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法军仍有一战之力，为何着急投降

本文节选自:《法兰西的陷落》

1940年的军事惨败证明，魏刚和贝当等保守派在法兰西民主共和国走向衰败的问题上抱有偏见，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社会变革的恐惧。这两个因素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想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其中一人甚至可以说是急不可待。

这些政治偏见和社会恐惧的根源是什么?

大革命以来法国最好的年代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历史的显著特点是深刻的政治矛盾不断。保皇党和共和派、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早已司空见惯。然而，到1914年，他们之间似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第三共和国成立于1875年，这是自1789年以来存续时间最长的法国政权。从表面上看，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极不稳定。在许多外国观察家看来，这个国家居然还能被统治简直就是个奇迹。

国家元首是由议会选出的总统，任期七年，基本上是一个象征性人物，没有什么实权。这是因为对波拿巴主义的记忆让共和党人对政治上的“强权人物”充满了怀疑。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在选举新总统之前就曾建议“把票投给最愚蠢的人”。

1940年的总统是阿尔伯特·勒布伦，一个体面的小人物。第三共和国的真正实权掌握在议会手中，但高度分散的政党制度意味着政府的平均寿命也就只有9个月左右。

事实上，这个统计数字略微有些误导性，因为一届政府的许多部长确实会在下届政府继续任职。因此，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一小撮政治家手中，他们结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政治精英集团。

尽管许多法国民众都用怀疑甚至是轻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政治家，但到19世纪末，第三共和国的制度、仪式和象征等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认可。

民众能对共和政体达成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19世纪80年代实行的初等义务教育制度。小学教师必须向学生灌输共和主义价值观。在1880年，《马赛曲》、三色旗和巴士底日（7月14日）都还充满了党派色彩；然而到1914年，可能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正是他们的民族特性。

马赛曲到一战后才获得法国公认

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派拒绝接受共和这一共识。这些顽固分子包括极右翼的反共和运动“法兰西行动”（其领导人夏尔·莫拉斯 Charles Maurras 在保守派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力)；相当多的保守派天主教徒（仍然对共和态度冷淡)；那些不肯原谅共和国的军官们（因为他们认为,在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共和国让军队蒙羞)；以及一批怀旧的保皇派的骨干分子。

不过，在法国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后，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中有很多人便达成了共和的共识。

在战争期间，不同的政治派别摒弃在民族事业上的种种隔阂，团结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神圣联盟”的统一体中。

1918年11月，共和国正处于鼎盛时期。“法兰西行动”仍在鼓吹君主政体，但到战争结束时，就连莫拉斯也成了普恩加莱(Poincaré)总统的崇拜者。这场战争也消除了军队和共和国政府之间的诸多猜疑。

1917年起担任法国总理的乔治·克列孟梭是一名激烈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共和党人，而法国最高军事领袖福煦元帅则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主张君主政体的保守派。他们二人能成功地在一起共事，证明了爱国主义能够战胜意识形态。

战争期间，《马赛曲》的作者鲁日·德·李尔(Rouget de Lisle)的骨灰被庄严地转移到了荣军院，这座建筑与法国君主主义和军事历史密切相关。1919年7月14日巴士底日这一天，在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Élysées)举行了一场胜利游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霞飞元帅和福煦元帅。

这并不意味着以前所有的矛盾冲突就都一笔勾销了。1919年，有人提议将无名烈士安葬在先贤祠，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那些英雄先烈的安息之地。保守派对此感到愤慨。他们问，要是这个士兵是天主教徒或者是君主主义者呢？最后，那些无名烈士的尸体被埋到凯旋门下。

这终归是一场矫揉造作的争论。对1917年俄国革命和1920年法共（PCF）成立的担忧也许对未来的影响更甚。但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还不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在那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没有什么理由对稳定的共和国提出质疑。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爆发，1931年便波及了法国，法国政局动荡不安。虽然不如德国或美国那么严重，但大萧条在法国持续的时间更长。

大萧条造成法国政坛的撕裂

即使英美两国都已放任本国货币贬值，法国政府依然因为担心会引发通货膨胀而拒绝让法郎贬值。法国出口的产品因为定价高于已经萎缩的全球市场所能承受的水平而无人问津。

政治家们一筹莫展。即使以第三共和国的标准来衡量，政局的不稳定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1932年6月至1934年2月就换了六届政府，这在民众中激起了反议会情绪。

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表现在出现了自称为“联盟”的反议会右翼组织。这些“联盟”部分是受到传统的波拿巴主义和布朗热主义的影响，部分是受到当时墨索里尼的影响。它们都带有一种非法军事组织的风格，它们声称它们谴责的是议会的无能和腐败。

1934年初，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Alexandre Stavisky)的派头十足的骗子引发了一场重大的金融丑闻，这件事加剧了“联盟”对议会的敌视情绪。“联盟”掀起的街头骚动也越来越具有威胁性。

1934年2月6日，在与议会隔河相对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爆发的示威游行将骚乱推向高潮。后来人们得知，退伍老兵和“法兰西行动”等长期反共和组织也参与了这场“斯塔维斯基骚乱”。骚乱逐渐演变成暴力，警察开枪打死了14名示威者。这是自1871年巴黎公社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

爱德华·达拉第领导的中左翼政府引咎辞职，取而代之的是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领导的“民族团结”右翼政府。政府更迭是因为多数党的轴心中间派激进党（达拉第自己的政党)感到恐慌,由支持左翼（社会党)转而支持右翼。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法国由激进派支持的右翼联合政府执政。与此同时，“联盟”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他们的虚华辞藻依然具有煽动性。其中最成功的是德·拉·罗克(de la Rocque)上校领导的“火十字团”(Croix de Feu)，他对他所称的民主制度中的“坏疽”大加谴责，还威胁说如果到了“行动该开始的时刻”，届时他的人就会夺取政权。

政治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分歧也越来越大。左翼把1934年2月6日的骚乱视为一场失败的法西斯政变，认为“联盟”会再次试图夺取政权。考虑到国际环境，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在德国，希特勒前一年就已经上台。为了防止法国发生类似事件，社会党和法共于1934年7月签订了一项联合协议。这代表法共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以前拒绝与其他任何政党合作，也拒绝接受除革命以外的任何政策。

就在一年前，他们还称社会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呕吐物”。现在，他们宣称已经准备好要保卫民主共和制，反对法西斯主义。他们放弃了国际主义和革命事业，开始接受爱国主义并捍卫法国的民主制度。他们开始高唱《马赛曲》，不再唱《国际歌》。

这种政策转变是得到了莫斯科指示的。斯大林对希特勒的上台感到惊恐，于是寻求与西方结盟。因此，破坏法国的稳定不符合他的利益。他希望法共能拥护法国民主，并推动法苏缔结军事同盟。

到1935年，法共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态度，试图将中间派激进党也纳入到他们和社会党结成的联盟中。他们所寻求的广泛联盟所组成的就是“人民阵线”。

虽然在杜梅格政府中有些部长是激进派，但该政党的普通成员都对“联盟”的活动感到恐慌，而且，下野的达拉第也想就2月6日骚乱进行报复。

1936年初，激进派离开保守党政府，正式加入人民阵线。人民阵线也吸引了那些深受经济大萧条影响的选民。在1936年5月的选举中，左翼联合人民阵线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社会党获得了最多的席位，虽然不是绝对多数，他们的领导人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党总理。

法共在以前不过是一个小党派，现在他们的议会代表从10人增加到72人。6月，在选举获胜后不久，大规模的罢工浪潮便席卷而来。仅1936年6月就发生了超过1.2万起罢工，近200万人参加。更具戏剧性的是，这些罢工中有四分之三采取的是占领工厂的方式。这在法国是前所未有的。

只有在雇主同意大幅提高工资并答应对工会的地位和权力充分认可后，罢工才会结束。政府立法将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40小时，并实行强制性的两周带薪假期。

许多保守派人士因为选举失败而痛苦万分，他们坚信法国即将爆发一场由法共煽动的革命。1936年7月，当军队试图从五个月前赢得大选的左翼人民阵线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时，西班牙内战爆发，法国也会走上西班牙这条路吗?

大萧条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6年10月，马赛(Marseilles）主教准备疏散修女，以防发生流血事件。保守派政治家弗朗索瓦·德·温德尔(Frangois de Wendel)接到雇主联合会发来的电报，说法共的夺权计划遭到了国防部的阻挠。

历史学家后来提出证据认为，1936年法国的形势还算不上革命，那些举行罢工的人喜气洋洋，一点也不暴力，1936年法共最不希望的就是革命（他们在罢工中明显起到了缓和作用)。但保守派对人民阵线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前所未有的工厂占领感到震惊，这倒也不足为奇。

虽然最严重的罢工在1936年7月初就结束了，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劳资关系依然紧张，罢工频繁发生。作为主要工会组织的法国总工会（CGT)的会员人数从1935年的约75万人增加到1937年初的约400万人。

法国革命可能尚不成熟，但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都已经明显转向了工人阶级。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许多保守派开始采取极端的解决办法。

虽然人民阵线解散了“联盟”，但对其中最重要的“火十字团”来说，不过是重组建一个政党而已。它的成员增加到100多万人，成为法国最大的政党。前共主义者雅克·多里奥特(Jacques Doriot)成立了一个法国式的法西斯政党，即法国人民党。到1936年秋，该党已拥有了10万名党员。

一些右翼分子甚至加入了一些被称为“蒙头斗篷”(Cagoule)的秘密组织，从而转向了恐怖主义阵营。1936年9月，他们炸毁了雇主联合会总部。

到1937年夏天，人民阵线气数已衰。经济已捉襟见肘，政府不得不为社会项目和重整军备筹措资金。由于金融市场对政府的敌意，筹措资金谈何容易。

当时出现了资本外流，左翼人士认为这是受到政治敌意的影响。布卢姆政府上台才一年，就在1937年6月的一场金融危机中垮台了。严格来说，下一届政府不过是另一个改头换面的人民阵线联合政府，因为它还是由法共、社会党和激进派这三个政党所支持的，但多数派的轴心已经转向了右翼。

新总理是激进派的卡米耶·肖当(Camille Chautemps),如果说他有什么坚定信念的话，那就是他站在自己政党的右派立场上。

许多由于害怕“联盟”才加入人民阵线的激进分子现在又对1936年的社会动荡感到恐慌。激进派会再次脱离与左翼的联盟（就像1934年那样)，而与更温和的保守派结盟，这只是时间问题。

即使人民阵线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但它所造成的仇恨和恐惧却继续存在。要让保守派原谅或者忘记他们在1936—1937年间所经历的一切绝非易事。他们恐惧的主要是法共，而他们仇恨的则是布鲁姆。

作为一个花花公子、犹太人、社会党党员和资产阶级的叛徒，布鲁姆招致了最强烈的仇恨。莫拉斯在1935年4月写道，布鲁姆是“一个可以向其背后开枪的人”。年轻的法西斯主义记者罗伯特·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illach)在1939年3月写道：“布鲁姆被拉出去枪毙的那天将是法国家家户户欢庆的日子，我们要喝香槟庆祝。”

这些对布鲁姆的攻击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在1936年的竞选活动中，他在街上突然遭到殴打，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政治暴力已经达到了极点，有点像内战的气氛。

“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

法国在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开始波及外交政策。

传统上，基于外交政策的政治结盟相当简单。左翼是国际主义者，它承诺要通过国际联盟与德国和解，要裁军，要保证集体安全。右翼是民族主义者，它对德国持怀疑态度，相比较联盟的“理想主义”政策，更倾向于根据军事实力和同盟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

因此，在1932—1934年，中左翼政府削减了国防开支，还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1934年右翼重新掌权后不久，新任外交部长路易斯·巴尔都(Louis Barthou)于4月17日宣布，法国今后不会再参加裁军谈判，而会将“用自己的方法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他开始主动向意大利和苏联示好以求结盟。1934年10月，巴尔都在陪同到访法国的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时遭到暗杀，但他的继任者皮埃尔·赖伐尔表面上还是走以前的老路。赖伐尔对与意大利结盟比与苏联结盟要热情得多，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1935年5月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

有趣的是，当苏联条约于1936年1月提交议会批准时，大多数保守派议员都投了反对票，原因是他们对法共的恐惧与日俱增，对德国一贯的猜疑也就渐渐淡化了。这是右翼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开始。

许多左翼分子同时也开始怀疑，面对纳粹主义，他们传统的和平主义是否还适合。法共早在1935年就已经欣然接受了爱国主义价值观。1936年，尽管此前社会党一直反对增加军费开支，莱昂·布鲁姆政府还是实施了第一次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

然而，如果说1936年后右翼就不再敌视德国转而开始反对战争，而左翼则恰恰相反，那这未免也太简单了。事实上，现在双方内部均有分裂，只不过左翼分裂的更严重而已。

在左翼，只有法共毫不怀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战争)抵抗德国。许多社会党党员坚持认为，即使敌人是纳粹德国，和平主义也是一项不能妥协的原则；而其他社会党党员则认为这种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

1938年，这场争论几乎把社会党分成了两派：该党领袖莱昂·布鲁姆持后一种观点，他的副手、社会党总书记保罗·福尔(Paul Faure)则持前一种观点。

法国总工会也出现了严重分裂：其领袖莱昂·儒奥(Léon Jouhaux)反对绥靖，而他的副手勒内·贝林(René Belin)则反对战争。

在激进党内部，大多数人可能支持像乔治·博内这样的人，他们虽然不是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但也和右翼一样担心法共的真正动机；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像皮埃尔·科特这样的激进派，他们视德国为主要敌人。

在右翼，支持绥靖政策已有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极右翼中有一些纳粹德国的狂热崇拜者，但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温和的中右翼的态度。

没有谁比皮埃尔·埃蒂安·弗朗丹这个实例更能说明这种演变的了。弗朗丹是一位观点极其温和的中右翼大政治家。弗朗丹身上穿的是在萨维尔街(Saville Row)定制的西装，他在伦敦商界和金融界人脉很广。1935年，他曾短暂出任内阁总理。

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时，他是外交部长，也正是他到伦敦进行游说，争取英国做出强有力的支持。他当时也支持签订法苏条约。两年后，弗朗丹成为法国与东欧脱离呼声最高的倡导者之一，他想让德国在该地区自由行动。

1938年9月，就在慕尼黑会议前夕，当时法国似乎要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开战，弗朗丹命人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反战海报：“法国人民，你们被骗了！神秘分子(犹太人和法共的代号)为了让战争不可避免，已经巧妙地设好了的圈套。”慕尼黑会议结束后，弗朗丹给希特勒（及其他签署方）发了贺电。

弗朗丹本可以“现实主义”为由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宣称法国不具备充当欧洲警察的资源。但社会恐慌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现实主义中充溢的悲观情绪。像他这样的保守派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和人民阵线已经严重动摇了法国的社会结构，国家再也承受不了任何冲突的压力了。

贝当的迅速投降是因为党派斗争

战争会敲响资产阶级的丧钟，为法共的革命铺平道路。法共似乎急于把法国推入战争，这进一步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俄国不是已经证明了战争是革命之母吗?正是这种复杂的焦虑让一位记者用“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来描述1938年法国右翼的态度。

这些保守的“现实主义者”并没有对法国这个超级强国的未来而感到绝望，但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地设想法国将扮演地中海而不是欧洲大陆的角色。他们对大英帝国的兴趣日益浓厚，有些矛盾的是，他们还指望意大利能和法国达成和解。

没有人比博内更确信法国实力上的局限性。他在慕尼黑会议前后对一位记者说：

我们别再扮演英雄了，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了。英国不会加入我们的。假扮“欧洲的警察”当然很好，但如果我们要这么做,我们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玩具枪、纸质手铐和硬纸板监狱……法国不允许再次发生像1914年那样的大屠杀。我们的人口每天都在减少。人民阵线把这个国家搞得只能慢慢恢复，任何轻率之举都将是致命的。

这些观点未能赢得所有保守派的支持。仍有少数人相信对抗德国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他们不允许反对法共的思想蒙蔽他们，让他们看不到同苏联结盟的必要性。

在保守派政治家当中，中右翼“民主联盟”(Alliance Démocratique)的领导人之一保罗·雷诺就持这种观点，而该组织的领导人实际上是弗朗丹；乔治·曼德尔虽然没有正式加入任何政党，但他在1917年曾是克列孟梭的得力助手，因而享有很高的声誉；还有亨利·德·克里利斯（Henri de Kérillis)，他虽不是出色的政治家，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记者。

正如他在1938年所写的那样:“我和你们大家一样都对苏联极为反感。但我不允许资产阶级的声音比爱国主义者更响。”

到1938年，左右两翼的分化虽然因为人民阵线而变得更加突出，但还是逐渐被对外政策上所产生的新的分歧而取代。

一方面，因身为和平主义者而开始反对法共的左翼成员，与因为反对法共而开始反和平主义的右翼成员之间达成了一种不寻常的和解；另一方面，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反纳粹分子之间也出现了这种不寻常的和解。

1938年初，布鲁姆本人也开始相信，为应对一种形势（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大萧条）而建立的人民阵线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德国的崛起和重整军备的需要)。

1938年3月，肖当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垮台，布鲁姆因此提出成立一个包括左翼的法共和右翼的保守派路易斯·马林(Louis Marin)所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来与德国抗衡。他甚至准备把财政部交给一个保守派。

但他的这一计划除了雷诺等少数几个孤立人士支持外，几乎没有得到右翼支持。弗朗丹反对这一计划，他代表了大多数保守派。

因此，布鲁姆就成立了由左翼支持的新的人民阵线政府，尽管他并不幻想这个新政府能长久下去，可能实际上他也不想它能长久下去。布鲁姆的第二届政府短短一个月就垮台了。4月10日，达拉第成立了新一届政府。