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接班人计划
文: 陈红民 来源: 中国国家历史
蒋介石到台湾后,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重起炉灶。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清理门户,重塑个人权威。不仅大陆时期的异己者如桂系白崇禧等被清洗,就是原来的亲信如何应钦、陈立夫等也被冷落,蒋所倚重的是陈诚与蒋经国等人。陈诚在台先后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要职,对稳定台湾局势、完成土地改革、初步发展经济等,有重要贡献。1954年蒋提名陈诚为“副总统”、1957年蒋提议国民党设“副总裁”一职,由陈诚出任。1958年陈诚再兼任“行政院长”,仕途如日中天。台湾内外舆论,无不认为陈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蒋介石的“接班人”。
陈诚
1965年陈诚在台湾过世时,蒋介石写了如下挽联:
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
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陈诚葬礼现场
这既是对陈诚的高度评价,也概括了两人的关系,情真意切。其中“共同完成”、“元辅”等词,更易让人联想到蒋是在痛惜无法完成向陈诚“交班”的计划。
陈诚在大陆时就曾大病缠身,应该没有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奢望,每次蒋提请陈出任重要职务,他均婉拒推辞数次。陈诚自述,1950年蒋介石首次提他担任“行政院长”前,“余曾恳辞达九次之多,最后介公以命令式相强”。台湾“国史馆”根据档案编辑的《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来往函电》中,收录了陈诚各时期要求辞职的函电。这固然与官场习气有关,但至少说明陈并未官迷心窍,急不可耐。
1954年蒋介石提名陈诚出任“副总统”。依“《中华民国宪法》”,“总统”任期6年,只能连任一届,蒋的提名,使人觉得他会在6年后向陈“交权”。陈当选“副总统”后,曾专门向蒋请示今后之工作,蒋指示其“对政策、制度、党务方面多注意指导”。陈谨守分际,辞去“行政院长”职,除奉蒋之特别指示外不插手具体党政事务。1957年6月,陈向蒋报告任职3年的处事原则:
自四十三(1954)年春渥蒙钧座提名为副总统,嘱职以后对于政策、制度、党务三方面多注意,提供意见,岁月匆匆,至今忽已三年。在此三年之中,职盱衡内外局势,每欲有所进言,以图报效,惟念越分言事,究非所宜。以职个人而言,与钧座关系,钧座为职追随三十年余之长官,不啻父兄师保之亲,原无所用其瞻顾,但以宪法之精神与国家制度言,不得不谨守分际,树立风范,以为国家久远之计,因是每欲有言,辄复未言而止。(《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第777页。)
陈诚不负具体责任的4年,其声望与地位并未下降,蒋介石也满意。1957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全大会”上,蒋特意提议设置国民党“副总裁”一职,并提名陈出任。蒋在日记中记下了设置副总裁的深意:
副总裁之设置,为将来与现在的政治党务的安危与成败关系,皆有必要,无论对辞修与经国计,更有必要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57年9月27日。)
本日设置副总裁案,以交议方式提出大会讨论后表决(起立),以三百二十余代表中,赞成者二百八十余票通过。可知尚有少数代表不识大体,尚有派系成见也。经国发言甚为得体,明理为慰。此副总裁案成立以后,本党革命基础稳固,不仅在组织上战胜共党,而且复国建国长期革命任务可以如期如计推进。(《蒋介石日记》手稿,1957年10月28日。)
可见,蒋设立副总裁的目的是要保证“接班”的顺利,即“长期革命任务可以如期如计进行”。他特别提到此举对陈诚与蒋经国“更有必要”,不管其意是“副总裁”一职是要为蒋经国预留未来,还是要确认陈诚与蒋经国的“接班”先后秩序,陈诚得到此职,在公众看来,无疑更稳固了其接班人的地位。比蒋介石年轻10岁的陈风头一时。蒋介石日记显示,蒋在1958年2月即考虑两年后的“总统”选举问题,他记道:
假定两年之内反攻尚未开始,则届期国民代表大会人数不足无法召开时,只有移缴总统职权于副总统继任,而自我出国游历,实行退出政治的计划,以及后继者继续进行其反攻复国任务,而不致中断或有什么变化与遭遇任何困难,此乃今日不能不早为之断,当为余对党国历史最大责任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2月6日。)
这是蒋关于“交班”最早的考虑,不管有多少预设条件的假定,其中还是有将“总统”职权“移缴”于“副总统”,他自己“出国游历”、“退出政治”等词。
蒋介石虽从未对陈诚或其他人承诺过让其接班,但在他的日记中能隐约看出其曾有此意,如每当他表达对陈诚不满时,总以陈达不到“接班人”的要求,无法“继承大业”相指责。1958年陈诚再次“组阁”时屡次拂蒋意。蒋认为:“辞修说话不实而取巧……殊为辞修前途忧也。如何使之大公无私,担负大任?”(《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7月10日)争执结束时:蒋总结道:
余方认为其(陈诚)对余不应如此诈伪不诚也。殊出我意外。卅年来苦心培植,不惜他人怨恨与牺牲一切情感而扶植至今。其结果如此,伤心极矣。此为余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7月13日。)
“卅年来苦心培植”,说明蒋介石对陈诚长期的培养。“不惜他人怨恨”较易理解,是讲他对陈的偏爱引起其他人不满,而“牺牲一切情感而扶植至今”则有些隐讳,应该是说他在培养陈与蒋经国之间的艰难选择。蒋将陈诚的不听话,当成是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可见其伤心的程度。
蒋介石与蒋经国
随着1960年第三届“总统”选举日期临近,台湾岛内要求蒋介石遵守“宪法”不再参选,向陈诚“交班”的呼声颇高,胡适的言论为其代表。蒋介石决定不惜“违法”连任“总统”,通过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了“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规定,不仅使自己第三次当选“总统”,还意味着他可以无限期地连任下去,直到“鞠躬尽瘁”。这等于公开宣示其生前无“交班”的可能性,所有希望陈诚接班的人幻想破灭。
然而,此后蒋在日记中,仍以“接班人”的高标准苛责陈诚。陈虽连任“副总统”,但其态度已与6年前大不相同,更令蒋觉得陈并非未来事业“寄托之人”,以至夜不成寐:“昨夜十时后就寝,之初当能熟睡一小时半,及至十二时前醒后一直至今晨五时后起床,未能睡去,以辞修之狭窄虚伪大失所望,不知国家与革命事业如何寄托矣,甚叹。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也,果如此乎?”(《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7月22日。)为促使陈诚觉悟,蒋介石甚至设想好与陈谈话的腹案,以当面允诺其“元首修补者”的身份促其觉悟与振奋:
明示辞修彼已成为元首候补者,国家前途人民祸福将来全属望于彼身上,如果其心情言行一、如最近数月来之表现,几乎中外友好人士皆为失望,人心无所寄托,此岂只是我个人忧惶无措而已。能不憬悟自修乎?二、玩弄手段施用权术,只可偶一为之,则人或可谅解。如无时无地不用权术,而过去不自觉其为人所谅察,反以为人愚而我独智,岂不危哉。(《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8月3日。)
但蒋最后放弃了与陈谈话的设想,反而在会议场合对陈诚“加以慰勉”,“而未道破其缺点,使之自悟,或更有益”。用暖昧的言行让下属产生期待而努力,却从不明确承诺,始终居于主动地位,这是蒋的种驾驭术。
蒋介石不愿明确表示向陈诚交权,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到台湾后一直在培植蒋经国。但蒋经国此时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尚浅,职位较低,尚难一步登天。
1962年,75岁高龄的蒋介石要进行前列腺手术,为预防万一,他终于对“交班”计划有明确的交待:
下周即将诊治溺道症,或须用手术麻醉,故对国家与政府大事准备处理之要旨。特别对于经儿与辞修之关系,精诚合作之重要有所嘱托,此后只要辞修能以诚待经国,再无疑忌,且不听细言,则近年来经儿已经领受严教,对修忠诚当无问题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62年4月21日,“本星期预定工作”。)
4天后,蒋介石写下的日记类似遗嘱,更清楚地交待了他万一不测之后陈诚与蒋经国的关系:
近日行将施用手术以前,甚思今后党国与政府如何革命之任务问题,有一个切实指示,就是经国与辞修精诚团结,以支持此一难局,来收复大陆全部失土,拯救全国同胞,以达成我毕生之志愿。甚望辞修能宽容大度,一以诚心待人,不尚虚伪;则经国自能以事我者事彼,共同一致完成革命也。惟有如此,方能贯彻我期望也,但此事必须有夫人从中指导,依照我的意志解决问题。囗能发生效果,望辞修与经国皆能善体此意则幸矣。(《蒋介石日记》手稿,1962年4月25日。)
日记中虽未说明陈诚与蒋经国各任何职,但“经国自能以事我者事彼”一句,说明蒋经国地位在陈诚之下。
陈诚与蒋经国
手术后三个月,蒋介石发高烧,他再次感到“生死莫卜”,所担心的仍是“政府之处理”,即权力交接问题。他在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对政府之处理,甚望辞修与经国能如我之容忍,彼此互谅互助,彻底合作,亦能如我与他二人者,则余之反攻复国事业,仍可继续完成也。”次日,蒋更写了他死后的具体人事安排:
病中甚念外交与内政问题,如余果病死……至内政问题,在“人和”为第一,如辞修继任总统以后,惟一重要问题即行政院长与台省主席人选,余认为目前只有(周)至柔、(袁)守谦与经国三人中选择之。此外以余所知者皆不适也。此乃可作为今后决策之参考耳。以至柔为有主动能力,但其心术与作为在重要关头颇有偏差,望能共同纠正之。而经国则有理想,与守谦皆能负责者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62年7月23日。)
在这个假定他死后的“交班”计划中,陈诚继任“总统”,“行政院长”与台湾省主席二职则在周至柔、袁守谦、蒋经国中三选二。周至柔曾任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等职,其时是台湾省主席。袁守谦曾任“国防部”次长、时任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长。蒋经国则是“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三人之中,蒋经国资历最浅,职位最低。而蒋在此时将陈诚与蒋经国并列,嘱咐“互谅互助,彻底合作”,显然是竭力提升蒋经国的地位。这是蒋日记中最后一次涉及“交班”。此后直到陈诚辞世,日记中再无向陈“交班”的记载。
综观如上过程,蒋介石从未明确表示生前要将权力移交他人:即他没有生前向陈诚“交班”的计划。他在1962年的“交班”底牌是:万一他过世之后,由陈诚继任“总统”,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宋美龄“监权”。在这一计划中,看似陈诚“接棒”,但蒋经国的地位大大提升:是一个更大的受益者。这个模式,在1975年蒋介石过世后形成“严家淦一蒋经国体制”,竟然最终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