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作者: 翁养正

一

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后，戴笠原先派在上海的那一伙特务头目，如翁光辉、王兆槐、周伟龙等，及他们所属的一些区、站、队、组下的特务分子们，在日寇和汉奸控制下，不但难活动，就连潜伏藏身也困难了，都纷纷逃进租界。戴笠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下，亲自赶到上海，重新布置任务，并利用上海帮会组织的头目，组织一个”苏浙行动委员会”，推青帮头子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委员共有7人，有曾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青帮”双龙头”向松坡，社会工团组织头目之一的陆京士等，另两个委员记不起了，戴笠自己则以委员身份兼该会的书记长，负实际责任。委员会下设参谋、政工、情报、训练、总务等处（各处处长只记得谢力功和陶一珊两人）。另外还有一大部分中下级的特务干部和新录用的旧官佐，则散住在沪西黄土坡路附近。后来我在”忠义救国军”任团附、队长、参议、副团长等职后和他们结识时，他们都已当上了上、中级官员，如亢祖周、李凤、姜溢三、崔国凡，以及当时在青浦、松江两个班训练出来的高材生崔文田、赵伯鲁、任云岫、韦和琅等也当上了中校。

（左起）戴笠与杜月笙、陆京士合影。摄于1945年

苏浙行动委员会在青浦和松江办了两个训练班，班主任由戴笠自兼，副主任负实际责任。”松训班”的主任是陶一珊。这两个训练班，训练时间只有二三个月，训练内容是短期军训教育，特务工作的基本知识。训练对象，有很大一部分是流亡学生和失业青年，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以小学毕业和初中肄业的居多数，高中生仅少数几个人。这批人以后就成为这个特务武装的骨干，仅次于杭州警官学校特警班出身的嫡系门生，是军统武装特务组织中的骄子宠儿。抗战胜利后，活着的都当上了校级军官。

与上述同时（1937年秋），在戴笠的策划布置下，又组成了另外几支武装特务部队：(1）陆京士所领导的邮政工人支队；(2）杨虎组织的海员工人支队；(3）由杜月笙、向松坡和工商界人士等帮会力量组成的混合联队。邮政和海员两支工人支队，成份较纯，而混合联（支）队，人数最多，成员的成份也最复杂。有原军统特务、旧军警、失业工人、失学学生、小商小贩以及地痞流氓、散兵游勇等，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混合联（支）队由陶一珊率领。

这些联（支）队在上海与日寇一接触，就溃不成军。后来由陶一珊率领残部撤离上海，沿沪杭公路线转入浙江境内。旋分两路，一路向天目山区，经於潜、孝丰人皖南；一路沿富春江，经建德、淳安到微州，最后在屯溪附近汇合。1938年正式奉命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以后简称为”忠义救国军”。

据当年亲身经历其事、深知内幕（在上海时就跟周伟龙搞总务、财务）的晏子风说，”忠义救国军”的前身只有六七个支队，但虚报成10多个支队，谎称仍在沦陷区活动。实际上，只有几十、百把条人枪就算一个支队的，也只三五个。从上海撤退到屯溪时的官兵，实际上不足3000人，但对外却吹有几万人。

国民党中央虽因有戴笠的关系，也仅批准3个建制团和1个总指挥部的给养与经费，全军每月支法币 300万元，列入补给序列，归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节制指挥。但事实上是由军统局直接指挥的。

1938年春，”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驻扎在广德县王岭山区中。这时，陆续归来的残部与内地新收兵勇聚集达万人，除组成总部与直属部队人员外，其余约7000来人，编为3个建制团，分布在广德附近整训与补充装。未及1年后，即分别在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从事祸国殃民的勾当。

“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曾经四易其人。下面，先从这4人说起。

第一任总指挥是中将俞作柏。俞原是桂系李宗仁的旧部，后来投靠蒋介石，当过广西省主席。戴笠因俞与军统有瓜葛，借俞资望高，对外可以服众。故倚界之。但俞是徒挂虚名，实际上是由周伟龙和参谋长尚望两人秉承戴笠意旨策划指挥的。

第二任中将总指挥就由周伟龙升任。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黄埔四期毕业。周是军统”十人团”之一，渺一目，人称”独眼龙”，又因高傲自负，也有人称他”周闯王”。周刚愎凶恶，用入唯亲，自1939年上台后，不到一年，将上上下下的要职基本上都调换成湖南人。当时，浙江与湖南有派系之争，因而军中盛传”苏浙行动委员会，湖南忠义救国军，湘乡总指挥部”的谑称。随之而来的，就是江浙与湖南派系之争加深加剧，周终于被”明升暗削”。1942年夏，周伟龙被升调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总司令，名义上仍兼”忠救军”总指挥，实际上已离开”忠救军”，到重庆去做新组的别动军总司令，但对于原有5个别动军纵队，因底于硬，他是不可能任性摆布的。1945年10月，别动军总司令部撤销，所有别动军纵队也都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而周却没有当上交通警察总局局长，甚为失意。直到1948年夏，周才当上了交警总局局长。1949年春，周因与准备起义的湖南省主席程潜取上联系，行迹为毛人凤侦悉，立即被捕查办（后闻被枪决）。

周伟龙

第三任少将代总指挥是阮清源，字亚臣，浙江嵊县人，毕业于杭州警察学校特警班，是戴笠的得意门生。抗日战争初期，阮还是一个巡官，那时结识了在上海也当巡官的亢祖周，以及巡捕房警长李凤等一伙，网罗一批九流三教之徒（如在上海某里弄口摆过测字摊的余陶生，善于相面、长于卜梅花神数的中学教员张宝琛等）组成了混合联队。后来”游吃”到屯溪，改编为”忠救军”第三团，阮清源任团长，亢祖周、李凤为副团长、团附。余陶生与张宝琛都在团部挂了名，作”智囊”。阮采纳了张宝琛的献策，以张的家乡江阴为活动据点，后来这批人在”游吃”方面大显身手，与当地的地主武装、土匪勾结，立住了脚跟，建立起根据地，逐步扩展了起来。阮清源由此兼任了江阴地区行政专员，又扩兼了淞沪行动总队长（由亢祖周副之，负实际责任）。而张宝琛则一跃为副团长，再跃为阮的保安副司令。连余陶生后来也当上了什么专员。此外，居然委地主出身的武装匪首包汉生为江阴县长。包劣迹斑斑，置江阴人民于多重压榨的水深火热之中。包还勾结太湖大盗巨匪金阿三（家骧），由阮清源收编，先委以太湖支队长名义，尔后上报改称为”忠救军”第九支队长，金阿三则自称司令。金的副手顾德是个地主出身的大学毕业生。据当地传说，在太湖附近，小儿夜哭不止时，只要吓一声”金阿三来啦”，哭声就会立止。其凶恶劣迹就可想而知了。再如后来第三团在浙东收编过的女盐枭”双枪黄八妹”，还有海盗出身的张阿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阮清源就是靠这批不要本钱做买卖的人发迹起家的。

1942年夏，阮清源由”忠救军”第三纵队少将指挥升调为”忠救军”少将副总指挥代总指挥后，对周伟龙所派的亲信湖南人，进行报复性的人事大换班。后两派斗争日益加剧。1943 年6月，为了调和湘、浙两派争权夺利的斗争，戴笠又将阮调重庆受训，请陕西人马志超任”忠救军”中将总指挥。而阮在重庆受训后，旋即改调到军统局局本部任第三处少将处长。1944年冬，由戴笠陪同阮清源经蒋介石亲自接见后，奉命仍回”忠救军”任淞沪区指挥官兼江苏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再组成6个团的兵力，以备在东南沿海策应盟军登陆。

第四任中将总指挥马志超是陕西人，黄埔一期毕业。西安事变时，马是陕西省会警察总局长，后来是胡宗南部的师长。马之所以任”忠救军”总指挥，是由戴笠求教于胡宗南，由胡宗南替他物色的。马志超是个一切只知服从上级，外貌憨厚，内实奸狡，任事圆滑，且无地域观念的人。自1943年7 月接任到1945年10月，”忠救军”改编为交警总队，他任交警副总局长（总局长先是吉章简，后是周伟龙）。1949年春。周伟龙因起义泄密撤职被捕，马志超升总局长；4月底，马率交警总局和部分交警部队从上海逃往福建，随后又逃到广州、台湾。

二

“忠救军”的发展和消亡的大致过程如下：

（一）周伟龙任总指挥时期的部署与措施。

在前方，周伟龙把刚经整训、补充装备起来的各建制团，分别向苏浙皖三省的沦陷区推进，要求各团各自在沦陷区进行自力更生的敌后活动。总指挥部则仍驻广德王岭山区中，以无线电为主进行遥控指挥。

第一团，由团长王春晖、副团长汪浩然、团附王力忠等率领，在皖南南陵、泾县等地的青弋江两岸附近沦陷区活动。那时国共合作尚未明显磨擦，起初该团与新四军时有联络，相互配合支援，因而该团也曾一度立住脚跟，有过一些发展。可是，到后来接到上级防共反共的密电后，就与新四军疏远，在皖南事变前后还多次袭击过新四军。1942年皖南事变后，该团再一次遭到日伪扫荡，由于失去以往互通情报、竭诚支援的新四军配合，这次就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在日伪军配合扫荡下，几乎全团覆灭。最后，于 1942年冬狼狈逃窜过江，全团所剩官兵还不到一营的人数。1943 年春，戴笠对这个团的败绩一字未提，竟命令嘉奖该团”反共有功”，对该团过江逃回的所有官兵，一律晋升一级，并按等级赏奖金。以后该团即进行休整补充。

第二团，由团长罗国熙、副团长李骧、团附薛涤愁等率领，在南京附近的溧阳、金坛等城区活动。该团除在宜兴、溧阳、金坛等地区和另一个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管容德）在句容县附近活动，干过一般敌后工作外，于1942年在日伪扫荡中遭到重大伤亡，随即先后撤离沦陷区进山整补。

第三团，由团长阮清源率领李文俊、亢祖周、张宝琛、李凤、余陶生等人，进至京沪杭三角地区，在江阴立住脚跟后，有相当大的发展。该团在1942年春夏间，连遭日伪配合的几次扫荡，特别是最后一次，伤亡惨重，把阮清源在数年间所发展起来的外围部队和原第三团与地方政权三四万人的力量消灭殆尽，分散逃离沦陷区进山的总共还不到 500人。1943年秋，阮清源亲口对我说，这次损失光电台就丢掉40几部。

综上所述”忠救军”在前方的3个基本团已伤亡损失了2/3以上，而在前方已发展了近4万人的外围组织则被瓦解了8/10还多。这是”忠救军”由发展高潮到下降的第一次起落概况。

戴笠检阅忠义救国军

在后方，周伟龙把推进沦陷区后的3个建制团的给养和经费，截留在总指挥部作为后方扩建新军之用。另外，又在三省的边界处设立了3个办事处，专门在各边界水陆交通要道口立关设卡，巧立名目，对往来行商过客巧取豪夺，强收捐税，掠夺货物、金银。美其名曰：”取之于奸民，用之以建军”。

周伟龙就是以上述的两种财源，来扩充下面所说的第四、五、六这3个新团的：

派少将高参文德，赴湖南招收志愿官兵组成第四团，以文德为团长。招了约2000名新官兵，于1943年冬开到安徽广德点收、整训。

派少将高参石树勋，在浙江兰溪诸葛镇上设立了一个”忠救军”后方办事处，以招兵为主要任务。石树勋找了八十三师陈光中部失意下来的旧军官蔡汉臣、钟炳森等7人，委以新兵独立营空头营长；再由这7个新兵独立营长自己去找连、排长，由这些营、连、排长各自去招骗散兵游勇和当地壮。如当年寿昌西门的旧军官汪志荣，就是蔡汉臣招去充当连长的。同时，汪志荣也就在寿昌县招骗百余寿昌人，充当他连里的官兵。1940年冬，7个独立营的新官兵招齐了，后方办事处也撤销了，随即开赴安徽广德韦村整训。1941 年夏初，这7个新兵营改编为”忠救军”第五、第六两个团。

第五团团长黄龙，是周伟龙的外甥，高傲跋扈。1941年5月，该团在担任武康至虹星桥一线的防务时，由于第三营走私案，黄龙处理失当，第三营中校营长程古忠连夜从防地带了3个连叛逃投敌。该团随即换防，调到广德芦村整训。同年8月，新任代总指挥阮清源将黄龙撤职关押，调亢祖周接任第五团团长。原任该团团附的我，调任淞沪行动总队中校队长。

第六团团长黄天存，江西兴国人，黄埔四期毕业，是周伟龙同期同学。

周伟龙自接任后，为了培训各种基层干部，还在浙江孝丰章吴村办了一个军官队，共办6期。先后共培训学员约1200余人。我所知道的是第六期，该期学生500余人，都是沦陷区招来的青年学生，文化程度大多为高小毕业和初中程度，粗识文字者亦有。队长由周伟龙自兼。少将教育长周有为负实际责任。下设教育处，处内有军事、政治、技术等教官10多人，教育副官两人，需、副、书、械等事务人员10多人。处以下分4个队，第一队（军官队）上校队长薛涤愁，第二队（政工队，女生占2/3）上校队长汪瑞文，第三队（技术队）队长言中信，第四队（军士队）队长钟祥祯。从这个军官队培养出来的各期学生，以后就是”忠救军”各种基层组织的骨干。

此外，周伟龙又在孝丰章吴乡玉皇山办过3期”干教队”。办这个队的宗旨和目的与众不同，即凡是新参加该军的外来旧军官自少将以下的，都要经过这个”干教队”的暗中考察与染色。队长周伟龙自兼，副队长负实际责任。由于学员的来历与官阶不同，所受待遇也不一样。除按级别支发国难薪外，校级以上学员聘兼队职。受训时间3个月，教育内容徒具形式，主要是暗中观察思想言行，以便量材委以实职。在结业前须填写许多表格和自愿参加该军的志愿书，并在结业仪式中举行宣誓。这就算是被承认为该军的所谓”同志”了。其实也只是初步加入了军统外围；如此后在实际工作中经考核，认为”好”的，则再由该军上报军统局审核，经军统局局本部认为够条件的，则另行通知，分别由军统备案列入卡片档案称”一般同志”或”基本同志”。这样就成为军统中的所谓”自己人”了。

中美合作所举办的忠义救国军培训班

这个队先后共办3期，学员总人数不到300人。第三期负实际责任的副队长是黄龙，我是这期的少校教育副官，时在1942年春。

当周伟龙上报该军扩大为9个团的建军计划批准后，尚未全部实施，周即被调离。

（二）阮清源代总指挥时期的部署与措施。

阮清源继续推行前任尚未实施的扩大该军组织的措施（时在1942年夏）。在总指挥以下增设3个纵队指挥部和9个团。

第一纵队，少将指挥李骧（原第二团少将团长升任）。纵队以下辖3个团：第一团，上校团长王力忠（原第一团团附升），该团这时只有1个营的人数；第二团，上校团长薛涤愁（原第二团上校副团长升），该团这时还不足两个营的人数；第三团，上校团长艾庆章（原第三团中校副团长，1941年率残部一个营冲出日寇包围，流窜在浙东时升任的，这时逗留在浙东尚未进山）,该团这时在浙东的官兵约500人。

第二纵队，少将指挥汪浩然（原系第一团上校副团长，是这次新升的）。下辖3个团：第四团，少将团长文德（原是少将高参，派往湖南招募新官兵），这时新官兵未招齐，尚在湖南；第五团，上校团长亢祖周（原是淞沪行动总队上校总队长），这时第五团只有两个营，因第三营在1942年夏叛逃投敌了；第六团，上校团长黄天存，该团官兵齐全。

第三纵队，少将指挥鲍步超（原是第三战区第七挺进纵队刚升的少将纵队长，挺七纵队的前身就是郭履洲率领的”抗日奋勇队”)，这时挺七纵队因人数不足，只编成两个支队，拨归改编为”忠救军”第三纵队第一、第二两个支队。第三支队则以”忠救军”原来几个不属正规编制内的部队，如淞沪行动总队等几个部队合编为一个支队，纳入第三纵队编为第三支队。

阮清源上台后，对补充该军兵员采取了一箭双雕的措施：对上对外，采取”征招并进”的办法；对下对内，采取”扶浙抑湘”措施。

戴笠(中)

在”征招并进”方面，报请级（军统局）转请拨补浙江军区的壮丁 5000名；另方面，派出浙籍军官在自己的家乡多方招收所谓志愿官兵。结果，军统局上报经中央批准3000名，指令江西军区和浙江军区各拨1500名壮丁。而所谓志愿兵，都是先后从各地”招骗”来的。共有5000多名。

在人事方面”扶浙抑湘”，是说阮清源在调整中，大力排斥周伟龙的大批亲信，即湖南籍军官；大量起用周派压抑过的浙江籍中级军官。如撤职关押原第五团团长黄龙（黄是周的外甥）；撤职惩办总部人事课长杨国屏等一批周最亲信的私人。另一方面，无条件地开释原被周撤职查办、尚在关押中的原第一团中校营长安我华，并以原级升任新四团代团长，随即派赴浙江嵊县招收家乡人成立新一团，提升浙江籍中级军官10多人，如余钺、叶鹤、沈之岳、吕逸民、翁养正等人。这样一压一提，又立即引起了周伟龙对阮清源的反报复。在短短的一年中，由于内部矛盾反复加深，使戴笠又不得不忍痛调离他一心培植的得意门生阮清源。

1942年冬，由我介绍给阮的新兵大队长方玺（淳安人，是寿昌人的女婿），在淳安、寿昌两县”招骗”了300多名官兵，开到安徽广德向总部报到。经点收后，阮即着令将这批新兵缩成两个建制连，编为总部特务营第一、三两个连，并委方玺为该营少校副营长，而将原两个湖南官兵多的连调拨他部。

1943年4月，派第六团团长黄天存（江西兴国人），率员接领江西壮丁1500名。调派翁养正为第三团副团长，接领浙江金衢师管区拨配1500名壮丁。阮并嘱咐翁把原先活动过已有基础的3个大队的志愿官兵．乘此机会召集起来，另行再成立一个支队。钜知这个计划刚开始进行不久，于1943 年7月间，阮就被调离而另派马志超来接任总指挥。到了 10月间，兵员虽已征齐招足，共有3500多名，但阮的计划，却因上级易人而被打破。翁亦被免去代团长之职，专任副团长了。

“忠救军”换发美式武器装备，是在1943年4月，戴笠亲自参加该军”四一”大会前决定的。他把阮清源刚开办不到两个月的干部训练班（班本部以下有4队，共有官佐学生约800多名）的原班人马，除极少几个人外，全部学生，限 4 月底以前，开赴歙县雄村，改编为”中美合作所第一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第一期学生总队，入班受训。这一期学生受训时间为8个月。以后了解，这期结业的600多名学生，基本上都分到”忠救军”各团队以准尉级任用。以后从第二到第九期，情况则不同了，训练时间仅2-3个月。

（三）马志超任总指挥时期的情况。

1943年6月，因日寇窜入广德境内，总指挥部位置转移到安徽宁国县万家桥，所属各纵队也分别转移防地。除担负防务的部队外，基本上都集结整训，分驻在总部附近地区。

第一纵队指挥部及第二团驻宁国墩。第三团于1943年10月由浙江淳安开赴安徽宁国县狮桥进行新兵训练。

1943年11月，第一纵队奉命将所属3个团，每团抽调1个建制营，由上校督察高应潮统一率领，开赴歙县雄村”中美合作所”第一训练班，参加该班第二期训练装备并使用美式武器。以后每隔3个月，就从各团（支）队分批抽调1个建制营的部队，送该班受训装备美式武器。训练时间两个月。训练内容主要是学会使用各种美式武器。到结训时，每个受训官兵，由美国教官直接发给1 件美式武器（基本上是自动步枪，卡宾和汤姆生居多，左轮和火箭筒等占少数）。先后共送训9期。第八、第九两期是专训阮清源的部队，第八期训练装备了淞沪区指挥部第一团的整个建制团；第九期训练淞沪区指挥部新招募成立的第三团、独二支队、教导总队3个单位的部分新招官兵1500多人。第九期的受训官兵结训时，没有发美式武器，因恰在此时抗战胜利，已经不再需要这支部队了，于1945年8月22日改编遣散。当时，我是第九期送训部队教导总队长，被聘兼为该”中美合作所”第一训练班学生总队上校总队附。

综上所述，根据该训练班结束时的统计，接受美式武器装备的受训官兵，实际上总共有 8000多人。

装备美械的忠义救国军

1944年春南陵战役，”忠救军”奉命配合xxx师（番号记不起了）进袭南陵一带日寇。马志超即派第一纵队指挥官李骧，率领所属3个团担负这一战斗任务。虽曾一度占领南陵县城，略获小胜，但日寇随即调动一个联队以上兵力驰赴增援，我军在日寇陆空配合反击下，节节溃退。随后放弃全部阵地，退守泾县、宣城之线。是役先后 1 个星期，我方兵员伤亡约1/5，旋即返回宁国境内整补。自此以后，”忠救军”除担任边区防务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整训。

抗战胜利后，”忠救军”立即抢占苏州一带”劫收”、休整。1945年冬，全军缩编为3个交通警察总队，总指挥马志超改任交警总局副总局长。

第一纵队缩编改为交警第十一总队，原少将指挥李骧改任交警第十一总队少将总队长。所属第一、二、三团改编为交警十一总队第一、二、三大队，各团长改任为一、二、三大队上校大队长，各营、连、排长均按原级别，改为中队长、分队长、中队附、分队附等职。多余的官佐，则送第二十九军官总队分别处理，愿继续干的，留队待命；不愿再干的，按参军年资计算，给资遣归。对于士兵则汰弱留强，弱者给资遣归。

第二纵队缩改为交警第十二总队。除总队长由原”忠救军”少将副总指挥王春晖改任外，其他缩编情况与上述第一纵队缩编情形相同。

第三纵队缩改为交警第十八总队。除总队长由原”忠救军”少将参谋长郭履洲改任外，余同上。

综上所述，”忠义救国军”这个使军民侧目，闻者摇头的武装待务部队的名称，至此宣告结束。但是它还有一支同根而中途胼生出来的旁肢﹣-“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现将有关情况补述如下。

三

1944年秋，戴笠鉴于大战形势有所转化，为了巴结美国主子和效忠蒋介石，拟了个所谓”在东南沿海策应盟军登陆、组织地下军”的计划，呈报蒋介石批准后，随即保举了阮清源担负这一使命。1944年冬，阮清源由戴笠陪同受到蒋介石亲自召见，随即被委为江苏省第三行政专区专员兼”忠救军”淞沪区指挥官。阮接受这一重任后，奉命回”忠救军”选调骨干，另外组织6 个团以上的部队，实施所谓”策应盟军登陆”的计划。

1945年1月，阮清源由重庆赶到”忠救军”总部，商请马志超准予调选他原来在”忠救军”的一部分亲信骨干，如李文俊、张宝琛、亢祖周、高应潮、沈之岳、伍道远、李凤、叶鹤、翁养正等数十人，并借调新…团（团长安我华）作为基础，进行部署。

1945年2月，在浙江孝丰章吴村，组设了”忠救军”淞沪区指挥部和江苏省第三行政专署。主要人事有：

指挥部指挥官阮清源，副指挥李文俊，主任秘书曹正元，参谋组长叶鹤，政工组长沈之岳，军运（策反）组长伍道远，总务组长翁养正。组以下分设各股或室（如总务组以下分设副官、军需、军械、军法、军医、书记6室）。特务大队长王金堂，第一团长安我华。

行署专员兼司令阮清源，副司令张宝琛。派出李凤为上海县县长，亢祖周为青浦县县长。其他尚有几个县的县长，有的姓名忘记，有的未派定。

1945年2-5月，阮清源在后方时，招兵买马，先后委派徐福鸿为第三团团长，朱超平为独二支队长，翁养正为教导总队长等。匆促间共招募了1500余名新官兵，送到”中美所”雄村训练班第九期受训装备。到结束时，抗战胜利。8月22日，戴笠亲赴雄村训练班，从该班第九期学员中挑选了 800多名精壮官兵，改编为”中美所”教导营，派文琪为营长，当日配发美式装备，连夜乘船赶往杭州”劫收”。编余的给资遣散，”雄训班”亦即宣布结束。所有旧官佐则限期自行向”中美所”淳安办事处报到候命。在这时候，淞沪指挥部在后方的部队官兵，已经全部被编遣散了。

1945年6月间，阮清源率领指挥部人员和第一团与特务大队，已经进入沦陷区绍兴附近。在沦陷区策反了一个伪军团和收编了一些游杂武装，约有两团人的兵力。到抗战胜利，最先抢进上海的第一个部队，就是”忠救军”淞沪区指挥阮清源收编的、以海盗出身的张阿六为首的”叫化子部队”。9月间，阮清源被戴笠关押。10月间，阮的”忠救军”淞沪区指挥部所属各团队，归并起来编成一个加强团，以伍道远为该团少将团长，李凤为上校副团长，由汤恩伯接收，改为第三方面军直属炮兵团。其余的官兵都各自另找门路，作鸟兽散了。所以，”忠救军”淞沪区指挥部所属部队，基本上都没有改编为交警总队。

附带谈一谈阮清源的下场及其去向。

1945年8月中旬，戴笠率军统局和”中美合作所”部分官员，如人事处长龚仙舫、经理处长钟贡勋、随从参谋吴鸿源等，和”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别动军参谋长尚望，及部分美国人，到东南部署工作后，于8月20日前后，到达歙县”雄村训练班”，改编遣散了全部人员。

戴随即又到淳安，在”中美所”淳安办事处时，令中将兼处长张性白限3日内赶制500套蓝卡其中山装，发给各路集拢来的军统闲职军官穿着，每人配发左轮手枪一支，派赴沪杭担任监守汉奸和敌伪财产。戴笠及其随行人员到9月2日，才从淳安赶到上海，在上海杜美路70号（杜月笙尚未使用的新公馆）,正式设立”中美合作所上海办事处”，实际上就是军统局上海办事处。

1945年，戴笠（前左一）随同蒋介石（照片居中者）视察

1945年9月中旬，戴笠率领的阮清源所部进入上海，给上海人民和外国人以很坏的印象。在一次特务头目会议上，戴提到此事时，拍桌子大骂阮清源种种不是处。而正在以功臣自居的阮清源、感到”委曲”受不了，当场也拍起桌子申斥顶撞。如是触怒了戴笠，立即将阮清源扣押送到上海南市看守所和汉奸们关押在一起，撤销其一切职务。一直关押到戴笠坠机身亡后，1946年5月才由毛人风释放。

1947年春节第三天，阮清源留我在他的新公馆吃新春酒。这时他已由上海白克路附近的一幢旧式小花园洋房，搬到大西路附近的一幢孔祥熙公寓（隔壁就是宋子文的上海公寓）。在酒酣耳热中谈到了戴笠和军统时，阮愤愤地说：”当强盗还讲个义气，可他们（指戴和军统）这帮人，比强盗还不如。”我当时很愕然，继而一想就席的只有4入，其中一是由军统派出当过大汉奸周佛海秘书的”准汉奸”陈克祥，一是刚由阮设法保出的经济大汉奸（姓名已忘，记得他是孔令侃在上海的扬子公司经理），心始释然。

正由于这个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又不能不再谈一谈阮清源以后去向的历史渊源。这个总经理，在抗战胜利后，被军统局以汉奸罪和阮清源关押在同一牢房中，他两人结识成了知交。阮被释放后，立即设法到军统局替他开卸汉奸罪。此人获释后，仍回公司当总经理。从此两人相交极密，他不但把部分金银器血和古玩摆设搬到阮家（有一部分古玩他还指给我看过），并且也经常住在阮家作上宾。阮经他介绍结识孔令侃后，孔允许阮在扬子公司里可以支贷3万美元以内的活动款，从此阮又胆壮腰硬起来了。随即向军统局办理脱离手续，搞起了沪港间的贸易。当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时，阮又经孔令侃借其父孔祥熙的关系，推荐给宋子文，让阮当海南岛要塞司令，宋也上报了蒋介石。阮以为”稳拿”，并已暗中先派亢祖周、高应潮去广州。后来，国防部认为阮清源非正式军人，没有批准，而另派了一个陈诚保举的人去当海南岛要塞司令，此事就告吹了。此后阮清源就经常住在香港，随后到台湾做地产生意，成了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