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传奇特工的世纪沉浮——我的堂祖父陈宝骅

作者: 陈杨

我的堂祖父陈宝骅，名祖与，字财夫，曾用名陈肖赐。我爷爷兄弟五人，陈宝骅排行第三。实际他应为家中老四，因我的曾祖父陈元章有次子陈祖典，祖典年轻时于航校学习飞行，后遇机械故障坠机，不幸遇难。

陈宝骅的祖父陈延禑（容生公，禑 wú同“祦”，也作陈延祦）和陈延祐（长生公，陈其美的父亲，也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祖父，祐 yòu 同“佑”）是亲兄弟，所以陈宝骅应算是陈果夫（祖焘）、陈立夫（祖燕）的堂弟。

堂祖父陈宝骅于北伐期间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科员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北伐战争结束后，陈宝骅回校完成学业，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政治系（与朱学范是同期同学）。“九·一八”事变后，堂祖父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做政治宣传工作，并于 1937 年全国抗战开始之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驻上海特派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上海区负责人，绶陆军少将军衔。

1955 年，堂祖父陈宝骅被认定为“重大反革命案件的要犯”，被捕入狱，在狱中关押了二十年后，于 1975 年病逝。

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为何“胆敢”叙述他的事情呢？请允许我揭开尘封的历史、还原事实的真相、重现堂祖父陈宝骅的传奇人生。

“伍豪之剑”和“新生命书局”

“伍豪之剑”指代的是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由周恩来创建与领导的中央特科，暨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负责保卫、锄奸、情报和筹款，总部位于上海。

“新生命书局”是 1928 年由陈果夫出资，戴季陶、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创办，先后由樊仲云、陈宝骅任出版人（总经理）的出版社，设在上海。新生命书局最为出名的是其早期发行具有国民党党刊性质的同名杂志《新生命月刊》。同时，由于陈果夫、戴季陶均为辛亥革命之前就加入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在国民党内颇有威望，所以新生命书局一度成为了当时政要聚集的“俱乐部”。

“中央特科”与“新生命书局”虽属水火不容、剑拔弩张的对立阵营，却有数条细细的红线在暗中始终维系，其中一条红线就是我的堂祖父。

陈宝骅于 1926 年 1 月任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当时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中山舰”事变后，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由邓演达接替，陈宝骅也被调动至南昌、武汉两地，那时起，他的工作搭档变成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潘汉年。潘汉年在 1930 年进入中央特科工作，之后又成为上海区负责人及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此期间，我的堂祖父并未因所属政治阵营的疏离而拒绝与潘汉年来往。

自 1931 年我的堂祖父出任“新生命书局”出版人之后，出版刊物的作者名录中逐渐多了周谷城、茅盾、徐懋庸、黄源、伍蠡甫等进步青年作家的名字，其中茅盾和徐懋庸在当时均已是“左联”盟员，并曾先后担任了“左联”的书记。

我的堂祖父与“红色间谍之家”

吴全源，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对外身份是陈宝骅的小兄弟。1929 年吴全源被捕后，由陈宝骅从浙江陆军监狱保释出来，安排进“新生命书局”任总务主任并允许吴全源租用发行部同一幢楼内的空房作为寓所。发行部与出版社虽不在一处办公，但军警和特务依然忌惮新生命书局的特殊背景，不敢监视，所以吴全源的寓所也成为了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之一。

吴全源的姐姐吴先清 1930 年进入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她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女间谍”。吴先清气质出众、举止优雅，同为浙江人（台州临海）。我的堂祖父为吴先清介绍了很多同为浙江籍的政府要员，这也成为日后中央特科收集情报的重要来源之一。

吴先清的丈夫刘鼎（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被习仲勋同志誉为“兵工泰斗，统战功臣”），当时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副科长，1931 年顾顺章叛变后，刘鼎被捕。由于不便出面，堂祖父委托了当年同在国民革命军搞政治宣传工作的康泽代为奔走。同时吴家姐弟的大哥吴全清又与周至柔关系较好（周至柔也是台州临海人），几方合力，刘鼎最终脱困。

潘汉年曾争取过堂祖父“换边”（换政治站队）。但是作为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弟，我的堂祖父当时的意志是不坚决的。不过，他还是答应“可以透露一些被捕的人在里面的情况”。对于中央特科，这样的信息已是弥足珍贵，至少可以判断是否已有同志背叛革命了。

营救工运领袖尹阿根

尹阿根，美亚织绸厂工人，真名叫邢子陶，真实身份则是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工运领袖。1934 年因下线叛变，邢子陶被出卖并被捕。

邢子陶有位族兄叫邢墨卿，是新生命书局的编辑，邢家也是浙江人（绍兴嵊州）。当邢墨卿找到陈宝骅求援的时候，出于对我堂祖父的信任，他直接说出了尹阿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堂祖父当即表示“这个忙我是要帮的”。

当时蒋介石正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鉴于前四次的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大规模调兵遣将，在各个城市大肆镇压和逮捕革命志士，全国上下白色恐怖笼罩、腥风血雨席卷。

此时的营救难度远胜于以往，堂祖父只能动用自己亲大哥陈希曾的关系，和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打了招呼，希望能按照“非法集会”或“扰乱治安”处理。陈希曾担任过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吴铁城做过同事。相比于“警备司令”这个身份，吴铁城更像是一个政客，原本就不太热衷于打打杀杀。外加“一·二八事变”（1932 年 1 月 28 日开始的淞沪抗战），吴铁城刚刚接任市长就替蒋介石背了大黑锅，和日军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没少被上海老百姓唾骂。一来一去，这位淞沪警备司令更不想深究尹阿根的真实身份，就按照“有嫌疑”草草定罪了。

尹阿根 1937 年被释放，重新投身革命，之后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担任要职。如果当年他被判定是“共匪”，那可多数是要被枪毙的。

邢子陶建国后曾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锄奸丁默邨

1937 年，随着国内全面抗战的爆发，国共双方也迎来了第二次合作。

1938 年“中统”和“军统”正式挂牌成立。“中统”前身是 1928 年陈果夫、陈立夫所创立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它所针对的是国民党员以及党外政治团体成员； “军统”的前身是 1932 年由黄埔系军人组建的“复兴社”（也称蓝衣社），它所针对的是军界和军人，1938 年挂牌之时的首任局长，其实还是陈立夫。后期蒋介石为了制衡“二陈”才逐渐将 CC 系的门人踢出“军统”。中统和军统不仅是特务机关和情报机构，还控制了当时国内大部分的文化、新闻、出版、交通、运输、军工产业和部分民用工业，甚至染指了贸易和金融。

我的堂祖父当时在“军统”和“中统”均身居要职，他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在隐蔽战线与中共名正言顺地并肩作战；紧张的是他作为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政治宣传干部，此刻开始却要真刀真枪地“动刀动枪”了。

丁默邨 ，汪伪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 76 号的主任，制造血案无数，人称“丁屠夫”。此人早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投靠国民党，在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区进行特务活动，后调任“老军统”三处的处长。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丁默邨自称与二处处长戴笠闹不和，闲赋在家韬光养晦，实则叛国投靠了日本侵略者。1939 年丁默邨和李士群在日本国际特务间谍组织“特高课”的授意下，以日本军部代表土肥原贤二提出的《上海特工计划》为蓝本，在极司菲尔路 76 号（今万航渡路 435 号）组建了特工总部，丁某为主任，李某为副主任。这个李士群早年也曾加入过共产党，1932 年叛变革命后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区情报员，和丁默邨狼狈为奸多年。

同在 1939 年，汪精卫赴日本与侵略者进行卖国交易，认贼作父。为了支持汪精卫伪政权，日本军部把“76 号”作为“礼物”送给了汪伪政府。事实上，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 1939 年 08 月 22 日在上海虹口建立了特务机构“梅机关”，说是“扶植”实则是为了监视汪伪政府，所以梅机关才是“76 号”真正的主子。

由于丁、李二人对国、共两党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所以极为危险。且“76 号”罪行累累，所以丁、李二人不得不除。

关于美女特工郑苹如，很多人对她的了解来自于《色戒》中的王佳芝、《无名》中的江小姐，知道她是《妇人画报》、《图画时报》、《良友》、《时代》的封面女郎。一些民国的戏说野史也曾提及她，但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我的堂祖父潜伏在上海期间的伪装身份，除了新生命书局总经理（原出版社已关停，后被汪伪政府重新启用，成为其宣传和平伪论的喉舌），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法政学院的教员。

郑家与陈家的交集很多，一来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就加入了同盟会，与陈果夫同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二来郑钺从事司法工作（郑钺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和在上海法政学院任教的陈宝骅认识；三来堂祖父的表弟嵇希宗也在上海法政学院读书，而郑苹如当时就读上海法政学院，是嵇希宗的学妹。嵇希宗任中统上海区行动组长的时候又是郑苹如的直接上司。（嵇希宗是我家中曾祖母嵇氏的侄子，野史称郑苹如是嵇希宗的女友，此为无稽之谈。）

所以堂祖父发展郑苹如加入“中统”，郑家是支持的。

郑苹如打入敌方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郑钺在日本期间，娶了日本太太，所以郑苹如有一半的日本血统且日语非常流利。日本人曾多次邀请郑钺去伪政府的司法部工作，郑钺铁骨铮铮自然不会答应，所以郑苹如有了“借口”，主动提出“替父从政”。郑苹如从小在日本长大，又是上海知名的名媛，日本人自然更加认可。

至于郑苹如是如何接近丁默邨并成为其贴身秘书的，并非如野史中所说的“郑在私立民光中学读书的时候，丁是校长”，因为丁默邨只做过学校的校董，并未真正入校管理或执教。郑苹如能获得丁默邨的青睐，一方面是因为年轻貌美、身姿绰约，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日本陆军部的极力推荐。

在接近丁默邨之前，郑苹如已经立下过不小的功劳，比如参与营救被日军逮捕的军统特工熊剑东（“军统”武装力量“忠义救国军”的淞沪特遣队司令）、绑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mǒ）的儿子近卫文隆、取得日本驻沪要员的名录并呈交中统等。

1939 年圣诞节前的一个傍晚，坐落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公司的门前，一个梳着油头的中年男子，快速从商店里窜了出来，跳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黑色轿车，随着几声枪响，汽车扬长而去。

此人便是丁默邨。

中统设计由郑苹如以购买圣诞礼物为由，约丁默邨逛街并伺机刺杀。不承想老奸巨猾的丁默邨警觉性极强，察觉有异常，便匆匆离去。但是据我的堂祖父日后回忆所述，暗杀行动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应是郑苹如参与营救的军统特工熊剑东在被日军逮捕之后就叛变了，导致丁默邨对郑苹如的身份早起疑心。

暗杀失败后的第五天，郑苹如被“76 号”逮捕，并于 1940 年 2 月被秘密杀害，香消玉殒、为国捐躯之时，年仅 22 岁。

次年，郑苹如被国民政府追授为“抗日殉难烈士”。

虽被丁默邨逃脱，但刺杀行动已给予敌占区的日伪势力以一定的打击与震慑，也迫使丁默邨以后的恐怖活动有所收敛。

1943 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丁默邨开始谋取后路。此时陈立夫和丁默邨秘密取得了联系。陈立夫作为在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曾经提拔过丁默邨的“老领导”，他指示丁默邨应该“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应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并承诺他“欲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在此之后，丁默邨表面上是伪政府的高官，但私底下，他为重庆方面架设电台、提供日军行动情报、与周佛海合作设计假借日本人之手毒杀特务首脑（也是丁默邨在汪伪的政敌）李士群，还曾配合营救被捕的重庆方面地下工作人员。

但这远远无法弥补丁默邨犯下的滔天罪行。据统计，自 1939 年至 1943 年的五年间，“76 号”制造了千余起暗杀和秘密逮捕，超过 3000 名爱国同胞被杀害。 1947 年丁默邨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并在南京执行枪决。

参与策反周佛海

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握有实权，曾任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等要职。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周佛海渐渐感觉到日本人靠不住，开始“脚踏两只船”，暗中向重庆方面靠拢。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对日本之观察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足以证明抗战派理论之正确”。他妄想重现 1927 年的“宁汉合流”，撮合汪、蒋再次合作搞个“宁渝合流”。 1942 年 9 月 15 日，周佛海将我的堂祖父约到府上，听取他的意见。

周、陈二人自“新生命书局”开始共事，认识多年。作为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弟，陈宝骅成为周佛海联络重庆的不二人选。据周佛海供述：“肖赐（陈宝骅）谓，吾与果夫、立夫均有电来，谓蒋（介石）仍坚持抗战，目前（蒋汪）谈和合时机尚早。肖赐谓，可先暗中布置（效命重庆），待择机… …”（国民政府高等法院于 1946 年 11 月 2 日第二次开庭的《陈宝骅之证明》 也有类似描述。）

至 1942 年末，周佛海与我的堂祖父共接触了三次，并开始接收和实施重庆政府交待的任务，包括设立秘密电台、向重庆方面提供日军的军事情报、掩护及营救重庆方面地下工作人员。周佛海还根据指示，在汪伪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除掉了汪伪的特务头子李士群。但周佛海的这些行动，并非真的想抗日救国，也无非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寻找后路而已。

鉴于周佛海比丁默邨更早“幡悟”，且在敌占区保释出来不少重庆方面的被捕人员，也曾掩护重庆和延安中共的隐蔽工作者在沦陷区开展活动，再加上陈果夫、陈布雷等人的求情，周佛海最终不至于被枪毙，而是判了无期徒刑，终于 1948 年病死。

1943 年，由于堂祖父在沦陷区身份暴露，被迫携家眷迁至重庆，投奔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堂兄陈立夫，并担任了教育部专员和战时战区学生指导委员会主任。

1944 年，汪精卫暴毙，其继任者陈公博于 1946 年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于无声处迎接解放

1945 年抗战胜利之后，我的堂祖父返回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并担任上海市地政局（原土地清丈局）副局长、上海市社会局（原农工商局）总务主任，在战后城市重建工作上颇有建树。

1946 年末，国民党全然不顾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的有关决议，在南京一手包办了所谓的“国民大会”，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国共关系急转直下。由于家族缘由，堂祖父被派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出任党部常委和书记长。

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潘汉年于 1946 年末离开上海赴香港筹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并在港主持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工作。因此，在上海策反和联络国民党高官的工作便转交给了蔡叔厚。

蔡叔厚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隐蔽战线上著名的传奇英雄。抗战期间，蔡叔厚曾以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的名义在重庆开设贸易公司，申请商用电台并同时秘密安置中共地下电台，而雷震其实是我家中小爷爷陈襄夫的岳父，故蔡、陈两家很熟。蔡叔厚巧妙游走于日、伪、重庆政府之间收集情报、营救同志、锄奸惩恶，他的上线为中共南方局情报部长刘少文。抗战胜利之后，蔡叔厚在上海以电器公司和电影公司“蔡老板”的身份，周旋于官僚、富商、名流、帮会大亨之间，传递情报、掩护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接济安置他们的眷属。

蔡叔厚与我的堂祖父原本就私交甚笃，经组织安排，陈宝骅于 1947 年开始向蔡叔厚单线传递信息，直至上海解放。

《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史》提道，“……两个系统各开了一家店作情报转送站，地下党的是由张承宗同志的兄弟张困斋同志开的米店，军委系统的是熊志华负责的福民食品社（“老板”是禤荣），情报的交换由熊志华负责进行。如一九四七年，我们得到国民党要在上海进行大搜捕的情报，马上转告了地下党情报站，通知他们迅速转移，避免了损失。这个情报正是陈宝骅提供给蔡叔厚的，赵平、刘少文接蔡叔厚报告后，让熊志华通过秘密联络点，将该情报通报给上海局。秘密联络点就是开设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 号的丰记米号，它实际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交通联络站和情报集散地，也是秦鸿钧密台运转的关键。”

另据我的堂祖父回忆自述，1948 年初上海多所高校联合游行，称“一·二九运动”（不是北平的“一二·九运动”） ，游行至其美路（今四平路）与军警发生冲突且引发大规模武装镇压。堂祖父委托国立暨南大学校长李寿雍通知，立即备车把学运领袖吴学谦接出，以防止其中共华中局城工部干事的身份暴露。李寿雍曾是 CC 系安排在江苏省党部的政治宣传部长，与堂祖父是旧相识，也是“同行”。

1949 年春天，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潘汉年再次联络了我的堂祖父，劝说其留在上海，再出一些力，堂祖父最终应允。

据《黄慕兰自传》描述，“上海解放前夕，陈宝骅向我们提供过敌人企图一网打尽的白区中共和进步人士名单的绝密情报。得此情报后，刘晓、刘长胜、田汉、张澜、罗隆基等大批中共要员和民主人士最终得以安全撤出上海；另，毛泽东、朱德联名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有一部分就是在陈宝骅家里油印好后再秘密散发、张贴的。他本人亦决心留沪，不随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黄慕兰是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中央特科创始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营救过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

堂祖父的二夫人张恒桢出生富裕家庭，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思想先进，育有泽皋、泽原、泽田、泽翠，携子女陪同堂祖父留在大陆；堂祖父的大夫人沈韫芳，同样出生江南望族，自幼习画，为傅抱石弟子，育有泽鼎、泽全（过继给陈希曾祖舆家）、泽镕、泽钟（过继给祖镇家）、泽尊，沈氏思想较为守旧，于 1949 年携子女移居台湾，后全家搬去美国。

蒙冤入狱二十年，终获平反显磊落

建国初期，为支持国家建设，陈宝骅、张恒桢夫妇将位于上海城隍庙附近的多处房产无偿捐赠给国家，并把儿子泽原、女儿泽翠送到部队参军。张恒桢在南市区一间小学校做教师，自食其力。

此时在隐蔽战线，国共双方依然进行着惊心动魄的较量。我的堂祖父由于身份较为特殊，虽闲赋在家，仍通过胡均鹤（戴罪立功的原国民党和汪伪双料特务）提供了一些残留国民党特工和电台的线索，帮助上海公安局粉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和破坏活动、排除社会安全隐患。

1955 年，潘汉年在北京突然被逮捕，不多时日后，堂祖父也被捕，而在解放军重庆通信技术学校担任教官的堂伯陈泽原也临时接到“缓授军衔”的通知。（至 1956 年补，仅授其中尉军衔。按其学历、成就与贡献，应授予少校军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整理的《陆久之先生回忆录》中写道：“陈宝骅在解放前 夕，经过蔡老板（蔡叔厚）劝说，留沪未走。此事蔡老板在解放前就向组织汇报过，组织是知晓的。不料，解放后有天陈宝骅突然被捕，老蔡就去找管政法的潘汉年副市长，潘副市长立即打电话给公安局长扬帆，扬帆当时就把陈宝骅放了。但是后来‘潘扬事件’发生了，陈宝骅又被捕了，老蔡也想不通… 蔡叔厚为陈宝骅鸣不平，奔走营救，一为共产党的信誉，二为朋友的信义和情谊，但结果是蔡叔厚也被抓起来了，幸得周总理亲笔批示，使蔡叔厚在‘潘扬事件’中暂未牵连入狱，却在文革开始被送到监狱里‘补课’去了。”（陆久之是著名的红色特工，蒋介石养女蒋瑶光的丈夫。）

1962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刑一字第 1 号）第 55 至 58 页上披露有三条：一是说在上海解放后，被告人（潘汉年）仍与陈立夫布置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头子陈宝骅暗中联系，并利用其副市长的职权掩护陈宝骅进行反革命活动；二是抗日战争期间被告人（潘汉年）充当日本特务，并由胡均鹤陪同秘密投靠汪精卫… (以下从略)；三是被告人（潘汉年）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陈宝骅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达三千人，进行种种阴谋破坏活动… (以下从略) 。

该判决书 1963 年 1 月才正式签发，堂祖父也相应入刑，此时他已被关押了七年多。

潘汉年于 1977 年含冤抱屈离开了人世。1982 年 8 月，中共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及其名誉。

因“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蔡叔厚亦蒙冤受株连，1971 年 5 月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秦城监狱。后由中共中央专案小组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3 年 3 月，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党籍。

扬帆自 1955 年初被羁押在公安部，至 1979 年回上海治病。1983 年 8 月，公安部为扬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扬帆 1985 年 12 月离休，享受副市级待遇，1999 年病逝于华东医院。

堂祖父在被关押二十年后，于 1975 年病逝。1983 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公安部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上海市公安局特别申请，为他的子女发放了 2000 元抚恤费。公安局的同志对陈宝骅之子陈泽原、陈泽田说：你父亲现在是彻底平反，过去一切的不实之词全部去掉。你父亲解放后不去台湾，他是相信共产党的，而且潘汉年同志是知道的，他希望你父亲留下来，你父亲还是为政府做了不少工作的。但是，1955 年潘汉年被打成反革命后，你父亲也就蒙冤入狱了，当时的根据就是潘汉年要你父亲留在上海，而潘汉年是反革命，那你父亲还不是反革命吗？自然也要抓起来的。以后潘汉年同志彻底平反了，你父亲自然也就平反了。

故事背后的故事

上世纪 90 年代初，居住台北市的陈家后人在整理书籍画册时，找到一条尘封已久的山水卷轴，画作由蔡绍敏赠与勤士（陈其业，字勤士，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

蔡绍敏是浙江人，老家是绍兴诸暨的，也是陈立夫先生的夫人孙禄卿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同学和闺蜜。当时，蔡绍敏师从潘天寿学画，善山水，亦长花草。孙禄卿则是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的得意门生，修习花草亦擅于山水。蔡绍敏经常去陈家做客，并深得陈家长辈的喜爱。

蔡绍敏的丈夫蒋志澄也是诸暨人。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陈立夫先生曾担任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蒋志澄跟随陈立夫入川渝，做了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兼考试处处长，并于 1941 年 7 月到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后调任陪都的市长。可见蔡家和陈家交往颇深。

蔡绍敏，字叔慎。她有一个哥哥叫蔡绍敦，便是本文中所提到的蔡叔厚。

德泽沾及子孙，庶几不辱家门

堂祖父陈宝骅与堂祖母张恒桢养育子女四人，四人均扎根荒漠戈壁，为大西北的建设和边疆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子女四人享高寿、儿孙满堂。

长子陈泽皋毕业于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曾在上海起重运输机械厂（今属上海电气集团）和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逝世时 90 岁高龄；次子陈泽原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教官，后同时担任新疆石河子市技工学校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技工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高级职称，逝世时享年 89 岁；三子陈泽田退休前曾是新疆石河子市第一中学的高级教师，女儿陈泽翠则在西北民族大学任教。泽田、泽翠兄妹二人在教师岗位上三十余年，可谓“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他们去世时，均八十余岁矣。

写在最后

我完稿的三个月后，获悉堂祖父陈宝骅和他在 1929 年编译的《进化论与阶级问题》（原著河上肇，新生命书局出版）均已在中共党史学会《如何深化研究中共党史中的阶级分析问题》一文中被提到。他所编译的书籍被确定为“自‘五四’以来，思想理论界较早翻译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关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论著，较早系统阐释和专题解说有关的思想和学说，内容十分丰富，既具有理论辨析和积累意涵，也有思想传播的显著意义，理当给予重视和研究”。

另据最高人民法院档案管理部门调取的资料显示，陈宝骅确曾与中共和民主人士交往频繁。建国后，经粟裕将军推荐，陈宝骅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进修。

资料影印于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档案处

本文作者陈杨，系陈其美侄曾孙、陈宝骅侄孙。民革上海市委祖统委委员、静安区委祖统委主任、上海市侨代会代表、海联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