌火下的时候，许多朝战老兵都清楚地记得这一点。直到1951年，手套都是很罕见的装备，大多数士兵宁愿不要普通手套，而要那种拇指、食指与其它三指分开的连指手套，虽然后者在操纵武器时要笨拙一些。军棉帽十分短缺，从来不能保证所有人都有，没有的人只好用羊毛围巾包住头。无论棉帽或头巾都会影响戴钢盔，士兵们经常会将帽子或头巾干脆扔掉。

为解决脚部防寒问题，陆军配发了既保暖又防潮的军靴。它类似于缅因狩猎靴（L. L. Bean），靴面是皮质，靴底是橡胶。士兵们穿靴子时要穿羊毛袜子，出汗后应将湿透的袜子换下。但在作战时，士兵们往往既没干净袜子也没时间去换。结果就会导致双脚受潮并被冻伤，严重时甚至会切除脚趾甚至整只脚。当气温高于冰点时，湿脚则会导致“战壕足”。在冰点至华氏50度间，由于橡胶靴底不透气，可能导致“浸水脚”或“军靴足”。患者的脚后跟会变得象浸透水的厚纸板。士兵们往往不愿穿这种军靴，而是在他们普通皮鞋外再套上橡胶长筒靴。

一般而言，士兵们只有在活动时，比如行军或挖壕时，才会感到暖和。当活动量够大时，他们会出汗甚至感到很舒服。但一旦停下汗湿的衣服会迅速变得冰凉，使他们感到更加寒冷且冻伤的可能性也加大。上述防冻措施并不会使士兵们真正暖和，只能防止严寒造成严重的冻伤。

在食物和掩蔽所方面也存在困难。前沿附近无法生火，所以不能取暖、做饭。在吃饭时，士兵们经常得用刺刀将C口粮罐头切成小块再吃下去。连队炊事班长经常会作出超人的努力，将热腾腾的饭菜送上前沿阵地。但往往还未分发完毕，饭菜便都变得冰凉。热咖啡几分钟后便会结冰，士兵们都学会了迅速喝光。当他们的饭盒结冰后，必须用加热燃料片化开，才能喝上一口饮料。[8]

前线附近的掩蔽所十分稀少。当离村子较近时，士兵们尤其是指挥部人员，可以搬到屋子里住。一般来讲，士兵们只能依靠在坚硬的冻土上挖出的散兵坑。有时，他们使用锤头和钢钎，先在冻土上凿个洞，再继续挖宽挖深。一般情况下，每个散兵坑里会安排两名士兵挤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让一名士兵裹着两条军毯睡觉，另一名士兵则在此期间担任警戒任务。哨兵决不会玩忽职守，严寒会使他保持足够警惕。而对其他士兵而言，即使寒风呼啸也能安然入睡。除了繁重的日常活动外，严寒也非常消耗体力。当回忆朝鲜之旅时，老兵们都会记得总是感到疲惫不堪。直到1951年1月份，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美军才向作战部队下发了极地睡袋NND！。首次配发睡袋时，每个散兵坑只发一个，以防止两名士兵同时睡觉。过了一段时间，才给全体官兵都配发了睡袋。士兵们常会坐在睡袋里，上半身露在外面，因为害怕遭到袭击时出不来。如果士兵们幸运地呆在地堡里，就会在两脚之间点燃鲸油蜡烛，将披风象帐篷一样蒙在头顶，以尽可能地保存热量。

严寒对士兵们的武器影响很大。在严寒天气里，无论自动步枪还是卡宾枪，都会冻住并无法使用。在战场上，应急的办法是往枪机上撒尿，再打出几发子弹以彻底解冻。当气温降至一定程度时，火炮润滑油会冻住，后座装置将失效。迫击炮座钣、榴弹炮大架等铸铁件都会变脆，一旦开炮便会震裂。柴油变得浓稠，车辆难以行驶。甚至在不太冷时，铅酸电池就会失效，必须从车上取下并保持一定温度。而在严寒条件下，铅酸电池会彻底冻住，蓄电池外壳甚至可能撑破并彻底报废。

许多士兵都记得，在朝鲜头一个冬天里，最令人难忘的便是那无所不在的严寒。

中国人来了！

对于谨慎的指挥官而言，中国在可能参战的问题上已经给予了足够的警告。从这一点来看，麦克阿瑟无论如何算不上谨慎小心。他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拒绝相信中国军队干涉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军队早些时候参战，才会取得预期效果，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他安慰华盛顿，如果中国人胆敢轻举妄动，远东空军将大肆屠杀他们。然而，大量情报表明，中国军事干涉不是“可能”，而是“很可能”。这些情报包括来自外交渠道的警告、中国军队在满州的集结、毫无疑问来自不同部队的中国战俘、10月下旬与大批中国军队的血腥苦战。尽管如此，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只会溜须拍马，竟然对所有迹象都作出了解释，有时费尽心机亦难自圆其说，而几乎所有解释都大错特错。例如，关于外交渠道传来的警告，他们认为都来自不可靠的共产党国家或中立国家；关于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他们声称远东空军的报告表明，朝鲜境内没有中共军大部队；虽然发现了许多部队番号，但在情报分析人员看来，这只不过证明朝鲜境内的中国志愿兵来自不同部队；关于10月份南朝鲜军某部被消灭和美军一个团惨败，他们声称这并非由于中国人伏击行动的巧妙，而是由于这两支部队鲁莽地闯进中国人的阵地。[9]

但是，在中国军事干预问题上，确实有一个美国人不抱任何幻想，那就是保罗·弗里曼上校。10月初，中国人将第8骑兵团歼灭大半，迅速结束战争的希望立成泡影，第8集团军命令第2师由海州港迅速北进。11月底，弗里曼率第23团进至鸭绿江以南约60英里处。11月23日，他带着部下吃了顿传统火鸡大餐，庆祝感恩节。麦克阿瑟命令沃克将军，于11月24日发动“最后的攻势”。

11月25日，星期六，弗里曼的第23团部署在第9团和第38团后方，位于清川江（Chong chon）岸边，担任师预备队。次日，该团计划超越第9团，发起攻势。稍早些时候，第23团抓了几名中国战俘。弗里曼亲自进行审讯，用他们各自的方言进行交谈。精通中国各地方言，对弗里曼而言始终是笔巨大的财富。审讯结果令人满意。弗里曼断定，大批中国军队已经进入北朝鲜，并且打算进行军事干预。他将研判结果上报师部，但后者根本不予置理。尽管如此，弗里曼仍向所有指挥官发出了警告，并使全团官兵都明白了中国人参战迫在眉睫。第23团的巡逻队发现了更多中国兵。士兵们都提高了警惕，心里惴惴不安。[10]

第23团部署在第2师主补给线两旁。第1营位于西侧，与团属坦克连和重迫击炮连在一起，恰好位于第1骑兵师第61野炮营后方。弗里曼警告哈金中校，要做好准备以防意外情况。第1营建立了牢固的防御工事。A、B、D（重武器）连面对清川江掘壕固守，与团坦克连、重迫击炮连保持密切联系。团部位于中国帽山（因形状而得名）下的一个小山包上。这里易受中国帽山方向的威胁，但当时山上并无敌军活动。

美军环形阵地示意图

第2营充当师预备队位于南面，第3营临时配属给第38团。直到次日清晨进攻开始后，这两个营才归还第23团建制。弗里曼认为，这两个营归建时间太晚。另外，第23团配属的野炮营也有变动。由于第9团团长和配属野炮营营长发生矛盾，师炮兵指挥官下令进行调整。第23团的火力支援改由第15野炮营负责。[11]

入夜后，天气酷寒，一片寂静。22时许，中国王牌军之一即第40军，进至第23团西北侧的清川江北岸并开始渡江。一些中国士兵脱光后，将衣服举过头顶，陡涉冰冷的清川江。江水在不少地方只有齐腰深，中国士兵只需脱掉胶鞋和棉裤便可过江。有些人登上东南岸后，甚至顾不上穿鞋和裤子，便冲上了A连阵地，从后方突入第61野炮营。不少敌军士兵手无寸铁，只使用炸药包进行战斗。炸药包大小类似公文包，中国人喜欢用其炸坦克和火炮。中国军队进攻时，信号弹四处乱飞，军号声、哨子声和叫喊声响成一片。有个号手模仿美军军号，甚至能模仿出敲门声，在深夜中形同鬼魅来临。

大群炮兵惊慌溃逃，具体数目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许多美国兵乱糟糟地冲过第23团阵地，嘴里喊着“美国兵、美国兵”，以免守军向他们开火。炮兵们愤怒之极，因为前进观察员早就发现敌军接近，但炮兵指挥所却拒不批准开炮。D连连长威廉·古斯瑞上尉和他的军士长都被枪声惊醒，只见惊慌失措的炮兵如万马奔腾溃退下来，将步兵工事顶盖踩得稀烂。

几分钟后，中国人对第1营左翼发起进攻。哈金中校的士兵和坦克猛烈开火，击退了攻击部队。A连部分阵地失陷，炊事班帐篷也落入敌手。班长率厨子们疯狂反扑，夺回了他的厨房。当晚，第1营击退了4次进攻，使攻击部队遭到可怕的损失。第23团抓了百余名中国俘虏，这也是开战以来最多的一次。弗里曼再次审问了战俘，发现“中国人极不愿意参战，他们害怕得要死，担心会遭到美军痛击。”[12]

中国人清楚首轮攻势已经失败，便将进攻方向转向C连，该连封锁着通向中国帽山的接近路。如果他们夺占这座山头，便可攻击山脚下的团部。C连击退了头几轮进攻，但天亮后终于被中国人赶下山头。弗里曼派A连协助C连夺回阵地，营长哈金负责指挥。

中士约翰·皮特曼（John Pittman）自愿率一个班领头冲锋。当他们前进时，皮特曼被迫击炮弹片击伤，但仍坚持冲锋。一枚手榴弹突然落到战斗队形中间，皮特曼扑了上去，用身体将其捂住（MLGBD，怎么美国鬼子也有这种牺牲精神啊）。当卫生员赶到时，皮特曼头一句话便是：“班里有几人受伤？”不久，他被授予“荣誉勋章”。[13]

敌军最后夺占了中国帽山，居高临下威胁着团指挥所。凯瑟将军得知第23团情况后，立即命令该团第2营归建，并加强以第72坦克营B连。

第2营抵达后，弗里曼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步兵，对中国帽山发动反攻。空军以火箭弹、凝固汽油弹扫荡了山头，第23团所有支援武器猛烈开火，E连和G连于黄昏时发起进攻。当美军接近目标时，敌军发射绿、白信号弹，并点燃鞭炮引诱美军射击。美国兵在陡峭山坡上缓慢推进，中国人抵抗得异常顽强。18时许，E连和G连都停止了前进。后来，当中共军队撤退时，释放了两名美国战俘。中国人为他们包扎了伤口，并派卫兵将其带到山脚下。当美军打回山脚附近时，一名中国人用英语告诉美国战俘，他们马上就要撤退。他给了战俘两枚手榴弹，并解释说“如果遇到北朝鲜人民军，你们可以用手榴弹自杀。绝不要落到北朝鲜人手里，否则必会遭到残酷折磨”。次日，美军救回了这两名伤兵。

19时45分，中国人从山头上冲下来，攻占E连阵地和团指挥所。21时许，团部临时组织了部队，企图夺回指挥所。反攻遭到失败，带队少校阵亡。当晚形势混乱，士兵极其紧张。一个无座力炮小组看到前方影影绰绰，为防误伤自己人便命他们回答口令。

“我们是B连，”对方答道。

炮手们知道中国人会说英语，便问道：“谁赢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

对方骂道：“鬼才知道谁打的？”

尽管没答对问题，炮手们仍判断他们是美国兵，毕竟中国人不大可能会说俚语。

天亮后，中国人已经悄悄撤退，弗里曼率团部返回了指挥所。他惊讶地发现，指挥所纹丝未动，保持了仓惶撤退时的原样。地图和密码本原封不动地搁着，中国兵显然不清楚这些东西的情报价值。[14]

当第23团在本防区进行防御作战时，第9团和第38团正艰难地抵抗中国人的进攻。第9团伤亡尤其惨重。在向前开进的路上，第23团第2营的车队遇到了第9团停在路边的一支运输队。一名K连的士兵问卡车上的一名士兵，第9团打得怎么样？这名士兵没有回答，只是握起拳头，大拇指朝下，指向后方。没人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直到第2营的车队继续向前开进。K连官兵目瞪口呆，只见所有卡车的车厢里都堆满了担架，每副担架上都放着一具美国兵的尸体。这些尸体使第23团官兵首次感受到，自从中国人参战后战斗伤亡有多么惨重。[15]

29日7时，师长命令各部队向南撤退。由于第23团损失较小，他指定该团配属第9团一个营担任后卫，迟滞中国人的追击，直到各团撤退完毕。第23团建立了收容站，接收南撤各团掉队人员，并向敌军阵地猛烈开火。

第9团和第38团撤完后，弗里曼决定本团也开始撤退。他命令各营，以“蛙跳式”动作逐次后撤。詹姆斯·爱德华兹中校的第2营担任本团后卫。第1营在南面几英里的路口球场洞（Kujang-Dong）设立路障，确保公路畅通直至其它各营撤退完毕。但当第1营抵达目标后，即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哈金中校不得不让部队在球场洞以北设立路障。[16]

第8集团军撤退

当军官们通知士兵们南撤时，许多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们觉得能够守住阵地。只是当得知侧翼各团损失惨重、位于第2师右翼的南朝鲜第2军无影无踪后，他们才开始明白战争已经发生决定性转折。A连连长召集起士兵，叫他们不必过于担心后路被切断甚至被包围。他向士兵们保证，可以建立环形防御圈，即使遭到更多敌军攻击，也完全能够顶得住。他充满军人气概地说道，很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就可以向你们证明，被包围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17]

第2营在中国帽山的后卫是G连。最后撤退的是罗伯特·寇蒂斯中尉率领的步兵排。他的任务是防止中国人追击，然后搜索附近地区，将所有伤员带走。在撤退之前，寇蒂斯接到电令，指示他在指挥所附近寻找一辆拖车，并将车牌号告诉了他。寇蒂斯找到了那辆拖车，发现上面装满了波旁威士忌。在寇蒂斯开始撤退前，一群中国军人挥舞白旗，走近美军防御阵地。这些人非常有礼貌，甚至会说纯正的英语。（译注：40军英语工作队。）他们表示，希望寇蒂斯能将伤员全部运走。他可以在任何时间离开，后方美军已被全歼，战争已经结束。美国兵问道，你们怎么会有美式军装和武器？他们解释说，这些都是美国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当寇蒂斯准备撤离时，就在中国人眼皮底下，命令士兵们爬上卡车。中国人喊着口号，向美国人挥手致意。寇蒂斯走上山头时，也向他们挥手告别。交战双方的这种骑士风范，在朝鲜战争中极其罕见（这是赢得尊重的理由之一吧）。

28日黄昏，第2营和第3营通过了路障。随后，第1营也开始撤退，A连负责掩护。经过3天的艰苦战斗，士兵们已经精疲力竭。哈金中校下令，当车队暂停前进时，每名军官都要下车走到下一名军官的汽车，检查两车之间的所有司机清醒与否，车队再次前进时再回到自己车上。哈金与后卫部队呆在一起。当第1营通过路障后，中国人向A连发起猛攻。A连在坦克掩护下后撤，并与装甲部队呆在一起。公路上挤满了南撤车辆，每当美军队伍暂停前进时，便会遭到约两营敌军步兵的攻击。哈金亲自率部发动了5次反击，在冲锋时脸部受重伤。22时30分，第1营通过了第9团第2营设下的路障，进至其后方区域。午夜时分，第1营得知刚刚路过的第9团部队陷入苦战。第1营奉命停止撤退，就地设立路障，以掩护第9团第2营脱离战斗并向南撤退。哈金率部控制了道路，不仅使第9团第2营得以撤退，而且使经第2师路线撤退的第24团也成功脱逃。

在一昼夜完美无缺的后卫行动中，哈金中校利用步坦联合部队的猛烈火力，击退了敌军多次攻击，竟未损失一名士兵。弗里曼再次请求授予其“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但是申请书又被上级否决。原因很简单：“我们不能因后撤行动授勋”。弗里曼亲自拿着申请书去师部申诉，才得到了批准。[18]

29日凌晨3、4点钟，凯瑟将军再次指定第23团担任后卫。此时，该团刚刚通过军隅里，距顺川约20英里。由于第9团和第38团伤亡惨重，第23团成为本师唯一还有战斗力的部队。该团要完成后卫任务，就必须守住军隅里的路口。当第2师其它各团都通过第23团阵地后，弗里曼命令部队开始向顺川撤退。在夜间的撤退行动中，第2师的人员、车辆将公路堵得水泄不通。下午，第23团第1营和第2营在军隅里以南占领阵地。第3营仍呆在军隅里以北，作为整个师的后卫部队。当晚，第23团击退了敌军的几次进攻并守住了阵地，其它各团川流不息地通过该团设立的路障。凌晨时分，仍有数以百计的联合国军掉队官兵—包括美国人、土耳其人和南朝鲜人—经过该团阵地，稀稀拉拉地向南走去。[19]

11月30日凌晨，约百名中国士兵进攻了位于军隅里西南山头上的B连。几名中国兵在山脚处架起一挺机枪，向第23团的坦克开火。坦克猛烈还击，但却瞄得太高，打到B连阵地，迫使不少人逃离山头。最终，共有20人被击毙，70人负伤。直到哈金中校出面制止，美军坦克才停止了对美军步兵的屠杀。在一片混乱中，中国人趁机夺取了山头。梅尔文·斯泰（Melvin Stai）上尉率A连反攻，天亮时又夺回了山头。被坦克火力赶下山头的B连伤亡惨重，还有19名士兵失踪。[20]

第2师官兵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正在朝着屠场前进。沃克将军得到麦克阿瑟的批准，决定将整个第8集团军撤到三八线以南。他指定第2师阻挡中国人的进攻，直到其余部队安全撤至南方。在弗里曼看来，麦克阿瑟“是在牺牲第2师，以拯救第8集团军”。前几天，在联合国军撤退纵队两翼，大批中国军队向南狂奔，占领了军隅里—顺川公路两侧高地。当第2师进入峡谷后，中国士兵居高临下，以火力“痛加鞭笞”，不少连队被全歼。11月30日凌晨后，在整整一天的战斗中，第2师阵亡、负伤或被俘官兵总数达到数千人。[21]

与此同时，在远东空军大力协助下，弗里曼率第23团封锁了峡谷北口。当天，远东空军将军隅里放在了首要位置，共出动287架次飞机，向第23团提供火力支援。尽管如此，中国人在该地区的兵力仍不断增加。[22]

整整一天，弗里曼都在密切关注师电台网上的消息。他收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报告，大致能够勾划出军隅里—顺川公路上的悲惨世界。尽管空军进行了数十次空袭，但整个地区的美军官兵都能看到，中国人正从北、西、东三个方向攻击，有时甚至是成建制列队行军。弗里曼在白天逐渐将自己的部队收缩，直到全体官兵组成严密的环形防御圈。电台报务员突然受伤，弗里曼看了看周围，问谁会操作无线电台？D·W·霍夫曼，就是那名在洛东江畔首次夜战中蜷缩在散兵坑底的士兵，主动要求充当报务员。

到了下午，第2师似已陷入绝境。在中国人的一次攻击中，弗里曼、梅斯扎尔及其身边官兵，将所有武器弹药都摆在手边，准备进行拼死一搏。尽管如此，霍夫曼仍记得，弗里曼在掌握部队和自我控制方面令人敬佩。整整一天，他说话都不慌不忙，从未显出惊慌失措。[23]在危机当中，高级军官的沉着冷静，对于安抚部队情绪的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正如中国帽山下的那位连长安慰士兵们说被包围并非世界末日一样，弗里曼的冷静沉着也使部下感到事情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糟糕，他们的长官仍然控制着局面。士兵们看到弗里曼后，便逐渐恢复了信心。他们告诉其他人，“老头子”正在想办法，带部队逃出陷阱。

但是，弗里曼仍然需要率领第23团闯过“死亡峡谷”。

弗里曼上校清楚，通向西南方安州（Anju）的公路是安全的，第1军刚刚经那里撤退。这条公路位于第1军防区内，第9军如未取得第1军的同意，第2师便不能使用。弗里曼从师部间接地得到了经安州公路撤退的许可，第9团团长向他转达了这条命令。另外，他与师长助理布雷德利准将通过电台进行了交谈。他告诉布雷德利，第23团所处位置几乎是在自杀，天黑后将永远无法从军隅里脱身。

最后，当布雷德利明白第2师在军隅里—顺川公路上所遭遇的灾难后，便告诉弗里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不能再损失部队。”大约同时，一架联络机飞越上空，投下一纸命令，通知弗里曼将第23团带往安州公路。[24]

弗里曼随即组织部队撤退，爱德华兹的第2营在前开路，哈金的第1营随后跟进，凯恩的第3营担任后卫。他放出话来，如果遭到阻击，无法突破路障，官兵们可以进山，尽可能保持队形，分头向南撤退。士兵们理解他的用意，并决心完成任务。弗里曼和炮兵营长约翰·凯斯（John Keith）中校碰了个头，研究是否拖着18门榴弹炮一起撤退。当地公路是典型冻土路，蜿蜒曲折于山间，一般十分狭窄，拐弯、狭路极多。两位指挥官都担心，如果有一门榴弹炮翻倒，就会将公路彻底堵住。于是他们决定，将剩余弹药打光后，抛弃所有榴弹炮。这可不是件轻松事儿：凯斯共有3206发炮弹。他动员了野炮营附近所有人员运送炮弹，甚至包括厨子、文书和卫生员。黄昏时分开始炮击，18门榴弹炮用了不到20分钟，便将所有弹药全部打光。也就是说，几乎是每门炮每分钟发射9发炮弹；换句话说，每门炮不到7秒钟便发射一发炮弹。在遭到炮击的地区，每分钟约有160发炮弹爆炸。火炮被硝烟熏得乌黑，漆皮因高温而剥落。随后，炮兵用铝热剂手榴弹将榴弹炮全部烧毁。前沿观察员看到，大批中国兵遭到炮击后开始掘壕据守，似乎以为美军将要发动进攻。[25]

第23团官兵都记得出发时的情景。指挥官们决定将所有士兵都用车辆带走，即便只是坐在吉普车盖上或搭乘坦克和防空炮车。炮兵开始射击时，联络机飞临上空，下面是一群美军士兵，正在抢劫小卖部里的香烟糖果。联络机投下一张纸条，二等兵小莫里斯·V·伊文斯（Morris V. Evans Jr.）捡了起来，看到上面写着“3个中国师正在迂回包围你们。”伊文斯飞奔交给弗里曼。上校看完后，告诉伊文斯：“回到部队去，我们几分钟后就出发。”[26]

天刚擦黑，第23团即开始行动。按照计划，行军顺序是第2营、第1营和第3营。但是，撤退行动很快便失去了控制。士兵们纷纷爬上最近的车辆，许多人骑在坦克和防空炮车上。几小时后，第23团便抵达第24师第5团战斗群的前哨线，不久又继续向南开往汉城。这是全体官兵永远无法忘记的一次旅程。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中，他们向南连续行驶了3天。士兵们没有饭吃，只有从小卖部和食堂里抢来的零食，有水果罐头、全麦饼干、玉米片和糖果。

唐·托马斯（Don Thomas）中士—当时是K连一名步枪兵—还记得，开始撤退时自己被塞进一辆卡车。有人在车厢里找到一筒咸牛肉马铃薯罐头，打开后在车上轮流传递，“使每人都能吃上一块冻肉汤，味道就象排骨汤。罐头在车上传了两三圈，便被吃得一干二净。”在撤退途中一次大休息后，他趁乱爬上了一辆坦克。“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寒冷的行军。”托马斯回忆道：

我们有一打人爬上坦克。我最后爬上去，只能呆在炮塔后的通风口，发动机风扇从那里吸进冷空气。我精疲力尽，又冷又饿，躺倒在通风口上便睡着了。在这段撤退路上，气温降到零下20度。坦克飞驰，寒风嗖嗖。对我来说，还有发动机风扇吸气时产生的彻骨寒流。车队沿着道路行进，轰隆隆开了一整夜。我在通风口上睡了8小时。我不知道坦克什么时候停下,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下了坦克。总之我被揪了下来，加入了步行的队伍，走了一阵才突然“醒过来”。

同其他许多士兵一样，这次行军导致托马斯的手指和脚趾严重冻伤。[27]

南方的安全港

12月3日，第23团最终抵达汶山里（Munsan）。此地虽处汉城以北，但依托着天然屏障临津江。连续作战多日之后，士兵们首次能够补充睡眠、大吃大喝、洗澡换衣。弗里曼上校立即行动起来，努力使该团恢复到3个月前刚到朝鲜时的状态。来自路易斯堡的第23团部队核心基本完整，但也有一些人员伤亡。在随后几周里，补充兵员陆续抵达，后勤部门补充了毁弃在北方的武器装备。该团开始进行训练，花了大量的时间，使新兵员融入团队。[28]

弗里曼改走安州公路的决定遭到了猛烈抨击。许多军官认为，他应当向顺川攻击前进；如果那样的话，第2师的伤亡不至于如此惨重。有人认为，弗里曼未能尽到职责；正是由于他改走安州公路，才使顺川公路上的伤亡猛增。第8集团军内部对弗里曼的批评势如潮涌。第2师参谋部谣传，弗里曼未得批准便擅自撤退；还有传言说，弗里曼应为其行为而受惩罚。如弗里曼随其它部队沿顺川公路撤退，究竟会发生什么结果谁也说不准。不过，半个世纪后反思此事，弗里曼如率部走上军隅里—顺川公路，很难想像那些已经处于火力夹击中的部队的命运会有何不同？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第23步兵团的伤亡必将因此而剧增。[29]

弗里曼对这些抨击心知肚明，但从未怀疑过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弗里曼在撤退一周后写道：“[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我的部队没法在后卫阵地上再呆一小时。在我看来，所采取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我觉得，第23团战斗群已经对第2师的撤退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贡献。如果再打下去，势必全团覆没。”[30]

弗里曼决定改道撤退，从而拯救了第23团。这段传奇至今仍为其部下津津乐道。无论是传奇还是争议，实际上都建立在一个神话基础上：即弗里曼是在未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凯瑟将军正全神贯注于军隅里—顺川公路上的战斗，他的部队正在那里遭到血腥地屠杀。这一点当然可以理解。他不记得自己批准过撤退行动，也不记得对弗里曼的行动表示过赞同。不过，弗里曼和第9团团长查尔斯·C·斯隆（Charles C. Sloane）上校，都清楚地确定凯瑟将军批准了撤退行动。斯隆上校当时转达了命令。

当罗伊·艾波曼为撰写陆军战史而研究此次作战时，师长助理斯拉登·布雷德利准将提供了书面证明，承认当师长不在时是他批准了撤退行动。弗兰克·梅斯扎尔清楚地记得他们在电台上的谈话。导致此事出现混乱的部分原因，在于马歇尔（S. L. A. Marshal）准将。他是首位撰写此次行动详细过程的军史专家。他声称，弗里曼是通过含混不清的电台通讯获得批准命令的。无论真相到底如何，改道安州公路撤退这一颇具浪漫色彩的行动，进一步增强了弗里曼与部下之间的牢固纽带。直到半个世纪后，这一纽带仍存在于第23团老兵心中。[31]

（无论你做了多少贡献和牺牲，谣言和中伤一样紧追着你，地球人都这样。不要因此怀疑自己的意志品质，以及在压力下所作的正确决定。）

注释：

1.参见“弗里曼口述史”。这份情报报告引自克拉克·C·门罗（Clark C. Munroe）著《第二步兵师在朝鲜，1950-51》（The Second Infantry Division in Korea,1950-51），1952年初版；纳什维尔：炮台出版社1992年再版，P51。

2.除非另有说明，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材料均来自约翰·A·英格里士（John A. English）的杰作《步兵》（On Infantry），纽约：Praeger出版社，1981年版，P168-P184。目前，来自中方的关于他们在朝鲜战争中作战行动的可靠资料不多，特别是关于外交、战争目的、动机、战略和战术。除英文资料外，也摘引了其它国家关于人民解放军的资料。可参看《朝鲜战争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The Chinese People’s Army of Liberation in the Korean War），国防部，总参谋部，926EMGFA/2/D/S/；陆军总参谋部，历史部，文森斯堡，法国（Etat-Majordel’Armeede Terre, Service Historique, Vincennes, France），简称EMAT；“联合国军法国营在朝鲜：城市步兵”（Infanterie Metropolitaine, Battalion Francaisdel’ONUenCoree），box271，EMAT。

3.引自《中国人民的军队》（Chinese People’s Army）。

4.参见法国营第2连连长于沙（Huchard）上尉的谈话，未标明日期；原文由热拉尔·儒奈特提供给本书作者，作者留有副本；《中国人民的军队》（Chinese People’s Army）。

5.参见《ATIS敌军文件》（ATIS Enemy Documents），Issue11，P74-P82，1950年11月26日由南朝鲜第1师缴获，引自艾波曼著《南下洛东江》一书，P720。

6.同上。

7.这一段及以下几段关于朝鲜寒冷气候的描述，主要依据唐纳德·M·托马斯（Donald M. Thomas）著《朝鲜，1950-1951》（Korea,1950-1951），本书作者保存有未出版打字稿；第23团军医罗伯特·豪尔（Robert Hall）上尉的信；以及作者本人于1980-1981年在朝鲜任营长时的亲身体验。

8.加热燃料片，可用于加热罐头，大小如同方糖，可燃烧五分钟。

9.关于中国人参战的详细著作，可参看布莱尔著《被遗忘的战争》，第7章“重大失策”和第8章“灾难和撤退”。关于麦克阿瑟的心理以及他的“一意孤行”，可参看D·克莱顿·詹姆斯（D. Clayton James）关于麦克阿瑟的权威性著作《麦克阿瑟的岁月：胜利和灾难，1945-1964》（The Years of MacArthur: Triumph and Disaster,1945-1964），波士顿：豪顿·米夫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15章-第18章。

10.参见《第23步兵团指挥报告，1950年11月份》；“弗里曼口述史”；布莱尔著《被遗忘的战争》，P445；托马斯著《朝鲜，1950-51》，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