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远东法庭陈述书(二)
政府如何判断德苏开战战败的责任在我
四十八
日本政府确切地得知德苏开战是1941年（昭和十六年）6月22日。这天，接到了驻徳大使大岛发来了的正式电文。于是立即召开了政府和统帅部的联络会议，充分商讨了帝国所应采取的态度。在当月30日拟就了方案，7月2日呈交御前会议，由此决定了当时的国策。
四十九
德苏开战的传闻早在1941年（昭和十六年）4月下旬左右就从各方面传来，同年6月6日左右，也接到了希特勒总统会见大岛大使的电文报告。据此就有德国拟对苏联开战的意思。但是这里并未表示要求日本参战，而从谈话内容看还是含有这种希望的。因此也立即召开了联络会议，但当时统帅部的判断和最近刚访欧回来的松冈外相的报告都不相信德苏会开战，认为德苏两国的关系不至于紧张到这个程度。从驻在莫斯科的建川大使的报告看，德苏关系紧张但认为还未必到开战的地步。日本最初就考虑让苏联和三国同盟取得一致，不希望看到德苏开战，所以自然容易落入一种一厢情愿的误判陷阱中，甚至只把这些当作德国其实是准备登陆英国的作战而施放的烟雾弹。于是对于这一事态没有作出政策决定，只是“注意观察”情况的推移。6月12日左右，正好日苏通商协定初步成立进行了预备性签署，而且当时借机也把诺门坎边界的划定手续予以解决了，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日苏中立条约的结果，也没有考虑到和德苏开战有什么关联。6月16日左右，驻徳武官来电报告称确有德苏开战的计划，但还不能判明开战的日期。6月19日路透社报道称德国将对苏联发动进攻。20日左右德苏即将开战的消息就开始到处流传开来。如前所述，总而言之直到6月22日大岛大使发来电报为止，一直对此没有确定无疑的情报。
五十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当时联络会议的情况，那就是感到发生了一桩莫名其妙却与我不利的怪事情。近卫首相的意见是，德苏开战是德国对日本的背信行为，所以就此应该退出三国同盟，他对我也说过含有同样意思的话。这样的事情经过也说明，关于德苏开战，日本和德国之间毫无作战方面的共谋，以及政治上的谋略。而且，日本自身对于突如其来的开战也毫无准备。
（注：苏德开战后，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集结重兵，进行实兵实弹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在关键时刻牵制苏联。东条即为时任陆军大臣。此举破坏了“日苏中立条约”，使苏联在1945年对日本由“中立友好”直接转身宣战有了足够借口。）
五十一
如前所述，7月2日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伴随局势推移的帝国国策纲要》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由统帅部提出的，我作为陆相也参与了。现在提出的法庭证据第1123号由检察官对我进行审讯时的记录，我曾说是我作为陆军大臣发起的议案，那是我的记忆错误，现在陈述真实情况。记得这个会议是当天上午10点开始到正午为止。会议讨论的是，与日本具有中立关系的强大邻国苏联，和与日本具有同盟关系的德国之间发生战争，针对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局势来决定国策，将决定日本今后的方向，而其实会议内容仅仅是对历来我国所采取的国策进行了重新确认。大致可以将它们归结为如下四点：
（1）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变化，日本将坚持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方针不变。
（2）日本将继续迈步向前，以迅速解决和处理支那事变。
（3）为了确保自存自卫的基础，遵照1941年（昭和十六年）1月30日以及同年6月25日的联络会议的各项决定，推进南方政策逐步落实。
（4）随着德苏战争的进展，要配备部分兵力，以备北方形势发生不测。
所以说，这大体上只不过是确认了原来所采取的政策，只是在第4项中随着德苏开战就北方形势重新做了确认，但是只要德苏开战后未影响到西伯利亚而使国防态势发生变化的话，将继续根据日苏中立条约，坚持“保持安定”的方针，这点并未有变。
五十二
根据这一国策的决定，日本因此采取的新的具体措施是，对布置于满洲朝鲜的军队的平常编制按作战行动所必要的兵力进行了补充，也只是对部分部队进行了增员。如前所述，进驻南部法印的决定并不是7月2日才作出的，而是在之前已经确定下来，而具体实施时因为和法国的交涉和军队的调遣准备等需要时间，结果拖到了7月末。
五十三
关于决定这个纲要的联络会议和御前会议上，提出审议的有以下几项内容。这是有助于了解当时日本政府意图的资料，简单例举如下：
（a）关于日本有无加入德苏战争的义务—德国抱有日本能够加入德苏战争的希望，但是日本根据三国同盟条约第5条的规定并不具有参战的义务。本来缔结三国同盟条约时，两国政府就达成共识要使苏联与三国同盟取得一致这一政治目的，从这点来说日本也没有加入德苏战争的义务。只是随着德苏战争的推移，苏联远东地区陷入混乱，将影响到满洲国治安，或者苏联将日本视为德国的同盟国而进行挑衅时，那无论条约的义务如何，从另一立场出发也不可排出参战的必要。因此，不得不考虑在某种程度上有必要进行备战。最终也考虑到，如果发生上述情况，美英对日有何反应也不容乐观，所以针对美英的防御体制也绝不容许松懈。
（b）关于随着德苏开战是否影响日苏中立条约的问题，根据三国同盟条约第五条规定，德苏开战和日苏中立条约之间，从法的角度考虑并不存在任何关联，日本认为维持中立条约，确保“北方安定”是可行的。
（c）关于德苏开战将对日美交涉产生什么影响—从1941年（昭和十六年）6月21日美方的提案看，我们认为德苏开战后美国对我方的态度将更加强硬起来。但是日本出于解决支那事变以及缓和南方局势的目的，加上要防止欧洲战争波及东亚，得出结论认为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日美交涉，努力使之得以成立。
（d）关于南方美英荷的威胁程度以及南方措施的再确认—关于6月25日决定的促进南方施策已如前所述，而这之后日美交涉的状况毫无改善的迹象，日本向竭力用外交方式来打开局面，但美英对日本的压力却越发加强。这种压力如此以往继续下去的话，势必妨碍帝国对法印和泰国所采取的措施，如果没有途径来加以解决，难保我国不得不作出对美英开战的准备。对于这种最坏的结局，我国为了生存自卫，唯一的途径将只能抱有对美英开战的决心，为此需进行防御备战的准备，并需要对法印和泰国的施策方针的落实做进一步的确认。
（e）关于如何解决支那事变—由于德苏开战，欧战对东亚所波及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解决支那事变的必要性也越来越重要。为了对蒋介石政权施压，一直以来所采取的切断蒋政权及其美英后台势力的合作援助关系的措施也就越发紧迫。鉴于支那事变未能彻底解决的原因，有必要假以时机对蒋政权行使交战权（译注：自七七事变以后，中日双方都未正式宣战，因为一旦宣战对于各国来说就需要选边站，当时双方都想加以回避。中华民国对日正式宣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12月9日）以及接收敌对势力在中国的租界。但是，这与美英有着微妙的关系，所以各方面的情况需要慎重考虑。例如，有的意见认为若美国参加对德战争的话，就可采取接收租界措施并加以实施。
（f）关于美国有无可能参与欧洲大战，以及如果参战的话日本所应取的态度—对此，美国最近的行动几乎相当于参战，而且因为德苏开战，认为美国参战的可能性更大了。但是美国参战的话，帝国基于三国同盟当然将采取必要的行动，问题是美国会在何时、何阶段参战还无法预测。因此，对美英是否应当行使武力，或者什么时期以及采取怎样的方式行使武力，帝国将根据形势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作出判断和决定。
五十四
检方根据随着形势推移的帝国国策纲要中的第二項第二号规定，认为日本明显以美英荷为目标决定了南进政策。但是，正如前面所做的陈述，这只是决定要求对法印及泰国落实相应措施，而并不是以马来（现马来西亚）和荷属印支为对象的。也就是说，并不是针对美英荷决定的南进。仅仅是在实施对法印和泰国的施策当时，预想会受到来自美英的阻碍。这种时候，万一遭到美英的挑衅，将不得不断然对美英开战。因此，如上所述，这些只意味着需要对美英做好战争防御的准备。
第三次近卫内阁和日美交涉—九月六日御前会议之前
五十五
第二次近卫内阁的日美交涉停滞不前，使得该内阁总辞职。第二次近卫内阁辞职的表面理由，如证人御手洗朗读的声明书所说的那样，而且总辞职经过的部分情况在木户日记（译注：木户幸一，战争期间昭和天皇的侍从长，战争结束后被查扣《木户日记》，成为东京审判中的重要参考资料）中也有记载。但据我观察，政局更迭的原因在于，为了尽快尽好地解决日美交涉问题而让松冈外相退出。如果逼迫他一人辞职的话，可能发生激烈的混乱，因此采用了总辞职的方式。这于7月16日在目白近卫公别馆中，从首相召集的和联络会议相关的阁僚，即平沼、及川等诸位和我在一起商讨的内容可以得出的理解。因此决定了总辞职，在当日傍晚就实行了。也就是说，希望更换第二次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使得日美交涉顺利开展。这一经过也确定了下一届的第三次近卫内阁的性格和使命。
五十六
然而美国方面把日本进驻南部法印误解为针对美英荷的南进政策的第一步。为此认为在太平洋已经失去了和平的基础，口口声声称要停止日美交涉，还实行了对日冻结资产的措施。而在日本政府方面，并未舍弃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此后继续为促进日美交涉而煞费苦心。美总统建议我国停止进驻法印的意图，或者既已开始就立即撤兵，以此为条件提出两点主张：其一，由日、美、英、荷兰、中国共同保障法印的中立化；其二，对日本保证可以获取所需的在法印的物资供给。对此，日本在8月4日通过联络会议决定了相应的对策。日本答复的四个重点是：
一、日本不再对法印以外实行进驻，而在支那事变问题解决后即刻撤兵。
二、日本政府保障尊重菲律宾岛的中立。
三、美国撤除在南太平洋的军事威胁，同时对英、荷政府提出相同的劝告。
四、美国协助日本获取南西太平洋特别是荷属印支的所需物质，并且采取必要的手段以恢复日本和美国的正常关系。
本来日本就是因为上述理由进驻法印，所以除去这些根本原因，或者能够保障缓和局势，承认现实，不然无法考虑从法印撤兵的要求。在有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我们无法屈服于这种单方面施加的压力。日本南进的限度以及撤兵的时期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这一场合，日本已经作出了尽可能的让步。然而美国方面丝毫不做让步，关于去除日本进驻法印的原因也根本不予触及。这使得日美交涉更增添了新难题。
五十七
近卫首相为了打开局面只有一博，考虑只有通过日美首脑直接会见，相互以诚相见，就世界形势从广泛的政治角度出发，试以恢复两国的邦交问题。因此于1941年（昭和十六年）8月7日向野村大使发出训电，提出了首相和美总统会见的建议。同年8月28日近卫首相还直接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信函。美国对这一建议并无异议，但是提出有关的主要事项，特别是关于三国同盟条约的解释及其履行问题、日本的驻军问题、国际通商的无差别化问题首先能成立共识是为基本条件，美国表态认为如果不能形成共识就无意接受首脑会谈的建议。就这样首脑会谈触礁搁浅。
昭和十六年九月六日的御前会议
五十八
美英荷于1941年（昭和十六年）7月26日对日实行资产冻结，使得日本面临着在国防上生死存亡的重大局面。这逼迫我国对今后应采取的方针要重新加以确定。对此，在1941年（昭和十六年）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题为《帝国国策实施纲要》的方针政策。这个方案在此前一两天的联络会议上拟定了有关内容，再在御前会议上得以通过。这是根据统帅部的要求发起而提出的方案，我作为陆军大臣也参与了。
五十九
有鉴于当时的紧迫形势，这一《帝国国策实施纲要》要求对原来决定的南方施策参照下述的要点予以实施。
1. 以10月上旬为期限，为达成日美交涉的最后妥协而努力。为此，就我国最低限度的要求以及我国最大限度可予承诺的让步条件，竭力通过外交方式加以贯彻。
2. 同时以十月下旬为目标期限，以不辞对美英一战的决心为了实现生存自卫而完成战争准备。
3. 外交交涉如果到了预定的期限尚无望贯彻我方的意图，将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4. 其他的方针政策按照原有的决定执行。
六十
在决定这些方针时，可以认为形势紧迫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的情况大致有以下7个方面。
a. 由于美英荷的合纵连横实施对日的经济压迫—美英荷政府针对日本进驻法印，紧密联合起来在各个方面对日本施加压力。这些国家在1941年7月26日既已发令对日冻结资产。而且菲律宾高等事务官同时宣称已经通过手续在菲律宾岛同样适用这一措施。英国在当天通告废弃日英、日印、日缅的各个通商通航条约，宣布冻结日本资产。荷属印支政府也在7月26日实施了对日资产冻结。
从如上的事实可以看出，在同一天美国、英国、荷兰实施对日的资产冻结，可见这些政府之间明显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结果就是对日的全面经济断交，使得日本除了在满洲、支那、法印、泰国以外的贸易全部被杜绝，试图籍此毁坏日本的经济活动。
b. 美英荷三国对日包围圈日益强化，美英两国在军备上不断增强—根据当时我统帅部的观察，美国海军的主力舰队从1940年（昭和十五年）5月以来不断增强，频繁进出于夏威夷，特别是航空兵力增强了；1941年（昭和十六年）7月美国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三亿美元的经费预算请求，拟对太平洋诸岛增强防御力量；当时日美关系明显显示出紧张状态，为此美国计划大幅扩张美国海军力量。1941年（昭和十六年）7月，美国参院通过了赋予美海军部长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延长海军服役年限的权力；同月美国总统向议会提出了对海军和海军委员会追加预算三十三亿二千三百万美元的预算要求；1941年（昭和十六年）9月3日，美海军部发表称，当年1月至8月为止完成或已服役的舰只两艘、潜水艇九艘、驱逐舰十二艘和其他舰只共计八十艘；同年7月26日宣布了在菲律宾设立美陆军远东军司令部并配置于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之下；同年7月30日美国众院陆军委员会通过授权总统具有征兵、以及对国防军及预备队延长服役期限的决议；1941年（昭和十六年）8月，征召了美国陆军预备兵员三万，菲律宾总统奎松发出命令从9月1日起将其编入美国远东军麦克阿瑟将军麾下；1941年（昭和十六年）7月25日，美国国防生产管理局发表称，1940年（昭和十五年）7月以后起算的一年中，美国议会所承认的五百七十亿八千万美元的充实军备和援英预算中，含有一百十七亿九千万美元的战机预算；1941年（昭和十六年）7月10日罗斯福总统向议会提出，要求支出一百五十亿国防费及武器贷款费用中的四十七亿四千万美元用以强化美国陆军。
根据这些情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从1941年（昭和十六年）7月以后更是疯狂进行军备扩增。而根据以下的情报显示，美英荷之间也进行着密切的合作。这就是，1941年（昭和十五年）7月24日美方发表称，美国海军委员会已向南非、中东、加尔各答、新加坡、马尼拉、火奴鲁鲁、红海方面分别派遣了海事联络员；同年8月26日，新西兰的弗雷泽首相宣称，同意美澳荷三国共同使用在新西兰的基地。
1941年（昭和十六年）7月4日，重庆的外交部长郭泰琪在广播中强调加强美英支三国合作的必要性；同年8月末，罗斯福总统明言称，派遣麦克鲁特准将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到重庆。
而且，美方高官发表威吓言论的报道也经常传来。例举二三来说的话，诺克斯海军部长在波斯顿召开的各州长会议上发表演说，谈到正是现在发挥美国海军作用的时候来到了；罗斯福总统还向议会提交了特别咨文，要求议会承认国家处于紧急状态；1941年（昭和十六年）7月23日，诺克斯海军部长明确声言，海军要在美国远东政策的实施中敢于执行必要的任务和措施；同年8月14日，有名的美英共同宣言发表（译注：指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8月19日菲律宾总统奎松和美国华莱士副总统在共同发表的广播讲话中称，菲律宾将在美国参战时站在美国一边。如上所述，当时不断传来来自美国方面的威吓言论，而且当年的6月，有情报称在新加坡英国和蒋政权召开了军事会议，两者之间结成了军事同盟。
c. 针对日本国防的致命打击—由于美英荷的对日资产冻结，极度增加了日本必要物质的进口难度，日本的国力只能依存于满洲、支那、法印、泰国，除此之外被封锁的物质只能依靠消耗储存来维持，特别是石油只能全部依赖既有的储存了。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国力日益衰弱，丧失弹性，其结果日本的海军在两年后将处于瘫痪。明显可以看出，以液体燃料为基础的日本重要产业虽然实行了极其苛刻的战时配给，不出一年也将陷于瘫痪状态，这将使国防遭受致命的打击。
d. 日美交涉难以为继和最后打开局势的决定—伴随如上的紧张状态，政府甚至作出了使松冈外相退出政局的措施，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后也竭力想方设法来促进外交交涉，终未取得丝毫进展。而近卫首相为打破困局，试图进行首脑会谈，美国也没有表现出响应的姿态。
但是，对日本而言，如前的美英荷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压力，使得日本的生产遭遇极度的威胁，为了避免战争，把一线希望全寄托在日美交涉上，为此不得不考虑历来交涉未果的原因，而从新的角度出发来寻求进行交涉的基础。
e. 解决支那事变的难度增大—因为重庆其后在美英的大力支援下继续坚持抗战，日本想尽千方百计也无法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译注：日本所谓的“解决支那事变”，就是要国民政府投降，以此来保证伪满洲国的既成事实，对华获取占据绝对优势的权益），而南方问题也使得局势越来越紧张，使得日本在这二者之间左右为难。
f. 根据作战的要求，在迫不得已的场合做好应急的准备以对美英荷开战—由于前面诸项的原因，日本在国防上面临着被逼迫的危机局面，即便如此，日本仍然尽力想以和平手段来打开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考虑到日美交涉的最终决裂。在具有这种决裂可能的情况下，统帅部就负有责任做好应对的准备。这些准备就是兵力的动员、船舶的征用和改装、海上运输等涉及广泛的调动运作。这与外交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些准备仅仅是统帅部还无法完成，首先需要以国家意志的决心为前提。
g. 外交和战略的关系—运用外交无法打开局面的话，日本就只有行使武力来打破军事和经济的包围圈，以图国家的生存。
这样问题就从外交转移到了军事统帅方面。为了以武力打破包围圈，就需要考虑登陆作战的时机和战争物质状况等因素，这些都受到时间上的制约。根据统帅部的意见，登陆作战的最佳时机应在11月上旬，而十二月就不利于作战并几乎无法作战，一月以后更为困难。春季以后，苏联的动向、雨季的影响，这都将使得突破包围圈的时期大幅延宕。这时我方由于战争物资的消耗将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此外，作为统帅部而言，要行使武力的话，国家意志的决定至少要给予一个月的准备调动的时间余地。
以上主要就是说明因为国防用兵的关系，就需要将日美交涉的期限定于10月上旬。以上陈述的各方面形势和状况就是九月六日作出国策纲要决定的理由。
六十一
对于太平洋开战的预测，因为是以世界最强大的美英两国为对手，当然不可能那么容易地拥有胜算。
因此我们考虑，日本须占领太平洋及印度洋的重要据点，占领日本生存所必需的具有资源的地区，再不断粉碎敌人的反攻，这些都只有依靠坚韧不拔的奋斗，再别无选择。
太平洋作战的准备
六十二
在日本，统帅部的责任与外交互不相干，持有针对邻国的作战计划（译注：此处指的是日本20世纪初开始根据国际形势由统帅部制定的“国防大纲”，其中含有“国防方针”、“所需兵力”、“作战纲要”三部分，并设定第一、第二假想敌等）。但是，对于统帅部来说，对于政府来说，都没有具体的战争计划。
（一）这是日本的特色制度，即基于统帅独立的理论，政府和统帅部分立（译注：指明治宪法规定，统帅权最终归属于天皇，军事武装不受政府行政管辖，政府和统帅各自“辅弼”“辅翼”天皇）。
（二）陆军和海军也是截然分离的（译注：陆军基本以苏俄为假想敌，海军基本以美国为假想敌，下同）。
（三）以及陆军和海军在将来的作战中的目标也各自不同。
所以，一旦事实上承认了战争计划的必要性，这种状态下也难以制作这一计划。
而事实上没有作战计划，战争准备也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太平洋战争这样的长期战争计划，更是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只是，为了解决支那事变以及应对国际形势的巨变，以号召建设国防国家或高度国防国家的标语口号，希望在国内迅速实现战时体制，这是事实。然而这不过是为了应对时局的变化，以确保帝国的生存而已。也就是说，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回避卷入比支那事变更大的战争而将国家的整体力量动员起来。其意图毕竟还只是防止战争，并不等同于战争的准备。这和当年世界各国都把国防看作头等大事是一样的，彼此之间并无大的差别。
六十三
另一方面我国也在试图充实军备，这也是事实。其目的对陆军而言，是以对苏防御的作战计划为基础。并且支那事变爆发后，军备还包括了在支那事变进行中所需的军备的补给和充实。因此，当时陆军的军备并非为了太平洋的作战为目的。至于海军的军备我并未参与。
六十四
日本对美英开战，军备上是应急而为，大致上临时由以下三个阶段组成。
（a）1941年（昭和十六年）九月六日的御前会议—根据这个决定，是和是战两手准备，以对美英开战为目的开始了应急的作战准备。
（b）根据以后还将涉及到的1941年（昭和十六年）12月1日的决定，进行了开战准备。
（c）根据1941年（昭和十六年）12月1日的决定，开始进入开战行动。
六十五
我国的陆军如上所述是以针对苏联的防御计划为目的进行的战备，对于兵力动员的基准是以苏联可调用于远东作战兵力的三分之二来进行备战。但是苏联不间断地在远东地区增加兵力，而日本由于国内的财政以及国内的军需生产能力的制约，未能达到以上的要求，特别是战机和机械化装备相当不充分。由于1937年（昭和十二年）7月支那事变爆发以来军事上的需要，一般对苏防御战备的情况就越来越困难。
特别是空军方面更是如此。随着局势紧张起来，从满洲、支那以及国内抽调了既有的兵力、既有的物质再加以换装和配置，以这一临时应急体制进行了南方渡海作战的准备。作战设施和物质也是如此这般进行的调度。因此，1941年（昭和十六年）9月开始到12月为止，全军也仅有一成左右作为南方作战的兵力派送到台湾和法属印支。
六十六
日本的军需生产是为了以上的需求而配置的，于陆军相关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a）根据对苏作战的需求的军用装备的生存
（b）为了继续进行支那事变所需的军用物质的生产（这部分主要为消耗品的补给）
（c）军事教育上所需的军用物质的生产
（d）为了国内预备储藏的军用物质的生产
以上的生产还包括海军的军用物资，生产几乎达到饱和连最小的追加要求也难以应付。
六十七
在对美英形势紧张以及如何进行紧急应对的问题就如上所述，采取了军需物资和兵力的转用调度和配置、国内预备役的征用、对支作战的兵力限制、军事教育物质压缩生产等等措施，艰难地完成了开战初期的需要。要提高军需生产的基本生产力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而由于美英数年在经济上的压迫，特别是1941年（昭和十六年）7月实行的经济封锁，使得原材料难于入手甚至有的濒于断绝，所以为了应对与美英开战而增产实在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这点来看，真正对美英开战的严格意义上的战备，就陆军而言就处在几近于无所作为的状态。
六十八
关于人的资源，这相对来说比较有余地。但是受到军需物质的限制，扩军也未能充分达到目的。政府无法可想，索性从国家的将来出发，采取了让学生继续就读不予征用的方针。但是到了太平洋战争的中期，因为兵力不足的诉求和军队特别需要补充下级干部，这些学生的大部分也都征用了。总之，人的资源虽然有余地，但是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这些人力资源无法加以活用从而变成可用的战斗要素，这使得战争准备也难以展开。
第三次近卫内阁和日美交涉—九月六日御前会议以后
六十九
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定以后的对美外交，由丰田外相一手来推进。关于外交方面的纲要，在此陈述就我所知的情况。这时对美外交的途径与从前不同，分作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驻美大使野村与美国务院的渠道进行，另一就是丰田外相通过美驻日大使来进行。这些交涉和近卫首相提出的首脑会谈是我方寄予厚望的。对于交涉的答复10月2日由美国的口头声明的形式，借用赫尔国务卿在将此交付野村大使时说的话，即美国政府在没有成立相互应予谅解的前提下，认为两国首脑的直接会谈是有风险的。仅仅是为了太平洋全局维持和平来“凑合”是不行的，有必要取得“明确的共识”。美国要求有四项原则需加以确认。
1. 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2. 同意不干涉他国内政
3. 同意包括通商上的机会均等
4. 依靠和平的手段，不变更太平洋的现状
美国在这些原则上还附加了历来主张，要求作出对三国同盟条约的解释、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驻兵问题、日本政府关于通商无差别的明确见解。总之以上的问题不能达到共识的话，首脑会谈就无法成立。日本为了日美交涉的成功，努力在可忍受的最大限度作出了让步，但从10月2日的美国提案来看，自5月21日美国提案以来，美国一步也未曾有相让的迹象。对于日本为生存所急于解决的问题，美国从一开始就仅仅固执于原则论。当时美国的大概情况从野村大使10月3日发来的电报得到了解。据野村大使的报告，美国终于将更深地介入大西洋战争中，为此对日态度虽保持着小康状态，但需特别注意的是对日按照既定政策而不缓解经济压力。并且这个电报还说到，美国不动用武力而继续掐着日本的经济命脉，是希望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另外，观察当时局势的英国驻日大使在给本国艾登外相的电报称：
（1）因为松冈外相的辞任，日本趋向于采取稳健方式的可能性增大。
（2）关于日美会谈，日方急于求成，而现在一般的谅解以外或难作出让步，对此美国采取拖延，就邦交调整的各方面运用着外交技巧。但不理解日本的想法以及日本国内难以接受继续拖延的形势，继而这些情况转变成对立警戒的态度，就错过了良机反而成为失策了。
可以认为这是第三者关于当时日美交涉所持有的客观观察。就这样，形势非但没有好转，日美交涉更加遇到难关。第三次近卫内阁对日美交涉全力以赴的努力付水东流，10月中旬就瓦解了。
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
七十
第三次近卫内阁当时为了打开我国面临的危机局面把希望寄托在日美交涉上，将全部的努力集中于此，但如前所述，一切都化为乌有。而另一方面，从作战要求上考虑，国家作出是和是战的决定又刻不容缓。这期间，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12日在荻外庄（近卫首相在荻窪的宅邸）召集了五相会谈，接着同年的10月14日在内阁会议上丰田外相和作为陆军大臣的我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其结果终于导致该内阁总辞职。这些情况大致上就如被近卫公口述的近卫笔记中的“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始末”、以及同年10月15日木户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只是，其中也有与当时我作为陆相所经历的实际情况有不同之处，概述如下：
如上所述，国家意志作出的决定就是在10月上旬为期限以最后打开日美交涉的最后局面，如果到时仍不能贯彻我方要求的话，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在以上“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始末”第二项的结尾部分，近卫公对于1941年（昭和十六年）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必要性，做了这样的记述：“于是8月28日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信函，提出了首脑会谈的建议，对此罗斯福很高兴地接受了，但其前提是希望对重大问题先取得大致的共识，因此为了决定这些根本的对策，召开了九月六日的御前会议”（译注：查《近卫文麿笔记》并无相同的表述，或为其他版本）。也就是说，为了决定与罗斯福总统会谈的前提条件才是召开御前会议的唯一理由。当然这也是召开这一会议的重要理由，但仅仅为此召开御前会议则并不属实。本来看这个御前会议的议题内容即可明白，它关系到外交交涉的预测，也决定了我国南方政策的实施策略。而且，也是根据统帅部为了应急的作战准备之需来召开的。
根据这个御前会议的决定，政府和统帅部开始各自进行着外交交涉和作战准备。作战准备按部就班地推进了，但对美交涉方面却难有进展，到了9月下旬几乎陷于停滞状态。因此，陆海军统帅部在9月25日的联络会议上，对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就交涉能否成立以及是和是战的决定要在10月15日加以定夺。然而美国政府如前所述对于我国基于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定的提案，以及近卫首相提出的首脑会谈建议都没有接受。对于这些的答复就是10月2日赫尔国务卿的口头声明，从里面看不到丝毫相互妥协让步的片言只语。10月2日的口头声明传达到日本是10月4日。接到这一声明政府立即召开了联络会议，对此着手研究。而10月18日也开会进行了谈论，意见始终得不到统一。
在这前后，陆军统帅部的态度和见解大致如下：
（1）鉴于如上的情况，看不到美国表示丝毫让步，因此认为对美交涉不再存有希望。
（2）美国主张的四项原则不能无条件地认可，同时不能接受在支那的驻兵条件以及对此作出相关让步。
（3）不考虑对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进行变更。
根据当时参谋总长的通报，得知海军军令部也表示了完全相同的意见。
作为统帅部来说，根据当时美国的情况来看，担心的是被美国的拖延政策牵着鼻子走。我大致上和统帅部持有相同的意见。因此，在10月10日与首相会见时，作为参考把大本营的见解大致向首相进行了陈述，供其作出决断。
七十三
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12日下午2点，应首相的召集，去荻外庄进行了五相会议。出席者有近卫首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铃木企划院总裁和陆相我，陆海军作为负有责任的统帅部都无一人参会。会议一直开到6点多。统帅部的考虑我大致都知道，所以出席会议也没有事先和参谋总长或者其他参谋部人员进行商议。法庭证据第1148号“第三次近卫内阁的始末”日文和英文第2页记载：“然而在会议的前一天，海军的冈军务局长来进行谈话，说作为军令部的海军首脑无意进行日美战争，而作为已同意大本营决定的海军本身来说，不能说不了。在明天会议上海相会提出任由首相作出决断，希望首相能作出裁定继续进行外交交涉。”（译注：可参照拙译《近卫文麿笔记》的有关部分，但叙述上略有不同）。对此我和我的部下都完全不知晓。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对日美交涉能否成立以及究竟是和是战的问题进行恳谈。大家进行了长时间的议论，但详细的情况我不记得了。各自主张的要点大致如下：
近卫首相和丰田外相主张—日本至今为止的主张一步不让的话，日美交涉就难以成立。但是交涉的难点在撤兵问题上。因此，在撤兵上日本作出让步的话，交涉就有望成立。日本对于撤兵，可以弃其名求其实，而且可以在与中国的交涉中将其作为新的问题来交涉，驻兵也还是可能的。这实际上明显是对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变更，但两位大臣都觉得这并没有对决定有什么变更。
我的主张—从至今为止的日美交涉，特别是根据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定所进行的对美交涉，在美国10月2日的答复以及拒绝首脑会谈的态度来看，日美交涉不已经再无出路了么。还要继续进行无望的交涉，只是被牵着鼻子走，被拖延时间，这于作战而言有遭到显著制约的危险。正因为此，我认为应该对九月六日决议作出具有预见性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
关于支那的撤兵问题，从日美交涉的最初开始，我国就承认了全面撤兵的原则，至于驻兵问题也都明确过根据日华基本条约（译注：所谓日华基本条约即日本与汪伪政府签订的条约）来实施，外相的态度也不外乎于此。但毋庸置疑美国设置的要求更高，随着交涉的进行，可以看到其目的就是要求无条件撤兵。换言之就是名副其实地立即完全撤兵。所以我认为两位大臣所谓的弃名求实的妥协根本行不通。即使全盘接受美国的要求，放弃驻兵，完全撤兵，那会怎么样？不仅仅是日本耗时四年通过支那事变所作的努力和牺牲全部化为泡影，中国人对日本的轻蔑和侮辱只会日益增长吧。与共产党的彻底抗日相抗衡的日华关系也就更加险恶了。其结果，势必反复出现第二次、第三次支那事变。日本的威信扫地，也必然影响到满洲，影响到朝鲜。尚且日美交涉的难关还不止于驻兵撤兵问题，要承认美国的四原则，还有对三国条约、通商无差别化的解释等等，从这些问题来看，我认为日美妥协困难重重。但是，外相既然确信还有成功的可能，那么不妨试试看。而和战的决定，与统帅部有重大关系，因此不能任由首相来决定。
及川海相的意见—外交交涉有无成功希望，这还是交给首相来考虑吧。但今天日本站在是和是战的关键时刻，现在就是开战的良机。如果考虑开战，那现在就应该作出决断。认为外交交涉还有可能，决定不开战，但过了两三个月还是要开战的话，海军将非常为难。如果考虑外交的话，就要把外交交涉贯彻到底。
但是海相一点也没涉及外交妥协的可能性以及妥协的方法，这一切全交由总理处理。就这样意见得不到统一，因此根据我的建议，把这些做个总结，即：
“1.驻兵（中国）以及以此为中心的各项政策不做变动；2.对支那事变取得的成功不可动摇。根据以上两点为前提来争取外交交涉的成功。然而统帅部希望在限定的期间内得出明确的判断。如果以这样的决心来进行外交交涉，交涉期间将停止作战的准备。外相研究看看究竟可行与否。”
这些意见没有书面记录。但是，以上所说内容根据法庭证据第1147号的木户日记昭和十六年10月12日的记载可作为旁证。
七十四
次日13日上午，我会见了参谋总长对以上会议的情况作了说明。统帅部虽然略显为难，但还是表示了赞同。
七十五
10月14日是阁僚会议。这天早上在阁僚会议之前，我在首相官邸会见了首相，这时所说的还是重复了在荻外庄会谈时说的内容。虽然内容多少加了修饰，但大体上和法庭证据第1148号所记载的相同。
同日上午十点阁僚会议开始。丰田外长就我归纳的内容，还是重复了荻外庄时相同的意见，我也将与当时相同的意见再做了说明。在这个阁僚会议上近卫首相和及川海相以及其他的阁僚都没有发言。于是，会议就是外相和陆相之间的冲突，到此也无需赘言，一切都明了了。
七十六
关于此后的经过，几乎就是法庭证据第1148号“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的始末”所记载的那样。同证据的日文第12页、英文第7页中记载有：“陆军的武藤军务局长到富田书记长官那里说，这种时候应该让海军明确表态吧，富田书记长官说和海军的冈军务局长说过，但冈军务局长仍然表示海军遵从总理的决定，此外仍然不能再说什么”。这件事情我确实从武藤本人那里听到了报告。另外，以上第1148号证据中日文第14页、英文第8页记载，我以铃木企划院总裁为使者访问总理，要他将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议归于白纸状态，将收拾时局的问题交给东久迩宫殿下处理（译注：这是劝告近卫辞职，推举东久迩宫为首相的意思）。14日晚，我在陆相官邸会见了铃木企划院总裁，把军部的这一愿望托付于他转达，这是确有其事。
七十七
总之，我是根据以下的理由提出了总辞职的意见：
一、有关日美交涉是否能贯彻我方的要求尚无法确定，而交涉的手段方法也没有充分归纳。
二、如上所述海军对是否开战态度暧昧，使得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议显得不再适当，如果不适当的话御前会议的决议就不易实行（实际上当时我也认为不实行为好），那么参与这个决议的政府应当将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议推翻重来，重新付出努力来进行日美交涉。
东条内阁的组阁
七十八
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17日，因为前一天近卫内阁提出了总辞职，这天我在官邸准备搬家。下午3点30分左右侍从长官传旨天皇召见让我入宫觐见。突然的召见，我凭直觉感到这和总辞职相关，将垂询我的认识，所以为了进行奉答带上有关文件进宫去了。
觐见天皇是在下午4点多，马上降命由我进行组阁。这时候，赐予的告诫就如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17日木户日记中所示。
我请求暂作考虑退下，到宫中的休息间，这时及川海军大臣受召入内觐见，在他退出后听说他领受了“要与陆军携手共进”的旨意。过了一会儿，木户内大臣进来，向我和及川海军大臣传达了圣旨。这一圣旨如昭和十六年10月17日木户日记所记载的那样：
“今领受了陛下要求陆海军协力共进的御旨，并且关于大本营决定国策，无须拘泥于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要对内外形势作更广泛深入的探讨，加以慎重的考虑。根据天皇命令，传达如上旨意。”这就是以后被称为将原来御前会议决议归于白纸状态的圣旨。
八十
我不曾想到会拜受大命进行组阁。田中隆吉陈述的证言说，佐藤贤了拜访了阿部（信行）和林（铣十郎）两位重臣（译注：曾经担任过首相的为重臣），他们说“东条不出任首相，恐对陆军难以驾驭”。如上所述我曾考虑近卫内阁的后继，如果不是东久迩宫内阁的话难以收拾局势，这个意见已经传告了近卫总理和木户内大臣。我在16日晚，认为有必要把这意见也告诉阿部和林，派佐藤军务科长将此传告了他们。佐藤回来报告说，他们二人仅听取了这些意见，但并未说起他们自己如何考虑的。
因此，这和田中证言的事实相反。我考虑皇族内阁比较妥当的理由如下：
新内阁组阁后立即面对着要对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作出变更，新内阁可以推翻前内阁的决定，但御前会议和阁僚会议不同，它不是仅仅由内阁作出，而是政府和统帅部共同协定又以最高形式所作出的决定。所以统帅部如果不同意对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作出变更的话，恐怕会引起很大问题。皇族内阁的话，因为皇族的特殊立场，或能克服这种麻烦，而顺利地对此作出变动。
所以我觉得自己接受后继内阁总理大臣的大命并留任陆军大臣未必合适。这不仅是做梦也未曾想到的，而且我还是建议近卫内阁总辞职的首倡者，更是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参与者和责任人之一。特别是为了对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议作出变更，我作为总理大臣也好，留任陆军大臣也好，都反而会增加困难程度。
以上是当时我以及围绕我的问题在陆军内部出现的一些议论。所以如果仅仅将御前会议决议归于白纸的话，我或许难以拜受组阁大命。我对“归于白纸”本身也觉得有其必要，而且一旦下定决心，也不必为如上的问题所拘束，并且这时是和是战还难于预测，有必要考虑建立一个能够应对各种可能的内阁体制，所以考虑我组阁的话还有必要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这想法托付于内大臣上奏陛下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决定“和”的话，国内很可能会出现相当大的混乱，所以自己有必要来承担内务大臣的职责。兼任陆军大臣是考虑有必要继续作为现役，因此被任命为陆军大将，而这在以后听说是闲院宫殿下内奏的结果。
八十一
关于具体组阁问题令我很难整理出头绪。我想这种时候只有求助于神灵了，所以首先参拜了明治神宫，接着求助于东乡神社，更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期间组阁的构想逐渐浮现出来。
（1） 既然拜受了大命，就要敢于置生死于度外竭尽全力来完成组阁。
（2） 不能允许拖延组阁。
（3） 关于阁僚的选人，海军大臣任由海军推举，其他人物将以精通该项行政为准则，根据其行政的经验和能力，选任能够强力实施内阁决定的人。对于政党或财阀势力将以既不顾忌也不避讳的态度来对待。
八十二
在拜受大命的当晚6点半左右，我开始着手组阁。我本着上述方针一个人作决定，也没和任何人商谈。但还是需要助手，所以首先考虑了内阁书记长官人选。当晚8点半左右打电话让星野直树来我的官邸。星野直树作为第二次近卫内阁的阁僚也是同事，他在履历方面在才能方面都可认为是合适的人选。星野来后，立即接受了这一选任。通过电话决定的还有桥田（文相候补）、岩村（法相候补）、井野（农相候补）、小泉（厚生相候补）等人。对于有关于今后国家政策指导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推进外交交涉方面，我召来了贺屋兴宣（大藏候补）、东乡茂德（外相候补）、寺岛健（通信铁道候补）、汤泽三千男（内务次官候补）直接进行了恳谈，他们也分别接受了候选。其中对于东乡和贺屋，我特别叮嘱并告知今后的国政将在于如何开展外交交涉，我把原决议归于白纸的情况做了说明，并把要竭力打开日美交涉局面的意图告诉他们。因为我兼任内务大臣，所以汤泽虽然作为次官，却需要具有大臣级别。当天晚上海军方面没有提出海军大臣的人选。次日（18日）上午，得到确切的报告将推举岛田繁太郎替代及川出任海军大臣，接着岛田就来我处访问。他提出了在对美关系方面是否继续推进外交交涉，以及希望国内能够避免急剧的变动。我就前一个问题，告诉他原决议归于白纸的情况，对于后一个问题，谈了当然不希望对内采取急剧变动的措施的想法。岛田听了这些说明，承诺了继任海相候补。
18日早上参加了靖国神社的例行祭祀，在午前天皇也来亲自参拜，我也参列了。下午1点，向天皇呈递了组阁名单，4点结束了亲任式，就此东条内阁成立。
十一月五日的御前会议及其前后
八十三
如前所述在我拜受组阁大命时，我也感受到天皇爱好和平的心意，并接受了将原决议“归于白纸”的圣旨。在组阁后，政府和大本营齐心协力立即开始在白纸上就重要国策重新进行研究。10月23日至11月2日，不时召开了联络会议，根据国内外的新形势，除了纯粹关于作战的事项，就外交、国力及军事等各方面的问题接连进行了慎重的审议。这些探讨的结果又结合10月2日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首先决定了对美交涉的要点方案。
这成为以后十一月五日御前会议决议的内容，根据我的记忆这和法庭证据第779号末段的记载几乎一致。
八十四
终于根据对美交涉的要点，在进行了深入审议后，关于日本如何确定今后的国策，得出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经进一步研究，得出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时对美交涉的要领。但是如果因此而决裂的话，政府仍将隐忍自重。
第二方案是一旦交涉决裂，立即决定开战。
第三方案是按照日美交涉的要领继续进行交涉，另一方面在交涉不成立时，拥有战争的决心进行备战。而外交交涉争取十二月初能够取得成果，交涉若有望成立时终止作战准备。交涉决裂时，立即决定开战，而开战的决定将另行根据程序来决断。
八十五
以下就各个方案有必要再稍加说明。关于第一方案，可以认为美国10月2日的提案不能就此接受。而根据美国历来的态度，这次对美交涉的要点，想要用外交来打开局面，美国只要不改变态度将仍然难以推进，也就是说不能保证其结果仍旧是决裂。但是即便陷入决裂，是否立即对美英荷进入战争状态还需要慎重考虑。因为对于我国来说，支那事变已经四年多还未能解决并仍在进行中，又要进入对美英战争的话，从日本国力来看，从国民将要付出的牺牲来看，必须尽力加以回避。现在应该将全部的力量集中于解决支那事变，所以日本在对美外交决裂后，也不马上对美英开战，而是卧薪尝胆，以图他日再起。其余的理由，就是从国民生活上看，从支那事变至今军工生产的状况看，已经处于相当困难的状态。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液体燃料，这个要是能够解决，多少还能承受得住吧。所以努力在人造石油上想保证最低限度的供给。
对于这个方案的反对意见是，国家生存所必需的物质遭到美英荷经济封锁的致命打击，液体燃料问题就是如此。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海军和空军不出两年就陷于瘫痪了。这是国防上的重大危机，将使支那事变的推进也受到挫折。如果人造石油能依靠大幅增加设备扩产，从而解决这一问题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对此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结论是，日本一年最少需求量以400万吨来计算，要满足这一需求，要停止部分对陆海军的军需生产达4～7年之久。这期间只能使用储存来接续，但是国家并没有这样的长期储备，这将是国防上的危机时刻。而且，军需生产的重要部分停顿下来，对于正在进行支那事变的陆海军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所以，隐忍自重、卧薪尝胆就意味着帝国的死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博，打破包围圈来开辟生存之路。支那事变4年多，再进行美英战的话，国民的负担加重也使政府深感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为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帝国之生存和帝国的权威，只能相信国民还是能够理解和忍受的吧。
八十六
关于第二方案即立即下决心对美英开战的理由是，当然无法接受美方10月2日的提案，而且根据“对美交涉要点”来看，能否打开日美邦交调整的危机也不抱有希望。继续交涉只不过是被美国牵着鼻子拖延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美在战备上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我国的石油储存一天天枯竭，而且毫无补充和恢复的可能。如果外交交涉也没有打开危局的可能，那就更应该期待如何获取作战的成功。从作战上考虑，11月份从气象角度看是最为合适的时期，而到了12月份，登陆作战的困难增大但还有可能，再往后拖延的话，就等于错过整整一年的时间。那时候，液体燃料枯竭，而且明年美国海军力量也将大幅增强。这是统帅部方面的见解。
对此，反对的意见是，从作战上考虑的话开战要早做决定。但是，外交还不能认为已经山穷水尽，困难是可预见的，而作为国家来说，只要尚存一线希望，并且在作战所允许的期限内还是应该努力推进外交交涉。不把握好作战时机或许会产生困难，所以在外交交涉的同时，也继续进行作战的准备，而且战备也有益于促使美国反省，做好战备在一旦决定开战时也可以减少作战上的障碍。
八十七
关于第三案，即交涉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为了在交涉不成功时作出开战的决定而进行作战的准备，这些理由与上述第一第二方案的反对理由中所记述的内容相同。
八十八
结果在联络会议上采用了第三方案。但是到达作出这一决定时，最成为问题的还是第一方案和第三方案的取舍出现分歧。11月2日尽管对第三方案作出了决定，但是出席者中东乡外相和贺屋藏相保留了意见，一直到凌晨时分两人才终于同意了采用第三方案。
八十九
关于这个方案更在联络会议上就其要点决定了今后国策实施中的要领，通过必要的手续，最后在1941年（昭和十六年）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决定。这些，我作为总理大臣作为陆军大臣当然都参与其间。这就是十一月五日的《帝国国策实施纲要》。这个文本没有了也无法提供（译注：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后到联合国军进驻日本约有半个月以上的时间余地，处理了大量战时文件，这份重要文件大概就是被处理掉的文件之一），而根据我的记忆，其要旨大致如下：
第一、 帝国为了实现生存自卫，打开当下帝国所面临的危机，决心对美英开战。根据附记的甲乙两案通过日美交涉进行外交解决，当交涉不能成立之时，定于12月初为开战的时机，陆海军据此进行作战准备—但开战的决定另行定夺，即这并不意味12月初自然就进行开战行动。
第二、 强化与德意两国的合作，并且在启动武力行动之前，要确立与泰国之间的密切的军事关系。
以上第一项的附记内容（译注：指以下对美交涉所使用的两套方案）就是法庭证据第779号末段记载的甲案和乙案。总之，这都是以确保我国生存自卫和国家权威为限度所确定的甲乙两套方案，以此用来进行日美交涉的。其中甲案是以日本9月25日提案为基础，根据历来交涉的经过尽量采纳了美国提出的要求，并通过慎重考虑作出了最后三点让步方案。其要点如法庭证据第2925号所示。关于乙案，是在甲案不能成立时，从原来引发矛盾激化的问题上更退一步回复到日本进驻南部法印之前的状态，以换取美国废除冻结资产令以及最小限度承认日本能够取得为了生存急需的物质需求，使得紧张的日美关系得以缓解，再继续进行全面的日美交涉。这与法庭证据第1245号所记载的内容相同。
九十
以上这些严肃慎重的结论，在1941年（昭和十六年）11月2日下午5点左右，我和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一起觐见参奏。天皇陛下听取了我们的参奏，这时我们可以从天皇陛下的脸色中，看出他出于爱好和平的信念而表露出来的痛苦表情。天皇听完我们上奏的内容，一时陷入沉思中。最后，陛下深怀忧虑地沉吟道：“通过日美交涉竭尽全力打开局面，如果达不到目的的话，日本不得不下决心对美英开战么？”，然后继续说道：“如果事态确如所说的那样，不得不继续进行作战准备，但仍然希望全力以赴来打开日美交涉的途径。”今天我还鲜明地记得当时我们听到陛下以上的话语时所感受到的惶恐和不安。因为陛下要求须进一步彻底进行具体审议，我根据陛下的忧虑再经考虑，结果在联络会议、阁僚会议以及御前会议审议之外，为了落实陛下进一步研究的旨意以回答陛下的忧虑，在11月5日御前会议之前，决心召开陆海军共同军事参议官会议，这是在临时取得陛下许可的情况下于11月4日召开的。这样的陆海军共同军事参议官会议，是自1903年（明知三十六年）创设军事参议官制度以来初次举行的会议。
陆海军共同军事参议官会议
九十一
御前会议前一天，即1941年（昭和十六年）11月4日召开了陆海军共同军事参议官会议。这个会议，是因为与11月5日御前会议相关联的、陛下垂询在日美交涉无以成立的最坏情况下，关于陆海军统帅部能否促进太平洋战争作战准备的问题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在陛下亲临的情况下，由闲院宫元帅作为议长主持会议进程，记得会议一直进行到下午2点左右。我当然作为陆军大臣，以军事参议官身份参加了会议。详细的情况不记得了。就记忆中的大概内容陈述如下：
首先由永野军令部总长代表海军统帅部进行了说明。其概要是，现在的形势持续下去的话，帝国国力将终于失去弹性，很明显将处于战略上极其不利的地位。作为帝国在此后继续竭尽外交手段来打开局面，这点和政府意见一致，政府也在为此而拼命努力。但是另一方面，在无法达到目的时，必须做到成竹在胸的是，作为帝国将面临不得不开战的局面。作为统帅部，希望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正式开始进行作战准备。在进行战备的同时，现阶段还是对外交交涉的进展寄予关注。而且考虑一旦日美交涉能够打开局面的话，将即刻终止战备行动。这向政府也作出了保证。如果不幸日美交涉决裂，日本对美英荷进行战争时，从敌我现在在太平洋的兵力来看，开战时机在12月初的话，第一阶段以及迎击作战，确信还是有很大胜算的。
对于第一阶段的作战，如果顺利实施的话，帝国在南西太平洋确保战略要地，应该能够确立进行长期作战的态势吧。但是，对美英没有彻底的屈敌手段，看来长期战的可能性更大。对此有必要抱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
如果要对长期战作出预测，就存在着各种有形无形的要素，须根据国家总体的国力如何以及世界局势的推移来决定，今天要来准确推断数年后的情况，是极为困难的。
我记得大致的内容如上，而关于袭击珍珠湾的具体问题，一点也没涉及。
接着山杉参谋总长代表陆军统帅部进行了说明。其概要是，从南方的各方面情况看，陆军军备越发增强，和欧洲战争开始之时相比，陆军兵力增强了三～八倍，其兵力约达二十多万，飞机达600架。今后随着形势的推移，当迅速地更为加强。
如果不幸对美英开战的话，敌方从印度、澳洲、新西兰再输送增援兵力，在这些地区保有的兵力推定约八十多万，飞机600架。
帝国现有的兵力以五十一个师团为基础，但支那事变尚在进行，另外对苏防御也配置了相当的兵力，对美英开战的话，不得不处于要从中抽调兵力来应对的困境，目前按照这一设想预定可以动用和配置的约十一个师团。
关于开战时机，因为美英方防御的增强和气象关系，不允许拖延时日，希望尽可能确定开战时机为12月初。
作战的主要形式采用登陆作战，对于海军作战的成功与否抱有很大的期待，即使估计陆军存在相当的困难，但海军作战顺利的话，确信初战必定能赢。
对于南方战略要地攻克后的第一阶段结束后，将轮流运用政治和战略手段，使得英国丧失战斗意志。虽竭力追求速战速决，但要进行预测的话恐怕结果仍然是长期战。
但是，对于美英方的军事基地，只要占领其航空基地并加以确保，可控制海上的交通，占有战略上的优势，再采取各种手段，将能够挫败敌人的反攻企图。
南方作战的同时，对苏防御以及对支作战大致维持现在的态势，对于北方要整顿好不败的态势，对于支那依然指向于达成战略目标。
随着南方作战的开展，就目前北方形势来看，苏联采取积极行动的可能性很小。只是在满洲和支那，将会利用共产党进行破坏工作和使用思想宣传等谋略来进行牵制。此外，美国有可能强制苏联而取得苏联远东地区的部分据点作为自北而南的对日攻击的飞行基地和潜艇基地，因此对苏的警戒不可松懈。特别是南方作战陷入长期化，苏联对内恢复稳定的情况下，远东红军也有可能逐渐转换成进攻态势。所以对帝国而言，当应迅速解决南方的作战，这样在北方也可以作出无懈可击的准备。
以上说明之后，由各参议官进行质疑，对此两总长和我分别做了必要的答疑。质疑几乎主要是关于师团的问题，详细内容就记不得了。记得的是，说明主要依据的是昭和十六年10月23日乃至11月2日为止联络会议所作的结论为主来进行的。
就这样结束审议时，对于陆海军统帅部应对最坏事态促进战争准备的措施妥当与否取得了全体一致的认可，我记得这个决议由议长向天皇进行奉答报告。
陛下虽然参加了会议，但仅仅听取了意见而一言未发。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