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什么不去看雷震？——与王彬彬先生商榷

胡适为什么不去看雷震？
——与王彬彬先生商榷

文 | 林建刚    来源 | 中国图书评论

胡适的“最后一日”

这是1962年2月24日下午，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的欢迎酒会上致词。当天，胡适到“中研院蔡元培馆”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选出任之恭、梅贻琦等七位新院士。下午六时半，在欢迎新院士酒会席散时，心脏病猝发而死，享年71岁

一

在《钟山》看到王彬彬先生的《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原刊于《钟山》2014年第3期）一文，受益匪浅。此文从当时险恶的历史大环境出发，对鲁迅不看章太炎，给予了“理解之同情”。不过，关于胡适为什么不去看雷震，我不太赞同王彬彬先生的观点。

在《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一文中，关于胡适为何不去看雷震，王彬彬先生分析说：

在猝然倒地前，胡适一直没有到监狱探望过“儆寰老弟”。他当然知道自己应该去。而之所以没有去，我想，还是不愿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真正破裂。“总统选举”事件和雷震案，使得胡适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已经是“命悬一线”。蒋介石对雷震恨之入骨。在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正常”的情况下，胡适做出些令蒋介石不快的举动，也无大碍，也不会对二人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在二人关系已经濒临破裂的时候，再做出令蒋介石十分不快的事，就会有不同寻常的后果。

王彬彬先生认为胡适不去看雷震，是不愿跟蒋介石集团真正破裂。其实，对为什么不去看雷震，胡适自己早已有过解释，据《自由中国》的编辑胡虚一回忆：

至于社会上有人不谅胡适未去监狱探望雷震一事，我曾趁为办理《自由中国》杂志结束事向胡请示之便，奉告过胡，并当面请问过胡不去探监的缘故。胡先生坦率地回答说：“我从美国回来后，原拟去监狱看雷先生，后有人告说军监因知我要去探监看雷，弄得非常紧张，还要呈报蒋总统批准才可去。其实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也只是和雷先生寒暄闲话一番，什么真正的话都不能在那里谈。去只有添雷先生的紧张和麻烦。我想不去还比去的好。故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似无什么意思，至外面如何批评我，也大可不必计较。”我听了胡先生的解答，这才明白他之不去探监并非全无道理。智者虑事，确乎高人一等。这是我三十多年前面聆胡先生教益的感想。（胡虚一：《从雷震和胡适的文件中看两人的深厚友谊》，《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66页。）

由胡虚一的这一回忆，再加上王彬彬文章中谈到的聂华苓对这一事件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在对胡适去不去狱中看望雷震的行为，《自由中国》内部的编辑已经分为了两派：一派认为胡适未免太懦弱，太乡愿，他不愿与蒋介石集团破裂而虚与委蛇，这一派以聂华苓、殷海光等人为代表。王彬彬的论断，基本上也是基于对这一论断的深入。另一派则以胡虚一为代表，他认为胡适不去看雷震的行为，不仅不是乡愿，而是更有大智慧，所以他说胡适的行为是“智者虑事，确乎高人一等。”

那么，到底谁对谁错呢？

二

雷震案发生以后，《自由中国》的三位编委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针对此案，于9月27日发表了《〈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此文由殷海光执笔。他写道：

我们都是读书人。我们没有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兴趣。被指控的那些文字，除了读者投书以外，大都是我们撰写的。我们写那些文字，只是书生论政。我们来到台湾，正和所有纯正知识分子一样，只有一个大的目标，那便是“反共救国”。在这一个大的目标之下，十几年来，我们奋笔直书。这一事实，谅为海内外读者所共知的。我们承认，我们立言的方针和若干观念，与十几年来官方千篇一律的颁制品有所不同。诚然，我们所见也许不尽与人相同，但是，我们立言，无一不是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读者负责。我们坚守着“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们读了警备总部的雷案起诉书，和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获知我们这些言论竟被认为是“违法言论”，因而是雷震“叛乱罪嫌”的一个构成层面。这真使我们惶惑万分！（转自范泓《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2版，第385页。）

在雷震案中，国民党给雷震安的许多罪名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发表了许多“违法言论”。针对此点，殷海光等人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要求与雷震共同承担言论上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要与雷震共进退。

在雷震被构陷身陷囹圄之际，殷海光等人的声明，无疑是对雷震最好的声援，而这份共同声明，体现了三人的胆量与勇气，一经发表，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广泛反响。

与勇敢的殷海光相比，1960年10月22日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在公开场合对这件事情则显得很低调。当天，刚下飞机的胡适旋即被台湾各大媒体包围，记者们纷纷询问他对雷震案的态度。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

一位记者问：“胡先生曾说雷震不会有叛国的行为，现在是否还是如此看法？”胡先生首先纠正话：“我并没有说过雷震不会叛国，我只是说，我相信雷先生是爱国反共的人。”他解释说，在任何法治国家，被告的亲戚友人，都可为被告作“品格证人”（Character Witness），证明被告的人格品德。他相信我国的法律也应许被告获得类似的证言。胡先生说：“我和雷先生相识多年，我自信至少有资格作这个证人，来证明雷震是爱国反共的人。”

记者追问：“如果军法复判传你出庭作证时，你愿不愿去作证？”

胡先生的语气明确而严肃的说：“我愿意出庭作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43页。）

与殷海光等人的声明比起来，胡适的话有些低调，不过这一低调，却也是绵里藏针。为了雷震，胡适表示可以出庭来做雷震的品格证人。

虽然胡适愿意出庭作证，但最终法院并没有传胡适出庭。此后不久，在接受《联合报》记者于衡的采访时，胡适重点强调的则是：

别的话可以不登，但我不是营救雷震，我营救的乃是国家，这句话是不能不登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59页。）

除此之外，在这件事上，胡适在媒体上并没有多少公开评论。不过，对国民政府高层，胡适的反应毋宁是激烈的。这一点，王世杰日记中就有相关记载。1960年9月17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

日昨胡适之来谈。彼对雷震案之愤激，超出余预计之外。言外之意似有改变其二十余年来支持政府之一贯态度。余劝其可向政府作不公开之诤议，但仍以避免公开批评为宜。彼似不甚以余意为然。余甚盼辞修能妥善处理此案。值此联大开会期间，我政府尤应避免予敌人以攻击口实。（《王世杰日记》上册，林美莉编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952－953页。）

1960年11月18日，胡适从美国回台将近一个月之后，胡适与蒋介石见面了。两人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雷震案。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胡适与蒋介石就雷震案的交谈如下：

胡适说：雷案发生之后，立刻引起国外的重视，我有两次电报给陈副总统。蒋介石说：“辞修给我看过了。”

胡适又说：“雷案十月七日晚（美国时间）宣判之后，美国各报八日早晨都登出了。八九两日我都不敢见人，公共场所都不敢去。十日这一天，我躲在乡下的朋友家里。”

蒋介石点点头，接着说：“我对言论自由，放得很宽；但是匪谍，是要法办的。”……

胡适说：“他们三个人加起来的共有三十多年的徒刑，不可草率复判。”蒋介石听了这话，点点头，表示同意。（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65页。）

蒋介石对这次谈话也有记录，1960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召见胡适约谈三刻时，彼最后提到雷震案与美国对雷案舆论。余简答其雷系关匪谍案，凡破坏反共复国者，无论其人为谁，皆必须依本国法律处理，不能例外，此为国家关系，不能受任何内外舆论之影响……最后，略提过去个人与胡之情感关系，彼或有所感也。（见陈红民《〈蒋介石日记〉中的胡适（下）》，《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3日。）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蒋介石，确实希望用他与胡适的情感关系来拉拢胡适。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蒋介石又写道：

胡适之“胡说”，凡其自夸与妄语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为匪谍案，应依本国法律处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无话可说。即认其为卑劣之政客，何必多予辩论矣。（见陈红民《〈蒋介石日记〉中的胡适（下）》，《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3日。）

由此可以看出，对胡适的好言相劝，蒋介石实质上完全是推诿敷衍。胡蒋见面之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1月23日，雷震案就宣判了，雷震被判入狱十年。

《雷震回忆录》中记下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三周年纪念会上胡适的演说。雷震按语：胡适这句话，本来是不错的。也可能是有所鉴而云然，但蒋经国之所以痛恨胡适者，一班人都说是这句话所引起的。因为蒋经国的治台，处处是学共产党的方式，因为他留学俄国，心目中只知共产党的方式，而不知民主国家治国的方式，今日则自食其果也。

三

宣判结果公布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胡适说：

“我是吃晚饭的时候，听到雷案复判的结果，心情很不好，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所以玩‘过五关’来解闷。”“现在教我还有什么话说。我原来想，复判过程中有着较长的时间，也许复判的判决会有改变。现在我只能说大失望，大失望。”（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84页。）

关于失望与希望，胡适有一句名言：“不存大奢望，没有大失望”。大失望的背后，反而证明了胡适还曾存有大奢望。据悉，当胡适从美国转道日本飞回台湾的时候，胡适的好朋友毛子水在日本就见到了胡适。在两人交谈中，毛子水劝胡适走上层路线，希望他在不惹恼蒋介石的基础上，等蒋介石的气消了之后，再徐图营救雷震。很有可能，在从日本到台湾的这段时间里，胡适还一直抱有这样美好的幻想，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雷震最终被判十年。

胡适与雷震

如果说此时的胡适对雷震还算是仁至义尽的话，那么，雷震被判决之后，胡适不去监狱探监则成了他被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0年11月24日，也就是雷震案宣判的第二天，当记者打电话问胡适是否去看雷震时，胡适说：

这是我个人的行动，但许多记者以为是一个重要新闻，守着看守所的门口等我，我就不去了，我相信他会知道我在想念他！（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85页。）

胡适原本希望悄无声息地去看雷震。可是，作为思想界的领袖，他并没有多少个人空间。这个时候的胡适，去还是不去，早已被无数双眼睛盯上，而胡适最终选择了不去。

“情愿不自由，也算自由了”，此时此刻，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希望能够有“不说话的自由”。但是，作为台湾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此时的胡适，必须表态，就像若干年前的文学革命，这一次的胡适，再一次被“逼上梁山”。绝顶聪明的胡适，非常明白他身后那无数双期盼的眼睛，意味着什么，但他却没有回应。据聂华苓回忆：

判刑以后，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监狱看他。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的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了，要探听他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天晚上，我们去南港看胡适。他招待了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聂华苓《三生三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65页。）

聂华苓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而殷海光也对胡适不去看雷震的行为耿耿于怀，他甚至斥责胡适斥是“懦夫”、“乡愿”。此时此刻，激烈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渐行渐远，终其一生，殷海光也没有谅解胡适。

此时的胡适，也对殷海光颇有看法，他称殷海光为“书呆子、太天真。”

胡适之所以不去监狱看雷震，似乎别有隐情。毕竟，除了《自由中国》同仁那些期盼的眼睛之外，还有国民党专制当局那些充满敌视的眼睛。因此，当胡虚一询问他为什么不去看雷震时，胡适才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胡适跟胡虚一说的这些话，其实暗藏玄机。胡适不去看雷震，纯属为雷震全家综合考虑的结果。胡适担心他去看望雷震的行为，会最终激怒蒋介石。这可能会使狱中雷震的处境更加危险。

董桥的朋友郭际冈就持这种看法，在给董桥的信中，郭际冈说：

胡适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他知道只要他到监狱去探望雷震，蒋介石肯定会对雷先生采取更严厉的报复，连家人可能都遭殃。（董桥《“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与雷震案》

或许这才是胡适不去看雷震的最重要原因。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他做人处事，不仅要看动机，还要看最终的效果。胡适去看雷震，自己的道德形象无疑是加分的。即使这样会得罪蒋介石集团，但依胡适在国内外的声望，蒋介石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恐怕会将怒气更多地撒在雷震身上。如果为了表现自己的勇敢而置雷震于更恶劣的环境之下，这件事，胡适是不做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为此，胡适宁愿被人讥笑为懦弱。毕竟，与“单纯是书生”的殷海光相比，胡适并不仅仅是书生。

雷震案之后，胡适与殷海光的所作所为，比较起来，是饶有趣味的。雷案发生后，殷海光犹如激怒的雄狮，他发出了雷霆一般的怒吼，他的勇气，让后代人由衷敬仰。胡适呢？在雷震案中，他似乎正在一步一步的往后退，而这种不断的后退，很容易让人觉得他老了、懦弱了、疲惫了。然而，胡适的退步，并没有丧失自己的人格底线与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后退的身影背后，更多的是综合利弊之后的智慧抉择，是牺牲名誉背后的忍辱负重。毕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仅凭勇敢，是远远不够的。在雷震案中，殷海光自有他的金刚怒目，而胡适之，也自有他的菩萨低眉。殷海光的勇敢，让人敬佩，胡适的勇于不敢，也耐人寻味。

雷震在胡适墓前

四

另外，在《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一文中，王彬彬先生还分析了晚年胡适为什么从美国回台湾的很多原因，在这里，我也补充一条。

此文中，对晚年胡适为什么决定回台湾，王彬彬分析说：

1956年的时候，胡适已经66岁了。这一年，他在认真地考虑在何处终老的问题。这一年的11月18日夜，胡适给赵元任夫妇写信，一开头就说：“昨晚在汽车上你们谈的关于我的将来的话，我很感激你们对我的关切，但我有一些话，昨晚没有能够说明白的，所以今晚补写一封短信。”这说明，赵元任夫妇和胡适在商讨胡适的“将来”。接着，胡适谈了自己的计划，即在台中或台北郊外的南港，也即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寻一处房子“为久居之计”，“不管别人欢迎不欢迎，讨厌不讨厌，我在台湾是要住下去的。”其时台湾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正如火如荼，所以胡适有“欢迎”、“讨厌”之说。至于为何要住在中研院边上，是因为那里的藏书“于我最适用，比国外任何地方的书籍更适用”。胡适说：“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这也是胡适决计到台湾定居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诚心感觉我有在台湾居住工作的必要。其中一件事是印行我先父的年谱和日记全部；第二件事是完成我自己的两三部大书。”是胡适要回来的重要原因。胡适被称作“上卷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白话文学史》，都是早就写出了上卷而迟迟未见下卷。回台湾定居，在有生之年把“上卷先生”的帽子摘去，……

总结起来，王彬彬认为胡适决定回台，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中央研究院有良好的藏书，胡适有更好的条件丛书学术研究；二、在美国居住经济困难，去台湾可以缓解经济压力；三、印胡适父亲胡传的年谱与日记；四、赶紧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白话文学史》的下卷，完成对《水经注》版本的考据工作。

其实，胡适回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王彬彬先生似乎忽略了。1957年7月26日，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胡适写道：

你大概不知道，或者不很知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

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
我underscored the word “more”，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实在have taken me seriously，甚至于我在一九五二——五三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320页。）

明知道回到台湾会被围剿，但胡适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被台湾当局批判，也是迫使胡适回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适的这一做法，不仅让人想起他在1923年的一个声明。当时，胡适因病住院，在此期间，恰巧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取缔新思想”的议案。于是，《民国日报》的邵力子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胡适害怕北洋政府的专制而选择逃跑，胡适看到邵力子的文章之后，发了一篇《胡适先生到底怎样？》的声明。声明中，胡适写道：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00页。）

此外，在对当时胡适回台历史背景的分析中，王彬彬先生的论述似乎也有些偏差。王彬彬写道：

对胡适，蒋介石是十分礼遇的，可以说给足了胡适面子。这也每每令胡适有点受宠若惊。1952年11月，胡适首次从美国到达台湾，这次回来，是应几所大学的讲学之请，并非政治行为。但却成了台湾政界的大事。11月19日晨飞机抵达台北，蒋经国代表蒋介石，率领王世杰、何应钦、朱家骅、钱思亮、陈雪屏等政界要人和学界名流在机场迎接。

这里说到蒋经国率领王世杰、何应钦等人来迎接胡适，似乎不妥。毕竟，当时，王世杰、何应钦等人，不论从年龄上，还是从资历上来讲，都是蒋经国的前辈。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此次胡适来台，王世杰、朱家骅等人来迎接胡适，并不是应蒋介石的要求，恰恰相反，他们迎接胡适的背后，恰恰表达了他们对蒋介石的不满。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曾在《胡适与罗家伦》中写道：

这次胡适的访问，到飞机场欢迎和送行的人数空前。热烈的程度，一方面可以从当时台湾在外交上孤立的地位来解释。另一方面从内政来看，国民党虽经改造，仍未见脱胎换骨，保守与教条气氛愈加浓厚；自由派的人士深感无力，社会各界大多噤若寒蝉。胡适的来到，为各种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与契机。（罗久芳《胡适与罗家伦》

不难看出当时政学两界的名流来欢迎胡适的历史背景，欢迎胡适回台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的较劲。当时，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后，检讨大陆失败的教训，一派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是因为没有贯彻自由民主，导致政府腐化，失去人心。这些国民政府中的开明派希望真正开放，实施民主宪政。另一派则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由于提供了过多的民主自由，结果让共产党有机可乘，必须加强管制，强化统治手段，推行集权统治。蒋介石属于后者，最终，当时的台湾走向了白色恐怖的强人统治时代。

对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国民党内部的王世杰、罗家伦等人是不以为然的。趁着胡适来台的机会，他们去机场欢迎胡适的背后，意味着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其实也就是对蒋介石的不满。因此，认为王世杰等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欢迎胡适，似乎并不符合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